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張汝倫教授結合

㈠ 張汝倫的介紹

張汝倫，男，1953年生於中國上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哲學學院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上海市中西哲學和文化比較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國外社會科學》雜志特約編委，《當代中國哲學叢書》主編。2004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東南大學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台灣輔仁大學客座教授、德國特利爾大學客座教授、黑龍江大學兼職教授。

㈡ 張汝倫的抄襲事件

針對復旦大學教授張汝倫的專著《歷史與實踐》，孫周興教授在《中華讀書報》(2000 年3月29日)發表評論——《實踐哲學的悲哀》：稱該書「並不是張汝倫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譯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說張汝倫教授『編譯』的」，因而《歷史與實踐》是「偽書」、張是「文抄公」。
為了「不負孫教授的苦心，亦為《歷史與實踐》的讀者負責」，張汝倫教授發表《批評的悲哀》(註：《中華讀書報》2000年3月29日。)：稱其書「主題極為突出，無論在內容、風格和目的上都與《哲學歷史詞典》有極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實踐概念和實踐哲學』這一節引用了《哲學歷史詞典》的一些材料外，《歷史與實踐》與《哲學歷史詞典》沒有任何關系」。在他看來，其《歷史與實踐》「有著明確的主題、完整的結構和一以貫之的思路和線索。正是這些使所謂它是一部『偽書』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孫「真正目的是僅僅根據那幾頁來自《哲學歷史詞典》的材料沒有註明出處，來一口咬定這本書是抄自該詞典。其想像也未免太大膽了一些，但卻忘了小心求證。《歷史與實踐》共487頁，要證明它抄自《哲學歷史詞典》，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點證據是遠遠不夠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頁的內容，要證明它出自《哲學歷史詞典》或其他任何一本書，我想他也是絕對辦不到的，更不用說本書的其他部分了。孫教授……缺乏足夠的證據就一口咬定《歷史與實踐》一書是抄自《哲學歷史詞典》，這就不是批評，而是誣陷和誹謗了。而誣陷和誹謗就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了」。
很顯然，在上述回應中，張汝倫教授既沒有絲毫的自我批評，也沒有對孫教授認定的《歷史與實踐》第98～102頁抄自《哲學歷史詞典》的批評有任何認錯的表示。張教授盡管無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實踐概念和實踐哲學』這一節引用了《哲學歷史詞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強調的還是已經「把自己的東西和別人的東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來，逼得孫周興教授只好在《悲哀復悲哀》中繼續揭發、再證《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經本人對張汝倫教授的『專著』《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與德文版《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中『實踐、實踐的』條目所作的仔細對照，現已查明，其中有7頁文字(第96～102頁，其餘3頁性質不明)，加上這7頁中出現的32個注釋，完完全全是從上述《詞典》條目中抄襲下來的，其中沒有一個句子是屬於張汝倫教授自己的……我斷定：張汝倫教授的《歷史與實踐》具有抄襲性質，是一部偽書。而且我斷定：這種把《詞典》條目正文連同注釋不加修飾地照抄下來的做法，決非出於無意和疏忽，而是一種蓄意的剽竊行為。」
孫周興先生原為浙江大學教授，現任同濟大學教授，以研究海德格爾著稱。他說：「 我與張汝倫教授是熟識的同行，既沒有個人恩怨，也沒有發生過學術上的爭論。」「在我的印象當中，張汝倫是一位嚴肅的學者，在學術上經常表現出凜然不可犯的樣子，學風應該是正派的。」張汝倫先生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名牌教授，不僅搞西方現代哲學，而且也出了大部頭的中國現代哲學專書。只是張教授不夠愛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盡管他仍在復旦大學繼續當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因為在張汝倫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龍教授抄襲在先，繼之有哲學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竊在後，還有歷史系已通過答辯的某博士學位論文被發現存在大量抄襲的問題，故他們工作的大學曾一度被風趣的網友給幽默為「復印大學」。其實，與其說是幽默，毋寧說是無奈、痛心、心酸，或者說是「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
悲哀復悲哀——再證張汝倫《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
時間：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孫周興（浙江大學教授）
來源：原創
關鍵詞：
這是一篇揭露學界醜事的文章
讀了張汝倫教授的文章《批評的悲哀——我對孫周興教授批評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個不小的「罪過」：原以為只有「實踐哲學」被張教授弄得比較悲哀了，沒想到因為我那篇揭露他的《歷史與實踐》抄襲真相的文章，中國的「批評」也變得悲哀了。張教授的說法是：國外的批評是「對事不對人」，而國內的批評則是「對人不對事」。不過，張教授應該沒有忘記，對於他的同一本「專著」《歷史與實踐》，我曾撰寫過一篇贊揚性的書評；現在我發現他這本書具有抄襲性質，所以要寫文章予以揭露。張教授，你說我是「對人」還是「對事」？
張教授還在文中說：「客觀公正的批評還牽涉到學者的人品、修養和風度」。意思大概是指責作為批評者的孫周興在「人品、修養和風度」方面大有問題。這話若由旁的人說出來，我還願意聽一聽，然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為；但現在由張汝倫教授來說這個話，我就只覺得有點滑稽了。
為避免被張教授混淆了視聽，看來我還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實踐哲學的悲哀》（以下簡稱《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學術批評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學界醜事的文章（讀者諸君眼下看到的這篇亦屬此類）。學術批評是討論學術問題的，而我現在沒有任何學術問題需要向張教授請教的，其實拙文《悲哀》也沒有涉及任何學術性的問題，而只是向讀者們報道張教授是如何抄襲的。我的主張是：對於學術問題，大家討論時應當而且必須心平氣和，與人為善。而對於學界醜陋現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擺出事實後，稍稍傳達一點憤怒和譏諷，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舉個例子說，群眾抓住了一個偷兒，當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達一下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兒也有自己的邏輯。群眾憤怒地對偷兒說：喂，你這幾件東西是偷來的！偷兒看看人證物證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錯，這幾件東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來的，而是「借」來的，只是有一點點對不起了，我忘了從哪裡「借」的，本來我是要跟人家說一聲的；第二、即使這幾件東西是人家的，我這里還有別的幾樣東西，你們知道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嗎？哈哈，我看你們就不知道！所以，我怎麼可能是小偷？！
上帝見諒，我為這段文字猶豫了好幾天，一直想把它刪掉算了，免得張教授生氣，以為我又在存心「諷刺和挖苦」。但讀者諸君，你們如果把張教授的《批評的悲哀》一文總結、提煉一下，就會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兩點。更有甚者，在表達了這個意思以後，張教授就壯了膽子，反過來倒打一耙，指責我「誣陷」和「誹謗」他了。我想，這就有點無恥了。
的確，到眼下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補充的事實指證外，我還不知道《歷史與實踐》中的「別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因為我已經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國，手頭只有《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的復印件。但我認為，我陳述的事實已足以證明《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了。張汝倫教授避而不談我舉證的事實，卻振振有詞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證據」，因為他說這本書一共有487頁——這就接近於我前面講的偷兒的「邏輯」了！
從操作角度上講，張汝倫教授對我提出的這個要求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外文版的哲學圖書和資料浩如煙海，張教授既然抄襲了《哲學歷史詞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圖書；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頁、二十頁來，張教授還是會說：那麼還有其他的呢？這樣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顯然也是完成不了這項艱巨任務的。
繼續揭發
要做這種全面的對照工作，其實只有一個人能夠勝任——那就是張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證的10頁中有3頁不是從《詞典》中抄來的。也正因此，張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責我的證據「其實只涉及從98－102頁等5頁的內容」，並責問道：「其餘5頁的內容既然也可在該條目下找到，為何不一並『揭發』，以正視聽？」
既然張教授這樣問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寫《悲哀》一文時，因為篇幅的限制，的確沒有從第96頁開始「揭發」，而是從第98頁開始，止於第102頁。到第102頁，覺得文章已經太長，而且證據已經確鑿，就沒有再對照下去。現在聽張教授一說，我對照了一下，確實沒有在《詞典》第七卷相關條目中發現第103頁以下3頁的內容。
但無論如何，張汝倫教授要求我繼續「揭發」的「其餘5頁」中的另外2頁（即第96－97頁）的內容，卻是完完全全在這部詞典上的。既然張教授要求我一並「揭發」出來，我在這里只得把這2頁也補上。
張教授的原文如下：
築，學習或趨向目標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這些活動就是狹義的「實踐」。亞里士多德用Energeia這個詞來專指這種目標在其本身的實踐。這就把行為與「做」與「生產」區分開來了。實踐是趨向目的的過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馬可倫理學》雖然使用的術語與《形而上學》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堅持了這種區分。只不過在《形而上學》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為，而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實現目的的過程也叫做Energeria。實踐及其對象同時也是人存在表現的全部形式的總稱：既指理論科學，工藝技術和狹義的行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別於理論，工藝的人的活動。（注8）這種三分法對亞里士多德哲學本身以及後世的實踐哲學都有很大的意義。狹義的實踐概念，即我們正在考察的實踐概念由此有了明確的規定和輪廓。[抄自第1281頁]行為就是做決定，行為的對象就是決定的對象。與這種三分法相應，亞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為三種，實踐以「實踐的真理」為目標。在試圖從內容上確定通過行為實現的最高的善時，亞里士多德從柏拉圖那裡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為理論——哲學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過與後來中世紀翻譯亞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亞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稱為「政治生活」而不是「實踐生活」。「實踐生活」指的是哲學專門的理論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頁]只有Eupragia（正確的行為）才是人的最終目標，而幸福作為所有人實踐的目標本身就是實踐。（注10）實踐在這里既不是生物學或宇宙學意義上的創造運動，也不是單一的行為或活動，更不是生物學的功能，而是正確的行為，即一個完全圓滿的完成，自身構成目的的實踐。這就是作為實踐哲學的核心概念的「實踐」的基本意義。[抄自第1283頁]這種正確的行為，即實踐，與他人和社會的福祉有關，主要是指與生產勞動相區別的人的倫理道德行為和政治行為。然而，理論在最終意義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實踐。（注11）[抄自第1285頁] 但亞里士多德以後，人們對「實踐」概念的理解卻逐漸狹窄。普羅丁把實踐理解為由向外的趨向造成的行為。（注12）他也像亞里士多德一樣，把最高的活動稱為Energeia。但這不是指實踐，而是指Poiesis（生產）。實踐只是理論的一種派生形式，因為外向的實踐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於自身的弱點不能以自身為目標，而需要向外訴求。「人們在理論上不行，就轉向實踐——理論和邏各斯的影子」。（注13）與亞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論是實踐的形式，而是實踐是理論的形式。實踐只是為了觀察，因為一切實踐都要求回到純理論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頁]早期中世紀並未接受古希臘的實踐概念，只是通過對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翻譯詮釋，實踐概念才重新進入歐洲的精神世界。希臘的實踐在拉丁文中被譯為actus，這就使它有了「行動」的意思，並且是與人的意志選擇有關的活動。這是中世紀後期哲學的實踐概念的基本規定。[抄自第1287頁]羅吉爾·培根認為要在一切科學和道德哲學中區分出思辯因素和實踐因素。因為人的活動都是可以進行道德評價的行為，在此意義上理智被稱為「實踐的」，因為它完成實踐，即善或惡的行為。這樣，實踐概念又和道德行為相關了。道德哲學因此和神學一起有一種基礎科學的地位。與這種狹義的實踐相比，其它認識都是思辨的，是為實踐服務的。「一切不教我們善的科學，真正和絕對地看都是思辨的，這就是道德科學之外的一切科學。只有教我們為善的科學才是真正和絕對是實踐的」。（注14）[抄自第1288頁]（張汝倫：《歷史與實踐》，第96－98頁）
首先要做兩點說明：一、上列引文開頭的「築」字前面一個字在《歷史與實踐》的第95頁上面，是我目前見不到的，但對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確定那就是「建」字了，而這也表明第95頁上至少還有一段文字是抄襲的。二、最後一句話已經在98頁上了，緊接著就是張教授抄來的關於鄧·司各特的實踐概念那一段了。
本來我想仍舊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據德文原文（《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第1281－1288頁，原作者為GüntherBien先生）把張教授的文字再譯一遍，但我發現他這里的譯文基本上還是忠實的，再譯實在是多此一舉，所以，我只用黑體字在上列引文中間標明原文的頁碼。張教授在這里的抄襲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樣：仍舊是把比較難解難譯的句子跳過去，不認識的希臘文詞語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個注釋，他抄下來7個。但上引《歷史與實踐》的兩頁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詞典》裡面，沒有一句是張教授自己寫的！
注釋也是抄來的
關於注釋的抄襲性質，我在拙文《悲哀》中沒有充分舉證，這里需要補一下，以免張汝倫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為《歷史與實踐》做的不是當頁注，所以我見不到他上引兩頁的注釋。但根據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張教授抄襲下來的7個注釋是下面這個樣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讀者只要把《歷史與實踐》第二章的注釋部分翻開來對照一下，就會看到其中的第8－14個注就如上列。在這7個注釋當中，注8、注9、注10抄自《詞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頁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頁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頁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張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釋中的一個注釋：他把原文第1285頁上的注51中的一句話（「……理論是最高的實踐」）抄了下來，順手就加了一個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參考書標上了！但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復查找，差點以為這個注終於是張教授「自己的東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舉證過的5頁，在他抄自《詞典》的7頁文字中（《歷史與實踐》第96－102頁），張教授一共抄襲了原文的32個注釋———在我的記憶中，他的注釋都是用外文原文標出的。但他在《批評的悲哀》一文中居然還能說：為了表明他的書是虛心地「聽別人的意見」，所以他就「盡量多加註（全書487頁，共843個注，平均每1頁兩個注）」。從我們舉出的事實看，注釋確實是蠻多的，但不是張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來的。而以這些抄來的注釋為依據的「參考文獻」（其中應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種歐洲語言的書目），當然也是抄來的了。——這還用得著我來證明么？
在《詞典》注釋中出現的書名多半是縮寫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Nikomachische Ethik）被縮寫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羅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書的縮寫。《詞典》中可以縮寫，但在「專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張教授在抄襲這些注釋時，還不得不做一個從書名縮寫到全名的「恢復」工作。這個工作是夠他煩的！
張教授在《批評的悲哀》一文中為讀者們編造了一個美麗的謊言：他說《歷史與實踐》的「相當一部分內容」其實是他在德國時的「讀書記錄和筆記」，但最初記下來並不是為了出版，而「只是為了自己看」，所以「摘錄、翻譯」都「比較隨意」，後來回國了，「覺得實踐哲學非常重要，而國內對之了解不夠，遂決定在此基礎上成書」；又因為回國以後已經找不到有關圖書了，所以他就沒有註明出處（參看張汝倫：《批評的悲哀》第三段；重點號為引者所加）。根據我上面的舉證，他的這個謊言已經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從一開始就為了出書而存心剽竊，而只是做一點供自己欣賞的「比較隨意」的「筆記」，張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這許多個注釋嚴格地一一查對、抄錄下來，並且要做好上述繁瑣的「恢復」工作？
到這里，我要來談談《歷史與實踐》的「後記」了，因為張教授在《批評的悲哀》中主要是用這個「後記」來表明他沒有抄襲。誠如張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讀過他這個「後記」的，當時卻絲毫沒感覺到它有什麼特別的，自然也沒有體會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義」。現在我沒法重溫這個「後記」，但我已從張教授那裡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為它把「像這種由於某種原因未註明出處的材料都包括進去了」（張汝倫：《批評的悲哀》第三段。而這也就是說，這個「後記」能夠把張教授在《歷史與實踐》中的抄襲行徑完全「合法化」，能夠把他抄來的別人的文字都占為己有！讀者諸君，你們說這一招厲害不厲害？
看來張教授真是深謀遠慮，早就在抄好書後精心製作了這個「後記」，自以為已經為自己留了一條退路。但我有點懷疑：這能成為一條退路嗎？整頁整頁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論述、引文和注釋）之後，只要在「後記」中說明一下這本書是根據自己的一些讀書「心得和記錄」寫成的，你就可以為自己的抄襲行為辯護了嗎？
如果張教授的這種「邏輯」可以成立，則無論是誰都可以把他的「專著」《歷史與實踐》再「記錄」一遍，然後也寫個「後記」說明是「心得和記錄」，把書名改一下，然後署上無論是誰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這樣做來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張教授願意不願意？
抄襲性質不容置疑
好了，讓我來作一個總結，最後把張汝倫教授《歷史與實踐》一書的抄襲事實明確如下：
經本人對張汝倫教授的「專著」《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與德文版《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中「實踐、實踐的」條目所作的仔細對照，現已查明，其中有7頁文字（第96－102頁，其餘3頁性質不明），加上這7頁中出現的32個注釋，完完全全是從上述《詞典》條目中抄襲下來的，其中沒有一個句子是屬於張汝倫教授自己的。粗略計算一下，已舉證的正文為7頁，32個注釋以每個至少一行計算，約為1．5頁，此外還有第95頁的部分或全部，暫且摺合為0．5頁（聲明：這是我推斷出來的，因為第96頁上只是亞里士多德實踐概念的後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頁上了），共計9頁。這就是說，僅僅根據對《歷史與實踐》10頁文字的調查，我已經確證張汝倫教授至少抄襲了9頁、6750個漢字（以每頁750個計）。據此事實，我斷定：張汝倫教授的《歷史與實踐》具有抄襲性質，是一部偽書。而且我斷定：這種把《詞典》條目正文連同注釋不加修飾地照抄下來的做法，決非出於無意和疏忽，而是一種蓄意的剽竊行為。
對於這個事實的鑒定工作，我建議可以由國內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同行組成專家小組來完成。根據我新近了解到的情況，北京大學圖書館就有這套德文版的《哲學歷史詞典》，因此完全有條件在國內進行這項鑒定。而對於我基於這個事實所做的斷定，我想請讀者諸君來評論。因為，學術乃天下公器，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㈢ 張汝倫先生認為我們應該讀

張汝倫：生命與讀書 ——張汝倫教授在復旦大學的講演 讀書不是因為我要做個有知識的人我才讀書，或者為了讓人覺得我很有修養我讀書；或者說一定場合我可以賣弄我讀書。在我看來，讀書應該是生命的一種需要，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我們就有這個需要。

生命與讀書，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問題。讀書不是因為我要做個有知識的人我才讀書，或者為了讓人覺得我很有修養我讀書；或者說一定場合我可以賣弄我讀書。在我看來，讀書應該是生命的一種需要，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我們就有這個需要。

大家都會說一句話：人活著不是為了吃飯，吃飯是為了活著。但是什麼叫活著，怎麼樣來區別活著和生活？我們的同學從大學開始應該說就從一個孩子步入成人。現在有一點我很看不慣，二三十歲的人還叫自己男孩女孩。在我看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18歲的時候身份證發給你，你就是成人了，把自己看作成人是有氣魄的表現，是堅強的表現。我1998年到1999年在德國教了一年的書，德國的同學總讓人感覺比中國的同齡人要成熟很多。我不知道現在流行的是什麼文化，港台文化還是日本韓國文化，大多是強調看重青春。青春當然是件好事情，但沒有內容的青春只是生物年齡，我看也不值得驕傲。青春指的應當是你整個心態要奮發向上，要敢於冒險，敢於追求新事物，而且要有熱情，不要像魯迅說的那樣像個陰沉木一樣。你要人家感覺到和你接觸就像一團火一樣，這才叫青春。有18歲的老人，也有80歲的青年，年齡這個東西是相對的。我非常欣賞麥克阿瑟的一句話，他說，「青春不是生命的一個階段，而是生命的一種境界。」我們這個偉大的文明，這個延續了幾千年沒有中斷的文明，它實際上有一種剛健雄渾的靈魂在。周易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的祖先向來對那種無病呻吟、裝腔作勢的東西是看不慣的，我想也就是我們的祖先有那種內在的始終充沛的生命力，我們這個文明才能在今天還是值得我們驕傲的。西方主要的國家我都去過，他們現在尊重我們或不尊重我們和經濟當然有一定的關系，但歸根結底，尊重你是因為你是一個五千年文明的代表，不尊重你是因為你放棄了這個文明。

一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的生物過程。為什麼人的意義不同於一個茶杯、桌子的意義，就在於人生有意義，我們賦予它意義。也是因為這樣，我們把那些醉生夢死沒有人生理想或者說除了掙錢、追求物質利益而不知道還有生命這一說的人叫做酒囊飯袋或是行屍走肉。我想起了一個詞Bilng，在德文中是教育的意思，但它最初的意義是一棵植物、一個有機體，在生長和發育的過程中，轉義為教育或教化，意思說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命是個過程，不是被外在的東西鑄造成什麼樣，而是你自己完成自己。同學很喜歡講人格、尊嚴和自由。這些東西在我看來從來就不是空洞的。比方說為了得到一個利益，不惜出賣人格，這樣的人活著就沒有尊嚴，也就沒有自由。所以人格、尊嚴、自由，她不是老天爺給你的，而是你自己要努力去獲得的。這個獲得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我們自我完成的過程，就像一粒種子，慢慢長成參天大樹的過程，德國人把它叫做教化的過程，或是教養的過程。教化的過程不是外在訓練你。德國人文主義大學的奠基人威廉·洪堡就說：教育的目的是自我完善，是人的能力的提高。後來蔡元培先生執掌北大的第一句話就是：大學是做大學問者的地方，是人格自我完善的地方，不是職業介紹所。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吃飯穿衣混日子找工作之外，我們不能浪費生命，我們要善待它；不是讓它不生病，不只是讓它保持肉體的健康，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古希臘人給自己提出的一個理念，健康的身體和健康的靈魂。所以在這個時候大家就需要思考一個問題，我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如何完善我自己。

很遺憾今天的大學很難給大家這一方面的東西。現在是基礎教育以高考為指揮棒，高等教育以市場為指揮棒，本科現在成了專科，到了三年級大家已經開始去實習和找工作，考各種各樣的證照，到四年級除了考研的人基本上沒人安心學習了。大學的課程設置以及教育方針全是圍繞就業這個目的來設計的。基礎教育應該是素質的教育，可人們現在把素質理解為各種各樣的技能，而沒看到素質和技術，和生產鉛筆和其他的東西不一樣。學生首先是人，我們應該考慮如何把他們作為人來培養，最後他們走到社會上，成為我們社會合格的公民。杜威的教育理念就是這樣，大學給社會培養合格的公民，真正的民主社會只有在一批合格的公民基礎上才能產生。

教化與學知識不是一回事。大學里所有別的專業都是學知識，但文史哲，尤其是哲學是教化之學。現在我們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與內容都與此有相當距離。我建議過大家到埃及國寶展去看看，在那種展品面前你會感到無言的崇高。你想想看這是5000年或8000年前的東西，那時的人是怎樣的胸襟和見解才能夠做出這樣的東西。所以我到盧浮宮去，蒙娜麗莎和維納斯我可以說是匆匆而過，讓我回眸良久的是古埃及館和古巴比倫館，那種宇宙洪荒式的巨大雕像在你的面前，讓我想起中國人講的和天地「參」是怎麼一種境界，而我們現在過得又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偉大的文明就像是一面鏡子，慢慢提起你的精神，提煉你的靈魂，潔凈你的靈魂。傅雷先生翻譯過三偉人傳，裡面的米開朗基羅傳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傳記。裡面有這樣一段話：「偉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嶺，風雨吹盪它，雲翳包圍它；但人們在那裡呼吸時，比別處更自由更有力。純潔的大氣可以洗滌心靈的穢濁；而當雲翳破散的時候，它威臨著人類了……我不說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們應上去頂禮。在那裡，他們可以變換一下肺中的呼吸，與脈管中的血流。在那裡，他們將感到更迫近永恆。」所謂的教化開化與自我完成就是這個東西，自己把自己拔高。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普通人，但我們的精神可以變得崇高。有很多的同學喜歡我的課，覺得有激情。50歲的人怎麼還會有激情，因為我的心中始終鼓盪著17歲的東西。盡管我們的社會變得越來越實用，越來越鄙薄這些東西，有的人認為真正的東西只是兩個字，一個是權，再一個是錢，有了這兩個你什麼都可以搞到。但是我們不需要去跟那些人比。我們每個人活著，除了社會這桿秤，這個標准，我們還有內心的一桿秤。每天捫心自問，我活著是過著豬狗的生活還是人的生活。在這樣想的時候我們就需要權錢以外的東西。

當我們有困惑的時候我們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破罐子破摔，自己折磨自己，讓自己更加痛苦更加低落；還有一種就是我們要找到自己的振拔之途。看書是一個途徑，讀書可以使自己的境界得到提高。

青年人不看書我很著急，不是說你們不看書，知識就有缺陷，出去會被人瞧不起。讓我著急的是不看書就把人類幾千年積累的文明拋棄了。我自己曾經也有過很低谷的時候，我之所以沒有悲觀泄氣和被命運擊倒，我不是相信我自己有多高，而是相信人類，是因為人類過去那麼長的時間畢竟還留下那麼多偉大的東西，這些是人類偉大和不朽的見證，我作為這個偉大的種類的一分子，我應該如何對得起這個偉大。如果哪一天人類把這個東西踩在腳下，或者把這個東西作為一種可笑的外表來玩弄的時候，那人類真的離完蛋不遠了。生命只有一次，人要活得對得起自己，這個我們今天誰都會講。但對得起自己不是給自己買好衣服，讓自己過錦衣玉食的生活。等到我們眼睛一閉，所有的物質的東西就沒意義。比如說你現在到癌症病人的病房給臨終的人說，我給你1000萬，沒有任何的意義，對他來說要緊的是生命。當然生命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有限的，但是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能在離開這個世界時對自己說，這個生命我沒有白活，這個生命很有意義，我不是像豬一樣吃過了玩過了。有各種事情可以來享受生命，體驗生命，擴張生命，完善生命，至於少數偉大的人物能讓自己的生命不朽，這個我們每個人也都能一試和值得做。這就是我理解的自我完善。

如果外在的教育不能提供這樣的東西，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古往今來那些偉人，那些偉大的精神，那些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讓他們來豐富我們，振拔我們，提高我們，給我們勇氣和力量，讓我們的生活充滿意義和色彩呢？我們要多看書。看書首先不是為了學習客觀的知識，更不是一個消磨時光的過程。看書對我們首先是個自我完善的過程，不看書無以為人,所以說讀書應該是生命的習慣，而不僅僅是像集郵、跳舞一樣的habit（嗜好）。

第二，我們現在活在這個世界上，只要不是願意昏頭昏腦的活著，就會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痛苦要來解答，甚至有的時候情緒低落，甚至有的時候會想不開，那麼在這個時候我們該請教誰？當然可以請教智者，但主要我們還是要到書當中去找答案。剛才說過我的人生道路也有很低谷的時候，在我很痛苦的時候我把我能找到的書都讀了，我發現最能解決我困惑和痛苦的當屬哲學，哲學是我對生命的一個承諾。我認為我們會有困惑，當我們有困惑的時候我們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破罐子破摔，自己折磨自己，讓自己更加痛苦更加低落；還有一種就是我們要找到自己的振拔之途。看書是一個途徑。我覺得讀書可以使自己的境界得到提高，慢慢地自己會排解困難和痛苦。

第三條，作為一個五千年文明的代表，作為一個在大量存在著文盲和半文盲的國家裡，接受良好教育的人，他有職責保衛這個文明。不要到哪一天，我們中國人要到日本韓國去學習中國文學和中國古代史。陳寅恪先生1929年送北大己巳級史學畢業生寫的詩有兩句我看了就非常感動，「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看到中國的大學史學系學生競相涌赴日本學習中國古代史，他說了這句話。我知道現在有很多人在哈佛大學、東京大學拿的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和中國歷史的學位，我不是說這個不可以。但是如果哪一天，復旦、北大、清華懂這些東西愛這些東西如命的人沒有了，那麼我們這個文明是不是要移植到國外去保持，就像敦煌的文物保存在大都會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里一樣？每當想到這些我就憂心如焚。我們是五千年的文明繼承人，這遺產不能扔啊。

有人說我是學電子工程的，我為什麼要看書呀。因為你是人，你是個中國人。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人都有語言，不一定學《詩經》才能說話，孔子為什麼要說這句話？就是說你有說話器官沒有用的，你說出來的話要像人話。現在有些人說的話總覺得不太像人話。一方面是不說人話；另一方面是語言越來越貧乏。這個問題如果大家沒有自覺的話，抱著庸俗和放任的態度，我們每個人都會是五千年文化的罪人。我這個話可能講得嚴重了一點。因為文化要培養起來太難了，要葬送太容易了，就像我們培育一顆良種植物，不知道要多少人多少年的努力。你要是想把它弄掉，一鍬就可以把它砍斷，或給它點化學葯水兩個小時就能叫它嗚呼哀哉。文明也是這樣。所以於己於人於國，於我們偉大的文明，我們都不能放棄讀書。

第二個問題看哪些書？有很多的同學說，老師你不了解我們，我們一直在看書，從沒閑過。問題是看哪些書。我看我們的同學看消磨時間的書很多，不用動腦的書很多，而對於一向認為是經典的書，看的很少。為什麼？因為大家覺得經典的書難讀，經典的書和我們沒關系。這些是非常錯誤的。經典之所以是經典不是哪個人封的，要經過千百年的考驗。現在有些人掌握了所謂話語權，就說這個是經典，那個是經典。你讓他去說，他說了就算？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件很痛心的事。我很尊敬的一位德國文學老專家和上海某高校的青年新銳，不約而同地主張把《歌德對話錄》從中學生必讀書目中去掉，說已過時了。但經典之所以被稱為經典，就因為它是超時代的。歌德在那本書里講的恰恰是我們今天人類面臨的問題，說人類墮落了，我們現在正在葬送幾千年的文明。看看我們今天的情況，不能不佩服歌德深刻的洞察力。這就是經典。恩格斯說歌德是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這樣的偉大的人幾千年就出了這么一個，而我們現在卻說這個不要給年輕人看了。這不太說明問題了嗎？

我們要做最好的事情，看書也要看最好的書。現在圖一時爽快就看一些無益於身心的書，或看用來消磨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的書，你說你值不值？我覺得一個人，得有個基本的知識面，不要到時候你的孩子問你曹禺是誰不知道，魯迅的《野草》什麼意思不知道。除了經典，文史哲的書都要看，有好處。我自己就是個受益者。人類文明不僅是在哪一科上，比如文學，所有學科的成果都是寶藏，都是值得我們去探究的金庫。所以我覺得除了經典之外，一般文史哲的書也應該去看，這個可以開闊自己的眼界和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花這個功夫是值得的。

我覺得現在的人們心靈比較粗糙。大家在讀書的時候應該提高語言能力，提高語言能力就是提高心靈和感覺能力。讀詩能培養細膩的感情，有了細膩的感情才能更寬容，更能理解和體諒別人。

還有就是要為提高修養而看書。我總覺得我們對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要有一定的感情。詩這個東西非常怪，它一方面是人的主觀感情和思想的優美表達，它又有躍出這個東西的超越層面的體現，你可以從超一流的詩歌中看出宇宙的精神。在我看來讀詩是件很優美的事情。讀詩不一定要很多時間，你每天讀一兩首，慢慢體會，不要讀一遍就算了，堅持數年，人的氣質會改變。大家在讀書的時候應該提高語言能力，提高語言能力就是提高心靈和感覺能力。讀詩不僅培養我們的語言能力，更主要的是培養細膩的感情，有了細膩的感情才能更寬容，更能理解和體諒別人，這在日益商業化的社會里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個問題怎樣看書？經常有同學對我說，我們也知道哲學是好東西，我們也想看哲學，但不知道看什麼書；有時候我們隨便去找一些書看，實在看不下去，太難了；老師你說要看經典，什麼是經典，康德是經典但太難了。由於太難，就造成逆反心理，以後哲學一概不碰，反正看不懂。有的時候，有些書要採取循序漸進的方法，一點點去讀，慢慢會讀懂。但是還有一些書不是這樣，這些書你十年以後看還是那麼難。我們中國人有個不好的習慣，看不懂不說自己不行，而是怪寫書的人為什麼要寫這么難的書。多少人就葬送在這種自大的愚蠢當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發表時，全世界只有6個人看得懂。如果當時世界就排斥這個東西，說大家都看不懂，你這個東西沒有價值，那真是人類文明的莫大損失。我承認現在有很多東西寫的既枯燥又難懂又言之無物，這樣的東西不必去看。但也有些好書，它不得不寫得這么艱深，比如尼采和海德格爾的那些書，他們不是故意要寫成這么難，用孟子的話講：余豈好辨哉？余不得已也！這些書就要你們遷就它。人不可能所有的書他都看得懂。要是有人說世界上他沒有看不懂的書，不要信他的話，不可能。看不懂不要緊，這是正常的過程。但如果你看不懂的書不看，那你永遠也沒有進步。

讀書分精讀和泛讀兩種，泛讀的書讀過一遍拉倒。特別好的書，特別重要的書我認為要做筆記，不做筆記，你可能就像從來沒看過。我在北大講學，看到他們在編湯用彤先生的全集。湯用彤在哈佛大學做本科生時的筆記、作業現在都保留著。當時沒有民航航班，從美國坐幾個月的船回來，那個時候的練習本是很厚的，一本都沒有扔掉。我們不能書看過就算了，不做筆記，這樣時間一長你什麼也沒留下。

第四，就是孟子講的盡信書不如無書。看書不能做書獃子，不能看啥信啥，要有一點懷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態度。雖然我們不能隨便懷疑和批判，但總要多個心眼。看書要有保留，包括對名著，也可以保留一點看法，但是不要輕易下結論，動輒認為別人不對。為什麼？下了結論就會陷入結論里，所以看書既要有批判又要有理解的同情的精神。不要一開始不喜歡這個人就把他打倒。我們現在的傳媒良莠不齊，要特別注意，往往把一本不怎麼樣的書炒得很高，而真正有價值的書卻默默無聞，不為人知。要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己能夠找到其中的道理。最近我編了一本書叫《大學思想讀本》，編這本書是要大家學會怎麼思考，我想這本書不一定能教會大家怎麼思想，但我選編的篇目都是有思想的東西，裡面就有《小邏輯》中黑格爾1818年在柏林大學的開講辭，他說：「我要求諸君信任科學，相信理性，信任自己並相信自己……人應尊敬他自己，並應自視能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這也是今天我要和大家講的。

思想者小傳:

張汝倫1953年生於上海，198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業特長：德國古典哲學，海德格爾哲學、哲學釋義學、實用主義、中西思想史、政治哲學。主要著作有《意義的探究》、《海德格爾和現代哲學》、《現代西方哲學十五講》、《中國現代思想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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