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徐謙教授

A. 名人與安徽的故事

安徽的歷史名人------

安徽自古名賢輩出，代有英才，如下表所示：
朝代 名人
先秦兩漢 皋陶 姜子牙 管仲 莊子 甘羅 陳勝 范增 英布 張良 劉安 文翁 桓譚 桓榮 范滂 華陀 左慈 劉馥
三國魏晉 曹操 周瑜 小喬 桓范 曹洪 曹仁 魯肅 呂蒙 曹真 曹丕 曹植 嵇康 王蕃 劉伶 桓溫 桓伊 戴逵
南北朝 何尚之 何敬容
隋唐 耿詢 汪華 汪倫 張籍 李紳 杜荀鶴 陳摶 曹霸
五代十國 朱溫 朱友貞 楊行密
宋 陳翥 包拯 高太後 李公麟 方臘 呂本中 呂夷簡 呂公著 宗杲 張孝祥 羅願 呂祖謙 吳潛 胡仔 胡舜陟 畢升 梅堯臣 魯宗道
元明 朱升 李善長 湯和 朱元璋 常遇春 徐達 胡惟庸 藍玉 沐英 朱棣 朱權 程繁政 汪機 傅友德 鄧愈 何震 胡宗憲 朱有 汪道昆 許國 程大位 戚繼光 注遷訥 左光斗 胡正言 阮大鋮 吳應箕 吳廷翰
清 蕭雲從 湯鵬 楊光先 弘仁 方以智 錢澄之 查士標 汪昂 施閏章 梅清 梅文鼎 張英 戴名世 方苞 劉開 方東樹 方觀承 張廷玉 汪士慎 程蘭如 劉大 戴震 凌廷堪 金榜 程瑤田 胡培翚 鮑廷博 姚鼐 羅聘 汪士慎 鄧石如 曹振鏞 王貞儀 高朗亭 包世臣 鄭復光 姚瑩 夏燮 王茂蔭 張樂行 張守禹 程長庚 胡光墉 年羹堯 李鴻章 張樹聲 劉瑞芬 孫家鼐 丁汝昌 劉銘傳 聶士成 汪萊 胡雪岩及徽商群體
近代 楊文會 周馥 吳汝綸 楊月樓 孫多森 程家檉 吳樾 范傳甲 施從雲 吳谷 宋玉琳 張匯滔 倪映典 韓伯棠 詹天佑 李經方 段祺瑞 周學熙 倪嗣沖 徐謙 許世英 葉春善 程家檉 楊小樓 王揖唐 張敬堯 孫多鈺 方振武 朱蘊山 劉文典 梅光迪 周叔弢 吳樾 馬其昶 姚永概 姚永朴 胡樸安 高一涵
當代 黃賓虹 虛谷 汪采白 柏文蔚 汪孟鄒 方振武 王亞樵 張治中 陳獨秀 馮玉祥 孫立人 衛立煌 章伯鈞 陶行知 胡適 張恨水 王明 洪學智 皮定鈞 朱光潛 陳延年 王步文 林散之 李克農 阿英 田間 蔣光慈 陳喬年 蘇雪林 劉開渠 吳承仕 呂碧城 徐中舒 余英時 方東美 台靜農 唐德剛 周一良 金克木 吳組湘 周而復 戴安瀾 王稼祥 趙朴初 孫起孟 陳錦華 吳作人 張曙 黃鎮 侯學煜 何祚庥 姚依林 王克 楊振寧 鄧稼先 許海峰 嚴鳳英 海子 柯慶施 汪道涵

部分安徽名人簡介

禹
古塗山氏國（今懷遠）人，傳說中古代部落聯盟領袖。他奉舜命治理洪水，娶塗山氏女為妻，與淮河流域部落結為聯盟，領導人民疏通江河，興修溝渠，發展農業。在治水十幾年中，三過家門而不入，以治水有功。在懷遠舉行諸候大會，殺死遲到的防風氏，樹立威信，為後來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被舜選為繼承人，舜死後擔任部落聯盟首領，曾征伐並擊敗三苗。今懷遠城東南淮可南岸的塗山之巔有「禹王宮」等遺跡。

姜尚
字子牙，商東海上（今臨泉縣姜寨）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齊國祖先。先世伯夷，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子孫從其封為氏，故又名呂尚。先在商做官，見紂王無道，辭官游說諸候，年屆七十，聞西伯賢而去西周，釣於渭水。文王出獵相遇，立為太師，輔佐周文王、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封於營丘（今山東臨淄），治齊。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著有《六韜》一書。

老子
（約前571-前471之前）：春秋末宋國相邑（今渦陽）人，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創始人。做過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書的史官）。相傳孔子曾向他問禮。著有《老子》上下篇（漢以後稱為《道德經》）。老子在中國哲學史上首次揭示了「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和總根源，開創了中國哲這的本體論，闡發了事物對立統一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道德經》全書81章，內涵豐富，思想深邃，哲理性強，概括為唯物主義哲學思想、辯證法思想、認識論、人生觀、政治主張、社會理想等6個方面。提出「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道德經》在中國2000多年的思想文化史上，對哲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等，都產生了極其廣泛而久遠的影響，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世界文化寶庫的珍品，將永遠留存。

莊子
（前369-前286）：戰國時代楚國蒙地（今蒙城）人，戰國哲學家、文學家。做過蒙地方的漆園吏。他繼承和發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提出了一種「斕賾胛也⑸��蛭鎘胛椅�弧鋇娜鮮堵酃鄣悖�彩貝λ常�幸W緣茫�竅惹氐蘭宜枷氳募�蟪燒擼�執妗蹲�印芬皇椋��櫸治�凇⑼狻⒃尤��W�尤銜�攣鎦�潿即嬖謐龐杏胛蓿�笥胄。�烙氤螅�朴攵竦鵲讓�埽�認嗷ヒ來嬗窒嗷プ��4戳⒘訟嘍災饕宓姆椒�郟�鉤閃艘桓鐾暾�乃枷胩逑怠?br>
華佗
（145-208）：東漢沛國譙（今亳州市）人，字元化，三國著名醫學家。少時曾在外游學，鑽研醫術而不求仕途。精通內、婦、兒、針灸各科，外科尤為擅長，行醫足跡遍及安徽、山東、河南、江蘇等地。他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後施行剖腹手術，是世界醫學史上應用全身麻醉進行手術治療的最早記載。又仿虎、鹿、熊、猿、鳥等禽獸的動態創作名為「五禽之戲」的體操，教導人們強身健體。後因不服曹操徵召被殺，所著醫書已佚。今亳州市有「華佗庵」等遺跡。

曹操
（155-220），三國時沛國譙縣（今亳州市）人，字孟德，小名阿瞞，三國時期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少時機警，善權術，20歲舉孝謙為郎。東漢末以鎮城市黃巾起義起家，在軍閥混戰中逐步擴充了軍事力量。建安元年迎漢獻帝遷都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逐步統一了中國北部，建安十三年，拜為丞相，率軍南下，被孫權、劉備的聯軍擊敗於赤壁，遂同孫、劉形成三國鼎立之勢。建安二十一年進位魏王，子曹丕稱帝後，追尊為武帝。他注重法治，獎勵農耕，用人唯才，加強集權，使北方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精通兵法，著《孫子略解》、《兵書摘要》等。善詩能文，詩風慷慨悲涼，開建安之風，被後人推為「建安風骨」之代表。文章清峻通脫，被魯迅稱為「改造文章的祖師」。現存詩文145篇，明人輯為《魏武帝集》。

周瑜
（175-210）：三國時廬江舒縣（今舒城）人，字公瑾，三國時吳國名將，著名軍事家。出身士族，少年時與孫策結為至交，人稱周郎。曾協助孫策在江東創立孫吳政權，屢建戰功，先後被授予中護軍、江夏太守等職。後輔佐孫權，鞏固江東的東吳政權。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兵南下，他和魯肅堅決主戰，並親率吳軍大破曹兵於赤壁。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奠定了三國鼎立局面。

包拯
（999-1062）：北宋廬州（今合肥市）人，字希仁。北宋著名清官，天聖進士。初為天長縣令，1040年起先後任端州知州、西北轉運使、揚州、江寧、廬州知府、開封府尹、監察御史、大理寺評事、知諫院、右諫議大夫、三司使、天章閣侍制、龍圖閣直學士、大學士、樞密副使等職。死後謚為孝肅，人稱包公。他任開封府尹時，以廉潔著稱，執法嚴峻，不畏權貴，時稱「關節不到，有閻羅老包」，開一代清官之風范，遺著有《包孝肅奏議》。

畢升
（？-1051）：歙縣人，活字版印刷術的發明家。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畢升在宋慶歷年間（1041-1048）發明在膠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燒硬後，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罩有鐵框的鐵板上敷一層攙和紙灰的松脂蠟，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熱，待蠟稍溶，以平板壓平字面，泥字則固定在鐵板上，可象雕版一樣印刷。用畢再加熱，又可將活字拆下貯存再用。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經濟方便，為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

朱熹
（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字元晦，號晦庵，南宋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他幼年好學，博覽群書，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19歲進士及第，曾任同安主簿、提舉浙東茶鹽事、璋州、潭州知州等職，由於在仕途道路上多坎坷，他很快結束了從政生涯，而去從事講學、著述。從事教育四十多年，先後建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考亭書院，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計20餘所，對我國古代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朱熹多學博才，在經學、史學、文獻學、考據學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理學上，闡幽發微，形成一個較為完備的哲學思想體系，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著有《四書集注》等。

朱元璋
元末明初濠州鍾離（今鳳陽）人，字國瑞。明王朝的建立者，即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出身貧苦，少年時入皇覺寺為僧。1352年參加郭子興的紅巾軍，後任右副元帥，1356年攻佔集慶，擴大了自己的勢力。1357年下徽州，接受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壯大軍力。1368年建都南京，國號明，推翻元朝統治，逐步統一中國。他普查戶口，丈量土地，均平賦役，興修水利，推行屯田，減輕對工匠的奴役，制訂《大明律》，抑制豪強貪吏，廢中書省及左右丞相，加強皇權。為強化統治地位，他也殺戮了大批開國元勛。

戚繼光
（1528-1587）：定遠人，字元敬，號南塘，明朝軍事家，抗倭名將。出身將門，初任登州衛指揮僉事，1555年調浙江抵抗倭寇，他招募編練新軍，人稱「戚家軍」，為抗倭主力。1561年在台州大勝倭寇，次年搗破倭寇在橫嶼的老巢，解除東南倭患。1567年調往北方鎮守薊州，屢敗蒙古諸部，升左都督。後又南調鎮守廣東。對練兵、治械、陣圖都有創見，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止止堂集》等。

吳敬梓
（1701-1754）：清全椒人，字敏軒，一字文木，號粒民，晚號文木老人。出身於探花第中，自幼過著「笙簧之藝，漁獵百家」奢華生活。後家道敗落，移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安徽巡撫薦他應博學鴻詞試，以病不赴。晚年貧困，漂泊揚州，卒於他鄉。所著《儒林外史》為中國古代小說中第一部「諷刺之作」對封建社會，尤其是科舉制度進行了無情揭露與抨擊。另著有《文木山房集》、《史漢紀疑》。

胡雪岩
（1823-1885）：清績溪人，名光墉，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設銀號，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葯、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並開辦胡慶余堂中葯店。

李鴻章
（1823-1901）：清合肥人，字少荃，道光進士，洋務派領袖。1853年辦團練抵抗太平軍，1858年入曾國藩幕，襄辦營務，1861年編練淮軍，在他主持下，淮軍逐步實現了近代化，先後鎮壓了太平軍、捻軍，最後成為清政府國防軍主力。1862年升任江蘇巡撫，1865年為兩江總督，1867年授湖廣總督，1870年繼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掌管清廷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成為洋務派領袖。自60年代開始，先後開辦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主要有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天津電報局、津榆鐵路等企業，利用海關稅收購軍火和軍艦，創立北洋水師學堂，主持向海外派遺留學生活動，建立北洋海軍。有《李文忠公全集》。

丁汝昌
（1836-1895）：清廬江人，字雨亭，海軍提督。參加淮軍後隨從劉銘傳鎮壓太平軍、捻軍，升任參將，1874年李鴻章籌辦海軍，1875年受命赴英國購買軍艦。歸國後即統領北洋水師，1888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率艦隊護送運兵船隻到鴨綠江口，回程時於大東溝海面突遭日艦隊截擊，發生黃海海戰，他指揮應戰，重創日寇兩艦，1895年日寇以海陸兩軍圍攻威海衛，他因力戰失利拒絕投降而自殺。

詹天佑
（1861-1919）：字眷誠，原籍安徽婺源縣人，鐵路工程師。1872年以幼童留學美國，為中國所派的第一批留學生，1881年畢業於耶魯大學，1905-1909年以工程師主持修建京張（北京張家口）鐵路，為我國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修建灤河大橋，培養了我國第一批鐵路工程師，後任漢粵川鐵路督辦，1912年發起組織中華工程師會，任會長。著有《京張工程紀略》及圖。

陳獨秀
陳獨秀(1880—1942)，安慶市懷寧縣人。中國現代著名學者、政治活動家、五四新文化運動健將、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1902年在安慶組織「青年勵志學社」，首次提出「民主與科學」口號。1915年，主編《青年》雜志(次年9月更名為《新青年》)，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1917年受聘擔任北大文科學長，1918年與李大釗一起創辦了《每周評論》，直接投身愛國運動斗爭之中。毛澤東曾評價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1920年夏，陳獨秀率先在上海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在黨的第一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黨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陳獨秀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妥協投降政策，致使革命慘遭失敗。1927年在中共「八·七」會議上，陳獨秀被撤職，1932年10月被南京國民政府逮捕，1937年獲釋，1942年病故，有《獨秀文存》傳世。

胡適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縣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在五四時期引領了新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新詩革命和新學術革命。中國現代著名學者、哲學家、教育家、文人。早年就讀於上海中國公學。1910年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後於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主張文學改良。參與編輯《新青年》，發表《建設文學的革命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他的《償試集》，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新詩集。1919年，胡適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影響頗大。著有《償試集》、《白話文學史》、《胡適文存》、《中國哲學史大綱》等。

馮玉祥
馮玉祥（1882--1948），字煥章，原名基善，安徽巢湖人，行伍出身，"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主張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法西斯獨裁統治。後在張家口成立抗日同盟軍，任總司令，多次擊敗日軍，收復大片失地。抗日戰爭初期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與張治中等一同參加了"八一三"凇滬抗戰，是著名的愛國將領。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現代著名教育家，黃山市歙縣人。1927年，創辦了聞名中外的試驗鄉村師范學校一曉庄師范，並提出了「社會即教育」、「生活即教育」、 「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論，主張教育要深入民間、為民眾生活服務、為抗日救國服務。1937年7月，創辦了著名的育才學校。陶行知畢生從事平民教育事業，提出「以教人者教己，在勞力上勞心」的口號，主張「和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梁菽麥黍稷下功夫」，體現了他面對工農大眾的教育方針。宋慶齡為陶行知紀念館題辭稱之為「萬世師表」。

第七節 安徽的當代知名人士

朱光潛
朱光潛(1897-1986)，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安徽桐城人。1922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科教育系。1930年獲英國愛丁堡大學文科碩士學位。1933年獲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文科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四川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教授、教務長。1946年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代院長，中國美學學會第一屆會長，民盟第三至五屆中央委員。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畢生從事美學教學和研究，在西方美學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詣較深。
朱光潛是我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他寫的《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等專著，對於我國現代美學的發展具有開拓意義。朱光潛也是我國現代比較美學和比較文學的拓荒者之一。他所著的《詩論》是我國比較美學的典範作品，用西方詩論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用中國詩論來印證西方著名詩論，觸類旁通，瀟灑自如，美不勝收。朱光潛認為：「在我過去的寫作中，如果說還有點什麼自己獨立的東西，那還是《詩論》。《詩論》對中國詩的音律，為什麼中國詩後來走上律詩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學的分析。」此外，他的《文藝心理學》也是融貫中西的經典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朱光潛經過對自己以前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的自我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觀的辯證統一」的觀點，並以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的實踐觀點 」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的美學思想，形成了一個頗有影響的美學流派。粉碎「四人幫」後，朱光潛又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 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資本論》、《自然辯證法》等進行系統研究，對一些譯文提出了有重大價值的修改意見，他為我國現代美學建設，為建立我國的馬克思主 義美學體系和文藝理論體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王稼祥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又名稼薔，安徽涇縣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1925年入上海大學附中部學習，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回國，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和《紅旗》、《實話》總編輯，蘇區中央局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外交人民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4年參加長征。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主席的正確主張，批判"左"傾錯誤領導，會後任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員。1937年赴蘇聯，任中共駐第三國代表。次年回國，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席和軍政學院院長。1943年第一次提出和論證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城工部長、宣傳部代部長。建國後，曾首任駐蘇聯大使，後歷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全國政協常委，是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七、十屆中央委員，著述集為《王稼祥選集》。

姚依林
(1917—1994)祖籍安徽省貴池縣，出生於香港。幼年喪父，隨母親在江蘇、浙江、上海生活。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後，加入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參加了革命。1935年11月，加人中國共產黨，先後任北平學聯秘書長、黨團書記。是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36年5月，到天津工作，先在黨的刊物《長城》任編輯，後任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領導各界的抗日救國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後，任中共河北省委秘書長、宣傳部長。1938年，參與組織了冀東暴動。1939年2月任冀熱察區黨委宣傳部長。1939年7月起，任晉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書長。1946年起，先後任晉察冀邊區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工商廳長、華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長。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擔任國務院財貿部門的領導工作，先後任貿易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商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中央財貿工作部副部長，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商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中央財貿政治部主任，國務院財貿黨委副書記等職務。「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重迫害。1973年11月，任對外貿易部第一副部長。1977年3月，任國務院財貿領導小組組長。1978年8月任商業部部長、黨組書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任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1979年3月，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1979年7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經濟工作。後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引進智力領導小組組長。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候補委員。是中共十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委員，十三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楊振寧
楊振寧（1922--），安徽合肥人，世界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1942年西南聯大畢業，1944年西南聯大研究所畢業，1945年在西南聯大附中教學後赴美，1948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愛因斯坦的宇稱守恆定律，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他們這項貢獻得到極高評價，被認為是物理學上的里程碑之一。1965年應紐約州立大學校長邀請籌備創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門、1966年離開普林斯頓赴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擔任教授至今。曾資助大批中國學者去美國石溪分校訪問、學習，捐助建立各類基金，為中國培養一批高層次人才，並為中國發展獻計獻策。被授予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楊振寧以曾經接受中國文化熏陶為自豪，在接受諾貝爾獎由他代表致辭時曾說：在廣義上說，我是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產物，既是雙方和諧的產物，又是雙方沖突的產物，我願意說我既以我的中國傳統為驕傲，同樣的，我又專心致於現代科學。

鄧稼先
鄧稼先(1924-1986) 安徽懷寧人，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鄧稼先祖父是清代著名書法家和篆刻家，父親是著名的美學家和美術史家。「七七」事變後，全家滯留北京，16歲的鄧稼先隨姐姐赴四川江津讀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習，受業於王竹溪、鄭華熾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戰勝利後，鄧稼先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
1948年10月，鄧稼先赴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物理系讀研究生，1950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在他取得學位後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國的輪船。回國後，鄧稼先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1958年8月調到新籌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論部主任，負責領導核武器的理論設計，隨後任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核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副院長、院長，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製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被稱為「兩彈元勛」。在原子彈、氫彈研究中，鄧稼先領導開展了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礎理論研究，完成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並參與指導核試驗的爆轟模擬試驗。原子彈試驗成功後，鄧稼先又組織力量，探索氫彈設計原理，選定技術途徑。領導並親自參與了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研製和實驗工作。
鄧稼先和周光召合寫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研究總結》，是一部核武器理論設計開創性的基礎巨著，它總結了百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這部著作不僅對以後的理論設計起到指導作用，而且還是培養科研人員入門的教科書。鄧稼先對高溫高壓狀態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培養年輕的科研人員，他還寫了電動力學、等離子體物理、球面聚心爆轟波理論等許多講義，即使在擔任院長重任以後，他還在工作之餘著手編寫「量子場論」和「群論」。
鄧稼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為了祖國的強盛，為了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他甘當無名英雄，默默無聞地奮鬥了數十年。他常常在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安危，出現在最危險的崗位上，充分體現了他崇高無私的奉獻精神。他在中國核武器的研製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卻鮮為人知，直到他死後，人們才知道了他的事跡。

B. 1916-1928年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政治狀況怎麼樣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內閣閣員群體構成與分析（1916—1928）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軍人干政成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態。內閣作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機構，不僅掌握著中央財力的分配權和地方督軍、巡閱使的任命權，且作為正統的合法性來源，成為軍閥競相角逐的對象。內閣閣員群體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網路表明，地域因素、同學關系、親屬關系等都是影響內閣群體構成的重要因素。這表明中國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傳統社會關系對現實政治具有深刻影響。
在近代中國，無論思想或社會，都呈現出一種正統衰落、邊緣上升的趨勢。清季，軍人集團開始從社會的邊緣走向中心，即是這種趨勢的顯著反映。辛亥革命後，軍人地位更是不斷得到提高，成為社會舉足輕重的決定性政治力量。1916年袁世凱之死，不僅意味著軍事強人獨裁的結束，同時也意味著辛亥革命以來所確立的政治合法性原則己遭到了公開的背叛。在舊的合法性基礎己遭破壞、新的合法性基礎未能建立的情況下，袁的繼任者不得不依靠武力來維護其統治權威，軍人干政成為北京政治的常態。而內閣作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機構，不僅掌握著中央財力的分配權和地方督軍、巡閱使的任命權，而且作為正統的合法性來源，成為軍閥競相角逐的競技場。
正文
一、內閣閣員群體的地域分布與年齡結構
軍閥一詞，在我國的歷史典籍中最早始於《新唐書•郭虔璀傳》中，其雲：「郭虔璀，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閥，累迀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此處「軍閥」之本意是指「軍籍」，然而近代以來，人們將此詞指代掌握軍權並藉此飛揚跋扈危害社會的實權人物。1918年，陳獨秀就曾給軍閥下過一定義：軍閥是「那毫無知識、毫無功能，專門干預政治破壞國法馬賊式的惡丐式的」人物。但軍閥不以此為恥，反以為榮。吳佩孚即認為：軍不成閥，何以稱尊，不尊何以治人、治家、治國平天下？」這位「秀才軍閥」坦然地道出了軍人在政治上的非常規要求，即要「成閥、稱尊」，然後「治人、治家、治國平天下」，反映了近代中國軍紳政治角色的轉換。
袁世凱死後，內閣制隨之恢復。但是此時之內閣，只不過是軍閥操縱北京政府的一個工具而己。對軍閥來講只要「控制並影響北京政府，就能幫助軍閥達成其所願，才會使他們成為民國政府官僚政治機構中的組成部分。而控制官僚政治的關鍵便在於內閣，換言之，任命內閣官員是他們的特殊興趣」。因此「民國內閣之更迭，多憑強藩悍將之主張，而不出於國會」。這導致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內閣混亂不堪，政局極度不穩。1916—1928期間，內閣變更了37次，改組24次，有26人擔任過總理.任期最長的17個月，最短的僅兩天.此外還有四個攝政內閣在短時間內行使了執政權，動盪混亂之局面可見一斑。
軍閥對內閣的操縱明顯，時人因此諷刺當時之內閣為「妾婦內閣」，謂「兩姑之間難為婦，大婦之下難為妾」。將內閣比喻成妾婦，內閣地位之尷尬由此可見。而一則題為《軍用內閣》的時評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北京內閣之窘態：
近數年北京之內閣，姑不論其閣中之人物，其重要各部，要皆帶有營混之氣息.雖更迭改組之聲不絕，然譬之葯水，傾來倒去，不脫此數味葯料料故內閣之變更在他國為重要之事，在今日北京則所謂內閣者，不過一種軍用品，雖千變萬化仍在武人股掌之上。總理登台必向曹、張疏通；總理下台又必向曹、張告退。此其登台下台當然不為國人所重視，亦當然不為外人所重視。
軍閥當道，內閣式微。內閣既因軍閥之擁護成立，「自不能不惟軍閥之利害是視，不然朝失其歡心，夕即有解散之虞。」可見民國時期所謂責任內閣，僅是對軍閥負責而己，內閣徒存名而實亡。既然內閣為北洋軍閥之「軍用品」，那麼軍閥到底喜歡支持什麼樣的人進入內閣呢？
中國人鄉土意識相當濃厚。「家鄉在傳統中國是個人身份的關鍵部分……籍貫是某個人姓名、字型大小以外第一個特徵記錄，在法律面前需要確認某人身份的首要事實。」所以當我們「遇見了一個生人，問了他的尊姓大名，就要問他是那一省那一縣的人，因為我們的腦筋里頭覺得『湖北人』、『廣東人』、『江蘇人』、『山西人』……這種名詞是代表了這幾省的特性」。
從表1來看，內閣閣員的地域分布以浙江、廣東、直隸最多，江蘇、福建、安徽等省次之。表中江、浙、閩、粵、皖、直隸六省內閣人數合計占總數的59.8%，遠遠超過其他各省人數之和。從區域上來看，以東南沿海（蘇、浙、閩、粵）與長江流域（皖、湘、鄂）為多，而西北、西南等邊遠地區人數較少。人才與地理之關系，早有學者論及。一般而言，中國傳統社會影響人才成長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政治，一是經濟。政治為都會之所在，文化聚集之地，往往四方人才輻輳。其次人才之成長，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因此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直隸籍的內閣閣員位居前三甲，實與北京既為前朝京都，又是現朝都會之故。而江、浙一帶自宋元以降，便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也逐漸成為全國人才的淵藪。閩、粵則是最早和外界接觸，開近代留學風氣之先之地，為近代人才的成長提供了有利的人文環境和地理環境。
這樣的一個地域分布，一方面固然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地域觀念在內閣閣員群體構成中的重要作用。民初教育部人員多來自江浙，曾親歷其事的王雲五對此解釋道：「由於江浙為文化最發達之區，教育界的傑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時的高級職員中，包括次長和四位參事中的三位與三位司長中的兩位，都是籍隸江浙兩省。」但情況之嚴重，甚至可以由參事、司長集體辭職迫走兼署的粵籍總長陳振先，改換浙籍的汪大燮，則至少不能說是正常。海軍部的現象則更明顯，幾乎是一省獨霸一部。1916—1928年間，海軍部共有6人擔任總長，其中5人為福建籍，以至時人有「海軍部者，易名即福建會館，蓋閩人之私產也」此說顯然並不為過，因此當程璧光以粵人而任總長時，「宜不能指揮如意」。
（2）民初的內閣分為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林、工商、交通十部；民國二年袁世凱修改官制，把農林、工商合為農商部，共為九部。袁死後，臨時約法恢復，各部官制也先後恢復，但內閣九部並未更動；此後一直到十六年張作霖成立軍政府，才又有所分合，成立外交、軍事、內務、財政、司法、教育、實業、農工、交通九部。本文所指的117名內閣閣員指歷任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包括兼代、署理、未就者，重復者只計一次。
（3）下文所用圖表數據等來源皆與此表同，不再一一說明。
年齡構成是考察內閣閣員群體自然構成的重要因素。科舉時代，對官員的選拔是相當嚴格的。這不僅表現在科考的錄取人數上，也表現在三年一輪的時間間隔上。讀書人由生員到舉人，由舉人而至進士，在讀書上往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根據張仲禮的研宄，清代士人考上生員、舉人、進士的年齡約為24歲、31歲和35歲。依此推算，除了一部分入仕較早的官員外，其他人做到高級官員時，顯然己不再年輕。科舉廢除後，尤其是辛亥革命後，官員多從學校出，晉升無須循階而上，官員逐漸呈現年輕化趨勢。盡管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各部總長多為年紀較大的前清舊官僚所得，但也不乏如秘書長胡漢民、外交總長王寵惠、法制局局長宋教仁等剛到而立之年的年輕人。且那些「取實」的次長更年輕，多為同盟會的骨幹，平均年齡只有29.78歲，在清代還不到一個生員中舉時的年齡.
年輕的官僚群體盡管朝氣蓬勃，但也有缺乏經驗的弱點。1916年袁世凱死後，一方面沒有了革命所創造出機遇，官員晉升亦須循階而上；另一方面軍閥在選擇閣員時也更加務實。從整個內閣平均任職年齡來看，約為47.85歲，恰為當政之年。顯然沒有從政經驗的年輕官員己經很難得到軍閥的認可，因而獲得進入內閣機會的可能性也較小，而那些具有豐富從政經驗的前清官僚、紳士則是軍閥們青睞的對象。對於軍閥來講，這些具有豐富從政經驗的政客聲名卓著，處世圓滑，適宜充當他們的代言人；對於政客而言，軍閥則是他們活動的後援。因此「交相勾結，而後交獲其利」。
從表2觀之，1871—1875、1876—1880與1881—1885是三個較為醒目的年齡組。這三個時期出生的官員1922年時約為37—51歲，顯然是為官當政的最佳年齡（尤其是中央一級的官員）1856—1860年齡組的官員只有6人，亦屬可喜之現象，在平均壽命不足50歲的民國，60歲以上任職者顯然己不足以應付繁重的行政事務。由此可見，袁之後的北洋政府己經形成了一批較為成熟的官僚群體。正是如此，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蔣介石為了保持政權的平穩過渡亦不得不延納大量的北洋舊人，其所倚重之處正是其豐富的政治經驗。
二、內閣閣員群體的社會構成與社會網路（上）
社會構成與社會網路在社會學中涵義豐富而復雜，本文僅以內閣成員的社會來源、求學經歷、留學國家、專業背景、家庭出身、職業經歷、社會關系等為指標，構築內閣閣員的社會結構與社會網路，從而對其進行社會學意義上的闡釋。
如果我們將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閣員群體的社會來源分為學生（受過國內外新式教育者）、紳士（獲得傳統功名者）、軍人、新士紳（既獲得過傳統功名，又受過國內外新式教育者）的話，那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內閣閣員的社會來源如表3所示：
科舉制度廢除後，在新的官僚選拔機制未能健全的情況下，民國官僚的社會構成亦發生了嚴重分化。做官不復要求統一資格，紳士也不再是入仕的唯一途徑，學生數量的增加則是大勢所趨。但紳士與軍人的總數卻占據了整個內閣成員總數一半以上，亦說明了軍閥對這兩種人的信任。軍人除了在內閣中擔任陸軍部與海軍部的總長外，亦有部分曾擔任過國務總理，但軍閥們還是傾向於由文職官員來組閣。北京政府盡管有「令不出都門」之說，但是中央政府之名對於各派系軍閥都十分重要。在軍閥看來，控制了北京，實際上等於取得了其統治的合法性。然而「武力只有經過合法化後通過制度體現出來，才能真正產生政治效力。所以軍閥們力求獲得正式委任、確認官印和委任狀並動輒以『促進公益』和『愛國』的名義來美化其行為。簡言之，他們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職政府的支持」。
從表4來看，受過傳統教育與留學教育的官員是相當受軍閥歡迎的，分別占總數的41.88%與35.045%而留學生中又以留學日本者為最，歐美次之，顯然這與日本路近省費有相當之關系。受過傳統教育者則包括進士12人，舉人21人，生員及以上功名者若干。可見科舉雖廢，但並不意味著科舉功名的社會價值己完全喪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會尊重。因此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作為科舉時代仕進之階的舊功名仍然具有同等效用。另外，受過軍事教育的內閣成員有27人，他們之中多數曾在國外受訓，具有專門的軍事素養。
就專業來看，除軍事學外，受過法學訓練的人數要大大超過受過其他專業訓練的人數。而像文學這樣為傳統文人所愛好的專業，顯然己很難成為在政府謀職的手段。中國自古就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科舉廢除後，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成為官員選拔的主要來源途徑之一，因此士人紛紛進入學校，「學生以得官為求學之目的，以求學為得官之手段」其所選之專業則多為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於是學子們便競相而入法政學堂。據統計，1907年法政學堂的學生佔新學堂學生的44%，次年升至56%1909年則高達63%。即使在民初，「戚黨友朋馳書為子弟覓學校，何校？則法政學校也；舊嘗授業之生徒，求為介紹學校，何校？則法政學校也；報章募集生徒廣告，則十七八法政學校也」既然法科有利可圖，專門學堂便「注重法政而忽略他科，法政畢業者，每年不知若幹人，若工若醫則寥寥可數，由是而仕途擁塞，其他之業乃竟無人」重法政而輕文理不僅反映了內閣人員在專業構成上的不平衡性，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讀書人依然沒有擺脫傳統士人濃厚的「入仕」情懷。
家庭是一個人社會生活的起點，在教育資源並非免費的社會里，家庭出身的好壞往往會影響一個人今後的人生傾向和職業選擇。從表5來看，在117個內閣閣員中，出身官宦家庭者25人，書香門第者22人，商人家庭者10人，軍人家庭者5人，傳教士家庭者3人，醫生家庭者2人，地主家庭者1人，共計要佔內閣總人數的5812%良好的家庭出身，使得這些人不僅具備了從小就能接受教育的文化條件，亦具備了較好的經濟條件，這使得他們比那些貧家子弟更有機會享有成本並不便宜的教育資源，尤其是新式教育。
並非所有宦官、書香門第以及商人家庭出身者都家境富裕，亦有因父親早亡而家道中落者。從這些人的傳記資料看，即使是家境貧寒者，幾代一貧如洗者也極少，甚至連農民家庭出身者也不多見，多為「家道中落」者。而「家道中落」之原因多與他們少年失父有關。「因為中國長期是一個男權社會，父親是一個家庭的核心。父親早逝會給一個家庭（哪怕是原來的官紳之家）帶來幾無可阻的地位下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我們統計的13位早年喪父者中，有10人出身宦官、知識分子、地主及商人家庭。為什麼這些「家道中落'早年喪父家庭出身的孩子反倒能取得如此的政治地位呢？
謝泳先生在《中國文化中的「寡母撫孤」現象》中即提出，在中國，當一個家庭由盛而衰，或是發生作為家庭支柱的父親死去的事情後，這樣的家庭往往在寡居的母親支持下，拚命培養孩子讀書。對這些早年喪父家庭出身的孩子而言，因為能體會到母親的艱辛、世態的炎涼，往往更能發憤讀書，希望早日出人頭地，擺脫窘境。
從職業經歷來看，閣員在入閣前曾從事商業或金融業者為12人，擔任過大學校長或大學教授者為24人，做過記者、主筆、編輯者7人，從事過律師行業者6人，當過醫生者1人。顯然這是一個以大學校長或教授為主的專家內閣，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閱歷，使他們成為軍閥眼中最宜入閣的人物。可見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國家的轉變中，以道德化的儒學為要求的「賢人政治」正逐漸被以科學知識為要求的「專家政治」所取代。但是此時的「專家政治」與真正意義上的專家政治卻相去甚遠，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專家政治應該是科學支配權力，即社會政治問題都是本著科學精神來解決。而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專家亦不過是作為軍閥權力支配下的工具，成為軍閥裝點門面的裝飾品。
三、內閣閣員群體的社會構成與社會網路（下）
中國向來為倫理社會，以關系為本位，以地緣、血緣、學緣、姻親等關系為重要紐帶的人際關系成為社會關系中的重要內容。而在長期的專制統治中，人治色彩相當濃厚，因而以姻親、師生、僚屬、朋友、結拜兄弟、同學、同鄉為主要紐帶的傳統私人關系在中國政治生活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表6中展示的這樣一個復雜而又清晰的社會關系網路無疑是令人吃驚的。無論是在傳統社會還是近代社會，婚姻都是官場上官員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重要手段。顧維鈞因受到唐紹儀的賞識，在博士論文還未曾完成之時，便被唐推薦回國任總統府和國務院的英文秘書。與唐的三女唐梅結婚後，即開始在外交部工作，不久就升任參事。三十歲不到便開始了職業外交生涯。另一個著名的外交家施肇基也是因為年輕之時便被唐看中，「目為佳士，期以遠大，遂以其兄之女妻之。施、唐既聯姻婭，紹儀益善遇之，先後任英美使館隨員，後以道員指省直隸」。民國建立後，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於是便「引肇基任交通總長」孫寶琦為內閣總理之時，因顏惠慶是其妹夫，遂邀顏出任外交總長，但前任外交總長顧維鈞少年持重，深得曹錕信任，曹寧可放棄孫寶琦，也一定堅持要由顧執掌外部，孫寶琦只得改任顏惠慶為農商總長。1924年11月，段祺瑞復出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轉年便特任其內弟吳光新為陸軍總長，絲毫沒有避嫌之意。
友誼作為傳統社會關系的一種，雖然它的政治意義很難確定，但往往具有其他個人關系所不及的更大的政治力量。事實上，友誼是人們在長期生活、工作以及學習中形成的，作為一種感情上的聯系不僅十分主觀，這中間還會夾雜著其他各種關系。如王寵惠和羅文干就為同事兼朋友關系，1916年北洋政府成立修訂法律館，羅文干在該館就職，1918年7月在王寵惠手下任副總裁，在修訂刑法典過程中，他們兩人成為摯友，在此期間羅文干在北京大學任法學教授、法官訓練所講師。1922年9月20日王寵惠負責組閣，使羅文乾的前程發生突然的變化，王任命羅在有顧維鈞、徐謙等人參加的「好人內閣」中擔任財政總長，同時又兼任鹽務督辦，幣制局長。。陸征樣與顏惠慶則是朋友兼同鄉的關系，陸征樣在回憶錄中曾經指稱顏惠慶是他一生的「四大密友」之一。1910年，陸征樣從海牙回到北京，以清政府出使荷蘭大臣的身份與荷蘭駐華公使貝拉斯談判兩國互設領事的條約。顏作為外務部的代表亦參與此次談判，並與陸一見如故。兩人既是同鄉，又都篤信基督，長期的國外生活使他們有很多共同的語言。1912年陸在被任命為外交總長後，立即想到老鄉顏惠慶正可倚重。於是陸便向袁世凱提出三個條件，其中之一便是外交次長應為一位諳英文者，並提名顏惠慶。正是由於陸征樣的極力推薦，顏惠慶才得順利留任。1913年春，顏又經陸的推薦，出任中國駐德、意、丹三國公使。1920年8月，靳雲鵬二次組閣之時，周自齊出任新內閣的財政總長，陸征樣被任命為外交總長，但陸因為身體健康原因，拒不到任，於是周自齊和陸征樣都向靳雲鵬推薦顏惠慶，8月11日顏惠慶受命署理外交總長。
結拜兄弟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多為軍人與舊官僚所推崇。以段祺瑞與許世英為例。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派熊希齡組閣，許世英辭去司法總長職，經張錫鑾推薦任奉天民政長。這時段祺瑞有意結交許世英，在出關前，特邀他至段府，結拜為「盟兄弟」。他們同為安徽人，這次拜盟，對日後政治上的緊密結合，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果然，袁世凱死後，段祺瑞執掌閣摟，隨即引許世英掌內務。1924年11月，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轉年便任用許世英為國務總理.顯然段許的交往中實際還包含有同鄉關系，因此即使是結拜兄弟，我們也無法認定其政治關系是出自真正的友誼。結拜兄弟本身亦摻雜了諸多因素，其結拜的目的有時候也不僅僅是發自內心的情誼，亦有源於利益的驅使。如潘復與靳雲鵬的結拜兄弟關系中就摻雜了同鄉、姻親等關系。潘與靳同為山東濟寧人，後來又結為兒女親家。此外，還有一層更為特殊的關系，昔日靳母因家境困難，曾作過潘復的奶媽，從小撫育過潘復。1914年靳雲鵬加封泰武將軍銜，督理山東軍務，潘復乃登堂拜母，與靳家兄弟結為異姓弟昆之後，兩人在政治上的合作便日趨緊密，1919年11月，靳雲鵬受徐世昌之命組織內閣，推舉潘復作財政次長，自此潘復便正式步入北京政壇。1920年8月，靳雲鵬在其親家張作霖的推薦下，再度組閣，潘復仍為財政次長，並兼鹽務署署長。而當潘復作了國務總理以後，便有了「一個媽媽，奶出兩個總理的訛傳」。
學緣關系也是影響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內閣構成的重要因素。傳統意義上的學緣關系主要有「座主」與「門生」、同年等。科舉廢除後，這些關系亦失去了再生產的場域，但這一慣習卻一直保留著。費行簡在《民國十年腐敗史》曾談及此事：「前代文人重科第，因之師生誼篤，近則文官罕有此習，而移之於武人焉。大約科長科員等，非總長之門生、小門生，即次長之門生，非具淵源者，殆不得入門。」近代以來，隨著學堂、學校的興起，學緣關系又衍生為同校之校友、同班、同期之同學以及授業之恩師等。同校相親，畢業於同一學校的官員之間自然有著學緣上的聯系，他們在掌握了軍事力量和權力資本後，在選擇下屬時自然會想到任用與自己同校畢業的官員，所以正如布爾迪厄所言：「同窗之間的友情或者愛情，正是社會資本這一珍貴的資本類別在結構上呈現的一種最可靠、最隱秘的形式。」
僚屬與上下級亦是影響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內閣構成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而言，這種關系的形成，首先需要的是像陳志讓先生所說的一個具有「施恩能力」的領袖，只有施恩能力越大，才能更好地團結部下。顯然，軍閥更具有這方面的實力。因此，段祺瑞、曹錕、張作霖當政之時，其僚屬亦大量充斥於中央政府之中。段祺瑞經常對張國淦說：「中國如能用四人，則中國強矣」，張即問何人？段答曰：「吳光新、靳雲鵬、傅良佐、徐樹錚。」顯然中國官僚對自己的下屬總是特別關愛，但卻不免言過其實。
現代意義上的文官和古代士紳一樣，其交往方式正如許紀霖先生所言，「是以自我為中心，以熟人社會為半徑，以血緣、地緣和學緣關系為經緯。」盡管表中所列之人並不是全靠人際關系而得以進入內閣，但其重要性卻是不言而喻的。
四、結語
1919年胡適的老師杜威在訪華期間即觀察到：『任何軍閥擁有政權之時，北京政府必為其傀儡，受其玩弄。』並用其親身經歷加以說明：余曾一次親見總統與總理對於某將領大發雷霆，下令討伐，責其賣國之罪，且懸重金購其頭顱。曾幾何時，而又收回成命，將同樣處分反加諸原來擁有政權之軍閥。」這種「軍閥政爭，上無道揆」的局面，在杜威看來，實為中國當時真正的危機。
數年後，當北伐接近尾聲時，同是外人看中國，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HylGeoge）卻認為中國將來是很有希望的：「只要國民黨員能忠於他們偉大的先覺者——孫中山——的主義，努力於中國民族獨立的恢復和『Madainim』的革除，縱使他們能得勝利，外國的商人也無須恐慌。」北大教授朱鍥即注意到「Mandainim」一詞的特殊涵義，他認為這是一個特別適合中國的一個詞，因為「Maidaiim」是比較少見的一個字，「官僚政治」不足以代表它，因為這僅限於文職的一方面；軍閥政治」也不足以代表它，因為這僅限武職的一方面。Madaiim包括了軍閥政治（Miltiiim）和官僚政治（Burauac倆層涵義，含有「以官為家」的中國官吏的特性，以及一切舞弊營私、搜刮民財、位置私人等等官僚的屬性。以朱鍥對Maidaiim一詞的解讀來看，勞合。喬治所認為的希望的前提即要革除「軍閥政治和官僚政治」亦不無見地。
考察北洋政府的內閣群體，其樣本本身並不龐大。但就在這樣一個以軍人、政客、專家與名流構成的混合體中，卻存在著各種各樣復雜的社會關系，構建了一張關系復雜卻紋路清晰的社會網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多呈現「新瓶裝舊酒」的面相。因而在內閣這一新瓶中，裝的大多還是前清之舊官僚。在民主制的新外殼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系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盡管具有現代專門知識的專家參與內閣，體現了軍閥對於知識的尊重。但軍閥政爭、權力的私相授受，仍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態。正是因為如此，北伐不僅迎合了人民渴望統一的願望，更以「有道」而伐「無道」躍居正統，也許正是因此勞合。喬治才看到了中國將來的希望。然而1945年去世的勞合。喬治如果在1927年後，繼續關注國民黨政府政治實際形態的話，那麼他當年的希望也許就會變為失望了。

C. 上饒地區有那些偉人

吳芮、張潛、洪邁、朱熹、辛棄疾、姜夔、江永、蔣仕銓、詹天佑、方誌敏（十大歷史名人） 還有這些：陶侃 、王貞白 、陳康伯、 汪藻 、徐謙、 夏尚朴、 呂懷、 費宏、 胡居仁 、江永齊彥槐、 汪鈜、 洪邁等還有 歐陽自遠 楊惟義 黃家駟等院士
吳官正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陳國棟 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中顧委委員
陳 紅 電影演員 鄭雲福 革命烈士
李小婉 製片人、導演
周 勇 導演
謝維和 清華大學副校長
楊桂仙 贛劇演員
潘鳳霞 贛劇演員
方誌敏 無產階級革命家
朱 熹 南宋理學大師
姜 夔 南宋音韻學家
楊時喬 明朝官員
黃 道 無產階級革命家
陳 楨 動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黃家駟 醫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楊惟義 昆蟲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俞鴻儒 氣體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歐陽自遠 天體化學與地球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王文京 用友軟體創始人、董事長
張其德 贛東北蘇維埃政府領導人之一

十大歷史名人吳芮、張潛、洪邁、朱熹、辛棄疾、姜夔、江永、蔣仕銓、詹天佑、方誌敏。
更具體的
上饒為信美之郡，歷史悠久。古往今來，人傑名士燦若群星。江山代有名人出，尤以宋朝最為可觀。文臣武將、英雄豪傑各有所長，或以德才，或行操守，遺惠後人。史載「江西第一人傑」 吳芮，出生在余干縣鄧墩鄉五彩山。吳芮是吳王夫差的十世孫，秦時為番令（時市境大部分屬番邑即鄱陽），大膽革除弊政，輕徭薄賦，興修水利，鼓勵耕種，深得民心，被尊為「番君」。他為上饒的繁榮奠定了最先的基礎。今婺源縣鎮頭仍存有其墓葬。東晉開國名臣 陶侃，以孝廉舉官，受母訓勤政為民，惜時節物，雖位極人臣卻始終廉潔奉公，千百年來一直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典範，其事跡家喻戶曉，流傳甚廣。其母因教子有方，被列為中國古代四大賢母之一，其故鄉鄱陽鎮今仍存有陶母「截發留賓」的故事遺址。唐朝「茶聖」 陸羽，在上饒客居三年，卻在全市各地留下了茶文化遺跡，也因他著述的《茶經》的介紹，使「婺綠」茶為天下所知。由他首創的茶文化，至今對上饒乃至世界仍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
南宋著名理學大師 朱熹，祖籍婺源，在上饒著書講學、種樹掃墓、整修家譜、游覽題詞，蹤跡遍布全市。以他的事跡和名字命名的景點無以計數。因他的大力倡導及親臨講學，上饒成為書院之鄉，幾乎取代了官學。江西古代四大書院，上饒就佔了三所（包括貴溪），僅朱熹講過學的書院就有20多所，這在國內其它地方是不多見的。由他主辯的「鵝湖之會」，開學術「會講」辯論之風，成為中國書院教育的重要教學方式。他對上饒教育事業的貢獻，大概僅次於孔子。宋代名將、愛國詞人 辛棄疾，是南宋文才武略兼具的民族英雄和詞傑，他為官政績卓著，作詞慷慨激昂，是封建官僚文人中不可多得的才子英傑。在客居上饒的20餘年間，他以上饒風物為背景，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詞作，讀來跌宕起伏，盪氣回腸，處處閃爍著愛國主義激情和憂國憂民之心。他一生留下詞作629首，其中355首作於上饒。辛詞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也是上饒人的驕傲。南宋音韻學家 姜夔，鄱陽城郊人，一生困頓未仕，但在詩詞、音樂、書法、鑒賞、文學理論上均造詣極深，尤其是音樂詞曲的卓越成就，使他成為世界史上罕見的集多種藝術於一身的文學大家，受到眾多大文豪的特別推崇。國際天文學會以姜夔的名字給水星的環形山命名。愛國名臣 洪皓，與其三子 洪適、洪遵、洪邁被稱為南宋「洪門四子」，均有卓越政績和文名，文學領域內各有建樹，尤以 洪邁著述最豐，涉獵最廣，最負盛名。其著作內涵極為豐富，涉及到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甚至醫卜。代表作《容齋隨筆》包羅萬象，堪稱網路全書，為毛澤東生前最愛。宋孝宗帝、大文豪陸游、魯迅等都有高度評價。民族英雄、愛國詩人 謝枋得，宋末元初弋陽人，著名的軍事家、文學家。與文天祥為同科進士，同是主戰派，同樣毀家紓難，誓死不降。他在亂世之中所表現出的民族氣節和英雄氣概，一直是國人愛國主義教育的典範。宋代亂世出名臣，如余干籍丞相 趙汝愚、弋陽籍丞相 陳康伯、廣豐籍名臣 施師點、上饒縣籍名臣 徐元傑等，均為治國定邦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玉山籍吏部尚書 汪應辰，「肅吏道，革時弊」，才學品德滿朝文武無不服。朱熹評其「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為榮」。被宋徽宗譽為「江左二寶， 胡伸、汪藻」的胡伸，婺源籍。 汪藻德興籍 ，翰林學士，為官清正，著述甚豐，所著《浮溪集》60餘卷，其中36卷和《浮溪文萃》15卷收入《四庫全書》。曾撰《靖康要錄》16卷，評記宋金和戰等重大史事，後人撰史多取材於此，對史學多有貢獻。此外，還有貶居玉山的唐代丞相、著名宮廷畫家閻立本，貶知饒州太守的北宋名臣、文學家范仲淹等，雖為客籍，但在上饒勤政勉學、政績頗著，留下許多逸聞趣事，活動遺跡至今尤存。

明清時，上饒出了一些頗有遠見的政治家、文學家、科學家、教育家。明婺源籍吏部尚書 汪鋐，第一個在國內提出「師夷制夷」，引進西方先進武器，整頓海防，第一次擊退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清鉛山籍著名文學家 蔣仕銓，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專修官，以戲曲、雜劇著稱。他用史官的獨特眼光，以史為詩，以曲為史，反映社會疾苦，是中國史上屈指可數的戲曲名家，為中國戲曲事業發展做出卓越貢獻，被譽為「清代第一家」。清代名宦、天文學家 齊彥槐，婺源沖田人，官至蘇州知府。勤政惠民，人稱「齊青天」。工書法、善詩文，通曉天文水利科技。所制天文儀，世所未有，精微之極。還發明了水車，造福農民。還有終身布衣的理學家、教育家 胡居仁(明．余干籍)、 江永（清．婺源籍），及淡出官場、置身教育的 婁諒、婁性父子（明．信州籍），均為著作等身的著名學者。江永著述260餘卷，收入《四庫全書》170餘卷，16種被清廷定為經國治學必讀之書。清末鐵路工程師 詹天佑，婺源廬坑人，主持修建了中國自建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西方驚嘆世界奇跡，被譽為「鐵路之父」，周恩來稱其為「中國人的光榮」。
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境內涌現了 方誌敏、黃道等一大批傑出的無產革命家，在橫峰縣葛源創建了閩浙贛省革命根據地，鼎盛時期，蘇區范圍包括贛東北18縣、閩北6縣、浙南3縣、皖南7縣共34縣，游擊區地跨閩、浙、皖、贛四省邊界52縣，總人口達數百萬，並創建了著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和第十軍團，成為全國六大根據地之一，曾被毛澤東稱為「方誌敏式根據地」，葛源也一度成為著名的「紅色省會」。共和國成立後，上饒籍人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的有動物學家 陳楨，著名醫學家 黃家駟、昆蟲學家 楊惟義、氣體動力學家 俞鴻儒，天體化學與地球化學家 歐陽自遠等10餘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里，以輝煌業績書寫著上饒的春秋。

江西籍中國科學院院士40位

（01）吳有訓（1897－1977）江西高安人，世界著名物理學家和教育家，中國現代科學先驅，中國物理學界「四大名旦」之一，中國物理學會特設「吳有訓物理學獎」。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02）余瑞璜（1906－1997）江西宜黃人，物理學家，生前歷任西南聯大、清華大學教授，吉林大學物理系主任、一級教授和吉林省人大副主任。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03）饒毓泰（1891－1968）江西臨川人，物理學家和教育家，中國物理學界「四大名旦」之一，中國物理學會特設「饒毓泰物理學獎」。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04）吳學周（1902－1983）江西萍鄉人，物理化學家。1948年當選為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05）楊惟義（1897－1972）生於江西上饒，昆蟲學家，生前歷任江西農學院院長、教授和中國科學院江西分院副院長。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06）吳征鎰1916年生於江西九江，植物學家，現任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07）陳楨（1894－1957）祖籍江西鉛山，被譽為「一代宗師」的動物遺傳學家。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08）黃家駟（1906－1984）江西玉山人，享譽中外的醫學家和醫學教育家，中國胸外科學奠基人，生前長期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09）盛彤笙（1911－1987）江西永新人，獸醫學家，生前任江蘇省農業科學院一級研究員。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10）程孝剛（1892－1977）江西宜黃人，機械專家，解放前夕曾任上海交大校長、教授，解放後任上海交大副校長、教授。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11）蔡方蔭（1901－1963）江西南昌人，建築工程專家，生前歷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土木工程系主任、教授。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12）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傑出的文史學泰斗和學界大師。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導師」之一。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13）郭大力（1905－1976）江西南康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和廈門大學原校長王亞南在中國最早翻譯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14）鄧稼先（1924－1986）祖居地江西波陽，生於安徽懷寧，著名核武器理論和理論物理學家，中國核武器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被贊譽為「兩彈元勛」。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5）吳式樞1923年生，祖籍江西宜黃，理論物理學家，現任吉林物理系名譽系主任、一級教授。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6）陳述彭1920年生，江西萍鄉人，地理、地圖和遙感應用學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2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95年當選為歐亞國際科學院院士。
（17）劉恢先（1912－1992）江西萍鄉市蓮花縣人，結構工程和地震工程專家，生前歷任清華大學教授和國家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研究員。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8）徐采棟1919年生，江西奉新人，有色冶金物理化學專家，歷任貴州科學院名譽院長、教授，貴州省副省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潘際鑾1927年生，江西瑞昌人，焊接專家，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和南昌大學名譽校長、教授，曾任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機械繫主任以及南昌大學校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0）王梓坤1929年生，祖籍江西吉安，數學家（概率論專家），曾任南開大學教授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數學系教授。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1）胡仁宇1931年生，祖籍江西玉山，「兩彈一星」功臣，實驗核物理學家，現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長、研究員。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2）熊大閏1938年生於江西吉安，祖籍江西南昌，天體物理學家，現任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3）江元生1931年生，江西宜春人，物理化學和理論化學家，曾任吉林大學教授，現任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4）陽含熙1918年生，江西南昌人，森林生態和植物生態學家，現任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研究員。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5）游效曾1934年生，江西吉安人，無機化學家，現任南京大學配位化學研究所所長、教授。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6）歐陽自遠1935年生於江西吉安，祖籍江西上饒，地球化學與天體化學家，現任中國月球探測工程首席科學家。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7）楊叔子1933年生，江西湖口人，機械工程專家，現為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8）俞鴻儒1928年生，江西廣豐人，氣體動力學家，現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9）高鎮同1928年生，祖籍江西都昌，疲勞和可靠性設計專家，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固體力學所所長、教授。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0）黃克智1927年生，江西南昌人，現任清華大學工程力學所所長、教授。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1）謝光選1922年生，江西南昌人，「兩彈一星」功臣，液體戰略導彈和運載火箭專家，「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總設計師和地地中近程導彈總體主任設計師。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2）鄧從豪（1920－1998）江西臨川人，物理化學家，生前曾任山東大學校長、教授。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3）徐性初1934年生，江西南昌人，精密機床設計及工藝專家，現任北京機床研究所教授。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4）簡水生1929年生，江西萍鄉人，光纖通信技術和電磁學專家，現任北方交通大學光纖技術研究所所長、教授。199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5）徐建中1940年生於江西吉安，工程熱物理學家，現任中國科學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研究員。199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6）林皋1929年生，江西南昌人，水利工程及地震工程專家，現任大連理工大學教授。199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7）劉高聯1931年生，江西奉新人，工程熱物理專家，現任上海大學，上海應用數學和力學研究所教授。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8）朱中梁1936年生，江西南昌人，電信專家，現任西南電子電訊技術研究所研究員。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39）溫詩鑄1932年生，江西豐城人，機械設計與理論專家，現任清華大學教授。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40）黃春輝女，1933年生，祖籍江西吉安，無機化學家，現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200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江西籍中國工程院院士10位
（01）劉天泉（1927－2000）江西萍鄉人，采礦專家，生前任煤炭科學研究總院高級工程師，1994年當選為首屆中國工程院院士。
（02）周鏡1925年生於江西南昌，岩土工程專家，現任鐵道部科學研究院研究員，1994年當選為首屆中國工程院院士。
（03）袁隆平1930年生，祖籍江西德安，「世界雜交水稻之父」，作物育種專家，現任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04）鍾掘女，1936年生於江西南昌，冶金機械專家，現任中南大學教授，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05）朱伯芳1928年生，江西余江人，水工結構專家，現任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高級工程師。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06）艾興1924年生，江西東鄉人，切削加工和刀具材料專家，現任山東大學教授，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07）劉友梅1938年生，江西上饒人，電力機車專家，現任湖南株洲電力機車廠高級工程師，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08）邱定蕃1941年生，江西廣昌人，有色金屬冶金專家，現任北京礦冶研究總院副院長、高程工程師。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09）曾慶元1925年生，江西泰和人，橋梁工程專家，現任中南大學教授，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10）程書鈞1939年生於江西玉山，腫瘤醫學家，現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協和醫科大學腫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鷹潭市委台辦曉凡摘）

D. 徐謙的介紹

徐謙，男，1981年10月出生，現為江蘇大學副教授。

E. 李大釗在獄中的故事

李大釗，字守常，河北省樂亭縣人，生於1889年10月29日。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政治經濟。1913年冬，李大釗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當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斗爭，他起草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的通電迅速傳遍全國，他也因此成為舉國聞名的愛國志士。1916年李大釗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和演說。他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發表了《新紀元》、《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幾十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0月，在李大釗發起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建立。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在黨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當選為中央委員。
1926年3月，李大釗領導並親自參加了北京人民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的斗爭。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製造了「三·一八」慘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釗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繼續領導黨的北方組織堅持革命斗爭。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闖進蘇聯大使館駐地，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人。李大釗備受酷刑，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4月28日，軍閥不顧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和譴責，悍然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殺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38歲。

F. 「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歷史是怎樣被閹割的

獨力自主易控本年牙祭

G. 紀念劉和珍君寫了誰

紀念劉和珍君寫了愛國青年（猛士，苟活者「我」）；反動派（當局者，流言家，有惡意的閑人）；麻木的民眾（庸人，無惡意的閑人）這三類人。

文章簡介：
《記念劉和珍君》是民國時期文學家魯迅收錄在《華蓋集續編》的散文。原文於1926年4月12日發表在《語絲》周刊第七十四期。劉和珍是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慘案」中遇害，年僅22歲。魯迅先生在參加了劉和珍的追悼會之後，親作《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追憶這位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學生，痛悼「為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歌頌「雖殞身不恤」的「中國女子的勇毅」。
創作背景：

《記念劉和珍君》一文寫於三一八慘案之後。1926年3月，奉系軍閥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進兵關內，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同奉軍作戰。日本帝國主義公開援助奉軍，派軍艦駛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開炮自衛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事後，日本認為國民軍破壞了《辛丑條約》，與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國公使，於16日向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等種種無理的要求，並限令48小時內答復，否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派軍艦雲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脅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國共兩黨開會，徐謙以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校和群眾團體在天安門集會。3月18日，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與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懸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前橫幅上寫著「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來到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出來見面。段祺瑞擔心局勢失控，命令執政府內的預伏軍警以武力驅散遊行隊伍，結果造成當場死亡47人，傷200多人的慘劇。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劉和珍、楊德群。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段祺瑞執政府用嫁禍卸責的手法，反誣徐謙等人假借「共產學說」謀亂，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煜瀛、顧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驊、蔣夢麟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張作霖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及報館等，大肆查禁進步書刊，搜捕進步人士。4月26日清晨邵飄萍於被秘密處決，北京大學教授朱家驊、代校長蔣夢麟等遁入六國飯店再秘密離京。李大釗、徐謙、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京報》館和一批進步報刊被查封。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劉清揚。3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斗，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著又怎麼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這起事件直接導致段祺瑞政府倒台。魯迅先生在參加了劉和珍的追悼會之後，親作《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追憶這位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學生，痛悼「為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歌頌「雖殞身不恤」的「中國女子的勇毅」。

H. 徐謙的個人經歷

英譯名George Hsu。現代著名法學家、政治活動家、民國政要。字季龍，晚年自署黃山樵客。安徽歙縣徐村人，生於江西南昌。
1903年，應試及第，成為光緒朝進士，進入翰林院仕學館攻讀法律。
1907年，畢業以後，先後任翰林院編修和法部參事職務，主持制訂全國的新式法律。
1908年，任京師地方審判廳廳長、京師高等審判廳檢察長。
1910年，徐謙同許世英赴華盛頓參加國際司法會議，並考察了英、法、德、俄等國的司法制度。中華民國成立後，
1912年03月，任內閣司法部次長。
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等5團體正式改組為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出席並 與閻錫山、張繼、李烈鈞、胡瑛、王傳炯、溫宗堯、陳錦濤、陳陶遺、莫永貞、褚輔成、松毓、楊增新、於右任、馬君武、田桐、譚延闓、張培爵、沈秉堃、王善荃、姚錫光、趙炳麟、柏文蔚、孫毓筠、景耀月、虞汝鈞、張琴、曾昭文、蔣翊武、陳明遠一起被推舉為參議。
1913年04月27日，發表名文《布告國民》，鼓吹武裝反袁。此後去上海，加入了基督教聖公會，並發起組建全國基督教救國會。
1917年，南下廣州，任孫中山廣州軍政府秘書長。
1919年，以觀察員資格參加巴黎和會，回國後，被聘為天津《益世報》主編。
1921年，任孫中山政府最高法院院長。
1922年，任北京政府王寵惠「好人內閣」司法總長。
1923年，任嶺南大學文學系主任，並創辦了《評議日報》。
1923年，應馮玉祥之聘進京，任中俄庚款委員會主席，同李大釗成為戰友。
1926年，隨馮玉祥訪問蘇聯，回國後，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兼廣州國民政府司法部長。
1927年03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徐謙當選為中央常委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
武漢政變發生後，徐謙受到汪蔣兩派的排擠，被迫辭去一切職務，寓居香港，重開律師生涯。
抗日戰爭爆發時，他懷著一腔救國熱情回到內地，任國防委員會委員。還曾任國民黨北京分部主任、福建國民政府委員等職。
1940年09月26日病逝於香港。
徐謙一生為中國現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竭心盡力，貢獻頗大。

I. 想知道覺悟社跟哪些歷史事件有關

如火如荼的愛國學生運動，使人們的思想發生著急遽的變化，一批先進青年由於共同的覺悟，共同的使命走到了一起，他們志同道合為著拯救處於危難之中的祖國而奮力拚博，歷史忠實地記下了他們的光榮業績。一九一九年九月二日，周恩來和郭隆真、張若茗、諶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車從北京返津。

這些凱旋的戰士們，還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經受了患難考驗的戰斗友誼和沸騰在他們心裡的愛國熱情，使他們興奮不已，熱烈地交談著。以前，由於封建習俗的束縛，男女學生不能在同一個團體中活動，天津的愛國學生運動分成了以南開學校、高等工業學校等男校為主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和以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為主的「女界愛國同志會」兩大團體。他們雖然也在斗爭中彼此支持，但是由於封建觀念的束縛，沒有在一起聯合行動過，更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形勢的發展，使他們感到兩大團體的聯合已是勢在必行。

在急馳的列車上，幾位學生代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認真的醞釀和討論。郭隆真提出，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應當緊密合作，成為天津愛國學生運動的核心。張若茗提出將兩個團體合並起來。周恩來進一步主張：學習北京的經驗，從兩個團體中選出一些骨幹分子，組成一個比學聯等更嚴密的團體，從事科學和新思潮的研究，並出版一種刊物，成為引導社會的先鋒。

周恩來的這個提議，得到大家的贊同。

回到天津，周恩來就和兩個組織的骨幹分子進行籌備工作，他奔走於兩個組織之間，和持有各種觀點的同學交換意見，求同存異，統一思想。經過十多天的准備，建立一個新的團體的計劃終於確定了。這個團體是一個最初由二十人組成的嚴密組織，定名為「覺悟社」，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會員各十人。他們中有周恩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張若茗、李毅韜、諶志篤、諶小岑、潘世綸、李錫錦、關錫斌、李震瀛等，「覺悟社」成員中有在天安門前指揮請願學生和反動當局進行斗爭的學生領袖，有在愛國運動中涌現出來的理論家、宣傳家，有在與反動軍警搏鬥中流血負傷的中幗豪傑，實際上，覺悟社已經成為天津愛國學生運動的總指揮部。九月十六日，在草廠庵天津學聯辦公室召開了覺悟社成立大會，周恩來被推舉為會議的主持人，並負責起草覺悟社宣言。會議決定出版一本不定期的小冊子——《覺悟》，由周恩來擔任主編。覺悟社作為一個嶄新的團體，沒有設置會長、秘書之類的職銜，組織上實行委員制，本著分工負責的精神，將內部工作分為數類，由全體社員分擔。為了斗爭的需要，社員的姓名對外不公開，而用抽簽的辦法，以號取名，用以作為通信的代號或發表文章的筆名。這便是周恩來「伍豪」（五號）、鄧穎超「逸豪」（一號）筆名的由來。

周恩來為覺悟社起草了《覺悟的宣言》，闡述了覺悟社的宗旨和任務，其中寫道：「『覺悟』的聲浪，在二十世紀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厲害。我們中國自從去歲受歐戰媾和的影響，一般稍具普通常識的人，也隨著生了一種很深刻的覺悟：凡是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他為應該鏟除應該改革的。有了這種『覺悟』，遂醞釀成這次全國的『學潮』，沖動了全國的學生界，人人全想向『覺悟』方面走。」他還寫道：覺悟社的目標是「本著反省、實行、持久、奮斗、活潑、愉快、犧牲、創造、批評、互助的精神，求適應於『人』的生活——做學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業。抽象的話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周恩來提出，發揚宗旨的辦法有四種：一、取公同研究的態度，發表一切主張；二、對社會一切應用生活，取評論的態度；三、介紹社外人的言論——著作同講演；四、灌輸世界新思潮。在這篇宣言的最後，周恩來充滿激情地寫道：「我們的決心就是齊心努力向『覺悟』道上走，同時也盼望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向『覺悟』道上走。努力！奮斗！一步步的『覺悟』，一步步的『進化』。『覺悟』無邊無止，『進化』無窮。」〔31〕覺悟社成立後的第一個活動，是請北京大學教授、五四時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到覺悟社講話。那是九月二十一日，覺悟社成立後的第五天，李大釗來到覺悟社，和社員們親切交談。周恩來詳細地介紹了覺悟社的情況，李大釗對覺悟社不分男女的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贊成。他建議大家好好閱讀《新青年》和《少年中國》上的進步文章，分類研究各種學術問題。

李大釗和周恩來等談了很久，才依依惜別。除李大釗外，覺悟社還請了許多專家學者來社演講，其中有徐謙講《救國問題》，包世傑講《對於新潮流的感想》，周作入講《日本新村的精神》，錢玄同講《研究白話文學》，劉半農講《白話詩》等。

覺悟社還召開各種問題的討論會，題目先後有：學生的根本覺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讀主義等。討論的方法有全體會，分組會；有報告，有批評，也有「懺悔」（就是自我批評）。當時，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在中國還沒有出版，只有《新青年》等刊物登載過一些介紹文章。覺悟社的社員雖然有改造社會的強烈願望和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處於比較幼稚的啟蒙時期，很少有人像周恩來那樣在日本已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鄧穎超後來生動地描述到這種情況，她說：「五四運動是思想解放運動。

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時的思想，受到長期禁銅，像小腳婦女把腳裹住，放開以後，不知怎麼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時是百家爭鳴，各種思潮都有。」〔32〕「當時我們的思想還處於啟蒙時期，就是說還不明確，不肯定，思想還在變動著，發展著。」〔33〕周恩來和他的戰友們就是這樣在眾多的新思潮中艱難地尋找科學的真理。據有人回憶，由於周恩來敏銳的思想、深邃的觀察力以及出色的組織才能，使覺悟社的討論會總是風趣盎然，引起了社員們極大的研究興趣。

由周恩來主編的《覺悟》雜志於一九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第一期。這本雜志大三十二開，一百餘頁，將近十萬字。第一期上發表了周恩來撰寫的三篇文章和五首白話詩。其中《覺悟》一文實際上是該刊的發刊詞，僅六百餘字，但論述精闢，言簡意賅。文中寫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能夠「覺悟」，一切生物不能夠「覺悟」。「覺悟」的起點，由於人能夠知道自己。因著覺悟，遂能解決人生的人格、地位、趨向，向進化方面求種種適應於「人」的生活。周恩來認為，覺悟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進化過程，覺悟的人，必定是不滿意現狀，去另闢一條新道，接續不斷的往前走，去求無窮的進化。

在《死人的享福》一詩中，周恩來用質朴的語言抒發了對勞動人民的熱愛之情。全文如下：死人的享福（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西北風呼呼響，冬天到了。

出門雇輛人力車，車夫身上穿件棉袍，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著嫌冷，他穿著卻嫌累贅；脫下來放在我的腳上，我感謝他愛我，他謝謝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活人的勞動！死人的享福！《覺悟》出刊後，受到各界的熱烈歡迎，上海《新人》雜志評價道：「《覺悟》內討論的問題全是長篇而有秩序，為現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覺悟》第二期准備了四十餘篇稿件，內容更加豐富，本擬二月二十日出版，但由於「一·二九」事件發生，周恩來被捕入獄，因而未能付印。

覺悟社的一系列活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注意，北京、上海等地的進步報刊稱覺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會員是天津學生界最優秀、純潔、奮斗、覺悟的青年。……他們抱定了時時覺悟、刻刻覺悟的決心，所以取名叫覺悟社。」一九二○年一月，覺悟社發動青年學生開展反對中日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貨的斗爭，周恩來、郭隆真等遭反動當局逮捕，同年七月，周恩來等人出獄。在李大釗的指導和支持下，覺悟社一部分成員於八月間赴法國勤工儉學，覺悟社的主要成員以後大部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五四運動中，周恩來等人創建的覺悟社，以追求真理、不屈不撓的戰斗姿態，沖鋒陷陣在反帝愛國運動的急流中，它猶如一道閃電，刺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世界，給古老的中國帶來希望之光，它的光輝業績，已載入五四運動的史冊。它的戰斗精神，永遠激勵著中國青年奮勇前行，正如《覺悟社社員歌》所唱的那樣：「世界潮流，洶涌澎湃，來到中華地，社會革命，階級斗爭，大家齊努力。二十幾個同志，大家攜手作先驅，奮斗、犧牲是精神，推翻惡勢力！」

J. 徐謙是北京大學教授嗎

北大多年前有個學生，叫這個名字。老師中，似乎沒有這樣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