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中國大學

『壹』 中西方教育理念

中西方教育理念

中西方教育理念，中國和西方的教育明顯是有著很大的區別，中國人民歷來重視小孩子的教育。而大多人都認為只有學習成績優異，孩子就是佼佼者。下面看看中西方教育理念。

中西方教育理念1

一、東西方人對大學的認知差異

亞洲人認為，大學幾乎是一個必選項，一定要上，只有上大學，以後才能有體面的生活；而西方人認為，大學只是眾多選項里的一個，只有想從事某些特定的職業，才需要上大學。為什麼會存在這么大的差異呢？這是因為東西方大學的歷史傳統有本質的區別。

中國高等教育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孔子時代。孔子時代的教育，主要學的不是具體的謀生手段，而是社會精英應該有的智慧和見識。到了隋代，有了科舉制度，科舉成為了國家選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普通人進入上層社會的唯一通道，從這時開始，

中國的教育和考試開始緊密結合，自然而然地和社會地位、做官就聯系在一起了。這種觀念對國人影響深遠，直到今天，很多中國人還是把考試、升學和獲得社會地位聯系起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人千方百計地要讀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也就不難理解了。

西方高等教育的萌芽，和中國很相似，也是一位智者帶著一幫學生，這個人就是畢達哥拉斯，古希臘的數學家、哲學家。現代大學是在中世紀誕生的，「大學」是指一種包括老師和學生在內的團體，這種團體直接受到領主保護，擁有學術特權。

和中國的大學不一樣，接受學術特權的西方大學，教授的內容大多數都是神學知識、拉丁文寫作技巧和自然科學的知識，來這里上大學的學生，一開始想的就不是陞官發財。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也是西方人並不是全民都想上大學的思想根源。

雖然東西方高等教育在歷史上的差異很大，但就現在來說，中國人讀大學也並不都是抱著功利的目的，很多人都是因為對知識純粹的渴望去讀大學的。不過，在吳軍看來，不管有沒有上大學、抱著什麼目的去上大學，這都不重要，人生是一場馬拉松，拿到一所名牌大學的畢業證，不過是在馬拉松賽跑里取得了一個還不錯的站位而已。

看過馬拉松的人都知道，在起跑的一瞬間道路非常擁擠，但等比賽過了四分之一，選手和選手之間的距離已經拉開很遠了，起跑時占的那一點點便宜早就沒什麼意義了。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說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但事實上，成功的道路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擁擠，在人生的馬拉松上，絕大多數人跑不到一半就棄權了，到後來剩下的少數人，不是嫌競爭對手太多，而是要發愁怎麼才能找到一個同伴，陪自己一起跑下去。笑到最後的，一定是終身學習者。

二、兩種教育理念

1. 紐曼式的通才教育

紐曼認為，學生們除了學習知識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互相交流、互相學習，彼此成為朋友。他還認為，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培養有能力服務於社會的人，而不是教授一些具體的雕蟲小技。紐曼反對一上來就給學生教授某個專業的具體技能，認為大學生的知識面一定要廣，不能過早地局限在某個具體的專業里。

當然，想要實現通才式的教育，光有理念上的認同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具備兩個要素：第一，是給學生選課和換專業的自由，第二，是學校要有實力開出足夠多、足夠廣泛的課程。

【案例】

哈佛大學，首先在選課上給予了學生絕對的自由，大一新生不分專業，學生們可以隨便選課，在學習的過程中慢慢地了解自己的真實興趣；其次，哈佛開出了足夠多的課程，哈佛大約有6000名本科生，他們居然開出了6000門課，而且還可以去隔壁的麻省理工學院選課。

2. 洪堡式的專才教育

洪堡建立的高等教育體系，非常重視職業教育和技能教育，強調大學生在學校要學習馬上就能用的知識，一走出校園就能為社會提供服務、創造價值。為了能讓學生做到這一點，實行洪堡制大學的很多專業都需要五年才能畢業，最後兩年學習的是非常精深的專業知識。而且，採取洪堡制的大學都會花大價錢建立研究生院，這也是實現專才教育的物質基礎。

【案例】

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就是實施洪堡式專才教育的典範，它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讓大一新生就有機會參與真正的科研。一般大學里讓本科生參與的科研，其實就是教授讓學生們練練手，隨便做點事情，

因為很多教授認為，自己的科研項目本科生做不了，他也沒時間手把手地輔導學生，但 MIT 不一樣，MIT 的教授會讓本科生參與自己拿了經費的科研項目，並且讓他們承擔這個項目里的一個工作，這就需要教授花時間來指導學生，還要承擔相應的風險。

三、美國私立大學的管理

1. 終身教職

有的教授公開發表一些反教會的觀點，或者是公開地批評某一個資本家，學校就會遭到宗教勢力和資本家的施壓，被逼迫著解僱那些他們不喜歡的教授，這種現象會干擾到教授們的學術研究，

為了讓教授們自由發聲，美國的幾所大學和美國教授協會開始號召實行不能隨意解僱教授的制度，也就是現在的終身教職制度。終身教職強調的不是鐵飯碗，而是學術自由。

2. 教授治校

教授們的管理范圍只到系這一級，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製度和執行制度。在美國大部分的學校里，每次系裡面制定或者修改制度，一般都需要系裡面全體教授的通過。在制度的執行過程里，

除了在教授晉升上，資深教授更有發言權之外，其他事情的發言權一律平等，不分新老，不看資歷，非常民主。教授治校，行政成本低，學校管理公正透明，還維護了教授們的尊嚴和權威，保證了學術自由，是很好的管理制度。

3. 校董會

總的來說，對內，校董負責籌集資金、拍板大事、規劃未來；對外，校董們就是學校的形象大使，到處給人佈道，用他們自己的影響力，在世界各地幫學校做宣傳，幫助大學和各種機構建立合作。大學校董並不是一個用錢買來的虛職，真正的校董，會為大學的發展盡心盡力，提供最多的幫助。

中西方教育理念2

1. 平等觀念

這一點在我們東方文明裡很難得到體現，五千年文明積淀，儒家思想的深入，讓我們更注重「尊師重道、長幼有序」的道德理念。進而，在教育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與孩子之間無法達到一個有效的平衡，甚至在我們眼裡，孩子就是要被管制、管理的。

不得不說，在這種不平等的關系中，我們很難真正理解孩子的想法和需求，進而也就很難真正的理解孩子。

在我們的教育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個法官，對孩子的行為、思想進行審判，並以此區分孩子的優劣。

很顯然，失去平等的關系，我們無法真正的了解孩子，進而也就無法找到適合孩子的教育方式。當然了，這種關繫上的不平等，也容易使孩子在情感發展、人格養成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這種表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見，比如孩子犯了錯要接受批評、懲罰，大人犯錯了哈哈一笑就過去了。面對這種不平等，孩子自然感到委屈甚至憤怒。在這種負面情緒下，孩子對血脈親情的理解必然會產生也一定的偏差。

當然了，要想做到絕對的平等是很困難的。但並非無計可施：

多從孩子的角度考慮問題，就是一種平等觀念的表現。

2. 自立能力

舉個很平常的例子，在西方環境中，孩子在一歲之後就要學習自己吃飯。當然了，現場可能比較混亂，因為孩子不會使用工具只能用手抓，會弄得一團糟。

在西方觀念里，他們認為讓孩子學會自己吃飯很重要。而在我們東方文明中，讓一個一歲大的孩子自己吃飯，顯得有些殘忍，當然了，我們也不太願意接受孩子自己吃飯的混亂局面。

我們都知道自立能力對孩子的成長很重要，但對於孩子應該什麼時候開始鍛煉自立能力，東西方教育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比如斷奶、比如吃飯、比如分房睡覺。在西方教育里，孩子的這些習慣往往要早於東方人。

其實很容易理解，我們的孩子之所以自立的晚，其實大部分原因來自於父母的「愛」。我們對情感的理解，讓我們在孩子遇到困難的時候，往往會選擇幫助，而非讓孩子自己解決。這其實也是一種教育理念上的不平等，因為我們通常不相信孩子能處理好所面臨的問題。

3. 過程的重要性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孩子幫爸媽買醬油，卻買成了醋，面對這樣的事情，東西方父母的反應有很大差距。

很多家長會覺得孩子沒有記住家長交代的任務，是不細心的表現。另外，沒有買到真正需要的醬油，意味著效率低下，通常會感到不滿。

而對於西方父母來說，則完全不一樣。他們更注重的是「孩子替父母買東西」的行為，這是一種情感、行為上的獨立，是值得肯定的。

也就是說，我們往往更關注結果，而忽視了過程的重要性。

要知道：過程是孩子能力成長的關鍵因素，犯錯也是孩子的一種成長方式。

總而言之：我們的教育並非完美無瑕，西方教育也並非都是糟粕。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取長補短更有利於孩子的成長。

中西方教育理念3

第一、東西方文化不一樣

這個是根基，文化不一樣會導致教育目標不一樣。東方傳統文化主要強調以儒家思想為根基，比較強調尊重傳統，儒教講倫常五常八德，就是我們的傳統思想，需要我們去遵守的。而西方的'文化源自古希臘的哲學和民主，後面在文藝復興之後，孕育出科學思維以及民主制度。科學思維強調思辯和質疑，而民主制度強調個人自由、自主以及平等。

舉個例子，可以感受到兩種文化制度的區別。在中國，我們家長很強調在學校要聽老師的話。一個網上看到的故事，有一個剛在國際學校上班的中方老師，實在受不了學生的天馬行空的提問，就把這個煩惱反饋到校長那邊。校長回復說，我們的所有工作目標就是讓學生敢於質疑我們啊。

第二，教育的目標不一樣

文化和制度影響我們做事情的目標。教育也一樣。對中國教育來說，我們教育的目標是聽話，學習好。中國的大學也以高考成績擇優錄取學生。這些也成為學校老師的KPI。而西方的教育目標同樣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需要學生有思辨思維，獨立自主能力。

中國的傳統教育，為了讓學生聽話，我們從第一天上學開始，我們跟老師就是不平等的。不管是環境還是語言，都不斷，地提示學生，老師是高高在上的（下圖為孔子的講學，很明顯，他是在中心，他跟學生是不平等的），你是來學習的。

在這個講台上，老師會給我們傳授遵守中國的傳統重要性，學習著不知道咋回事的思想品德或者愛國主義。所以，在中國學校從一開始就沒有為學生創造質疑的環境。我很怕我的老師，我兒子也是一樣的，他也很怕他的老師。老師從來沒有跟我們平等過。

對西方的教育，為了給學生創造思辨和質疑的環境，就會在不同的細節之處讓學生感受到學生與老師是平等的。有一天，在我女兒學校的咖啡店旁邊，我和我老婆跟一個朋友在聊完天，出來之後，我們想順便去看看能不能學校圍欄外面看到我們的女兒。非常碰巧，他剛好那時候是中午休息時間，

她和她的一幫同學跟老師操場上在玩起來。可以看到學生和老師都玩的很投入。我們看的也很投入，女兒表現的很勇敢，不斷地找機會「攻擊」她的老師。而且，每次放學，我去接她的時候，都可以感受到她都是跟她的老師相處融洽，有說有笑，最後擊掌道別。

為了讓學生學習成績好，中國的老師喜歡用灌輸式的教育方式。以寫作文舉例，中國的老師很喜歡強調學生去記錄好詞好句，然後在作文時，用上你的好詞好句。另外，在給學生灌輸各種寫好作文的技巧，

通過這些方式，很容易讓努力學習和聽話的學生，獲得作文的高分。而國外的教育理念強調質疑和思辨，所以它更多的強調學生的作文真實性，強調自我內心的感受和看法。毫無疑問，這種方式，學生的作文成績很難快速提升，但可以走得更運。

有一個關於童話大王鄭淵潔的真實故事。有一天，他的女兒正在為他的作文愁眉苦惱，鄭淵潔乾脆幫她女兒寫的那篇作文，結果這篇作文被學校退回去，說要重寫。這時候，鄭淵潔非常疑惑不解。過了一段時間，鄭淵潔那他家裡的保姆給他的女兒寫一篇作文，結果這篇作文被學校當作範文展示出來。因為這件事情，他直接讓她的女兒從學校退學了。

對於作業。我們為了獲取考試的高分，更多的是封閉式作業，學校老師很強調作業的量和正確率。為了讓學生獲得高分，在低年級的時候，我們家長有義務給小孩檢查作業的正確性。而西方的教育，更強調作業的思考過程。比如，數學作業很強調畫圖，很強調推理。同時，這種老師指定做的數量，國際學校要比公立學校少一些。

『貳』 大學要自治，關鍵就是權力不要干預，學校應該怎麼運作

大學自治  

去行政化後，必然出現的問題就是學校應該怎麼運作，這就需要大學自治。大學要自治，關鍵就是權力不要干預，讓大學作為學術共同體進行自治。從歐洲大學的成長歷程來看，一部大學的歷史就是大學自治的歷史。如何找到一種既由上級支持大學，又不幹預大學的好方法？一個切入點就是制定大學章程。

但是，教授在學校的權益必須得到尊重，主要表現兩個方面：一是由教授民主選舉校長，由治學人選拔治校人，這是天經地義的；二是教授治校主要通過教授會體現，他們主要是負責大學的學術方針、學術政策、學術誠信，並監督校長行使權力。  在我國現實的情況下，既不可能實行教授治校，也不能兌現校長治校，核心的問題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實行黨政分開，只有這樣才能落實校長負責制，也才能夠充分發揮教授的作用。

『叄』 如何理解教授治學，教授治校

教授治學與教授治校:一個似是而非的爭論

關鍵詞：教授治學；教授治校；治理；學術
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717（2015）01-0064-05
收稿日期：2014-11-20

教授治學與教授治校在我國學術領域一直是一個長期爭論的話題，迄今為止學術界尚未達成共識。2010年頒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充分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這是教授治學概念第一次在國家官方教育文件中出現。這一提法鮮明地突出了教授治學，淡化了教授治校。有學者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教授治學』是個非常巧妙的概念，它一方面安撫了教授要求參與大學管理的意願，另一方面又不破壞大學中的基本領導結構，保護了現有權力者的既得利益」[1]。官方對教授治學的肯定與學界對教授治校的呼籲產生了一種理念沖突和概念矛盾，進一步加劇了教授治學與教授治校的爭論。對教授治學與教授治校關系的辨析，既要擺脫將兩者完全對立的框架，又要避免將兩者絕對等同的模式，更要超越治學與治校的話語之爭，看到兩者背後本質是對中國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的思索和探尋。
一、治學、治校與大學治理
歷史上來說，教授治校起源於中世紀大學的學者自治，並一直作為西方大學的治理傳統。而教授治學則更多作為一個本土化的概念出現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中，有著深刻的中國語境和現實背景。「我國大學教授治校制度的建立還是以政府為主導， 而不像西方大學教授那樣，通過自己的斗爭來爭取」[2]。教授治校理念在中國最早見於民國初年頒布的《大學令》。1912年，時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主持並頒布了《大學令》，當時教授治校在制度上主要表現為評議會和教授會的設置。《大學令》規定評議會由校長、學長及各科教授代表組成，審議事項包括：（1）各學科之設置及廢止；（2）講座之種類；（3）大學內部規則；（4）審查大學院生成績、及請授學位者之合格與否；（5）教育總長及大學校長咨詢事件；（6）凡關於高等教育事項，評議會如有意見，得建議於教育總長。教授會由學科內教授組成，其審議事項包括：（1）學科課程；（2）學生試驗事項；（3）審查大學院生屬於該科之成績；（4）審查提出論文、請授予學位者之合格與否；（5）教育總長、大學校長咨詢事件[3]。該條令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開始正式實施。
然而，教授治校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僅曇花一現，1930年蔣夢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就迅速被教授治學所取代。蔣夢麟上任後，便拋棄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理念，出台《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將學術事務和行政事務分開，並提出「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的辦學方針[4]。蔣夢麟主政北京大學時取消大學評議會，代之以校務會議，由校務會議和行政會議決定包括大學預算、院系設立廢止以及大學內部各種規程等重大事務。《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規定：校務會議「以校長、秘書長、課業長、圖書館長、各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及全體教授、副教授選出之代表若幹人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行政會議「以校長、院長、秘書長、課業長組織之，校長為主席」；此外還規定「各學院院長、秘書長、課業長、圖書館長均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之」[5]。這一系列規定將大學治理中的人事權與決策權集於校長一身，教授在學校事務中的治理地位日漸衰微，越來越限定於治學術而非治學校。蔣夢麟校長認為學術和行政是兩類完全不同性質的事務，治學者和治校者需要具備不同的素質，大學治理中學術事務與行政事務應當截然分開，讓學術的歸學術、行政的歸行政，從此開啟了中國大學教授治學與治校對立之濫觴。
教授治學的合法性來於專業權威，即高深知識權力。學術事務中的權力主要來源於高深知識，高深知識不僅是構成學術組織的基本元素，也是治理學術的前提和基礎。無論大學處於什麼發展時期，「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規的組織，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識和方法的社會機構。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構成各民族中比較深奧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關技能」[6]。作為高深知識的掌握者，教授群體對於如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學術事務的理解和把握更為深刻，最清楚高深知識的內容，因而最有發言權。與之不同的是，教授治校的合法性基礎則來於利益相關者理論，教授群體作為學術組織內部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有權利、有必要對學術組織事務進行治理。治學是學術人員的自然權利和本職工作，也是學術組織的內在要求，因而較少產生分歧和爭論。當前紛爭的焦點主要圍繞在教授要不要治校，以及治學與治校的關繫上。
事實上，治學與治校從源頭上並沒有直接和必然聯系，兩者產生關聯是起源於學術活動的組織化。治學表示對學術事務的治理權，是一種知識權力；而治校則指向對學術組織的治理權，是一種組織權力。大學本質上是一個集體性的教學與科研活動組織，也就是組織化的知識生產和傳播場所。如果按照學術自由的原則，純粹的學術活動應當歸屬學者個人管轄，不應納入學術組織的管理范圍。學術人員的個體活動之所以受到約束，是因為其使用了學術組織中資源，因此必須承擔與之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只有當學者必須在學術組織中進行研究，即治學必須在學術組織中實現時，研究學術才與治理學術相關聯，治學才與學術組織治理（治校）產生聯系。

『肆』 大學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隨著我國大學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大學教育體制行政化,人才培養模式趨同化等問題不斷涌現。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大學教育存在哪些問題，供大家參考。

大學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篇1

1.我國高等教育的目標定位存在較大缺陷。

高校仍把培養綜合化、研究型人才作為主要目標，但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更需要創新型、實踐型、通專結合型的人才。另外，我國高等教育普遍存在著「重理工，輕人文」的現象，缺乏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

2.專業結構和課程設置不能適應市場和社會的需要。

傳統大學教育最大特點就是從傳統的「學科本位」模式出發，以完整的學科體系為出發點考慮課程開發，偏重理論知識的完整性、系統性和嚴密性，缺乏對社會需求的把握，往往是有什麼樣的老師，有什麼樣的辦學條件，就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才。所以，在課程設置上就造成了理論教學多，實踐教學少;必修課多，選修課少等現象，專業設置也墨守成規，缺乏創新，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

3.許多高校普遍存在著過分強調理論教學，忽視實踐應用環節的現象。

以知識傳授為主要目標的教育模式仍然是大學主要的教學方法，自學、討論、調查研究、實驗實習等仍處於輔助地位。由於片面強調系統講授知識，高校教學脫離社會實踐的傾向十分突出，這不利於培養大學生的協作能力和健全人格。

4.缺乏對大學生的職業素質的培養和就業的指導。

智聯招聘副總裁趙鵬說：「現在大學生就業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成績、知識和經驗的欠缺，而是職業規范和職業意識等職業素質的缺乏，企業招聘人才的標准有接近七成的權重是放在應聘者的職業素質上。」由此可見，職業素質已經成為影響大學生順利就業與職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培養和提升大學生職業素質不但關繫到高校為社會培養和輸送人才的質量，也關繫到高校的社會聲譽，更關繫到大學生的就業。

5.許多高校存在著重視教學忽視科研的現象。

近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發展階段，許多大學的教學與科研關系呈現矛盾激化的態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教學與科研的脫節，學科的最新信息、發展狀況和教師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中的心得並沒有及時融入到教學內容之中。其次，高校教師面臨著教學與科研的雙重壓力，部分教師還有許多社會活動和行政工作，無法合理配置時間。再次，資源配置的失衡。高校普遍存在著資源缺乏和經費不足的狀況，另外，高校不同類型人員的組合使用在結構、層次和數量等方面也存在著不少矛盾和沖突。如何理性認識和正確處理教學與科研的關系，直接決定著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

大學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篇2

1、教育功利化傾向嚴重，教育目的發生扭曲，忽視德育教育。

目前我們的教育對德育的重視遠遠不夠，導致培養的學生往往智商很高，但人文道德素養低下，近幾年在教育界頻發的很多惡性教育事件與此有很大關系。另外培養的學生只會考試，眼高手低，實踐創新能力低下，與國外學生相比差距比較大，這是個老問題，直到現在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2、專業設置市場化，追求短期效應，沒有長遠的計劃。

在專業設置過程中，主觀化傾向嚴重，在未對專業特色、課程體系、就業前景等問題進行認真分析研究的情況下，僅憑感性認識判斷哪個專業的市場前景好、哪個專業走俏，就盲目地設置該專業，缺乏廣泛的調查和嚴密科學的論證過程，因而帶有很大的隨意性，缺乏科學性。所以很多學生在畢業後即失業，白白浪費了美好的青春和大量的金錢，無疑，學校在這方面應承擔很大的責任。

3、班級人數龐大，學生與教師之間沒有深入的交流互動。

近年來高校瘋狂擴招，學生人數大大增加，但教師數量卻沒有按照相同比例增加，致使老師更難對學生言傳身教，更難於針對學生的個性來進行教學，更難開展有特色的教學活動，更難與學生進行思想與知識或社會經驗與情感經歷等方面的交流互動。教師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不單單是知識的傳授者，更重要的是他們是人類靈魂的建築師，即傳統所說的「傳道」。

4、教學方式單一陳舊，沒有創新，教學過程索然無味。

大學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篇3

【摘要】隨著當今時代社會的進步，傳統的教育管理模式不能滿足當前教育的發展，現代化教育管理模式應運而生，現代化教育管理模式得到了快速發展，為了應對現代化教育管理模式迅速發展的需要，大學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斷的進行創新，以便為其高效發展做保障。努力加強思想文化建設，促進高校的教育管理模式的創新向著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高效完成大學教育任務。

【關鍵詞】大學教育;管理模式;創新應用

隨著當今時代的進步，高校的規模不斷的擴大，越來越多的高校或拔地而起或規模擴建。由於傳統的高校學生教育管理模式不能滿足當前高校教育管理的發展，進而高校的教育管理體制也在不斷的改變，向著現代化的高校教育管理體制前進。為了解決當前在高校教育管理模式上的問題，解決當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的不同問題，需要加強新形勢下大學教育管理模式的創新，提高學生的思想教育。

一.當前管理模式和學生現狀

當前大學教育管理模式面臨巨大的挑戰，受到傳統大學教育管理模式的影響，高校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斷的創新，轉變理念，以適應當前大學教育管理學生的素質教育現狀，並且滿足當今時代對於人才培養的新規定。學生受到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從以往積極主動、健康向上、熱愛祖國、愛社會的思想轉變成現在思想迷信、信仰迷茫、不能理清價值觀念、做不到誠實守信。這些問題的出現，使得當前大學教育管理模式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新形勢、新挑戰環境下，大學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斷的創新，以便解決當前所出現的問題，跳出當前所處的環境，使得大學教育管理弄濕向著科學健康的方向發展。

二.大學教育管理模式的創新

大學教育管理模式的創新需要學校不斷的摸索經驗教訓，不斷的改變教育管理體制，適應當前大學教育管理體系發展的速度，不斷的加強思想文化教育，不斷促進學生思想文化素質的提高，才能科學、合理、完好的完成大學教育管理模式的創新，才能更好的進行素質文化教育，促進現代化教育的良好發展。

2.1建立科學系統的思想教育體制

建立科學系統的思想教育體制，需要相關部門的統一領導，動員全社會進行完善教育管理體制，採取群眾監督的手段。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統一結合起來，共同進行思想教育管理。協調運作，相互配合，將思想教育管理體制的'設計、管理和實施全面統一協調，化散為整。把創造大學科學系統管理的思想教育體制的整體和相關制度和後期建設等等，相互結合在一起，創造一個全面系統的思想教育管理體制。通過建立行政全面負責的思想教育體制，實現學校以黨委領導為中心的組織管理體系，充分發揮黨委等相關部門的組織和管理作用，將相關部門的最大的價值盡可能的挖掘和開發，以促進大學思想教育體制的完善，系統科學的發展。建立學校、家庭、社會的有效溝通平台，是學校、家庭和社會協調統一，發揮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作用，將其最大價值應用到促進學生全面健康的發展，讓其學會如何更好的處事待人上，促進當前大學思想教育體制的創新改革，完善思想教育機制。加強學生的思想教育，通過改善當前的思想理論課教學，注重形勢政策的教育，實現大學生健康的思想教育，改善其本質。

2.2提高教師隊伍素質

提高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建設高素質的教師管理體系。教師是學生們學習的榜樣，是學生內心遵從的園丁，教師的言行舉止能夠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教師素質的高低，品行好壞對學生的思想教育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影響。所以提高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對學生整體有著巨大的作用，才能夠提高學生的思想教育。通過對高校教師整體進行培訓，讓個人教師進修，培養任職前後的教師素質，在任職過程中還要不定期的進行培訓，以適應當前的發展速度和狀況，採取鼓勵政策，鼓勵教師自主學習，努力進修，提高其相應的素質和能力。加強教師隊伍的素質建設，為高校學生的整體素質提高做保障，促進其思想教育的提高，良好的完成教學任務，為充分實現現代化的高校教育管理體制的變革做准備。

2.3強化學校文明

通過強化學校文明，建設良好的教學環境，促進學生文化素質的提高。通過創造文明和諧的校園環境，提供和諧的校園生活環境，強化學生所處環境的文明，重視學生文化素質的改善和提高。通過進行新型、積極、健康的文化活動，豐富學生的課餘生活，調動學生們的積極主動性，把思想教育內涵融入到活動中，讓文化活動充滿校園特色，便於學生理解和接收思想教育。針對學生生活環境的改善，開展文明宿舍活動，在學生私下生活中進行思想文化教育，積極發揮出宿捨生活中的作用，促進文明校園的建設。另外通過對學生思想品德的充分考核，進行評比，依照考核情況制定合理的改善校園文明的方案，但在此中需要學生自我教育和管理，從而獨立進行考核，增強學生的觀念意識。推進改善校園文明的發展，使得學生自己由於所處環境的和諧文明而產生自豪感，更加積極主動地進行學習思想政治學習，讓學生能夠自行學習思想政治，強化自身的思想品德，。更好的和老師進行互動溝通，促進學校思想教育機制的改善，加快當前大學教育管理體制的創新和完善進程。

隨著當今時代的發展，學校教育逐漸在進行變革。然而在新形勢下，大學教育管理模式的創新面臨巨大的挑戰，高校的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斷的創新才能適應當前教育管理模式發展速度的需要，才能夠在挑戰中完美的發展。加強高校的思想文化建設對於當前學校的教育管理模式有著重要的保障，不僅促進學生思想教育的改變，還能促進整個教育的思想文化向著健康積極的方向發展。

作者:張茜 單位:北京工商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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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孟良.班主任在大學教育管理中的作用探討[J].科技創新導報,2013(11).

大學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篇4

論文關鍵詞：蔡元培大學教育兼容並包教授治校

論文摘要：蔡元培的大學教育理念及其在北大的實踐對近現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他反對把大學作為官僚養成所，認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重視大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主張發展學生個性，實行選科制。反對文理相隔，主張文理溝通。反對校長獨斷獨行，實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這一系列大學教育改革思想，對於當今高等教育所面，臨的素質教育、高校改革創新以及課程建設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大學應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學府

大學，按照蔡元培的理解，是指「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綜合性高等教育機構，也是一個思想包羅萬象、言論百家爭鳴的場所。大學應當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學府，這是蔡元培辦學的指導思想，也是他大學教育思想的出發點。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總長身份出席北京大學開學典禮，在演說中就提出「大學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蔡元培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後，目標就是按照現代大學的標准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大學，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確立大學理念。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雖改名為北京大學，但由於北洋軍閥政府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堅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錮人民的頭腦。此時的康有為等保皇派，也在上書黎元洪、段祺瑞積極主張將孔教定為國教。當時的北京大學官僚積習很深，校政極其。不少人把上大學作為陞官發財的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讀書就是為了獵取功名利祿。教員中也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課堂講授敷衍塞責。學校里封建復古的陳腐思想泛濫，制度混亂，學術空氣稀薄。為了扭轉這種的學風，蔡元培在就任校長的第一次演說中明確指出：「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強調了大學性質在於研究高深學問。他還提出，大學不能只從事教學，還必須開展科學研究，要將學術研究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個地方若是沒有一個大學，把有學問的人團聚在一處，一面研究高等學術，一面推行教育事業，永沒有發展教育的希望。」他要求大學教員不是灌輸固定知識，而要對學問有濃厚的研究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大學生也不要死記硬背教員的講義而要在教員的指導下自動地研究學問。為了使大學能承擔起教學、科研雙重任務，他極力主張「凡大學必有各種科學的研究所」。他在《論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中詳列了三點理由：一是「大學無研究院，則教員易陷入抄發講義不求進步之陋習」。二是設立研究所，為大學畢業生深造創造條件。三是使大學高年級學生得以在導師指導下，有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會。

蔡元培對大學性質的認識切合了中國當時的國情、北京大學的校情和世界大學的發展趨勢，他「從1917年到1919年僅兩年多的時間，就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戰斗堡壘」。他在辦學指導思想的重大變革，不僅促進了北大的發展，其意義遠超出了一所大學的范圍，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蔡元培從大學應該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學府這一思想出發，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原則，主要體現在學術和教員兩方面。

1.在學術上反對墨守成規，提倡自由發展。學術自由是大學的靈魂。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前，北大是與專制並行，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教師不學無術，墨守成規，學生無心學習。蔡元培立足於中國近代教育國情，強調了自己的治校方針是「依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他認為大學應該廣泛吸收各種人才，容納不同學派。如果抱殘守缺，持一孔之論，守一家之言，不可能成為真正高水平的`大學。「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悉聽其自由發展。」在學術上各種派別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應該在相互包容和討論中吸收精華，促進學術的發展。

2.以學術造詣為主羅致各類人才。由於學說必須由人提倡、宣傳和發展，教員又以研究、傳授學問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原則，在實際中更多地體現在對待教員方面。為貫徹兼容並包的原則，蔡先生首先「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在聘請教員上，最重要的標準是有無專門學問。只要有真才實學，有研究學問的興趣和能力，就聘為教員。在擔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立即請陳獨秀任文科學長，隨即聘任胡適、劉半農、周作人等為教授，他們和原北大的錢玄同等學者一起致力於北大文科的革新。而對於確有真才實學而學術觀點、政治傾向不同的守舊學者，只要不妨礙授課，則不作為取捨標准，仍延為教授，展其所長，對他們一視同仁，絕不歧視。如劉師培，曾參與反清革命，後變節為清探，又為袁世凱稱帝效力，但國學造詣極深，故仍聘任為教授，講授《中國中古文學史》。對於學術水平低下，教學態度惡劣的教員，則不管什麼人，堅決辭退。因此，北大一掃往日沉悶保守的氣息，教師隊伍一時出現流派紛呈的局面，各種思潮學說紛起，形成了各種學術思想新舊交融、百家爭鳴的活躍氣氛。在文科教師隊伍中，既集中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舊學深沉的學者，如黃侃、劉師培、黃節、辜鴻銘、崔適、陳漢章等。在政治傾向上，有的激進，有的保守，有的主張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的不同代表。當時的北大，「新潮」與「國故」對壘，白話與文言相爭，盛極一時。北大也因此成為新文化運動醞釀發祥的思想搖籃。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原則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曾起了進步作用，從思想學術上為國人開導出一股新潮流，沖破了舊有習俗，推動了大局政治，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使得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陣地，科學民主的思想得以傳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蔡元培不僅是現代北大的締造者，也是中國現代大學理念和精神的締造者。

三、學為基本，術為支幹，文理溝通

在學科建設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學」為學理，「術」為應用。文、理是學，法、商、醫、工、農皆為應用，故是術。「學與術雖關系至為密切，而習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學也，雖也有間接之應用，而治此者以非研究真理為目的的終身以之，所兼營者不過教授著述之業，不出學理范圍。法、商、醫、工術也，直接應用，治此者雖亦有永久研究之興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務於社會轉以服務時之經驗，促進術之進步。」J(丹「學為基本，術為支幹」，「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礎，但「學」重於「術」。這一改革思路扭轉了當時重術輕學、重工輕理和重應用輕理論的偏向。在北大蔡元培主要進行了如下整頓。

1.擴充文理，改變「重術輕學」的思想。蔡元培認為，沒有基礎學科的發展，應用學科的發展決不會有後勁，鑒於當時存在「重術而輕學」的現象，蔡元培認為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二科。因此在學制的設置上，《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文、理二科為主，須合於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為大學：「一、文、理二科並設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理科兼醫、農、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他保留北京大學文科原有的哲學、中國文學、英國文學三門，增設史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三門。理科原有數學、物理、化學三門，增設地質學一門。工科並人北洋大學，原有工科兩班，畢業後即停辦。商科改為商業學門，並人法科。同時擴充文、理兩科的專業門類，加強兩科的建設。北大遂由原來的五科改為文、理、法三科大學，突出文理兩科，強調基礎理論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觀點的延伸。

2.溝通文理，廢科設系。蔡元培認為傳統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適應近代科學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裡麵包含著理科，如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同樣理科各學科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其為自然科學的歸納。而且，由於學科之間的彼此交錯，有些學科不能截然分開。

如心理學從前屬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劃人理科;理學中有人文、地質、地理，分別偏於文科和理科，很難辨其學科性質，「文科的哲學，必植根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為了避免文理科學生相互隔絕，互不溝通，蔡元培主張溝通文理，合為一科。1919年，他在北大撤銷了文、理、法三科界限，改原隸屬於科的學門為系，全校設立l4個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3.改年級制為選科制。為進一步落實文理溝通的思想，在教學制度上，蔡元培主張採用選科制。1917年10月，教育部召開北京各高等學校代表會議，討論修改大學規程，北京大學文科提出廢年級制，採用選科制的議案，會議通過，決定在北大試行。北大選科制規定每周一課時，學完一年為一個單位，本科應修滿80個單位，一半必修，一半選修，修滿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預科應修滿40個單位，必修佔3/4，選修佔1/4。選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後，選科制在北大各系陸續施行。

選科制體現了蔡元培「尚自然」、「展個性」的教育思想，同時也是落實他「溝通文理」思想的一個具體措施，為文、理科學生相互選修課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後，全國其他高校也紛紛採用選科制。

四、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在學校管理體制建設上，以教授治理校務，用民主制度決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是蔡元培的基本思路。蔡元培反對大學校長獨斷獨行，主張民主辦校。1912年，他任教育總長時親手起草的《大學令》中就已確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學校務管理原則，規定「大學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幹人為會員，大學校長可以隨時齊集評議會，自為議長」，但未能切實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時，一切校務仍然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辦理，連各科學長也無權與聞其事。蔡元培任校長後，認為這種局面不利於學校建設和教學活動的開展，開始分步建立教授治校的體制。第一步，設立評議會，重新制定了北大的《評議會章程》，規定「大學內部規則」須經評議會通過，始能生效。評議會成員由各科學長和教授代表組成，校長為當然的議長。評議會為全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凡學校重大事務都必須經過評議會審核通過，如制定和審核學校各種章程、條令，決定學科的廢立，審核教師學銜，提出學校經費的預決算等。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1917年，北大評議會通過了《各學科教授會組織法》，規定各門重要學科，各自合為一部，設教授會。各教授會各設主任一人，由本部會員投票選出，任期兩年，其職責是：分管各學門的教務，規劃本學門的教學工作。

蔡元培主張教授治校，主要是為了讓真正懂得教育和學術的專家管理學校，1920年，北大開學時，他說：「我希望本校以諸教授為各種辦事機關的中心點，不要因校長一人的去留使學校受影響。」1922年，在《北大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開會詞》中，他說「為溝通文理科及採用教授制起見，將學長製取消，設各系教授會，主持各系的事務。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組織分組會議，凡此種種設施，都是謀以專門學者為本校主體，使不至因校長一人之更迭而搖動全校。」

經過蔡元培的一系列管理體制的改革，北大逐步革除了原來的「形同衙門」的管理體制，建立了以教授為主體，以評議會、行政會議、教務會議和總務長為基本機構，立法、行政、教務、事務分立的教授體制。體現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提高了工作效率，從而促進了北大的蓬勃發展。

蔡元培是我國近代大學產生以來第一個系統地總結、闡述大學觀的教育家。他的大學教育理念及其在北大的實踐對近現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他反對把大學作為官僚養成所，認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重視大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主張發展學生個性，實行選科制;反對文理相隔，主張文理溝通;反對校長獨斷專行，實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大學教育改革思想，對於當今高等教育所面臨的素質教育、高校改革創新以及課程建設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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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意義

所謂現代大學制度，其內涵和外延以及在中國的國情下的運行都是一個疑問。尤其是在建國之後的時間里。從源頭上講，現代大學制度誕生於中世紀的教會學校。而中國的現代大學應該說是建立於1928年的國立清華大學。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有兩個，那就是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而中國自從國立清華大學建立之後便一直在探索自身的建設模式，一直到建國之前。中國實際上形成了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並存的局面，而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存在時間很短但是標本意義特殊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從這樣的傳統上來看，不難看出，中國大學教育還是有傳統的，對於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也是有著自身的探索的並且取得了很多的成績。
在目前中國的情況下，我國高校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是《高等教育法》規定的，必須嚴格執行，這就是在中國的高等教育中，無論是公辦和民辦教育都需要建立自己的黨支部或者是黨委的原因所在。這種情況叫做「依法辦學」，沒有根本的改變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高等教育的主權和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方向的社會主義方向。那麼，探索現代大學制度的第一個環節便是在這樣的法律基礎上探索，堅持黨的領導乃仍是第一位的問題，這是不容置疑的問題。即探索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跳出了法律的框架便成了無源之水 本之木，變成一種沒有意義的探索行為。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要建設現代大學制度從根源上講乃是呼籲一種大學治理模式的「三權分立」。所謂「三權分立」就是指政治、行政和學術三權之間的分離和制衡關系。處理好高校與外部、高校內部治理的關系。「三權分立」就是政治上的黨組織建設、黨的政策的貫徹和執行是一條線，行政上政府的行政法規要落實是一條線，學術上需要獨立，政治和行政應該盡可能少去干涉其自由。當然，這樣的「三權分立」不是完全的獨立，不是各管各的一塊，乃是有一個中心的，這個中心就是學術。即行政和政治要服務於學術，而這個在現代學大學制度建設上就是「教授治校 和「學術獨立」原則。
中國目前很多的改革都有悖於這樣的現代大學制度原則，比如需要憑借發論文的數量來判定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畢業砝碼。這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導向，因為從寧波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的說法，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並沒有發文。那麼，這些獲獎者本身就是一種諷刺，說明我們的考核制度出現了問題。而這樣的考核制度是跟現代大學制度要求的學術自由相去甚遠的。學術自由不能靠強制推出來的論文來衡量，所以，僅僅依靠論文的數量乃是一種錯誤的導向，這樣的導向直接導致現在中國高校內學術風氣的浮躁和惡化。抄襲變成了一種規則。
大學其實根本上需要的就是三種要素，一個是「物質資源」，一個是「人力資源」，一個是「文化內涵」。假如中國大學按照這樣的規則去行事的話，我們將會有希望看見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出現。「物質資源」在中國大學的高校建設中一貫是不缺乏的，那就是中國無論是什麼大學都熱衷的造樓運動，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中國高校的硬體設施在世界大學中的排名也應該是很靠前的。但缺乏的卻是後兩者的缺乏，「人力資源」包括優質的學生、高水平的教授、專業化的行政員工。「文化內涵」早在民國時期蔡元培就提出來了，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看一個大 有沒有文化內涵，需要看它的包容性和寬容度。比如能不能容忍怪異的教授，怪異的學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納什教授曾經罹患精神疾病，但還是被普林斯頓大學包容了。史蒂芬·霍金現在只有幾個手指能動，依舊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工作。這才是真正的現代大學制度的精髓所在。
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必須循序漸進。按照「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的原則，呼籲「三權分立」。但要在法律法規的范圍之內進行，對幾個大學進行試點。目前，中國已經出現很多新型的學校，比如以寧波諾丁漢大學代表的中外合作辦學，比如南方科技大學。這都是新鮮事物，需要國家政策的積極支持。其實，這次教育體制改革的試點就是這樣的動作，它或者將會在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內掀起一股浪潮，希望這股浪潮能對現代大學制度的建設有借鑒意義

『陸』 如何評論北大法學院教授蘇力(朱蘇力)

北大法學院教授蘇力(朱蘇力)是知識淵博的一位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法律、西方法律史、美國商稅法、法社會學、美國法律制度、法哲學、法律經濟學分析、比較法、比較法律文化。

北京大學法學院（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成立於1999年6月26日，其前身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北京大學法律學科發軔於1904年，在中國現代法學教育中歷史最為悠久。

自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大學法學院取得了飛速發展，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學科建設、推進國家法治建設等方面，始終走在全國法學院校的前列。

歷史沿革：

1898年，京師大學堂設立，當年即開設法律學課程。1904年，京師大學堂首設「法律學門」，開中國近現代大學法律專門教育之先河。1919年，北京大學法律學門正式更名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其時，名家治學，教授治校，育人報國，盛象空前。1927年，北京大學法律系並入北京法政大學。

1929年，復設北京大學法律學系。1930年，改北京大學法律系為北京大學法學院，設政治、經濟、法律三系。1938年，北京大學法律系並入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設法律、政治、社會、商學等系。

『柒』 「教授治學」到底是什麼意思

「教授治學」這個概念，顯然是一種為了應對「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應該恢復大學教師的主體地位、需要引進"教授治校"的思想」等內容而產生的對策性概念。
王長樂
相當長時期以來，在許多大型的教育報刊上，都可以看到「教授治學」這個概念。而這個概念其所以引起筆者的好奇，是因為這個概念是與「黨委領導、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民主管理、共同參與」等概念排列在一起，作為現代大學制度的基本內涵或原則示世的。其基本意思是：教授要參與大學中的學術管理。其中的「治學」為「治學術管理」。最早在一些教育類文章中提出和呼應這個概念的人，都是一些有來頭的人。他們要麼是著名大學的領導，要麼是管理學科的著名學者，以及教育行政機構的官員，在社會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不可能不懂漢語的基本規范，但這種提法還是讓人感到別扭和迷惑。
帶著這些迷惑查閱《現代漢語詞典》（P1490），發現該詞典對「治學」的解釋是「研究學問」。這和筆者理解的「治學」含義一樣。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這「治學」到底是什麼意思，是如《現代漢語詞典》所言，指「研究學問」呢？還是如「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者所言，是指「治學術管理」呢？抑或二者還可以相互轉換、變通呢？
這顯然是個類似於「撼祖國強盛」一樣的「雷人」問題，因為這兩個「治學」概念之間完全沒有相通性。
這樣一個讓人莫名其妙的概念，是怎樣堂而皇之地登上理論平台的呢？審視這個概念的產生過程，似乎有這么一些原因：在世界大學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中，都有「教授治校」的內容，而且教授作為大學教育的核心，其作用實在無法簡單地抹殺，但在我國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中，「治校」概念已經被校長佔用，有人就別出心裁地提出了「教授治學」的概念，以此來表達讓教授參與大學學術管理活動的內容。
「教授治學」這個概念，是在我國教育理論界開始討論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時出現的，其用意似乎是為了阻止有的學者提出的「應該引進國外大學"教授治校、大學自治"制度」主張的。在「治校者」只能有一個且「校長治校」原則絕對不能放棄的情況下，「教授治學」的概念正好解決了這個難題，它使現代大學制度理論至少在表面上具有了邏輯性和完整性。
從表面上看，「教授治學」確實是個非常巧妙的概念。它一方面安撫了教授要求參與大學決策和管理的意願，為發揮他們的作用提供了一些機會。一方面又不破壞大學中的基本領導結構，特別是不會影響校長在大學中實質性的核心地位，維護了大學中傳統的「統一集中」制度，使我國大學制度與世界大學制度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體現了大學的「中國特色」。這樣的大學制度理論設計也會使教育當局如釋重負：既有一種理論可以應對社會輿論中要求教授參與大學決策和管理的壓力，又不會因為所謂的大學制度改革而使原來的權力、利益結構發生變化。只是這樣的大學制度設計，不僅無助於解決我國大學中的實際問題，而且還形成了大學制度理論中的內在矛盾，使所謂的現代大學制度理論，從一開始就處於無法自圓其說的邏輯矛盾之中。
「教授治學」這個概念，顯然是一種為了應對「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應該恢復大學教師的主體地位、需要引進"教授治校"的思想」等內容而產生的對策性概念，而不是一種立足系統、先進、理性的教育思想所細心創造出來的，符合大學歷史經驗、傳統，規律的、成熟的制度概念。在這個概念的精神意蘊中，融匯了明顯的工具性、權宜性意味。其為了讓現代大學制度理論在表面上能夠講得通，不惜違背基本的漢語常識，憑空杜撰概念的做法，顯然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行為，目的不是為了解決大學中的思想矛盾和制度危機，而是為了維護現實的大學制度，以及由這種制度所形成的權力和利益。
綜觀「教授治學」概念的出現過程，有一些問題令人難以釋懷：為什麼有人不惜違背漢語常識，刻意地杜撰一些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概念，以維護已經深為社會詬病的大學制度呢？這其中顯然有難為人道的玄機。對照在「大學去行政化」爭論中一些發言者的立場和訴求，不難看出在所有這些關於大學制度改革的爭論中，始終存在著一股反對大學制度改革的力量。他們的言論從表面上看，是基於一種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實際上則是基於對既得利益維護的動機。任何大學制度的人格化，到最後都會演變成具體的利益結構，只有對利益的強烈追求，才會使一個有文化、有知識、有地位的人，失態地去強詞奪理、杜撰概念，賣力地維護一個有問題的體制。
尊重真理，尊重規律，謹守常識，不曲學阿世，不欺世盜名，理應是大學的基本准則。只是已經被官本位風氣嚴重浸染的大學，還能有這樣的自尊心和責任感嗎？還能走出實用主義的傳統和邏輯嗎？（作者為江蘇大學教授）
《科學時報》 (2011-07-25 A3 觀察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