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學白兆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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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傳統「六書」之真諦
傳統「六書」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問題。近兩千年來，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體分析，有人加以改造。無庸置疑，這是一個古老而草創的理論。然而至今，我們是否真正地把握了這個舊理論的精髓？近代文字學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可以給我們以啟示。甲骨文出土以後，劉鶚的《鐵雲藏龜》於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學者孫詒讓當年獲睹，興奮不已，「輒窮二月力，校讀之」，撰就我國第一部考釋甲骨文字的專著《契文舉例》，為「開辟中國近代學術史的新紀元」揭開了序幕。毫無疑問，這憑靠的是他深厚的舊學根柢和較高的鑒別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長期攻治許慎《說文解字》的素養，不僅具有分析小篆形體的豐富實踐，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許慎有關「六書」理論的精髓。可以說，《契文舉例》是依託舊理論處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證。就當代而言，裘錫圭先生的新「三書說」，孫雍長先生的十種「思維模式」，王寧先生的11種「構形模式」等等，都是關於漢字構形問題的最新理論，是對傳統「六書」的改造與創新。因此，如果能夠吸收歷來眾多學者的有益的思想，就能夠進一步理請傳統「六書」的本原意義，進而把握「六書」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維歷程和思考方式。這對進一步明確漢字的性質，理解古今字的產生、類化字的形成、音譯字的轉化，建立嶄新的文字學理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漢字的性質

漢字是一種古老的最具個性的文字元號。對於它的性質，歷來眾說紛紜。而要揭示傳統「六書」之真諦，又先要明確當時漢字的性質。

索緒爾說過：世界上「只有兩種文字體系：1、表意體系，------這個符號和整個詞發生關系，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系。這種體系的典範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的聲音模寫出來。」（〈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的這個論斷，不僅是著眼於文字記錄語言的本質和文字構形的依據，而且是著眼於漢字的整體系統的。

在記錄語言的詞的職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並無區別，其區別只在於連接詞的紐帶是語音還是詞義。漢字在表義與表音的相互促進中，一直頑強地堅持固有的表意特點，不斷採用新的方式增強其表意功能。這表現在三個方面：1、當漢字所記錄的詞所指的事物發生了變化，漢字總是及時調整其字元，使之符合事物的特點。2、漢字中的假借字向形聲字轉化，成為漢字演變的一種規律，形聲字中的一部分聲符是作為別詞手段的。3、從早期形聲字的來源看，它們不但不是表音性的產物，而且明顯是漢字頑強地維持其表意體系的結果。由此可見，漢字，包括形聲字，是以意符為綱的。

二、《說文解字》與「六書」

首先必須明確，《說文解字》是處在語文學時代，就其起始的目的來說，是為了「正字」，即為了正確地認字和寫字。其《後敘》即闡明認字和寫字兩大問題。不過，由於許慎博學多能，對漢字形體又深思熟慮，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觀上突破了原來的目的，以至於引起後來學者濃厚的興趣，並據此而作進一步的探討與鑽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學的專著。傳統文字學稱作「小學」，也表明其起點是很低的識字教學，只是由於兩漢經學今古文斗爭中古文經學家的推崇，「小學」才上升為考證和釋讀儒家經典的津梁，即講解古代文獻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對於「六書」，班固引劉歆稱為「造字之本」。所謂「造字」，當有兩層含義：一是就漢字的整體系統而言，即把語詞轉化為文字；二是就漢字的單個形體而言，即單個形體如何體現所記載的語詞。許慎所謂「作書」當指後者，且雲：「厥意可得而說」。因此，「六書」是對「著於竹帛」之「書」的說解條例，即許氏所謂「說字解經」的「字例之條」。解讀文獻的實用目的，也造成了「小學」固有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方法，其分析對象是秦代規范過的小篆，而漢代學者所說的「六書」就成了傳統文字學分析漢字構形的法則。應當指出，許慎《說文解字》對漢字字形的編排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系統論思想，但是，他對「六書」產生的順序尚未經過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著眼於漢字演變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系統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來思考並加以解釋，方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班固所謂「造字」，許慎所謂「作書」，其實質即為語詞構造一個書面形體，也就是「漢字構形」。這個過程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摸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當時人的思維方式。上古時期，人類認知思維的特點必定是重形體、重感知、重體驗。在漢字初創時期，其構形思維必然只著眼於詞所指稱的意義內容上，即用字形直接顯示詞義，以達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為造字的這種構形方式明顯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構形思維的著眼點必然轉向詞的語音上。漢語是單音成義的詞根語[孤立語]，音節的有限必然帶來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義上的困擾。為擺脫這種困擾，先民造字構形的思維便自然發生逆轉，從著眼於詞的語音又回復到著眼於詞的意義。這一曲折的思維歷程，給先民們帶來新的啟迪，到最後，在造字構形上，便同時兼顧詞的意義和語音兩個方面。根據這種造字構形歷程的合理推測，「六書」出現的先後順序大體是：象形——象意（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

三、傳統「六書」新解

許慎於《後敘》雲：「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又雲：「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漸多也。」這是許氏對9千多小篆形體的基本分類，即區分為「文」和「字」兩大類：象形、指事、會意皆「依類象形」（後二者含有象形因子）；假借、轉注、形聲屬「形聲相益」。因為前三者是「本於物象」；而後三者為「孳乳漸多」，即以「文」為根基而孳生也。由此可見，許慎所謂「六書」當初只是有關認字和寫字的說解條例，並不是對漢字形體結構的完備分類。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處於語文學時代，對漢字的理解不可能沒有局限性。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作為說解的「六書」分類粗疏，二是對「六書」本身的界說過於簡略。因此，有必要對「六書」作出新的解釋，以揭示其真諦。

1、象形：許氏之八字界說中，「畫」「物」二字最關鍵。象形即取象於物形。

過去，有學者把象形分為獨體與合體兩類。其實按構形方式來說，獨體象形就是繪形象物，即用簡潔的筆畫描繪語詞所指稱的物體，構成一個獨立的圖象。例如「子、自、止、貝、行、它、晶、網」等。合體象形就是烘托顯物，即利用一種相關物體圖象的陪襯，來顯示所要表達的另一物體。例如「頁、眉、須、果、聿、牢、血、州」等，其中「人、目、頁、木、又、牛、皿、川」都是用來襯托其餘主要部分的。這兩類象形字，是絕大多數漢字構形的基礎。

2、指事：許氏之解說中，「見意」二字是其關鍵。

參照許氏在正文中所舉的例字，其構形方式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見意，即用純粹抽象的符號來代表意義抽象的語詞。這種指事字大多取象於上古原始記事方式中的契刻記號和記繩之法。例如「一、三、五、、上、下」等。另一類是加標指物，即在代表某個物體的圖象上加上標記，用以指示該物體的某一部分，代表意義具體的語詞。這一類字形中的記號不具有圖象性質，僅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例如「刃、本、末、亦、朱」等。

3、會意：許氏所說「比類合誼」較為確切。

「會」有「會比」、「領會」二義。會比，自然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這部件可以是圖形（不能獨立成字的部件），也可以是字形。因而「會意」就包括兩類：一是會比圖形，即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按照事理關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語詞的意義，其內容大多是某種事物過程的表象。例如「丞」（拯）、「正」（「征」）、「韋」（圍）、「各」（），其他如「立、並、既、即、莫」等。二是會合字形，即組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獨立的字在一起，藉助構件字的意義關聯，使人領會出新的意義。例如「占（以口占卜）、鳴、炎、淼、轟、從、牧、取」等。
4、假借：許氏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就當今嚴密的思維而言，許氏所定界說，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而許氏所舉例字，卻是指因義轉而借字。因此，許氏所謂「假借」實際上也包括兩種：一是轉義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有聯系，即通常所謂引申關系，如本義為「命令」之「令」假借為「縣令」之「令」，本義為「衣小」之「褊」假借為凡窄狹之稱的「褊」，本義為「茵席」之「因」借用為表憑靠、因緣之「因」，本義為「育子」之「字」共用為文字之「字」等。二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毫無聯系，而只有音同或音近的關系，如本義為一種鳥名的「難」假借為難易之「難」，本義為朝暮的「莫」借為表否定的「莫」，其它如「孰、辟、而、汝」等。

「假借」是否能作為一種漢字構形方式即前人所謂「造字法」，歷來分歧很大。戴震的「四體二用」說，至今還有影響。我們認為，許氏給「假借」所下的定義，是著眼於需要造字的語詞意義，而不是漢字的形體結構。所謂「本無其字」，這「其」是指語詞意義，是就語詞需要造字的前提而說的。所謂「依聲託事」，這「聲」首先是指語詞的聲音，然後才兼及那個借字的讀音；這「事」是指語詞的意義。假借，作為一種方法，雖然沒有造出新的文字形體，但是，從語言里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來說，從先民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實來說，假借又確實使原無字形可「目治」的語詞終於取得了一個能代表它的書寫符號。從這個角度來說，假借是為適應語詞義轉或音同而利用原來文字形體的構形法（即前人所謂「造字法」）。許慎舉「令、長」為例，是把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視為「假借」，這在當時是合情合理的。「四體二用」說，既忽略了先民造字歷程中的思維特點與心理事實，也不符合許氏給「假借」所下定義的原意。先民們在思考為語詞構形之時，他們的頭腦里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語言學觀念，即不可能分清哪是假借，哪是引申。如果把引申借字排除在漢代學者所說「假借」之外，這是沒有歷史主義的觀點。我們應當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把「假借」稱作「不造字的造字法」。這樣，既承認了它的實質，又看到了它的特點。

5、轉註：許氏雲「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關於「轉注」，歷來分歧最大。其中「主義派」有代表性者三家：江聲主「形聲即轉注」說，戴震倡「互訓即轉注」說，朱駿聲為「引申即轉注」說。我們認為，要探明其原意，應當採取「以許證許」的原則。許氏《後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據形系聯，引而申之------畢終於亥。」又許氏解釋「會意」雲：「比類合誼，以見指揮。」據此，所謂「建類一首」之「類」，應當是「方以類聚」「比類合誼」之「類」，即「事類」，也就是語詞意義的事類范疇，「建類」即建立事類范疇；其「首」即《後敘》所言「建首」之「首」，即大致標志事類范疇的統首字，「一首」即統一其部首意符。「同意」指與意符所代表的事類范疇相同，類屬相同。如此說來，「轉」謂義轉，即由詞義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義轉變；「注」謂註明，即注入部件而彰明原來字形的義類。孫詒讓於《名原轉注揭櫫》雲：「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依其聲義，於其文旁詁注以明之。」此深得許氏之旨。故簡言之，轉注者即字義轉變而注入意符也。

轉注字當包括兩類：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糾、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蟲、女、火、日」即是後加的意符；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悅（說）、訃（赴）、間、措（錯）、賑（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貝」即取代了原來的「言、走、月、金、手」。有一點容易引起學者誤會，需要在這里補充說明：「六書」中每「書」所舉字例，除「轉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二字並非平列關系，「老」是類首字（建類一首），而「考」是轉注字（同意相受）。許慎謂「『考』從『老』省」，即是佐證。

如果這樣理解「轉注」，那末我們常說的「古今字（區別文）」、「類化字」、「音譯意化字」的出現，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古今字如：「辟」為「避」，「奉」為「捧」等。類化字如：「鳳皇」為「鳳凰」，「遮姑」為「鷓鴣」，「次且」為「趑趄」等。音譯字如：「師子」為「獅子」，「匍」為「葡萄」等。以上三種後出字都是所謂「轉注字」。

6、形聲：許氏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學者一般都把「以事為名」當作「形」，把「取譬相成」當作「聲」。這不一定符合許氏的原意。《說文》雲：「名，自命也。」而且其《敘》中「名」字僅此一見。言及文字時，或曰字，或曰文，或曰書，皆不用「名」。因此，所謂「以事為名」之「名」當指名號、名稱，即字音。這與「依聲託事」之說一致。後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譬」者，喻也，使人曉諭也。這與「比類合誼」也相一致。上個世紀20年代的文字學家顧實，就曾有過類似的看法。（參見《中國文字學》）

在討論「轉注」時，清代學者江聲認為，所謂「建類一首」是指《說文》部首，而《說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說「凡某之屬皆從某」，那就是「同意相受」。這顯然是把同形符字看作轉注字，混淆了形聲與轉注的界限。其原因在於他缺乏歷時的觀點。如果著眼於靜態分析，是指結構類型，這是共時觀點；如果著眼於動態分析，是指構形模式的演化，這是歷時觀點。從歷時觀點來看，形聲也包括兩類：一是追加聲符，例如「齒、星、鳳、飼、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為後加的聲符。二是音義合成，即孫詒讓所謂「形聲駢合」，這是受追加部件（意符或聲符）這一構形方式的啟發而同時使用形符和聲符構成的形聲字。加註聲符的構形法，體現了先民們把字形與字義直接聯系起來的自覺性。從現實的結構平面來看，轉注與形聲二者同構而相混；從歷時演進的角度來看，二者異構而易分。轉注字在構成之前已有初文，形聲字在構成以前並無初文。前者如「蛇」與「它」，「娶」與「取」，「燃」與「然」，「悅」與「說」等；後者如「江、河、陵、陸、芹、菜」等。相對來說，轉注是改造舊體的構形法，而形聲是創造新字的構形法。

章太炎有言雲：「轉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節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例。」就此「二書」後來的客觀作用而言，章說很有道理；可是，就構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說不合史實。應當說，假借是救助「象形、指事、會意」之窮盡，而轉注是適應「引申、假借」（其結果是一字多義）之繁多。這也證明：漢字始終在強烈地維持自己的表意體系與基本格局。

主要參考文獻

許慎《說文解字》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孫詒讓《名原》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孫雍長《漢字構形的思維模式》，《湖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

王伯熙《六書第三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四期

白兆麟《「轉注」源流述評》，《安徽大學學報》1982年第二期

《孫詒讓論「轉注」》，《校勘訓詁論叢》，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

孫雍長《漢字研究中的若干問題》，《管窺蠡測集》，嶽麓書社，1994

《轉注論》，嶽麓書社，1991

蕭璋《談〈說文〉說假借》，《古漢語研究》1989年第1期

2. 白兆麟的介紹

白兆麟 男，1937年2月生，安徽安慶人。1959年7月畢業於合肥師范學院中文系本科。1979年曾以訪問學者身份赴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進修半年，師從史存直先生。本科畢業後，在安徽大學執教現代漢語語法、古代漢語、訓詁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生主要導師，兼任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副會長、常務理事。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