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大學胡老師

1. 10年東南大學胡文娟失蹤案結局如何

至今沒有消息。
胡文娟，女，東南大學電氣自動化自動控制專業，研究生三年級。家住湖北十堰竹溪縣，上有一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姐姐在深圳上班，弟弟在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上學。父母離異，並且各自重組了家庭，胡文娟跟母親生活，繼父對其還算不錯。
1、姐姐尋找妹妹的過程：
2009年12月1日，姐姐胡文娥跟往常一樣打手機給妹妹胡文娟，開始沒人接，後來關機。一直到12月3日，還是沒能打通，於是她叫正在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上學的弟弟打電話，也是關機。弟弟認識胡文娟不少同學和室友，通過輾轉聯系，這才得知，胡文娟於2009年11月28日應同學之邀，坐車到武漢玩了兩天，12月1日上午回南京後，就沒有再住過學校宿舍。因此，室友也不知她去了哪裡。
姐姐後來從妹妹前男友處得知，12月3日中午他在學校門口見過我妹妹，說是到超市買點東西。當時姐姐想，應該沒有什麼事，估計可能是手機出了點問題。然而，等到12月5日，還是聯系不上，因擔心妹妹會出事，她將情況向學校一位姓金的老師匯報，兩人商量了一下，認為接下來正好是周末，或許妹妹在外面玩，因此暫時就不報警。但到了周一(12月7日)，胡文娟還是不見人影。
2、同學偵探般尋找蛛絲馬跡
當得知胡文娟失蹤的消息後，胡文娟分布在全國各地的高中和大學本科及研究生的同學都行動了起來，聯系同學朋友，小到電腦QQ、飛信記錄、手機通話記錄、銀行卡流水賬，大至一個月來的所有行蹤及日程，同學們都如同偵探般列表、辨別，睜大眼睛尋找每一個有可能找到胡文娟的線索。
12月10日至12日，南至廣東，北到河北，東至上海，西至重慶等13個省市的朋友同學都進行了密集的電話聯系，但沒有胡文娟的任何消息。
12月13日至25日，在南京本地同學的幫助下，南京紫金山、棲霞山、湯山、江心洲、長江大橋等大大小小數十處景點，均被大家找了個遍。同學們拿著胡文娟放大的照片，在這些地方逢人就問，並在醒目處張貼。
從網路消息看還沒有；但網路上消息主要為2009-01月新聞報道，至今已數年，未再有新的消息；也未見其家人發帖表示進一步尋找。

2. 東南大學有哪些教授的課是必須要去蹭的

利益相關就來答一下吧。

本人東南大學17級自動化本科生，在東大兩年上過的課也有幾十門，很有人格魅力的老師還是遇到了挺多的，就來談談我上過的課里感覺很不錯的老師吧。

大一的話主要是基礎課程，和其他院的同學以及老師接觸的還是挺多的，發現了很多上課很有個人風格和吸引力的老師，深刻體會到學習是可以很簡單很快樂的。我強烈推薦的老師（課程）有程全新老師的高等數學、黃旭老師的大學語文、張曉青老師、郭沛傑老師的羽毛球課。

程全新老師長得慈祥和藹，但批改作業一點都不含糊（超級超級細致一點點錯都會給你摳出來的那種），老師本身也是很有趣的，上課幽默風趣，高數講的簡單易懂（雖然我還是沒學好哭唧唧），是很能跟學生打成一片的老師，之前還上過吾愛吾師得了很多票，在學生中的人氣特別高。

學弟學妹們有機會請一定選啊！

3. 誰知道竺可楨的資料

竺可楨(1890－1974)字藕舫，浙江紹興人。早年留美，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20－1925年創建東南大學地學系並任系主任。中央大學初期再次擔任地學系主任。三、四十年代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學部主任、綜合考察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氣象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被公認為是我國氣象、地理學界的「一代宗師」。

創辦我國第一個地學系
竺可楨是我國氣象、地理學界的一代宗師。而奠定這個「宗師」稱號的基礎，正如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副主任施雅風院士所言，是竺可楨「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東南大學從事的教學工作和科研」。

1918年秋，竺可楨在獲得哈費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在美留學期間，竺可楨的父、兄相繼過世，為了照顧一家老小的生活，竺可楨應邀去了工資較高的武昌高師。該校學生大多是湖北、湖南人，幾乎都聽不懂竺可楨的紹興口音，要通過講義才能弄明白課程內容，竺可楨不得不花費大量的寶貴時間去刻印講義。而且師生間的課內外交流也相當困難。當時武昌高師的教師又以日本留學生為多，他的許多教育觀點和主張也得不到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而雲集了一大批留美學者的南高師，正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跡象。1920年，南高師校長、留美博士郭秉文力邀竺可楨加盟。就在這一年的夏季，竺可楨調進了南高師，在文史地部教授氣象學，同時教授理化部的微積分和農科的地質學。

當時的南高師文史地部分文學、哲學、歷史、地理4系。地理系雖稱作是系，專門化課程卻不多，與傳統意義上的「輿地科」殊無二致。竺可楨認為，滿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沙皇俄國以720萬美元將阿拉斯加賤賣給美國，都是決策者因缺乏地理知識而鑄成的大錯。他還向人們舉例說，日本人對於中國地理甚是熟稔，出版的中國地理書「指不勝數」，遠勝於中國人自己的研究；當時的美國已有頭等測候所200多個，而中國只有上海、香港等二、三處外國人辦的測候所。對此，他深感恥辱，並大聲疾呼要「組織機關，捐募巨款，調查全國之地形、氣候、人種(類)及動植物、礦產」。而要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就要創辦新型的地學系，培養相當數量的為振興中國服務的、不受外國人控制的地學家。

1920年底，我國第二所國立大學？？東南大學以南高師為基礎宣告成立。以此為契機，竺可楨主張突破地理系專業過於狹窄的樊籬，成立一個新型的大地學系。校長郭秉文、教務主任陶行知等人採納了他的這一頗有創意和遠見的建議，於是我國第一個地學系在東南大學文理科下正式成立，竺可楨被聘為系主任。

新地學系和舊地理系相比，所涵蓋的領域要寬泛得多。它包括地理、氣象、地質、礦物四個專業，開設有地學通論、氣象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中國地理、世界地理、世界氣候、礦物學、地形測量、地圖學、歷史地質學、地質考察等新式課程。竺可楨親自講授地學通論、氣象學、世界地理、世界氣候四門課程。

新地學系所以新，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重視自然科學的學習和實驗實習的訓練。為了讓學生能夠進行氣象實習，地學系在校內建立了測候所，讓學生輪流觀察、記錄和分析。為了增強實踐環節，竺可楨規定野外實習為地學系各科的必修課程。雨花台、紫金山、棲霞山、方山、龍潭等地都是地學系師生常去的地方，通常都是走去走回，而走在最前面的往往就是身材瘦小的竺可楨。他邊走邊指導學生在野外自行觀察、發現、採集標本。幾年之間，師生採集的各種岩石、礦物、古生物化石等標本便已讓人應接不暇了。以此為基礎，東大在科學館建立了我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質標本室，並通過與國外交換或購買岩礦、化石等標本，進一步充實了這個標本室。

竺可楨異常重視學生自學習慣和研究能力的培養。他和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教授合作，指導學生成立「史地研究會」，在校內創辦《史地學報》，刊登師生的著譯作品。他鼓勵學生從中外報刊中摘錄地理學最新動態，經他審校，編成《地理新資料》，在《史地學報》中連續刊出，既充實了教學內容，又擴大了師生視野。他指導陳訓慈撰寫有關世界石油問題的論文，並推薦給《東方雜志》發表；指導朱炳海翻譯美國著名氣象學家威列特的《霧與航空》一文，並介紹給《科學》雜志發表，等等。學生著譯文章，凡經他手的，他都認真校核，細心潤飾修改。他自己的名字自然是從來不署的，開始有的學生還把老師的名字寫上？？寫在最前面，可他從不應允，又怕學生過意不去，便加上一句「托辭」：「老師怎麼能與學生處在同一個水平上呢?」。至於考試的形式，則常常是由專題寫作替代「閉卷」考試。他的學生幾乎都認為這種「同學自修，課外研究，老師指導」的教學方法，對他們幫助極大。

地學系在竺可楨等人的治理下聲譽鵲起，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很快便與北京大學地質系齊名，南北相映，各有千秋，成為當時中國培養地學人才的兩處搖籃。譬如，張其昀、胡煥庸、向達、王庸、呂炯、陳訓慈等一批大師級的人物，都是東大地學系這一時期的畢業生。

「你就做個合聘者吧」
竺可楨在東南大學時有兩個得意門生：一位是中國地理學的開山大師、後來創辦了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的張其昀，另一位便是後來做過中央大學教務長的中國人口地理學的奠基人胡煥庸。

胡煥庸(1901－1998)，1919年考入南高師文史地部第三班。次年，竺可楨來校任教。竺可楨對胡煥庸很是賞識，精心指導他和張其昀等6位同學翻譯了當曾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的顧問的著名地理學家鮑曼的新書《戰後新世界》(《The New World》)，並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以此作為他們的畢業紀念。胡煥庸畢業後，又在竺可楨的幫助下，去法、德留學，攻讀自然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

1928年胡煥庸學成歸國。此時的竺可楨，既是中央大學地學系的主任，又是籌建中的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認為大學和研究所都急需胡煥庸這樣的俊彥英才。如何發揮胡煥庸的作用，一下子倒成了竺可楨無法解答的難題。他只好叫胡煥庸自己作主：「你喜歡在哪邊工作就到哪邊去吧。」而此時，胡煥庸也正在左右為難：「一切遵從老師安排就是。」這樣一來，竺可楨就更犯難了：「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兩者必須兼得!」竺可楨一遍又一遍地念叨著「兩者必須兼得」，微微一笑，問胡煥庸：「你是不是既想到中央大學搞教學，又想到氣象研究所搞研究?」「是的，是的。」竺可楨緊接著又問：「可是你卻覺得既不能去中大，也不能去研究所?」「對極，對極!」竺可楨雙手一抬，愉悅地說道：「關鍵是要兩全齊美，這樣吧，你在兩邊工作，半天在系裡，半天在所里，工資各領一半，不偏不倚，你就做第一個合聘者吧。」胡煥庸聽完老師的話，不由笑了。

一年以後，竺可楨辭去了系主任的職務而去任氣象研究所所長，胡煥庸接替了系主任一職，並將「重心」逐漸過渡到了系裡；不過，師生兩人仍在繼續為「對方」工作，只是都變成「兼職」了。
我答的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