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教授龔延明

1. 科舉制能延續下去的原因

試論我國科舉制度延續千年的原因

摘
要：發軔於我國隋代的科舉制度，到清末廢除，前後持續了約1300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大眾參與、公平競爭、前程美好以及舉業官學化4方面，這些因素一起構築了科舉制度難以動搖的基礎。由於科舉制度的完善程度很高，以致長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取代，說明這種較為科學合理的制度，其生命力是十分頑強的。
我國科舉制發軔於隋，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前後持續了約1300年之久。一種制度能如此穩定，歷史上並不多見，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個中原因安在?頗發人深思。近20多年來，雖然學界對科舉研究的熱度不減，但探索這個問題的似乎不多。這無疑是個難題，因為原因可能太復雜，或許可以輕松地說出幾條「理由」，但要真中肯綮卻不容易。劉海峰教授在其所著《科舉學導論》第六章《科舉存廢論》第一節中概括了時下的主要觀點：「一、與賢能治國、精英統治的儒家理論相符合」；「二、標榜公平競爭，具有客觀標准」；「三、牢籠天下英才，有利於鞏固統治秩序」。浙江大學龔延明教授則提出兩點：「取士大權掌握在中央，有利於君主集權」；「以文取士」。他們說得都不錯，也有代表性。不過筆者認為，科舉千年不輟的原因，可從封建政治和科舉自身兩方面去尋求，但後者更重要，也更能說明問題。因為此前無論是「察舉」還是「九品中正制」，初衷也未必不欲舉賢能、攬英才，「中央」也並非無權。故本文側重從科舉制度自身出發，提出大眾參與、公平競爭、前程美好以及舉業官學化4點，其中與時賢論點一致的，予以補證。自知恐仍難捕捉原因之全部，特獻鄙說以就正於方家。
一、大眾參與，使科舉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如何選拔人才參與管理，是國家致治的基本制度之一。上古有所謂「鄉舉里選」，常被後世學者理想化，具體情況雖因文獻缺略而不得其詳，但至少有一點應該與漢代的「察舉制」、魏晉六朝的「九品中正制」相同，那就是被舉者屬「他舉」（由他人選拔），自己沒有主動權，命運掌握在他人手中。科舉最基本的原則是「投牒自舉」，徹底打破了「他舉」的傳統。何謂「投牒自舉」，此語最早蓋見於《舊唐書》卷119《楊綰傳》，楊綰在所上《條奏貢舉之弊疏》中說，「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雲雲(詳見下引)。說得明白點，即讀書人只要「投牒」(「牒」有如今天的申請書，包括遞交「家狀」等相關材料)，就可參加縣州的發解試，其中的優勝者便可以一路綠燈，升到省試、殿試（宋以後）。《新唐書》卷44《選舉志》曰：「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唐宋時代，以「懷牒自列於州縣」的私學「鄉貢」最盛，形式上相當於當今的自學考試，不同的是它是當時的主途徑。韓愈曾述逐級升貢的流程道：
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若縣，加詳察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韓愈：《贈弦童子序》）
宋代雖取消了縣一級的考試，增加了殿試，但「鄉貢」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只有到了明清時代，才以貢於學校的「生徒」為主。五代人牛希濟曾形容鄉貢的盛況道：「郡國所送，群眾千萬。孟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滿於九衢。」（《全唐文》卷八四六）這是「投牒自舉」的結果，其熱烈火爆的場面，是暗箱操作的「他舉」時代絕對看不到的。

唐代由於錄取人數少，進士每科才一二十人，多的年份也不過30餘人，故即便是「投牒自舉」，群眾的動員面也有限，幾乎讓全體讀書人都參與其中的是宋代。宋太宗果斷地擴大錄取規模，使科舉朝大眾化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是科舉史上的一件大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於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記曰：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眾，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千三百餘人，……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賦韻平側相間，依次用。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
李若谷於仁宗天聖五年(1027)上《議貢舉》曰：「皇朝開寶以前，歲取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國，吏員益眾，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隆平集》卷七）又《燕翼詒謀錄》卷一：「國初，進士尚仍唐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興國二年(977)，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這同時表明了宋代官僚隊伍的補充，幾乎完全依賴於科舉，而擴大錄取規模，也大大提升了科舉的影響力。據初步統計和估算，有宋一代共舉行過一百一十八榜科舉考試，各種科目登第人數，大致在10萬至11萬之間。省試一般10多名才有1人中選，被州郡發解過的舉子，當有百多萬之眾；而參加州郡發解試的學子，每州動輒數千人（大州甚至過萬），中選的比例更小，往往數十名取一。那麼有宋300多年間，參加過科舉考試的累計蓋以數千萬計。雖然這些數字都是估算，但說大眾參與其中，當是事實。下及明清，科舉皆為國家第一考，從通都大邑到偏遠鄉村，無不有年輕學子為其守更熬夜，動員面之廣，決非「察舉」或「九品中正」可與倫比。
當然，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出現、一個新制度的建構，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投牒自舉」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是上文已提到的唐寶應二年(763)楊綰上疏。他寫道：「自古哲後，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試策者，著之於州。……」其下他設計了一整套如何復「古制」的運行流程，此略。總之，楊綰是欲退到上古的「鄉舉里選」和漢代的「察舉制」。當時有不少人附和其說，但最終被否決。（《舊唐書》卷119）至宋代，也時有復古的論調。他們雖也道出了「投牒自舉」的某些弊端，但以倒退的方式除弊，卻不合時宜，也註定要失敗。元初學者馬端臨說得好：「大抵須有鄉舉里選底風俗，然後方行得鄉舉里選之制。所以楊綰復鄉舉里選，未幾停罷，緣是未有這風俗。」（《文獻通考》卷三二）時移事易，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要之，由「他舉」到「自舉」，是選舉制度的一個質的飛躍。它不僅是封建時代人才錄用方式的進步，也是社會政治的一個進步，表明了在皇權獨攬的同時，將權力有限度地向民眾開放，普通人的價值和尊嚴得到一次提升。從此，至少在理論上科舉給所有士子——無論他出身貴胄還是寒族——提供了靠個人努力和自身能力進入國家權力機關的機會，作為一種選舉制度，它由此也獲得了「群眾萬千」的社會基礎。任何制度只要有了大眾的參與，其自身也便具有了穩定性。
二、公平競爭，使科舉獲得社會的廣泛信任
凡將科舉制與從前「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相比較的，都要提到科舉的公平性。這的確是科舉制最大的優越性之所在。追求公平，是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觀，也是千百年來人們最美好的理想，但在人才選拔上，「公平」卻來之非易。由「他舉」到「自舉」，破除了人與人之間「身份」的差別，「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止齋文集》卷三五）本身就是一種公平，而最能體現科舉公平原則的，則是考試。所謂「察舉」或「九品中正制」，一般也有考試，但卻並不重要，只要薦舉官「心證」已定，即便考得很差，照樣錄取；相反，哪怕考得再好，也沒有用，「舉秀才，不知書」的漢代民謠，是我們所熟悉的。左思《詠史》詩曰：「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就是表達對門閥制度下寒士備受壓抑的不平。而科舉則不同，它以考試為中心，用考試將舉子推上同一個競爭平台，在考試面前人人平等，用規范的方式比較客觀、公正地選拔人才。在封建社會制度中，這是少有的值得肯定的亮點之一。
實現科舉考試的公平，主要有如下數途：
一是堅持以考試為中心、以文章為去取的原則。唐代科舉已重視考試，但較之後世，它還沒有將考試成績作為決定去取的惟一條件。尤其是中唐以後，「公薦」盛行，取人重「譽望」(即社會名望及美譽度)，而考場上文章的好壞反倒不重要。「公薦」即當權者或社會名流向主司(知舉官)及與主司關系密切的人推薦進士人選，或用各種方式為舉子製造聲勢，當時稱之為「通榜」。為了獲取「譽望」，名列「公薦」，社會上用行卷的方式請托權要之風很盛。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記唐代舉子有「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的說法。這樣，「公薦」必然流於「私薦」。這實際上是薦舉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復辟，是對公平原則的嚴重破壞，表明當時的科舉制度並不完善。「公薦」、「采譽望」為權力過多地介入考試開了方便之門，正如蘇軾所說：「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服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蘇軾文集》卷二五）
到宋代，這種狀況逐漸得到改變。宋建國伊始，太祖首先拿「公薦」開刀。《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二載：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八日，「詔禮部貢舉人，今後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置其罪」。原註：「故事：每歲知舉將赴貢闈，台閣近臣得公薦所知者，至是禁止之。」到真宗時，朝廷又狠剎請托風。景德元年(1004)九月十七日，「令御史台喻館閣台省官，有以簡札貢舉人姓名囑請者，即密以聞，當加嚴斷；其隱匿不言、因事彰露，亦當重行朝典」。（《宋會要輯稿•選舉》）景德四年(1007)閏五月二十五日，又詔榜貢院門曰：「國家儒學斯崇，材能是選，眷惟較藝，務在推公。而近歲有司罔精辯論，尚存請托，有失擬倫。……今鄉賦咸臻，禮闈方啟，俾司文柄，慎擇春官，用革弊源，別申條制，靡間單平之選，庶無徼幸之人。」
（《宋會要輯稿•選舉》）真宗又詔臣下制定了《考試進士新格》等條制，確立了以考試為中心、以文章為去取的原則，從此使科舉考試走上了規范化之路，為實現公正建立起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保證卷面成績的真實性，徹底杜絕閱卷過程中的人為因素。要做到考試成績真實，防止考場中挾帶、代筆等作弊固然很重要，但舉子在考場中畢竟處於弱勢地位，只要加強管理，嚴明紀律，輔之以懲罰，是不難克服的；而影響考試公平更重要、最惡劣的，是手握公權力的官員，特別是考官接受請托而徇私舞弊。為此，宋代實行考官鎖院制，試卷糊名、謄錄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謂「鎖院」，又稱「鎖宿」，即朝廷任命的權知舉、權同知舉及其他考官名單一經公布，就須馬上到貢院住宿，不得與外界接觸。《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之四載：「自端拱元年(988)試士罷，進士擊鼓訴不公後，次年蘇易簡知貢舉，固請御試，是年(淳化三年，992)又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例。」「鎖院」制斷絕了考官接受請托的機會，無疑是個良法。
也是淳化三年，宋太宗將唐代制科曾用過的糊名制移植到常科(進士及諸科)殿試。（《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所謂糊名，又叫封彌、彌封，即糊住考卷上舉子姓名等個人信息，而易以別的號碼(宋人用幾個字拼湊成字形，稱「字型大小」)。在現代考試中，試卷密封的原理和方法，就是從此而來，我們並不陌生。真宗咸平間,省試實行糊名制。景德四年(1007),晁迥、陳彭年等受詔制訂《考試進士新格》，將糊名法制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二載：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仁宗「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彌卷首，乃委轉運司所部選詞學並公勤者為考試、監門、封彌官」。從此之後，幾乎所有重要的考試，都實行糊名。
但只糊名易號，仍無法確保安全，因為欲作弊的考官還可用其他方法獲知考生信息，比如辨認筆跡、約定暗號等，於是宋人又發明了另一「高招」——謄錄。謄錄又稱「易書」，即組織書手將舉子們的考卷重抄一遍，考官評閱的是經人謄錄過的卷子。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八載：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是歲，禮部初置謄錄院。」其他宋代文獻如《玉海》卷一一六、《宋史•選舉志一》等所記同。州郡發解試實行謄錄制稍晚,是在仁宗景祐間。各級考試實行糊名、謄錄制後，考官評卷時不再能夠上下其手，營私舞弊，就有效地扼制了請托之風，中唐至宋初盛行的行卷風也從此止息，從而有力地保障了閱卷的公平和成績的真實，使科舉制度更加精密和完善。
三是通過時文的程式化以達到評卷的標准化。在宋代考試的各主要科目中，詩、賦在唐代已有固定的程式，到宋代更嚴，如律賦需8韻、360字以上成，又規定若韻字平仄相間，則依次用韻，等等。策、論、經義，歷來認為最「難考」，因為沒有統一掌握的標准。自北宋後期到南宋初，這些文體都實現了程式化。比如論體文有冒子(包括破題、承題、小講、入題)、原題、講題(大講)、使證、結尾(論尾)。進策與此相類。經義則有冒子(也包括破題、接題、小講、入題)、原題、大講、余意、原經、結尾。舉子必須按程式作文。元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在敘述經義程式之後說：宋人經義「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復可厭」。從此，程式成了定式、定格，所有的科場文字都必須用同一個「模子」，而其中的經義，發展下去就是明清刻板的八股文。科場時文程式化，將科舉所用的文學體裁工具化，成為專門用於考試的文體而遠離文學，雖極大地限制了人們的思想，但也解決了「難考」的「老大難」問題：嚴格的程式使難有客觀標準的文章，變得可以「量化」了——程式既是寫作時必須嚴格遵守的格式，也是舉子最易失誤、考官最易發現並無容置辨的「硬傷」，而計「硬傷」的成績評定，自然就顯得「公平」「公正」了。
總之，以考試的方法選拔人才，之所以優於先前的「察舉」或「九品中正制」，正在於它以「考試」為惟一的手段，用相對公正的方式釐定高下優劣，進行競爭和選拔。當然，「公平」只是相對的，更遑論「理想」。猶如今天的「高考」，所考科目及考試方法未必都合理，但它優於「推薦制」，是全社會都能接受的，不要說目前，即便在可預見的將來，似乎還沒有別的更好的「法」可以取代。

三、前程美好，科名成為士子為之奮斗的目標
登科舉子的出路如何，既標志著統治者對科舉的重視度，也關繫到它的吸引力。質言之，科舉若要持續發展，長盛不衰，登科者一定要有美好的前程，否則將被冷落而無人問津，難以為繼。正是在這一點上，科舉以名利為誘餌，給了登第者最豐厚的回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諸儒註解古文珍寶》前集卷上）成了讀書人的信條，像商人逐利一樣，為它可以熬盡青燈、皓首黃冊而不悔。
不過，有科名便有美好前程，但必有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唐以前未必得第就能「發達」，老大青袍、奔走衣食的進士大有人在。唐代先以明經後以進士科為貴，但及第後只是取得出身，須再經吏部「關試」後方才授官，一般職位也不高。這是由於唐前期士族地主和貴戚集團力量還很強大，政權主要由他們把持的緣故。進士科登第後真正能夠「發達」，是在上述勢力衰微之後，具體地說，在貞元、元和之際這個時期，大部分高級官員開始由進士出身者擔任，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唐國史補》卷下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人，……賢士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者十有六七。」
到宋代,科舉繼承了中唐以後的傳統,出路極好。宋也以進士科為貴，而科第出身幾乎成了仕途惟一的「准入證」，獲取科名後的榮譽也遠超唐代，如尹洙所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也不可及也。」（《田況：儒林公議》）南宋人項安世曾作《擬對學士院試策》，論科舉在宋代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略曰：
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蓄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論矣。（《宋會要輯稿•選舉》）
元初作家劉塤在《答友人論時文書》中也說：
夫士稟虛靈清貴之性，當務光明遠大之學。然為昔之士，沈薶於卑近而不獲超卓於高遠者，蓋宋朝束縛天下英俊，使歸於一途，非工時文，無以發身而行志；雖有明籍之材，雄傑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為此不名為士，不得齒薦紳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趨，白頭黃冊，翡翠蘭苕，至有終老而不識高明之境者，可哀也。（劉塤：《水雲村藁》卷一一）
他們雖都對科舉持一定的批評態度,但也由此可見統治者對科舉的重視，而舉子拚命追求「科名」，就毫不奇怪了。據統計，北宋92名宰相中，科舉出身者達83人，占總數的90%；在176名參知政事中，科舉出身者達162人，占總數的92%[1]
144。明代「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史》卷七0）清代高級官員中，進士出身者佔45%，御史中進士出身者佔91%。這些粗略的數字，說明宋代以後，登第舉子在官場佔有絕對的壟斷地位。當然，欲實現「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用科舉「束縛天下英俊」,單舉上述仕途亨達者尚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必須在高級官僚科名至上的同時，也給科第出身的一般士人以真正的實惠。宋代舉子在登第後不用再到吏部「關試」就直接授官。從太宗時代開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引者按：從八品）、大理評事（引者按：正九品），通判諸州，其次皆優等注擬」。（《宋會要輯稿•選舉》）不僅起點高，而且晉升快。後來隨登第人數的增加和冗官現象的嚴重，各時期授官擬職的情況不完全相同。明、清又有差異，此時期甚至鄉試登第（俗稱「舉人」）即可入仕，本文限於篇幅不能詳述。總之，在科舉時代，上至宰輔，下至州縣官吏，幾乎都是有「出身」之人。他們握有各級官府的實權，同時享受著優裕的物質生活待遇，所謂「黃金屋」、「顏如玉」雲雲，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是「空頭支票」，而是「好夢成真」。
科舉既給登第舉子帶來了美好的前程，同時也得到這部分握有實權的既得利益者的堅決擁護。由此不難理解歷代讀書人何以對它趨之若鶩，而科舉制度與既得利益集團根深蒂固的關系，則使科舉的社會基礎和地位更加牢固，獲取了延續千年的無窮力量。
四、舉業官學化，科舉滿足了封建統治的需要
我國古代的所謂「科舉」，其實不是教育，許多學者都指出它接近西方的學位制。科舉的任務是「擇士」（前述楊綰疏謂「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即選拔治國之才，而教育是「養士」。自然「擇士」與政治的關系更為密切。科舉要生存、發展，必須滿足統治階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需要。只有如此，它才可能獲得長久延續下去的理由。
以進士科而論，唐宋時最被人詬病的是詩賦浮靡，無益治道。楊綰疏就尖銳地指出，自從高宗朝劉思立奏請「進士加雜文（引者按：「雜文」謂箴、銘、論、表之類，天寶後專用詩賦，見徐松《登科記》卷一），明經填貼，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征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他的意思是，士子習詩賦而廢《六經》，就「擇士」的目的而論，是不合格的。入宋後，批評的聲音更多，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魯宗道上言道：「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真宗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可申明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0）另一方面，唐五代及宋初科場詩賦題目相當隨意，即宋人葉夢得所說的「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諸如節令、景物、器物、故事等，皆可為題。仁宗景祐五年（1038）正月八日，知制誥李淑上言，主張只能在國子監有印本的經、子、史書中出題，詔可。（《宋會要輯稿•選舉》）慶歷四年(1044)宋祁等詳定貢舉條制時也規定：「詩、賦、論於《九經》、諸子、史內出題，其策題即通問歷代書史及時務，並不得於偏僻小處文字中(出)。」
（《宋會要輯稿•選舉》）要之，從仁宗時代起，通過「兼取策論」、限制出題范圍等措施,在進士科考試中尊經重史，使之更接近「治道」,以滿足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才的要求。
但在部分重儒的官僚學者看來，這還遠遠不夠。司馬光於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十七日上《選人試經義札子》，反對以詩賦取士，其理由就是詩賦於「治民」無用，他說：「(舉子)就使自能作詩，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為殿最。」（《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三五）王安石熙寧變法實行科制改革，用經義取代詩賦，所持理由相同。《文獻通考》卷三一《選舉四》載:「神宗熙寧二年(1069)，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下面接著說:初，王安石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兩制、兩省、御史台、三司、三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直史館蘇軾上議，宜仍舊。趙抃是軾言。安石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雖然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但在神宗的支持下，變法的決心已下,於是熙寧三年（1070）首先在殿試中罷詩賦,熙寧六年在省試中罷詩賦,而代之以經義取士，實現了唐以來反對以詩賦取士的一派人的意願。南宋上繼元祐,走折中道路,即分「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明清兩代用八股制藝取士,實際上就是宋代的經義,只是程式更加板滯，行文完全偶對。
由用詩賦取士到以經義取士,決不簡單地只是考試科目的變更,而是一步步地使「舉業」(科場時文)向官學靠攏，最終完全官學化,使中舉者成為合格的「官」。
南宋後期至明清時代，由於理學的官學化，「舉業」也不可能例外。理學創立於北宋中期，經過長期曲折的發展，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5人從祀孔子，是為理學升至官學的標志。從此理學逐漸佔領了學術文化陣地，自然也包括科舉陣地。程朱義理成為舉子詩文的思想准則，而朱熹《四書》則是考官出題的淵藪，決科射策者非《四書》不讀，不許越雷池半步。明代科舉「專取四子書（按即《四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藝」。「《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明史》卷七0）可見考試科目的官學色彩極重。「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藝」。清康熙二年（1663）曾廢制藝，但僅「行止兩科而罷」。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言主張改移考試條款，實欲廢八股，甚至廢科舉。章下禮部覆奏，稱「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緒言，精微之奧旨，……雖曰小技，而文武干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這就道出了「時藝」不可廢的原由：八股文題目都出自《四書》，純乎官學，蘊含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廢八股就有廢官學的危險。時大學士鄂爾泰當國，力持議駁，「科舉制藝得以不廢」。（《清史稿》卷一0八）要之，舉業官學化意味著科舉承載著統治階級的意志，其背後有著強大的權力支撐，這無疑成為科舉延續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的歷屆獲獎者名單（部分）

第一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獲將者名單
博士生：壹等獎（空缺）
貳等獎：劉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叄等獎：喬治忠（南開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碩士生：壹等獎：（空缺）
貳等獎：王承略（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獎：李德山（東北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盧新寧（北京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顧宏義（華東師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孫智昌（北京師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七一（陝西師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科生：壹等獎：劉寧（北京大學）
貳等獎：張爽（杭州大學） 顧永新（北京大學）龐劍峰
（南京師范大學）
叄等獎；徐進（北京大學） 徐萍（南京師范大學）
丁斌（南京師范大學）柳明曄（杭州大學）
博士生
一等獎（空缺）
二等獎 劉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1959年生，現吉林大學博導
三等獎 喬治忠南開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1949年生，現南開大學博導 第二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獲獎名單
博士生
一等獎 王雲路（杭州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二等獎 廖名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三等獎 邵毅平（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碩士生
一等獎 空缺
二等獎 胡長青（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陳曉蘭（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三等獎 楊海崢（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張小樂（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陳 曉（杭州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科生
一等獎 空缺
二等獎 伍皓（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
胡必強（南京師大古典文獻專業）
許銘（上海師大古典文獻專業）
三等獎 徐昕（南京師大古典文獻專業）
戴螢（南京師大古典文獻專業）
戴海峰（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
李海燕（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
竺嘉政（上海師大古典文獻專業）
博士生
一等獎 王雲路 杭州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1959年生，現浙江大學博導
二等獎 廖名春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1956年生，現清華大學博導
三等獎 邵毅平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1957年生，現復旦大學博導 第五屆古文獻學獎學金評審會及獲獎情況
第五屆中國古文獻學獎金學評審會於1998年5月14至16日在北京舉行，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小組成員黃天驥（召集人）、孫欽善、嚴佐之、李修生、趙伯雄、費振剛、袁世碩、黃永年、龔延明出席會議，裘錫圭（召集人）、范能船、葛兆光、曾棗庄因事請假。會議經過嚴格評議，用無記名投票方式產生了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獲獎學生名單。
博士生 一等獎（空缺）
二等獎 宮雲維杭州大學
李無未 吉林大學
李敏辭北京大學
三等獎 白於藍 吉林大學
徐光星 杭州大學
張玉春北京大學
碩士生 一等獎 （空缺）
二等獎 祝建平 上海師范大學
楊新勛 北京師范大學
沈林 西南師范大學
三等獎 李成甲 陝西師范大學
王鴻雁 南開大學
黃安靖 華東師范大學
魏鴻 北京師范大學
王小紅 四川聯合大學
本科生 一等獎（空缺）
二等獎 李二民 北京大學
樂怡 上海師范大學
金素芳 杭州大學
黎廣基 南京師范大學
三等獎 薄 茹 北京大學
劉 汾 上海師范大學
孟瀅瀅 上海師范大學
馬月華 北京大學
黃 芳 杭州大學
楊 波 南京師范大學
葉紀勇 杭州大學
博士生
一等獎（空缺）
二等獎 宮雲維 杭州大學，1964年生，現浙江工業大學博導
李無未吉林大學，1960年生，現吉林大學博導
李敏辭北京大學，1957年生，現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
三等獎 白於藍 吉林大學，1970年生，現華東師范大學博導
徐光星 杭州大學，1967年生，現浙江中醫學院博導
張玉春 北京大學，1952年生，現暨南大學博導 第六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評獎會議舉行
第六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評獎會議於2000年5月24日至25日在杭州舉行，經與會專家組成員公正、認真的評審，共評選出博士生6名，碩士生9名，本科生13名，共28名獲獎同學。具體名單如下：
第六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獲獎名單
博士生：
一等獎 陳劍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二等獎 王承略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潤強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獎 馮勝君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王德華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陳業新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
碩士生：
一等獎 谷 建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二等獎 甘 露 西南師范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李二民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胡新華 武漢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獎 李偉平 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陳美慧 南開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潘藝蓉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化典籍系
楊 陽 西南師范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羅 絳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本科生：
一等獎 黎廣基 南京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文獻學系
二等獎 夏凌霞 南京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文獻學系
劉 勇 浙江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王 劍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化典籍系
三等獎 笪珪如 南京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文獻學系
吳冰妮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周美勤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杏林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孟瀅瀅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化典籍系
孫 勵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化典籍系
丁曉珉 南京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文獻學系
丁 元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薄 茹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博士生：
一等獎 陳 劍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1972年生，現復旦大學碩導
二等獎 王承略 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1966年生，現山東大學博導
李潤強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1969年生，現西北師范大學教授
三等獎 馮勝君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1970年生，現吉林大學博導
王德華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1965年生，現浙江大學教授
陳業新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1967年生，現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 第七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評選結果揭曉
「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1990年開始設立的全國性古文獻學獎學金，獎勵對象為古委會系統25家教學科研單位二年級以上的優秀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獎學金每兩年評選一次，第七屆評選活動2002年4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大學舉行。評獎委員會議由裘錫圭、黃天驥教授主持，參加會議的評獎委員有方一新、朱易安、黃永年、董洪利、裘錫圭教授，古委會主任安平秋教授、古委會秘書長楊忠教授、副秘書長曹亦冰研究員出席了會議。此屆評選活動，共有十九家教學科研單位推薦了20名博士生，44名博士生，40名本科生。經過評獎委員會正認真的評議，最後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評選出28名獲獎同學，名單如下：
博士生
一等獎：董珊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二等獎：（空缺）
三等獎：李暢然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張治三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何華珍 浙江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文暉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杜海軍 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碩士生
一等獎：（空缺）
二等獎：張福海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李峻岫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朱大星 浙江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獎：周煥卿 西北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勤合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
王仕舉 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馬 燕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葉 菲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本科生
一等獎：（空缺）
二等獎：湯鳴鴻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劉小琴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陳舟楫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楊英姿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獎：孫婷婷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程大煒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辛曉娟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程佳羽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曾 波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趙 庸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馮凌蓉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陸醒薇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雅婷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笪珪如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博士生
一等獎 董珊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現北京大學副教授
二等獎 （空缺）
三等獎 李暢然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1974年生，現北京大學助理研究員
張治三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何華珍 浙江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1963年生，現浙江財經大學教授
王文暉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1969年生，現復旦大學碩導
杜海軍 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1957年生，現廣西師范大學教授 浙江大學
2000級 李玲玲 第八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三等獎
2004年4月 2001級 劉旭錦 第八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二等獎
2004年4月2001級 焦磊 第八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三等獎
博士生
二等獎 王華寶南京師范大學，1965年生，現鳳凰出版社編審。
許全勝 華東師范大學，現上海圖書館工作。
三等獎 陳文源暨南大學，1964年生，現暨南大學碩導。 第九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獲獎名單（2006年，部分）
浙江大學：
2003級 邱進春 第九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博士生二等獎
2002級 周玉瑤 第九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二等獎
2006年4月2002級 盛林忠 第九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三等獎
2006年4月2003級 來敏毓 第九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二等獎
2006年4月2003級 李月嬿 第九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三等獎
北京師范大學：
博士生 三等獎 史麗君
碩士生 二等獎 李吉光
博士生
二等獎：於淑健 南京師范大學，1965年生，現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浙江大學博士後。
三等獎 程水龍 華東師范大學，1968年生，現中國計量學院副教授。
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王雪玲獲得博士生三等獎，碩士研究生李志傑獲得碩士生三等獎。 王雪玲陝西師范大學，1965年生，現陝西師范大學碩導
南京大學：丁延峰，1963年10月生，男，山東聊城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博士生二等獎 第十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獲獎名單
南京師范大學：周錄祥 博士二等獎（一等獎空缺）
復旦大學：葉曄 博士二等獎（一等獎空缺）
華中師范大學：肖海燕 博士三等獎
陝西師范大學：2005級碩士研究生樊波獲碩士獎學金一等獎；
2006級博士研究生陳璽獲博士生二等獎
北京師范大學：2006級碩士研究生劉炳瑞碩士組二等獎
上海師范大學：2004級方姍本科生中唯一的最高獎一等獎
虞俊潔、王燕紅、季文婷、季怡菁獲得本科生三等獎
劉麗獲得碩士生三等獎 第十一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獲獎名單
北京大學：博士生陳文龍、碩士生聶溦萌獲獎
北京師范大學： 博士生： 三等獎：袁敏 碩士生： 二等獎：王振華 三等獎：施賢明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所劉萬華（導師曹旭）獲博士生三等獎，李麗靜（導師徐時儀）獲碩士生二等獎，朱韻潔、顧毓敏獲本科生二等獎，駱芸婷、黃丹藝、趙珏、邵琪恩獲本科生三等獎
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一項（蘇芃），碩士生一項以及本科生五項。本科生獲獎名單中，張沛林和張學謙同學獲本科生二等獎，高中正、臧永傑、宋雨婷同學獲三等獎。
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生塗耀威二等獎、碩士生陳冬冬二等獎
陝西師范大學：碩士生楊清虎二等獎
山東大學：碩士生寧莉莉三等獎
西北師范大學：碩士生王燕飛三等獎 博士生
一等獎
張文 北京大學
二等獎
鄢國盛 南開大學
湯志波 復旦大學
王華權 上海師范大學
李春桃 吉林大學
秦樺林 浙江大學
三等獎
馬昕 北京大學
仇利萍 四川大學
施賢明 北京師范大學
趙庶洋 南京大學
和繼全 西南大學
陳錦春 山東大學
楊勇軍 華東師范大學
陳冬冬 華中師范大學
郭萬青 南京師范大學
王宣標 中山大學
碩士生
一等獎
潘牧天 上海師范大學
二等獎
潘妍艷 北京大學
於洪濤 吉林大學
羅志 陝西師范大學
趙永磊 南開大學
李振聚 山東大學
潘超 浙江大學
張崇依 南京師范大學
三等獎
羅琴 北京師范大學
周敏 南京大學
趙成傑 東北師范大學
汪舒旋 四川大學
趙慶淼 南開大學
蔡燕梅 復旦大學
郭洪義 西南大學
瞿林江 南京師范大學
尉侯凱 華中師范大學 博士生
一等獎
郭桂坤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吳 柱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
二等獎
都軼倫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
王傳龍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古典文獻專業
李開升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白軍鵬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孫曉磊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黃沚清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三等獎
杜春雷 北京師范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李軼倫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何 燦 山東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賈燦燦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張 卉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廣寬 武漢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燕飛 西北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馬克冬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趙鐵鋅 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
碩士生
一等獎
侯印國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虞思徵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二等獎
韋胤宗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
關鵬飛 北京師范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林振岳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曉娟 山東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馬 琛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沈 暢 西北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獎
張 婷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
趙 凱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楊大衛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劉 洋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郭超穎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張曉永 陝西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丁雅誦 武漢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謝 坤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周丹傑 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
本科生
一等獎
王詩雨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董方奇 上海師范大學文化典籍系
二等獎
龐若愚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王 建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侯 婕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向曉露 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典文獻專業
胡晨光 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典文獻專業
張崢毅 上海師范大學文化典籍系
劉 佳 浙江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三等獎
高虹飛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李凌雲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翟邁雲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張佳梅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王雨非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獻學系
王思桐 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典文獻專業
高 星 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典文獻專業
石冰潔 上海師范大學文化典籍系
任建行 上海師范大學文化典籍系
胡晶晶 上海師范大學文化典籍系
戚圓圓 浙江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林青荻 浙江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3. 龔延明的個人作品

1、《〈宋史職官志〉補正》（48萬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4月。
2、《宋代官制辭典》（編著，180萬字），中華書局，1997年4月。
3、《岳飛評傳》（35萬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2011年4月。
4、《宋登科記考》（500萬字，龔延明、祖慧編撰），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
5、《中國歷代職官科舉研究》（58萬字），中華書局，2006年4月。
6、《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227萬字），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7月。
7、《岳飛研究》（38萬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8、《宋史職官志補正》（增訂本，50萬字），中華書局，2009年8月。 1、《岳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2、《宋太祖》，中華書局，1983年8月。
3、《王安石》，中華書局，1986年1月。
4、《趙匡胤》（楊招棣、龔延明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
5、《岳飛的故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
6、「詩說中國史系列」之《詩說先秦史》、《詩說兩宋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 1、《繪畫本 中國通史》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年1月。
2、《岳飛研究》第五輯（龔延明、祖慧 主編），中華書局，2004年8月。
3、《岳飛研究論文集匯編》（ 龔延明、岳朝軍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 1、《初唐一首靈隱寺詩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駱賓王、宋之問生年》，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1期；
2、《宋代「天文院」考》，《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
3、《宋代「中書」芻議》，《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
4、《〈宋會要輯稿〉證誤》，《文獻》1986年第4期；
5、《宋代職官簡稱別名匯釋選》，《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
6、《論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義》，《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
7、《北宋元豐官制改革論》，《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1期；
8、《宋代中書省機構及其演變考述》，《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
9、《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歷史研究》1991年第6期；
10、《〈全宋文〉編校中有關官制問題的商榷》，《北京圖書館館刊》1992年第2期；
11、《中國歷代職官別名研究》，《歷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2、《評岳飛軍事思想》，《浙江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13、《官制研究在文獻學上意義》，《文獻》2002年第2期；
14、《〈宋大詔令集〉闕卷輯補與考異》，《文獻》2004年第2期；
15、《清代科舉八股文評判標准》（龔延明、高明揚），《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
16、《明代進士總數考》，《浙江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17、《唐宋白麻規制及相關術語考述》（沈小仙、龔延明），《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8、《「宰相」官起源小考》，《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9、《職官制度學養與出土文獻整理——以新出土唐、宋兩方墓誌釋讀為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20、《唐孝廉科置廢及其指稱演變》，《歷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1、《論宋代皇帝與科舉》，《浙江學刊》2013年第3期。

4.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誰寫的

這是秦檜跪像背後岳飛墓闕上的楹雲：「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

忠骨指岳飛的屍骨
佞臣指奸臣秦檜、張俊等

上聯「青山有幸埋忠骨」寫此地以能埋岳飛而感到有幸;
下聯「白鐡無辜鑄佞臣」寫岳飛墳前以白鐡鑄造的秦檜夫婦像, 不罵二人而寫白鐡之無辜, 因二人而日夜為人所唾罵。
對聯所用到「青山有幸」和「白鐵無辜」，「青山」和「白鐵」本是死物，根本就不會「有幸」，也不會「無辜」，但經聯子這樣一些，天地萬物彷彿都有了人性！青山本忌墳頭，因為這會壞「風水」，但聯中卻說「青山有幸埋忠骨」，這就好比連山神都為忠臣而感動，寧可壞自己風水，也要做忠臣鄰居！下一句「白鐵無辜鑄佞臣」也是同出一理！可見世界也為忠臣而感慨！

背景:

岳飛是南宋初抗擊金兵的主要將領，但被秦檜、張俊等人以「莫須有 」罪名誣陷為反叛朝廷，陷害至死。岳飛遇害前在供狀上寫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岳飛遇害後，獄卒隗順冒著生命危險，背負岳飛遺體，越過城牆，草草地葬於九曲叢祠旁。2l年後宋孝宗下令給岳飛昭雪，並以五百貫高價懸賞求索岳飛遺體，用隆重的儀式遷葬於棲霞嶺下，就是現在岳墳的所在地。
嘉泰四年(1204年)即岳飛死後63年朝廷追封為鄂王。配殿啟忠祠，原祀岳飛父母，今改作岳飛抗金史跡陳列室。
岳墓，也稱岳墳。岳飛被害後，獄卒隗順潛負其 屍，葬於北山之麓，宋孝宗即位後，以禮改葬於此。陵園入口處有「精忠柏亭」，亭北側牆上，為馮玉祥書寫 的石刻題詞「民族英雄」。進墓園門，兩側是碑廊，陳列歷代石碑125塊。北廊是岳飛詩詞、奏札等手跡； 南廊是歷代名人憑吊題詠、岳廟幾次重建的碑記。現在的岳飛墓闕是1979年整修時按南宋建築風格設計的 ，墓道兩旁陳列的石虎、石羊、石馬和石翁仲，是明代的遺物。墓闕下有四個鐵鑄人像，反剪雙手，面墓而跪 ，即陷害岳飛的泰檜、王氏、張俊、萬俟咼四人。跪像背後墓闕上有楹雲：「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

作者已經無從考證了！

5. 巴縣清朝有哪些進士

巴縣史上乃大縣，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你知道巴縣在明朝有多少文科進士嗎？筆者通過對清人李周望（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進士、國子監祭酒）在康熙59年（1720）年編《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明洪武至崇禎各科附》（簡稱《碑》）及今人朱保炯、謝沛霖合編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簡稱《索》）兩書的查詢，得出巴縣在明朝共有文科進士91＋2人，居全川各州縣共有1303＋17人的第三名，而且成化23年的劉春為一甲第二名——榜眼。（全川第一名為內江縣有106＋1人，第二名為富順縣有00名。）上面「91＋2」中的「2」及「106＋1」中的「1」和「1303＋17」中的「17」，是指《碑》《索》中的崇禎15年「賜特用出身」榜263名人中四川有17個。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龔延明教授和邱進春博士研究生合寫文章《明代登科進士總數考》說：「崇禎13年春，已錄取魏藻德等為進士；同年四月，『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選止於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悉用為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263人，號為庚辰特用。』被《碑》《索》誤作崇禎15年榜。他們實際的身份是前163人為該科會試的副榜舉人，後100人則為當年經過廷試的歲貢生員，顯然和進士是兩碼事。『特賜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並非賜進士出身。總之，崇禎13年賜特用出身榜不能視作進士。」
下面將巴縣在明朝的91名文科進士及1名特科人員摘錄出來供有興趣者參考。
巴縣明朝文科進士名錄
蹇義明洪武

6. 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員簡介

王曾瑜男， 1939年生，原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曾著有 《鄂國金佗（左禾右卒）編、續編校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階級結構》、《金朝軍制》，歷史小說《靖康奇恥》、《河洛悲歌》等 。
姜錫東男， 1961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經濟史、宋史的研究，被評定為河北省社會科學優秀青年專家，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專著《宋代商業信用研究》獲河北省第四屆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專著類一等獎。論文《宋代交引鋪的經營活動及其對經濟生活的影響》獲河北省社聯二等獎。主持編寫十卷本《中國改革通史》，主編《中國經濟發展史·宋遼夏金元卷》等多部著作。專著《宋代商人和商業資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出版）獲2003年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優秀成果專著類一等獎。 男， 1940年生，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法律史、宋史研究。出版專著《宋代法制研究》、《宋代法律史論》等書，合著出版了《宋朝典制》。《宋代法制研究》一書獲河北省第六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專著類二等獎。主編《中國改革通史》綜合卷。《宋代立法簡論》獲河北省社科二等獎。
李華瑞男， 1958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河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主要從事遼宋夏金史及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被評定為河北省跨世紀優秀人才，河北省社會科學優秀青年專家，現兼任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歷史評審組成員，1999年獲河北省第三屆社會科學優秀青年專家稱號，2002年獲第三屆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師獎」（即高等學校優秀青年教師教學科研獎勵計劃）。先後出版了《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宋夏關系史》、《中華酒文化》、《王安石變法研究史》等專著。《宋夏關系史》獲河北省第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獲河北省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劉秋根男， 1963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經濟史、宋史的研究，先後出版了《中國典當制度史》、《明清高利貸資本》等專著，其中《中國典當制度史》獲河北省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專著類二等獎，《明清高利貸資本》獲河北省第八屆（2002年）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專著類一等獎。參予撰寫的《清代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獲郭沫若歷史著作專著類二等獎（2002年）。2004年入選河北省新世紀「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層次人選。
汪聖鐸男， 1948年生，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宋史、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出版專著《宋兩財政史》（上、下）、《中國錢幣史話》、《宋真宗》、《兩京夢華》、《兩宋貨幣史》、《兩宋貨幣史料匯編》等，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曾獲中國錢幣學會第一、第二屆學術成果「金泉獎」。《兩宋貨幣史》於2004年獲河北省第九屆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專著一等獎。
王善軍男， 1966年生，博士後，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宋代宗族、遼代宗族的研究，已出版專著《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獲河北省第八屆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專著類二等獎。
王菱菱女。 1954年生，博士，教授， 博士生導師 ， 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宋代經濟史、礦冶業史研究，專著《宋代礦冶業研究》將於近期出版。
高樹林男， 1932年生，教授。主要從事遼金元經濟史、人口史研究，出版專著《元代賦役制度研究》，該書獲河北省第六屆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專著類三等獎。
閆孟祥男， 1960年生，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宋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此前曾於西北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完成科研課題：大乘佛學與理學核心義理比較研究。 男， 1966年生，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遼金元史、北方游牧民族史研究。
王曉薇女， 1974年生，碩士，實習研究員，在讀博士。主要從事宋代政法史研究。
王志雙女， 1974年生，碩士，實習研究員。主要從事宋代政治史研究。
賈文龍男， 1974年生，碩士，實習研究員，在讀博士。主要從事宋代政治史研究。
丁建軍男， 1966年生，學士，講師，在讀博士。主要從事宋代文化史研究。
校內博導 ：
李振綱 ，男， 1956年生，教授，博導。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李金錚 ，男， 1965年生，河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校外兼職教授 ：喬幼梅 ，女，山東大學 歷史系 教授，博導，原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
黃寬重 ，男，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
金渭顯 ，男，韓國明知大學教授，韓國宋遼金元史學會會長。
游 彪 ，男，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系 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
苗書梅 ，女，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
杜建錄 ，男，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宋史中心兼職博導。
孫洪濤 ，男，河北工程技術職業學院教授。
李瑾明 ，男，韓國外國語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
曹福鉉 ，男，韓國京畿大學講師，博士。
王嘉川 ，男，江蘇揚州大學歷史副教授，博士。
方建新 ，男，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方 健 ，男，蘇州市經濟協作辦公室高級經濟師。
劉浦江 ，男，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楊富學 ，男，敦煌研究院研究員。
龔延明 ，男，浙江大學人 文學院 教授，博導，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
宋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校外兼職）：
朱瑞熙 ，男，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導，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
黃寬重 ，男，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博士。
鄧小南 ，女，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導，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
程民生 ，男，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
包偉民 ，男，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歷史系 教授，博導，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

7. 夏衛東的簡介

杭州市「131」人才,現為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1997年畢業於杭州師范學院歷史系，獲學士學位；2000年，從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畢業，師從龔延明教授，獲浙江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同年3月進入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任教。2006年，獲浙江大學文學博士學位。2008年至201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合作導師為姜濤研究員），曾至台灣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訪學（合作教授為黃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