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考古學院教授有哪些

『壹』 求北京大學，中科院三位考古家的email或電話

這個也可以網路啊

『貳』 考古學家誰知道有誰

中國現當代考古學家有很多，以下幾位是其中的代表：
嚴文明：1932年生，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文明的起源研究。
裴文中：史前考古學、古生物學家。河北豐南人。1927年畢於北京大學地質系。1937年獲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1929年起主持並參與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者。1931年起，確認石器、用火灰燼等的存在，為周口店是古人類遺址提供了考古學重要依據。主持山頂洞人遺址發掘，獲得大量極有價值的山頂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遺物。1949年後，積極開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綜合研究，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梁思永：中國現代考古學家，梁啟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廣東新會人。194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新中國成立後，於1950年8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此時尚未成立學部，尚未產生學部委員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李濟：人類學家、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他主要致力於殷墟陶器、青銅器的研究，著有《西陰村史前遺存》、《殷墟器物甲編·陶器》上輯、《李濟考古學論文集》等，又與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專刊》。
賈蘭坡：中國著名的舊石器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第四紀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他是一位沒有大學文憑卻攀登上了科學殿堂頂端的傳奇式人物。
夏鼐：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榮獲英國學術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國全國科學院等七個外國最高學術機構頒發的榮譽稱號，人稱「七國院士」。
蘇秉琦：中國現代考古學家，河北高陽人。1934年畢業於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建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第一、二屆副理事長。曾主持河南、陝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主要遺址的發掘。
俞偉超：考古學家，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研究生畢業，歷任北大歷史系、考古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後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代表作有：《西安白鹿原發掘報告》、《三門峽漕運遺跡》、《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中國古代公社制度的考察》等。
李仰松：1932年生，陝西臨潼人，1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在史前考古學特別是民族考古學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貢獻，是中國著名的民族考古學家。

『叄』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名師名家

一個學科是否真正的強大，還有賴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專業自建立以來，就注重教師隊伍的培養，而今考古文博學院師資力量雄厚。50多年來，在考古專業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穩定的、老中青相結合的師資隊伍。其中，60歲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領頭人，均屬全國該研究方向的頂尖人物，他們分別擔任了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和理事長；由他們主編的教材多年來也一直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們帶出來的中青年教師，已逐漸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嶄露頭角，並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備，陣容之強大，在全國高校中是僅有的。考古文博學院的學科分布比較齊全，這種情況在國內也不多見。考古文博學院已開出各類課程100多門，在全國高校相關專業中是最多的，其中許多課程是國內首開的新課，具有開創性。一些教材亦為全國各高校相關專業所採用。
50多年來，考古文博學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學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已為國家培養了數千名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級專門人才，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建設了一支學有專長且梯次配備的教師隊伍，其中有較深造詣的、國內外相關領域有一定知名度的專家教授就有20多名。這些專家長期在中國考古的第一線，不僅對中國的考古學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貢獻，而且如今已經是桃李滿天下了。蘇秉琦、宿白、鄒衡、嚴文明、李伯謙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蘇秉琦先生所創建的學科理論推動了全國各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從1934年起，蘇秉琦先生在陝西省的渭河流域從事田野調查，並參加了寶雞斗雞台墓地的發掘。在他所著的《斗雞台溝東區墓葬》（1948）報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問題。1950年，他參加了河南輝縣戰國墓的發掘和《輝縣發掘報告》的編寫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陽中州路（西工段）沿線的發掘工作，這對認識洛陽地區的仰韶文化和商殷、兩周、漢唐各時期的物質文化面貌及其發展的階段性，是一項基礎性的有意義的工作。在《洛陽中州路(西工段)》（1959）報告的結語中，他運用地層學和類型學，對仰韶文化和商、周、漢、唐幾種不同文化遺存的分期和性質進行了理論性探索。其中對東周墓葬的分期研究，為建立中原地區東周墓葬的斷代標尺奠定了基礎。1957～1960年間，他先後主持了河北省邯鄲市澗溝和龜台龍山—商周遺址、陝西華縣泉護村遺址和元君廟墓地以及洛陽王灣遺址的發掘，這些工作對揭示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面貌及其類型劃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他發表的《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考古類型學的新課題》等學術論文，就一些考古學文化的淵源、特徵、發展途徑等問題作了嘗試性分析，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域分布的格局、系統等問題，提出了創見，並對此賦予研究方法的意義，在考古學界有廣泛影響[ ]。
宿白先生是我國歷史時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開創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學石窟寺遺跡的考古實習，對國內主要石窟都作過測繪或部分測繪、記錄和研究。1959年，還參加對西藏文物的調查。宿白先生運用類型學方法，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作過全面的分區分期研究，從而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制度的演變、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奠定了基礎。同時，他結合文獻記載，對這個時期城市遺址作了系統的研究。對當時都城格局的發展、演變提出了創見。宿白先生對宋元考古曾作過若干專題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書，成功地運用了文獻考據與考古實物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學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開創性地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跡。宿白先生的主要學術論著還有：《中國石窟寺研究》（專著）、《藏傳佛教考古》（專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專著）；《北魏洛陽城與北邙陵墓》、《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和內容》、《隋唐城址類型初探》等，這些都成為歷史時期考古的經典性著述。
鄒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稱，在國際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1952年，鄒衡先生大學畢業後考入考古專業攻讀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國第一位考古學研究生。50多年來，他一直從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對商周考古工作有開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實踐的基礎上，創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學的體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學界引起震動的學術觀點。如提出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鄭州商城即商湯毫都、先周文化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論點。他最早提出並論證了河南二里頭遺址1至4期均為夏文化，首次對殷墟進行了文化分期，發現了西周燕國與晉國的都城遺址，指導和參與過西周晉侯墓地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天馬——曲村1980—1989》等，並參與編寫了由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被學術界認為「在20世紀後半葉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嚴文明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專家。從1958年起長期從事考古教學與研究，並且與田野考古緊密地結合起來。教學方面，他先後開設了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考古學（上）、田野考古學、考古學導論和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等8門課程，絕大部分為首次開設。培養了數十名碩士、博士、博士後研究人員和外國留學生，曾獲北京市高校教學一等獎。田野考古方面，嚴文明先生主持或參與主持了河南洛陽王灣、鄧州八里崗、山東長島北庄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數十處考古發掘項目，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陶器和稻作農業遺存，揭示了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多種類型的聚落遺址，為復原中國史前和早期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較全面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與分區方案，對農業發生、聚落形態演變、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等主體文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比較完整的體系。對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學文化等基礎理論也有所充實和發展。先後發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遠古時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紀的考古學》（1997）、《史前考古論集》（1998）、《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2000）和《長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謙先生自1961年以來，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考古學課程，參與建立完善了中國考古學相關課程的教學體系，培養了30多位碩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李伯謙先生參加和主持過河南偃師二里頭、安陽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晉侯墓地、江西吳城、湖北盤龍城、青海柳灣等遺址的發掘。30多年來，圍繞教學開展科學研究，李伯謙先生累計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對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晉文化、燕文化及中國北方與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進行過深入研究。出版有專著《中國青銅器文化結構體系研究》，系統勾劃出了以夏商周文化為中心的中國青銅文化網路體系，探討了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進程。1995年，李伯謙先生提出考古學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廣泛應用。同年出任國家「九五」國家科技攻關重大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2000年又參與主持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重大課題「中國文明探源工程：華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發展研究」項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
他們不僅為中國的考古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滿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不但擁有老一輩學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師也已經在各個領域獨領風騷或嶄露頭角。目前，考古文博學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導師16人），副教授12人，講師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職教授2名。老一輩學者的學術傳統在他們身上得到真實的再現。他們通過教學和科研又在實現著中國考古學學脈的傳承。
長期堅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線的他們，涌現出不少感人事跡。劉緒、趙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盡管身體有恙，卻始終堅持在考古工地指導學生，不僅保障教學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且也屢有重大考古發現。劉緒教授自從1985年畢業留校任教以來負責田野考古實習的課程，累計野外工作時間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國都城考古發掘獲國家文物局優秀工地獎；1999年獲北京教學成果一等獎。在2002年「北京大學十佳教師」選舉活動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趙化成教授更獲得「中國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榮譽。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裡，考古文博學院師生跟當地村民也結下了深情厚誼。2007年暑假期間，學院20餘名師生在河北邢台市臨城縣臨城鎮補要村發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電線橡膠燃燒而起火，學院師生在領隊王迅教授的率領之下，迅速趕到火場，與村民一起分工提水、運水滅火，並數次沖進火海搶救財產。經兩個多小時將大火撲滅，保全了該村民的大部分財產，參加救火的村民與師生毫無傷亡。次日，補要村村委會代表全村兩千多戶村民向考古文博學院考古隊贈送一面寫有「夜半民宅撲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錦旗。臨城縣政府領導也前往補要村，對考古文博學院師生表示感謝，並為考古隊送來了米面糧油等給養表示慰問。考古文博學院師生的行為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也得到北京大學的表彰。

『肆』 目前北大最著名的教授有哪些

王鐵崖

『伍』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歷史沿革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是同中國考古學一同成長的。這意味著要了解它就離不開中國的考古學史。同其他近代學術一樣，中國近代考古學也是來自西方。近現代考古學在我國的誕生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甚至是同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的。它是在20世紀初中國國家、民族和歷史三重危機下出現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探險家、學者在西北的考察活動以及日本探險家、學者在中國的考古、探險乃至盜掘活動頻仍。這些活動不僅展現了沉寂多年的一個世界，更重要的是挖掘了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藉助20世紀初期國內的「三大發現」——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明清大內檔案的發現，國內的一些學者也開始加入近代考古學研究的行列。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考古為標志的近代考古學傳入我國。早期的考古工作便集中在河南安陽殷墟（1928—1937），由此開始了利用考古學重建中國古史的歷程，這是現代中國考古學的開端。殷墟的第一次發掘由甲骨文學家董作賓先生(1895—1963)主持，從第二次開始轉由畢業自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的李濟先生主持。後轉由在哈佛大學受過考古學系統訓練的梁思永先生主持。梁思永先生改進了田野發掘的組織和方法，奠定了早期中國考古學田野發掘工作的專業性方向。
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考古學成為當時中國學術界矚目的焦點，並深深地撞擊著民眾的魂靈。而諸多的考古實踐，也催生了中國高等院校的考古專業。最初成立的兩個高校考古教學研究機構是：北京大學國學門的考古學研究室與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科。後者成立於1925年，前後僅存4年。可以說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前身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於1921年底，後改名文科研究所（圖01），雖說也僅存在了四五年，但它卻稱得上是中國近現代最早建立並成功運作的人文學術研究機構。國學門的體制，從組織結構看，包括三室五會。「三室」謂登錄室、研究室和編輯室，「五會」即歌謠研究會、明清史料整理會、考古學會、風俗調查會和方言研究會。其中考古學研究室可以說便是今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學家馬衡先生為該室第一任主任，該研究室還外聘羅振玉（1865—1940）、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學者為考古學通信導師，並積極主動尋求與國外考古學術界的合作，影響深遠。馬衡先生也因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考古學會則成立於1923年5月24日，初名古跡古物調查會，由馬衡先生擔任會長，參加者有葉瀚、李宗侗、陳萬里、沈兼士、容庚、陳垣、李石曾、徐炳昶等人。考古學會計劃從調查入手，「並為發掘與保存之預備」。其主要活動有參觀朝鮮漢樂浪郡古墓發掘、調查大宮山明代古跡、洛陽北邙山出土文物以及甘肅敦煌古跡等。1927年，北大考古學會與瑞典斯文赫定聯合組成「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北大教務長徐丙昶任中方團長，中方團員黃文弼等10人均為北大師生（圖02）。此次科學考察受到當時社會的普遍贊譽，中國政府為紀念中國人首次考察大西北還特地發行紀念郵票一套（4枚）。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深刻，成就了一批傑出的中國考古學家。
1934年，因馬衡先生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改由胡適先生（1891—1962）兼任考古學室主任。1946年北京大學由於日本侵華而南遷8年之後返京，成立了以向達先生（1900—1966）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梁思永、裴文中先生（1904—1982）為導師，開始招收考古研究生。北大考古的專業規劃也得以逐步完善和穩步拓展。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的積極支持下，我國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個考古學專業——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正式設立，由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1909—1999）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請文學史家鄭振鐸（1898—1958）、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1904—1982）、夏鼐（1910—1985）、郭寶鈞（1893—1971）以及著名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林耀華（1910—2000）等諸先生為兼任教授（圖03）。
2007年，考古文博學院又根據考古學發展的現狀和趨勢，進一步調整學科，下設考古學系、文化遺產學系，另設信息資料中心。其中考古學系下分5個教研室，它們是舊石器考古教研室、新石器商周教研室、歷史時期考古教研室、科技考古教研室以及外國考古教研室，從而使得我院的考古學學科體系更為健全和完整。
北大考古雖然承載著厚重的學科傳統，但也夕惕若厲，適時調整學科設置。文化遺產學便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是對文化遺產本體及其相關成立背景進行發現、界定和價值評估，並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開展保護與利用，達成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與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雙贏的綜合性學科。現我院文化遺產學系下分3個教研室，分別是博物館學教研室、古代建築教研室和文物保護教研室。
從上面的敘述可知，北大考古的歷史和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幾乎同樣久遠。考古專業成立以來，幾代學者篳路藍縷，艱苦奮斗，勵精圖治，將專業發展壯大成今天的基礎設施完整、學科覆蓋面寬、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學院，為中國考古學術事業的發展，培養了大批優秀專業人才，做出了重大貢獻。

『陸』 嚴文明的故事

嚴文明，1932年出生，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文明的起源研究。
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並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現為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兼任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國際史前學與原史學聯盟常務委員等

期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教學與研究，先後主持和參加了洛陽王灣遺址、河南大司空村遺址、山東長島北庄遺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的田野考古和室內整理工作，在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考古學史、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文明起源、農業起源等方面都有所創獲，在多個方面引領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
主要作品：1.《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2.《中國通史(二):遠古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
4、《環境考古研究的展望》 《走向 21 世紀的考古學》三秦出版社
5、《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
主要觀點：六十年代，在河南偃師附近的二里屯又發現了一個宮殿區，這個地方有一個墓葬，裡面有很多的青銅器，考古學家把他稱做二里頭文化。它的年代比鄭州商城還要早，但早在什麼時候，學術界一直有爭議，有的認為是商朝，有的認為是夏朝，有的認為是一個發展過程，前段時間是夏朝，後來發展到了商朝。在九十年代，在二里頭的旁邊又發現了一個偃師商城，年代和鄭州商城差不多，在兩個挨近的地方不可能有兩個商的都城，因此有的學者推斷是商滅夏以後，在夏原有的都城附近建了一個都城。又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炭十二的檢測，基本確定了二里頭為夏文化。因此人類文明又推進到了夏朝，但是人類文明不可能一個早晨就形成了，夏文化的形成也一定是有個形成過程的，不管怎樣講，文明應是野蠻人創造的，因此學者都很一致的認為應在新石器時代去尋找人類文明的起源。
關於中華民族起源、中華文明如何發展演化的問題，一直夾雜在歷史和考古的雙重辨證發展中。嚴文明指出歷史的論證不同於考古發現。考古是科學，講究的是實證。因而在考古中，黃帝、炎帝究竟是否存在，它們是否具有不同文明體系，這些問題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體的發掘實物--比如說石器物、骨器來說話。
嚴文明教授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同事趙輝教授對此也表示認同。趙輝指出，由於缺乏文字的記載，對於黃帝、炎帝是否有其人，是否同為一人，都無法得到確切的結論。因而，在考古學上只是承認有黃帝、炎帝時代的存在，但具體的歷史細節卻無法得知。"雕龍碑遺址發掘情況表明了當時的一些基本情況，比如說房屋建築、新的發明，這些都是實在的，考古研究人員所做的恰恰只是這些，卻不能將其發現成果與神話傳說一一劃上等號。
嚴文明表示，對於中華民族的起源，考古學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萬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學依據的，但黃帝、炎帝的傳說卻不能作為考古推論的依據。盡管上世紀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廟"是否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論學界沒有得到共識。考古界一般將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問題劃歸到仰韶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等概念范疇內。

『柒』 農畢紅是誰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博士生導師。
畢紅生於山東，現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博士生導師。
畢紅還是「中國古代服飾文化泰斗、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黃能馥」的學生，其中自2016年至今是中央民族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授、研究員，自2018年至今是北京服裝學院客座教授，自2020年起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青年導師。

『捌』 殷商文化的研究成員

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會名單 （以筆畫為序）
王 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
朱鳳瀚（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教授、博導）
宋鎮豪（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先秦史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李伯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導）
李學勤（清華大學教授、博導）
楊升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鄭振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商志香覃（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王玉哲（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劉啟益（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劉起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吳 澤（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導）
張政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鄒 衡（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博導）
謝辰生（國家文物局顧問） 王宇信
王 暉（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王 毅（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王 巍
王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尹盛平（陝西歷史博物館研究員）
方 輝（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教授）
劉 緒（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導）
劉一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孫 華（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
孫敬明（山東濰坊博物館研究員）
朱鳳瀚
許順湛（河南省博物館研究員）
許智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齊 心（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吳振武（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
宋鎮豪
張文彬（國家文物局原局長）
張玉金（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張國碩（鄭州大學歷史與考古系教授）
張松林（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李 民
李伯謙
李學勤
李紹連（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李維明（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李朝遠（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杜金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楊升南
楊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辛佔山（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陳全方（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研究員）
陳煒湛（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單天倫（中國地方史志指導小組研究員）
鄭振香
晁福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欒豐實（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秦文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郭旭東（安陽師范學院教授）
高 明（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博導）
高大倫（四川省文物局局長、教授）
高英民（河北省石家莊市文化局研究員）
徐良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商志香覃
常玉芝（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曹 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黃天樹（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黃錫全（中國錢幣博物館研究員）
彭適凡（江西省博物館研究員）
葛英會（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博導）
裘錫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雷從雲（國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員）
蔡運章（洛陽第二文物工作隊研究員）
戴志強（中國錢幣博物館研究員） 朱啟新（國家文物局編輯室）
李天增（安陽師專教授）
李祖衛（安陽市原人大主任）
楊學法（安陽市原人大副主任）
郭新和（安陽師范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薛安勝（山東省桓台縣委書記） 許 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 堅（安陽市對外友協副主席） 馬季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方 輝
任 偉（鄭州市文化局副局長）
劉 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朱彥民（南開大學副研究員）
宋國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光明（山東省淄博市文化局副局長）
李立新（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雪山（安陽師范學院副教授）
肖先進（三星堆博物館館長）
周廣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孟憲武（安陽市文物工作隊隊長）
宮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黨向魁（河南安陽甲骨學會會長)
唐際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文華（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館員）
孫亞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李 昆（江西省樟樹市博物館館長）
徐義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玖』 宿白的學術觀點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於2018年2月1日6時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宿白， 字季庚，1922 年8 月3 日生於遼寧省沈陽市, 1944 年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 1948 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業, 1950 年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學研究室講師, 兼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編目員。1952 年院系調整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研究室, 兼教研室副主任。1956 年晉升副教授, 1978 年晉升教授。1979 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 同年當選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1983 年任北京大學考古學系首任系主任, 兼北大學術委員, 同年擔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同年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客座教授, 講授中國佛教考古學。他曾訪問日、韓、法、伊朗等國, 進行考古方面的學術交流。2000 年出任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

北京大學考古系建立後，宿白先生擔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長期從事歷史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在佛教考古、歷史時期考古學、建築考古、雕版印刷和版本目錄學等領域的成就卓著, 出版有《白沙宋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輯稿》、宿白未刊講稿系列等著作, 是學術界公認的一位歷史考古學領域集大成的學者。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張忠培先生在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四次年會上代表學會發言,評價宿白先生的傑出貢獻時說: 「宿白先生是中國大學考古學科教育的開山鼻祖,是中國考古學的傑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網路全書式的教授。」

宿白, 1922 年8 月3 日生於遼寧省沈陽市, 小學、中學都是在沈陽度過。「九一八」 事變之後, 東北被日本佔領, 偽滿時期, 歷史、地理兩門課程只講東北不講中國, 而學校越是不講, 學生們就越想知道。

1939 年, 宿白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 1940 年來到北京, 開始了他的治學生涯。那時的歷史課程中國史從上古講到清代, 世界史從歐洲講到美洲, 這些知識都是宿白先生以前沒有接觸過的, 對這些課程充滿了好奇。當時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學者, 尤其是後期燕京大學被迫關閉之後, 一些老師轉到北大來, 充實了北京大學的教學力量。這個時期的北大還是保持著它的舊傳統,課程能夠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學生可以自由選聽自己喜歡的課程。

1944 年宿白本科畢業以後, 留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在北大求學期間, 一些外系的課程給宿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影響到了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其中馮承鈞先生講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課程, 中文系孫作雲先生講授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 容庚先生講授的卜辭研究、金石學、鍾鼎文知識,哲學系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等課程, 對宿白後來的研究工作幫助很大。

宿白的職業生涯是從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始的。抗戰勝利以後, 馮承鈞先生將宿白推薦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准先生。後來, 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 馮承鈞先生又向考古組主任向達先生推薦了宿白。向達和毛准兩位商量之後, 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上班, 下午到圖書館上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2 年院系調整, 北大從城裡搬到城外, 宿白才離開圖書館, 正式來到歷史系工作。宿白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 參與李木齋藏書編目等工作, 在圖書館的工作為他後來的版本目錄、雕版印刷等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所以, 宿白對北大圖書館的感情深厚, 他深情地對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 我一輩子的科研教學都在北大, 受惠於北大圖書館,因此, 我的書還是捐給北大圖書館。如今他的藏書全部無償捐贈給了北京大學圖書館, 其中完成編目的有近一半填補了館藏空白。

宿白是為學術而生的人。他在給沈陽市考古研究所的題詞中寫到: 「致學存乎心, 補拙莫如勤」。他治學勤勉, 在將近70 歲高齡的時候開始整理原來調查的西藏寺廟資料。後來出版的《藏傳佛教寺院考古》被學術界稱譽為「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

宿白曾於1956 年6 月、1988 年8 月兩次赴藏調查, 足跡遍及拉薩、山南、日喀則等地區大部分佛教寺院, 1959 年, 國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文物局組織人員到西藏調查佛教遺跡, 宿白先生第一次進西藏, 在那裡待了5 個月。身體健康的他基本沒有什麼高原反應, 在解放軍的配合下, 宿白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他把調查的材料交給文物局以後, 就沒繼續管這批資料。1988 年, 西藏文管會邀請宿白第二次進藏。他發現許多寺廟在「文革」 當中被破壞掉了。回京之後, 就開始整理當年的那些材料, 經過七八年的艱辛努力, 1996 年,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寫作可謂是嘔心瀝血, 「寫的時候, 也是我讀書學習的時候。」 「只盼能有益於今後的工作, 無法顧及其它。」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附錄的《徵引漢譯藏文文獻簡目》共收錄40 種重要的藏文史書, 但從注釋看, 作者參考的藏文史料遠不止這些。其中有些書「即使是研究西藏歷史的專家, 似乎也難有人全部通讀。由此可見, 作者收求之勤, 用力之苦」。宿白為西藏歷史考古付出的超常努力和汗水, 體現了我國老一輩考古工作者強烈的責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自公元7 世紀中葉迄20 世紀50 年代, 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狀態, 千餘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歷史, 幾乎無一不在佛寺遺跡中得以反映。因此, 對於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 其意義和價值就決不限於寺廟建築領域本身, 也關涉到西藏歷史時期其他諸多方面。比如宿白通過對拉薩大昭寺第二階段建築遺存剖析, 發現了11 世紀中國內地斗拱的典型樣式, 透露出當時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內地工匠活動的信息, 而這些內容是任何文字史書都沒有記錄下來的。在宿白之前, 中外學者對藏傳佛教遺跡也進行過許多調查和研究, 但正如羅炤先生所言, 以往的工作多是局部的, 尚未形成綜合的系統, 研究的深度也遠遠不夠。

宿白通過54 處寺廟、約89 座建築材料的細致比較分析, 主要從寺院建築的建築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築中常見的柱頭托木演變等方面, 結合中外文獻, 將西藏主要佛教寺院分為了五期, 「它第一次嚴肅對待和解決了西藏寺院建築分期問題,進而為一切相關領域的研究和探索, 提供了年代學方面的依據和參照標尺。」 「特別是又將每期寺院建築的變化, 置於西藏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 分析了政治形勢, 宗教發展, 內地影響乃至外部入侵等大環境和因素對其產生的作用和影響, 表現了作者高遠博大的史學家目光。」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好多插圖都是宿白自己畫的, 宿白當年在西藏調查寺廟, 條件有限, 不可能用尺子測量。他畫的圖, 雖然大都採用步量或目測的方法,但相當准確。「宿白早年曾師從董希文學畫, 具有較強的觀察和構圖能力, 他兩次進藏考察時, 每至一地均注意以圖形記實物, 時間和條件有限, 就以步測、目測、手繪, 整理了大量珍貴的摹寫草圖」, 這些草圖成為西藏寺廟分期的重要依據, 也成為現在一些寺院復原的基礎。

宿白是中國佛教考古學的開創者。他十分注重田野工作。在《我與佛教考古學》中, 他強調「考古學是以調查、發掘為手段, 強調實踐的學科, 中國佛教考古學也不例外。調查、發掘、強調實踐, 就是要以理清遺跡演變的過程為基礎, 然後再結合文獻, 進一步分析遺跡的性質與歷史。對寺院遺跡是這樣要求, 對石窟遺跡也是這樣要求。」

宿白與佛教考古結緣, 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這一年假期, 宿白和另外一個同學去了一趟距北京不遠的山西大同, 雲岡石窟近20 米高的北魏石雕大佛給他留下了很是震撼的印象。

雲岡石窟是宿白研究中國石窟寺的第一處石窟, 雲岡石窟在中國石窟寺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宿白在討論「雲岡模式」 的時候所說: 「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 又是當時統治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 很自然地成為魏國領域內興造石窟所參考的典型。所以, 東自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 西迄陝、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 無不有雲岡模式的蹤跡, 甚至遠處河西走廊、開窟歷史早於雲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雲岡石窟影響范圍之廣和影響延續時間之長, 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情況, 恰好給我們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對我國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紀後半葉到7 世紀前葉) 進行排年分期的標准尺度。因此, 雲岡石窟就在東方早期石窟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對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東方早期石窟的關鍵; 對它研究的深入與否, 直接影響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1947 年, 宿白在參加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時, 於繆荃孫抄自《永樂大典》天字韻《順天府志》條所引《析津志》文內, 發現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錄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 文中記錄了雲岡石窟在歷史上的重修情況, 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從不為人知的文獻資料。1951 年, 他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 這是宿白將古代文獻引入石窟寺研究, 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標志。

宿白在《校注》中指出, (碑文) 「記述詳細, 徵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雲岡的興修、設置, 正好彌補了雲岡歷史的空白頁, 而引用現已佚亡的北魏銘刻和文獻記錄考訂雲岡石窟的時代, 也正給今天研究雲岡各個石窟開鑿先後的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參考材料。」 通過碑文提供的新資料, 結合當時國內外對雲岡石窟所做的考古調查、清理和挖掘, 排列出雲岡第二階段洞窟開鑿的先後次序以及第三階段終止的年代。

『拾』 考古找到更多中華民族的記憶

2021年度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於3月31日揭曉。無論是最終上榜的10個項目，還是止步於終評的10個項目，都是2021年度全國1700餘個考古項目的代表。

四川稻城皮洛遺址

中國樣本抹掉「莫維斯線」

該遺址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曠野遺址。該遺址最重大的發現是數量豐富、形態規整、技術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製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組合，也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產品。

阿舍利技術是早期人類智慧技能發展到一種高峰的標志。20世紀40年代「莫維斯線」假說，認為在舊石器時代，該線以西的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是早期人類文化的先進地區，是以阿舍利手斧為代表、能掌握先進工具製造技術的先進文化圈；而位於該線以東的中國等地區，是以製造簡單的砍砸器為特徵的「文化滯後的邊緣地區」。本次皮洛遺址發現的阿舍利組合，為「莫維斯線」論戰畫下了休止符。

專家點評：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

這個遺址的面積達100萬平方米，在舊石器時代遺址里，是極為罕見的大型遺址。皮洛遺址海拔3700多米，目前發現的手斧已距今13萬年，這意味著13萬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國人類已經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等極端環境。新的發現突破了「莫維斯線」，為研究早期大范圍人類的遷徙、技術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資料。

三星堆遺址4號祭祀坑出土的扭頭跪坐銅人像 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皮洛遺址出土的阿舍利技術體系組合 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鄭家湖墓地出土的漆器 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金器 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崗上遺址南區墓地出土的典型玉器 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黃山遺址出土的玉璜 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吐谷渾王族墓葬群中慕容智墓石志蓋 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明中都遺址宮殿基址出土的螭首 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河南南陽黃山遺址

獨山玉製造的「工業園區」

該遺址位於河南省南陽市東北部卧龍區蒲山鎮，是一處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製作特徵鮮明的中心性聚落遺址。

考古人員發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後居」式大型建築遺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築遺址。這個建築群是國內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築之一，牆體存留高，內部設施齊全。特別是最大的、編號為F1的「前坊後居式」7單元大型連間長房，面積超過150平方米，極為罕見。

從遺址中出土與制玉相關的工具、原材料幾千件。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繪有褐紅色人物勞動、卧豬、蘭草寫意圖，堪稱絕品。石器質地主要是獨山石，以農具和兵器為主。玉材主要為獨山玉。

在黃山遺址發現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加工製作的相關資料。南陽有獨山玉，玉產自獨山，這就是人類最早利用、開發優質石質材料的案例。這里製作出來的東西流傳范圍不斷拓展，這里就變成了經濟中心、製造業中心等。

山東滕州崗上遺址

第一次發現大汶口晚期的城

該遺址位於滕州市東沙河街道陳崗村東部漷河兩岸，時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為主，也有部分東周、漢代遺存。

考古發現了巨大的城址：東西長約800米，南北寬約550米，面積達40萬平方米，城牆寬10 22米，壕溝寬10 60米，最深處2.8米。這是海岱地區目前發現面積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墓葬分布集中，有明顯成列排布規律。墓葬等級差異巨大，主要表現在體量、葬具結構及隨葬品等方面，可分為大、中、小型三類。三聯棺、器物箱等葬具結構均是目前最早的發現。

專家點評：陳星燦（中國 社會 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

這是第一次發現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而且還是一個巨型的城。遺址上的墓葬之間規劃有序，大墓可以在10平方米左右，大墓的隨葬品100多件，這是非常罕見的，表明這個 社會 高度分化。這個遺址之所以重要，因為對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尤其實證黃河下游地區中華文明起源五千年 歷史 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

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該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郊，地處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積約12平方公里。祭祀區考古發掘是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川渝地區巴蜀文明進程研究」的實施內容之一。從2020年3月啟動發掘至今，共計發掘面積1202平方米，發現「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溝55條、柱洞341個、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區的分布范圍和內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編號文物12000餘件（近完整器超過2300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餘根，1986年發掘的一號、二號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國內其他地區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發掘的若干新器物，如頂尊跪坐銅人像、銅圓口方尊、玉琮、絲織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進一步夯實了這一認識。

專家點評：陳星燦（中國 社會 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

新發現的前所未見的遺跡和文物，進一步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也將深化關於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場景和祭祀體系研究。通過實物，尤其這次6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具體而微地實證了巴蜀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

湖北雲夢鄭家湖墓

活化大一統進程中重要節點的 歷史 場景

該墓地位於湖北省雲夢縣城關鎮楚王城城址的東南郊，總面積約15萬平方米。本次考古清理了一批難得的秦文化飽水墓葬，極大地豐富了秦墓資料的完整性。收獲了戰國晚期的木觚全文約700字，為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中華第一長文觚」，字體是典型的秦隸，形制罕見；觚文不見於傳世記載，為今人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問類文獻。還發現了罕見的葬具木板畫，年代為戰國末至秦代和秦漢之際，題材均為首見，填補了這一時期中國墓葬繪畫的材質與類型的 歷史 空白。

專家點評：王巍（中國 社會 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鄭家湖墓地的AB區是楚人的，C區是秦人佔領這個區域之後的墓葬。這些材料展示了秦文化與楚文化逐漸融合、統一於漢文化並匯入中華文明的 歷史 過程，為研究戰國晚期至漢初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中華文明從多元一體到大一統的 歷史 進程及其背後所反映的國家認同提供了典型個案。

陝西西安江村大墓

這里才是漢文帝的霸陵

該墓位於西安市東郊白鹿原上，北距世傳為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約2000米。經過多次勘探，最終確認該墓為「亞」字形豎穴土壙木槨墓，地面無封土，墓室邊長73米，四周環繞110多座外藏坑，外圍以「石圍界」和門闕形成陵園。它與其西側的竇皇後陵外圍還探出了一周更大范圍的夯牆遺址，形成了圍合二者的大陵園。在大陵園內，還發現有兩處23座外藏坑和4處建築遺址。外藏坑中還清理出「車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銅印。

考古資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邊的遺跡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陵區，與漢高祖長陵、漢景帝陽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體規模相當，並有顯而易見的發展演變軌跡。結合文獻記載，可以確認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通過這次考古發掘，否定了霸陵在鳳凰嘴或者漢文帝挖山成墓的說法。通過江村大墓的考古發掘可以看到，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徵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帝陵布局等，都是模仿生前的活動、居住場景，這個理念是後來中國歷代皇帝陵墓的一大特點。此外，發現的帶有草原風格的金銀器是先秦兩漢時期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證據。

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

神秘王族的歸宿地

該墓葬群位於甘肅省武威市西南，地處祁連山北麓，主要分布於武威南山區冰溝河與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崗之上。

考古發掘了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該墓為帶長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室墓，是目前發現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葬。墓內出土大量精美的隨葬品，其中如胡床、六曲屏風、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備等，皆為國內同時期相關文物首次或罕見的發現。該墓出土的墓誌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區「大可汗陵」的存在，墓誌左側面還刻有兩行利用漢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斷為吐谷渾本民族文字。而編號為「馬場灘M2」墓出土的開元二十七年（739年）《馮翊郡太夫人黨氏墓誌》，有關吐谷渾蓬子氏的記載，對研究吐谷渾史、唐代軍事建制，特別是安史之亂前後唐蕃戰爭、延州閣門府及「安塞軍」的來源等一系列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吐谷渾喜王慕容智的墓，隨葬器物非常豐富。尤其是出土了大量的絲織品，讓我們知道了唐代紡織技術的高超。這個地區處於唐王朝管轄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對於研究唐與絲綢之路沿線各個部族、民族的關系、交通史、工藝美術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貴的一手資料；也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唐王朝時期統一多民族關系的形成。

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唐代西域戍邊的記憶

該烽燧遺址位於新疆尉犁縣東南90公里處的荒漠無人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遺址出土文物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國內遺址考古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以及首次發現的唐代漢文木簡實物標本。文書所記錄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交通、 社會 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文學作品《遊仙窟》為國內現存最早且唯一實物標本。各類文書包羅萬象，可謂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邊防生活、邊疆治理的檔案館。

專家點評：閆亞林（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長）

該遺址是國內首次對唐代烽燧遺址進行的主動考古發掘，系統全面揭露了遺址的全貌。出土的文書所記錄的內容非常豐富，許多內容均為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考古發掘成果實證了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和治理，也是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實物教材。

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

上承宋元、下啟明清的宮城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鄉鳳陽興建的都城。明中都前朝區宮殿的形態因史料記載不詳而一直成謎，通過2015年至2021年的發掘，已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屬建築的布局。通過揭露夯土台基及其內部磉墩，釐清了宮城內前朝區宮殿基址及部分附屬建築的布局。主殿前後殿加穿堂的結構，與宋元時期宮殿建築形制較為接近，後殿西側附屬建築組合則與北京故宮內同位置的建築組合十分相似。

專家點評：閆亞林（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長）

通過2021年度的考古發掘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中都體現了對宋元宮殿制度規劃思想的繼承和創新，以及它對明代南北兩京工程規劃產生的深遠影響。這一考古成果進一步深化了對明中都遺址的認識和研究，對研究我國古代都城規劃、營建思想等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

從普通居住點到政治中心的演變過程

該遺址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澧縣涔南鎮雞叫城村。該遺址的考古工作始於20世紀90年代，明晰了雞叫城聚落群的演變過程。在距今八九千年的彭頭山文化時是普通的居住點，逐漸發展為環壕聚落，然後發展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續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時期，顯示出極強的內在凝聚力。

考古人員發現的編號為F63的木建築，建於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嶺文化時期，由主體建築和外圍廊道組成，坐北朝南，主體建築是建在若干立柱上，類似於桿欄式建築。這是中國考古百年的首次發現。

雞叫城遺址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演變過程：這個遺址從新石器時代更早階段開始，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當地就有人，一步一步發展到巨大的城市中心，周圍還有大大小小的遺址，變成了區域的 社會 ， 社會 程度是不是進入文明，這都值得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