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學有個講人類史的教授

A. 李政道是什麼人，有沒有簡介

李政道：Tsung-Dao Lee（1926年11月24日—），美籍華裔物理學家。1957年，他31歲時與楊振寧一起，因發現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恆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的這項發現，由吳健雄的實驗證實。李政道和楊振寧是最早獲諾貝爾獎的華人。

簡歷：
出生日期和地點 1926年11月24日，中國上海

國 籍 美國

目前職務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級教授

學 歷
1943-44
中國貴州省，浙江大學
（由於戰爭，浙江大學從浙江遷往貴州）
1945

中國雲南省昆明，西南聯合大學
（由從北京南遷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及
從天津南遷的南開大學組成）
1946-49 美國芝加哥大學，1950年獲博士學位

榮譽
1957 諾貝爾物理獎
1957 愛因斯坦科學獎
1969 法國國家學院G. Bude獎章
1977 法國國家學院G. Bude獎章
1979 伽利略獎章
1986 義大利最高騎士勛章
1994 和平科學獎
1995 中國國際合作獎
1997 命名3443小行星為李政道星
1997 紐約市科學獎
1999 教皇保羅獎章
1999 義大利政府內政部獎章
2000 紐約科學院獎
2007 日本旭日重光章

名譽學位
1958 普林斯頓大學科學博士
1969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博士
1978 紐約市立大學科學博士
1982 義大利比薩，高等師范學院物理學博士
1984 Bard學院科學博士
1985 北京大學科學博士
1986 美國Drexel大學文學博士
1988 義大利Bologna大學科學博士
1990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博士
1991 美國Adelphi大學科學博士
1992 日本築波大學科學博士
1994 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科學博士
2006 英國諾丁漢大學科學博士
工作簡歷
1950 芝加哥大學天文系助理研究員
1950-51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助理研究員和講師
1951-53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成員
1953-55 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
1955-56 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
1956-60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1960-62 哥倫比亞大學兼職教授
1960-63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
1962-63 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
1963-64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1964-84 哥倫比亞大學費米物理講座教授
1984- 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級教授
1986- 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CCAST, WL）主任
1986- 北京現代物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學）
1988- 浙江現代物理中心主任（浙江大學）
1997-2003 RIKEN-BNL研究中心主任
2004- RIKEN-BNL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理事會成員
1985-93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理事會成員
1990－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董事會成員

名譽教授
1981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1982 暨南大學
1982 復旦大學
1984 清華大學
1985 北京大學
1985 南京大學
1986 南開大學
1987 上海交通大學
1987 蘇州大學
1988 浙江大學
1993 西安西北大學
1998 上海大學
2000 蘭州大學
2002 廈門大學
2003 西北工業大學

特邀講座和院士
1957 美國哈佛大學Loeb特邀講座
1957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1961-63 美國Sloan 基金學者（Sloan Fellow）
1962 美國哲學學會院士
1964 美國哈佛大學Loeb特邀講座
1964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1966 美國Guggenheim基金學者（Guggenheim Fellow）
1982 義大利 Lincei國家科學院院士
1986 華盛頓大學Jessie與John Danz講座
1994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1995 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1995 麻省理工學院，Herman Feshbach物理學講座
2003 梵蒂岡Pontifical 科學院院士
2004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科技委員會顧問

著 作
粒子物理和場論引論
Harwood科學出版社，1981
李政道文選1-3集，G. Feinberg編輯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6
宇稱不守恆三十年——李政道六十華誕學術研討會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
對稱，不對稱與粒子的世界,
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88
李政道文選，1985-1996，任海滄、龐陽編輯
Gordon and Breach, 1998
科學與藝術，主編：李政道，副主編：柳懷祖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物理的挑戰，李政道著
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
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季承、柳懷祖、滕麗編輯
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4（簡體字本）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繁體字本）

生平概述：
李政道出生於中國上海，祖籍江蘇蘇州，父親李駿康是金陵大學農化系首屆畢業生。李政道曾在東吳附中，江西聯合中學等校就讀。因抗戰，中學未畢業。1943年因以同等學歷考入遷至貴州的浙江大學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學之路，師從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1944年因日軍入侵貴州，時在貴州的浙江大學被迫停學。1945年他轉學到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就讀二年級，師從吳大猷、葉企孫等教授。1946年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教授。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從事流體力學的湍流、統計物理的相變以及凝聚態物理的極化子的研究。1953年，他任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主要從事粒子物理和場論領域的研究。三年後，29歲的李政道，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二百多年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他開辟了弱作用中的對稱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對論性重離子對撞物理等科學研究領域。1984年他獲得全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這一最高職稱，至今仍是哥倫比亞大學在科學研究上最活躍的教授之一。現在，他的興趣轉向高溫超導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陣，以及解薛定諤方程的新途徑的研究。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奮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線，不斷發表科學論文。

自20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和夫人開始回國訪問，為祖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做了很多貢獻。他積極建議重視科技人才的培養，重視基礎科學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議和協助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議成立自然科學基金，設立CUSPEA，建議建立博士後制度，成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和北京大學及浙江大學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學術機構，設立私人教育基金，對藝術和中國的歷史文化有著強烈的興趣，個人亦喜隨筆作畫並積極倡導科學和藝術結合。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誕生於上海。他自幼酷愛讀書，整天手不釋卷，連上衛生間都帶著書看，有時手紙沒帶，書卻從未忘帶。抗戰爭時期，他輾轉到大西南求學，一路上把衣服丟得精光，但書卻一本未丟，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6年，20歲的李政道到美國留學，當時他只有大二的學歷，但經過嚴格的考試，竟然被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錄取。 3年後便以「有特殊見解和成就」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辨，被譽為「神童博士」，其時年僅23歲。

在科學上早熟的李政道，1956年30歲時便升任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親自體會到科學人才必須從小培養，因而在1974年 5月30日會見毛澤東主席時，建議在中國科技大學開設少年班，他的建議受到採納。1979年他去合肥訪問時去科大少年班看望了同學們，並題詞：「青出於藍，後繼有人。」李政道關心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他建議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他建議建立博士後制度他建議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他建議成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這些建議都一一得以實現。1985年7月16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對他說：「謝謝你，考慮了這么多重要的問題，提了這么多好的意見。」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將其畢生積蓄30萬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義設立了「中國大學生科研輔助基金」，資助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和蘇州大學的本科生從事科研輔助工作。李政道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為科學事業後繼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盡全力。
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

重要事件年歷

1926年 出生於上海
1943年 江西聯合中學畢業
1943年 就讀於浙江大學物理系
1944年 轉入昆明國立西南聯大
1946年 就讀聯大二年級，受吳大猷推薦赴美留學（芝加哥大學物理系）
1950年 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至加拿大擔任天文研究員
1951年 受聘於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
1953年 至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1956年 與楊振寧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恆理論
1957年 與楊振寧同獲諾貝爾獎
1958年 與楊振寧、吳健雄同獲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獎，並被授於普林斯頓大學物理榮譽博士學位
1960年 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教授
1961年 受推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1963年 回哥倫比亞大學，擔任第一位「費米講座」的物理學教授偕夫人返回闊別26年的中國大陸
1964年 和楊振寧受邀參加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二人還被推選為本次會議的顧問委員會成員
1984年 回國參加第十六屆中研院院士會議
1986年 出任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終身主任；並擔任北京現代物理學研究中心主任。12月，哥大為李政道舉行六十大壽慶典
1988年 在北京主持召開同步輻射應用國際討論會

自述摘錄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忽然有一個胖胖的，十幾歲孩子來找我。拿了一封介紹信。信是一九三一年我初到密其根大學遇見的梁大鵬兄寫的。梁不習物理，十幾年未通音訊了，不知怎樣會想起我來。他介紹來見我的孩子叫李政道。他原在宜山浙江大學，讀過一年級，因為日軍逼近宜山，他便奔去重慶。他的姑姑認識梁，梁便介紹李來昆明見我。那時是學年的中間，不經考試，不能轉學，我便和聯大教二年級物理數學課程的幾位先生商量，讓李去隨班聽講考試，如他合格，則候暑假正式轉學入二年級時，可免他再讀二年級的課程。其實這不過是我自己以為合理的辦法，並未經學校正式承認許可的」

「李應付課程，綽有餘裕，每日都來我處請我給他更多的閱讀物及習題。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時我有風濕痛，他替我捶背。他幫我作任何家裡的瑣事。我無論給他甚麼難的書和題目，他很快的做完了，又來索更多的。我由他的作問題的步驟，很容易的發現他的思想敏捷，大異尋常。老實的說，在此後的一年中，我因為自己的問題——冠世（吳博士之夫人——編者）的卧病；每日的買菜，升爐，煮飯；物價的日日上漲，實在沒有心緒來預備許多的參考書和題目給他。好在他的天資高，亦不需我的講解。」

「一九四五年，曾昭掄先生忽然來找我，說軍政部部長陳辭修先生、次長俞大維先生，想約我和華羅庚談談為軍政部計劃些科學工作事。我和曾雖是同事十年多，華亦六七年，但都無深交。陳俞二先生，更從未晤面。我所習的物理，亦與實用無關。但想想，去談談亦無礙。於是和華去渝，先後見俞、陳二先生。」

「陳俞二先生想知道怎麼計劃，以有助國防的科學工作機構的意思。我即想了幾日，擬就一建議，以為我國人材缺乏，任何計劃，必須從根做起，即是：(1)成立研究機構，培植各項基本工作人材，(2)初步可派物理，數學，化學人員外出，研習觀察近年來各部門科學進展情形，擬一具體建議，計劃籌建一研究機構，並即時選送優秀青年數人出國，習物理、數學等基本科學。」

「我擬寫的建議，陳俞二先生考慮後，以為可行，即令華和我負責數學及物理二部門。我們並建議請曾昭掄負責化學部門。」

「返昆明後，我告冠世一切經過。談到推選青年習物理者二人時，冠世和我皆不猶疑的決選李政道。當時在西南聯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賦勤奮未有如李的（楊振寧已考取清華留美；黃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

李政道表示，雖然他在吳大猷門下只有一年二個月的時間，但卻是他一生中獲益最多的時期。他說，「我從吳師學到的不僅包括人格的涵養，最重要的是學到對知識的『忠誠』 (dedication)。」然而對這樣一段重要過程，李政道卻談得不多。因為他認為，「我與吳師的關系很長，不是一句可以說得完的，否則也就不重要了。」他承認，吳大猷是影響他最深遠的一位師長。

宇稱不守恆
1997年5月30日，李政道在北京的一次演講中這樣說道：「在物理學中，宇稱守恆意味著左跟右是對稱的。」
「假如有兩個系統，開始時互為對方的鏡象，就是說它們的動態是完全是一樣的，只是左跟右不一樣。宇稱守恆是指，除了左右不一樣以外，它們以後的發展應該完全一樣。」
「1956年我和楊振寧在理論上建立了宇稱不守恆。 1957年吳健雄的60C實驗結果表明，宇稱守恆的觀點與自然現象是不符合的。」

李政道（1926～）美籍華裔物理學家。1926年11月25日生於上海，抗戰時期在國立浙江大學（當時在貴州省）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習。1946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1950年獲博士學位。1950－1951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1951－1953年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工作，1953－196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60－1963年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理論物理學教授，1963年起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

李政道1956年和楊振寧合作，解決了當時的θ－τ之謎——就是後來稱為的K介子有兩種不同的衰變方式：一種衰變成偶宇稱態，一種衰變成奇宇稱態。如果弱衰變過程中宇稱守恆，那麼它們必定是兩種宇稱狀態不同的K介子。但是從質量和壽命來看，它們又應該是同一種介子。他們通過分析，認識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並提出了幾種檢驗弱相互作用中宇稱是不是守恆的實驗途徑。次年，這一理論預見得到吳健雄小組的實驗證實。因此，李政道和楊振寧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並共同獲得了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李政道的研究領域很寬，在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核物理、統計力學、流體力學、天體物理方面的工作也頗有建樹。1949年與羅森布拉斯和楊振寧合作提出普適費米弱作用和中間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提出水力學中二維空間沒有湍流。1952年與派尼斯合作研究固體物理中極化子的構造。1954年發表了量子場論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論。1957年與奧赫梅和楊振寧合作提出電荷共軛不守恆和時間不反演的可能性。1959年與楊振寧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氣體的分子動理論，對研究氦Ⅱ的超流動性作出了貢獻。1962年與楊振寧合作，研究了帶電矢量介子電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1964年與瑙恩伯合作，研究了無（靜止）質量的粒子所參與的過程中，紅外發散可以全部抵銷問題，這項工作又稱李－瑙恩伯定理。20世紀60年代後期提出了場代數理論。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發破缺的問題，又發現和研究了非拓撲性孤立子，並建立了強子結構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論。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繼續在路徑積分問題、格點規范問題和時間為動力學變數等方面開展工作；後來又建立了離散力學的基礎。

李政道十分關心中國物理學的發展，自1972年起多次回中國訪問講學。1980年以來，他發起組織美國幾十所主要大學在中國聯合招收物理學研究生，為培養中國青年物理學家作出了貢獻。他受聘為暨南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復旦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的名譽教授，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B. 王善軍的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王善軍，男，1966年9月生，山東沂南人。曾師從漆俠先生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於1991年獲河北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2001年獲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博士學位，並師從四川大學胡昭曦先生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遼寧省重點學科專門史帶頭人，大連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史學會理事，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學會理事，大連市社科院特邀研究員，遼寧省「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百層次入選人員，《宋史研究論叢》（CSSCI來源集刊）編委，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通訊評審及成果鑒定專家等。 1.《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2002年10月獲河北省第八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2002年8月獲第二屆鄧廣銘學術獎勵基金三等獎。
2.《世家大族與遼代社會》，2010年7月獲遼寧省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二等獎；2011年4月獲大連市第十四屆社會科學進步獎專著類一等獎。
3.《宋代族塾義學的興盛及其社會作用》，2000年10月獲河北省第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4.《遼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2008年2月獲遼寧省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三等獎。
5.《「沒奈何」的財富：南宋成紀張氏家族消費考述》，2012年7月獲遼寧省第十二屆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三等獎。 1.世家大族與遼代社會，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主持人。
2.遼宋夏金時期的民族認同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主持人。
3.宋代世家大族與社會變遷，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主持人。
4.宋以後宗族形態的演進與社會變遷，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重大招標項目，子課題負責人。
5.遼金時期家族與社會變遷研究，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重點項目，主持人。
6.遼代民族融合問題研究，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重點項目，主持人。 1、《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2、《世家大族與遼代社會》，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3、《陽都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7月。 1.《近年古代封建宗族制度研究管窺》，《中國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3期。
2.《宋代獄空制度簡評》，《勞改勞教理論研究》1991年第4期。
3.《宋代族產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3期；《宋史研究論叢》第3輯，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93年第2期。
4.《宋代譜牒的興盛及其時代特徵》，《中州學刊》1992年第3期。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92年第4期。
5.《敲響前建政治制度的喪鍾——鄧牧政治思想論略》，《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期。
6.《唐宋之際宗族制度變革概論》，《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7.《中華家教與精神文明建設》，《歷史文化與精神文明建設》，河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8.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會職能及其對階級關系的影響》，《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96年第4期、《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1997年第1期。
9.《宋代真定韓氏家族研究》，《新史學》八卷四期，1997年12月。
10.《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看宋代的宗祧繼承及其與財產繼承的關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1. 《強宗豪族與宋代基層社會》，《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
12. 《提高圖書編校質量之我見》，《出版發行研究》1999年第1期。
13.《宋代族塾義學的興盛及其社會作用》，《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2期。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1999年第3期。
14.《宋代世家初探》，《文史》1999年第3輯。
15.《〈宋史·曹彬傳〉勘誤》，《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
16.《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
17. 《宋代皇族譜碟考述》，《歷史檔案》1999年第3期；《宋史研究論叢》第4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8.《關於義門大家庭分布和發展的幾個問題——與黎小龍先生商榷》，《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9.《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興與驟衰》，《齊魯學刊》1999年第6期；《宋史研究論叢》第4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20.《宋初精神文明建設簡論》 ，《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20世紀後20年宋代社會史研究綜述》，《宋史研究通訊》2000年第1期。
22.《宋代家庭結構初探》，《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3期。轉載於《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2000年第4期。
23.《宋代的宗族重建》，《資政通鑒》，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24.《積貧與奢靡並存的南宋社會》，《資政通鑒》，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25.《近20年來宋代社會生活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年第2期。
26.《遼代籍沒法考述》，《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法理學、法史學》2001年第7期。
27.《世選制度與契丹的家族勢力》，《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1期。
28.《高翥〈清明日對酒〉詩新解》，《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29.《〈宋代蔭補制度研究〉評價》，《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第12期。
30.《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與文化成就》，《河北學刊》2003年第2期。
31.《遼朝橫帳新考》，《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3年第3期。
32.《論遼代皇族》，《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4年第2期。
33.《宋代三槐王氏家族興替考述》，《宋史研究論叢》第5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
34.《宋代真定曹氏家族剖析》，《歷史文化研究》第19輯，韓國外國語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2003年版。
35.《范氏義庄與宋代范氏家族的發展》，《中國農史》2004年第2期。
36.《遼代的皇族》，《宋史研究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7. 《宋代華陽王氏家族科舉論略》，《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1期。
38. 《遼代世家大族的軍事勢力》，《安徽史學》2005年第4期。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5年第4期。
39.《宋代華陽王氏家族的科舉和仕宦》，《宋代四川家族與學術論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0.《遼太宗皇後考》，《黑龍江民族叢刊》2005年第5期。
41.《遼代世家大族文化活動述論》，《安徽史學》2006年第2期。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6年第3期。
42.《簡論使遼對北宋使臣政治性格的影響》，《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與王慧傑合作）
43.《遼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44.《從石刻資料看遼代世家大族與佛教的關系》，《東亞文史論叢》2007年號，日本東亞歷史文化研究會出版。
45.《論遼代後族》，《黑龍江民族叢刊》2007年第2期。
46.《遼代世家大族的經濟勢力及其來源》，《遼金史研究》第10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47.《耶律乙辛集團與遼朝後期的政治格局》，《學術月刊》2008年第2期。轉載於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8年第2期。
48.《漆俠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的運用》，《史學理論研究》2008年第3期。（與毛曦合作）
49.《宋代世家大族消費述論》，《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7期。
50.《共財與家法——宋代饒陽李氏家族探析》，《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1.《世家大族與遼代社會研究——〈世家大族與遼代社會〉成果簡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選介匯編》第5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52.《游動飲食的文化闡釋——〈中國北方游牧民族飲食文化研究〉評介》，《文化學刊》2009年第2期。（與黃大為合作）
53.《「沒奈何」的財富：南宋成紀張氏家族消費考述》，《國際社會科學雜志》2009年第3期。
54.《由富求貴：從歸化州張氏看遼金燕雲豪族的發展路徑》，《河北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55.《特權庇護：宋代的邢州柴氏家族》，《宋史研究論叢》第10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56.《宋代世家大族經濟來源簡述》，《中國古代法制研究集萃——郭東旭先生七十壽辰紀念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7.《20世紀以來遼金民族融合問題研究綜述》，《西夏學》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58.《宋代族譜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大連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與黃超合作）
59.《遼代尚父考》，《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1期。
60.《家族嬗變與民族融合——從耶律倍到耶律希亮的個案家族考察》，《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61.《宋代四川世家大族興盛原因淺說》，《宋史研究論叢》第13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12年。

C.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的西北大學考古專業50年歷程回顧

舉世聞名的古都長安和三秦大地，有著十分深厚的歷史積淀和非常豐富的文物古跡，為西北大學歷史、考古學科的建立和發展營造了得天獨厚條件。
西北大學考古學科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938年，西北聯合大學南遷漢中城固時，歷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員會，陸懋德教授等對張騫墓、樊噲墓等進行調查和發掘，發現「博望侯印」封泥和綠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貴文物，並發表了《發掘張騫墓前石刻報告書》。1939年，西北聯大改名國立西北大學，歷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組織師生對漢中地區的文物古跡進行了調查。在此基礎上，陸懋德教授等先後發表了《漢中各縣諸葛武侯遺跡考》和《漢中地區的史前文化》等論文，周國亭發表了《勉縣考古記實》等。這是西北大學最早的考古活動。
1938年，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先驅者之一黃文弼，到西北大學歷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歷史系主任，開設了考古學、史前史等課程，並從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學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學委託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點在教育文化及古跡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參加了瑞典學者斯文赫定發起的中瑞科學考察團，對以新疆為重點的西北文物進行了調查）。任教期間，先後撰寫了《羅布淖爾考古記》、《張騫通西域路線考》、《吐魯番古代之文化與宗教》等專著和論文。
1940年秋，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了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王子雲任團長。對河南、陝西、甘肅等地的文物古跡進行了調查，獲得了大量的資料。1945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將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累年所得的各類文物、拓片、模型、石窟臨摹、繪畫、照片等資料100多種，計2000餘件全部撥歸國立西北大學，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與原有歷史系考古室合並，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雲隨調西北大學任教授，並擔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後王子雲等積極開展相關資料的整理和調查研究，在西安郊區發現史前文化遺址多處，其中在魚化寨遺址獲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國歷代應用藝術圖綱》、《西北史跡文物踏查紀實》、《漢唐陵墓圖考》、《唐韋頊石槨發現記》、《古杜國考》等論著。此外，還舉辦有關金石拓片及漢唐陵墓藝術等專題展覽，對歷史學科的教學與科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47年5月，為推動西北地區文化古跡的研究，歷史、邊政兩系學生成立了考古學會。組織會員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跡，利用假期赴甘肅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時代遺址，並將考察之成果，精製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邊政學系21位學生對甘肅、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跡進行了4個多月的實習，實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庫車千佛洞等古跡。此外，還邀請著名學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類文化之新發現」等學術報告。
1951年，陳直先生在歷史系開設「考古學通論」課。1954年，陳直受聘擔任文物陳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專業應屆畢業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來校任教，為考古教學增添了新生力量。
這一時期，武伯綸、劉士莪等組織歷史系的師生參加了麥積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漢墓的發掘、咸陽底張灣北周隋唐墓發掘等工作。這些工作不僅積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經驗，而且為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基於當時國家對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鄭振鐸（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冶秋（時任文物事業管理局副局長）和尹達（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等國家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的關心下，1956年，歷史系首先在54、55級歷史專業選出部分學生，成立考古班。其後設立了考古專門化，考古專業正式創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馬長壽先生任主任，陳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師有劉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專業的成立，在某種意義上說，代表了陝西乃至中國考古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石興邦：《紀念西北大學考古專業成立40周年賀文》，載《考古文物研究》第1頁，三秦出版社，1996年）。
從1956年開始，考古專業逐步建立了較為系統的教學與人才培養體系。考古教學除本校的幾位老師（馬長壽、陳直、劉士莪、李家瀚、賈德耀、蔡爾軌等）承擔外，還聘請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寶鈞、石興邦、金學山、楊泓、郭儀孚、王伯洪、林壽晉、馬得志等相繼來校分段講授石器時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術課，形成了一支陣容強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師隊伍，開始了較為系統的考古教學活動。
時任校長侯外廬還邀請埃及開羅大學考古學家埃米爾教授、日本東京大學考古學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陳夢家教授等作考古學術報告，在西北大學形成一股考古熱。
除了系統的考古學理論教育外，還十分重視田野考古實踐教學。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考古專業師生先後參加了西安唐興慶宮、銅川耀州窯等遺址的發掘。1958年，在蔡爾軌老師的率領下，考古班的學生參加了寶雞北首嶺遺址的第一次發掘。1960年，56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了陝西彬縣（今屬長武縣）下孟村遺址的發掘，首次發現了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早於廟底溝類型的地層證據，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
專業創立以來，曾琪、段浩然、黃碧芳、高建民、韓偉、韓保全、郭長江等先後留校任教，教師隊伍不斷壯大。1961年，考古專門化改稱考古專業，但不久由於國家處於困難時期而精簡專業，考古專業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學活動處於停滯狀態。
1972年，考古專業恢復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陳直任主任，劉士莪任副主任。之後，王世和、戴彤心、段連勤、孔哲生、肖安順等先後到西北大學考古專業任教，考古專業的教師隊伍得以重建。特別是有豐富田野考古工作經驗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學田野考古發掘教學與研究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1973年，劉士莪、張洲與西北大學地質系共同發掘了韓城禹門口舊石器時代遺址。同年，劉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連勤指導72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了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發掘。1974年，劉士莪等帶領74級考古班部分學生，與北京大學、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合作，發掘了周原鳳雛和召陳建築遺址、庄白青銅器窖藏和雲塘制骨作坊遺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導74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了臨潼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1975年，賈正中帶領74級考古班參加了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發掘。上述發掘不僅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在實踐中鍛煉了教師，培養了學生。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從1956年考古專門化以來，共培養了7屆130名學生。他們後來成為我國各地考古學教學科研骨幹力量和著名學者的優秀學生，在我國的文博考古事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這一時期考古專業的科學研究方面也產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進了西北大學的文物研究。其中馬長壽在20世紀60年代初撰寫的《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資料，對關中古代部族的名類淵源、地域分布、姓氏變遷、婚姻關系、部族人融合等問題進行了考論。陳直著有《關中秦漢陶錄》、《秦漢瓦當概述》等論著，其中《秦漢瓦當概述》一文對秦漢瓦當的文字書體及規格、斷代及分期、製法及窯址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至今對秦漢瓦當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77年恢復高考後，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發展，考古專業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教學與人才培養體系進一步完善，科學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奠定了考古專業進一步發展的堅實基礎。
1980年以後，劉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專業在專業和學科建設方面不斷發展。1986年獲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碩士學位授予權。1988年西北大學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成立了文博學院，增設了博物館學專業，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設了文物保護技術專業。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專業被評為陝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專業。2003年，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獲博士學位授予權，同年成立了考古學系（含考古學、文物保護技術兩個本科專業），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並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成立文化遺產保護規劃中心，建立了考古技術與文物修復實驗室，大大改善了教學科研的條件。2005年，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被批准為陝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同年，與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聯合組成的「磚石質文物保護科學研究基地」通過專家組評審，成為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學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成立了文化遺產學院，進一步加強了文化遺產保護、規劃與考古學的教學與研究。經過多年的建設，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碩士、博士）人才培養體系，成為我國文物考古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和科學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學方面，早在20世紀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組織編印了《原始社會考古》、《商周考古》、《戰國秦漢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參考圖錄，邀請蘇秉琦、安志敏、李學勤、張光直、田邊昭三等著名學者先後來校講學。1994年開始，考古專業的課程體系做了較大的調整，新開設了專業基礎課「中國考古學通論」，傳統的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魏晉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門課程成為方向性的專題課。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加強了田野考古學、考古技術課程的教學。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陝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半坡博物館、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漢陽陵考古陳列館、乾陵博物館、法門寺博物館、周原博物館、寶雞青銅器博物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個穩定的教學實習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課程實習與綜合實習構成的實踐性教學體系，形成了專業基礎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能力相結合、課堂講授與田野考古發掘、博物館實踐相結合的特色。2003年，對教學內容又進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門主幹課程的教學大綱，加強了重點課程的建設。趙叢蒼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學概論》被列入國家級精品課程（2005年），張宏彥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學》（2004年）被列入陝西省精品課程，有「中國考古學通論」、「田野考古學」、「新石器時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課程被列入西北大學重點課程建設項目。教材建設的速度也進一步加快，趙叢蒼、張宏彥、錢耀鵬教授編寫的教材《科技考古學概論》、《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考古學概論》先後被列入國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設計劃，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2003年）、《科技考古學概論》（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專業電化輔助教學體系的建設」獲陝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1999年，王建新、張宏彥、錢耀鵬等的「考古專業教學實踐的改革」獲西北大學教學成果二等獎；2001年，錢耀鵬教授獲西北大學第一屆教案展評（新石器時代考古）一等獎；2003年，錢耀鵬教授獲西北大學第二屆教學質量獎二等獎；2004年張宏彥教授獲西北大學第二屆教案展評（中國考古學通論）一等獎， 2004年張宏彥獲西北大學教學質量優秀獎一等獎，2005年張宏彥編著的《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獲西北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和陝西省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在人才培養方面，多年來考古專業始終堅持「寬口徑、厚基礎、高素質」的人才培養思路，強調「三個重視」，即重視專業基礎教學，重視知識視野拓寬，重視實踐教學環節，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級專門人才。從1977年至2006年，考古專業連續招收本科生27屆（含2屆專升本班），畢業571人；招收碩士研究生共20屆，畢業獲得學位者83人。從1985年開始，招收博物館專業、文博專業專科生10屆共250人。畢業生分布在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內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遼寧、黑龍江、山東、河南、西藏、廣東、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貴州、四川、重慶等20多個省區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其中陝西地區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機構的業務人員90%以上、西北地區70%以上均是我校的畢業生。這些畢業生或已擔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門、文博單位的領導職務，或已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及各省區文博考古研究機構和高校的業務骨幹。此外，多年來還承擔了陝西省和國家文物局的培訓工作，培訓了文物幹部數百人。特別是2003、2005、2006年先後承辦了三期全國省級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管理幹部培訓班，培訓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級領導73人。
在科學研究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考古專業充分利用陝西及西北地區豐富的文物資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學進行田野考古發掘，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穩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著，取得了顯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張洲指導77級考古班，主持發掘了陝西華縣梓里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了一處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順帶領78級學生參加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陽秦宮殿遺址的發掘。
1982年，王世和、張宏彥指導79級考古班，主持發掘了陝西商縣紫荊遺址。發現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遺跡、遺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帶領80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臨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遺址的發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張宏彥、王建新、錢耀鵬等主持發掘了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發現了大量有重要學術價值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時代早期的遺跡、遺物。先後有81級、84級、90級考古班和雙學位班、85級文博班、陝西省有關縣市的文物幹部、外國留學生等共計百餘人參加了案板遺址的考古發掘實習或培訓，成為20世紀80年代培訓學生最多的考古實習基地。
1985年，劉士莪等主持發掘了西安老牛坡遺址（含許家寺地點），至1989年，共發掘了六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和商代的墓地、車馬坑、建築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遺跡、遺物。先後有83級、86級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進行了考古實習，取得了教學與科研雙豐收。
1985年，戴彤心、張洲、王維坤等指導82級考古班發掘了陝西寶雞石嘴頭遺址。發現了龍山時代窯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領85級考古班發掘了青海化隆縣四更卡拉遺址，為研究卡約文化提供了新的資料。
1990年，王世和、張宏彥、錢耀鵬帶領87級考古班學生和日本留學生加藤隆也，參加長安北塬（風雷儀表廠）漢、北周、隋、唐墓的發掘。同年，劉士莪、趙叢蒼指導88級考古班首次發掘了陝西城固寶山遺址。至2001年，寶山遺址共發掘了3次，發現有大量商時期的燒烤坑、建築基址、墓葬等，為探索漢中地區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1991年，趙叢蒼、張克平指導89級考古班部分學生，發掘了新疆維丄吾丄爾自治區烏魯木齊柴窩堡遺址和拜城縣克孜爾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萬里率領部分學生首次發掘了校園內的唐太平坊和實際寺遺址。之後，累積歷年發掘和收集的校園文物，在西北大學歷史博物館內設立了校園考古陳列室，成為西北大學的一個特色和亮點。
1994、1995年，王建新、冉萬里、指導91、92級考古班發掘了河南澠池班村遺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鎮遺址，並與相關科研單位合作，在班村遺址開展了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人類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96年，王世和、趙叢蒼、王維坤、張宏彥、周曉陸、冉萬里、劉瑞俊等指導93級考古班發掘了西北大學桃園校區唐崇化坊遺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遺物。
從1997年開始，考古專業開始承擔國家基本建設重大考古發掘與科研項目。1997年由陳洪海、劉瑞俊主持發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庫區鹽東遺址。1997至2004年先後由王建新、張宏彥、趙叢蒼、錢耀鵬、陳洪海、冉萬里、劉瑞俊主持發掘了重慶長江三峽水庫區萬州中壩子、上中壩、余家河、白河溝遺址，巫溪河坪遺址的發掘與研究。2006年，由陳洪海、冉萬里主持發掘了南水北調河北淶水縣西水北遺址，河南鎮平縣姚寨遺址。
從2000年開始，考古專業啟動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調查研究計劃。2000～2002年，王建新、劉瑞俊等與新疆、甘肅兩省區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展了西北地區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遺存的調查與研究，試掘了甘肅安西潘家莊遺址、敦煌西土溝遺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國家文物局重點項目「新疆東部及甘肅西北部秦漢時期遺跡的考古調查」，調查新疆哈密馬鬃山區的相關遺存。2003年，錢耀鵬、陳洪海率領2000級考古班部分學生，參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庫區、特克斯恰卜其海庫區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發掘，對研究戰國至漢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同年，趙叢蒼帶領2000級考古班部分學生,發掘了甘肅酒泉西河灘遺址，發現了早期青銅時代的聚落遺址，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部分研究生參加，發掘了巴里坤東黑溝遺址，發現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遺跡，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陝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學考古學系與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合作，啟動了「古豳地區域考古研究」項目，錢耀鵬等對陝西彬縣、旬邑、淳化一帶的古遺址進行了調查。2004年，陳洪海、劉瑞俊、陳靚老師指導2001級考古班學生發掘了陝西旬邑下魏洛遺址，發現了一批龍山時代窯洞式居址和陶窯，其中新發現了可能專用於燒制石灰的窯址。2006年，錢耀鵬、魏女指導2003級考古班學生，主持發掘了陝西淳化棗樹溝腦遺址，發現了先周時期的聚落和大批極具特色的蛇紋陶器。對於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與北方青銅時代文化的關系提供了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新資料。
2004年，考古學系師生參加了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國家博物館聯合實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項目，對甘肅東部禮縣一帶的古遺址進行了調查。2005年，王建新、趙叢蒼、陳靚老師主持，指導2002級考古班學生發掘的甘肅禮縣西山遺址，獲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遺跡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資料。
2005年，在多年對漢水上游城固寶山遺址和城洋青銅器研究的基礎上，由西北大學、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聯合，啟動了漢水上游先秦時期文化調查研究項目，趙叢蒼主持進行了前期的調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發掘、調查的基礎上,近十年來，考古專業的學術研究一直保持著旺盛勢頭，在中國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國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豐厚的成果。先後承擔國家級、省部級、廳局級科研項目40餘項。在各級各類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其中在《考古學報》、《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國史研究》等國內外權威和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百餘篇。出版學術著作25部、譯著2部。其中，劉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張宏彥教授等的《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發掘報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與麟溪橋》、趙叢蒼教授的《城固寶山遺址發掘報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專業近年來田野考古發掘與調查的重要收獲。此外，王建新教授的《東北亞的青銅器文化》、王維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與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張懋鎔教授等的《文物鑒定秘要》、張懋鎔教授的《中國青銅器真偽鑒別》、周曉陸教授的《秦封泥集》、趙叢蒼教授的《中國古代玉器》、錢耀鵬教授的《中國史前城址與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國內外權威和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大量研究論文，集中反映了考古專業在中國史前考古、周秦漢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體現了專業穩定的研究方向和顯著的學術特色。其中王世和、張宏彥等的《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發掘報告》、錢耀鵬的《中國史前城址與文明起源研究》獲2003年獲陝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王建新的《慈善寺與麟溪橋》、《東北亞系青銅劍分類研究》獲2004年陝西省第七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趙叢蒼的《城固寶山》獲2004年陝西省第七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D. 西北大學有哪些教授的課是必須要去蹭的

作為一個大二的學生，來西北大學快兩年了，我對它也是有著很深的感情的。

它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學風踏實，學校的師資還是很強的，雖然數量比不上那些巨無霸大學，但難得可貴的就是老師整體的素質都比較好。

我的興趣比較多，雖然我是個文科生，但很喜歡跨專業去蹭課，特別是理科專業，總感覺很新鮮很有趣。

接下來我介紹幾個老師，他們是我認為比較值得去蹭課的。他們的課絕對會讓人耳目一新。

1.王鵬程教授，他畢業於清華大學，現在是文學院的老師。他的課主要是現當代文學類，王老師講課非常有特色，雖然他不笑，但卻非常認真，思想很寬泛很客觀，他的課能讓學生學到一種批判精神。經常講一些現代文學史課本上了解不到的東西，特別是能夠顛覆我們平常的認知，這非常的引人入勝。

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E. 西北大學考古系介紹

西北大學考古學專業是我國高等學校中最早建立的考古學專業之一。

陝西及西北地區得天獨厚的地下、地上文物資源，以及校內大量館藏文物標本，是本專業教學科研的堅實基礎。

專業教育高度注重基礎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能力、校內課堂講授與田野考古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

旨在培養創新研究型、綜合交叉型或專業技能型等多種專業人才類型，既能滿足個人繼續學習深造的願望，也能更好地適應文物考古研究、博物館、文物行政管理等部門的專業人才需求。

西北大學考古學研究起始於1938年西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學組對張騫墓的調查發掘。新中國建立後，西北大學服從國家文物事業整體布局，於1956年設置全國第二個考古學專業。

經過60多年的發展，目前的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已經成為專業設置全面、目標方向明確、學術團隊充實、科研條件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全面的國內一流考古學科，是我國文物事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重要力量。

西北大學考古學科在國內最早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學科體系（以考古學研究為價值的認知體系、以文物保護技術為價值的保存體系和以文化遺產管理為價值的實現體系），是我國文化遺產事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重要力量。

結合所在區位優勢，形成了以周秦漢唐和絲綢之路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為重心的研究特色，在西北地區史前文化研究、早期周秦文化研究、古代游牧文化研究、歷代長城綜合研究、佛教考古研究、科技考古研究以及文物分析、土遺址保護等文物保護關鍵技術研究、文化遺產管理和大遺址保護規劃研究等領域，具有明顯的學科優勢和鮮明的特點。

學院師資力量雄厚，現有專任教師47人，具有正高職稱的14人，副高職稱的12人。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1人，陝西省「四個一批」人才1人，省級教學名師3人，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占教師總數的91%。先後有多項成果獲國家級、省級優秀教學成果獎。

學院下設考古學、文物保護技術和文化遺產管理三個系，分別開設考古學、文物保護技術和文物與博物館學3個本科專業。

有考古學一級學科博、碩士學位授權點和博士後科研流動站、文物與博物館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現有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1個（文化遺產保護技術實驗教學中心），國家級特色專業1個（考古學），省級研究生聯合培養示範工作站1個（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建），省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區1個（考古學），陝西省名牌專業2個（考古學、文物保護學），陝西省特色專業2個（考古學、文物保護學），省級教學團隊2個（考古學、史前考古學），2門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程，1門國家級精品視頻公開課，3門陝西省精品資源共享課程，4門西北大學精品課程。

F. 西北大學教授名單

文化遺產學院教授：

學碩導師（也可作專碩導師）：

陳靚（體質人類學副教授）、馬志坤（環境考古副教授）、李悅（動物考古講師）

專碩導師：

趙東月（體質人類學講師）、唐麗雅（植物考古講師）

G. 斯科特簡介

人物生平
羅伯特·福爾肯·斯科特（英文名：Robert Falcon Scott)（1868--1912）是一位英國海軍上校。他未能實現自己第一個到達南極極點的壯志。他的競爭對手羅阿爾德·阿蒙森搶先一個月到達那裡...... 1910年6月，斯科特乘坐「特拉·諾瓦號」啟程。途中，他聽說阿蒙森也正在前往南極。 右圖：這幅斯科特的照片是由英國南極探險隊隊員赫伯特·龐廷拍攝的。不久，龐廷和一部分隊員奉命回到基地，留下斯科特和他的10名同伴向南極挺進。 1911年11月1日，斯科特的一隊人馬離開自己的宿營基地，前往南極。暴風雪使旅行十分艱難。因此，1912年1月3日，斯科特決定只帶4位同伴前行，他們是愛德華·威爾遜、享利·鮑爾斯和埃德加·埃文斯、勞倫斯·奧茨。 1月18日，斯科特一行到達南極點。但是，阿蒙森的挪威國旗已經在那裡飄揚。他們深感失望，踏上了歸途。埃文斯因精神失常死去；奧茨因患嚴重的凍傷，不願連累別人，主動要求出去走一圈，在這種環境下，出去只會在零下的寒風中死去，但沒人阻止他。剩下的3個人不得不扎營，以躲避惡劣的天氣。但惡劣天氣沒有結束的跡象，終於在3月29日這天，斯科特等3人都死在離開他們的宿營基地幾千米處。 人們知曉斯科特最後一次旅行的詳情，因為他的日記記到了最後一天。1912年10月，一支搜尋隊發現了這本日記，以及斯科特等3人的屍體。3人的屍體被就地掩埋，如今於南極冰下的深處。奧茨的屍體始終未被找到。
探險英雄
斯科特被英國人稱為20世紀初探險時代的偉大英雄。1910年6月1日，他帶領探險隊離開英國，向南極點發起 沖刺。
當時，挪威人羅阿爾德·阿蒙森也率領著另外一支探險隊向南極點進發。兩支隊伍展開了激烈角逐，都想爭取「國家榮譽」。結果阿蒙森隊於1911年12月14日捷足先登，而斯科特隊則於1912年1月16日才抵達，比阿蒙森隊晚了一個多月。不幸的是，在返程途中，南極寒冷天氣提前到來，斯科特隊供給不足，飢寒交迫。他們在嚴寒中苦苦拼搏了兩個多月，終因體力不支而長眠於皚皚冰雪中。 早在最後一次南極遠征之前，斯科特就已經是英國的民族英雄。他在1902－1904年間首次進行南極探險，相關游記《發現之旅》曾是英國最暢銷的書。而他最後一次南極探險的悲壯故事更是激勵了一代代英國人。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為他們一行人寫了一篇傳記《偉大的悲劇》，收錄人教版七年級下冊第五單元21課
編輯本段最後的跋涉──日記片斷
1月27日，星期六
上午我們是在暴風雪肆虐的雪溝里穿行。該死的雪拱起一道道的波浪，看上去就像一片起伏洶涌的大海。威爾遜和我穿著滑雪板在前邊開路，其餘的人步行。尋找路徑是一件艱巨異常的工作……我們的睡袋濕了，盡管濕得不算太快，但的的確確是在越來越濕。我們漸漸感到越來越餓，如果再吃些東西，尤其是午飯再多吃一點，那將會很有好處。要想盡快趕到下一個補給站，我們就得再稍微走快一些。下一個補給站離我們不到60英里，我們還有整整一星期的糧食。但是不到補給站，就別指望真正地飽餐一頓。要走很長的路，然而，這段路程又無比艱辛……
2月1日，星期四
一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艱苦跋涉。用4小時45分走完了8英里。晚上8點我們還在走。我們只在12月29日才草草吃過一次午飯，當時離開補給站才一星期。按一天三頓計算，我們手裡還有8天的糧食，到達下一站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埃文斯的手指頭現在情況很糟，掉了兩個指甲。是凍傷……
2月17日，星期六
今天情形很壞。埃文斯睡足一覺以後顯得好些了。他像往常一樣說自己一切正常。他還是走在原來的位置上，但半小時後他弄劣。後來我們停了大約1小時，埃文斯跟了上來，但走得很慢。半個小時後他的鞋又丟了，我們站在紀念碑岩半腰眺望埃文斯手套沒了，手上結滿了冰凌。他眼裡射出瘋狂的目光。我問他出了什麼事，他慢慢地說他也不知道，只說他覺得自己一定是昏過去了。我們扶他站了起來，走了兩三步他又倒了下去。他完全被凍僵了。威爾遜、鮑爾斯和我回去拖雪橇。我們回來的時候，埃文斯失去了知覺。我們把他抬進帳篷後，他依舊不省人事。午夜12點30分，他平靜地死去了。
2月22日，星期三
我們命定要經歷歸途中最嚴峻的時刻了。今天出發以後不久，東南風變得異常猛烈，風狂掃著地面。我們馬上失去了本來就模糊難辨的路標。午飯時根本沒見到期望中的圓錐形石頭路標。……但這些倒霉事並沒讓我們心灰意冷，這的確應該記錄下來。晚上，我們喝了一頓馬肉做的濃湯，美味可口，真叫人氣力倍增、精神振奮……
2月26日，星期日
冷極了。我們雙腳冰涼地出發了，因為白天穿的鞋襪根本沒有晾乾。我們謹慎地消耗著食糧，但我們的食物還應當再多一點才夠用。我巴望著下一個補給站，現在離我們只有50英里。到了那裡，我們就能夠帶足補給，繼續前邊的路程了。
編輯本段斯科特臨死前的書信
那些書信寫得非常感人。死亡在即，信中卻沒有絲毫悲哀絕望的情意，彷彿信中也滲透著那沒有生命的天空下清澈的空氣。那些信是寫給他認識的人的，也是說給全人類聽的；那些信是寫給那個時代的，但說的話卻是千古永垂的。
給妻子
斯科特給妻子凱瑟琳的最後一封信分幾天寫成，記錄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時光。 這位探險家在信的開頭寫道，他和隊友「身體很好，充滿活力」。隨後，他告訴妻子，「親愛的，這里只有零下70多華氏度，極其寒冷。我幾乎無法寫字。除了避寒的帳篷，我們一無所有……你知道我很愛你，但是現在最糟糕的是我無法再看見你——這不可避免，我只能面對」。 隨著處境惡化，斯科特更加絕望，他在信中勸妻子改嫁：「如果有合適的男人和你共同面對困難，你應該走出悲傷，開始新的生活」。 但是，他也告訴妻子，面對死亡，他沒有任何遺憾和後悔，「關於這次遠征的一切，我能告訴你什麼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裡不知要好多少！」 在生命最後的時刻，斯科特非常掛念當時僅3歲的兒子彼得，他寫道：「可能我無法成為一個好丈夫，但我將是你們美好的回憶。當然，不要為我的死亡感到羞恥，我覺得我們的孩子會有一個好的出身，他會感到自豪。」他還囑咐妻子要培養彼得，讓他熱愛自然，喜歡戶外活動。
給夥伴的遺屬
他懷著最誠摯的友情給那幾個同他自己一起罹難的夥伴們的妻子和母親寫信，為他們的英勇精神作證。盡管他自己即將死去，他卻以堅強的、超人的感情──因為他覺得這樣死去是值得紀念的，這樣的時刻是偉大的──去安慰那幾個夥伴的遺屬。
給朋友
他給他的朋友寫信。他談到自己時非常謙遜，但談到整個民族時卻充滿無比的自豪，他說，在這樣的時刻，他為自己是這個民族的兒子──一個稱得上兒子的人而感到歡欣鼓舞。他寫道：「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一個偉大的發現者。但是我們的結局將證明，我們民族還沒有喪失那種勇敢精神和忍耐力量。」他在臨死時還對朋友作了友好的表白，這是他在一生中由於男性的倔強而沒有說出口的話。他在給他的最好的朋友的信中寫道：「在我一生中，我還從未遇到過一個像您這樣令我欽佩和愛戴的人，可是我卻從未向您表示過，您的友誼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因為您有許多可以給我，而我卻沒有什麼可以給您。」
給祖國
他最後的也是最精彩的一封信是寫給他的祖國的。他認為有必要說明，在這場爭取英國榮譽的搏鬥中他雖然失敗了，但卻無個人的過錯。他一一列舉了使他遭到失敗的種種意外事件，同時用那種死者特有的無比悲愴的聲音，懇切地呼籲所有的英國人不要拋棄他的遺屬。他最後想到的仍然不是他的命運。他寫的最後一句話講的不是關於自己的死，而是關於活著的他人：「看在上帝的份上，照顧好我們的家人！」以下便是幾頁空白的信紙。 （摘自《奪取南極的斗爭》，舒昌善譯）
慷慨捐贈
寫給妻子遺書寫於1912年3月，收信人是「我的遺孀」。1913年，人們在斯科特遺體旁發現了它。 斯科特的祖母達斯拉·斯科特說，遺書表明斯科特身處絕境時仍充滿勇氣和鬥志，「看著這些字跡，你無法相信它們是在遙遠的南極，在嚴寒中寫下的。我熱淚盈眶」。 這封遺書連同斯科特在探險途中所寫的其餘300多封信件，已經由斯科特的兒子，已故爵士彼得·斯科特的夫人捐贈給劍橋大學斯科特極地研究所。 研究所所長朱莉安·多德斯韋爾說：「我們非常感激斯科特家族；要不是他們慷慨捐贈，斯科特臨終前最心酸的家書很容易就會流落到私人收藏家手中。」 據英國《泰晤士報》11日報道，這些書信將從17日開始首次完整展出，公眾可以親身解讀探險家悲壯的心路歷程。
編輯本段美科學家為英南極探險家正名
新華網2001年9月14日電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層管理署的一位科學家日前推出一本新書。這本新書提出的觀點是，近90年前英國人羅伯特·福爾肯·斯科特進行的南極探險活動之所以失敗，罪魁禍首並不是斯科特決策的失誤，而是變幻無常的寒冷天氣。 以前的評論總是說，是斯科特的決策失誤導致他和他的4位隊友用雪橇拉著設備，在南極探險的路上跋涉了1 450公里之後，最終走上黃泉路。但是在本月新書《最寒冷的三月》中，作者蘇珊·所羅門說，1911～1912年的冬天，長達幾周最低溫度為-37°C的天氣要比往常的天氣寒冷得多，正是這嚴寒的天氣打亂了斯科特經過周密研究的探險計劃。 身為大氣研究化學家的所羅門分析了寒冷天氣對斯科特一行人的設備所產生的影響，並檢查了她從世界各地找到的書籍和日記對當時的天氣狀況的記載。所羅門本人1999年因發現南極洲上空臭氧層減少的原因而獲得美國「全國科學獎章」。她在首次前往南極洲進行臭氧層研究之前，就開始閱讀斯科特和他的隊友寫下的日記。 所羅門把這些信息與南極洲自動氣象站過去17年內所收集的數據進行了對比，其中一些數據收集的地點距斯科特的探險路線僅幾公里。自動氣象站顯示的數據表明，這些年裡，只有1988年的氣溫下降到了和斯科特前往南極探險時一樣低的溫度，而且持續的時間一樣長。所羅門對斯科特一行採取的正確決策和失誤之處進行了客觀分析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她認為，「這並不是在為他（斯科特）貼金」。 所羅門說，斯科特一行在研究了規模較小的探險活動和歷史記錄的基礎上，估計到了南極洲的天氣會十分糟糕。 他們因此計劃在雪橇上使用帆來增速，以便能夠「一路飛奔回家」。所羅門稱，這個計劃很不錯。在斯科特南極之行的幾周前，由羅阿爾·阿蒙森率領的挪威探險隊已登上南極大陸，他們用的是狗拉雪橇；而斯科特一行使用的是馬拉和人拉的雪橇，結果馬在嚴寒中陷入了泥沼。斯科特一行人在抵達南極後，才意識到他們為此行要付出的代價。 在返程中，斯科特和他的兩名隊友在距大本營只有275公里的地方倒下了，而另外兩名隊友也在此前「先行一步」了。 然而，《紐約時報》登載的有關所羅門研究結果的文章引發了讀者的來信，該報後來發表了其中幾封。信中指出，阿蒙森和他的隊友面臨的是同樣寒冷的天氣，他們成功的原因只不過是准備更加充分，因而成為登上南極大陸的第一人。 他們此次 去南極極點被稱為"偉大的悲劇"他們的精神很偉大他們充分表現出一名敢於為人類獻身的英雄的精神與對事業的執著和偉大的集體主義.
編輯本段2美國女排老將斯科特
斯科特，美國女排老隊員。 英文名：Danielle Scott 位置： 二傳 生日： 01.10.1972 身高： 188cm 體重： 84kg 扣球高度： 325cm 攔網高度： 302cm
編輯本段3NBA球員球員斯科特-波拉德
所在球隊：凱爾特人 出生城市：Murray 出生日期：1975-2-12 位置：中鋒 身高：211 體重：120 球衣號碼：66
編輯本段4 沃爾特·迪爾·斯科特
作為人事管理的創始人之一，工商業活動的一位重要影響者，沃爾特·迪爾·斯科特(Walter·Dill·Scott，1869～1955)無疑是那個時代的先驅性人物。他是第一位將心理學應用於廣告的學者，還是教育行政管理的專家，曾擔任美國的西北大學校長達19年之久。他的職業橫跨學術、企業和軍隊服務各個領域。在美國人事管理和銷售業發展史上，斯科特提出的觀點和方法一度成為時尚。然而，由於時間的流逝，特別是由於他擔任西北大學校長時期的成就，掩蓋和淡化了他在心理學研究上的貢獻。
編輯本段沃爾特·迪爾·斯科特生平
早期經歷
斯科特出生於伊利諾伊州一位農場主的家庭，14歲時，由於他的哥哥去西北大學教書，他被安排獨自管理整個農場。但是，斯科特的夢想，
不是做一名馳騁在馬背上的牛仔
，而是做一名探究人類內心奧秘的教師。為此，他進入伊利諾斯師范大學學習。畢業後他以全獎進入西北大學，在喬治·A·科爾教授的領導下研究哲學。這段經歷，使斯科特對研究人的心靈形成了濃厚興趣，於是，他又前往聲名遠揚的萊比錫，在那兒師從馮特，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成為繼芒斯特伯格之後從萊比錫走出的又一位心理學大師。 斯科特回到西北大學後，開創了這里的實驗心理學研究，並獲得教授席位，接著又擔任了西北大學校長。離開西北大學後，他進入卡內基技術研究所，接著出版了他的幾本商業心理學講義，組建咨詢性質的斯科特公司，並為45家公司提供管理咨詢服務。
廣告心理學
斯科特最初從事的是廣告心理學的研究，這一研究開始於分析和設計廣告文本。1901年的芝加哥年會上，他提出，應當從理論上研究廣告的工作實踐，使廣告研究成為一門科學，而心理學對此可以大有作為。這一見解，得到了當時與會者的熱烈支持。在隨後的兩年間，斯科特連續發表了12篇有關廣告心理學的文章，並匯集成一本書，書名叫《廣告原理》，於1903年出版。該書的問世標志著廣告心理學的誕生。1908年，斯科特進一步將廣告心理學的知識系統化，寫成《廣告心理學》出版。 在《廣告心理學》這部著作中，斯科特首次提出了廣告內容應簡明扼要、淺顯易懂，要提高廣告與消費者之間的接觸次數，以感情訴求的方式吸引消費者等觀點。斯科特研究廣告的思路，同後來行為科學的立足點極為相似。他認為，人類的經濟行為通常建立在感性或情緒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或邏輯的基礎上。 所以，廣告應該激發消費者的情緒，誘導消費者的感知，而不是給消費者算明細賬，更不是給消費者講邏輯。在廣告產生作用的途徑上，暗示比論證更有效。例如，展示出男士系著箭牌領結的廣告圖片，使人感受到他的帥氣和風采，要比一條條列舉選擇箭牌領結的理由更能使人接受。廣告不求令人信服，只求影響人的潛在慾望。廣告讓人難以忘懷的三大要素是：重復、強度和聯系。 按照這三大要素，公司需要經常重復它們的廣告，採用生動的形象和詞句，並把廣告內容與購買者的生活聯系起來。廣告的出發點是了解顧客的需求，而不是把企業的需求強加於顧客。斯科特的研究成果，使他成為美國最有名的廣告街——紐約麥迪遜大街的座上客，也使廣告心理學開始為世人所認可。他的《廣告心理學》成為廣告人的「聖經」；他的座右銘「不要推銷商品，先要『收買』顧客」，也隨之成為廣告人的「信條」。
職業人員挑選
隨著研究范圍的不斷擴大，斯科特的興趣轉向了挑選合適的銷售人員，後來又進一步擴大到一般職業人員的挑選。他的傑出成就之一就是發明了用可控的實驗方法來進行心理測驗，並將其應用於職業選拔和培訓。在《量化考評方法選擇雇員》一文中，他對不仔細挑選員工，並用強制方式進行管理的工商業組織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過去曾經有很多工商業組織，在僱用員工時不經過仔細挑選，許多缺乏基本能力和素質的未成年人來從事較低級的工作，又不給他們提供系統的培訓，使他們欠缺與職位相關的知識，作為代價，只付給他們很低的工資。隨著工作需要，企業不得不提升這些員工，但又沒有提升職位所必須的培訓。這種對選拔和培訓的忽視，在實踐中導致了大量提升上來的員工不勝任，在更高職位上充滿了這種缺乏基本知識和能力的人，這對企業的發展十分有害。從這一點看，早於勞倫斯·彼得半個世紀，斯科特就已經提出了同後來風靡世界的「彼得原理」(即「只要時間和組織空間許可，所有人都或遲或早會被提拔到不勝任的崗位上」)類似的觀點。 在人員選擇上，斯科特創立了量化測評方法。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有天生的差別，心理學要承認這種差別。為了給不同的公司找到合適的人，可以採取實驗性的測評方法。量化測評方法的前提，就是事先確定要招募的職位數量和類型，然後基於應聘者受教育期間的成績和知情人的推薦陳述，對相應職位的申請者進行一個不太充分的能力估計(即初選)。基於這一估計選出面試人員，讓他參與一個為期一天或幾天的封閉實驗，然後通過對封閉實驗中採集到的申請者行為樣本，進行相應的分析判斷，最終做出選擇。斯科特在當時首次提出了基於量化實驗的科學方法測評和選拔員工，從而解決了過去在員工甄選方面一直存在的難題。基於這一方法創建的人才測評系統，在一戰期間被美國軍方用來進行人員的挑選和分配，大約有兩三百萬人被測試，斯科特也因此而獲得了聯邦政府的優異服務獎章。戰後，斯科特的方法又被工商業界廣泛採用。在霍桑實驗前，位於芝加哥的西部電氣公司就利用斯科特發明的心理測試，對15名工程專業的畢業生進行過測試，以評估他們的「創造潛力」。在這一意義上，斯科特的研究同後來的霍桑實驗是緊密銜接的。 由於斯科特發明的實驗室人員測評方法要受到較多的條件限制，提取信息也不夠完整，而且成本較高，促使人們轉而尋找更為便捷的方法，如問卷法。但是，隨著人事管理的發展，問卷法雖然便捷，卻表現出更明顯的偏差。於是，工商界又回到斯科特那裡，在斯科特的基礎上發掘出了新的改進方法，如模擬情景法、無領導小組討論法等。這些方法追根溯源，都是從斯科特那裡衍生出來的，由於其准確性較高，至今仍為很多大公司選拔中高級人才時所使用。
效率問題
從人事管理出發，斯科特的研究向更為廣闊的人類行為動機方向擴展，1911年，他發表了又一代表作《增進人們在企業中的效率》。他也因此成為用心理學理論和知識來研究工作場所中動機的第一人。在這部著作中，他指出人的效率是一個變數, 一個根據一定規則可以增加或減少的變數，它取決於許多因素，除了人們都能看到的精神和身體條件以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一個人對生活採取什麼樣的基本態度，以及對於每一件具體事情持怎樣的觀點，與他天生的能力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產量的增加可以通過外部刺激和意識的作用得以實現。當一位員工做到自認為最好的時候, 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當他處於完全疲勞的時候, 在正確的激勵下, 他還可以繼續工作。對於如何增進人們的效率，他提出了12種有效途徑，具體是：模仿，提高效率的直接手段；競爭，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徑；忠誠，提高效率的基本前提；專注，提高效率的可靠保證；工資，提高效率的催化劑；快樂，提高效率的潤滑劑；敬業，提高效率的能量之轉化；放鬆，提高效率的藝術方法；興趣，保持高效的動力之源；經驗，提高效率的實踐保障；判斷，提高效率的智慧積累；習慣，提高效率的經驗資本。 在對效率問題的研究中，他還發明過治療夏季萎靡的方法，並在一個星期之內建立了一個引來了大量追隨者高度贊揚的系統。這一系統使接受實驗的公司生產運行得到顯著改善，那些因為高溫影響，已經到了難以控制的沖突邊緣的工作團體，那些在悶熱中煩躁不安、粗心大意的工人個體，採用這一系統後開始變得穩定而有效率，產出也較之前的夏天提高了20%，甚至達到相當於情況最好的冬季平均水平，員工對工作的厭煩程度也明顯下降了。
積累性進步
在192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斯科特曾經說過：很多時候，某一問題之所以成為難題是由於沒有解決它的「萬靈葯」。對難題的解決辦法取決於內部相關理論的不斷發展和基於理論的實踐的不斷推進，即連鎖反應式的積累性進步。他舉了解決美國農產品(14.11,-0.12,-0.84%)供應困難問題的例子：首先人們意識到要開墾貧瘠的土地以擴大耕種面積，增加農產品供應量。等到農產品被生產出來，人們又意識到了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又開始大力興建鐵路。而在此過程中，為了提高產量而發明的科學種植方法也做出了較大貢獻。正是在這種不斷的實踐探索中，糧食供應問題被充分地解決了。 今天的人事管理問題亦是如此，由於人的復雜性以及環境的不斷變化，解決人事管理問題的「萬靈葯」不可能被製造出來。因此，人事管理問題的重要性仍在增加，有意義的探索還將繼續，更好的辦法也會不斷被提出，這正符合斯科特的理論，而這種契合又反過來證明了他作為先驅者的偉大之處。
編輯本段沃爾特·迪爾·斯科特著作
斯科特的主要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外，還有1921年出版的《廣告心理學的理論與實際》，1923年出版的《影響工商業的人：論證和暗示的心理學》，同克洛西爾合著的《人事管理：理論、實務和觀點》。斯科特於1910年至1911年在《系統》(即當代《商業周刊》的前身)雜志上發表的工商業心理學系列文章，到1969年，被德克薩斯大學工商研究所以《人事和管理研究專輯第21號》的名稱重新印行。

H. 王欣的基本信息

王欣，男，漢族，1966年9月出生於新疆。
1983年9月考入新疆大學歷史系學習；1987年7月畢業，獲得史學學士學位。1987年9月，考入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中國民族史專業攻讀碩士學位；1990年7月畢業，獲得史學碩士學位。1990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後被分配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任館員，從事文物管理和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的絲綢之路古代民族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工作，發表學術論文和譯文10餘篇。1994年9月考入蘭州大學民族學專業攻讀博士研究生；1997年6月畢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97年7月進入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並獲得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資助，完成了題為「早期印歐文明的東向發展及其與中國文明的關系」的研究報告。1999年博士後出站，進入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工作，任副教授，從事中國民族史和中外關系史領域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其間主持完成了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一項，參與省「九五規劃重大項目」一項，完成專著和譯著各一部，發表研究論文10餘篇；其中有一項研究成果獲得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001年7月調入陝西師范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工作，從事民族學、民族史和中外關系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任中心副主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持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子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項目各一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重大項目子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各一項，出版專著兩部，譯著一部，發表論文十餘篇；其中有一項研究成果獲得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項成果獲得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006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受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人類學系和東亞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學術兼職主要包括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理事、副秘書長，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理事、陝西省歷史學會理事等。曾經主持完成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西部大開發與西北民族問題」（項目編號00JK082）主持的科研項目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條件下新疆牧區經濟轉型與文化變遷」（項目編號04CMZ005）、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新疆地區歷史時期各民族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變遷相互作用關系研究」（項目編號2002ZDX770015）、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項目「《新疆通史》魏晉南北朝卷」（項目編號XJTS-A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