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徐雁教授

❶ 《秋禾書話》中的秋禾什麼意思

「秋禾」本義是秋熟的穀物。徐雁先生發表作品常用「秋禾」作為筆名，筆名「秋禾」取自蘇東坡《和孔郎中荊林馬上見寄》開篇詞：「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

受文化哲人那種敬地愛民而又無力回天的自省自責精神感染，徐雁先生於大學畢業當年，即奉此詩首詞為煮字筆名，藉以自警。

徐雁，筆名「秋禾」，江蘇太倉人，祖籍靖江，1963年生於吳縣。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1984年畢業，現為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民革江蘇省委副主任委員、江蘇省政協常委，中國閱讀學研究會會長，兼任國家教育部圖書館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圖書館學會學術委員暨閱讀推廣委員會副主任，江蘇省圖書館學會閱讀與用戶專業委員會主任等。

人物經歷

198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分配至國家教育委員會機關工作，1988年任高等教育司主任科員。1989年夏調回家鄉，先後在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室、編輯室工作，負責書評工作室。

29歲時，南京大學高級職稱評聘委員會破格評定為副編審職稱，5年後晉升為編審（其間於1995年4月起，擔任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分管業務）。

2002年6月，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江蘇省委副主任委員，並分工省委會的參政議政事務。是民革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江蘇省的代表之一。現為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圖書館學教授。

❷ 劉宣苦讀成才的作者生平

焦竑是明代著名的藏書家。《明史·文苑·焦竑傳》載：「（焦竑）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無不淹貫，善為古文，典正訓雅，卓然名家。」《中國藏書家考略》載：「（焦竑）藏書兩樓，五楹俱滿。」在今江蘇省南京市珠江路同仁街，1994年前有一座坐北朝南的雙層木結構建築，它就是南京地區傳世最久的私家藏書樓建築——澹園藏書樓。藏書樓建築面積達350平方米。在南京，民間俗稱為「焦狀元樓」。焦竑幼年、成年家境並不富裕，使焦竑自幼形成了嗜書、集書、抄書及後來條件改善後刻板印書的習慣。集腋成裘，使他成為晚明最大的私人藏書家，有「北李南焦」之說（李指齊東李開先，山東章丘人，明代戲曲家）。焦竑的藏書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焦竑曾為自己豐富的藏書，編輯了一部兩卷本的《焦氏藏書目》。藏書樓有「澹園」、「抱瓮軒」、「竹浪齋」、「萬軸稷」、「五車樓」、「欣賞齋」，等，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收羅。《澹生堂藏書訓》記其「金陵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五楹俱滿。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經校讎探討」。錢曾亦稱「近代藏書家，推章丘李（開先）氏，金陵焦氏」。曾編有《焦氏藏書目》2卷、《欣賞齋書目》6卷，均已佚。其「澹園」藏書樓一直保存至1994年，南京修建同仁大廈時被拆，歷經400餘年。焦竑把自己的藏書樓命名為「五車樓」，把書房命名為「欣賞齋」——焦竑對收藏到的每一部書，幾乎都經過了親自校勘，並蓋有「澹園焦氏珍藏」、「子子孫孫永保」、「弱侯讀書記」、「竹浪齋品」、「弱侯」、「抱瓮軒」、「漪南生」等印章。他的藏書曾經代表著明代南京地區私家藏書的最高水準，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對於焦竑的藏書，成為一些學者研究焦竑的切入點。晚清學者葉昌熾，在《藏書紀事詩·焦竑》中寫道：「委宛羽陵方蔑如，廣寒清暑殿中儲。校竑但惜無臣向，《七略》於今未有書。」
平生和李贄交往最厚。他認為佛經所說，最得孔孟「盡性至命」精義，漢宋諸儒所注，反成糟粕。企圖引佛入儒，調和兩家思想。刻印古籍甚多，大多是哲學及文學作品。他將讀書札記和論文，匯集成為了二十卷本的《焦氏筆乘》，成為焦竑考據與焦竑學術思想的重要文獻。
1996年12月，南京大學教授徐雁在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的書香》里，對《焦竑的澹園藏書》給予了專門介紹。2000年底，由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主編、出版的3卷本《中國藏書樓》，給予了系統介紹。
焦竑的藏書，在他謝世後，其出路為當時文人所關注。黃宗羲在《天一閣藏書記》中寫到「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為售主……」，一方面，焦氏後人萬不得已，還不想賣掉先祖焦竑珍惜了一輩子的書，所以惜售不零賣；另一方面，黃宗羲拿不出「二千金」那麼多錢來整狀求購，後來雖託人求購，但至「余歸而不果」。
在焦竑辭世二十多年後，在晚明的兵火動亂中，焦竑的藏書，最終還是散失了；「焦狀元樓」也在1994年春的南京同仁大廈工程中不幸被拆毀。這讓國內外眾多有識之士人扼腕嘆息！開始從諸多方面尋找、搶救這一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民革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南京大學著名教授徐雁，一直十分關注焦竑及其遺產遺存的保護工作，並為之奔走呼號。

❸ 徐雁的人物簡介

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5年吉林大學化學系，獲得學士學位
1987年吉林大學化學系， 攻讀碩士學位師從徐如人院士
1991年英國帝國理工學院與英國皇家研究院，獲得博士學位師從屆時英國皇家研究院院長，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Professor Sir John M Thomas
工作與研究經歷
2010年－現在
吉林大學，唐敖慶特聘教授
2010年－現在 Elof Hansson AB，技術顧問
2009年－現在 吉林大學，客座教授
2002年－2010年 Grenidea Technologies p/l，高級科學家兼董事經理
1995年－2001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助理教授
1992年－1995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員

❹ 求一篇3000字的有關人生的作文，11月12號前要

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國走過了一條漫長的路，上下求索的中國人民始終難忘一個名字：周恩來。如果你想知道世人是怎樣評價我們的建國英雄之一的周恩來總理，我想當年周恩來同志逝世時，聯合國秘書長說過的一席話就足以表達人們對他的尊敬：「中國是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其財產可謂多矣，而作為她的總理的周恩來在聯合國銀行里竟無分文的存款；中國有四億多的人口，可謂多矣，而作為她的總理的周恩來竟無一個自己的孩子。」一個外國的首領尚且如此評價他，更何況應該「飲水思源」的中國人。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把他的一生無私心地貢獻給了中國這片土地，他是忠、智、仁的集身。

「總理，是人民的公僕，是人民的服務員。」周恩來曾這樣對別人說。「天下安，注意相。」在新中國成立之際，國家的人民需要「相」來建立一個和平的、穩定的政治局面。周恩來總理正是人們需要的好總理，他始終如一地忠於黨，忠於人民，他是集體主義精神的徹底貫徹底者，他為國家和人民鞠躬盡瘁。哪裡需要他，哪裡就有他的身影。當然，忠並不等於愚忠。總理在處理事情中總是多一份思考，多一份理智。當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許多老革命家，老幹部蒙受迫害，如賀龍、陳毅、彭德懷等。周恩來作為一個總理，必須遵從毛主席的思想路線，但他從客觀出發，對文革表示不理解，同時盡力保護老革命家、老幹部，他們也是國家的一筆財富啊！很難想像，如果沒有當年周恩極力支持鄧小平同志復出和阻止對其的迫害，沒有這個「伯樂」加「恩人」，一代偉人會不會像今天一樣造福人民，周恩來，背負一個國家的生死命運的重擔，他始終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出發點和歸宿。他真正做到了「我是中國人的的兒子，我深愛著我的國家的人民。」（鄧小平）

周恩來是世人皆知的外交家，他的演講風格和外交風范曾讓多不外交家望塵莫及。在現代中國的外交歷史上，他始終被認為是第一把手。周恩來憑他的智慧和才能活出了一個中國人的驕傲，樹立了一個威風凜凜的中國好總理的形象。我十分欣賞他在接見美國第一31屆乒乓球賽運動員時的「乒乓外交」。其中有一個叫科恩的運動員提出讓周總理談「他對美國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的看法。雖然，總理並不同意這種運動，但他站在了與對方平等的地位，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關於認識真理，改造社會的基本原理回答了客人的問題。他說，「青年的確有容易沖動、反叛的一面，但只要我們耐心教育，他們會逐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的。」

睿智的回答給了他們一個滿意的回答，同時為以後尼克松的來訪創造了一個友好的開端。

周總理是全國人民愛戴的好總理，在人們的心中，他既是一個稱職的總理，又是一個慈父。他總是那麼平易近人，待人可親。他用一顆寬容，慈愛的心去影響身邊的人們。難怪服務員不願離開他；難怪邢台震災的人民見到他能如此深情表露自己的痛苦；難怪代表們見到總理能出席二十五周年的國慶大典會淚流滿面。十里長街的送別，四九運動的浩浩盪盪……是人們對總理最深情的表示。今天，世人懷念特雷莎嬤、黛安娜，其折射的本質也是一種對仁愛的人的尊敬。

今天，俯仰一個世紀的偉人，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不震撼我的內心，給我以深思。反觀今天，某些人集體主義精神的淡薄，私利主義的器張，還有各種各樣混亂的思想觀念和不文明的文化，真讓人感到迷惘。茫茫人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不知何去何從。我們的確需要一個正確的導航。周恩來的事跡給了我一個稱心的答案。忠、智、仁的概念已被給予了新的內容和含意。一個人，就像一滴水，只有匯入大海中方能更好地發揮其作用。我們始終堅持著社會主義道路，走一條積極進取的人生之路，這就是忠；「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們要相信自己，極大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以自己的實力和智慧迎接新世紀的挑戰，這就是「智」；世界需要愛，人類需要愛，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會變得更美好，我們就該懷一顆仁愛的心，為世界，祖國的和平統一盡一份力，這就是「仁」。感謝周總理給我的人生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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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求 白馬湖學派有關教育的文獻

白馬湖文派研究綜述

從中國新文學社團（文派）史看，浙江地域的新文學社團，或曰文派，有兩：一為湖畔詩社，所在地——杭州。二為現代散文「白馬湖派」，所在地——浙東寧波與上虞。湖畔詩社早為學界所確認。而對於散文白馬湖派的認識，則是近些年的事。

（一）

「流派」，若從字源上推究，即是由水的別流而引申為事物的流別。據說《尚書·禹貢》中對河流關系的記載，是「言流別之始」。可知「流別」概念的出現之早。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就是以水的同源別流現象喻示文體的分合。將「流別」的方法用於學術史領域的，當推《漢書·藝文志》對諸子百家之學的總結，從不同的源流所確認的「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等九流，實際上具有學派的性質。「流別」的方法在文學批評中也不乏應用。例如沈約將自漢至魏400餘年的創作史歸結為「文體三變」，他說：「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視《風》、《騷》，徒以好賞異情，故意制相詭。」如果說《風》、《騷》是水源的話，三體之變就正如「水別流」而成「派」了。也興許是「水之別流」而成「流派」吧，中國新文學流派史中，少不了散文「白馬湖派」。

從浙東水系看，「白馬湖派」之發生在浙東的寧波與上虞，似也依稀可見其流脈。浙東群山中，會稽、四明、天台山三山最為著名。其中四明山與天台山對寧波非常重要，寧波東南面的天台山余脈，擋住了台風，西邊的四明山中間突然中斷，姚江直流而過，通過姚江水道，將寧波港口與內陸河道連結起來，這在長江三角洲恐怕是惟一的。三山環抱之中的剡溪，在唐代已經是一條吸引過眾多詩人的溪流，李白四入浙江，兩上天台山，去世前一年還想再度剡中。今人稱之為浙東「唐詩之路」。它是以鑒湖、曹娥江、剡溪為紐帶，西起會稽山，南括天台山，東至四明山，其面積不過是全國的750分之1，卻吸引了唐代詩人的7分之1即228人前來游弋謳歌。而剡溪流至寧波奉化境內，是為奉化之源，後又轉入奉化江，流至寧波，與餘姚江、甬江交匯而出海。

上虞與寧波同屬於浙東水系。然而，在這三山環抱之中，有一條以東漢孝女命名的曹娥江，卻另闢蹊徑，由南向北一路流淌。當其快要匯入杭州灣之前，突然在百官鎮地方轉向了西北。就是這個百官往東15里，抵驛亭，你就會發現，在其南側，有一片水霧茫茫的湖泊，那便是白馬湖了。湖的南岸，象山矗立，屏障似的擋住了湖的擴展。湖畔的春暉中學，當年執掌教鞭的夏丏尊、朱自清、豐子愷等擅長散文創作，他們的散文，似有共同的特點或近似風格，那就是像優美的白馬湖的湖水一般的清淡自然，雋永純凈。這個百官鎮，是為古縣治上虞縣之所在。那裡曾留下過孝女歌功頌德的、著名的《曹娥碑》。而東晉時，上虞縣西南45里東山山下的國慶寺，則為太傅謝安的居所。圍繞著太傅居所，曾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堂，還有所謂薔薇洞。當年李白游東山，寫下了這樣的句子：「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可見，會稽、四明、天台三山之間，向為人文薈萃之地，山水自然與人文性靈之互交，使得白馬湖的毓秀匯成一川清流，進入了新文學流派史的長河。在白馬湖畔，傳出了一段新的佳話，那就是散文「白馬湖派」。流派作為一種文學現象，猶如水之別流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它產生於特定時空中。然文學流派又存在於特定的人際關系中。從這個意義上判別，散文白馬湖派包括夏丏尊、朱自清、豐子愷、朱光潛、劉薰宇等幾家，葉聖陶、俞平伯雖不是春暉中學教員，但也曾在那裡考察，作過短期講學，又與夏、朱、豐、劉等意氣相契合，他倆的散文風格與其它文學流派相比照，更具有白馬湖派的風味。葉聖陶與夏丏尊還結成兒女親家，因此也可將其歸入白馬湖派之列。在這派散文家中，夏丏尊可謂「冠冕」人物，或者說是代表人物。他的後背是一群志節卓犖之士，新文學高手「同志集合」其間。夏丏尊不啻出生於白馬湖邊，在那裡生活與勞作得最久，其人品、文品最為典型。尤其是他的文章風格，最有即如周起莘在《雷琴記》（見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台灣啟新書局1968年版）中所說的「浙之東之文，清以淑」的因子——率直真摯，清淡素樸，言近而旨遠：為文大都從日常生活中取材煉意，將其深摯的感情（或愛或憎、或憂或喜、或首肯或排拒）包溶在平淡的生活場面中，且能真切實在地加以表現，有幾分動情就直陳幾分，不迴避藏匿，又不強為渲染，故作多情，更不作態。

（二）

寫上述背景材料，為的是希冀能給白馬湖文派綜述作鋪墊，並對此予以足夠的重視。

最早提出這個命題的是台灣學者楊牧。1984年在其《中國近代散文選》（台灣洪範書店印行）的前言中提出了「白馬湖派散文」的觀點，認為其風格「清澈通明、朴實無華，不做作矯揉，也不諱言傷感」。然而楊牧並沒有作深入的論述。大陸學者關注此題的，最早的有兩位，一是陳星，二是朱惠民。陳星在《台、港女作家林文月小思合論》（文載《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中，指出「白馬湖散文作家群的作品風格——清澈雋永、質朴平易，從不矯揉做作，力求自然暢達」。幾乎同時，朱惠民就此問題展開具體的論證。他在《現代散文「白馬湖派」研究》（文載《寧波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中認為「從散文的藝術特質、作家的創作思想和審美情趣、生活經歷以及時代、地域、社團、副刊諸多因素綜合考察，以朱自清、夏丏尊等為代表的文學研究會寧波分會作家群的散文創作，確確實實已構成獨具一格的以清淡為藝術風味的散文流派。」「由於那些散文文格潔凈，文味清淡得如同白馬湖的湖水，加之以作家此時都生活在上虞白馬湖畔，我們姑且稱它為『白馬湖派』」。緊接著他以此為理論依據選編了《白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於1994年5月出版面世。應該說，陳星與朱惠民對這一問題的先行研究有著不可磨滅的拓荒之功。陳星於1996年在台灣出版的《教改先鋒——白馬湖作家群》的專著（後又在大陸出版《白馬湖作家群》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8月版），則以「白馬湖作家群」作為核心理念，使白馬湖派的研究拓闊了視野。而朱惠民的《紅樹青山白馬湖——〈白馬湖散文十三家選編後記〉》，則「為這一議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

大陸兩位學者對於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台灣學者對此的再度關注與回應。台灣學者張堂錡又對這一問題展開論析。他的觀點揭載於《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一文中（文載於《從黃遵憲到白馬湖》正中書局1996年出版）。對於張堂錡的研究，大陸學者姜建說：「他立論的依據基本源於朱惠民《白馬湖散文十三家》，但在觀點上則更傾向於陳星的『作家群』說：『因為，這些作家主要的依託是文學研究會寧波分會，他們和北方的語絲社的美文系統合流，形成以周作人為主的小品散文流派的一翼比較適切。既為派下分支，再稱之為『白馬湖派』並不妥，不如以『群』稱之較無爭議。』指涉對象並無二致的同一群人，卻有『散文流派』和『作家群』兩種說法。這兩種說法不分高下，以至於應該具有權威性的辭典（盡管實際上許多辭典未必具有權威性）也不得不試圖調和這兩種說法。范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便對有關白馬湖的辭條作了模糊處理，將作家群和散文流派合二為一，在『白馬湖散文作家群』辭條中稱其『清新嚴謹、溫雅淳樸的風格更趨成熟，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散文流派』。」

如果說，張堂錡單篇文論還嫌其簡要的話，那麼，問世於1998年的煌煌大著《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11月版），是為重要之作。它從多方面詳盡地論述了這一文人群體，誠如著者自序所說：「本論文主要分成兩部分：一是這群作家所代表的文人形態、思想特質、人格力量，以及與時代對應下所顯現、煥發出的人文精神，作為知識菁英的文化關懷、文學理念、社會意識、人生抉擇等，換言之，以『人』為主體；另一部分則是著眼於他們的作家身份，他們在文學藝術、特別是散文方面的表現，這也是此一群體形成的重要因素，他們是如何實踐著一種清雋、質朴、淡雅有味的文學風格，彼此之間如何激盪出風格相近的作品，有那些作品流露出濃厚的白馬湖風格等等，換言之，這部分是以『作品』為中心。以這兩個大方向為基點，並以文化、地理、教育、出版等為『外視角』，藝文創作的審美心理與藝術特徵為『內視角』，力求能把握住這群作家在思想上與文學上的集體風貌，此為本論文希冀勾勒、完成的理論格局與學術框架。」此言誠然。

（四）

關於白馬湖文派，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它濫觴於白馬湖，發展於立達，延伸於開明。這在朱惠民所著的《白馬湖文派散論》（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2006年8月版）和王建華、王曉初所編的《「白馬湖文學」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1月版）表露得很清晰。朱惠民說，立達學園脫胎於春暉，它的班底是春暉中學的教師，另有一部分教師來自寧波省立四中，他們之中多為文研會寧波分會成員，因而，從寬泛的視角看，立達學會可視為寧波分會的擴展、白馬湖派的延伸。同樣，有論者如呂曉英表述了同樣的看法：白馬湖作家群，「它濫觴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發展延伸於上海的立達學園，成熟於上海的開明書店」。可見，盡管有白馬湖派、白馬湖作家群、立達派、開明派的多種說法，但其指涉對象則大體是同一群體，筆者以為，這一群體的稱謂以其群體的孳生地——白馬湖命名則更為妥帖。更況且，我們研究的重點似當放在其本質內涵的把握上，沒有必要去窮其外延，調和其多種說法。事實上，對於這一課題尚有很大研究意義與拓展空間，特別是對其共通性、規律性的研究尚不深入，其形成的深層背景，創作態度、藝術精神等群體的整合研究還有待於不斷開拓。

譬如，豐子愷在春暉的藝術教育思想研究還無人問津，豐子愷的藝術教育研究者所據以的材料多為豐子愷在1927年後所作，如《童心的培養》、《兒童的大人化》、《西洋畫的看法》、《廢止藝術科》、《美與同情》以及1939年的《藝術教育》（廣西宜山：浙江大學油印講義）等，而對於豐子愷寫於春暉時期的材料則很少關注。（事實是，豐在春暉時期，對於藝術教育的論述已有自己的體系。筆者最近發掘的佚文《由藝術到生活》便可豹見其一斑）。因而也缺乏對其作出系統的理論梳理與研討。

又如，對於白馬湖閑適散文的研究，尚有深入之必要，似可據以直接寫白馬湖的名篇，諸如夏丏尊的《白馬湖之冬》，朱自清的《春暉的一月》、《白馬湖》，豐子愷的《山水間的生活》，俞平伯的《憶白馬湖舊游》，王世穎的《既望白馬湖》、《黃昏泛舟》，弘一法師的《白馬湖放生記》，陳望道的《從鴛鴦湖到白馬湖》進行整合研究。白馬湖的閑適散文所追求的是高雅的情趣，是「靜虛」之境的「陶鈞文思」，作家們力求經過這一「靜虛」氣氳的過濾，使自己心理感受自然的靜趣，求得勞作後的養息，進而獲取創作的感悟。

再如，白馬湖文派結派方式的研究，他們的「同志的集合」，顯然不是黨派或有形的社團，完全是志同道合相凝聚。他們之間過往密切，交誼深厚，有關文本讀來令人如沐春風。他們或定期例會，茶聚酒會；或相約碰頭，三五夜話。敘別相迎送，華誕相慶賀。他們之間有和諧的切磋，激烈的爭論。既相濡以沫，又相忘江湖。卻很少有鉤心斗角和落井下石之舉。白馬湖文派「同志的集合」，其主要價值似乎展示了這特定時代、特定群體的特定人群—— 新文化運動中的一群可敬可愛文化人。

（五）

白馬湖文派研究正越來越被學者們關注，相關的課題立項並結題，使得這一研究的價值有了提升。由紹興文理學院傅紅英承擔並主持的2005年度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常規課題「白馬湖作家群與中國新文學」的研究成果之一：《白馬湖作家群的命名及研究范疇論說》已發布在《浙江學刊》2007年第5期。另由杭州師范大學陳星主持並承擔的2006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從白馬湖派到開明學派演變研究》，據悉現已完成，課題之成果之——《白馬湖作家群溯源》與《從「湖畔」到江灣》先行刊布於《豐子愷研究學術筆記》一書（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中。

看來，白馬湖文派已被人確認，這是值得欣慰的。早在1991年筆者寫《現代散文「白馬湖派」研究》時就說過：「白馬湖派」，這是客觀存在的文學流派，整個作家群體不僅有著共同的文學主張，所出的作品且有趨同的風格特徵。縱然它未被適時地發現、認識，但卻是不容抹煞的，遲早要被人確認。時隔十幾年後，這個文派的存在已成共識。筆者要為它在中國新文學流派紛呈和消長的歷史書卷中，爭個「席位」，也非是很遙遠的事情了。新文學的眾多研究學者已在不同場合、不同文論中，認同了這一文派的存在。這里僅舉其犖犖大端。

1995年，商金林（北京大學）在《朱光潛與中國現代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中，以「朱光潛與白馬湖派」印證了這一觀點。

1997年，徐雁（南京大學）以《白馬湖散文十三家》為題，寫書話盛贊「白馬湖派」散文。此文收輯在其著作《雁齋書燈錄》（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一書中。

1997年8月出版的王堯（蘇州大學）所著的《詢問美文》一書中，有一篇題為《平屋雜文》文中，提及「近年來有學者認為現代散文的流派中有個『白馬湖派』」。

早先於1987年錢理群、吳福輝等所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就關注到這一文學現象，稱之為「立達派」，後於1998年的修訂本中改稱為「開明派」，而吳福輝在1996年12月19日所寫的《海上升「開明」》文中則又稱為「白馬湖派」（參見《遊走雙城》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月版）。2006年8月出版（復旦大學出版社）的經典文庫——《李叔同著〈送別·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吳福輝、陳子善主編）導言里再次提到了白馬湖作家。

2006年7月出版的《平屋主人——夏丏尊傳》（南通大學王利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以其整章的篇幅，傳述了白馬湖派。

此外，筆者在與朱金順（北京師范大學）、王欣榮（山東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等書信交流中，他們也都認同了「白馬湖派」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