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生導師

Ⅰ 訪談：孫慶偉：考古學家找到傳說中的夏朝了嗎

考古學家找到傳說中的夏朝了嗎
澎湃新聞 楊炎之2016-06-06 07:27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感嘆道：「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這也就是說，在孔子生活的那個年代，可以查閱的史料與可資問詢的賢才都十分匱乏，毋庸說後代。而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讓我們看到了一線突破，即依靠詳實可信的實物來重塑三代信史的可能。從20世紀初疑古之風的盛行，到走出疑古時代的喧囂漸息，其中最為關鍵的橋梁正是考古。
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國的考古人是否已經找到傳說中的夏朝？為此，澎湃新聞專訪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孫慶偉教授，請他為我們講述三代考古背後的故事。

孫慶偉教授
澎湃新聞：眾所周知，顧頡剛先生是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怎樣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否受到日本學者如白鳥庫吉等人的影響？
孫慶偉：這個問題說來話長。關於顧先生早年的心路歷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他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就連顧先生自己晚年回憶時，還能體會到當年寫這篇《自序》時的暢快淋漓。我在《追跡三代》中有過詳細的分析，我認為這篇《自序》值得每一個學文史專業的學生認真去讀，用心去體會。至於顧先生究竟是如何走上 「古史辨」的道路的問題，這篇《自序》就是最好的回答。

孫慶偉著《追跡三代》
總體說來，顧先生的成就和他的個性、所處的時勢以及境遇有很大關系。首先，顧先生的個性十分鮮明，具體體現在兩點：一是治學時的「獨立之精神」，二是他有強烈的好奇心。沒有好奇心則對問題難有興趣，更難以深入，而如果囿於前人，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學的局限性就很大。正是因為顧先生有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才會對成說有所懷疑，才會以全新的視角去鑽研。

顧頡剛先生
其次，是他所處的時代。我們知道，清末民初處於大的社會轉型階段，新舊更迭劇烈。在這個大背景下，顧先生這一代學人受到很傳統的私塾教育，擁有良好的舊學根底；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潮流噴薄而出，又接受到新的學術思想啟發，也使得他們能產生新的觀念。顧先生在北大讀書期間，就有機會聽章太炎和康有為二人的演講，而章、康二人在治學中都夾雜有很強的政治性，他們對傳統的學說抱有很大懷疑，尤其是康有為，學術成了他實施政治抱負的工具。章、康兩位的觀點對顧先生的沖擊很大，埋下了後來疑古的種子。
最後是他的境遇，顧頡剛出身於一個普通書香人家，他的父親早年考入京師大學堂，後來卻因經濟問題中途輟學，這也成了老人家的一個心病。所以當他兒子考上北大後，縱使經濟不很寬裕，也全力支持顧頡剛在北大念書。
在北大讀書的顧頡剛很幸運地結識了胡適先生，胡適對顧頡剛的影響很大，可以說他後來走上古史辨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胡適的影響。雖然日後兩人的人生道路迥異，但終其一生，顧頡剛還是視胡適為終身的恩師，即便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中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但從顧頡剛的日記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還是把胡適放在一個很高的地位。
胡適對顧頡剛的培養並不像現在研究生培養中有很明確的培養計劃。與此相反，恰恰沒有，都是一些很隨機的事件，主要是配合胡適自己的工作，比如他讓顧頡剛做助手去查閱一些資料、點校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等等。但因為顧頡剛具有常人不可及的鑽研精神，使得他在做一個簡單的工作時也會引出無數個問題，這樣他就越鑽越深。到了1923年，便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當時學界的地震。
因此，顧先生走向疑古是多方面造成的結果，整個過程是很自然的，並不是刻意的安排。我們從《顧頡剛日記》中記載的早年經歷來看，也看不出他受到了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影響，更別說「堯舜禹抹殺論」了，李學勤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指出這一點。
澎湃新聞：顧頡剛早期曾認為「大禹為蟲」，但他並沒有否認夏朝存在的合理性，依據何在？後來他對夏朝的認識有沒有發生變化？
孫慶偉：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主要針對堯、舜、禹在文獻中呈現的次序，他們出現的時代與所見文獻的年代正好是一個反背，所以他對「禹」究竟是人還是神產生了疑惑。但顧先生從沒有質疑過夏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對大禹的屬性有所懷疑。他更傾向於「禹為神」，這個觀點到他晚年依舊沒有改變。例如在劉起釪先生的《尚書校釋譯論》中，該書的署名雖然寫的是顧頡剛和劉起釪二人，其實主要工作是劉先生做的，該書依舊將大禹的神性看得很重，劉先生是「宗」 顧先生，書中的關鍵性問題一定是尊重顧先生看法的。
顧先生一直考慮的問題其實是禹和夏為什麼會發生聯系？若他是神，如何會和王朝發生聯系？顧先生就從文字出發，從《說文解字》上找根據，《說文解字》認為「禹」字和蟲有關，所以推測「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而文獻中又有夏代鑄九鼎的說法，所以禹就和夏王朝發生聯系了。雖然後來顧先生放棄了「禹為蟲」的看法，但「禹為神」的觀點沒有變。
對於夏王朝，他並沒有否認，也沒有否認禹之後夏王的真實性。他還對夏代的都邑有過詳實的考證。而夏人的都邑又有多處，所以他提出要用考古學的辦法來證實，弄清它們到底是什麼性質。
澎湃新聞：1925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汾河流域進行過一次調查，這次考古活動的目的是否就是為了探索夏文化？那麼，他調查的依據是什麼？
孫慶偉：很多學者都說李濟去晉南調查和後來西陰村的發掘都是奔著夏文化去的，我個人的看法恐怕未必是這樣。為什麼這么講呢？因為李濟此次發掘是以清華大學和美國的弗利爾美術館共同合作的名義去的，經費也是由弗利爾美術館提供，發掘結束後他在給弗利爾美術館遞交的英文報告中，講到為什麼選擇西陰村遺址進行發掘時寫道，「部分地也是由於它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的中心」。我認為李濟這么寫無非是想突出此項工作的重要性，未必很明確是奔著夏都去的。

李濟先生
事實上，我們看他當時的調查報告，其中對他每天的行程都有著非常詳實的記錄。他確實到過傳說的「禹王陵」，但在李濟先生眼中，那隻不過是一個大土堆，究竟是不是陵墓都很可疑，更別說它是大禹的陵墓了。而等他到了西陰村，看到了滿地的彩陶碎片，他的調查就結束了，因為他的目的就達到了。什麼目的呢？就是尋找一處有彩陶的遺址，這就是他的目的，與尋找夏都沒有關系。
要了解李濟晉南之行的學術目的，要從當時的學術背景出發。1921年安特生發掘了仰韶遺址以後，又到了甘肅的河西地區進行調查，很快就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此後，仰韶文化在中國北方地區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安特生的觀點究竟是否正確，這是中國學者首先要做出回應的，所以李濟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去回答這個問題。他又是一個接受過嚴密的西方科學訓練的學者，讓他去尋找一個虛無縹緲的禹都，對李濟來說是難以想像的。後來他的同事徐中舒先生曾提出過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但在李濟看來，這在方法論上是不嚴謹的。
順便可以談到一點，現在大家都把1926年李濟在西陰村發掘視為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但實際上，李濟1923年在南開教書的時候就去新鄭的李家樓發掘過，因為那裡的大墓被盜，丁文江先生給他籌了一點兒錢，他就去新鄭李家樓發掘，只不過沒呆多久，只挖了幾個探坑，聽到土匪要來的消息，他就被嚇跑了。雖然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發掘，但是如果說李濟的第一次發掘，那確實是在新鄭，後來他不也寫了《新鄭的骨》么？
而且李濟去李家樓的時候，也不是單純因大墓被盜而進行的「搶救性發掘」。他去的主要目的還是要看看當地有沒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存。那時的李濟滿腦子都是新石器時代的東西，為什麼？就是因為他要回應安特生的觀點。當然，新鄭這次發掘的科學性和系統性遠不能與西陰村發掘相比，不過，我個人認為李濟在晉南的調查和發掘一定不是沖著夏文化去的。
對於「仰韶文化西來說」，李濟先生的做法是實事求是的調查，之後再予以回應。我們現在講「中國文化西來說」，似乎都歸結於西方學者的偏見，事實上，從清末以來很多中國學者也主張「中國文化西來說」或「中國民族西來說」，最典型的像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因為那是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國人在當時被視為東亞病夫，極度缺乏民族自信，所以一些學者就願意說中國文化是西來的，這樣才可以說我們與西方民族在族源上是一樣的，在種族上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是有這種心理在其中的。周予同先生1941年發表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就專門談到了這個問題，他把當時清末以來持這種觀點的中外學者都加以羅列，可以詳見。

安特生等人在整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而李濟先生有一個特點:科學主義至上，非常講究實證和科學。這點從他的求學經歷就可以看出來，他到美國最早攻讀的是心理學，後來改為社會學，最後才是人類學。他為什麼從心理學變成了社會學，就是因為他覺得心理學不夠科學，他要學個更科學的學科。包括1970年代編的《中國上古史》，他還認為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要講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說，他不會有先入為主的看法。
澎湃新聞：隨著1928年殷墟開始正式發掘，商代史中的諸多問題得以實證，這也使得尋找夏文化成了三代考古乃至整個中國考古學最核心的使命。如今普遍認為是夏朝遺址的偃師二里頭曾一度被我國考古學界判定為商湯的西亳，這是什麼原因？
孫慶偉：尋找夏的問題，是中國幾代考古學者的一個夢想，也是一個使命，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夏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獨特的地位，而且就學術本身來講，因為殷墟的發掘確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因此很自然地就要往前去追早商和夏的問題。
二里頭遺址的性質問題與1950年代鄭州的考古工作有著密切的關系，原因為何呢？因為我們知道，要找夏文化，首先就要確定什麼是最早的商文化。1952年在鄭州南郊發現了二里崗期的商文化，學術界公認二里崗期的商文化要比殷墟早，但是具體早多少考古學是解決不了的，因為考古學是解決相對年代的問題，解決不了絕對年代的問題，既可以比殷墟早一百年，也可以比殷墟早兩百年。
可幾乎在同時，1956年同樣在鄭州，又發掘了洛達廟遺址。考古學者認為這也是商文化的遺存，但是它和二里崗、殷墟的都不一樣。也就是說在1950年代，出現了三種類型的商文化——殷墟、二里崗和洛達廟，這三個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考古學者當時的認識就是以洛達廟為最早，二里崗其次，殷墟最晚，即一個商文化至少可以分為三段，所以當時河南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這三類遺存分別相當於商代的早、中、晚期。正好這一時期又在鄭州發現了相當於二里崗階段的商代城址，所以安金槐先生很自然地就把鄭州商城定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都。
1959年偃師二里頭遺址 正式發掘，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面貌有一部分和洛達廟很像，按現在的說法，二里頭文化分為四期，至少後兩期和洛達廟很接近。所以當時學者就想，它和洛達廟很接近，那它就應該是商代早期的遺存了，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頭遺址又發現了很大的宮殿，這與文獻中所記載商湯的西亳在偃師可以對應。這便形成了一條很完整的證據鏈，無論年代、文獻，還是文化面貌都對上了。所以學者就提出二里頭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觀點，這是當時的主流觀點，被普遍接受。
為什麼這個觀點後來又發生改變？這和鄒衡先生是分不開的，鄒先生差不多花了20年的時間才提出這樣的認識，簡單來講，他認為二里頭文化的一至四期是同一個考古學文化，二里頭文化不能從中一分為二，二里頭的三、四期不屬於商文化，而屬於夏文化。如果文化面貌改變了，那麼二里頭遺址的性質就自然發生改變，二里頭遺址「西亳說」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安金槐vs鄒衡
說來也巧，鄒先生提出這個觀點是1977年，剛提出的時候很多學者都不同意，尤其是主張二里頭遺址「西亳說」的學者，於是雙方發生了很激烈的學術爭論。但是沒過幾年，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83年，在偃師屍鄉溝又發現了一座商代城址——偃師商城，這座商城從文化面貌上講與二里頭遺址有所區別，它的地理位置比二里頭遺址更符合成湯西亳的所在，而它的文化面貌與鄭州商城最早的商文化接近。所以當時一大部分主張二里頭「西亳說」的學者都紛紛倒戈，認為屍鄉溝的這座商城是西亳，而承認屍鄉溝商城是西亳，實際上就是承認二里崗期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也等於就是承認鄒衡關於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是正確或絕大部分是正確的。從本質上講，偃師商城西亳說就是將早商文化向後壓了兩期，從二里頭文化三期之始後退到二里頭文化四期之末，這是一個巨大的改變。

二里頭遺址衛星影像（上）與偃師商城鳥瞰圖（下）
澎湃新聞：鄒衡先生最早把二里頭定為夏，他的依據是什麼？這中間也牽扯到著名的考古公案「亳都之爭」，您能否為大家簡單介紹下？您對此爭論有何看法？
孫慶偉： 為什麼鄒衡先生能提出這種看法？這與他的治學經歷有關，一開始他的看法和當時主流觀點是很接近的，鄒先生1956年從北大畢業，研究生期間在郭寶鈞先生的指導下做鄭州發現的新材料，他把鄭州二里崗新發現的商文化做了系統的研究，又與殷墟商文化的早晚關系、分期等都做了比較。
1957 年，鄒先生在北大當老師，和宿白先生一起去河北邯鄲發掘，在邯鄲他也發現了比殷墟更早的遺存，但那個時候他對這批遺存的性質並不清楚。1959年他又去了洛陽王灣遺址發掘，而王灣有二里頭文化一類的遺存。鄒衡先生學術起點是商文化，在很長的時間里他就在一直思考商文化的來源問題，所以我們看鄒先生在論證夏文化的時候其實花了很大一部分時間在研究商文化，因為只有把早商文化確定了，他才能確定什麼是夏文化。
經過他的系統研究，認為鄭州二里崗其實是商代早期文化，而非多數學者認定的商代中期；比鄭州更早的，像河北邯鄲，也就是太行山東麓地區的遺存，他認為是先商文化；二里頭遺址也比鄭州二里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樣，所以他判斷這應該就是夏文化。因為比商早的既可以是商的，也可以是夏的，還可以是其他族群的文化。
鄒先生研究時有一個絕招，就是對出土器物做大量的器類統計，在統計的基礎上就能得出一個很好的認識。比如他發現二里頭最主要的炊器是夾砂深腹罐，而鄭州二里崗是以鬲為主的，如果它倆同屬一個文化，為什麼會從罐變為鬲呢？而太行山麓地區的一些文化遺存也是以鬲為主的，所以鄒先生認為鄭州商文化的主要來源是東邊，而不是西邊。

二里頭文化的夾砂深腹罐（左）與二里崗文化的陶鬲
那麼鄒先生這種「以文化來定城」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是因為考古學研究解決不了絕對年代的問題，正如我剛才提到的，在鄭州二里崗挖出比殷墟更早的文化，那麼怎麼確定它的具體年代呢？有兩個辦法，第一個是碳十四測年，但碳十四測年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測出來比殷墟早，但文化屬性不確定的話，也不能判斷它是夏還是商，而且碳十四測年有誤差。第二個就是通過某個媒介把這個問題解決，鄒先生經過分析，他認為鄭州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但是如何證明呢？鄒先生想到的最好辦法就是證明鄭州的商城是商湯的亳都，如果這里是亳都的話，這里的商文化自然是早商文化，所以他才一直強調「鄭亳說」。
而事實上「鄭亳」在文獻中並沒有依據，因為文獻提到過西亳、南亳、北亳等，但「鄭亳」是鄒衡先生自創的概念。為什麼他要提出來這個鄭亳說？就是要解決商文化的年代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鄒先生確確實實是從考古學文化研究中得出的一個結論，可他需要給這個結論找一個切實的證據，告訴大家它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反過來講，如果單純根據歷史地理的考證，只根據它的地望而不考慮它的文化面貌，那是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不是考古學研究。
鄒先生提出「鄭亳說」確實面臨著諸多挑戰，當時很多學者都寫過文章指出他的不足之處。實事求是講，「鄭亳說」確實有它的不足之處，最大的短板就是沒有傳世文獻的依據。而且，一旦提出「鄭亳」說，就意味著要把其他幾個亳都特別是西亳否定掉，鄒先生當然非常清楚，他是怎麼否定的呢？

當年的「亳都之爭」可謂大咖雲集
鄒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就去過魯西南做工作，發掘了菏澤安邱堌堆遺址。他的目的就是想證明在早商時期豫東和魯西地區沒有商文化的分布，特別是沒有大型商代城址的存在，以此來否定湯都在此區域的可能性。但嚴格說起來這個推論是有瑕疵的，因為考古發現是有偶然性和局限性的，不能因為沒有發現便認為它不存在，這就有點像古史辨派的學者，過度使用了默證——「以不見為無有」。比如說張光直先生就很相信亳在商丘，但這一區域是黃泛區，東周時期的城址都被埋在10米深的沙土之下，更不用說早商時期的遺址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關於亳的問題遠沒有到畫上句號的時候，並不能排除將來在豫東找到亳的可能。
現在學術界通常說「北大是鄭亳說的大本營，而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說的大本營」，這種看法大致沒錯，因為在北大包括鄒先生、李伯謙先生都是持「鄭亳說」的。但我覺得更確切的表述應是「北大是反對西亳說的大本營」，反對「西亳說」並不一定就主張「鄭亳說」，比如我們的劉緒老師，可以說反「西亳說」的主將，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劉老師並沒有著文從正面論述「鄭亳說」，我推測這是有深意在內的。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鄭亳說」有待進一步的充實，豫東的問題不解決，「鄭亳說」就不是定論。現在考古學上找到了的幾座商城，能不能把亳的問題一網打盡？就我個人來看，遠沒有到這個時候。張光直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豫東的考古工作只是剛開了個頭，可惜因為他的去世而工作中斷了。所幸鄭州大學和河南大學同行們持續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們期待。
澎湃新聞：世界著名考古學家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發表過他對夏王朝的看法，其認為二里頭可稱之為「二里頭國家」，但它是不是夏朝還要保守來看。而身為二里頭隊長的許宏先生也認為在沒有確切的證據下不能認為二里頭就是夏。那麼您對二里頭的看法是什麼？它是否就是夏王朝的國都，或者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
孫慶偉：羅泰教授的觀點實際上是說沒有一錘定音的證據便不可以認為二里頭就是夏，從道理上講並沒有什麼不妥。但我覺得還得結合中國考古學的實際來講，舉個例子，殷墟甲骨發現以後，王國維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證明《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是可信的，他進而說因為《殷本紀》的可信，那麼《夏本紀》所載夏後的世系也應該是可信的，可到今天為止，誰也沒發現夏代的甲骨。
我們從考古學上看也是如此，考古學能解決什麼問題？它能解決文化面貌的不同問題，那麼從文化面貌上證明二里頭文化的時代早於早商，或像有的學者說的那樣，它與早商文化前後相繼或略有重疊，而它的分布區域又是文獻所載夏人的活動范圍之內，這是考古學家把二里頭文化說成夏文化的主要依據。
那麼我們在考古學的研究中是不是必須要以文字作為最後依據？如果有的學者認為必須要以文字為依據，那麼這個問題就不需要討論，因為二里頭沒有發現文字，甚至早商也沒有發現說它一定是商代早期的文字依據。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講，最早的信史還是殷墟。
但我想多數學者並不這么看，因為考古學可以通過自身的方法論對一些學術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這應該是考古學的學科優勢，而不是它的劣勢，考古學的主要價值就體現在對沒有文字記載歷史的研究上。
我理解許宏先生與羅泰先生是不一樣的。許宏先生這兩年反復強調講二里頭究竟是夏是商，主要是緣於他認為在考古學層面還沒有很好地解決夏、商文化的問題，具體來講，二里頭文化的三、四期和它的一、二期能不能分開，或者說，二里頭文化能不能一半是夏文化，一半是商文化。這實際上是對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有關觀點的重新審視。
為什麼會這樣？這實際上是考古學研究方法和局限性所決定的。簡單來說，兩類遺存差異到何種程度可以劃分為兩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差異到何種程度可以劃歸為同一支考古學文化的不同類型，再差異到何種程度是同一類型的不同期。嚴格來說，考古學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統一的標准，每個研究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分析研究，並得出結論。所以，嚴格說起來，每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屬性、類型和分期都有爭議，只不過不如夏文化這么引人注目，無人關注，無人較真罷了。
比如二里頭文化分四期，有人將它分為兩個文化，但分法各異。其中一部分人說第四期屬商，一、二、三期屬夏；還有人說第一期屬夏，二、三、四期屬商；當然還有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二期屬夏，三、四期屬商的看法。那麼你劃分的標準是什麼，文化差異到多大程度的時候你可以將它劃為兩個文化？且不說夏和商的問題，比這更關鍵的實際上是中國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操作規范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夏商爭論的問題，事實上大家不是按照統一標准對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在不同的平台上對話，何異於「雞同鴨講」？
考古學文化是考古學最為核心的一個概念，在將近一百年的過程中，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得很好。上個世紀50年代夏鼐先生寫過兩篇關於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文章，但都是很寬泛地講了些原則問題，至於具體如何量化，夏先生沒有給出答案。後來張忠培先生寫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研究考古學文化需要探索的幾個問題》，我理解其實就是要解決夏先生未解決的問題，裡面講了若干原則。但很遺憾，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些原則意見，等到每個研究者具體研究時，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做，有了很大的隨意性，有原則也等於是沒有原則，大家各行其是。
所以在如今的研究之中，只要遇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定性，分類型或分期時，就一定會有不同意見存在。只要遇到和族屬掛鉤的時候，或者遇到王朝更替的時候，這一問題就更會暴露出來。表現最明顯的就是三代時期，夏、商、周、秦、楚等無一例外。是因為它們很特殊么？其實不然，它實際上反映了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規范性，由此而引發了隨意性，這個問題亟須解決，需要整個考古學界去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考古學研究恐怕會「永無寧日」。（文/楊炎之）

Ⅱ 嚴文明的故事

嚴文明，1932年出生，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文明的起源研究。
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並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現為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兼任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國際史前學與原史學聯盟常務委員等

期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教學與研究，先後主持和參加了洛陽王灣遺址、河南大司空村遺址、山東長島北庄遺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的田野考古和室內整理工作，在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考古學史、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文明起源、農業起源等方面都有所創獲，在多個方面引領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
主要作品：1.《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2.《中國通史(二):遠古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
4、《環境考古研究的展望》 《走向 21 世紀的考古學》三秦出版社
5、《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
主要觀點：六十年代，在河南偃師附近的二里屯又發現了一個宮殿區，這個地方有一個墓葬，裡面有很多的青銅器，考古學家把他稱做二里頭文化。它的年代比鄭州商城還要早，但早在什麼時候，學術界一直有爭議，有的認為是商朝，有的認為是夏朝，有的認為是一個發展過程，前段時間是夏朝，後來發展到了商朝。在九十年代，在二里頭的旁邊又發現了一個偃師商城，年代和鄭州商城差不多，在兩個挨近的地方不可能有兩個商的都城，因此有的學者推斷是商滅夏以後，在夏原有的都城附近建了一個都城。又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炭十二的檢測，基本確定了二里頭為夏文化。因此人類文明又推進到了夏朝，但是人類文明不可能一個早晨就形成了，夏文化的形成也一定是有個形成過程的，不管怎樣講，文明應是野蠻人創造的，因此學者都很一致的認為應在新石器時代去尋找人類文明的起源。
關於中華民族起源、中華文明如何發展演化的問題，一直夾雜在歷史和考古的雙重辨證發展中。嚴文明指出歷史的論證不同於考古發現。考古是科學，講究的是實證。因而在考古中，黃帝、炎帝究竟是否存在，它們是否具有不同文明體系，這些問題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體的發掘實物--比如說石器物、骨器來說話。
嚴文明教授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同事趙輝教授對此也表示認同。趙輝指出，由於缺乏文字的記載，對於黃帝、炎帝是否有其人，是否同為一人，都無法得到確切的結論。因而，在考古學上只是承認有黃帝、炎帝時代的存在，但具體的歷史細節卻無法得知。"雕龍碑遺址發掘情況表明了當時的一些基本情況，比如說房屋建築、新的發明，這些都是實在的，考古研究人員所做的恰恰只是這些，卻不能將其發現成果與神話傳說一一劃上等號。
嚴文明表示，對於中華民族的起源，考古學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萬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學依據的，但黃帝、炎帝的傳說卻不能作為考古推論的依據。盡管上世紀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廟"是否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論學界沒有得到共識。考古界一般將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問題劃歸到仰韶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等概念范疇內。

Ⅲ 殷商文化的研究成員

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會名單 （以筆畫為序）
王 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
朱鳳瀚（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教授、博導）
宋鎮豪（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先秦史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李伯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導）
李學勤（清華大學教授、博導）
楊升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鄭振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商志香覃（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王玉哲（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劉啟益（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劉起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吳 澤（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導）
張政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鄒 衡（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博導）
謝辰生（國家文物局顧問） 王宇信
王 暉（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王 毅（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王 巍
王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尹盛平（陝西歷史博物館研究員）
方 輝（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教授）
劉 緒（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導）
劉一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孫 華（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
孫敬明（山東濰坊博物館研究員）
朱鳳瀚
許順湛（河南省博物館研究員）
許智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齊 心（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吳振武（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
宋鎮豪
張文彬（國家文物局原局長）
張玉金（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張國碩（鄭州大學歷史與考古系教授）
張松林（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李 民
李伯謙
李學勤
李紹連（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李維明（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李朝遠（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杜金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楊升南
楊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辛佔山（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陳全方（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研究員）
陳煒湛（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單天倫（中國地方史志指導小組研究員）
鄭振香
晁福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欒豐實（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秦文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郭旭東（安陽師范學院教授）
高 明（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博導）
高大倫（四川省文物局局長、教授）
高英民（河北省石家莊市文化局研究員）
徐良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商志香覃
常玉芝（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曹 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黃天樹（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黃錫全（中國錢幣博物館研究員）
彭適凡（江西省博物館研究員）
葛英會（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博導）
裘錫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雷從雲（國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員）
蔡運章（洛陽第二文物工作隊研究員）
戴志強（中國錢幣博物館研究員） 朱啟新（國家文物局編輯室）
李天增（安陽師專教授）
李祖衛（安陽市原人大主任）
楊學法（安陽市原人大副主任）
郭新和（安陽師范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薛安勝（山東省桓台縣委書記） 許 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 堅（安陽市對外友協副主席） 馬季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方 輝
任 偉（鄭州市文化局副局長）
劉 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朱彥民（南開大學副研究員）
宋國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光明（山東省淄博市文化局副局長）
李立新（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雪山（安陽師范學院副教授）
肖先進（三星堆博物館館長）
周廣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孟憲武（安陽市文物工作隊隊長）
宮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黨向魁（河南安陽甲骨學會會長)
唐際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文華（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館員）
孫亞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李 昆（江西省樟樹市博物館館長）
徐義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Ⅳ 鄒衡的人物生平

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49年轉入史學系，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後考入考古專業攻讀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獲得北京大學副博士學位。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蘭州大學，1956年調回北大歷史系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時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後當選為考古學和先秦史學會理事、商文化學副會長。1986年起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擔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殷商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
從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對商周考古工作有開拓之功。他最早提出並論證了河南二里頭遺址1至4期均為夏文化，首次對殷墟進行了文化分期，發現了西周燕國與晉國的都城遺址，指導和參與過西周晉侯墓地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研究論文、著作或成果:《論早期晉都》《文物》，1994年1期；《論早商都城》《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講座會文集》，科學出版社 1995；另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天馬———曲村1980-1989》《文物與考古論文集》、《晉、豫、鄂三省考古調查簡報》、《偃師商城即太甲桐宮說》、《西亳與桐宮考辨》、《論菏澤（曹州）地區的岳石文化》等，並參與編寫了由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的編寫。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北大考古系教授鄒衡帶領學生來到山西做文物調查，試圖找到晉國的始封地——唐
。他一直相信班固的說法，所以便首先來到太原。鄒先生是個非常認真的學者，他一件一件的把玩每一件出土
文物，結果發現最早的也已是春秋時期的，這時他又聽說山西考古隊在發掘所謂的「叔虞墓」，便興沖沖跑去看，卻發現那不過是唐宋以後建的偽墓。這件事給鄒先生的刺激很大，他想看來班固的說法確實有問題，於是他又來到顧炎武提及的汾河南面，但也一無所獲。
鄒衡回到北京後，又對史料進行了一次盤查，終於決定把重點放在臨汾一帶。1979年，鄒衡帶著學生再次來到山西。這一天，一行人來到天馬——曲村，鄒先生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憑著多年的考古經驗，他認定這里一定有重要遺址。於是他命令學生挖一條探溝。探溝里並沒發現什麼。這時臨近過年，天氣又太冷，他便同意學生回家過年，自己則留下繼續尋找。
這時一件意想不到不事情發生了。原來早有一夥盜墓賊在跟蹤這支考古隊。這幫強盜擁有槍支、炸葯等先進武器，一等有機會便開始下手，他們用炸葯炸開地表，找到了幾座大墓。其中的一座距鄒衡他們挖的探溝只有兩米遠。一場瘋狂的掠奪開始了，大批文物被洗劫。面對這些窮凶極惡的強盜，鄒先生也只有嘆氣的份了。
到公安部門到來時，現場已是一片狼籍。鄒衡立刻進入現場進行搶救性挖掘，清理出大量文物。經整理，發現這里是晉國早中期八位晉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他生前主張的河北的中部和南部應該是先商文化的起源地，但一直沒有確切的實物來印證。2010年5月份在河北省鹿泉市的北胡庄村北發覺的現場發現了先商時期(公元前3600 公元前4000年前)的遺址，填補了該市先商文化的實物空白，為史學界關於石家莊可能是先商文化發祥地的理論推斷，提供了重要實物依據。

Ⅳ 百家講壇的講師有那些

鮑鵬山：上海電視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王曉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外關系史研究所所長
高日暉：文學博士、大連大學副教授
胡金兆：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北京市文聯退休編審
喻大華：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
蒙曼 《大隋風雲》節目
王樹增：國家一級作家、大校軍銜
段懷清：浙江大學副教授
王新陸：山東中醫葯大學校長，教授、全國著名中醫內科專家
周汝昌：著名紅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
莫礪鋒：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邱紫華：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蒙 曼：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康 爾：南京大學文化藝術教育中心主任。
周文順：鄭州大學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喬 良：現任空軍政治部創作室副主任，空軍少將，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
張望朝：現為中共黑龍江省委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作家
陳毅明：現任廈門市華僑歷史學會常務副會長
李 蕾：河南省林州市市委、市政府接待辦公室副主任
錢文忠：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趙英健：河北遵化市清東陵文物管理處副主任
孟憲實：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國學院副教授
孫立群：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於 丹：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
隋麗娟：哈爾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立群：現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徐放鳴：現任徐州師范大學美學教授
易中天：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孫丹林：錦州市楹聯學會會長 ，渤海大學特聘教授
高有鵬：現任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李昌集：現為徐州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康 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
趙 林：哲學博士，現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
韓秀雲：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葛劍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劉揚體：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曾國平：重慶大學貿易及法律學院院長
方爾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紀連海：北師大二附中高級歷史教師
李敬一：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趙世民：中央音樂學院教師
淳 子：上海東方電台談話節目主持人，女作家
金正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知名禮儀與公共關系專家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
酈波《酈波評說曾國藩家訓》節目
姚淦銘：古代文獻研究所所長
劉心武：當代作家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周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馬 駿：法學博士、國防大學教授
周思源：現任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教授
馬瑞芳：山東大學教授，學者，作家
閻崇年：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
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馬未都：收藏專家、觀復博物館館長
周嶺：87版電視劇《紅樓夢》編劇
曾仕強：胡雪岩研究會副會長、台灣師范大學教授
姜安：深圳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
傅佩榮：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張 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三部主任、副研究員
孫 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梅錚錚：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研究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員
王啟濤：西南民族大學教授
李煒光：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
郝萬山：北京中醫葯大學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
袁騰飛：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歷史教研員、北京市高級教師
魏新 《東漢開國》節目
趙曉嵐：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後，博士生導師
江 英：教授，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正師職， 大校軍銜
酈 波：南京師范大學博士後、副教授
翁思再：華東師范大學研究員、文匯新民報業高級記者
畢淑敏：國家一級作家、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曾從事醫學工作20年
呂立新：書畫鑒定專家
董平：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
商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會長
於濤：中華書局《文史知識》編輯部主任、博士
吳桐禎：北京教育學院豐台分院特級教師
方誌遠：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院長，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 魏新：山東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作家，詩人
劉強：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梅毅：中國作家協會一級作家
韓田鹿：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楊雨：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趙玉平：北京郵電大學管理學博士、國學博士、心理學博士
羅大中：中醫學博士，北京中醫葯大學診斷學博士
張大千：腦科醫學專家，中西醫結合內科教授
朱翔非：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後，北京四中校長助理
李清泉：國家行政學院培訓中心博士
李曉：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
厲華：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
李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彭林：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錢斌：安徽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科技大學理學博士
趙冬梅：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閻崇年：《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我讀經典之〈明經讀史 感悟人生〉》、《大故宮（第一部）》

易中天：《易中天品三國》、《漢代風雲人物》、《先秦諸子 百家爭鳴》、《我讀經典之〈我讀先秦諸子〉》、《大年初一說經典》

於 丹：《於丹〈論語〉心得》、《於丹〈莊子〉心得》、《於丹〈論語〉感悟》、《我讀經典之〈在成長中感悟〉》

王立群：《王立群讀史記》（漢武帝、秦始皇）、《漢代風雲人物》（項羽、呂後）、《大風歌》、《我讀經典之〈強勢由人〉》、《千古中醫故事之華佗》、《宋史》（正在錄制）

紀連海：《正說清朝二十四臣》（和珅、劉墉、紀曉嵐、多爾袞、鰲拜、吳三桂、大太監李蓮英）、《我讀經典之〈感悟孔孟〉》、《〈千古中醫故事〉之孫思邈》

錢文忠：《玄奘西遊記》、《解讀〈三字經〉》、《我讀經典之〈獨特的啟蒙〉》、《千古中醫故事之李時珍》、《班墨傳奇》、《解讀〈弟子規〉》、《孝經》(正在錄制)

金正昆：《金正昆談現代禮儀》、《身邊的禮儀》

張望朝：《楊子榮》、《抗日名將楊靖宇》

蒙 曼：《武則天》、《太平公主》、《長恨歌》、《大隋風雲》（上部）－隋文帝、（下部）－隋煬帝（正在播出）

喬 良：《新解三十六計》

康 震：《唐詩的故事》（ 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我讀經典之〈莊子的人生境界〉》、《唐宋八大家》 曾鞏、歐陽修、王安石、韓愈、柳宗元、三蘇父子（正在錄制）

孟憲實：《玄武門之變》、《貞觀之治》、《唐高宗真相》、《我讀經典之〈君子與小人〉》

隋麗娟：《慈禧》、《孝庄》、《我讀經典之<兼愛與非攻>》

孫立群：《呂不韋》、《李斯》、《范蠡》、《我讀經典之〈解析<韓非子>〉》、《千古中醫故事之扁鵲》、《從司馬到司馬》

毛佩琦：《明十七帝疑案》、《鄭和下西洋六百年祭》、《我讀經典之〈毛佩琦七解<中庸>〉》、《大明第一謀臣劉伯溫》

馬 駿：《二戰風雲人物》、《我讀經典之〈有用與無用〉》《拿破崙》（正在錄制）

劉心武：《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秦可卿、賈元春、妙玉、林黛玉、薛寶釵、賈寶玉、史湘雲、八十回後真故事）

郝萬山：《千古中醫故事之張仲景》、《郝萬山說養生》（正在錄制）

王啟濤：《蜀地探秘之<李冰與都江堰>》、《憂樂范仲淹》（即將播出）

劉揚體：《經典中的愛情》

姜安：《戰國說客雙雄（張儀、蘇秦）》

李敬一：《欣賞中國古典詩詞》、《李後主的詞》、《司馬遷》、《屈原》

李煒光：《正說包公》

高日暉：《范進中舉》

趙世民：《探秘中國漢字》

徐放鳴：《另類英雄李雲龍》、《我讀經典之〈浩然之氣與人格之美>〉》

王曉秋：《大變動中的中國之甲午風雲》

王新陸：《解讀中醫》

康 爾：《傳奇紫砂壺》

周文順：《焦裕祿》

趙英健：《清朝陵寢之謎》（慈禧、康熙、道光、嘉慶）

陳毅明：《我心目中的陳嘉庚》

李昌集：《《西廂記》中的愛情》、《從悲到喜說西廂》

孔慶東：《孔慶東看武俠小說》、《魯迅》、《我讀經典之 <論語>的魅力》、《老舍的幽默》、《從<說笑>看錢鍾書的幽默》、《啼笑姻緣的愛情三模式》

孫丹林：《楹聯的故事》、《唐伯虎》、《陸游的故事》、《我讀經典之〈無形中的指引〉》

姚淦銘：《老子與百姓生活》

馬瑞芳：《馬瑞芳說聊齋》、《我讀經典之〈感悟孔孟〉》

閻崇年老師解說《康熙大帝》

方爾加：《孔子眼中的「仁義禮孝」》、《漢代國策風雲》

周思源：《紅樓夢中的小人物》、《正說三國人物》、《周思源也說秦可卿》、《文明太後》（即將播出）

李 蕾：《紅旗渠的故事》

馬未都：《馬未都說收藏》（傢具篇、陶瓷篇、玉器篇、漆器篇、雜項篇）

喻大華：《道光與鴉片戰爭》、《喻大華評說嘉慶王朝》、《苦命皇帝咸豐》、《末代皇帝溥儀》、《囚徒天子光緒》

葛劍雄：《我讀經典之〈荀子的啟示〉》、《葛劍雄談地域文化》

周嶺：《周嶺解密曹雪芹》、《<紅樓夢>中的節日》（端午節、春節）、《奏摺的秘密》（即將播出）

曾仕強：《我讀經典之〈易經與人生〉》、《胡雪岩的啟示》、《易經的奧秘》

鮑鵬山：《鮑鵬山新說水滸》（林沖、武松、李逵、魯智深、宋江）、《孔子是怎樣煉成的》、《春秋》（即將播出）

袁騰飛：《兩宋風雲》、《塞北三朝》(遼、金(未播)、西夏(未播))

趙曉嵐：《李煜》、《金戈鐵馬辛棄疾》

江英：《回首開國大典》

酈波：《大明名臣》（風雨張居正、抗倭英雄戚繼光、清官海瑞、「救時宰相」於謙）、《酈波評說曾國藩家訓》

方誌遠：《大明嘉靖往事》、《萬曆興亡錄》

魏新：《東漢開國》

趙玉平：《麻辣說三國》（向諸葛亮借智慧、跟司馬懿學管理、《曹操》<正在錄制>

莫礪鋒：《杜甫的文化意義》、《詩歌唐朝》、《蜀地探秘之杜甫草堂》、《白居易》

傅佩榮：《孟子的智慧》

翁思再：《梅蘭芳》、《伶界大王譚鑫培》

呂立新：《水墨齊白石》、《寫實徐悲鴻》

董平：《名相管仲》、《傳奇王陽明》

商傳：《永樂大帝》《朱元璋》（正在錄制）

於濤：《走近曹操》 吳桐禎：《成語趣談》

梅錚錚：《蜀地探秘之武侯祠》、《解碼關公》

王樹增：《軍旅作家王樹增講長征》、《王樹增解讀三大戰役》（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

劉強：《竹林七賢》 傅佩榮教授解讀《孟子的智慧》

朱翔非：《中華孝道》
張大千：《名人酒故事》
羅大中：《大國醫》（王孟英、錢乙、李東垣、繆希雍、朱丹溪）、《名醫是這樣成長的》(正在錄制)

楊雨：《俠骨柔情陸放翁》、《納蘭心事有誰知》（4月28日起播出）

韓田鹿：《三言二拍》、《大話西遊》

梅毅：《梅毅話英雄》（鮮為人知的楊家將、隋唐英雄志）

李清泉：《英雄項羽》

李曉：《商賈傳奇》

厲華：《信仰的力量》

李山：《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正在錄制）

彭林：《彭林說禮》

錢斌：《千年一筆談》

趙冬梅：《千秋是非話寇準》

張召忠：《張召忠說航母》（正在錄制）

Ⅵ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是哪裡人

李伯謙，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92—2000年任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主任兼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館長。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副會長。參加和主持過河南偃師二里頭、安陽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晉侯墓地等多處遺址的發掘。出版有《中國青銅器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專著，發表論文三十多篇。曾出訪美、英、德、法、日、韓等國和港、澳、台地區，參加學術會議和講學。1995年出任國家「九五」國家科技攻關重大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目前正參與主持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重大項目《中國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課題的工作。 李伯謙教授曾任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長兼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館長。主要從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青銅時代考古、古代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等的教學與研究。1966年起出任「九五」國家科技攻關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和「十五」國家科技攻關重大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主持人之一。

Ⅶ 哪些專家 教授在《百家講壇》上講過課

鮑鵬山：現為上海開放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畢淑敏：國家一級作家、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曾從事醫學工作20年
陳振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陳毅明：現任廈門市華僑歷史學會常務副會長
程遂營：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旅遊系教授、副院長
淳子：上海東方電台談話節目主持人、女作家
丁牧：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
丁萬明：河北省委黨校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戴錦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
董平：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段懷清：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專業教授
方北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方爾加：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方誌遠：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
傅佩榮：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傅小凡：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宗教學研究所教授
馮光生：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范德偉：河北博物院副研究員
高日暉：大連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高有鵬：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高長山：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葛劍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韓升：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
韓田鹿：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韓秀雲：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郝萬山：北京中醫葯大學教授、主任醫師
黃鳳春：葉家山墓地考古發掘總領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胡阿祥：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
胡金兆：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北京市文聯退休編審
紀連海：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級歷史教師
賈英華：中國傳記學會副會長、作家、晚清史研究學者
江英：軍事科學院研究員，正師職，大校軍銜
姜安：深圳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
姜鵬：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金正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系教授，知名禮儀與公共關系專家
康爾：南京大學文化藝術教育中心主任
康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昌集：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李敬一：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蕾：河南省林州市市委、市政府接待辦公室副主任
李清泉：國家行政學院培訓中心博士
李任飛：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李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煒光：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
李蓉：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李曉：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
李寅：清東陵文物管理處研究室主任、中國清宮史學會理事
林岩：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厲華：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
酈波：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後
劉強：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劉心武：當代作家，中國著名作家
劉慶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博士生導師
劉揚體：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金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
呂立新：書畫鑒定專家
呂玉華：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學教授
羅大中：中醫學博士，北京中醫葯大學診斷學博士
馬駿：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法學博士、二戰專家
馬瑞芳：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者，作家
馬茂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散文學會副會長
馬未都：收藏專家、觀復博物館館長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
梅毅：中國作家協會一級作家
梅錚錚：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研究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員
蒙曼：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孟憲實：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莫礪鋒：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彭林：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錢斌：合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科技大學理學博士
錢文忠：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喬良：軍旅作家，現任空軍政治部創作室副主任，空軍少將，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
邱紫華：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商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會長
蘇升乾：雲南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教授
隋麗娟：哈爾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孫丹林：錦州市楹聯學會會長，渤海大學特聘教授
孫國亮：龍岩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主任
孫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孫立群：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邵維正：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教授，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名譽理事
唐博：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館博士
田凱：河南博物院院長
王立群：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翔：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語文高級教師
王啟濤：西南民族大學教授
王士祥：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王樹增：國家一級作家、大校警銜
王雙懷：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武則天研究會會長
王衛平：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王曉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外關系史研究所所長
王新陸：山東中醫葯大學校長，教授、全國著名中醫內科專家
魏新：山東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作家、詩人。
翁思再：華東師范大學研究員、文匯新民報業高級記者
吳桐禎：北京教育學院豐台分院特級教師
吳建民：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國際展覽局名譽主席、原外交學院院長
徐放鳴：江蘇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教授
徐焰：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閻崇年：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
楊雨：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楊瑾：陝西歷史博物館研究員
姚淦銘：江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古代文獻研究所所長
葉廣芩：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易中天：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於丹：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
於賡哲：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於濤：中華書局《文史知識》編輯部主任、博士
於鍾華：浙江大學哲學博士、書法學碩士
喻大華：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
袁騰飛：北京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歷史教研員、北京市高級教師
曾國平：重慶大學貿易及法律學院院長
曾仕強：台灣師范大學教授、胡雪岩研究會副會長
張一清：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大千：腦科醫學專家，中西醫結合內科教授
張宏傑：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後、作家
張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三部主任、副研究員
張望朝：現為中共黑龍江省委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作家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張少泉：北京大學物理學教授，中國地震局研究物理所研究員
張志君：中國教育電視台研究員、研究室主任
趙冬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趙林：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哲學博士
趙世民：中央音樂學院教師
趙曉嵐：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趙英健：河北遵化市清東陵文物管理處副主任
趙玉平：北京郵電大學管理學博士、國學博士、心理學博士
周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周嶺：87版電視劇《紅樓夢》編劇、紅學家
周汝昌：著名紅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
周思源：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教授
周文順：鄭州大學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朱翔非：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後，北京四中校長助理[1]
翟雙慶：北京中醫葯大學教授、中醫基礎理論專業博士生導師

Ⅷ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名師名家

一個學科是否真正的強大，還有賴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專業自建立以來，就注重教師隊伍的培養，而今考古文博學院師資力量雄厚。50多年來，在考古專業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穩定的、老中青相結合的師資隊伍。其中，60歲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領頭人，均屬全國該研究方向的頂尖人物，他們分別擔任了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和理事長；由他們主編的教材多年來也一直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們帶出來的中青年教師，已逐漸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嶄露頭角，並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備，陣容之強大，在全國高校中是僅有的。考古文博學院的學科分布比較齊全，這種情況在國內也不多見。考古文博學院已開出各類課程100多門，在全國高校相關專業中是最多的，其中許多課程是國內首開的新課，具有開創性。一些教材亦為全國各高校相關專業所採用。
50多年來，考古文博學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學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已為國家培養了數千名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級專門人才，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建設了一支學有專長且梯次配備的教師隊伍，其中有較深造詣的、國內外相關領域有一定知名度的專家教授就有20多名。這些專家長期在中國考古的第一線，不僅對中國的考古學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貢獻，而且如今已經是桃李滿天下了。蘇秉琦、宿白、鄒衡、嚴文明、李伯謙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蘇秉琦先生所創建的學科理論推動了全國各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從1934年起，蘇秉琦先生在陝西省的渭河流域從事田野調查，並參加了寶雞斗雞台墓地的發掘。在他所著的《斗雞台溝東區墓葬》（1948）報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問題。1950年，他參加了河南輝縣戰國墓的發掘和《輝縣發掘報告》的編寫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陽中州路（西工段）沿線的發掘工作，這對認識洛陽地區的仰韶文化和商殷、兩周、漢唐各時期的物質文化面貌及其發展的階段性，是一項基礎性的有意義的工作。在《洛陽中州路(西工段)》（1959）報告的結語中，他運用地層學和類型學，對仰韶文化和商、周、漢、唐幾種不同文化遺存的分期和性質進行了理論性探索。其中對東周墓葬的分期研究，為建立中原地區東周墓葬的斷代標尺奠定了基礎。1957～1960年間，他先後主持了河北省邯鄲市澗溝和龜台龍山—商周遺址、陝西華縣泉護村遺址和元君廟墓地以及洛陽王灣遺址的發掘，這些工作對揭示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面貌及其類型劃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他發表的《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考古類型學的新課題》等學術論文，就一些考古學文化的淵源、特徵、發展途徑等問題作了嘗試性分析，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域分布的格局、系統等問題，提出了創見，並對此賦予研究方法的意義，在考古學界有廣泛影響[ ]。
宿白先生是我國歷史時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開創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學石窟寺遺跡的考古實習，對國內主要石窟都作過測繪或部分測繪、記錄和研究。1959年，還參加對西藏文物的調查。宿白先生運用類型學方法，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作過全面的分區分期研究，從而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制度的演變、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奠定了基礎。同時，他結合文獻記載，對這個時期城市遺址作了系統的研究。對當時都城格局的發展、演變提出了創見。宿白先生對宋元考古曾作過若干專題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書，成功地運用了文獻考據與考古實物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學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開創性地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跡。宿白先生的主要學術論著還有：《中國石窟寺研究》（專著）、《藏傳佛教考古》（專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專著）；《北魏洛陽城與北邙陵墓》、《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和內容》、《隋唐城址類型初探》等，這些都成為歷史時期考古的經典性著述。
鄒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稱，在國際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1952年，鄒衡先生大學畢業後考入考古專業攻讀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國第一位考古學研究生。50多年來，他一直從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對商周考古工作有開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實踐的基礎上，創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學的體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學界引起震動的學術觀點。如提出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鄭州商城即商湯毫都、先周文化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論點。他最早提出並論證了河南二里頭遺址1至4期均為夏文化，首次對殷墟進行了文化分期，發現了西周燕國與晉國的都城遺址，指導和參與過西周晉侯墓地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天馬——曲村1980—1989》等，並參與編寫了由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被學術界認為「在20世紀後半葉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嚴文明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專家。從1958年起長期從事考古教學與研究，並且與田野考古緊密地結合起來。教學方面，他先後開設了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考古學（上）、田野考古學、考古學導論和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等8門課程，絕大部分為首次開設。培養了數十名碩士、博士、博士後研究人員和外國留學生，曾獲北京市高校教學一等獎。田野考古方面，嚴文明先生主持或參與主持了河南洛陽王灣、鄧州八里崗、山東長島北庄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數十處考古發掘項目，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陶器和稻作農業遺存，揭示了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多種類型的聚落遺址，為復原中國史前和早期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較全面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與分區方案，對農業發生、聚落形態演變、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等主體文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比較完整的體系。對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學文化等基礎理論也有所充實和發展。先後發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遠古時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紀的考古學》（1997）、《史前考古論集》（1998）、《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2000）和《長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謙先生自1961年以來，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考古學課程，參與建立完善了中國考古學相關課程的教學體系，培養了30多位碩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李伯謙先生參加和主持過河南偃師二里頭、安陽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晉侯墓地、江西吳城、湖北盤龍城、青海柳灣等遺址的發掘。30多年來，圍繞教學開展科學研究，李伯謙先生累計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對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晉文化、燕文化及中國北方與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進行過深入研究。出版有專著《中國青銅器文化結構體系研究》，系統勾劃出了以夏商周文化為中心的中國青銅文化網路體系，探討了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進程。1995年，李伯謙先生提出考古學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廣泛應用。同年出任國家「九五」國家科技攻關重大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2000年又參與主持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重大課題「中國文明探源工程：華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發展研究」項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
他們不僅為中國的考古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滿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不但擁有老一輩學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師也已經在各個領域獨領風騷或嶄露頭角。目前，考古文博學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導師16人），副教授12人，講師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職教授2名。老一輩學者的學術傳統在他們身上得到真實的再現。他們通過教學和科研又在實現著中國考古學學脈的傳承。
長期堅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線的他們，涌現出不少感人事跡。劉緒、趙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盡管身體有恙，卻始終堅持在考古工地指導學生，不僅保障教學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且也屢有重大考古發現。劉緒教授自從1985年畢業留校任教以來負責田野考古實習的課程，累計野外工作時間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國都城考古發掘獲國家文物局優秀工地獎；1999年獲北京教學成果一等獎。在2002年「北京大學十佳教師」選舉活動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趙化成教授更獲得「中國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榮譽。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裡，考古文博學院師生跟當地村民也結下了深情厚誼。2007年暑假期間，學院20餘名師生在河北邢台市臨城縣臨城鎮補要村發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電線橡膠燃燒而起火，學院師生在領隊王迅教授的率領之下，迅速趕到火場，與村民一起分工提水、運水滅火，並數次沖進火海搶救財產。經兩個多小時將大火撲滅，保全了該村民的大部分財產，參加救火的村民與師生毫無傷亡。次日，補要村村委會代表全村兩千多戶村民向考古文博學院考古隊贈送一面寫有「夜半民宅撲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錦旗。臨城縣政府領導也前往補要村，對考古文博學院師生表示感謝，並為考古隊送來了米面糧油等給養表示慰問。考古文博學院師生的行為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也得到北京大學的表彰。

Ⅸ 考古學家誰知道有誰

中國現當代考古學家有很多，以下幾位是其中的代表：
嚴文明：1932年生，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文明的起源研究。
裴文中：史前考古學、古生物學家。河北豐南人。1927年畢於北京大學地質系。1937年獲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1929年起主持並參與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者。1931年起，確認石器、用火灰燼等的存在，為周口店是古人類遺址提供了考古學重要依據。主持山頂洞人遺址發掘，獲得大量極有價值的山頂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遺物。1949年後，積極開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綜合研究，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梁思永：中國現代考古學家，梁啟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廣東新會人。194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新中國成立後，於1950年8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此時尚未成立學部，尚未產生學部委員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李濟：人類學家、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他主要致力於殷墟陶器、青銅器的研究，著有《西陰村史前遺存》、《殷墟器物甲編·陶器》上輯、《李濟考古學論文集》等，又與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專刊》。
賈蘭坡：中國著名的舊石器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第四紀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他是一位沒有大學文憑卻攀登上了科學殿堂頂端的傳奇式人物。
夏鼐：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榮獲英國學術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國全國科學院等七個外國最高學術機構頒發的榮譽稱號，人稱「七國院士」。
蘇秉琦：中國現代考古學家，河北高陽人。1934年畢業於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建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第一、二屆副理事長。曾主持河南、陝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主要遺址的發掘。
俞偉超：考古學家，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研究生畢業，歷任北大歷史系、考古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後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代表作有：《西安白鹿原發掘報告》、《三門峽漕運遺跡》、《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中國古代公社制度的考察》等。
李仰松：1932年生，陝西臨潼人，1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在史前考古學特別是民族考古學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貢獻，是中國著名的民族考古學家。

Ⅹ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基本介紹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的積極支持下，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正式設立，蘇秉琦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請鄭振鐸、裴文中、夏鼐、林耀華、郭寶鈞諸先生為兼任教授。
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會議決定，考古專業從歷史系分出而獨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先生為第一任系主任，這是考古學系歷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1988年，嚴文明任系主任，考古學被國家教委確定為全國高校重點學科。同年設立博物館學專業，並開始招生。1992年，李伯謙任系主任，考古系與歷史系共同建立的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開始工作。 1998年北京大學與國家文物局聯合辦學成立中國文物博物館學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李伯謙出任第一任院長。2000年，高崇文任第二任院長。
考古系現設考古學和博物館學兩個專業，本科生設立考古學、博物館學、文物保護、古代建築四個研究方向，有舊石器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漢唐考古、博物館學四個教研室和陶瓷考古研究所、第四紀年代學測定實驗室、技術室、文物保護實驗室、圖書資料室等教學科研機構，並在國內建有遼寧營口金牛山、內蒙古呼和浩特大窯、湖北天門石河鎮、山西曲沃曲村、北京房山琉璃河和四川忠縣甘井溝6處考古教學實習基地。
1983年，北京大學的考古教學和學術研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其標志就是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正式成立。2000年，考古學系與國家文物局合作辦學，改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中國文物博物館學院）」。2002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高崇文任第一任院長。
考古文博學院現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導師16人），副教授12人，講師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職教授2名。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每年向海內外招收本科生30－40人，碩士研究生15－20人，博士研究生8-10人左右，外國留學生、進修生10人左右。另每年接收進修生、進修教師3－5人，訪問學者3－5人，並不定期招收不同方向的大專班。現共有不同層次的學生200餘人。
截至目前為止，考古學系已培養出各類畢業生約1500餘人，接納了前蘇聯、越、日、韓、美、英、德、法、意、挪威、瑞典、丹麥、比利時、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墨西哥、斯里蘭卡等25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進修生、本科生、研究生近200名，將中國考古學推向世界。
同時，我系曾先後邀請美、英、日、韓等國家和我國港台地區的學者前來講學，教師外出參加學術會議、訪問、講學、合作研究50多人次，派出留學生、進修生8人。並開始同美、日等國學者合作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和研究。90年代以來，還召開了兩次國際學術會議。通過這些交流，取長補短，大大提高了我系的教學與科研水平，促進了學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