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罵蔣介石

① 魯迅為什麼從不罵蔣介石

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一生嫉惡如仇，被他罵過的人不計其數，涵蓋政界、軍界、學界等各個領域。但鮮為人知的是，在魯迅的一生中，對於當時最大的反動派蔣介石卻從來沒有罵過，甚至連一句批評的話都沒有。這是怎麼回事呢？

說起來，魯迅與蔣介石也頗有淵源，第一，兩人都是浙江老鄉，一個紹興，一個奉化，兩地相隔不到300里。在近代史上，這兩人一文一武，絕對是名聲最大、影響最廣的浙江人。

1930年2月13日，魯迅與郁達夫、柔石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號召爭取言論自由，結果遭到了國民政府的通緝。不過，很有意思的是，這份通緝令公布了長達七年的時間，魯迅的行蹤也並不神秘，卻始終都沒有被抓起來。

很多人分析說，這是因為魯迅的威望太高，國民黨反動派不敢下手。其實這個解釋並不能成立。在當時，國民黨反動派暗殺的大人物還少嗎？比如史量才，上海《申報》的總經理、總主筆，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絲毫不在魯迅之下，卻仍然被國民黨暗殺了。

實際上，魯迅之所以屢屢化險為夷，只是因為蔣介石對他的欣賞。

1930年12月，有人曾向蔣介石告密說：「現在教育部里的特約編輯周豫才，就是魯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對你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和頭子，也就是浙江省國民黨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在案的那個人。」

但蔣介石不但沒有派人抓他，反而想拉攏他：「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

不過，蔣介石的主動示好，遭到了魯迅的拒絕。但是，魯迅也深知，蔣介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在文章中，魯迅從來不指名道姓地指責蔣介石。

說到底，魯迅先生並不只是一個一往無前的鬥士，更是一個懂得迂迴、懂得避讓的戰略高手。正如當年拒絕執行暗殺任務一樣，魯迅絕不會做這種無謂的犧牲。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後，蔣介石派上海市長吳鐵城去靈堂祭奠，並以蔣介石的名義敬獻了花圈，表達了對這位浙江老鄉的敬意。

② 陳修良：潛伏南京3年未暴露，成功策反蔣介石御林軍，91歲離世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南京和平解放後，毛主席寫下了一首氣勢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配合這首詩一起宣傳的，還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油畫《424晴空萬里·南京1949》。

「424 」是南京和平解放的日子，1949年4月24日，「晴空萬里」的意思，代表的是南京城不是攻打下來的，沒有經過戰火的硝煙，而是一片祥和的晴空萬里。站在總統府樓頂的人，有的穿著解放軍制服，有的穿著國民黨陸海空軍制服，有的穿著西裝，還有的穿著長衫。

在南京解放時，之所以會形成這樣一幅各類群體集合在一起的祥和畫面，就要歸功於站在畫面最前面的這位穿著白色旗袍的中年女子，她就是當時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與陳修良握手的，是負責攻打南京的解放軍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渠將軍。

陳修良是我黨 歷史 上最著名的紅色特工之一，她有勇有謀，深入龍潭虎穴，在蔣介石的眼皮子底下潛伏3年未被發現，成功策反了國民黨空軍、海軍、御林軍起義，為南京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馬功勞。

1

人生如戲，如果把陳修良的人生看作一部電影的話，這部電影的劇情則顯得格外跌宕起伏。陳修良1907年出生在寧波一個富裕的商人之家，1907年，正是鑒湖女俠秋瑾犧牲的那一年，陳修良的母親袁玉英（後改名為陳馥）是一個思想開明的女子，她非常佩服秋瑾的俠肝義膽、視死如歸，經常給小時候的陳修良講女英雄秋瑾的故事，年幼的陳修良的心裡，因此種下了一顆民族大義的種子。

陳修良還有一個孿生姐姐，父親在她們很小的時候就得了一種怪病去世了，母親袁玉英才19歲就守了寡，一人操持家務，獨自將兩個女兒培養成人。袁玉英讀過書，親自教女兒讀書識字，為的就是讓她們掌握主導自己人生的本領，不要再像那個年代的大多數女子一樣，一輩子固守籠中，做別人的玩物。

陳修良能夠有後來的成就，與母親的悉心培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陳修良6歲時，母親就給她請了一個留學日本的醫生當老師，只為打開孩子的視野，當陳修良得了肺結核時，母親又帶著她去看西醫、拍片子，讓她的病得到了及時的治療。

陳修良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1922年，15歲的她考進了寧波女子師范，在學校里，各科學業成績都非常優秀的陳修良很快就成了學生中的領袖人物，還領到了五卅運動。原本考進師范學校，陳修良是想畢業後當一名教員，藉此養家糊口，但在當時民不聊生、軍閥混戰的黑暗 社會 現實下，這樣簡單的願望也成了無法實現的奢望。

秋瑾為了革命犧牲的故事一直激勵著陳修良，為了繼承前人遺志，讓黑暗的 社會 重見天日，陳修良毅然放棄了做賢妻良母的平淡人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當中。她先是擔任共產黨女創始人向警予的秘書，之後又在向警予的介紹下入黨。1927年至1930年，陳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了3年，回國後長期在上海等地從事地下工作。

1946年5月5日，南京城內的大街小巷，都掛著青天白日旗，蔣介石風光地舉行了還都大典，作為國民黨的首府，這里的特務統治更是嚴密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對於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南京，蔣介石自信滿滿地稱之為「鐵桶一般的城市」。

蔣介石說南京是一個鐵桶，絲毫沒有誇張的成分，要滲入其中可以說是難於登天，當時的南京，總人口只有90多萬人，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就有11萬多人，佔了九分之一，國民黨的軍統、中統和國防部的專職特工加起來有1萬多人，在大街上隨便看到的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國民黨的便衣特務。一邊在重要關口進行嚴密盤查，一邊在街頭巷尾跟蹤監視，當時南京地下黨的工作可以說是危機四伏、舉步維艱。

為了應變復雜的戰斗格局，共產黨從1922年開始在南京建立地下黨組織，在這樣一個龍潭虎穴當中潛伏，二十多年來，付出的流血與犧牲是無法想像的，南京地下黨先後遭到了8次毀滅性打擊，前八任南京市委書記都英勇犧牲在了南京雨花台，1946年在南京僅剩下了200多名地下黨員，繼續和國民黨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

然而群龍無首，誰來出任下一任南京市委書記？這是一項異常艱巨又責任重大的任務，深入虎穴當中，既要能夠機警地保存自己，又要能抓住時機，在恰當的時候給國民黨的心臟以致命一擊。

時任中共華中局副書記的譚震林想到了地下工作經驗豐富的陳修良，1946年3月，在江蘇淮安新四軍根據地的一間普普通通的農舍里，譚震林、陳修良，還有陳修良的丈夫沙文漢，三個人一起進行了一場看似普通卻意義重大的談話。

譚震林開門見山地說道，南京有長江天險，隔江領導南京工作有諸多不便，組織決定重新成立南京市委，由陳修良同志擔任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由此成了中共 歷史 上第一位大城市的女市委書記。

作為一個長期進行地下工作的老黨員，陳修良對南京的嚴峻形勢比誰都更清楚，但是聽到這個任命的時候的，她的臉上卻依舊是平靜如水，似乎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備要去啃下這塊硬骨頭。看到陳修良表情從容，什麼話都沒有說，作為上級的譚震林知道這個任務的難度，又關切地問了她一句：「修良同志，對於這個任務，你覺得有什麼困難，盡管提出來，組織上能幫助的都會盡量幫助。」

陳修良回答的話語，聽起來聲音充滿了女性的溫柔，但言辭之中體現出來的卻是多少男子漢也自愧不如的堅毅和果敢：「困難當然是會有很多的，但提出來也沒有用，只能到了南京之後再一個一個地去解決了。」

1946年4月，在奔流不息的長江邊上，沙文漢和妻子陳修良道別，春日裡的習習江風吹拂在人的臉上，是溫暖舒適的，但沙文漢和陳修良的心裡，卻是久久難以平靜，陳修良想起了千年前易水畔為燕太子丹刺秦王、與好友分別的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即將深入蔣家王朝老巢的陳修良，和當年的荊軻一樣，無疑是「探虎穴兮入蛟宮」，她的心裡早已將個人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做好了隨時犧牲的准備。臨別之際，沙文漢和陳修良之間，並沒有小兒女之態的哭哭啼啼。

對於巾幗不讓須眉的妻子，沙文漢寫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詩為她踐行：

面對即將到來的九死一生的斗爭環境，夫妻兩個人的心態是一樣的堅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到了南京的第一步，就是要成功隱藏自己。陳修良從外表到身份，都完全換了一個人，她脫下了軍裝，穿上了旗袍，搖身一變，從一個革命隊伍里的女戰士，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南京市民。當時的陳修良，已經是年近40歲的中年婦女，她身形清瘦，長著一雙單眼皮的小眼睛，高高的顴骨，不施粉黛，穿著樸素，走在人群中，也不會有人去注意她，更不會有人多看一眼。

在與別人的交談中，她說自己是從淮安到南京來做生意的，以姑媽的身份，借住在了一個姓張的侄子家中，誰也不會想到，就是這樣一個平時愛好打麻將的姑媽，暗地裡卻在南京城掀起了一場風暴。

在艱巨的任務面前，陳修良舉重若輕，到南京後做的最重要就是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建立情報系統，由盧伯明擔任負責人，第二件事是建立策反系統，負責人是丈夫沙文漢的弟弟沙文威，這兩個系統的負責人，與陳修良之間都是單線聯系。

一天，陳修良去隱藏在南京的地下黨員方休的家中討論工作，方休的公開身份是小學老師，陳修良一進門，方休趕緊告訴他，妻弟現在正住在他的家中，他是軍統的特務，說話要小心隔牆有耳，讓陳修良這段時間最好少來他家裡。

但陳修良的想法卻恰巧相反，這是個好消息，方休的妻弟是負責電台工作的，說不定能從他身上挖出什麼有價值的重要情報，於是讓方休多加註意。沒過多久，陳修良再次來到方休家裡，方休的妻弟剛好出差了，卻把手提包忘在了家中，方休發現裡面竟然有一包軍事密碼，陳修良拿過來一看，大喜過望，這正是黨中央極其需要的國民黨軍事密碼。

陳修良趕緊對方休說，自己要將密碼本借出去用一下，方休點頭應允，並囑咐陳修良：「下午一定要將密碼本送回來，因為妻弟馬上就要回來了。」 陳修良將密碼本帶回去交給了盧伯明，盧伯明與助手連續趕工3個小時抄完了密碼，抄完後，陳修良又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密碼本送回方休家中，放回了手提包。與此同時，盧伯明也馬不停蹄地將這份密碼送到了上海，對解放軍掌握國民黨軍隊的調動情況起了關鍵作用。

因為這次出色的完成了工作，黨中央專門給陳修良發來了一份嘉獎令。做特工工作必須要膽大心細，陳修良就這樣用一雙善於發現的眼睛，在刀劍林立的南京城，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在戰爭中，情報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往往能夠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在情報工作之外，策反工作是陳修良的第二項重大任務，策反的對象非常重要，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暴露身份，經過重重篩選，陳修良將目光鎖定到了國民黨空軍轟炸機八大隊的飛行員余渤的身上。

余渤的好朋友林誠是沙文威領導下的秘密特工，他通過國民黨空軍第四軍醫院醫生的身份結識了余渤，對余渤的為人和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知道他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對蔣介石的腐敗政府早已不滿。當林誠跟余渤提出，讓他帶領機組起義的時候，余渤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

余渤提出的條件是在起義前加入黨組織，陳修良果斷應允：「余渤同意起義，就是用實際行動經受住了考驗，理應同意他加入黨組織。」當時國民黨陸軍起義時有發生，但空軍駕著飛機起義的這還是頭一遭，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具有破天荒的震懾作用。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點，余渤帶著機組的5個人，駕駛著B-24重型轟炸機514號，飛到總統府的上空，投下了3顆巨型炸彈，然後向北飛去，於當天晚上11點降落在了解放區的石家莊機場。

因為夜間視線不好，炸彈沒有擊中總統府，但卻把蔣介石嚇了個半死，氣得他當場吐血，撤換了機場司令。成功策反了國民黨的首次空軍起義後，陳修良又將目標鎖定到了國民黨海軍最先進的巡洋艦「重慶號」上。

重慶號上，同樣有一名早就潛伏的地下黨員畢重遠，他一直根據陳修良的指示，暗中策劃士兵起義。1949年2月，重慶號接到命令，離開上海，順長江而上，阻止解放軍渡江，畢重遠當即決定帶領士兵起義，拒絕執行命令，艦長鄧兆祥也加入了起義隊伍中，將巡洋艦開往了解放區的遼東葫蘆島。

成功策反了空軍、海軍起義後，陳修良接下來定的策反任務難度更大、風險更高，她決定策反南京首都警衛師（第97師）師長王宴清，警衛師負責南京的安保工作，相當於是蔣介石的御林軍。

面對王宴清的思想包袱，陸平又找到他的舅舅——民主黨的成員鄧明昊出面勸說，應該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不要愚昧地忠誠於反動統治者。之後，陳修良又以中國南京地下黨最高領導者的身份和王宴清見面，經過一番交心長談，給王宴清吃下了最後一顆定心丸。

1949年3月，王宴清指揮警衛師的兩個團起義，突破封鎖追擊，成功渡過長江。蔣介石氣得咬牙切齒，把南京衛戍總司令張耀明叫過來劈頭蓋臉地大罵了一頓：「敵人都打到家門口來了，你們還摸不清東南西北，必須給我從速摧垮共黨的地下市委，否則提頭來見。」

張耀明兩眼一抹黑，只好無可奈何地對部下哀嘆道：「南京的地下市委這么神，不知不覺把首都的御林軍都策反走了，哪有這么容易就被摧垮，他們這些人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叫我們到哪裡去找？」

國民黨敗局已定，但仍負隅頑抗，陳修良帶領的南京地下黨，做了大量工作，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擬定的一批重要軍事情報，送到駐扎在合肥的解放軍前委司令部，《南京城防工事地圖》《京滬、滬杭沿線軍事布置圖》《江防部署圖》等情報資料，讓解放軍對國民黨的兵力和裝備情況了如指掌。

陳修良又派人打入警察內部，組織警員迎接南京解放，開展保護工廠、學校、機關的工作，並為解放軍渡江准備了多艘輪船。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由於情報准確，長江江防頃刻間土崩瓦解。

1949年4月22日，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決定棄守南京，下令撤離時炸毀港口、火車站、機場等重要設施，陳修良立刻派策反成功的2000多名警察聯合維護治安，敵人的破壞計劃沒有得逞。

1949年4月24日早上8點，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播放了一則由陳修良親自執筆的重磅新聞：

陳士榘將軍率領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8兵團35軍首先開進了南京，陳修良帶領的地下黨與人民解放軍里應外合，為南京的和平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千年古都南京沒有經歷什麼戰火與硝煙的摧殘，就被人民解放軍和平接管了。

多年後，陳士榘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南京實際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黨起了里應外合的作用。國民黨海陸空軍多已起義，南京的守敵逃光了，解放軍得以和平方式佔領南京。」

解放軍佔領南京後，身穿旗袍的陳修良來到了解放軍35軍軍部，此時人們才知道，這個平時不怎麼起眼、最愛打麻將的「姑媽」，原來是隱藏在南京三年多的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陳士榘握著陳修良的手，激動地說道：「真沒想到，幫助我大軍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黨負責人，原來是一個如此溫文爾雅的小女子啊！」

南京解放後，重新組建中共南京市委，劉伯承擔任市委書記，宋任窮任副書記，陳修良任市委常委。以陳修良為書記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圓滿地完成了使命，退出了 歷史 的舞台，陳修良也結束了她的潛伏生涯。

建國後，陳修良先後擔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修良的丈夫沙文漢於1964年在杭州含冤病逝，陳修良則堅強地走了過來，退休後，陳修良還以頑強的毅力，帶病寫下了100多萬字的黨史文章。1998年，91歲高齡的陳修良在上海的家中安詳離世，為她充滿傳奇的人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③ 他曾打了老蔣一頓，被關七天，出來後卻任清華國文系主任他是劉文典！

劉文典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大師，這位民國大師，別人都是學的越多越好，也就是博學多才，而他一生只鑽研一本書，而因為這一本書，讓他在民國的文人界赫赫有名。直到今天他對這本書的研究也是宗師級別的。

蔣介石要他交出鬧事學生名單的時候，他說，你是總司令，管好你的兵就行，我是校長，我的學生不用你管，於是兩人就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蔣介石說劉文典是學閥，劉文典就說老蔣是新軍閥，蔣介石打了劉文典兩耳光，劉文典一怒之下直接一腳踢中了蔣介石的肚子。蔣介石當場就讓護衛把劉文典羈押了，還揚言要槍斃他。但是，劉文典門生和老師太多，社會影響力大，於是僅僅七天之後，劉文典就被放出來了。

④ 人口論者馬寅初的人生故事

馬寅初（1882—1982） ，漢族，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浙江嵊縣浦口鎮。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學家、人口學家。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選學礦冶專業。1906年赴美國留學, 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後在北洋政府財政部當職員、在北京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務長。1927年到浙江財務學校任教並任浙江省省府委員。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員，1929年後, 出任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兼任南京中央大學、陸軍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1938年初，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蔣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並先後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1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60年1月4日，因發表《新人口論》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1979年9月，平反後擔任北大名譽校長，並重新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1年2月27日，當選為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1981年3月29日，當選為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第一屆理事會顧問。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通貨新論》《戰時經濟論文集》《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中國國外匯兌》《中國銀行論》《中國關稅問題》《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國經濟改造》《經濟學概論》、《新人口論（重版）》《馬寅初經濟論文集（上、下）》等。 1993年8月獲首屆中華人口獎「特別榮譽獎」。
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並開始研究中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實際問題。在著名的《新人口論》中，較系統的論述了中國的人口問題。提出了「我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命題，認為1953～1957年，中國人口很可能已超過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為20‰的結果。如果按1953年統計的20‰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後同實際的人口數字一比, 就會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了」。並分別從加速積累資金、提高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業原料等方面，對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進行了論述：①人口增長與資金積累的矛盾。他認為，因為中國人口多，消費大，所以積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比例降低，才能多積累資金；②搞社會主義，就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多搞大工業，搞農業電氣化、機械化，然而，為安排好多人就業，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業，農業搞低效率勞動，實際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③和工業原料的矛盾。大辦輕工業可以有效地積累資金，但是輕工業原料大多數來自農業。由於人口多、糧食緊張，就騰不出多少地種諸如棉花、蠶桑、大豆、花生等經濟作物。同時，也由於農產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進口很多的重工業成套設備，影響了重工業的發展；④全國人均不到3畝耕地，大面積墾荒短期內又做不到，「就糧食而論,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銳地指出，控制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的話，日後的問題益形棘手，愈難解決。政府對人口若再不設法控制，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他提出了定期舉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長納入第二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編輯本段]年譜
1901年入天津北洋大學（1951年更名天津大學），選學礦冶專業。同年與妻子張團妹結婚
1906年赴美國留學，1910年獲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馬寅初在耶魯大學1915年回國，任北洋政府財政部職員。
1916年任國立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出任首任教務長。
1917 年，留學歸來的馬寅初又回嵊縣老家迎娶了與女兒馬仰班同歲的王仲貞。小學畢業的王仲貞比馬寅初小22歲，當時年僅13歲。馬寅初與兩位妻子恩愛和諧，共生育有五個女兒、兩個兒子，是擁有七個孩子的美滿家庭。
1920年，繼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國立中央大學）首任商科主任楊杏佛之後，出任國立東南大學附設上海商科大學（現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兼教務主任，曾兼任中國銀行總司券（總發行人）等職。
1927年後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長、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等職。並先後出任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重慶大學商學院教授兼院長。曾任中山大學、交通大學、蘇州東吳大學、重慶陸軍大學、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中華工商專科職業學校等校教授。
1932年——1936年 任交通大學教授
1948年當選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校長。
1951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60年1月4日因發表《新人口論》被迫辭去校長職務，居家賦閑。
1979年9月任北京大學名譽校長，兼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
[編輯本段]特別經歷
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曾參加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期間曾因抨擊官僚資產階級大發國難財遭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監禁。
1957年因發表《新人口論》等文章而遭到錯誤批判，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學黨委為他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決定。
馬寅初教授畢生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為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穩定物價、控制人口等重大問題獻計獻策，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經濟科學、人口科學學科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馬寅初，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學家、人口學家，中國共產黨的諍友。 童年時代，馬寅初很想讀書，更想到大城市去讀書。而父親馬棣生認為馬寅初聰明伶俐，一定要馬寅初學管帳記賬，繼承「酒坊」家業，學做生意。為讀書，馬寅初經常挨父親訓斥、毒打，罰跪。「跪下也要去念書」，「打死我也不做生意」，馬寅初忍著疼痛一次又一次地反抗著。
1899年馬寅初進入上海「育英書館」，成績年年班上第一。他中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1903年他被送往美國公費留學，先入耶魯大學，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為「強國富民」，馬寅初在美國決定攻讀經濟，1910年他在耶魯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1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撰寫的論文《紐約市的財政》，轟動了當時美國的財政界和經濟界，被哥倫比亞大學列為一年級新生的教材。
1919年馬寅初返回祖國，懷著「強國富民」的理想支持進步，崇尚革新，聲明「一不做官，二不發財」，致力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和經濟人才的培養，著書立說。他是中國最早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著名學者。1927年到1937年，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財政經濟專家身份，參與對國家財政經濟問題的研究，尋找症結的所在，謀求解決的辦法，全力保護中華民族的利益。1937年到1945年，馬寅初繼續以財政經濟專家身份研究中國的財政經濟，剖析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撰文抨擊「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機大發橫財的罪行。抗戰爆發後，馬寅初擁護抗戰，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馬寅初的愛國行動、正義行為，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馬寅初先後被關進息烽集中營、上饒集中營，最後被軟禁於重慶歌樂山家中，直到抗戰勝利才恢復人身自由。
抗成勝利後，馬寅初繼續反對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主義，痛斥國民黨政府出賣民族利益。當李公朴、聞一多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消息傳來，馬寅初憤怒萬分，當即寫了遺書，告別大家，孑然一身穿藍布長衫赴南京中央大學講演，用大量事實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的罪行，當講到物價飛漲時，指名道姓、抨擊蔣介石，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國統區的反蔣愛國民主運動。他成了舊中國時代一個英勇不屈的民主戰士。 解放前馬寅初先後在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重慶大學、浙江大學任教。他曾任北大經濟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解放後馬寅初先後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名譽校長，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新人口論》是一篇卓有見地的不朽之作，這篇論文是經過調查研究後寫成的，它正確地分析了我國人口增長速度過快的原因，論證了人口增長太快同積累、消費之間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議和措施。《新人口論》發表後，引起全國強烈的反響。康生、陳伯達一夥竟把《新人口論》誣為中國的馬爾薩斯主義，煽起全國規模的大圍攻。馬寅初理直氣壯，出來應戰，有人逼他檢討，他堅決拒絕，再一次發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油鍋炸，即使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止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沒什麼，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後，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歷史的發展證實了馬寅初《新人口淪》的正確性和預見性。1960年3月馬寅初被迫辭職，離開北京大學，回到嵊州老家。1979年9月11日恢復名譽，教育部任命他為北京大學名譽校長，並被增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編輯本段]歷年出版的主要著作
1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2中國之新金融政策（上） 商務印書館1939
3通貨新論 商務印書館1947
4新人口論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馬寅初人口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6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 財政出版社1958
7新人口論 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
8馬寅初抨官僚資本 重慶出版社1983
9馬寅初選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10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
11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上）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12馬寅初全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3財政學與中國財政：理論與現實 商務印書館2001
14財政學與中國財：理論與實踐 商務印書館1948
15中國國外匯兌 商務印書館1930
16中華銀行論 商務印書館1929
17馬寅初演講集 商務印書館1933
18經濟學概論 商務印書館1946
19馬寅初戰時經濟論文集 作家書屋1945
20中國經濟改造 商務印書館1935
21馬寅初經濟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1932
22中國關稅問題 商務印書館1935
23馬寅初經濟論文集 作家書屋1947
24中國當前之經濟問題：馬寅初講演 膠濟鐵路同人學術研究會
25馬寅初演講集 商務印書館1928
[編輯本段]馬寅初故居
——東總布胡同32號
東總布胡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朝陽門南小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二條胡同。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朝陽門南小街和建國門北大街，長600多米，南側自西向東分別與頂銀胡同、貢院西街、南牌坊胡同相通，北側自西向東分別與大羊宜賓胡同、寶珠子胡同、北總布胡同、弘通巷、北牌坊胡同相通。明代，與西總布胡同統稱「總鋪胡同」，因胡同內設有總捕衙署而得名；清乾隆時改稱「總部胡同」，宣統時以朝陽門南小街為界將胡同一分為二，西段稱「西總布胡同」，東段稱「東總布胡同」。
東總布胡同32號，舊時的門牌是東總布胡同62號，在胡同中段南側，整座建築為西洋風格。圍牆相對較高，西式街門面北，有五步台階；院內主要建築是一座二層西式樓房，樓房南面與圍牆之間構成一個樹木繁茂的庭院，典雅、寧靜。
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佔地面積為1092．7平方米；共有房屋43間，其中樓房30間，建築面積共計444．1平方米。此房購於1950年5月，經修葺馬寅初全家入住。1951年6月，馬寅初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後，燕京大學並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自東城區沙灘遷至海淀區燕園，為避免遠道奔波，馬寅初被安排在燕南園63號居住。
陳芳在《燕東園和燕南園話舊》一文中寫道:「坐落在燕南園東南部的63號院，是一座別致的中西結合、中國南北方建築風格結合的『凹』字形平房建築。63號院正門面南，前面有一大片開闊地，氣派較大。整體建築坐落在虎皮石台階上，周邊環繞都是一米左右長的花崗岩條石，建築四角是仿中國木結構做法的鋼筋混凝土半圓形柱子。正南門外有一個凹進去的門欄（中國南方風格，北方少見），兩扇大門，兩側各有四扇中式窗戶，相當對稱；窗下牆（坎牆）是中國式的凹形，建築層頂是西式鋼筋屋架，呈直線三角形，上鋪機器瓦（大瓦），但又有中國傳統最尊貴屋頂廡殿的一點風格。建築高度從台階到檐口有4米左右，柱頂石是圓形，屋檐下突出石塊是仿中國傳統梁頭，但上面沒有彩畫和雕刻，檁條用水泥製成。」「當年院內還有一個小型游泳池。」
馬寅初在燕南園63號居住期間，發表了《新人口論》，並因此遭到錯誤的批判。1960年，馬寅初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又搬回東總布胡同32號。此時的馬寅初已是78歲高齡，且在政治上被剝奪了發言權，如今叫做「話語權」，滿腹經綸而又剛直不阿的他，賦閑了。馬寅初畢竟經過風雨，見過世面，能夠泰然處之，他喜愛這樣兩句話——「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觀天外雲卷雲舒。」對於智者而言，賦閑至多隻能標志宦海失意，決不意味事業無成。馬寅初在賦閑期間，完成了百萬字之巨的《農書》初稿，可惜《農書》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家人所焚。
1982年5月10日，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駕鶴西行，魂歸道山。應了一句中國的老話——仁者壽。
現在，東總布胡同32號為馬寅初的後人居住。另外，在竹竿巷與青春路交界處，也有馬寅初故居，現在已成為博物館。（第二課堂活動處）前面還有一尊馬寅初的雕塑。
馬寅初(1882—1982)，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浙江嵊縣(今嵊州市)人。早年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國民政府立法委員。1949年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校長，是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有《馬寅初演講集》、《馬寅初經濟文集》、《中國經濟改造》、《通貨新論》、《新人口論》等著作存世。
馬寅初生於清光緒八年，在舊中國生活了近七十年，是蜚聲中外的經濟學家。由於仗義執言在20世紀40年代受到過國民黨當局的拘捕、關押和軟禁，也受到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的恐嚇與毆打，然而，馬寅初不改初衷。一代文豪郭沫若曾經這樣稱贊：「你這個馬寅初啊，可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爆的響當當的一枚『銅豌豆』。」當時的輿論界認為：「今日馬寅初先生在中國經濟學界的聲望和地位，可與過去文學界的巨人魯迅相比。在爭取國家自由、民族解放的過程中，馬寅初與魯迅一樣，遭受著惡勢力的仇恨，但卻雄視闊步於各種壓迫之下，始終敢說，敢笑，敢怒，幾十年來態度一貫。」
馬寅初為新中國的誕生歡欣鼓舞，並積極投身於共和國的籌劃和建設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歡迎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從西柏坡遷至北平的儀式上，馬寅初竟不顧會場秩序，跑向周恩來乘坐的吉普車，大聲對周恩來說：「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來到北平。」喜悅心情溢於言表。
馬寅初喜歡以「兄弟」自稱，而且，不分場合，也不論對象的年齡大小、職位高低，一概如此。
有一個說法，有一次在中南海開會時，馬寅初向毛澤東提出請求:「要『兄弟』把北大辦成第一流學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澤東笑著問：「馬老，您要怎樣的支持呢？」馬寅初說:「不要別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點名邀請誰到北大演講，就請不要拒絕。」毛澤東高興地答應了馬寅初的請求。
有一個佐證，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學的民主廣場舉行校長馬寅初就職典禮，場面莊重熱烈，馬寅初在致辭中仍然自稱「兄弟」，他說：「『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努力完成我們的任務。」
有一個制度，在馬寅初主政北京大學期間，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廳舉行全校新年團拜會。新年鍾聲一響，馬寅初准時出現在全校師生面前，或因興致佳好，或因酒後微醺，總是紅光滿面，必以「兄弟」自稱，向全校師生祝賀新年。
作為經濟學家，馬寅初自然心繫民生。他認為「統籌兼顧，綜合平衡」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遵守的一條定律，指出應該提倡計劃生育，控制人口。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而且認為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和不滿。」
孰料，馬寅初的真知灼見卻遭到了愈演愈烈的批判，直至被迫辭職。使人聯想到唐代韓愈的詩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面對批判和討伐，馬寅初公開表態：「這個挑戰是很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能拒絕檢討。」
「拒絕檢討」，談何容易。然而，馬寅初做到了。
1979年7月2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題為《黨組織為馬寅初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消息。此時的馬寅初已經九十八歲了，歷史終於在他活著的時候，有機會向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道歉。
1957年7月15日，馬寅初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新人口論》，指出人口多、資源少是我國一個很嚴重的矛盾。建國以來，我國人口增長率為20%，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50年後我國人口將達到16億。他說：「人口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要保住這個大資源，去掉這個大負擔，辦法是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他建議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結果受到錯誤批判。事實證明，馬寅初的觀點是正確的，批判他的後果是造成此後全國多生了幾億人。

⑤ 中國之命運的連鎖反應

1943年3月10日，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書是由陶希聖根據蔣介石的授意代筆而成的（陳布雷是蔣著執筆者之一）。
先來看一下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出版的細節。30天發行15萬冊，用最好的紙張印刷，價格也極便宜，讓百姓都買得起。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推動下，很快在中國發行100萬冊。這書國內賠本，賣的英文版權賺錢。
《中國之命運》共分八章：（1）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2）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戰；（5）平等互惠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 (6)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7）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8）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
《中國之命運》有兩大論調。一是，全力宣揚中華民族所謂「固有的德性」，認為正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遭到破壞；百年的屈辱記憶，使蔣介石過多地強調民族自尊，全書含有強烈的排外性的農民民族主義色彩；與英美結盟後，廢除了平等條約，美、英自動放棄治外法權。二是，國民黨是抗戰建國、民主復興的力量和希望；核心是宣傳只有國民黨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救中國；流露出反共的傾向。
關於這本書的寫作緣起，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組長陶希聖說的很明白：
自（1942年）十月十日起，蔣委員長著手起草一本書。書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旦解除，一般人應如何以獨立國家自由公民的資格，與世界各國的國民平等相處，同時應如何自立自強，共同致力於建國的事業，使中國真正成為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與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各國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
《中國之命運》出版後，國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規定國民必須閱讀，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引來三方面的批評，以西南聯大教授為主的批評和反感；來自中共的批評；英美西方大國也是二戰同盟國的批評。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令對他報有好感的知識分子感到失望。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聞一多說：「《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而就在1942年，聞一多和長子聞立鶴談時事，對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領導的抗戰抱有相當的信心，把他視為「一生經歷了多次艱難曲折，『西南事變』時冷靜沉著，化險為夷，人格偉大感人，抗戰得此人領導，前途光明，勝利有望。」
無獨有偶，1943年，聯大歷史系雷海宗告訴一位學生，在政府眾多敗筆中，最大的敗筆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出版。他聲稱，那本書中的錯誤多如牛毛，連美國漢學家都能看出來。
雷海宗指的美國漢學家是費正清。1942年，美國政府派費正清來華，身份是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1943年5月，費正清昆明讀了《中國之命運》。他發覺，這本掌權者的書，是對著書立說的教授們是一種侮辱。費正清和西南聯大的教授，就這本書做了交流。
費正清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自從蔣介石成為所謂的聖人和英雄後，這里的學者們反抗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直言不諱的行動。老金（金岳霖）拒絕看《中國之命運》，社會科學家認為這部書廢話連篇，對其表示不屑並感到恥辱。學術界現在和將來都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特權，現在蔣介石公然侮辱了他們。
費正清在閱讀《中國之命運》的過程中，「感到十分駭然」，認定這本是「利用歷史來達成政治目的」。因為《中國之命運》中有這樣一個論調，「帝國主義是一切苦難的根源」。費正清慨嘆：「一位政治家寫出這樣的小冊子實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為什麼每位與此書英譯本相關的人，像得了寒熱症一般。」
西南聯大一些教授對蔣介石感到徹底失望，有的遠離國民黨政府，並走上左的道路。而在蔣介石政府任職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呢。蔣介石的政府顧問、經濟學家、原南開大學教授何廉說：「委員長走到哪裡，政府的行政權力就行使到哪裡，就職權而言，他領導一切。」《何廉回憶錄》中說的很明白：「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麼。」即使執筆寫《中國之命運》的陶希聖，也有如履薄冰之感，認為蔣介石用你，但並不信任你。
在中共看來，《中國之命運》的出版，無疑是「反共宣戰書」。陳伯達根據毛澤東意見撰寫《評〈中國之命運〉》一文中說：「這是一本對中國人民的宣戰書，是為發動內戰的思想准備與輿論准備。」
蔣介石的日記中稱英美不滿《中國之命運》：「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看來此書的出版，也招致英美方面的批評。
抗戰爆發後，清華北大南開輾轉遷移到昆明，成為西南聯合大學，原清華政治學系教授浦薛鳳，在西南聯合大學執教，後從昆明到重慶從政，任戰時最高權力機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參事，參與將《中國之命運》翻譯為英文的工作。浦氏回憶：「當時高級文武官長對實際執筆人，殊頗不滿。??不平等條約固是國恥，政治、經濟、社會、道德、文化一切之墮落，皆歸罪於不平等條約，客觀研究殊有問題。質言之，殊難折服盟邦在朝執政人士之心。此在平時猶需酌量，況在戰時，又何況在需求協助合作之關頭？」
蔣介石好不容易出版這樣一本書，卻引來各方面的批評。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到民國時期新聞、出版、言論等方面的生態。至於引發的連鎖反應，更大的影響，蔣介石無法預料。
就在批判《中國之命運》次年，國共關系果然開始發生政治轉型，毛澤東正式提出，今後要由共產黨，而不是由國民黨來擔負起解放中國的責任，坐實了陶希聖所擔心的「抗戰的結果比抗戰的進行更危險」。
從西南聯大教授的批評來看，蔣介石一書的《中國之命運》出版，是失去精英知識分子的一個前奏，到抗戰勝利、內戰頓起時，又失去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支持。書里書外，連接著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風雲。

⑥ 老蔣和劉文典打架，劉文典飛起一腳猛踹，這事兒是不是真的

老蔣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領袖，不可否認的是他在中國近代發展的過程中所取得的積極意義，但同樣他在國內推行獨裁的統治，也比較容易詬病，不管如何說，老蔣這個人算是一個比較復雜的人，而且在很多資料中，都有不少老蔣年輕時候的荒唐事，而且傳的都比較神，後人也難辨真偽

也有說法是因為劉文典堅決不處理安徽大學學生導致的，更有一些人將時間推後到九一八事事變以後，但不管怎麼說，劉文典和老蔣沖突是事實，據說還一度激烈，老蔣激動之下扇了劉文典兩個耳光，而劉文典也不客氣，直接飛起一腳猛踹老蔣，雙方上演了一場全武行的鬧劇，雖然這件事情極度隱秘，但兩人打架這件事情在民國年間幾乎無人不知。實際上矛盾可能確實有些矛盾，劉文典和老蔣發起一些爭執很有可能，不過上升到動手的鬧劇，這就有些誇大了

⑦ 蔣公的面子的名家點評

董健：看南大校慶話劇《蔣公的面子》有感
1、史中有戲，戲中有史
我很高興能夠在南京大學110年校慶期間看到《蔣公的面子》這出話劇，這是獻給校慶的精神美餐。中國的大學大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的，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了100多年的歷史。從1998年北大校慶起，全國各地都開始興師動眾，紀念校慶。但是不誇張地說，校慶發展到今天已經帶上了濃厚的官味和商味。官味指的就是官本位，通過接待有權勢的人來強化學校對權力的依附。本來，學校通過校慶籌資很正常，可在我們這里卻往往加進了商業的因素。今年，我們的校慶，學校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序長不序爵」，這確實是很好的。但是光講「序長」恐怕還不夠。我認為校慶的目的應該是總結學校歷史上辦學的經驗教訓，找到其自身的文化傳統，並把它發揚光大。增加校慶的學術性和精神性探索，為我們當前的辦學之路提供借鑒，這才是校慶的核心價值。
從這個角度看，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系所製作的這個戲劇我覺得正好實現了這一訴求。這個戲從精神的角度挖掘了我們校史上的一些細節，有很強的學術性和思想性，帶給我們啟發。該戲名為《蔣公的面子》，將1943年蔣介石在中央大學任校長這一歷史事實作為題材。關於這段歷史，過去我們無論從左還是從右的角度，都不太敢碰。但這個戲的作者卻勇敢地對此予以了處理，並且處理得非常好。
從對待歷史這一點看，這個戲寫得比較真實。首先，作者並沒有簡單地辱罵蔣介石。文革時我們出於政治原因完全地否定了蔣，正如戲中所寫的，叫他「蔣該死」。但從歷史看，中央大學在蔣介石當校長的情況下仍是有發展，有成績的，因此不能簡單否定。其次，她比較真實地描繪了當時三位中央大學教授不同的政治傾向和思想狀態。時任道是一個帶有左翼傾向，對國民黨政治有很強批判性的知識分子。蔣介石曾下令打死過他的學生，他對蔣的專制統治非常憤怒，不能接受。夏小山則是另外一種典型，埋頭做獨立學問，好美食，對蔣介石既不反對也沒有興趣。在我們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原型。夏小山盡管承認蔣是整個國家的領袖，但從學術而言，他認為蔣沒有做校長的資格。在戲中，他仍想去赴宴，原因是他想吃宴會上的一道菜。這個人物的性格被刻畫得非常細致真實。卞從周則是一個比較官方化的教授，他擁護政府，希望能夠去赴宴。但他也並非那種昧著良心不顧事實的官方走狗，基本上仍可以認為是知識分子中偏右的類型。作者描寫了這三個教授對蔣介石當校長的不同態度，通過是否去赴宴，是否給蔣公這個面子將各自的形象刻畫出來。
更為可貴的是，戲劇作者對於一種真實存在的知識分子精神的把握。無論這三位教授有著怎樣的差別，是擁護蔣還是反對蔣，總體上看，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價值，那就是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他們並不把蔣介石請吃飯當做是皇帝的賜宴。即使是官方化的教授卞從周也沒有這種傾向。這點恰恰是我們校史中最重要的精神傳統，可惜多年來被我們所忽視了。在1949年後，知識分子經過了歷次運動，大學中的精神傳統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舉一個例子，在1950年代，南大生物系有一個教授，某個項目很有成就，正好毛澤東來南京接見知識分子，他就去了。回來之後，他激動地說：「我的手不能洗，你們趕快來握一握我的手，這是毛主席握過的手。」他的這種感受是真誠的。前不久，我讀到一些知識分子回憶自己五十年代時的思想狀態，那種如坐春風的幸福感。這些感受既是真實的，但又顯得多麼可笑和可悲。可是我們在1943年的中央大學的教授中看不出這種人身的依附，即便從和蔣介石關系不錯的卞從周身上也很難看出來。作者把握住了這一點，寫出了我們現實生活中所失去了的東西，寫出了大學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這非常難得。同時，對這一主題的表現，她並不是通過抽象的說教，而是選擇一系列的細節，充滿了生活味道。尤其是對夏小山教授的塑造，寫他既想吃火腿燒豆腐這道菜，因而准備去赴宴，又不贊成蔣當校長，因此要求蔣改掉請帖中的身份，顯得非常生動。
在這三位教授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教授，他們擁有自己的人格，他們看重自己的崗位，在統治者面前，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價值判斷，堅持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用這樣一個戲來回憶南大校史，我覺得確實做到了史中有戲，戲中有史。
2、才華與自由精神
該劇的作者溫方伊，只有二十一歲，是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系的本科生，現在正讀三年級，能夠寫出這個戲，確實是不容易。在演出當天，呂效平教授引用了我的話說了關於才華的問題。我的確講過這方面內容。我認為，就戲劇專業而言，研究和創作都離不開才華。但研究和創作需要才華的比重並不一樣。做研究，恐怕有八分的努力，兩分才華即可出成績，但劇本創作和舞台實踐所需要的才華比重則要大得多。
那麼才華是什麼呢?這很難說清楚，才華並不僅僅是指聰明，盡管它包含了聰明。有智慧的人並不一定有才華。我覺得，才華很可能是這樣的東西：一個聰明的人，從對生活的感受中，發現了一種天然的合乎規律的價值觀。有一些聰明人，知道編劇的技術，會寫戲，但他卻找不到這種價值觀，或者說找到了一種錯誤的價值觀，效果就截然不同了。戲與別的藝術門類不一樣，戲說到底是一種自由精神在公眾面前的公開地、集體地亮相。這種自由精神，天生不會順從現存的文化道德規范。簡單地說，戲劇就是要在精神領域「搗點亂子」。規規矩矩的東西根本不配稱做戲。俄羅斯的文藝理論家巴赫金所講的「狂歡化」恐怕也可以這樣來理解，他強調的正是這種民間對官方的否定，一種造反的精神。人們很喜歡引用拿破崙的話說「不想當元帥的兵不是好士兵」，但人們不記得拿破崙還有另外一句話叫做「沒有自由精神的士兵打不好仗」。實際上沒有自由精神的人，一樣編不好劇本。從這個二十一歲的學生的作品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這種自由精神。
戲中，她所寫的是兩段生活，無論是1943年的那段，還是文革中的那段，離她本人都比較遠，但她通過對一些資料的閱讀，根據一些老師的回憶，比較真實地把握了這兩段歷史。更為可貴的是，除了表現歷史的真實外，溫方伊還能夠用今天對生活的感受來觀照那兩段歷史，使之與今天的現實發生碰撞。這一碰撞所產生的火花使我們感到非常親切。我們看到的是歷史，想到的卻是今天的現實。演出中，我注意到現場觀眾的反應，他們用笑聲表達對戲中內容的接受和贊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劇中有台詞抨擊政府腐敗時，全場反響非常強烈。之所以引起這種反響，事實上體現的是觀眾對當下現實的一種感受。觀眾對今天腐敗的感受與戲中的歷史呼應了。所以我覺得，才華就是指一個作者能夠在把握歷史的同時，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通過自己的價值觀成功地表現出來。這一點可以說溫方伊做到了。
從技術層面看，能夠編寫劇本的學生在很多學校可能都能找到。但是，並不是每個大學都能找到這樣有才華的學生。有些人很聰明，能夠寫出一個乾乾凈凈有戲劇性的戲，但未必能夠擁有這樣強大的精神力量。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是南大為她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南大的歷史傳統、文化氛圍和當前的狀態，為她的創作提供了動力。如果這樣的題材讓北大的新左派教授來寫，恐怕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南大的傳統。在20世紀初，南大與北大相比是比較保守的，當時的學衡派與新青年有過多次的論戰，以至於人們或許以為南大缺乏自由的精神。事實上，有一點必須澄清，盡管在一些激進的口號上，學衡派的確與北大知識分子有分歧，但在對待現代化這一總體的要求上卻是一致的。學衡派精通古文，熟悉外國，主張開放，尤其在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這一點上，和北大是一致的。我在校慶一百年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立人為大學之本》，談了南大的傳統。盡管我們沒有出現李大釗和陳獨秀這些共產黨的創辦人，但在自由精神這一點上，在中國的現代化與啟蒙這些方面，我們與北大從來都沒有區別。
從1949年以來，中國大學的這種獨立、自由精神一共經歷了五次破壞。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調整，南大的損傷可以說是最厲害，法學、社會學等等被認為是危險的學科都被砍掉，工科被分出去，整個被肢解了;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凡是堅持大學精神的人，一旦公開地表露這樣的觀點，都被打成了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全國性的大災難，南大也不能倖免;第四次是在1989年後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前，這是我親自經歷的，感觸極深，這幾年推行比較左的一套，對南大的科研教學的基本精神帶來了破壞;第五次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直到今天仍然持續的經濟大潮的沖擊，很多高校開始搞產業化，從一個教育機構變成了圈錢的工具。很多學校經過這些破壞後，大學精神便盪然無存了。但南京大學卻依然保持著這個線索不斷，仍能夠不絕如縷地堅持著獨立和自由的精神，時隱時現、時強時弱地通過一些細節表現出來。

在《懷念高華》的文章中，我提到了五次南大獨立研究的立場與有關當局的矛盾：第一次是關於「真理標准」的討論，人盡皆知，這里不談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應學梨(蔣廣學)對於農業合作化的批判，當時遭到「查處」，但現在看來，對的是南大；第三次是許志英發文論述1919年為新舊民主主義分界線不準確，也遭到嚴厲批判，並有不少學界同仁迫於壓力而來「圍剿」許志英，而現在許的觀點已成為學界公認的常識了；第四次是哲學系學生馬丁(宋龍祥)談市場經濟的文章，受到指責和批判，現在馬丁之說也已成了常識；第五次是1990至1992年，南京大學堅決抵制「清理文科」的行為。當時南京大學壓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護，事後看來，這抵制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人再好意思談當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這五次沖突正是南大精神傳統的體現。即便在目前大學精神普遍萎靡的情況下，南大還能有這樣的學生，寫這樣的戲並且製作演出，為大家所接受，這也正好說明南大自由精神仍存。
3、關於兩個時段的對比
這個戲通過暗轉的方法不斷表現兩個時段所發生的事。一個時段是討論是否給蔣公面子去赴宴，另一個時段是表現1967年文革中知識分子的狀態。從分量上看，文革的這段處理顯得不夠充分。
作者溫方伊來訪問我的時候，我曾建議，描寫這段歷史最好應與當前知識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識分子精神已經退化到怎樣的程度，別說是一把手，就算是一個部級幹部接見都會感到無限的光榮。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批判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過去我一直有花瓶情結，覺得給政府當花瓶很光榮，用一句話總結就是「很喜歡領導重視」。記得在文革後期，我開始被重新使用。江蘇省委的刊物《群眾》約我寫稿。我就按照當初「評《水》評《紅》」的精神寫了一篇文章。雜志編輯部告訴我說，這是省委書記許家邨親自審閱定稿的，並且說我的文章寫得很好。當時我感到受寵若驚。建國後，領導的欣賞、表揚、重視，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精神動力，我當時就是這樣的狀態。
建國後知識分子從原先的獨立精神，蛻變到對「領導」的崇拜，這是一個漸漸演變的過程，並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知識分子的這種依附性是我們中國的文化特產，在今天的西方社會很難看到。我曾讀到一個報道，法國總統薩科齊出席一個會議，想要主動與一個青年握手，結果被那個青年斷然拒絕。在我們中國，這種文人的依附性有著很長的文化傳統，過去皇帝要召見，不管是怎樣壞的皇帝，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都是極大的恩寵。但在1943年，情況已經所有不同，蔣介石請吃飯，教授們卻開始討論是否給他這個面子，這是帶有極大主動性的行為。這也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經過了20世紀初幾十年的現代化發展，知識分子已經取得了不小的進步。
所以我就想，能否將1943年的這段戲與今天知識分子的面貌做一個對比。這樣的要求從編劇技巧上看恐怕有一些困難。1943年的教授到現在都已經去世了。現在的這個本子將時間選擇在文革，我覺得對比性還是不夠，處理得過於簡單和表面。如果能把這一點改的更好一些，將可能更有利於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來發揚我們的大學精神。 簡評 專程從北京坐火車，第一次到南京，居然是為了一部戲——《蔣公的面子》，而這部戲，絕對值得你以任何方式趕去觀看。僅從編劇角度而言，講中國故事、如此有文化、有生活的劇本，近年僅見，卻出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女孩之手，令人擊節贊嘆，嘆為觀止！這部戲，只在南京演，是中國戲劇的損失。
二、系統點評
評家：水晶
■劇名：《蔣公的面子》
■編劇：溫方伊
■導演：呂效平
■時間：11月23日－12月3日
■地點：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大禮堂
■指數：★★★★☆☆
■點評：很久沒有看到這么有文化、有生活、有趣味的中國故事了，全無搞笑，觀眾卻一直在笑，又笑中帶著憂傷。
作為一部南京大學建校110年的紀念作品，《蔣公的面子》離「主旋律」這三個字很遠，卻離戲劇的本質很近。該劇創作靈感，來自流傳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則軼事。1943年，蔣介石初任中央大學校長，為籠絡人心，准備邀請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共進年夜飯。三人中，有人痛恨蔣之獨裁，卻又因為戰亂之時藏書難保需要蔣的幫助；有人潛心學問不談國事，卻好美食，聽說席上會有難得的好菜便難抑激動；有人支持政府願意赴宴，卻放不下架子，要拉另外兩人下水。20多年後，三人再次見面，談論當年到底去沒去赴宴，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
這樣一部舞台上少見的文人戲，以三位知識分子的社會議題辯論、哲學對話和一層層掀開的內心面紗，交織著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瑣事，洋洋灑灑，詼諧流暢，民國時代幾位不同類型的學者，躍然台上。而與之相對照的20年後，三人都被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等帽子，在牛棚里聚談往事，那些羅生門似的回憶，都消失了光影，他們曾經飛揚的精神，也一同委頓。
很久沒有看到這么有文化、有生活、有趣味的中國故事，全無搞笑，觀眾卻一直在笑，又笑中帶著憂傷。而這樣一部戲，卻誕生於近年來連戲劇都很少上演的南京。由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南京大學戲劇影視藝術系系主任呂效平執導的該劇，已經連續上演近30場，場場滿座，創下近十年來南京戲劇舞台上的奇跡。
更令人稱嘆的是，這部作品的編劇，出自當時年僅21歲的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系本科三年級學生溫方伊之手。她將劇中博古通今的知識分子話語、抗戰期間窮教師的拮據生活、「文革」時被打倒的文人們膽戰心驚等不同的時空與人物、畫面，書寫得精準而清晰。劇中人物的對談往往看似信馬由韁，卻又總是被恰到好處地拽回戲的核心。哲學與菜譜齊飛，古籍與麻將共舞，話題的交錯與情節的起伏，細細鋪墊的劇情，如剝洋蔥般，越到後面，越辛辣刺激，引人笑中帶淚，淚中帶思。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這兩句杜甫的詩，用作了台上的對聯。「自去自來」是文人的理想，「相親相近」是理想的文人。然而，文人亦是普通人，在面對戰亂流離、貧困的生活和完全失去自由的各種困境時，人心最深處的慾望與念想，終會浮出水面，無論它曾經隱藏得多麼深。
《蔣公的面子》用一種雲淡風輕式的表演，既展現了民國文人窮酸倨傲的一面，又讓人看到他們可愛單純的另一面。而在動盪的大時代面前，個人的那點小心思，又顯得如此令人憐惜。無論是吃一碗面，還是保住9箱絕世的古籍，都同樣難。
而且，這部戲並未僅僅止步於「民國」，雖然戲份不多，但劇中同置於舞台另一側的「文革」場景和劇情，分量同樣四兩撥千斤。三位白發的老者，對於往事爭執不休，但已經完全喪失了當年的銳氣與理想，困頓在無家可歸的絕境之中。這無家可歸，不僅僅是實體的「家」之喪失，更多折射出「精神」的無著無落。坐在台下的觀眾，則通過他們自身的觀看與內心反應，補充了「當下」與戲中兩個時代之間的連接。
《蔣公的面子》上演至今，已經不僅是南京大學的師生和當地觀眾前往觀劇，而是發展到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的觀眾慕名前去。我本人就是專程坐著火車從北京去到南京看這出劇的。導演呂效平說：這樣一部學校里的「學生戲」，之所以火，是「因為它回歸了戲劇藝術，超越了說教，達到了喜劇的高度」。
在我看來，這部戲，絕非「喜劇」一詞所能簡單概括，與當前中國戲劇市場大面積泛濫的各種爆笑喜劇相比，《蔣公的面子》堪稱是一部真正有養分、有氧氣的喜劇，它所引發的每一次笑聲，都不是由撓癢癢式的簡單搞笑或低俗包袱所帶來的。它的笑，是思考後的笑，是會心的笑，也是一種觀眾心靈與舞台角色真正相互理解後的笑。
這種笑，比悲劇還要有力。

⑧ 聞一多資料

聞一多生平
聞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聞家驊（huá），號友三，著名詩人、學者、愛國民主戰士。出生於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家傳淵源，自幼愛好古典詩詞和美術。
1912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喜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同時創作舊體詩。1919年五四運動時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曾代表學校出席全國學聯會議（上海）。
1920年4月，發表第一篇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西岸》。
1921年11月與梁實秋等人發起成立清華文學社，次年3月，寫成《律詩底研究》，開始系統地研究新詩格律化理論。
1922年7月趕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年底出版與梁實秋合著的《冬夜草兒評論》，代表了聞一多早期對新詩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形式典範地結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國後，歷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並設計校徽）、青島大學、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文學院長。
1928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此後致力於古典文學的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鬍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在西南聯大時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聞一多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斗爭的洪流。 1944年，參加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雲南省支部領導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成為廣大革命青年衷心 愛戴和無比尊敬的良師益友。
在「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中，聞一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一邊，指導和鼓舞他們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為「一二.一」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聞一多1945年為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雲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一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出席並講了話。他一開頭便憤激地說：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接著，他詳細地敘說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首先告訴人們，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楚辭》、《周易》、《詩經》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強調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偉大功績，目的就在告訴人們國民黨反動派殘殺了一個多麼有價值的學者，摧殘了中國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們對敵人更大的憤恨。最後他悲憤地說：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80歲，現在還不滿48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把聞一多的全部遺著整理出版，這是對敵斗爭的一種方法。他在給學生王瑤寫信說：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憤。其遺稿擬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編成，設法付印。後編成《聞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寫詩歌頌聞一多：
你是一團火，照徹了深淵；指示著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團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競賽，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團火，照亮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里爆出個新中國！
聞一多的兩次轉向：
1.由狂放歸於沉靜
1912年，年僅13歲的聞一多從湖北鄉間一戶富裕人家來到北京清華學校，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學專攻美術。從考入清華到1925年留美歸來這十餘年間，聞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藝術與文學之間，對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國近兩年的時間里，聞一多耳聞目睹的都是陰謀、戰爭、屠殺，面對民族的巨大災難，他再也難抑悲憤，發表了《貢獻》、《罪過》、《收回》、《你指著太陽 起誓》、《心跳》、《一句話》等充滿愛國激情和痛撻社會現實的詩歌。但火山噴發之後，他又備感無奈，最終走了一條文人的傳統老路，躲進書齋，鑽入故紙堆， 成了對世事過問無多僅求獨善其身的冷靜學者。
2.由「自由學者」轉為鬥士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聞一多等學院派知識分子的處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從北京到昆明的大轉移中，聞一多參加了歷時兩個多月、橫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餘華里的 步行團。對社會下層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變化的契機。同時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迅速貧困化，使他觀察問題的角度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
聞一多的變化，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 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聞一多這樣寫 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 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聞一多偶然讀到了延安詩人田間的幾首詩，深為其中的戰斗精神所震驚，立即寫了《時代的鼓手——讀田間的詩》一文公開發表，在大後方引起了一陣波動。 隨後他又寫了一系列針對現實的雜文，開始吶喊。同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詳細了解共產黨的各種情況。趙超構的《延安一月》中關於全延安只有「四個警 察」的記述使他印象極為深刻，認為「只有在那樣的新社會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無阻礙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聞一多的轉變是迅猛徹底的。他於1944年夏在羅隆基、吳晗的介紹下秘密加入民盟，並表示「將來一定請求加入共產黨」。從此，他在共產 黨的秘密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到爭民主的運動中去。當然在內心深處他對學術並不能完全忘懷，曾多次對人說自己感到有些空虛，希望實現政治民主之後便回到書房 好好讀十年、二十年書。但這已無法實現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後一次演講》後，便被暗殺於昆明街頭。聞一多生平
聞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聞家驊（huá），號友三，著名詩人、學者、愛國民主戰士。出生於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家傳淵源，自幼愛好古典詩詞和美術。
1912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喜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同時創作舊體詩。1919年五四運動時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曾代表學校出席全國學聯會議（上海）。
1920年4月，發表第一篇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西岸》。
1921年11月與梁實秋等人發起成立清華文學社，次年3月，寫成《律詩底研究》，開始系統地研究新詩格律化理論。
1922年7月趕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年底出版與梁實秋合著的《冬夜草兒評論》，代表了聞一多早期對新詩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形式典範地結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國後，歷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並設計校徽）、青島大學、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文學院長。
1928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此後致力於古典文學的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鬍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在西南聯大時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聞一多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斗爭的洪流。 1944年，參加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雲南省支部領導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成為廣大革命青年衷心 愛戴和無比尊敬的良師益友。
在「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中，聞一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一邊，指導和鼓舞他們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為「一二.一」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聞一多1945年為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雲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一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出席並講了話。他一開頭便憤激地說：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接著，他詳細地敘說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首先告訴人們，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楚辭》、《周易》、《詩經》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強調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偉大功績，目的就在告訴人們國民黨反動派殘殺了一個多麼有價值的學者，摧殘了中國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們對敵人更大的憤恨。最後他悲憤地說：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80歲，現在還不滿48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把聞一多的全部遺著整理出版，這是對敵斗爭的一種方法。他在給學生王瑤寫信說：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憤。其遺稿擬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編成，設法付印。後編成《聞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寫詩歌頌聞一多：
你是一團火，照徹了深淵；指示著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團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競賽，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團火，照亮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里爆出個新中國！
聞一多的兩次轉向：
1.由狂放歸於沉靜
1912年，年僅13歲的聞一多從湖北鄉間一戶富裕人家來到北京清華學校，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學專攻美術。從考入清華到1925年留美歸來這十餘年間，聞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藝術與文學之間，對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國近兩年的時間里，聞一多耳聞目睹的都是陰謀、戰爭、屠殺，面對民族的巨大災難，他再也難抑悲憤，發表了《貢獻》、《罪過》、《收回》、《你指著太陽 起誓》、《心跳》、《一句話》等充滿愛國激情和痛撻社會現實的詩歌。但火山噴發之後，他又備感無奈，最終走了一條文人的傳統老路，躲進書齋，鑽入故紙堆， 成了對世事過問無多僅求獨善其身的冷靜學者。
2.由「自由學者」轉為鬥士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聞一多等學院派知識分子的處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從北京到昆明的大轉移中，聞一多參加了歷時兩個多月、橫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餘華里的 步行團。對社會下層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變化的契機。同時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迅速貧困化，使他觀察問題的角度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
聞一多的變化，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 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聞一多這樣寫 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 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聞一多偶然讀到了延安詩人田間的幾首詩，深為其中的戰斗精神所震驚，立即寫了《時代的鼓手——讀田間的詩》一文公開發表，在大後方引起了一陣波動。 隨後他又寫了一系列針對現實的雜文，開始吶喊。同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詳細了解共產黨的各種情況。趙超構的《延安一月》中關於全延安只有「四個警 察」的記述使他印象極為深刻，認為「只有在那樣的新社會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無阻礙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聞一多的轉變是迅猛徹底的。他於1944年夏在羅隆基、吳晗的介紹下秘密加入民盟，並表示「將來一定請求加入共產黨」。從此，他在共產 黨的秘密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到爭民主的運動中去。當然在內心深處他對學術並不能完全忘懷，曾多次對人說自己感到有些空虛，希望實現政治民主之後便回到書房 好好讀十年、二十年書。但這已無法實現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後一次演講》後，便被暗殺於昆明街頭。聞一多生平
聞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聞家驊（huá），號友三，著名詩人、學者、愛國民主戰士。出生於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家傳淵源，自幼愛好古典詩詞和美術。
1912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喜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同時創作舊體詩。1919年五四運動時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曾代表學校出席全國學聯會議（上海）。
1920年4月，發表第一篇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西岸》。
1921年11月與梁實秋等人發起成立清華文學社，次年3月，寫成《律詩底研究》，開始系統地研究新詩格律化理論。
1922年7月趕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年底出版與梁實秋合著的《冬夜草兒評論》，代表了聞一多早期對新詩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形式典範地結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國後，歷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並設計校徽）、青島大學、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文學院長。
1928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此後致力於古典文學的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鬍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在西南聯大時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聞一多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斗爭的洪流。 1944年，參加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雲南省支部領導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成為廣大革命青年衷心 愛戴和無比尊敬的良師益友。
在「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中，聞一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一邊，指導和鼓舞他們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為「一二.一」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聞一多1945年為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雲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一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出席並講了話。他一開頭便憤激地說：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接著，他詳細地敘說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首先告訴人們，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楚辭》、《周易》、《詩經》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強調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偉大功績，目的就在告訴人們國民黨反動派殘殺了一個多麼有價值的學者，摧殘了中國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們對敵人更大的憤恨。最後他悲憤地說：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80歲，現在還不滿48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把聞一多的全部遺著整理出版，這是對敵斗爭的一種方法。他在給學生王瑤寫信說：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憤。其遺稿擬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編成，設法付印。後編成《聞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寫詩歌頌聞一多：
你是一團火，照徹了深淵；指示著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團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競賽，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團火，照亮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里爆出個新中國！
聞一多的兩次轉向：
1.由狂放歸於沉靜
1912年，年僅13歲的聞一多從湖北鄉間一戶富裕人家來到北京清華學校，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學專攻美術。從考入清華到1925年留美歸來這十餘年間，聞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藝術與文學之間，對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國近兩年的時間里，聞一多耳聞目睹的都是陰謀、戰爭、屠殺，面對民族的巨大災難，他再也難抑悲憤，發表了《貢獻》、《罪過》、《收回》、《你指著太陽 起誓》、《心跳》、《一句話》等充滿愛國激情和痛撻社會現實的詩歌。但火山噴發之後，他又備感無奈，最終走了一條文人的傳統老路，躲進書齋，鑽入故紙堆， 成了對世事過問無多僅求獨善其身的冷靜學者。
2.由「自由學者」轉為鬥士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聞一多等學院派知識分子的處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從北京到昆明的大轉移中，聞一多參加了歷時兩個多月、橫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餘華里的 步行團。對社會下層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變化的契機。同時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迅速貧困化，使他觀察問題的角度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
聞一多的變化，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 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聞一多這樣寫 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 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聞一多偶然讀到了延安詩人田間的幾首詩，深為其中的戰斗精神所震驚，立即寫了《時代的鼓手——讀田間的詩》一文公開發表，在大後方引起了一陣波動。 隨後他又寫了一系列針對現實的雜文，開始吶喊。同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詳細了解共產黨的各種情況。趙超構的《延安一月》中關於全延安只有「四個警 察」的記述使他印象極為深刻，認為「只有在那樣的新社會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無阻礙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聞一多的轉變是迅猛徹底的。他於1944年夏在羅隆基、吳晗的介紹下秘密加入民盟，並表示「將來一定請求加入共產黨」。從此，他在共產 黨的秘密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到爭民主的運動中去。當然在內心深處他對學術並不能完全忘懷，曾多次對人說自己感到有些空虛，希望實現政治民主之後便回到書房 好好讀十年、二十年書。但這已無法實現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後一次演講》後，便被暗殺於昆明街頭。

⑨ 最新丑聞清華大學的歷史系副教授翻譯錯誤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學術專著中將蔣介石（ChiangKai-shek）翻譯成「常凱申」，成為中國名校製造的又一起學術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