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北京大學教授
『壹』 榮新江的學生有哪些
原創 劉進寶 中華讀書報作為新三級學人(1977、78、79年入學的大學生),榮新江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1982年大學畢業後又考上本系研究生,師從張廣達先生學習隋唐史和中外關系史,1985年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工作,一直身處全國的學術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學張廣達、鄧廣銘、季羨林、周一良、王永興、宿白、田余慶、葉奕良等先生的指導和幫助。由於在北京工作,能夠向京城及周邊地區科研院所的先生們,如馮其庸、楊志玖、寧可、王堯、沙知等請益和問學。再加上他是我輩學人中赴歐美、日本及台港地區訪學最多的學者之一,所以與國際學界的著名學者,如日本的藤枝晃、香港的饒宗頤、俄羅斯的李福清、馬爾沙克等學者也有交流。最近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從學與追念:榮新江師友雜記》,就是他與這些學者及友朋交往的記錄,既是個人從攜孝雀學的回憶,又有對逝者的追念;既是榮新江從一個青年學子成長為學術大家的記錄,又是一個時代敦煌學學術史的珍貴史料。
與饒宗頤、季羨林先生在一起(右起:榮新江、饒宗頤、季羨林、饒女公子、林悟殊)
一位學者的成長史
作為「新三級」學人的代表,榮新江是幸運的。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學的春天」到來時,敦煌學方興未艾,當時北大的一些先生們開始大力推動敦煌學研究,並成立了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輯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奠定了北大在國際敦煌學界的地位。當年,王永興、張廣達先生在北大歷史系開設「敦煌文書研究」課程的同時,還由他們倡導,並在他們周圍慢慢「形成了一個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東語系的季羨林先生、歷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和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謨先生等等」(《從學與追念:榮新江師友雜記》第114頁。下面引用本書只註明頁碼)。「北大圖書館對於王先生為主導的這個敦煌研究小組給予很大的支持,特別把圖書館的219房間,作為並沒有正式名稱的這個敦煌小組的研究室」,將圖書館新購進的法藏、英藏和北圖的敦煌縮微膠卷,全部放在這個研究室里,同時從圖書館的書庫中調集了五百多種中外文敦煌學方面的圖書,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因為榮新江是學習委員,也負責這個研究室,拿著這個房間的鑰匙,「所以除了上課的時間,我都在這個屋子裡『值班』,這既給我瀏覽全部敦煌文書縮微膠卷的機會,也使我得以飽覽集中到這個研究室中的敦煌學著作。不論是老師還是研究生來,都是我幫他們找到要看的那捲縮微膠卷,或者是相關的圖書」(第115頁)。「如果哪位老師需要找縮微膠卷中哪個號的文書,我就事先把膠卷搖到哪個號的位置,等老師來看。」(第254頁)這慎虧在今天的許多青年學子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也會被認為是額外的負擔。新江君卻能長期堅持下來,既能方便其瀏覽全部敦煌文書縮微膠卷和這里的敦煌學著作,又能在幫助老師們准備縮微膠辯早卷和圖書時,獲得教益,向老師們學得更多的知識。
大學期間與王永興、張廣達先生在課間留影。從右向左:張廣達、王永興、榮新江、張建國、盧向前
從榮新江的論著可知,他不僅對敦煌吐魯番漢文文書非常熟悉,而且在敦煌、西域的民族歷史研究中也比較得心應手。原來一直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讀了本書,才知道他還在藏文文字的學習上下過功夫。如1980年代中期跟隨王堯先生學習古藏文的經歷就很有啟發。
為了利用敦煌藏文文獻,新江君先參加了一個藏文的速成班,「一年下來,非常見效,學會了基本的文字、語法知識,翻著《藏漢大辭典》,可以讀一些簡單的藏文了」。但他「學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書,這些文書是古藏語寫成的,只有現代藏語的知識還無法上手。而當時對敦煌古藏文文書進行釋讀並翻譯的學者,主要就是王堯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陳踐老師」。在這種情況下,他又「插班去聽王堯先生的古藏語課,向他學習如何解讀敦煌藏文文書」(第216頁)。同時購買了王堯和陳踐先生的《吐蕃金石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吐蕃文獻選讀》《敦煌本藏文文獻》《吐蕃簡牘綜錄》等。「對照藏漢兩種文本,一個字一個字地閱讀和學習。這樣做,一方面是積累古藏文的詞彙,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獻熟悉起來。」(第217頁)通過古藏文的學習,榮新江不但利用古藏文文獻和歸義軍時期的敦煌漢文文書,探討了通頰部落作為吐蕃王國在東北邊境設置一級軍政組織,到歸義軍時期又演變為部落的全過程,完成了《通頰考》一文,在《文史》和英文本《華裔學志》(德國出版)同時發表。而且對他「後來研究敦煌吐蕃時期、歸義軍時期的歷史,以及研究於闐歷史,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幫助」(第219頁)。這樣我們也就理解了新江君在敦煌、西域民族歷史研究方面取得成績的原因了。除了《通頰考》外,他還有《龍家考》《據史德語考》(與段睛合著)《甘州回鶻成立史論》《所謂圖木舒克語中的「gyazdi-」》等文及於闐、吐火羅語研究的論著。
右為榮新江跟隨王堯先生學藏文的筆記
上世紀80年代,學生與老師的關系比較密切,學生們可以經常到老師家中去聊天、問學,而且還常常幫老師跑腿。如王永興先生給歷史系學生開設「敦煌文書研究」課程時,王先生都是用一個包裹皮兜著一堆書去教室。榮新江作為中國史班的學習委員,也就成了這門課的課代表。所以王先生每次上課時,他「就騎車先到健宅(王先生住處)去接王先生,把他要帶到課堂上的書掛在車把上或馱在後座上,和王先生一起,一邊聊一邊走向教室,上完課再送他回去。記得冬天下雪時,我也不敢騎車,就一手提著那個大包裹,一手攙扶著王先生」(第112—113頁)。當王先生來研究室看書時,「我經常把他從圖書館借的書送到他健宅的家裡,因為他那時一個人住,所以後來連換煤氣罐、到郵局送信發電報之類的活,都是我來幫他做的了」(第115頁)。這可能是我們那個時代特有的一道風景吧!也只有與老師這樣密切的近距離交流和來往中,老師才會無意中將自己的看家本領毫無保留地教給學生。人文學科的學人並不是在教室里教出來的,而是在導師的書房中聊天聊出來的。
敦煌學術史的珍貴史料
人生的許多事,大部分都是在實施過程中逐漸創造條件,或不斷改善條件而完成的,很少有將所有條件准備充分才開始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學術著作出版非常困難的境況,今天的年青學子絕對無法想像。如《敦煌吐魯番研究》的創辦就是一例。此前,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資助饒宗頤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學刊》的敦煌學專號,榮新江曾幫饒先生組稿編輯。當編輯了兩期專號後,他認為這筆錢可以支持在大陸辦一個專刊。1994年3月,當新江兄再次到香港後,就「與饒公商定,把原本由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資助《九州學刊》敦煌學專號的經費,轉到北京,單獨辦一份《敦煌吐魯番研究》專刊。這就是1995年開始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魯番研究》,由季羨林、周一良、饒宗頤三位先生主編,我負責具體編務,前六卷的具體工作就是我來做的。」(第267頁)但出版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甚至差點夭折的情況,一般的學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敦煌吐魯番研究》到第四卷出版時,香港的資金沒有到位。「幾位老先生也是一籌莫展。於是,我們想到馮其庸先生,由柴劍虹出面,向馮先生匯報了情況。馮先生一口答應幫忙解決,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業家與我們編委的幾個同仁開會,那位企業家聽了情況說明後,溜之大吉。馮先生聽說後很生氣,隨即自己掏腰包,給了我們出版一卷的全部經費……如果沒有馮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魯番研究》恐怕到第3卷就會夭折,那樣就應了日本學者在我們創辦刊物時說的一句話,『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辦了三期就辦不下去了。好在我們有馮先生,讓我們渡過了難關。」(第247頁)
隨馮其庸先生考察樓蘭
作者筆下的寧可先生,是老一代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寧先生為了主編完成《英藏敦煌文獻》S.6981以後的部分,讓新江君協助第11—13卷的標目,當時寧先生正在住院,不顧身體,在醫院每天討論,因為探視時間的限制,寧先生讓榮新江從樓房的後面翻進陽台,在病房裡一天一天地工作。「我們不必用贊揚焦裕祿的話語去表彰寧先生,他其實是秉承了中國知識分子優良的傳統,鍥而不舍,學術高於一切。」(第177頁)寧可先生在學術上有許多建樹,但他發表的敦煌學論文並不多。作為敦煌吐魯番學會的領導人,「他對敦煌學的貢獻,更多地體現在他參與編纂的《敦煌學大辭典》《英藏敦煌文獻》等敦煌吐魯番學會主持的大型圖書成果當中」(第178—179頁)。這正體現了一位學術領導人和學術組織者的責任與擔當,也是值得今天的青年學子學習的。
宿白先生是考古學的大家,他的文獻功夫非常深厚,對石刻文獻也是爛熟於心。對莫高窟的早期營建史來說,最重要的文獻就是原立於第332窟前室南側的《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即《聖歷碑》)。可惜的是該碑在1921年被流竄在莫高窟的白俄軍人折斷,上截碑石已佚,下截殘碑現存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宿先生卻在北大圖書館收藏的數萬張拓本中,找到劉喜海、繆荃孫遞藏的碑石未斷時拓本,再利用法藏P.2551敦煌抄本,復原出原碑形式,並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礎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記從樂僔、法良,到東陽王、建平公,在相關的系列文章中,對莫高窟早期的營建史,做出自成體系的解說。」(第258—261頁)這類學術史的重要資料,如果不是榮新江將其記錄下來,可能就會湮沒無聞了。
新江君是我們這代學人中走訪海外敦煌吐魯番文書收藏機構最多的學者,本書中也提供了許多這方面的信息。在《懷李福清》一文中披露,在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東方中心,「裡面有滿鐵和大連圖書館的藏書。這些應當是1951年蘇聯紅軍從東北撤出時轉移過來的『戰利品』,但這類圖書到底有多少,值得再來仔細調查」。
敦煌文獻被為是中國中古時期的「網路全書」,敦煌壁畫又被法國人稱為「牆壁上的圖書館」,所以敦煌學與許多學科都有交叉。本書中的多篇文章都涉及到了相關的問題,雖然都是寥寥數語,卻是畫龍點睛,給人啟發。如敦煌文獻數量龐大,內容博雜,而且以佛典居多,「所以要從中揀選出最具學術價值的文書,除了要有雄厚的學養外,還要獨具慧眼」(2頁)。「東漢以來,梵書胡語流入中國,對漢語影響至巨。但自陳寅恪先生以後,治漢語史且諳梵文者不多。」(12頁)現在,「敦煌學界雖然有人在研究佛典和俗文學作品時可以廣泛使用漢譯佛典,卻很少能夠熟練運用梵漢對證的方法,追本溯源」(第53頁)。
我從事敦煌研究後,一直比較關注敦煌學學術史,近年又重點研究學術史,但許多學術史的信息,我還是從新江君的書中第一次知道。如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約文書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我們的案頭必備書,但不知道沙先生後來利用在俄羅斯調查敦煌寫本的收獲和《俄藏敦煌文獻》中公布的圖版,「將俄藏敦煌契約文書校錄補充一過,作為《補遺》,印入再版本中」(第280頁)。由季羨林先生主編的《敦煌學大辭典》,自然是敦煌學子們常用的工具書,但「最主要的實際主持人是寧可和沙知先生,而催稿人則主要是沙先生」(第281頁)。另外,榮新江編的《向達先生敦煌遺墨》所收向達致曾昭燏的信,因為與原件圖版進行了校對,比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編《文教資料簡報》上的更加可靠。沙知先生請美國友人幫忙找到曾昭燏的後人,「獲得向達敦煌考察期間致曾昭燏信的所有圖版」(第284頁),這才有了校對精良的本子。
饒宗頤先生的學問非常廣博,成果非常突出。但沒有正式上過大學的饒先生,如何能產生這樣巨大的學術成果,確實是一個難解之謎。本書強調的一點是,饒先生於1949年移居被認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後,「當時也很擔心這里能否做學問。但後來發現,此時的香港,可以說是三國時期的荊州,在各地兵荒馬亂的歲月里,某個地方如荊州,居然暫獲安穩,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時間學術文化也達到一定的高度。他說50年代以來的香港,正是如此,大量的人才、資金、圖書都匯聚在這里,為這里的學人,提供了相當好的治學條件」(第271頁)。例如,1950年代英藏敦煌縮微膠卷「一開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錢人就買了一套,提供給他做研究」,「饒公敦煌學研究首先受益於倫敦所藏敦煌縮微膠卷,然後才是到法國講學期間系統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畫」(第272頁)。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敦煌學學術史信息。
《從學與追念:榮新江師友雜記》所收各文,在當初發表時,我在不同的時期基本上都讀過,現在又集中起來,全部重讀一遍,印象更加深刻。以上我僅從自己比較熟悉的學術史角度予以介紹,實際上本書所涉及的知識面很廣,信息量很大,值得重視,值得推薦給更多讀者。
(作者為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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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碼:zv9i
書名: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
作者名:榮新江
豆瓣評分:8.6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份:2014-10-1
頁數:443
內容介紹:
中古時代來華的商胡販客,其中最持久而活躍的族類,就是被稱為「九性胡」的粟特人。作者以文獻、文物和文書為依據,從歷史深處揭示了他們在經濟、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獨特作用,令人耳目一新。粟特聚落是全書論證的基點和重點。在作者筆下,群體的結構化和分布的網路化,形成一片富有異彩的景觀。不僅再現了粟特聚落的歷史面貌,而且使胡漢交融的考察更具體化也更理論化了。同時,此項研究不僅僅是考證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實而已,也將為人們今天在實際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問題提供某種啟示。
作者介紹:
榮新江,男,1960年生於天津。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唐史研究會理事、副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唐研究》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編委、《中國學術》學術委員會委員。2013年受聘新疆師范大學「天山學者」計劃。

『叄』 仙逝是什麼意思(著名歷史學家蔡鴻生先生仙逝)
南都記者從相關方面獲悉,歷史學家、中山大學教授蔡鴻生先生於2月5日16時30分左右仙逝,享年88歲。
蔡鴻生教授生前與恩師陳寅恪先生雕像合影。他曾著有《仰望陳寅恪》。
多位專家學者表示沉痛哀悼
蔡先生仙逝的消息傳出後,多位專家學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沉痛哀悼。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所長黃仕忠先生在朋友圈發文哀悼:「蔡先生把學而優書店當做自家書房,每天至少一趟。哲人其逝,唯留背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榮新江先生在朋友圈發圖文哀悼:
上海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堅先生在朋友圈發文哀悼: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長王馗先生在朋友圈發文哀悼:
曾受教於陳寅恪、岑仲勉二先生
蔡鴻生先生於1933年在廣東省汕頭市出生,是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2006年退休。長期從事中外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最突出的史學成就聚焦在中外文化交流領域,包括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俄羅斯館與中俄關系;嶺南佛教;廣州與海洋文明以及歷史研究的學理與方法等。
蔡鴻生先生是中山大學中外關系史學科的資深教授,曾受教於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岑仲勉等先生。蔡鴻生先生在中國與西域文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關系等領域,進行過廣泛而具體的研究,多有創獲,形成了鮮明的治學風格。
蔡鴻生先生代表作之一《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季羨林先生作序,顧廷龍先生題簽。
蔡鴻生先生生前為人謙和低調。他曾經說過,「學問是一個望不到邊際的認識領域,有起點而無終點。即使是大師巨子,也不敢宣稱自己什麼時候到頂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學海無涯』『學無止境』一類話,作為古代學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時代依然保持著它的棒喝作用,但願不會被當作耳邊風。」
南都記者周佩文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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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
作者:榮新江
譯者:
豆瓣評分:8.8
出版社:三聯(香港)
出版年份:2009年09月
頁數:260
內容簡介:在各種各樣的唐朝歷史的舞台中,西北固然重要,但與於闐、敦煌相比,都城長安無疑是出唐朝歷史故事的最大舞台。本書特別強調了四個方面的研究有待推進:
一.打破從北到南的長安文獻記載體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間聯系
二.從政治人物的主宅和宮室的變遷,重新審視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
三.走向社會史,對於長安進行不同社區的區分並分析研究
四.找回【兩京新記】的故事,追索唐朝長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靈世界
作者簡介:榮新江,一九六○年出生,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北京大學歷史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進修學習,並走訪英、法、德、丹麥、瑞典,收集敦煌、新疆出土文獻。

『伍』 《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epub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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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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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
作者:榮新江
豆瓣評分:8.3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8-1
頁數:386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有關絲綢之路的研究論集,分做五編,探討漢唐絲綢之路的走向,絲綢之路與某些區域或城鎮的關系;研究通過絲綢之路的東西文化交流,包括中國與波斯、大食(阿拉伯)、印度、朝鮮半島、日本的文化交往。作者利用對西域出土文書的諳熟,致力於探討漢文典籍向西域地區的傳播,這是前人比較忽略的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內涵。另外,作者還利用考古、美術、文獻材料,研究了西方物質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絲綢之路向東方傳播,以及他們的傳播者——粟特商人、於闐使者、景教徒,並以此為基礎進而討論了絲綢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的並存現象。
作者簡介:
榮新江,1960年出生於天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主要從事中外關系史、隋唐史、敦煌吐魯番文獻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歸義軍史研究》《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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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學術訓練與學術規范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
豆瓣評分:8.9
作者:榮新江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副標題: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
出版年:2011-4-1
頁數:261
內容簡介
對於渴望進入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的學子來說,本書幾乎是手把手地指明了入門的途徑。舉凡古籍、石刻、簡帛、文書、圖像以及今人論著、刊物都有它們的翻檢之道,而對版本與校勘的把握、考古新發現的追蹤,則有利於學識的積累和更新。更進一步的學術論文寫作也有它的一定之規,容不得半點虛假和取巧。學術素養就是在這樣持之以恆的訓練中養成的。
作者簡介
榮新江,1960年生,河北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現為北大歷史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隋唐史、西域史、中外關系史、敦煌學研究,著有《歸義軍史研究》、《敦煌學十八講》、《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中國中古史研究十論》、《於闐史叢考(增訂本)》(合著)、《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及有關敦煌吐魯番學、中外關系史、西域史、隋唐史論文多篇;主編《唐研究》(1-16卷)、《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中外關系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合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合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合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向達先生敦煌遺墨》等。

『柒』 《敦煌學十八講》pdf下載在線閱讀全文,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敦煌學十八講》(榮新江)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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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敦煌學十八講
作者:榮新江
豆瓣評分:8.7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1-8-1
頁數:332
內容簡介:
本書共十八講,內容涉及敦煌的歷史及其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藏金洞的發現及流散、各國敦煌學研究的回顧與發展,各類敦煌文獻及其對政治史、社會史、宗教史、考古與藝術、語言文學、中外關系史研究的影響及貢獻,以及敦煌學研究的方法論。
作者簡介:
榮新江 男,河北人,1960年生於天津。1978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85年研究生畢業。曾走訪英、法、俄、日等海內外敦煌收藏單位,著作《於闐史叢考》、《歸義軍史研究》、《漲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鳴沙集》等。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唐史研究會理事、副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唐研究》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編委、《中國學術》學術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