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為民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教授
Ⅰ 《封神榜》里的「姬發」是何許人
周武王
周賊人！！！卑劣手段奪他人江山還要硬要誹謗得了便宜還賣乖！！！下賤奸險！！！幽暗幽謀！！！ 帝王族－－ 我們的太祖是燧人氏、太昊、少典、公孫軒轅、少昊、帝嚳、始祖殷偰(xie)可寫契或卨.偰的後代約佔中國人口的50%左右有:" 邶殷氏殷氏王氏湯氏宋氏來氏鄧氏林氏蕭氏向氏穆氏屠氏牛氏乙氏子氏樊氏戴氏褚氏權氏孔氏商氏邊氏索氏鮮於氏鍾氏魚氏池氏祿氏花氏皇甫氏司徒氏桓氏那氏鄒氏樂氏談氏瞿氏衣氏華氏相氏墨氏戎氏微氏箕氏沃氏朱氏(部分)孫氏(部分)徐氏(小部分)等."其中林姓孫姓可能是殷比乾的後代殷姓也有少許.但殷氏多數是商天子成湯,天乙(殷成唐或履子天乙)的後代,盤庚與武丁的直系後裔還有是微子與箕子的後代.微子的後代還有宋氏等.其他還有是微子的弟弟微仲衍的後代.微子是春秋戰國宋國的國君,微子死後傳位與弟弟.所以說宋國王族大部分是他的後代.商末年箕子恥與臣周帶著五千人奔走東夷一帶在今遼東半島與俄羅斯一角和高麗建立了朝鮮韓國的第一個王朝.世稱箕子王朝!用的是商人之禮,<<商易.歸藏易>><<殷禮>><<微子世家>><<洪範九韜>><<玄鳥>><<商頌>><<殷武>>等.孔子說唯殷之先人有冊有典.孔子有過最後七天的眼淚因為他忘記了他原是商天乙的後代孔姓字解釋加左子右乙合並為孔乙是代表先祖商湯.是代表孔姓乃商天子的後代是也.這是孔氏的由來.孔子在要死的時候夢見了棺木停放的位置就是他是商人後裔.（孔子一生為周族人做事他最提倡的是忠孝所以他幫助伐自己國家的周人做事所以才會自責流淚孔子原先是商族後裔啊淚．．．）/ 古代儒學---- 儒學是誕生與夏商兩朝或者說更早．（儒學是誕生在夏乃至更早成熟於商發揚於孔子） 主要原因是商末代至周那時期有過斷代 但隨著考古科學家的探索會讓大家了解歷史的真相的.兩個 強大統一的文明王朝.商箕子的<<洪範九韜>>是中國古代帝王治國的九種方法 更是正儒學!而不是周以後的那種軟弱虛偽固步自封假仁假義的儒家.商的儒家是要人們積極進取正視世界觀!不偏激很適中! 周族以後的儒學都是一群紙上談兵的人沒用!欣賞商武丁帝奠定中國一統反對周制想用周族制度就是要中國再次紛亂啊!說周制的就是個徹底的混帳東西! 造反分子 賣 國 賊!要知道部分周禮的由來源自商禮.是周族他們最後走上極端了...／ 君主－－ 燧人氏(聖君文明之先) 太昊(百王之先) 少典(有熊氏國君軒轅黃帝之父) 公孫軒轅氏(上古有熊國君王大帝) 少昊(大帝以鳥為官) 帝嚳(承前啟後德啟萬邦) 唐堯(德禮治國) 虞舜(德孝聞名) 禹(大禹治水) 湯(高祖武湯革命.解網施仁.桑林禱雨) 盤庚(商中興聖主) 武丁(商高宗武丁盛世.南征北戰奠定華夏一統) 帝辛(開發東南方促進祖國各族統一)[名受德(紂是周硬加在它頭上的惡謚不是原意本號)]嬴政(秦王始皇帝滅周統一六國實行郡縣制) 劉徹(大漢天子) 李世民(貞觀之治) 等等都是對中國很有作用的君主確實不錯!帝辛就是受德號帝辛或受辛，受王其實根據正史考古得來是個文武雙全的帝王!我們不能用成敗論英雄!要看清另一面!要適中! 一般不懂的不理解的不站在中立的人才會認為別人的勞動成果是徒勞那是不正確的話是無理的! 有人說夏桀(履癸)商帝辛（受德）秦皇,曹操(奸雄)等是暴君一樣!但是證據事實擺在大家面前他們的確有貢獻毋庸置疑啊!真的暴君昏君是周厲王 周幽王 要文無文要武無武 簡直是昏蛋一個 還有隋煬帝連父親都殺還要霸佔父親妃子(京杭大運河就他下令開鑿的對今天來說是見好事但他也是為了滿足自己慾望開鑿的.) 更甚的是劉宋王朝的劉義隆, 劉子業 ,劉彧三個最最昏暴之君真的是非常狠毒亂倫!詳細去看<<自治資治通鑒>>夏履癸(桀)商受德(帝辛)之惡比起後人那算小菜一碟!他們殺一人而享福者千萬人!而後面的人口增多知道秦朝殺了趙國20萬人那都是坑殺的啊!還有項羽坑殺秦朝30萬那 那是個什麼概念啊!試問商帝辛殺了嗎? 那隻是後世的猜疑附會亂自杜撰誰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惡劣了殺一人演變為殺萬人變成了暴君的代名詞了 !真是背了千年的黑鍋了值得慶幸的是隨著考古發現 與大量史實見證 他們終得解脫!主要說的是帝辛受德了商朝末代天子.名受德號帝辛或受辛帝.受王,紂王是被周人貶損之意思不是他的本意本號.正史說是個文武雙全的君主 我就在想怎麼會是暴君呢 原因唯一就是周人 的潑臟水是政治目的!恰巧當時周人鬧飢荒當然士兵們各個如狼似虎!最重要的原因是帝辛正在南征東夷主力大軍都在前線遇到周發的突然來襲擊就臨時組建了軍隊應戰 奴隸倒戈是帝辛在外抓的俘虜不是商朝人!周因是偷襲得手當然要對老百姓散布謠言啊說他們是得到了天命革商.那是打著上帝的旗號其實心裡是想要奪取他人江山的!用人民的迷信觀念來蠱惑人民!是其政治目的!祿姓就是受德他的兒子武庚字祿父他的後代以祿為姓! 但是他們不知道這樣的虛偽歷史會有多大的惡劣.他們抹殺了商受的歷史功績!古代的孔子學生子貢與毛主席和考古學家郭沫若對商(殷)受德也有過很高的評價說他文武雙全開拓中國的東南方使中原的先進文化傳播到南方這比周朝對歷史的貢獻要大的多．下面是考古學家所寫:"偶來洹水憶帝辛,統一神州賴此人.百克東南身自損,千秋功案與誰論?東南漸居淮岱土.帝辛克之禍始鋤,百克無後非戰罪.前途倒戈乃眾俘,但願東南已克服．商人南下集江湖，南蠻因之漸開化．國焉有宋與舒，商受之功邁周發．帝辛之罪有莫須,帝辛之冤當解除.受德之名當恢復.''見<<中國之創世在東方>>.與<<中國帝王之謎>>我們不要以成敗論英雄. /正說故都賢聖.殷受德—－ 商·帝辛
更新時間：2007-1-29 9:33:11 原出處：原創 作者：河南省商宋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副會長 □ 宋英澤
在河南省淇縣摘星台公園內，立有一通「商朝六七賢聖君故都」的石碑，從題記與落款可以看出，此碑刻於清朝順治元年，由時任縣令、縣丞、典史和明朝監察御史孫徵蘭等官民同立。碑文中的「六七賢聖君」，出自《孟子·公孫丑章句上》：「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據《淇縣志》記載，此碑原立於淇縣朝歌鎮南關的關帝廟一側。
淇縣因臨淇河而得此名。古稱沬鄉、沬邑、朝歌、雅歌、臨淇、衛州、淇州等，先後作殷商帝都和衛國都城500餘年，歷史悠久。公元前1250年，商君武丁始遷沬邑；公元前1147年，武乙繼都沬邑；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後改沬邑為朝歌；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後仍襲朝歌為都。公元前1046年左右，西周王朝分商畿為邶、鄘、衛三國，設衛國於朝歌；公元前660年，戎狄破衛，改朝歌為邑；西漢置朝歌縣；王莽改朝歌為雅歌；三國設朝歌郡；東魏改稱臨淇縣；隋朝置衛縣；唐初將衛縣升為衛州；公元703年又復置臨淇縣；宋熙寧六年至宋元佑年間（1073年—1094年），幾經升降復縣；（後）至元二年（1336年），改臨淇縣為淇州；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降為淇縣。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淇縣劃歸平原省安陽地區行政公署管轄；1954年並入河南省湯陰縣，改稱朝歌鎮；1962年與湯陰縣分治，恢復為淇縣；1986年劃歸鶴壁市。淇縣現轄1區3鎮4鄉，175個行政村，總面積567.平方公里，人口25.8萬。1980年地名普查確認名勝古跡83處，歷史地名17處，現有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1處、仰韶文化遺址9處、龍山文化遺址25處、殷商文化遺址22處、衛國文化遺址13處，是河南省歷史文化名城。
清朝順治元年，政局不穩，蔡霍負命淇縣任職，初來乍到，他便串列鄉里，體察民情，並以拜訪明代遺老孫徵蘭為由，探求從政之道。孫徵蘭為弘揚家鄉文化，建議他打出淇縣原為殷商帝都的金字招牌，這樣既可安撫民心，為輝煌的淇縣歷史增光，還能為官一任，留名百世。於是蔡霍又請孫徵蘭撰文書丹，在通往京城的驛道旁刻立了「殷(商)朝六七賢聖君故都」這通石碑。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記寫：「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但此「賢聖之君」中，史料證明只有武丁始遷沬邑為都。而以沬邑、朝歌為都者，也只有武丁、武乙、帝乙和帝辛四位帝王。孫徵蘭為什麼要用「六七賢聖君」這個概數來贊譽自武丁之後的殷(商)朝賢聖君，並給後人留下思索和爭辯的空間？如何尋覓或認識另「二三賢聖君」呢？辭源所謂「賢」者，是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聖」者，既是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又是臣民對帝王君主的尊稱；「君」者，則是指古代國家的帝王或地位高的人。孫徵蘭喜詩擅書，他除了題寫「商朝六七賢聖君故都」的碑文，還在淇縣城西北20餘公里處的靈山絕壁上題寫有摩崖石刻詩一首，詩曰：「山卓碧雲插漢，泉滃綠玉飛花；三仁六七賢聖，靈傑千古同嘉。」明確地指出了被稱為「殷（商）之三仁」的比干、箕子和微子，不在他所題寫的「商朝六七賢聖君」之列；他所題寫的「商朝六七賢聖君」，也非孟子所說的「六七作」這一量詞。所以，殷商自武丁至帝辛，除了「商之三仁」外，還有「六七賢聖君。」而這「六七賢聖君」，很可能就是居沬邑或朝歌為都的「四帝三君。」「三君」則應是德才俱佳、智慧高超、地位顯赫的商君武丁的帝後婦好 、宰相傅說 和殷商三朝元老、丞相商容 。因為孫徵蘭是淇縣朝歌鎮南陽村人，他非常知悉當地百姓對帝辛受德的贊頌，但他又是朝廷命官，更加清楚朝中的事實，雖然性格豁達豪放，不苟同世俗，敢為蔡霍策劃謀政之道，並出此義舉，但畢竟是年老隱退，成了「睡仙。」面對尚有爭議的帝辛，要把他列入賢聖君內，豈能秉筆直書。顯然，這與許仲琳編撰的《封神演義》不無影響 。孫徵蘭巧用「六七賢聖君」作句一語雙關的代詞，算上帝辛即是六，不算帝辛就是七，來了個「隱姓埋名」和「不是也是」，任你說六我言七。
因為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所以帝辛或受辛帝,受王(名受德或受)自 失 國 以後，被姬發之後和一些誹章者（上奏章誹謗的人——主 持 人）改稱商紂王,並說三道四，惡語中傷。但朝歌城中的老百姓 在 世世代代 流傳 的故事中，不乏對帝辛曾經有過的 英 姿 和 功 績 的稱 頌。正如 偉 大 的 浪 漫 主 義 者雨果 描述悲情英雄拿破崙那樣 ：「失 敗 反 而 把 失 敗 者變得更 崇 高了，倒了的波拿巴彷彿比立著的拿破崙更為 偉 大。」帝辛受德 傳 播 中原 文 化，弘揚 華 夏 文 明，發 展 商代經濟，開 拓東南 疆 土，統 一 中國的 功 績 在唐朝時 廣 受 頌 揚。為了紀念帝辛，唐朝人在鹿台附近的金牛嶺建造殿宇四座，史稱鹿台寺，供人們朝拜進香。該寺每逢朝陽初升，嵐霧繚繞，滿天紅雲，就象帝辛登鹿台 自 焚 時 的熊熊火光，照徹天空，成為人們游覽觀賞的一處美景。「殷(商)朝六七賢聖君故都」碑的刻立，成為清朝順治年間的一大壯舉，當地百姓無不歡悅。如今，為保護殷都朝歌之物證，淇縣有關部門將此碑移立到了摘星台公園內。朝歌是故都、是陪都的爭論，似乎隨著安陽殷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成功而嘎然止聲，但人們仍寄希望於歷史遺留在地下的文物能有新的發掘與發現，因為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人們對歷史總是會有新的發現。
早自春秋以來，不少君臣將相、帝王偉人、專家學者就不斷為受辛鳴冤不平。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說：「紂(受)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見《論語·子張篇》)。」意思是說：「帝辛到底怎樣壞，其實不是象傳說的那樣歷害，與其他君王相比，只要他有錯，天下的惡事恐怕就都歸他了。」宋朝羅泌在《桀紂事多失實論》中認為：「帝辛大造宮殿，建造酒池肉林，寵信女色，囚禁賢人，殘害忠良等罪惡，與桀的罪惡如出一轍，凡桀的罪，就是紂的罪惡，桀紂不分，這些都是出於模仿。」《史記》謂帝辛「重刑辟、有炮格（同"炮烙"）之法。」以及「脯鄂侯屍、剖比干心」等。之後，世人憑借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對帝辛的偏見流傳離奇，稱受德為暴君，似是殺人惡魔。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獻奏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 多二十五篇，又為暴君說增添所謂西周時代的文獻依據。然而，理學家朱熹整理文獻，注釋古籍，疑《古文尚書》之偽，不信詩序，多有新解。對梅賾獻奏的《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宋·吳棫也疑係偽作。明·學者梅鷟分析《尚書》的內容、篇數、傳授情況、文體來源，撰有《尚書考異》，指出它是偽作。清·學者閻若璩依梅鷟的論證，也列出了一百多條論據，佐證《尚書》作偽的事實。清·丁晏著《尚書余論》，考證出於魏·王肅之手。司馬遷也說：「尚書殘缺，空隙的地方很多（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第一》）」。而對司馬遷的「炮格」說，台灣學者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指出：「炮烙酷刑是夏(姒)履癸發明的 ，已登記有案，宣傳家大概一時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叫受德再發明一次。」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坑殺咸陽諸生460餘人，也可能坑殺有儒家學者，史稱「焚書坑儒。」以致在此後兩千多年漫長的儒家學派當權期間，字典上很多能形容惡劣的字句，都被象炭火一樣堆到了秦始皇的頭上，讓後人視秦始皇為暴君。不知道司馬遷因涉李陵之案而交不起換命贖金，仍遭劉徹腐刑的事 ，是否連他自己也忘了；還有項羽把蔡生投到巨鍋中煮死的刑罰，這些難道還不及帝辛和秦始皇暴虐？其實，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就寫出了他的答案：「對作姦犯科的人，鑽窺法令縫隙的人，你用道德禮俗是感化不了他們的，是毫無效果的，只有用嚴刑重罰，才能制服他們。」
歷史上，商王朝處於信史形成時期，「言語異聲，文字初形。」根據考古發掘出土的甲骨文研究證實，殷商時期的文字記載除了祭祀中的卜辭記事，在春秋以前的漫長歲月中，歷史幾乎空白，難以澄清。主要原因是時代的久遠文獻不足,還待以後考古發現.(文獻並不足或說是周人燒毀前人的典籍.後來的王朝都有過毀壞前朝的事物.比如秦王朝就有過焚書坑儒)不過，西周王朝及以後的著史者還是在史實中透出了一些可以做別樣解釋的祥光。《史記》記述：帝辛「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亦有史料說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撫梁移柱之力，深得父君帝乙之愛，雖非長子，卻立嗣繼承君位。帝辛即位後，勵精圖治，宏振商邦，為民造福，增光先帝。他鼎新革故，廢除殺戮奴隸舊制，把奴隸變成生產力，讓奴隸從事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生產，為社會創造財富，「使用奴隸參加國家公務」（呂振羽《殷商時代的中國社會》第95頁）。他改變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實行大規模的集體生產，開始使用耕牛，推廣耕耘播種，雍土施肥，灌溉排水等完整的農業耕作技術，使殷商時期的農業生產發展迅速。同時，也促進了手工業及科學技術的進步發展，促進了社會文明進步，使商王朝再度復現中興盛世，人民生活安定，四海諸侯賓服，深受百姓愛戴。試想，如果受德胸無大志，不問國事，他能成就殷商這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嗎？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商人一直是這樣做的。因此，孟子認為帝受辛有「故家遺俗，流風善政」。
為了顯示國家的強盛，受辛在朝歌營造了三道城垣，其中皇城面積約60萬平方米，城牆基寬150米、高約10米、頂寬13米。外環寬20米、深5米的城池。二道城垣面積達12平方公里；三道城垣從南門（常屯）到北門（淇水關）的距離達22·5公里，體現了當時一個邦畿千里的大國風貌。國家發展需要和國家建設怎能成為大造宮殿之說呢？
為了制服東南夷的搔擾，帝辛一改先君帝乙的征伐辦法，注重用兵策略(還用過象隊)。當時，東夷是比較強大的部落，常常入侵殷商之地，搔擾擄掠庶民百姓，自武丁至帝乙等雖然多次討伐，均未徹底制服。受辛則以雄才大略，命天下各路諸侯選派武功高強的勇士到黎地（今山東省鄆城西一帶）進行大規模的演練，以向東夷展示其攻防實力，致使東夷面對強大的殷商王朝，再也不敢輕舉妄動。受辛還是一個開拓者，為了擴展疆土，統一天下，他親自率兵征東夷、伐八方，使疆土面積不斷擴大，並將中原文化傳至江淮、浙贛、川陝、山西、湖北、江西、四川、甘肅、內蒙等。淇縣的民諺說：「帝辛(受帝)的江山，鐵桶一般。」如果受辛真的只是一個「造宮室、建酒池、寵女色、囚賢人、害忠良」的暴君，他能穩坐殷商江山數十年嗎？文王如不假修仁德，武王如不收買姜尚(呂尚,字子牙) ，受王那鐵桶一般的江山豈能輕易被偷襲攻破？僅僅是眾俘倒戈，沒有殊死搏鬥的牧野之戰，怎能會血流漂杵？孟子對此曾說：「仁人無故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流杵也？」孟子這番話的意思就是：「周武王若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沒有敵手的。他現在侵佔商的土地，竟然使將士們的血流得可以把幾十斤重的兵器木杵都漂浮了起來，這怎麼能讓人相信呢？」毛主席評價受德說：「帝辛那個時候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擁護他。帝辛自殺了，他寧死不投降（見《毛主席讀書筆記解析》第1157頁）。」而對於姜尚(別姓呂,名尚字子牙)這個人，毛主席也有一種別樣的註解。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新華社發表《別了，司徒雷登》的評論，為這個「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美國姥送行。毛主席指出：「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主席引用的這個典故，就源自商朝的姜尚(呂尚,子牙)。姜尚叛逃商朝後，直奔西伯姬昌 ，但又怕主動投靠身份不高，於是心生一計，住在西伯姬昌經常出沒的渭水之濱，用一桿無餌的直鉤在三尺水面上垂釣，口中念叨著：「負命者上來。」後來姜尚果然被姬昌重用，成為「幽謀(奸謀暗處詭謀)修德，以傾商攻」，積極輔佐姬發翦商的羽翼。
郭沫若先生在《青銅時代·駁說儒》中說：「帝辛這個人對於我們民族發展上的功勞倒是不可淹沒的。商代末年有一個很宏大的歷史事件，便是征伐東南（夷）、經營東南沿海。這件事幾乎被周以來的史學家完全抹殺了。這件事在我看來，比起周人的翦滅商室於我們民族的貢獻更偉大。」郭沫若先生亦有詩曰（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篇》四·豫秦晉紀游）：
偶來洹水憶帝辛，統一神州賴此人。 百克東夷身自損，千秋公案與誰論？ 此當尚在帝辛前，觀此勝於讀古書。 勿謂帝辛太暴虐，奴隸解放實前軀。周王克商實僥幸，萬惡朝宗歸受身。 中原文化商始創，商人鵲巢周鳩居。 帝辛之功邁周發，帝辛之罪有莫須。 受德之名當恢復，帝辛之冤當解除。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偉古無侔。 但如溯流揮其源，實由殷受開其初。 固當厚古而薄今，亦莫反白以為污。 非徒好辯實有以，古為今用斥虛無。 方今人民已作主，權衡公正無偏誣。 誰如有功於民族，翻開公案莫蜘躇。
隨著當今人文主義思想觀念的深化，對帝辛的正確評價已經成為史學界必須深入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了，古今許許多多的文人墨客、專家學者、甚至帝王君臣、聖賢偉人對受辛功大於過的評價，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史學家呂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的緒論中說：「從商人當時散布的地域研究，她或者比當時散處在黃河上游各民族還有先來到中原的可能。」歷史研究資料表明，中原地區是各族人民南來北往、東西行走的必經之地，是各族人民頻繁活動和密切交往的社會活動中心，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祥地。百家姓中有61個主要姓氏是從商代起在朝歌地區產生的，其中單姓52個、復姓9個，這說明中原地區的人多是從古老的殷商人群中繁衍下來的。因此，作為燧人氏、太昊、軒轅子孫、華夏兒女、殷商後人，我們有責任為我們的先祖洗去不白之冤，以使潔者不污，明者不晦。
中原地區民俗文化底蘊深厚，流傳有很多世代傳承的神話故事，人類口頭語言藝術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非常豐富，在中國的神話系統中佔有十大神話 。遺憾的是諸如《封神演義》這類虛構人物情節、誣蔑醜化帝王、內容荒誕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勞動人民的神話，在歷史的長河中被人為地固化成了神話本身，演義成了索然無味的說教。雖然這種神話不用作任何考證就可以確定它的虛構是一目瞭然的，是魯迅先生一針見血陳指「其根柢，則方士之見而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從中華民族有始祖起古文化可考者，自商始(或至五帝夏朝始因沒有發現夏的文字或太少了)。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認為 ：「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化便是殷商文化，這些文化都發源於中原。」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王宇信等知名專家學者，對殷商文化予以高度平價，他們說：「殷商文化是充滿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僅相當進步而且日臻成熟。」商時期有獨立發展的文字體系，有高效的政治組織，有規模化的軍事組織，有熟練的青銅鑄造技術，有精湛的雕玉工藝，農作物品種、耕作技術和農田水利有較大發展，這種文化表現出殷商時期富蔗的物質生活，表現出高度成熟的民族藝術以及明確的社會組織，對後世起著巨大影響。因此，利用考古發掘的文物實證和史料相結合，對史前史、半信史以及夏、商、周斷代史，特別是殷商文化進行深入研究，是有益的，也是必須的。三千多年來，青銅生滿綠銹，黃土掩埋甲骨，殷商歷史研究難道無法取得積極進展么？商文化也難以尋覓蹤跡了么？科學有序的考古發掘和文物考古科學，將能盡快地為我們找到答案。願所有研究歷史的人，不再以空口無憑的「無稽之談」，繼續借用「相傳」二字，推掉你研究歷史的重任。滾滾前進的歷史車輪是有後轍的，只要經過努力，總是可以找到履跡的，而這條履跡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2001年出版發行的《新華詞典》對「紂王,帝辛''(受辛帝,受王,)這一條目的注釋是：「商朝最後一個君主，對中國古代的統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有過一定貢獻。」這無疑是當今史學家在典籍類圖書中對受德公正評價的一個開端。
在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寶庫中，殷商王朝創造的文明載體—甲骨文和金文,銘文銘記了這個朝代的功業(竹簡容易腐爛不好保存或現存極少了，孔子曰:"唯殷之先人有冊有典.''這個說明商朝早有竹簡了),盡管這有可能只是周人選擇保留的，但其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文明史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它在任何時候都能喚起我們思憶那個時代。研究歷史的意義不完全在於發現塵埃封掩的歷史真相，而在於總結歷史給予我們的啟示。這種啟示，對於每一個人來說，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人們對於殷商歷史的認識或觀點， 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從學術角度來說，誰也不可能絕對正確。但這必竟是一種認識或觀點。
註：商朝末代天子號帝辛或受辛，受王名受或受德。是個文武雙全的帝王！！根據考古資料的確是個好君王大帝！！反對無效90%可信！！帝辛之惡假與夏桀，周厲王，周幽王，隋煬帝，劉宋王朝的劉義隆，劉子業。劉彧等。不多講反正都是亂倫的暴君昏君！見<<資治通鑒>>帝辛是位失敗的英雄他雖失敗但英氣永寸！我們相信好的是說不壞的！時間會證明我們的觀點是對的！考古是唯一出路還有很多人為他鳴不平早在春秋時期的孔子學生子貢等都說帝辛之惡是周人虛偽造出的,是為了出師有名.這是他們的政治目的！《〈話說中國之創世在東方〉》，《〈中國帝王之謎〉》。毛主席和著名考古學家郭沫若也說過受德是個能文能武的帝王！！桀紂的紂字是惡謚不是他的本名本號！！助桀為虐！助幽為虐！助厲為虐！都是真實的！就該這么寫！助煬為虐！秦朝坑殺趙國20萬人算暴虐嗎?項羽坑殺秦兵30萬算不算暴虐? 予認為看事物不能只看清它的一面還要看清它的另一面，不要偏激,要做到適中．客觀知曉一切得以明理。
正說商帝辛(號帝辛,受辛,名受德,受)有些人就是不負責人啊好象你們親眼見到似的商帝辛殷受德真是太冤枉了還要被駕崩三千多年了還要被汝等黃毛賤人侮辱誹謗真是太不像話了!一代文治武功英明的天子最後是個失敗的英雄啊早在春秋時期的子貢就說過帝辛受是個好的君主是被後人將夏桀的罪孽附會到他的身上的(好多學者都說過都研究過).炮烙是夏桀發明的.已經登記在案了怎麼又要叫帝辛在發明一次啊真是亂講不負責人!肉山酒海.瓊室.瑤台原來是指夏桀的後來被用在了帝辛的身上了真是不公平啊!那是桀受不分啊!還有周厲王周幽王隋煬帝(隋煬帝殺父淫父妃),就連唐朝的李世民也殺兄弟逼迫自己的父親讓位.連自己的嫂子都給奸了那不也算昏君嗎?劉宋王朝的劉義隆,劉子葉,劉彧都最最亂倫的暴君真是荒淫暴虐到了極點了!臣弒殺君,子殺父,有的連自己的血親都要搞的真是荒淫至極!夏桀,周厲王,周幽王,隋煬帝都沒這么昏暗!!!更別說商帝辛受德了,所以我們要實事求事的說帝辛是個有貢獻的帝王.他開拓中國的東南方使得中原先進的文明傳播到了南方這個是歷史一大功績啊!我們可要客觀點啊要替帝辛翻案就要這么說!帝辛就算不好也非後世所說的昏君暴君.客觀知曉一切得以明理.混沌初開至天象地法,循序幽明之占乾火暑明男陽勢,坤水寒暗女幽私.乾之成男,坤之成女.中國人之心性理論,無非古人所塑造.欲要進步改良,亦須從古人心性理論,考其源流,糾其病態,始成修正之方.
Ⅱ 歷史上徐錦熙.楊昌濟是怎麼樣的人
黎錦熙(1890年2月2日—1978年3月27日)，字劭西。出生於湖南湘潭。語言文字學家。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院士)。參與創建九三學社，並被選為監事。九三學社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委。
黎錦熙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其祖父黎世緩宦遊兩粵、湖北、山西、熱河、安徽等省，父親黎培鑾是清代貢生。黎錦熙幼承家學，從塾師誦讀諸經、《文選》、唐宋諸大家詩文。他興趣廣泛、喜好作詩、繪畫、篆刻和音樂。15歲即考取了秀才。不久，以秀才的資格考入湖南優級師范學堂史地部，22歲畢業。從此開始他近70年的研究、教育事業。
黎錦熙童年和少年時代適逢甲午中日之戰、庚子八國聯軍的侵略。國家的內憂外患給他幼小的心靈帶來震動，也給他灌輸了一種憂患意識。受當時「西學東漸」(即所謂新學、維新思想)影響，他不再埋頭於「子曰」、「詩雲」，而是開始關注國家命運，渴望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
他認為救國必須振興教育，而教育之振興，尤在於普及教育，開發民智。他在湖南省立編譯局編寫小學教科書時，把《西遊記》的某些章回選入課本，這在當時是個創新之舉，引起教育界一片驚駭。
1915年，26歲的黎錦熙受聘為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審員。他潛心研究語言文字，認為中國文字必須改革。在他及同仁的倡議和組織下，1916年成立了「中華國語研究會」。他為該會擬定的宗旨是：一、國語統一，即規定標准語。我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方言復雜，進行國語的統一工作，意義重大。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話文。
「五四運動」前夕，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學作家，創作了如《狂人日記》等一大批反封建的白話文學作品，顯示了新文學的生命力。一些封建衛道士們攻擊說：白話文學雖有「文學」，卻無「文法」，有「文」無「法」，終是無以為「文」。為了反擊這種謬論，1920年，黎錦熙與同仁在北京開辦了第一屆國語講習所，並把他寫的《國文文法系統表》同沈朵山合作改編為《國語文法系統表草案》，之後他又將其改為《國語文學》，在北京高等師范(即北京師大的前身)國文系及女高師等校首創講授這門課程。他用大量例證闡明白話文不僅有「法」，而且這個「法」十分縝密，足以指導為文。這就是非常有名的《新著國語文法》一書。它第一次科學地、系統地揭示了我國白話文內在的語言規律，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獨特體系的、將傳統語法體系應用於現代漢語的專門著作。這部我國「五四」以來具有重要影響的語法專著，至1959年已連續再版了24次之多。黎錦熙生前在每次再版前都要對書中觀點、體例、例句等進行修改，以求與新時代共進。
1920年，他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學的「國文科」為「國語科」，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並廢除小學「讀經」。在他不懈努力下，以後的幾年，初中、高中的「國文」也改為了「國語」。他還發起領導蘇、浙、皖三省焚燒小學文言教科書運動，這場反對封建文化的斗爭，震動了全國，影響很大。與此同時，他與錢玄同創辦了《國語周刊》。黎錦熙對祖國神聖領土台灣省的國語運動的關懷和貢獻，更是功不可沒。他認為台灣淪陷於日本5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一定能夠光復。台灣的方言極為復雜，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響，因此台灣最需要開展國語統一運動。1944年5月，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西北師院(蘭州)、女子師院(白沙)、社會教育學院(壁山)創辦了國語專修科，為在台灣推行國語預先培訓人才。後來，抗戰勝利，台灣光復，為推行國語前往台灣的學者達100多人，對於推進國語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由此也可看出黎錦熙對祖國統一的熱忱和遠見卓識。
屬於國語運動范圍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黎錦熙、錢玄同的策劃下組織起來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早在1917年他向教育部提出的《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劃書》內就有「《國語辭典》之編訂」一項。他建議編纂《國語辭典》以填補群眾閱讀白話文學作品遇到難解之詞無書可查的空白。幾經努力，終在1923年促使「國語統一籌備會」設立了「國語辭典編纂處」。1928年他領導的「國語辭典編纂處」改名為「中國大詞典編纂處」，下設搜集、調查、整理、編著、統計五個部。計劃到1948年成書三大冊，共三十卷。那時流行的工具書只有《辭源》、《中華大字典》等幾種，至於編纂專以語言文字為內容的能給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出現的詞作一系統總結的《中國大辭典》還沒有人提起，當然就更不會有編纂這樣詞書的專業單位了。
他們的工作，是要把五代、北宋的詞和金元的戲曲、明清小說、從古到今的字書、詞典所沒有收錄的詞語，統統加以搜集、整理、注釋。規模宏大，頭緒紛繁。盡管他們做了充分准備和大量工作，並已先後印出了《中國大辭典樣本稿》、《中國大辭典長編》，卻由於經
費不足、戰亂頻仍而未能成書，著實令人扼腕嘆息!但值得告慰的是，他們的辛勤勞動沒有白費：黎錦熙把所剪錄的數百種書報、依音序裝屜儲存排定整理的300多萬張卡片完好地保存下來，在解放後全部捐獻給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這些歷盡千辛萬苦的珍貴檔案，發
揮了巨大作用，為我國編纂大型辭書辭典提供了異常豐富的資料和極其寶貴的經驗。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在黎錦熙的領導下，以有限的人力，先後編輯出版了《國語詞典》、《增注國音常用字匯》、《新部首國音字典》、《增注中華新韻》、《北平音系十三轍》等以及
解放後應社會之需編寫出版的《學文化字典》、《正音字典》、《漢語詞典》等多部工具書；培養了一批精熟編纂字典、詞典的專門人才；還為出版事業開辟了一條編輯與出版分工的新路。這也是我國出版史上非常值得記載的一頁。黎錦熙一直想編一部網路全書式的《中國大辭典》，直到晚年，他還向中共中央寫了「請中央組織《中國網路大辭典》的編寫工作的建議」。
為了推進中國的文字改革，黎錦熙在1922年便與錢玄同、楊樹達等人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把中國的新文字定名為國語羅馬字。1923年，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等11人組成了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會，研製國語羅馬字。1926年公布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錦熙、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等6人組成的「數人會」共同擬定的。這是現行《漢語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黎錦熙提出建議由國家鑄造「漢字注音銅模」。這個建議於1935年獲得實行。他主選「注音漢字」6788個，並多方奔走呼號，委託商人承鑄。這樣，小學課本、兒童課外讀物、民眾讀物就可以用「注音漢字」字模排印，這對掃盲運動和兒童識字幫助很大。但由於1937年「七七」事變的發生，國難當頭，華北危急，辛辛苦苦製成的注音字模，落入日本佔領區，推行注音字母的希望化為了泡影。但後來台灣實行了他的主張：《國語日報》和很多注音讀物都利用注音字模，經常出版，銷售量很大。台灣是我國第一個普及國語的省份，在這里部分地實現了黎錦熙的理想和願望。
黎錦熙長期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委，他與趙元任、錢玄同等人確定了北京話為國語標准音。他在推廣普通話，從事文字改革運動中，十分注意推廣「標音字母」標音，用他主編的《國音常用字匯》查字、認字，能很順利地掌握四聲。按音序去查他主編的《國語辭典》，立即能把所需要的詞找出來。黎錦熙的名字，黎錦熙的生命緊緊和文字改革連在一起。從最初的倡導、組織到規定標准音與標准語，制定符號、音標；從注音字母、注音符號到國語羅馬字、拼音文字；從南北協議定音，京音、京語到普通話；從拼音方法上的「三拼」到「雙拼」等等，無役不從，或主持，或參與，實際調查，采擇眾議，審古酌今，不斷加以修訂、改進，日臻完善，務期既合於音理，又便於實際應用。近70年來我國有關國語運動、文字改革的工作前進的每一步，都熔鑄著黎錦熙的心血與汗水。
1949年，北京剛解放，黎錦熙就被毛澤東指定和吳玉章、馬敘倫、範文瀾、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組成「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前身)。10月10日的成立大會上，吳玉章在開幕詞中指出：「1926年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等人在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擬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這就使中國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進了一步。」1958年，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里又說：「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人制定『國語羅馬字』的功勞是不能不承認的。」對文字改革工作，黨和政府給予了充分肯定與支持。
「文革」期間，黎錦熙雖受到黨中央保護，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在工作和生活諸方面受到干擾、迫害，但即使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他也並沒有停止研究，還寫下了近30種學術論著。1972年，他將自創的「漢語雙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說」親自交給周恩來。粉碎「四人幫」後，他歡欣鼓舞，渴望在科學的春天做更多的工作。1977年，他撰寫了《崢嶸歲月中的偉大革命實踐——回憶建黨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活動》；1978年，他上書黨中央，提出在發展自然科學的同時盡快發展社會科學的建議，又向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匯報了漢字與機器相結合的具體方案。沒過多久，他因病住進醫院。病中他仍時刻關心著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進展，多次要求出院工作。3月27日上午，他艱難地舉著插有輸液針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審訂著他在北京地區語言學科規劃會上的書面發言稿，他在發言稿末尾深情地寫道：「我今年已滿八十九歲，風燭殘年，但我要活到老，學習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貢獻給祖國的語文教育事業!」他計劃著出院後的科研工作，憧憬著科學春天的美麗藍圖。然而，僅過了十多個小時，他就溘然與世長辭了。他對我國的語言文字工作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黎錦熙從事語文教學和研究工作70年，研究和探討的領域很廣，對於語言學、文字學、詞典學、語法學、修辭學、教育學、目錄學、地理學、史學、佛學等，都有很深的造詣和豐富的著述，僅有關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著作，計論文就有300多篇，專著30餘部。他在文字改革、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和辭典編纂方面，尤其做出了極其卓越的貢獻。數十年來，他還為祖國培養了許多語言文字工作者和專家，影響所及，遍於海內外。黎錦熙不僅是一個語言學家，一個學者，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改革家，一個始終為了中國的富強、進步，貢獻了其畢生精力並做出巨大貢獻的人。
黎錦熙先後當選為第一、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作為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曾任九三學社監事，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常委。
楊昌濟
楊昌濟
（1871-1920）
倫理學家,教育家。
湖南省長沙縣人,名懷中,字華生,1871年出生。兩次鄉試不中,後在家設館授徒,常與密友楊守仁討論國事,認為「非改革不足以圖存」。1898年就讀於嶽麓書院,不顧山長阻撓,毅然加入進步團體南學會,努力宣傳新學、新政,贊同譚嗣同的「以民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變失敗後,避居家鄉,研究經世之學。無論是研究學問還是做人,都具有堅忍精神,他說：「吾無過人者,惟於堅忍二字頗為著力,常欲以久制勝。」他的這種精神,學子們稱為「達化齋法門」而競相仿效。
1903年,考取官費留日學生,在弘文學院、東京高等師范攻讀教育學6年。身處扶桑,不忘祖國,改號懷中,以求心懷中土。對日本老師誣蔑中國人的言論予以指斥,說日本「不懷好意」、「有入主中國之思想」。還參加了拒俄運動。1909年,由日本赴英國,入蘇格蘭愛伯汀大學,攻讀哲學、倫理學,獲學士學位。後又到德國考察教育,立志獻身教育,報效祖國和人民。1913年回到長沙,被湖南省政府聘為教育司司長,他斷然謝絕,表示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以直接感化青年為己任,意在多布種子,俟其發生」。他先後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第一師范任教。毛澤東、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學生,領受教誨頗多。他對國事頗為關注,曾設法營救被袁世凱迫害的楊德麟,規勸楊度不要為袁世凱復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參加新文化運動,為創建湖南大學奔走呼號,等等。還為《新青年》撰寫論文,推薦文章。與徐特立、黎錦熙等組織編譯所,編輯出版中小學各科教科書,翻譯了《西洋倫理學史》,編輯了《論語類抄》、《教育學講義》等書。《達化齋日記》、《楊昌濟文集》為其傳世之作。
他對教育提出過許多有見地的觀點：主張知行統一,注重實踐,反對空談；主張以道德教育為中心,德、智、體全面發展,提出「立志、理想、愛國、殉國、勤勉、存誠、立功、勇敢、堅忍、貴我通今」等10個方面內容,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張教育普及應與提高相結合；主張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反對趕時髦的留學之風；注重發現、愛護和培養人才,此乃「悠悠萬事,惟此為大」；主張洋為中用,反對全盤西化。他認為一國有一國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學海外,欲歸國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國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當因,何者當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瞭然於心,確有把握而後可以適合本國之國惰,而善應宇宙之大勢」。
1918年6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他為赴法勤工儉學學生籌措經費,推薦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促成了愛女楊開慧與毛澤東的婚戀關系。五四運動時,發表《告學生》一文,表達對青年的熱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於北京,終年49歲。歸葬長沙縣板倉。
毛澤東對他評價極高,稱他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發展教育為己任,「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他最鍾愛的兩個學生：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理論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名聞天下,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他們實現了導師的「欲栽大木拄長天」的宏願。
Ⅲ 徐為民的西北大學教授
已出版了《秦建築文化》（合著）《秦政治思想述略》（合著）《秦都城研究》《秦公帝王陵》《秦漢歷史地理研究》《世界第八奇跡—秦陵兵馬俑》等十部著作，主編和參編著作八部，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其中獲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三等獎兩項，西安市社會科學一等獎和三等獎各一項，陝西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一項。正從事國家社科基金（西部）課題「秦漢都城與自然環境演變關系研究」的研究。
主要學術兼職有：陝西省文史館研究員，中國秦漢史學會理事兼副秘書長，中國古都學會理事，陝西省歷史學會理事，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副會長兼副秘書長，秦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陝西省秦俑學研究會副會長等。
科研工作
已經出版著作8部，發表論文60篇，還有不少的普及性文章，有些研究填補了空白，有些研究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出版的書籍和發表的論文有：
（一）著作：
《秦建築文化》，（第一作者），陝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秦始皇陵兵馬俑銅車馬》陝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秦政治思想述略》，（第一作者），陝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世界第八大奇跡――秦陵兵馬俑》，西安出版社，1995年出版。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副主編）文物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中華秦文化辭典》，（副主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秦俑秦文化研究》，（副主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秦都城研究》，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獲陝西省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3等獎。
《地下軍陣》，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秦公帝王陵》，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秦漢文化史大辭典》，（副主編）上海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司馬遷與史記論集》（第五集），（主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秦都咸陽與秦文化研究》，（主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夢回大秦帝國》，（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司馬遷與史記論集》（第六集）（主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秦漢歷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司馬遷與史記論集》（第七集）（主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秦王掃六合》，三秦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早期秦文化研究》（主編）三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二）論文：
1、 秦漢都城文化研究
《論秦西漢都城的面向——兼與楊寬先生商榷》，《秦文化論叢》第六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秦立國關中的歷史地理考察》，《文博》1998年第5期。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復印中心《先秦秦漢史》同年第6期全文轉載。
《秦甘泉宮所在位置辨》《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5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關於秦都城的一點認識》，《光明日報》1999年8月6號史林版博士論壇。
《秦都咸陽的地方行政管理》，《陝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9年3期。
《秦都咸陽的幾個問題》，《咸陽師范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5期。
《秦都城研究瑣議》，《浙江學刊》1999年6期。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復印中心《中國地理》2000年第2期全文轉載。
《秦離宮別館述論》，《周秦文化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秦與春秋戰國時期諸國都城比較研究》，《秦俑秦文化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 月出版。
《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論》，《周秦漢唐文明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秦都咸陽與漢都長安的關系》，《秦文化論叢》第8輯，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秦都雍城考論》，《秦漢史論叢》（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秦之櫟陽》《寶雞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涇陽為秦都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
《秦都城研究的現狀和前瞻》，《秦文化論叢》（第9輯） 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周秦漢唐建都關中與自然環境的關系》，《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9輯，2002年三秦出版社出版。
《秦都城中禮制建築研究》，《人文雜志》2004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中心《先秦秦漢史》2004年第3期全文轉載。
《秦都咸陽城郭制度再研究》，《文博》2003年第6期。
《秦內史置縣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年1期。
《秦都咸陽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與利用》，《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出土文獻與秦文化研究》，《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1期。
2、秦漢園林文化研究
《秦代的苑囿》《文博》1990年第5期。
《西漢上林苑宮殿台觀考》《文博》1991年第4期。
《扶離宮與挾離宮》《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1期。
《秦建築文化概論》《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
《秦漢園林特點瑣議》《秦漢史論叢》第六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西漢上林苑的幾個問題》《文博》1994年第4期。
3、秦漢人物述論
《呂不韋與呂氏春秋》《秦史人物論》1993年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秦景公與秦公一號大墓》《秦史人物論》1993年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試論司馬遷對秦始皇的評價》《司馬遷與史記論集》第1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試論司馬遷的商業思想》《漢中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
《尉繚與尉繚子述評》《秦文化論叢》第5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
《樗里疾考》，《秦文化論叢》第6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4、秦漢陵墓文化研究
《秦公帝王陵考論》，《文博》1999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復印中心《先秦秦漢史》同年第4期全文轉載）。
《秦公帝王陵發展演變的特點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文博》2001年第6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復印中心《先秦秦漢史》2002年第2期全文轉載）。
《秦公帝王陵的四大陵區及其形成原因》，《秦文化論叢》（第9輯） 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秦東陵考論》，《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5期。
5、秦漢建築文化研究
《秦建築與秦社會歷史之分析》《陝西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中心《中國古代史》1994年第8期全文轉載）。
《秦瓦當概論》（台灣）《歷史月刊》2001年1期。
《雄偉壯觀的秦長城》（台灣）《歷史月刊》1995年第2期。
6、其它
《漢初經濟繁榮及其原因》《函授教育》1995年第6期。
《秦兵馬俑藝術特徵淺析》，《秦俑藝術論集》陝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秦隋速亡原因比較研究》《陝西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秦陵銅車馬的科學工藝》，（台灣）《科技博物》1998年第1期。
《西戎所在地域及與秦的關系論》，《秦文化論叢》第7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軍功爵制與秦社會》，《秦漢文化比較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2001年秦漢史研究概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12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先秦秦漢史》2003年2期全文轉載）。
《秦法家思想新論》，《秦文化論叢》第10 輯，三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秦漢區域文化研究〉評介》，《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歷史地理學透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3期。
《唐以後西安失去全國政治中心的原因》，《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0輯）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
《法家思想與秦王朝滅亡關系新論》，西北大學學報，2005年4期。
獲獎情況
《秦政治思想述略》1998年獲得陝西省第五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秦都城研究》2001年獲得陝西省第六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秦建築文化》1995年獲得西安市第二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秦公帝王陵發展演變的特點積極在歷史上的地位》2003年獲得西安市第四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秦公帝王陵》，獲得陝西省教育廳2005年人文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獲基金資助
2004年獲得一項國家社科基金「秦漢時期都城與自然環境演變關系研究」，八萬元資助。
2003年獲陝西省教育廳「秦漢帝王陵比較研究」項目，資助一萬元。
Ⅳ 周太王從梁山遷都至歧下（這個歧下是四川現在的那裡）
位於距周原30公里的周公廟遺址，難道就是學者們多年苦苦尋覓的周王陵所在？
在一個流傳久遠的傳說中，一名叫姜的女子因為在野外踩上了上帝足跡而心動有孕。孩子生下之後，姜以為不祥，就試圖拋棄他。孩子先被拋棄在隘巷中，路過的牛羊都不踩他；又被拋棄在樹林里，卻被前去伐木的人抱回；第三次被拋棄在寒冰上，卻見一群大鳥張開翅膀來覆蓋他。姜終被感動，撫養這個孩子長大。這孩子就是周人的先祖——後稷。
根據文獻的記載，後稷最早居住地在「邰」，他的後代公劉將族人遷居至「豳」，至古公父時又遷居至「歧下」。《詩經》在描述這個過程時說，「古公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歧下。」在《詩經》中，這個「歧下」被描述成一片豐饒富足的土地，周人在此劃定田畝，築建宮室，釐定官職，建立都邑。經過近百年生息，逐步積聚起「剪商」的力量。
千百年來，對於「邰」和「豳」的地點，後人一直爭論不休，但是對於「歧下」——這個周人的早期都邑，卻少有爭執。在文獻中，「歧下」一直被認為是在陝西岐山、扶風兩縣北部交界的地方——周原。但是，隨著距離周原30公里的周公廟遺址墓地在10月中旬發掘工作的開始，這個傳統的觀念卻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也就是說，「歧下」可能是在(狹義的)周原之外。
存疑
早在上世紀40年代，中國的考古學者即開始進行尋找西周都城的工作。考古學大師石璋如是最早到陝西尋訪文獻中提到的周人發祥地周原的人，他當時還考察了周人在「歧下」之後建立的都城「京」和「鎬京」。
實際上，周原作為周人滅商之前的聚居地，不但為文獻所記載，也同時被此處自清代以來不斷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銅器所旁證。
著名的青銅重器毛公鼎、大盂鼎、小盂鼎、克鼎、散氏盤等即出土於此處。因此，當20世紀50年代，考古學者開始對周人都邑進行科學系統的考古調查時，目光首先聚焦到了這里。
而周原似乎也並沒有辜負眾人的期盼，經過近半個世紀的考古發掘，考古學者在此發現了大量周人的文化遺存。這其中既有層出不窮的青銅器窖藏、豐富的周代甲骨，也有大量的周人墓葬群、同時還有大型的建築遺址。其中又以1976年收獲最豐。
當年，考古學者不但發現了鳳雛、召陳兩處西周大型建築基址群，還出土了大量甲骨。至當年底，周原區域內的庄白村一號窖藏一次出土了103件青銅器，這是百年來周原地區窖藏出土青銅器最多最完整的一次。其中的青銅器牆盤上有銘文284字，詳細追頌了文、武、成、康、昭、穆等周王的偉績，為文獻中記載的周王世系提供了最直接的說明。
以此種種發現，似乎都在提示人們一個結果——周原就是周人的早期都邑「歧下」所在。
但是，在這些豐富的發現中，也隱藏有種種缺憾。一是在此區域內發現的先周文化遺存(武王滅商以前周人的生活痕跡)並不多——如果這里就是古公父遷歧之所，那麼至武王滅商時，周人在此應有百年的發展史，這在考古中應該得到不少證據，但是卻很少。同時，人們對在周原發現的大型建築遺址的性質和具體時期存在諸多爭論，這也影響了以此為基礎的許多判斷。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周代王陵至今無跡可尋，雖然經過了考古學者在周邊區域的多方探尋，卻終無結果。
自1999年開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考古研究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合組成周原考古隊再一次對周原地區進行新的田野發掘工作。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之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師徐天進開始對周原的性質產生了新的考量。
徐首先發現，在周原出土的有銘文的數百件銅器中，非姬姓貴族的銅器佔92.18%，姬姓貴族的銅器只佔7.82%，而且這些銅器的年代多集中在西周中晚期，這與周原的政治中心地位頗有不合。
對周原大型建築基址和墓葬以及銅器關系的重新思考，也使得徐對周原真正的地位產生了自己的看法：或許這些青銅窖藏和墓地以及大型建築可能是三位一體的關系，它們擁有共同的主人。那麼，在10平方公里的遺址面積內，姬姓周人又該居住何處呢？周原會不會只是西周時期不同氏族的貴族為中心的聚居區，而並非周人早期的都邑呢？
以此為出發點，徐天進帶領他的學生開始在周原遺址之外進行新的調查，以期發現「歧下」的新線索。
發現
2003年12月，徐天進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實習學生對周原30公里外的岐山周公廟遺址進行調查。之所以對這個地方感興趣，徐天進解釋說，一方面是因為此處過去曾出土過先周時期的青銅器，另一方面這里還出土過大型建築才使用的磚和瓦等建築材料。
周公廟位於岐山縣城西北7.5公里的鳳凰山南麓，始建於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是唐高祖李淵緬懷周公姬旦德賢勤政，下詔於岐之古卷阿腹地為周公建立的專祠。一直以來，由於文獻中缺乏記述，人們並沒將此地與周人都邑建立什麼聯系。
似乎是上天對勤於思考者的獎勵，在短短的為期4天的考察中，北大這支考古隊伍竟然有了驚世的發現。12月14日，兩片刻有字跡的周代甲骨在周公廟南的一處溝渠下被發現。其中一片甲骨刻有38字，這也是迄今為止所見字數最多的周代甲骨。
這一發現引發了學界震動，北京大學和陝西考古研究所很快聯合組建了周公廟考古隊，對周公廟遺址進行更大規模的鑽探和調查。一個個更加引人矚目的發現由此拉開序幕。在隨後幾個月的發掘中，考古隊前後發現了760多片甲骨殘片，初步辨識有甲骨文字420餘字。這些甲骨文內容包含豐富，其中帶有「周公」字樣的甲骨有四片，這也是甲骨中首次出現「周公」的記載。
更令人震驚的是，眾多高等級墓葬也相繼被發現。到目前為止，周公廟考古隊已經勘探出大型墓葬22座，其中有4條墓道的就多達10座，3墓道、2墓道和單墓道墓葬各4座，另有陪葬坑14座。
有無墓道以及墓道多少一直是考古學界藉以判斷墓主身份等級的標志。根據古代的禮制，墓道多者等級必然高。而4墓道則被認為是王陵的標志。而在此之前，除了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發現了不規則的4墓道墓葬外，在周代考古的實踐中，還從未發現過真正的四墓道大墓。
另外，在這些墓葬的外圍還發現了1500餘米的夯土圍牆和6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以及大量先周時期的空心磚、條磚和板瓦。在大墓遺址西側的「東三爪」一帶，又發現了192座中型墓葬。這一切，都使得這些墓主的身份變得非比尋常。難道這些墓葬就是學者們苦苦尋覓的周王陵？面對這些，學者們既表現出無比興奮，同時又出言謹慎。
在已有的文獻線索中，早期的周王應該下葬於「畢」。對於「畢」的判斷，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是在長安郭杜鎮或是咸陽原一帶。清代乾隆年間陝西巡撫畢沅曾經在咸陽原的兩座陵前立碑，認為此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墓，而當地也據此改名周陵鄉。但經後世考古鑽探，此二陵皆為漢墓。於是，尋找周王陵的重點就一直放在了長安縣境內。盡管至今蹤跡渺茫，但是誰也不敢輕易否認文獻中的線索，而立即承認之前完全出乎意料的周公廟遺址。
眾多學者根據甲骨文中多次出現的「周公」字樣，判斷周公廟遺址很可能為周公的采邑。而協助武王滅商，又輔佐成王的周公則完全有資格以王的禮儀下葬。另外，目前所發現的4墓道墓葬形制較小，其規模與人們想像中的王陵還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周公旦或其後代以王禮下葬於此似乎成為目前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而徐天進則更傾向於這里既是周公的采邑又是古公父所建都邑，「所有線索都表明，該遺址應該是一處具有都邑性質的遺址。」
解惑
2004年9月中旬，周公廟遺址考古隊接到國家文物局的批復，同意對其中兩座墓葬進行試掘。試掘工作從10月17日正式啟動。考古隊試掘的是18號墓和32號墓，從目前的進展看，32號墓已經遭到嚴重的盜掘，而18號墓暫時看來還安然無恙。這似乎也寄託著破解這片神秘墓地身份的希望。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先秦史教研室田旭東副教授對此滿懷期盼。這位研究西周禮制多年的學者談到，周公制定的周禮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影響後世近三千年，深深根植於中國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當中。周公當時確定的禮制，不僅僅只是禮樂制度，而且是一套無所不包的典章制度。這其中既包含了中國古代政治的基本理念、刑罰制度，也包含對社會行為的規范化和道德化的要求。但是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對周公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了解的太少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怎樣評價這次發現都不過分。」
對長期關注周代都城研究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主任張天恩來說，最希望看到的則是墓葬中能夠出土帶有銘文的銅器或是刻字的甲骨。他說，「這將對研究周人歷史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但他同時對周公廟遺址或為周人早期都邑的觀點持審慎態度。他表示要滿足周人早期都邑的條件十分苛刻，不但要有大型的建築、高等級的墓葬，大量青銅器，同時，作為滅商之前的周人聚居區，還必須具備一定的人口規模，力量不能太弱小，因此應該有大面積先周居住區。而周公廟遺址，從目前的發掘現狀來看，並不完全具備這些特徵。
張天恩還對周原地區出土的姬姓銅器少於其他姓氏銅器的現象做出了解釋。他認為這很有可能與姬姓貴族被大量分封到外地有關。「在墓葬發掘沒有最終完成之前，做出任何結論都太早。但無論怎樣，周原對於周人的重要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2004年10月26日，位於鳳凰山南麓的坡地上，周公廟遺址墓地的發掘工作正在緊張進行著。晚秋的陽光照射在這片3000年前周人曾經活動的山崗上，南望則是一覽無遺的平坦台地。考古隊隊長王占奎正指揮著工人將墓內的浮土一鏟一鏟地取出。一座四邊帶有墓道的中字型墓葬已經可以清晰地看見輪廓。或許是生怕遺漏了任何線索，工程的進度只能以厘米來計算。這無疑使得所有關心這座墓葬結果的人感到焦急。但誰也不知道，在這些工人下一鏟挖下去之後，到底會有怎樣的發現？
Ⅳ 清華大學走出過哪些非科研領域的知名人物
錢鍾書 先生
錢鍾書，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獲文學學士，是一位知名作家及文學研究家。1938年，錢鍾書著有《談藝錄》，此書叵受好評，獲得廣大回響，就連文史家曹聚仁都曾說過"讀了《談藝錄》，才算懂得一點舊詩詞"，另外，錢鍾書生也曾擔任《毛澤東選集》1-3卷英譯委員會委員。
Ⅵ 徐為民的介紹
徐衛民，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教授，副院長。多年來主要從事秦漢史和歷史地理的研究。
Ⅶ 商紂的真名..
商紂王帝辛
紂王
燧人氏------太昊------有熊氏少典(生黃帝)------黃帝(有熊氏公孫軒轅)------少昊(青陽)------帝嚳(生契又作偰,卨)------商侯王時期,殷偰[(xie)又作子契]——— 昭明 ——— 相土 ——— 昌若 ———曹圉 ——— 冥 ——— 王亥 ——— 上甲微 ——— 報乙 ——— 報丙 ——— 報丁 ——— 示壬 ——— 示癸 ——— 湯（商開國帝王，又稱天乙,大乙,成湯帝,帝湯,)
至此商統一全國.(商帝王時期)
1、天乙（湯、武湯、唐、大乙、殷湯、成、履）——（太丁：有人稱太丁為商第二帝有人稱其為王儲但早逝，未及登基，弟外丙繼位。至今史學界仍有爭議）2、外丙——3、仲壬——4、太甲（祖甲、太宗）——5、沃丁——6、太庚——7、小甲——8、雍己——9、太戊——10、仲丁——11、外壬——12、河亶甲——13、祖乙（中宗）——14、祖辛——15、沃甲——16、祖丁——17、南庚——18、陽甲——19、盤庚（睿宗）——20、小辛——21、小乙——22、武丁（高宗）——23、祖庚——24、祖甲——25、廩辛——26、康丁——27、武乙——28、文丁——29、帝乙——30、帝辛（紂是貶損意思所以不用、帝原先名受或受德.號受辛帝或帝辛）
[商（又稱殷商.和北蒙）代君主在古籍和甲骨人中被稱為帝。自湯（天乙帝）至受凡十七代，三十傳，歷六百二十九年(另說六百年左右)。一說商凡三十一帝，即第二任為太丁帝，往後類推。帝位傳承製度前期以「兄終弟及」為主，後期以「父死子繼」為主。國都屢遷，至盤(盤)庚遷殷（今河南安陽小屯村），始定都](根據資料早商時期在上甲微時期早就遷都殷過.)
由於商後被周所滅，周原為商的一個諸侯國，奪取天下後自稱天子，但稱王。後世為避諱，也把商歷代君主稱呼降帝為王。
/ 商朝前期勢力還行到了盤庚,武丁帝時期版圖就空前擴大了.在世界帝王排行榜中商武丁帝也排在裡面,燧人氏,太昊,軒轅黃帝,少昊,帝嚳,大禹等等都沒有排到名次.商武丁帝王(商朝王字是上面個天字下面一橫取意思是君臨天下之意是於後來的王字有區別的.)在位期間南征北戰奠定了中國的版圖是個文武雙全文韜武略的帝王使得中國躋身於四大文明古國商朝是功不可沒.而且光是商朝都繁衍出了50幾個姓氏他們都是軒轅黃帝直系後裔也是少昊太昊後代再往上追溯就是燧人氏的後裔了/中國只有夏族商族才是正統中國人.韓國朝鮮半島在古代中國商朝時期就是我們的領土商箕子帶過五千人去了當時的高句麗現在的韓國朝鮮在那裡建立了箕子王朝!這個是有根據的推不掉的!應該說古代朝鮮半島也是中國的.至少是有中國人在那裡建立過王朝的. 正說故都賢聖.殷受德—－ 商·帝辛
更新時間：2007-1-29 9:33:11 原出處：原創 作者：河南省商宋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副會長 □ 宋英澤
在河南省淇縣摘星台公園內，立有一通「商朝六七賢聖君故都」的石碑，從題記與落款可以看出，此碑刻於清朝順治元年，由時任縣令、縣丞、典史和明朝監察御史孫徵蘭等官民同立。碑文中的「六七賢聖君」，出自《孟子·公孫丑章句上》：「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據《淇縣志》記載，此碑原立於淇縣朝歌鎮南關的關帝廟一側。
淇縣因臨淇河而得此名。古稱沬鄉、沬邑、朝歌、雅歌、臨淇、衛州、淇州等，先後作殷商帝都和衛國都城500餘年，歷史悠久。公元前1250年，商君武丁始遷沬邑；公元前1147年，武乙繼都沬邑；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後改沬邑為朝歌；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後仍襲朝歌為都。公元前1046年左右，西周王朝分商畿為邶、鄘、衛三國，設衛國於朝歌；公元前660年，戎狄破衛，改朝歌為邑；西漢置朝歌縣；王莽改朝歌為雅歌；三國設朝歌郡；東魏改稱臨淇縣；隋朝置衛縣；唐初將衛縣升為衛州；公元703年又復置臨淇縣；宋熙寧六年至宋元佑年間（1073年—1094年），幾經升降復縣；（後）至元二年（1336年），改臨淇縣為淇州；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降為淇縣。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淇縣劃歸平原省安陽地區行政公署管轄；1954年並入河南省湯陰縣，改稱朝歌鎮；1962年與湯陰縣分治，恢復為淇縣；1986年劃歸鶴壁市。淇縣現轄1區3鎮4鄉，175個行政村，總面積567.平方公里，人口25.8萬。1980年地名普查確認名勝古跡83處，歷史地名17處，現有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1處、仰韶文化遺址9處、龍山文化遺址25處、殷商文化遺址22處、衛國文化遺址13處，是河南省歷史文化名城。
清朝順治元年，政局不穩，蔡霍負命淇縣任職，初來乍到，他便串列鄉里，體察民情，並以拜訪明代遺老孫徵蘭為由，探求從政之道。孫徵蘭為弘揚家鄉文化，建議他打出淇縣原為殷商帝都的金字招牌，這樣既可安撫民心，為輝煌的淇縣歷史增光，還能為官一任，留名百世。於是蔡霍又請孫徵蘭撰文書丹，在通往京城的驛道旁刻立了「殷(商)朝六七賢聖君故都」這通石碑。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記寫：「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但此「賢聖之君」中，史料證明只有武丁始遷沬邑為都。而以沬邑、朝歌為都者，也只有武丁、武乙、帝乙和帝辛四位帝王。孫徵蘭為什麼要用「六七賢聖君」這個概數來贊譽自武丁之後的殷(商)朝賢聖君，並給後人留下思索和爭辯的空間？如何尋覓或認識另「二三賢聖君」呢？辭源所謂「賢」者，是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聖」者，既是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又是臣民對帝王君主的尊稱；「君」者，則是指古代國家的帝王或地位高的人。孫徵蘭喜詩擅書，他除了題寫「商朝六七賢聖君故都」的碑文，還在淇縣城西北20餘公里處的靈山絕壁上題寫有摩崖石刻詩一首，詩曰：「山卓碧雲插漢，泉滃綠玉飛花；三仁六七賢聖，靈傑千古同嘉。」明確地指出了被稱為「殷（商）之三仁」的比干、箕子和微子，不在他所題寫的「商朝六七賢聖君」之列；他所題寫的「商朝六七賢聖君」，也非孟子所說的「六七作」這一量詞。所以，殷商自武丁至帝辛，除了「商之三仁」外，還有「六七賢聖君。」而這「六七賢聖君」，很可能就是居沬邑或朝歌為都的「四帝三君。」「三君」則應是德才俱佳、智慧高超、地位顯赫的商君武丁的帝後婦好 、宰相傅說 和殷商三朝元老、丞相商容 。因為孫徵蘭是淇縣朝歌鎮南陽村人，他非常知悉當地百姓對帝辛受德的贊頌，但他又是朝廷命官，更加清楚朝中的事實，雖然性格豁達豪放，不苟同世俗，敢為蔡霍策劃謀政之道，並出此義舉，但畢竟是年老隱退，成了「睡仙。」面對尚有爭議的帝辛，要把他列入賢聖君內，豈能秉筆直書。顯然，這與許仲琳編撰的《封神演義》不無影響 。孫徵蘭巧用「六七賢聖君」作句一語雙關的代詞，算上帝辛即是六，不算帝辛就是七，來了個「隱姓埋名」和「不是也是」，任你說六我言七。
因為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所以帝辛或受辛帝,受王(名受德或受)自 失 國 以後，被姬發之後和一些誹章者（上奏章誹謗的人——主 持 人）改稱商紂王,並說三道四，惡語中傷。但朝歌城中的老百姓 在 世世代代 流傳 的故事中，不乏對帝辛曾經有過的 英 姿 和 功 績 的稱 頌。正如 偉 大 的 浪 漫 主 義 者雨果 描述悲情英雄拿破崙那樣 ：「失 敗 反 而 把 失 敗 者變得更 崇 高了，倒了的波拿巴彷彿比立著的拿破崙更為 偉 大。」帝辛受德 傳 播 中原 文 化，弘揚 華 夏 文 明，發 展 商代經濟，開 拓東南 疆 土，統 一 中國的 功 績 在唐朝時 廣 受 頌 揚。為了紀念帝辛，唐朝人在鹿台附近的金牛嶺建造殿宇四座，史稱鹿台寺，供人們朝拜進香。該寺每逢朝陽初升，嵐霧繚繞，滿天紅雲，就象帝辛登鹿台 自 焚 時 的熊熊火光，照徹天空，成為人們游覽觀賞的一處美景。「殷(商)朝六七賢聖君故都」碑的刻立，成為清朝順治年間的一大壯舉，當地百姓無不歡悅。如今，為保護殷都朝歌之物證，淇縣有關部門將此碑移立到了摘星台公園內。朝歌是故都、是陪都的爭論，似乎隨著安陽殷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成功而嘎然止聲，但人們仍寄希望於歷史遺留在地下的文物能有新的發掘與發現，因為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人們對歷史總是會有新的發現。
早自春秋以來，不少君臣將相、帝王偉人、專家學者就不斷為受辛鳴冤不平。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說：「紂(受)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見《論語·子張篇》)。」意思是說：「帝辛到底怎樣壞，其實不是象傳說的那樣歷害，與其他君王相比，只要他有錯，天下的惡事恐怕就都歸他了。」宋朝羅泌在《桀紂事多失實論》中認為：「帝辛大造宮殿，建造酒池肉林，寵信女色，囚禁賢人，殘害忠良等罪惡，與桀的罪惡如出一轍，凡桀的罪，就是紂的罪惡，桀紂不分，這些都是出於模仿。」《史記》謂帝辛「重刑辟、有炮格（同"炮烙"）之法。」以及「脯鄂侯屍、剖比干心」等。之後，世人憑借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對帝辛的偏見流傳離奇，稱受德為暴君，似是殺人惡魔。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獻奏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 多二十五篇，又為暴君說增添所謂西周時代的文獻依據。然而，理學家朱熹整理文獻，注釋古籍，疑《古文尚書》之偽，不信詩序，多有新解。對梅賾獻奏的《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宋·吳棫也疑係偽作。明·學者梅鷟分析《尚書》的內容、篇數、傳授情況、文體來源，撰有《尚書考異》，指出它是偽作。清·學者閻若璩依梅鷟的論證，也列出了一百多條論據，佐證《尚書》作偽的事實。清·丁晏著《尚書余論》，考證出於魏·王肅之手。司馬遷也說：「尚書殘缺，空隙的地方很多（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第一》）」。而對司馬遷的「炮格」說，台灣學者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指出：「炮烙酷刑是夏(姒)履癸發明的 ，已登記有案，宣傳家大概一時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叫受德再發明一次。」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坑殺咸陽諸生460餘人，也可能坑殺有儒家學者，史稱「焚書坑儒。」以致在此後兩千多年漫長的儒家學派當權期間，字典上很多能形容惡劣的字句，都被象炭火一樣堆到了秦始皇的頭上，讓後人視秦始皇為暴君。不知道司馬遷因涉李陵之案而交不起換命贖金，仍遭劉徹腐刑的事 ，是否連他自己也忘了；還有項羽把蔡生投到巨鍋中煮死的刑罰，這些難道還不及帝辛和秦始皇暴虐？其實，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就寫出了他的答案：「對作姦犯科的人，鑽窺法令縫隙的人，你用道德禮俗是感化不了他們的，是毫無效果的，只有用嚴刑重罰，才能制服他們。」
歷史上，商王朝處於信史形成時期，「言語異聲，文字初形。」根據考古發掘出土的甲骨文研究證實，殷商時期的文字記載除了祭祀中的卜辭記事，在春秋以前的漫長歲月中，歷史幾乎空白，難以澄清。主要原因是時代的久遠文獻不足,還待以後考古發現.(文獻並不足或說是周人燒毀前人的典籍.後來的王朝都有過毀壞前朝的事物.比如秦王朝就有過焚書坑儒)不過，西周王朝及以後的著史者還是在史實中透出了一些可以做別樣解釋的祥光。《史記》記述：帝辛「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亦有史料說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撫梁移柱之力，深得父君帝乙之愛，雖非長子，卻立嗣繼承君位。帝辛即位後，勵精圖治，宏振商邦，為民造福，增光先帝。他鼎新革故，廢除殺戮奴隸舊制，把奴隸變成生產力，讓奴隸從事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生產，為社會創造財富，「使用奴隸參加國家公務」（呂振羽《殷商時代的中國社會》第95頁）。他改變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實行大規模的集體生產，開始使用耕牛，推廣耕耘播種，雍土施肥，灌溉排水等完整的農業耕作技術，使殷商時期的農業生產發展迅速。同時，也促進了手工業及科學技術的進步發展，促進了社會文明進步，使商王朝再度復現中興盛世，人民生活安定，四海諸侯賓服，深受百姓愛戴。試想，如果受德胸無大志，不問國事，他能成就殷商這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嗎？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商人一直是這樣做的。因此，孟子認為帝受辛有「故家遺俗，流風善政」。
為了顯示國家的強盛，受辛在朝歌營造了三道城垣，其中皇城面積約60萬平方米，城牆基寬150米、高約10米、頂寬13米。外環寬20米、深5米的城池。二道城垣面積達12平方公里；三道城垣從南門（常屯）到北門（淇水關）的距離達22·5公里，體現了當時一個邦畿千里的大國風貌。國家發展需要和國家建設怎能成為大造宮殿之說呢？
為了制服東南夷的搔擾，帝辛一改先君帝乙的征伐辦法，注重用兵策略(還用過象隊)。當時，東夷是比較強大的部落，常常入侵殷商之地，搔擾擄掠庶民百姓，自武丁至帝乙等雖然多次討伐，均未徹底制服。受辛則以雄才大略，命天下各路諸侯選派武功高強的勇士到黎地（今山東省鄆城西一帶）進行大規模的演練，以向東夷展示其攻防實力，致使東夷面對強大的殷商王朝，再也不敢輕舉妄動。受辛還是一個開拓者，為了擴展疆土，統一天下，他親自率兵征東夷、伐八方，使疆土面積不斷擴大，並將中原文化傳至江淮、浙贛、川陝、山西、湖北、江西、四川、甘肅、內蒙等。淇縣的民諺說：「帝辛(受帝)的江山，鐵桶一般。」如果受辛真的只是一個「造宮室、建酒池、寵女色、囚賢人、害忠良」的暴君，他能穩坐殷商江山數十年嗎？文王如不假修仁德，武王如不收買姜尚(呂尚,字子牙) ，受王那鐵桶一般的江山豈能輕易被偷襲攻破？僅僅是眾俘倒戈，沒有殊死搏鬥的牧野之戰，怎能會血流漂杵？孟子對此曾說：「仁人無故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流杵也？」孟子這番話的意思就是：「周武王若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沒有敵手的。他現在侵佔商的土地，竟然使將士們的血流得可以把幾十斤重的兵器木杵都漂浮了起來，這怎麼能讓人相信呢？」毛主席評價受德說：「帝辛那個時候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擁護他。帝辛自殺了，他寧死不投降（見《毛主席讀書筆記解析》第1157頁）。」而對於姜尚(別姓呂,名尚字子牙)這個人，毛主席也有一種別樣的註解。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新華社發表《別了，司徒雷登》的評論，為這個「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美國姥送行。毛主席指出：「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主席引用的這個典故，就源自商朝的姜尚(呂尚,子牙)。姜尚叛逃商朝後，直奔西伯姬昌 ，但又怕主動投靠身份不高，於是心生一計，住在西伯姬昌經常出沒的渭水之濱，用一桿無餌的直鉤在三尺水面上垂釣，口中念叨著：「負命者上來。」後來姜尚果然被姬昌重用，成為「幽謀(奸謀暗處詭謀)修德，以傾商攻」，積極輔佐姬發翦商的羽翼。
郭沫若先生在《青銅時代·駁說儒》中說：「帝辛這個人對於我們民族發展上的功勞倒是不可淹沒的。商代末年有一個很宏大的歷史事件，便是征伐東南（夷）、經營東南沿海。這件事幾乎被周以來的史學家完全抹殺了。這件事在我看來，比起周人的翦滅商室於我們民族的貢獻更偉大。」郭沫若先生亦有詩曰（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篇》四·豫秦晉紀游）：
偶來洹水憶帝辛，統一神州賴此人。 百克東夷身自損，千秋公案與誰論？ 此當尚在帝辛前，觀此勝於讀古書。 勿謂帝辛太暴虐，奴隸解放實前軀。周王克商實僥幸，萬惡朝宗歸受身。 中原文化商始創，商人鵲巢周鳩居。 帝辛之功邁周發，帝辛之罪有莫須。 受德之名當恢復，帝辛之冤當解除。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偉古無侔。 但如溯流揮其源，實由殷受開其初。 固當厚古而薄今，亦莫反白以為污。 非徒好辯實有以，古為今用斥虛無。 方今人民已作主，權衡公正無偏誣。 誰如有功於民族，翻開公案莫蜘躇。
隨著當今人文主義思想觀念的深化，對帝辛的正確評價已經成為史學界必須深入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了，古今許許多多的文人墨客、專家學者、甚至帝王君臣、聖賢偉人對受辛功大於過的評價，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史學家呂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的緒論中說：「從商人當時散布的地域研究，她或者比當時散處在黃河上游各民族還有先來到中原的可能。」歷史研究資料表明，中原地區是各族人民南來北往、東西行走的必經之地，是各族人民頻繁活動和密切交往的社會活動中心，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祥地。百家姓中有61個主要姓氏是從商代起在朝歌地區產生的，其中單姓52個、復姓9個，這說明中原地區的人多是從古老的殷商人群中繁衍下來的。因此，作為燧人氏、太昊、軒轅子孫、華夏兒女、殷商後人，我們有責任為我們的先祖洗去不白之冤，以使潔者不污，明者不晦。
中原地區民俗文化底蘊深厚，流傳有很多世代傳承的神話故事，人類口頭語言藝術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非常豐富，在中國的神話系統中佔有十大神話 。遺憾的是諸如《封神演義》這類虛構人物情節、誣蔑醜化帝王、內容荒誕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勞動人民的神話，在歷史的長河中被人為地固化成了神話本身，演義成了索然無味的說教。雖然這種神話不用作任何考證就可以確定它的虛構是一目瞭然的，是魯迅先生一針見血陳指「其根柢，則方士之見而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從中華民族有始祖起古文化可考者，自商始(或至五帝夏朝始因沒有發現夏的文字或太少了)。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認為 ：「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化便是殷商文化，這些文化都發源於中原。」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王宇信等知名專家學者，對殷商文化予以高度平價，他們說：「殷商文化是充滿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僅相當進步而且日臻成熟。」商時期有獨立發展的文字體系，有高效的政治組織，有規模化的軍事組織，有熟練的青銅鑄造技術，有精湛的雕玉工藝，農作物品種、耕作技術和農田水利有較大發展，這種文化表現出殷商時期富蔗的物質生活，表現出高度成熟的民族藝術以及明確的社會組織，對後世起著巨大影響。因此，利用考古發掘的文物實證和史料相結合，對史前史、半信史以及夏、商、周斷代史，特別是殷商文化進行深入研究，是有益的，也是必須的。三千多年來，青銅生滿綠銹，黃土掩埋甲骨，殷商歷史研究難道無法取得積極進展么？商文化也難以尋覓蹤跡了么？科學有序的考古發掘和文物考古科學，將能盡快地為我們找到答案。願所有研究歷史的人，不再以空口無憑的「無稽之談」，繼續借用「相傳」二字，推掉你研究歷史的重任。滾滾前進的歷史車輪是有後轍的，只要經過努力，總是可以找到履跡的，而這條履跡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2001年出版發行的《新華詞典》對「紂王,帝辛''(受辛帝,受王,)這一條目的注釋是：「商朝最後一個君主，對中國古代的統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有過一定貢獻。」這無疑是當今史學家在典籍類圖書中對受德公正評價的一個開端。
在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寶庫中，殷商王朝創造的文明載體—甲骨文和金文,銘文銘記了這個朝代的功業(竹簡容易腐爛不好保存或現存極少了，孔子曰:"唯殷之先人有冊有典.''這個說明商朝早有竹簡了),盡管這有可能只是周人選擇保留的，但其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文明史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它在任何時候都能喚起我們思憶那個時代。研究歷史的意義不完全在於發現塵埃封掩的歷史真相，而在於總結歷史給予我們的啟示。這種啟示，對於每一個人來說，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人們對於殷商歷史的認識或觀點， 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從學術角度來說，誰也不可能絕對正確。但這必竟是一種認識或觀點。
註：商朝末代天子號帝辛或受辛，受王名受或受德。是個文武雙全的帝王！！根據考古資料的確是個好君王大帝！！反對無效90%可信！！帝辛之惡假與夏桀，周厲王，周幽王，隋煬帝，劉宋王朝的劉義隆，劉子業。劉彧等。不多講反正都是亂倫的暴君昏君！見<<資治通鑒>>帝辛是位失敗的英雄他雖失敗但英氣永寸！我們相信好的是說不壞的！時間會證明我們的觀點是對的！考古是唯一出路還有很多人為他鳴不平早在春秋時期的孔子學生子貢等都說帝辛之惡是周人虛偽造出的,是為了出師有名.這是他們的政治目的！《〈話說中國之創世在東方〉》，《〈中國帝王之謎〉》。毛主席和著名考古學家郭沫若也說過受德是個能文能武的帝王！！桀紂的紂字是惡謚不是他的本名本號！！助桀為虐！助幽為虐！助厲為虐！都是真實的！就該這么寫！助煬為虐！秦朝坑殺趙國20萬人算暴虐嗎?項羽坑殺秦兵30萬算不算暴虐? 予認為看事物不能只看清它的一面還要看清它的另一面，不要偏激,要做到適中．客觀知曉一切得以明理。
正說商帝辛(號帝辛,受辛,名受德,受)有些人就是不負責人啊好像你們親眼見到似的商帝辛殷受德真是太冤枉了還要被駕崩三千多年了還要被汝等黃毛賤人侮辱誹謗真是太不像話了!一代文治武功英明的天子最後是個失敗的英雄啊早在春秋時期的子貢就說過帝辛受是個好的君主是被後人將夏桀的罪孽附會到他的身上的(好多學者都說過都研究過).炮烙是夏桀發明的.已經登記在案了怎麼又要叫帝辛在發明一次啊真是亂講不負責人!肉山酒海.瓊室.瑤台原來是指夏桀的後來被用在了帝辛的身上了真是不公平啊!那是桀受不分啊!還有周厲王周幽王隋煬帝(隋煬帝殺父淫父妃),就連唐朝的李世民也殺兄弟逼迫自己的父親讓位.連自己的嫂子都給奸了那不也算昏君嗎?劉宋王朝的劉義隆,劉子葉,劉彧都最最亂倫的暴君真是荒淫暴虐到了極點了!臣弒殺君,子殺父,有的連自己的血親都要搞的真是荒淫至極!夏桀,周厲王,周幽王,隋煬帝都沒這么昏暗!!!更別說商帝辛受德了,所以我們要實事求事的說帝辛是個有貢獻的帝王.他開拓中國的東南方使得中原先進的文明傳播到了南方這個是歷史一大功績啊!我們可要客觀點啊要替帝辛翻案就要這么說!帝辛就算不好也非後世所說的昏君暴君.客觀知曉一切得以明理.混沌初開至天象地法,循序幽明之占乾火暑明男陽勢,坤水寒暗女幽私.乾之成男,坤之成女.中國人之心性理論,無非古人所塑造.欲要進步改良,亦須從古人心性理論,考其源流,糾其病態,始成修正之方.
紂王以荒淫殘暴著稱。他喜好飲酒，貪於女色。寵愛妲己，為了討得其的喜歡，紂大興土木，擴建沙丘的宮殿苑囿，將野獸飛鳥散放其中，多次舉行大規模的宴會，以酒為池，懸肉為林，極盡鋪張奢靡之能事。他又巧取豪奪，高賦重稅，殘酷地壓榨人民，以滿足龐大的開支。他還大施淫威發明一種"炮烙"的刑具，用銅鑄成空心柱子，柱子中燒紅炭火。將不滿他暴行的臣民脫光衣服，綁在銅柱上活活烤死。他將人砍頭剁腳，視為家常便飯，更有甚者，剖開婦人腹部取胎兒取樂，殘忍到了極點。
紂王的種種暴虐，最終導致他陷於眾叛親離、民怨沸騰的孤立境地，商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這時候在西方，一個新興的國家西周正在崛起。姬昌繼位後，他表面上服從商的統治，暗中積蓄力量，進行滅商的准備工作。他修德行義，禮賢下士，吸引一大批仁人志士前來投奔，增強實力。姬昌死後，其子姬發繼承他的事業。時機成熟後，姬發在姜尚的輔佐下，率領大軍討伐。這時，紂王廢黜了忠臣微子、箕子，殺了叔父比干，正和妲己在鹿台飲酒作樂，聽到消息，匆忙把70萬奴隸編成軍隊，開上前線迎戰。
兩軍在牧野相遇，周軍人人奮勇沖殺，商軍毫無鬥志，紛紛倒戈，迎接武王姬發。紂王逃入朝歌城中，自知已無力回天，無路可走了，在摘星樓自焚而死，商朝宣告滅亡，其時約公元前11世紀。商的滅亡，有著政治衰微、社會動盪、經濟凋疲等多種原因，但紂王的例行逆施，造成眾叛親離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加速了這600年江山的徹底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