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老師解聘
⑴ 網傳中山大學某教師被質疑違反師德師風，校方稱已啟動調查，目前情況如何
2022年7月2日，網上出現一帖子質疑中山大學某教師存在著違反師德師風的情況，7月3日，中山大學官方微博發布通報稱已啟動調查，並且已經暫停被舉報教師的教學工作。當時中山大學也向公眾表達了對敗壞師德師風行為的零容忍態度和懲治的決心。高校教師違反師德師風的現象屢見不鮮，很多高校甚至存在著幫設涉事教師逃脫懲罰的做法，受到了不少網友的批評，也引發了不少學生的憤怒，中山大學對此種事件的態度，也是其他高校應該學習的。
教師還要熱愛集體團結協作，能夠嚴於律己，為人師表。教師的勞動是具有個性化與集體性的特徵的，教師之間、教師與其他教育工作者者之間應該能相互尊重、團結協作。教師要規范自身的行為，因為教師的不當行為不僅會對學生造成直接的傷害，同時也可能會影響到學生人生觀、價值觀的塑造。因此對於違反師德師風的教師，各個學校必須嚴懲。
⑵ 朱智賢的人生經歷
朱智賢教授年輕時就開始追求光明的人生之路，71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朱智賢教授入黨後的12年，是他83年人生歲月中最充實、最光彩、最輝煌的12年，也是他對黨、對國家教育事業貢獻最大的12年。
朱智賢教授是中國20世紀心理學界泰斗，他小時自強自立，逆境成才，在人生道路上，追求進步、追求光明，矢志不移，在71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開始了為黨的事業立新功的人生追求。黃永言的《朱智賢傳》描寫了這樣一位平凡質朴的學者的人生之路。 朱智賢1908年出生於黃海之濱的江蘇贛榆縣城（註：現在的贛馬鎮城裡村），6歲入小學堂，品學兼優；高小畢業進入海州的江蘇省第八師范學校；又以優異的成績留在附屬小學任教；教學和科研的成績突出，1930年被保送中央大學教育學院深造。在師范學習期間，他不僅在兒童、教育刊物發表文章，而且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處女作《小學歷史教學法》一書。在附小任教兩年中，他結合教學進行科研，發表了教學論文20多篇，還出版了《小學課程研究》（商務）、《兒童自治概論》（中華）等書。進入大學後，他更加勤奮，發表和出版了多種論文和專著，如《教育研究法》（正中書局）、《兒童教養之實際》（中華）、《小學行政新論》（兒童書局）等。在大學四年級《課程論》的課堂上，任課教授曾把朱智賢的《小學課程研究》列為參考書之一，寫在黑板上，引起全班鬨笑。當王教授得知參考書的作者就是班上的學生，高興得連稱「難得」！30萬字的《教育研究法》，直到20世紀90年代台灣的一些大學的教育系仍作為教學參考書之一，向學生介紹。
朱智賢求學期間，學習成績優異，論著碩果累累，人們會以為他家庭條件優裕，學習和生活的境況均佳。其實不然，朱智賢不僅家境貧寒，而且時運不濟，命運多舛。9歲慈母見背，12歲長兄夭折，26歲，大學畢業前夕，當地土匪騷擾縣城，父親竟遭匪徒殺害。 朱智賢從1936年在日本留學時接觸馬克思原著《資本論》開始，便不間斷地精心研讀馬克思主義原作。早在桂林江蘇教育學院任教時（1940年），就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講授有關課程，引導學生用唯物辯證法看待心理意識問題；在教育哲學課程中，大談馬克思主義哲學，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成為當時該校最年輕、威信最高的進步教授。後在中山大學執教期間，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的斗爭，為進步同學秘密集會謀劃，提供場所，掩護被營救的學生去香港；進而拍案而起，奮筆疾書，發表《風雨如晦話學潮》的時政論文，譴責國民黨當局。於是這位學識淵博、正直無私、思想進步、愛國愛民的好教授，再次遭學校解聘。後在地下黨組織指派下，由進步同學掩護，才得以隻身去香港，在達德學院任教。
當時一大批黨內外的專家教授聚集於香港達德學院，朱智賢在文史哲系任教，如魚得水。不久，又被委以教導主任的重任，得以施展教育管理的智慧和才華。這個時候，朱智賢邁出了他政治生命的第一步，向黨提出入黨要求。可惜，不久達德學院就被香港當局封閉。崇高願望，未能實現。
北京和平解放，朱智賢和其他進步學者，受周總理的邀請，從香港來到北京。先是參觀學習，後是分配工作。他先任出版總署處長，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1951年轉北京師范大學任教。
朱智賢教授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在教學、研究、介紹國外心理學成果方面，很快地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參與了《十二年規劃》工作，對心理學充滿信心，對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的目標充滿信心。
1958年，在全國性的「心理學大批判」的論爭中，朱智賢成了學術爭論中的關鍵人物，是第一位被插上「白旗」、定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學教授。後經平反，得以參加全國文科教材會議，指定參加《兒童心理學》課本的編寫工作。朱智賢曾於1965年向黨提交了書面入黨申請書，但很快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一申請再次擱起。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979年11月22日，朱老71歲，在古稀之年光榮入黨。科學的春天到了，心理學的春天到了，朱智賢也迎來了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 1979年，71歲。入黨，著作《兒童心理學》修訂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0年，72歲。主編的《兒童教育心理學講話》由北師大出版社出版。
1982年，74歲。《家庭教育兒童網路全書》獲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主編的《兒童心理學教學參考資料》共六個分冊100萬字，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1983年，75歲。承擔「六五」規劃國家重點科研課題《中國青少年心理發展與教育》的科研任務，組織全國200多位兒童心理學研究工作者進行研究，歷時7年。
1984年，76歲。和林崇德合著《思維發展心理學》，該書1986年出版，1990年獲國家教委頒發的首屆教育科學成果一等獎；獲准為北師大第一批國內訪問學者的指導教師。
1985年，77歲。創建北京師范大學兒童心理研究所，出任所長；創辦《心理發展與教育》刊物。
1986年，78歲。領銜主編《心理學大詞典》(「七五」規劃國家重點課題)，1989年北師大出版社出版，獲第四屆中國圖書一等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
1988年，80歲。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學會舉辦「慶祝朱智賢教授從教60周年暨80壽辰活動」，並舉行人民教育出版社接受《朱智賢心理學文選》書稿的交接儀式。慶祝會上，與會者一致祝賀朱智賢教授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取得的豐碩成果，祝賀他為國家培養數以千計的心理學工作者和教育理論工作者。與林崇德合著《兒童心理學史》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1989年，81歲。審閱修改100萬字的《中國兒童心理發展與教育》課題的研究報告。
1991年，83歲。3月5日，朱智賢教授突然逝世，心理學界一顆巨星隕落。
⑶ 中山大學翻譯學院的附錄
中山大學翻譯學院與其他「二級學院」的區別：
中山大學翻譯學院是一所一級四年制本科學院。其他全國重點院校內設二級學院或相似機構，其生源來自高考分未能上規定數的考生。二級學院雖然掛靠某一個公立大學，在經營管理上仍屬民營性質，學費遠遠高出公立大學。中山大學翻譯學院與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一樣，按國家重點大學的標准招收新生和收取學費，與二級學院有本質的區別。
中山大學翻譯學院的的師資聘用與國際接軌。專業課教師面向全球招聘，起薪（稅前月薪）4000元，上限為3萬元。新聘教師需完成三個合同期（每期兩年），方能申請終身教職。翻譯學院的專業課教師為三三制：三分之一為翻譯學院本身的具有終身教職的專業教師；三分之一為翻譯學院從國內重點外語院校聘來的兼職教師（含優秀的博士研究生）；三分之一教師保持流動狀態（包括因不能勝任工作而被解聘）。建立這種全新師資結構的宗旨是要打破目前仍然盛行於中國高校的大鍋飯終身制，為高校機制改革注入活力。
中山大學翻譯學院下設對外漢語系，主要是為對外漢語教學培養教師。近年來，對外漢語的畢業生因雙語背景突出，遂又成為國際旅遊等商業領域的搶手人才。中山大學開辦對外漢語系並將它安排在翻譯學院，是充分考慮到未來市場的巨大潛力及其對人才外語水平的更高要求。其宗旨是：以語言教授為起點，進而通過語言來完成文化傳播交流的任務。能用所在國的民族語言來從事漢語教學、講授中國文化，這是今後若干年內專業人才市場的一大需求。
⑷ 中山大學 對外漢語
對外漢語系屬於中大的翻譯學院,成立於2005年。
英語（對外漢語方向）：本專業為高等院校培養具有較高外語文化修養且能以外語為工作語言的漢語和中國文化教師，為旅遊和各類涉外部門培養導游和翻譯人才。中山大學國際交流學院的漢語培養專家將為該系提供相應的專業協助。
主要課程：綜合英語、英語聽說訓練、英語語法、筆譯、口譯、第二語言教學概論、對外漢語教學、漢語水平測試等。
中山大學翻譯學院與其他以"翻譯學院"命名的高等教育機構的區別：
1. 少數全國重點院校（如：北外、上外、廣外）內設立的翻譯學院或相似機構，僅提供高層次的研究生課程教育，每年培養出來的同傳專門人才數量很小，成本極高。中山大學翻譯學院是一所四年制本科學院，這在全國重點高校中為首創。
2. 目前國內（包括廣東）有不少以"翻譯學院"命名的二級學院，其生源來自高考分未能上規定數的考生。二級學院雖然掛靠某一個公立大學，在經營管理上仍屬民營性質，學費遠遠高出公立大學。中山大學翻譯學院與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一樣，按國家重點大學的標准招收新生和收取學費，與二級學院有本質的區別。
中山大學翻譯學院的師資結構：
翻譯學院的師資聘用與國際接軌。專業課教師面向全球招聘，起薪（稅前月薪）4000元，上限為3萬元。新聘教師需完成三個合同期（每期兩年），方能申請終身教職。
翻譯學院的專業課教師為三三制：三分之一為翻譯學院本身的具有終身教職的專業教師；三分之一為翻譯學院 從國內重點外語院校聘來的兼職教師（含優秀的博士研究生）；三分之一教師保持流動狀態（包括因不能勝任工作而被解聘）。
建立這種全新師資結構的宗旨是要打破目前仍然盛行於中國高校的"大鍋飯"終身制，為高校機制改革注入活力。
為什麼要在中山大學翻譯學院下設立"對外漢語系"？
在其他綜合性大學，凡"對外漢語"一般都掛靠在中文系，主要是為對外漢語教學培養教師。近年來，對外漢語的畢業生因雙語背景突出，遂又成為國際旅遊等商業領域的搶手人才。中山大學開辦"對外漢語"系並將它安排在翻譯學院，是充分考慮到未來市場的巨大潛力及其對人才外語水平的更高要求。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2月27日文章報道，目前中國各類學校將漢語作為外語來教授的合格教師，全職和兼職加起來約6千位，面對的卻是全球3000萬已經報名注冊的學員和7萬名已進入中國本土的學員。最近，教育部決定在世界各地開辦孔子學院。這是繼英國文化協會、法國語文學院和德國的歌德學院之後的又一宏大的海外語言文化工程。其宗旨是：以語言教授為起點，進而通過語言來完成文化傳播交流的任務。能用所在國的民族語言來從事漢語教學、講授中國文化，這是今後若干年內專業人才市場的一大需求。
詳細內容見中大網站的介紹：http://www.sysu.e.cn/2003/yxzy/fyxy.htm
⑸ 楊曉青的相關
2013年5月，楊曉青在《紅旗文稿》上發表《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認為作為西方現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構，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屬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而不屬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該文章引起外界大量關注和爭論。
一般認為，憲政本身無關姓社姓資，只指憲法的實施，即依憲施政。而憲法有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憲政的一種形態。因此，楊曉青的說法受到法學界大多數學者的駁斥，認為是既違反了改革開放以來我黨依憲治國的理念，而且也不合法學常識。其文章發表後，各大網站轉載中絕大多數網友不認同其說法。
2013年6月20日下午4時，新浪微博實名認證為「中山大學教授」的袁偉時發布微博，稱人大教授楊曉青近日已被解聘 。
⑹ 女孩發萬字長文哭訴，法學院的楊教授就是個流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上海的一位女大學生發了3000字的長文，而這些文字當中無一不在哭訴，並且控訴法學院的某教授，原來就是一個衣冠禽獸，這個消息也確實是震驚了全網，事件的細節可以用不堪入目來形容，實在是無法想像。
這位教授所在的校方已經宣布解聘李教授，並撤銷教師執證，而其他的違法行為也將會進行處分，真的是站得越高摔得越疼，如果最終這些罪名都被證實了的話，等待這位教授的就是嚴厲懲處，當然對於這樣人面獸心的人，一定要杜絕學生們如果遭到這種事件，第一時間一定要學會保護自己，並且勇敢的站出來。
⑺ 陳煥鏞的工作經歷
陳煥鏞在進入哈佛大學學習時，就已立下了保護、開發祖國植物資源，改變我國植物學研究落後面貌的志願。他目睹一些國家的探險家、傳教士和植物學家大量搜集我國珍貴植物出口，使我國植物資源不斷外流。而在國內卻缺乏完備的植物園和標本館。這些現實使陳煥鏞深感痛心。
1919年學成歸國後，他很清楚地知道在我國當時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必須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實踐去促使這種落後狀態的改變，因此，他畢生不遺餘力地緊緊抓住搜集植物標本、搜購圖書資料和培育人才這三個重點，逐步開展科研工作。他先後擔任過金陵大學、國立東南大學和中山大學教授，一面從事教學工作，一面致力於植物的調查採集和分類學研究，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期間，與鄒秉文及秉志、胡先驌、錢崇澍、鍾心煊、陳嶸等六位自海外學成歸國的知名學者結為深交，共同培育學子，並分別開創我國最早的現代植物學和動物學科研事業。
陳煥鏞是我國植物調查採集的創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接受美國哈佛大學的委派，赴海南五指山區採集，成為登上祖國南部島嶼採集標本的第一位植物學家。當時海南島山區是瘴氣（惡性瘧疾）彌漫之地，從未有植物學家到過。他在島上工作歷時十個月，發現不少新植物，採集了大量珍貴標本，海南島豐富的植物資源從此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有一次在採集時偶然不慎從樹上墜下，跌傷手腕，繼又染惡性瘧疾，但他仍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帶傷病工作。這種為科學事業獻身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屢見不鮮。這次採集後，他對海南植物特別注意，曾多次派遣隊伍前往採集，為日後編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礎。
1922年夏，陳煥鏞和錢崇澍在南京籌得500元經費，和秦仁昌三人組織了湖北西部植物調查隊，由宜昌出發，經興山、神農架東側至巴東，採得近千號標本，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略具規模的調查隊，採集所得最完善的一全套標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倉庫，不料於1924年失火被焚，至為可惜。1927年陳煥鏞又繼續往粵北、廣州、鼎湖山、香港、廣西、貴州等地採集標本，同時還與英、美、德、法等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聯系，建立標本交換關系，交換得3萬多份外國標本。至此他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標本，遂於1928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內建立起我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開始建立，規模雖小，他即提出要盡力使之與世界著名的植物標本館相媲美。為此，他親自訂立一套嚴格的科學管理方法。標本館的每號標本有三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別排列存放；館藏標本若被國內外書刊發表的文章引證，即用特定的標簽貼在該標本上，在標本封套內還附上該種植物的原始記載、重要專著等文獻資料，這樣不但能使標本的定名比較准確，也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時能使館藏標本有條不紊。當需要查找一張標本，在幾種不同的情況如採集人、編號、植物名、標本號碼或採集地點之中，僅知道其中一二，即可迅速地找到所要的標本。這看來似乎簡單，但在數十萬份標本之中，憑借不完全的條件，能找到所需要的那一張，如果沒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方法，那是辦不到的。對標本的這種管理方法，也為今日採用電子計算機管理打下了基礎。陳煥鏞親手創建的這個標本館，現已發展成為擁有70多萬號標本的華南植物研究所標本館，在研究中國植物區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陳煥鏞是一位腳踏實地，艱苦創業，事業心極強，具遠見卓識的科學領導人。1927年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聘他為教授，到廣州中山大學設立講座，由中山大學加聘為理學院教授。翌年改在農學院任教，校方接受了他關於設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議。他立即進行籌建並主持研究室工作。當時政局動盪，治安不靖，交通梗阻，加之經費支絀，給建室帶來極大困難。但他仍竭力設法使採集工作不致中斷，研究室建設迅速進行，至1929年擴充為植物研究所。1930年該所不僅從事植物分布調查和植物分類研究，還擔負起促進廣東農林經濟事業發展的使命，故改名為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經費不足，他除盡力向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爭取撥給每年大洋一千元的補助費以外，又將基金會付給他每年四千元毫洋的薪金全部捐獻給研究所作設備費，為工作開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在他領導下全所人員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標本和圖書資料逐漸增多，科學儀器亦漸補充豐富，組織機構日臻完善，建立了標本室、圖書室、標本園和實驗室，科研隊伍日益壯大，研究工作蒸蒸日上。
1934年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在廣州訪問中山大學，並參觀了陳煥鏞主持的農林植物研究所，極贊賞其科研和建設工作，於1935年敦請陳煥鏞到梧州籌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自此他常往返廣州、梧州兩地，主持兩所工作。數年內先後派出採集隊到十萬大山、龍州、那坡、百色、隆林、大瑤山採集了大量標本，為編寫《中國植物志》和《廣西植物志》打下了基礎。
1930年他創辦以孫中山（孫逸仙）為刊名的研究所學術刊物——中山專刊（Sunyatsenia），紀念這位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該刊為英文版本，自1930年創刊至1948年止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載以植物分類學為主的植物學專業論文。這是一本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研究中國植物的重要刊物，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1946—1948年間由於經費不足，中山專刊面臨停刊的威脅，陳煥鏞說服在香港開辦聚珍印書館的叔父資助，使專刊能繼續如期出版。研究所借中山專刊與國外交換得到大量植物學書刊，其中有部分卷冊為國內迄今為止僅有的珍貴版本。有計劃的書刊收集和積累，使研究所逐步發展成為我國植物學科研事業的重要基地之一。
陳煥鏞對經濟植物尤其木本植物的研究十分重視，在科研和教學中，他向來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基礎與應用兼顧。早在金陵大學和國立東南大學教學時，他有感於當時的樹木學教科書題材多為歐美樹種，因此他編寫了一本《中國經濟樹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英文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為教材，介紹國產的用材和經濟樹種，為我國最早一本有科學名稱的樹木學。他先後建立的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和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從研究所的命名至科研工作內容都體現了他聯系實際，重視應用研究的思想觀點。在建立研究所的同時，必開辟苗圃設立樹木園和植物園；在野外採集植物蠟葉標本的同時，也採集木材標本、液浸的花、果標本和種子、苗子。每當發現有經濟價值的植物，如名貴材用樹種蜆木、觀光木，葯用植物羅漢果、杜仲等，都要引種到標本園作進一步的觀察，並進行生態學、生物學習性、木材力學以及栽培、加工等方面的研究和調查，為推廣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我國園林藝術歷史悠久，稱著於世，但主要是觀賞性質的，作為科學研究有意識地栽培各類植物，利用人工栽培、馴化、保護和發展活的植物，這一領域在20年代尚寥寥無幾。陳煥鏞一向重視培植活標本，早在南京教學期間，他就在郊外建了個小園林，培植了從美國帶回的棉花良種，又幫助在雲南的蔡希陶，從國外引種煙草良種，以後在兩廣興建植物所的同時，都附設苗圃或標本園，逐漸發展成為樹木園和植物園。建園初期，植物園的具體工作由追隨他工作近30年的何椿年負責，1962年又把他在金陵大學的學生、國內著名的園林植物學家陳封懷調來做園主任，經全園職工30多年的精心培育，這個位於祖國南大門、廣州市東郊的華南植物園已逐步建成為從事熱帶、亞熱帶植物引種馴化和植物研究的基地。該園具熱帶、亞熱帶特色，其中棕櫚植物、孑遺植物、蕨類植物、蘭花、竹、木蘭、姜和中草葯等類植物尤為豐富，植物種類不下四千餘種，在植物學知識普及和科學研究上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
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提高祖國學術地位
在農林植物研究所建設過程中，陳煥鏞把標本和書刊的交換作為重點工作，幾年內向國內外發出交換標本37，000餘號，先後和美國哈佛大學、紐約植物園，英國邱皇家植物園、愛丁堡植物園，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德國柏林博物館，奧國維也納博物館，新加坡植物園，爪哇植物園和新加坡科學院等15個機構建立了聯系，通過標本交換得到一萬余號標本，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歐洲、巴爾干半島、非洲、紐西蘭、婆羅洲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大地豐富和充實了研究所的世界植物標本。此外，他用《中山專刊》交換到一批外國的植物學重要書刊，如英國愛丁堡植物園期刊、邱植物園叢刊及霍氏植物圖譜等。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既促進了研究所的發展，也提高了它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陳煥鏞不但是我國植物分類學的先驅和權威，在國際學術界也享有很高的聲望。1930年他應邀參加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的第四屆太平洋科學會議，同年8月，他作為中國5人代表團的團長，出席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並代表中國植物學家向大會致賀詞。他的講話措詞淵源於古典歐洲文學，語句精練雅潔，講畢全場不斷鼓掌。會議中他發表的專題報告為《中國近十年來植物學科學發展概況》，內容述及我國植物學的發展以及從事教學與科研的中國學者的奮斗開拓精神，博得與會者莫大的興趣與重視，因而大會將中國植物研究列為重要議題之一。他的發言為我國在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審查委員會中爭得兩票選舉權，會上他和胡先驌兩位學者首次被選為該委員會的代表，為我國加入國際植物學會及成為命名法規委員會成員國創立了開端。
1935年陳煥鏞又應邀出席在荷蘭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植物學會，被選為該會分類組執行委員會和植物命名法規小組副主席。1936年英國愛丁堡植物園蘇格蘭植物學會特聘他和胡先驌為該會名譽會員。
1951年陳煥鏞受中國科學院的委託，任中國4人代表團團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南亞栽培植物起源與分布」學術討論會。會上他發表演講，從中國古農學和遺傳學的觀點談到水稻的起源。他的見解及精闢的詞語使與會者無不嘆服中國的古文化和科學成就，演講也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深入農民群眾、尊重老農創造的群眾觀點。陳煥鏞在國內外學術界得到高度評價和推崇，是與他的治學嚴謹和學術上的成就分不開的。
1958年中國科學院派他出訪蘇聯，到列寧格勒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機構考察並作學術訪問。在他訪蘇期間短暫的一個月工作中，鑒定了大批采自亞洲各地的植物標本，得到蘇聯同行的高度評價。
歷盡艱辛，保護國家珍貴標本
陳煥鏞畢生從事植物學研究工作，所以十分珍惜祖國的植物資源和植物標本。抗日戰爭期間，他為了保護研究所珍藏的標本、圖書不致落入日本侵略軍手中，歷盡艱險；抗戰勝利後又蒙冤受屈，事情經過頗為曲折，不易為人所理解。現根據當時中山大學有關史料記載簡介於下：
在抗戰開始後，廣州時遭日機轟炸，為防避農林植物研究所的標本、圖書和儀器一旦被毀於炮火，經中山大學批准，該所於1938年把全部重要標本、圖書和儀器搬運至香港，儲存在九龍碼頭圍道陳家寓所三層樓房內，並在此設立該所駐港辦事處。同年10月廣州告急，當時陳煥鏞仍留在廣州，准備對該所標本園的植物作最後的營救，直到廣州淪陷時才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但他還念念不忘標本園的植物，數日後獲知標本園已遭日軍蹂躪，而陳煥鏞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經多方設法與梁培基同行離穗到港，繼續主持研究所工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陳煥鏞積累20餘年得之不易的標本、圖書面臨被掠奪的厄運，他日夕心焦如焚。就在這一籌莫展的困境中，適逢廣東教育廳廳長林汝珩於1942年3月到香港，他提出將農林植物研究所遷回廣州，願協助運返標本、圖書，並將前留廣州的研究所公物一並交還。這時陳煥鏞與全所職員共商後認為：「與其慕清高之行為而資敵以珍藏，曷若利用權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實物，名城棄守，光復可期；文物雲亡，難謀歸趙，為山九仞，豈虧一簣之功；來日大難，當抱與物共存亡之念，赴湯蹈火，生死不辭，毀譽功罪，非所敢顧。」經反復考慮，終於同意林汝珩的計劃，但聲明研究所乃純粹科學機構，拒絕涉及政壇，幾經波折在1942年4月底將存港標本運回廣州，安置在康樂廣東大學（原嶺南大學）校園內，農林植物研究所易名為廣東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長，兼廣東大學特約教授。為保護這批珍貴的標本、圖書，他不顧個人危難，多次奔波於穗港之間，使人民財產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抗戰勝利後，陳煥鏞以「如釋重負」的愉快心情與員工清點公物，報請中山大學派人接收。對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學農學院長鄧植儀給校長王星拱的報告中提到：「查所稱各節與及經過之記載，確屬實情。該員忍辱負重，歷盡艱危，完成本校原許之特殊任務—保存該所全部文物。」豈料1946年竟有人假藉此事誣告陳煥鏞為「文化漢奸」。當時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許崇清、金曾澄、沈鵬飛、鄧植儀等出於正義感，聯名上書陳述事實並願擔保，至1947年法院當局以「不予起訴」了結此冤案。另外，中山大學遷到昆明時以陳煥鏞沒有隨校搬遷為由曾把他解聘，後來王星拱弄清情況後，也恢復了陳煥鏞原來的職務。
⑻ 中山大學：停止張鵬任教資格，說說你對高校性騷擾的看法
高校性騷擾已經不是個案了，從廈門大學博導吳春明誘奸女學生、北師大S教授對學生茶館下葯、再到南昌大學國學副院長周斌被畢業生舉報性侵等案件頻繁發生。
二是，騷擾他們的對象很多是自己的老師、教授、導師，這種關系也礙於學生們揭發。學生們認為自己的畢業成績和未來的前途都掌握在他們的手裡，就算心裡有各種不爽也不敢輕易的揭發。這其中也包括導師隨意使喚自己的學生為之服務，這種學術學習已經成了交易和交換，導致學生們敢怒不感言。
被騷擾的背後，是深深的無奈和無法排解的郁悶，這就導致要麼有的孩子想不開自尋短見，要麼只能是等到畢業後再揭發他們，當然大多數還是選擇沉默讓這些所謂「不光彩」的事件沉入大海里。
建議加強高校學生的性騷擾防禦教育，提高高校任職人員的品德素質多方位預防高校性騷擾事件的發生。
⑼ 李思涯的事件疑因
疑因晉升申請被拖延
一篇在微信朋友圈流傳的消息稱，2016年1月7日在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的年度教職工考核會議現場，甘陽院長被「該院一名青年教師」打了幾記耳光，起因是甘陽「拖延青年教師職稱晉升」。該匿名消息同時稱，該青年教師「學術成果突出，而且教學有方，但聘期將滿，六年晉升無望，面臨解聘，且在向校方申訴數次無果的情況下，被迫出手。」消息還稱，「該事件是高校廣大青椒（青年教師）艱難處境的折射」。
不過，記者昨日從中大有關方面獲悉，中大實現講師到副教授晉升9年制，9年後實行「非升即走」。博雅學院有老師告訴記者，李思涯在中大當講師3年多，不存在面臨解聘的問題。
至於所謂的「被拖延」，則事出有因。按照中大此前的規定，中大講師3年一個聘期，入職3年後可以申請晉升副教授。以往一年有兩次申請晉升機會，但中大最近出台新規定，一年由兩次改為一次。因博雅學院2015年已申請一次，所以下一次要到2016年3月，這也是李思涯被拖延的主要原因。
針對該事件，昨日，博雅學院官方網站作出說明：學院原定1月7日召開教職工年度考核工作會議。但在會議即將開始之際，本院教師李思涯突然沖到甘陽院長座位附近，不由分說即毆打甘陽，直至被強行拉開，而甘陽自始至終沒有還手。在李思涯動手打人時，本院另一名教師謝肅當場開始散發與會議內容無關的材料，同時有非本院人員到現場進行拍攝。
因為事發突然，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辦公人員立即向校保衛處報警，保衛人員迅速趕到現場，請當事人李思涯往保衛處詢問情況，新港街派出所也已立案調查。學院有關人員送甘陽前往醫院檢驗治療。同時，中山大學博雅學院亦向學校其他有關部門報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