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國立中山大學著名教授
⑴ 中山大學的介紹太不準了吧 沒有一個院士
歷史上有多少名院士就不講了，中大現任院士如下：
中國科學院院士：
計亮年專 許寧生 蘇鏘 陳小屬明 曾益新 孔祥復 石鍾慈 陳新滋 鄭度 徐至展 黃榮輝
中國工程院院士：
林浩然 孫玉
⑵ 陳序經詳細資料大全
陳序經(1903～1967)，字懷民，廣東文昌縣（現屬海南省）人。著名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家。曾就讀於復旦大學，曾任嶺南大學校長、中山大學副校長、廣州暨南大學校長、南開大學副校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 ：陳序經
- 別名 ：字懷民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廣東文昌縣（現屬海南省）
- 出生日期 ：1903年
- 逝世日期 ：1967年
- 職業 ：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家
- 畢業院校 ：復旦大學
- 信仰 ：無黨派人士
- 主要成就 ：曾任嶺南大學校長
曾任廣州暨南大學校長 - 代表作品 ：《中國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學概觀》《南洋與中國》
個人履歷
介紹
1909年隨父去新加坡就讀，1920年入讀嶺南中學，1925年7月獲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授予的學士學位；1926年獲美伊利諾斯大學碩士學位，兩年後再獲該校博士學位，回廣州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1934年l1月15日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中國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國引發一場激烈的文化大論戰；1948年8月1日出任嶺南大學校長。1956年任中山大學副校長。1962年任廣州暨南大學校長；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為「里通外國」「特務間諜」，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開大學逝世。1979年5月南開大學為其平反。 陳序經畢生從事社會學的教學和研究，尤其重視文化研究，提倡在中國創立「文化學」。他認為，在中國，想從東西文化的研究中尋找一條救國道路的人有三種不同的主張：一是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的文化；二是主張復返中國固有的文化；三是主張折中的辦法。對此，他指出折中派和復古派都沒有出路。他曾深入中國農村調查，對閩、粵、桂的船家疍民和東南亞各國華僑進行過較多的調查研究，對東南亞史、華僑史、匈奴史也較有研究。陳序經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中國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學概觀》、《南洋與中國》、《社會學的起源》等。 《匈奴史稿》是陳序經教授的遺著，作者自留學德國期間，就留心國外匈奴史的研究進展情況，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公務之餘抽暇寫出計80萬字的《匈奴史稿》，60年代初期又對其中第一、二章作了些補充，未遑對全稿進行整理修訂，即不幸病逝。本書以相關版本為底本，參照作者手稿加以校訂，同時盡可能保留原稿的風貌。一個人和一所大學
這個人是陳序經，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家……一個學者，這所大學是嶺南大學。 陳序經的出生成長地是文昌縣，可算是地道的廣東人。但是與近現代大多數廣東名人一樣，似乎都要經歷一個走出嶺南——奮斗——成名的過程，嶺南成了一個輸出梁悄埋人才的地方。與其他人不同的是，陳序經最終回到了故鄉，並且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永久的軌跡。 1947年，當嶺南大學董事會頻頻向陳序經發出邀請時，時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和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的陳序經並沒有立刻答應，雖然在這之前，他已在這所學校兩度任教。也許他認為自己在南開的施展剛剛開始，也許他覺得嶺南的天地太小，教育太落後，反正如果不是南開校長張伯苓的答應「出借」(兩年)，陳序經很可能不會在嶺南留下太多回憶。這一「借」就是16年。 從1948年8月1日出任嶺大校長，到1952年夏嶺南大學被取消，兩三年的時間，嶺南大學從廣東最好的學校（當時廣東只有兩所大學，另一所為中山大學）成為國內最完善的大學，一些院系（如醫學院）已達到國內一流或最佳水平，擁有一批國內外著名的學者、教授和專家，而廣州儼然成為當時中國的學術重鎮。如果考 慮到這幾年中國多是在政權易主、動盪不安中度過（先是解放戰爭，後是抗美援朝），那麼，嶺南大學的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了。 奇跡是如何發生的？說起來也並不高深：一套正確的辦學目標運改、宗旨和方略，一批一流的人才，一個高效的機制。「何為大學」？陳序經的觀點是：「大學是求知與研究學問的地方」，嶺大的橡螞目標：成為國內學術一流的大學。為此，他在就任校長對全校師生的第一次訓詞時就強調學術研究不分宗派，「注重自由討論的精神」，提倡尊重個人思想、信仰、言論與學術的自由。在「兼容並包，思想自由」（這是蔡元培執掌北大時的辦學宗旨）的原則下，陳序經邀請到一大批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專家、教授：史學家陳寅恪、數學家姜立夫，語言學家王力、古文字學家容庚、木土工程專家陶葆楷，測繪學家陳永齡，醫學專家謝志光、陳國禎、陳輝真、毛文書，以及剛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教育學家汪得亮、經濟學家王正憲、法學博士端木正、生物學家廖翔華，外國文學專家楊秀珍。他們有的是陳序經的南開同事（如姜立夫），有的是他的學生（如端木正），有的是舊時相識（如陳寅恪、王力、陶葆楷），有的是他在天津時慕名去請的（如醫學院的一批專家）。從某個角度說，陳序經在南開的14年（包括西南聯大的8年）是為他在嶺大的作為打好基礎。自然，這一切得之於陳的「個人魅力」：他不經商，不做官，與政治保持距離（不入國民黨）。他自己就是個學貫中西的學者，在學術研究和論戰中表現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尊重人，「優容雅量」，以誠待人。 有了人，還要有錢，還要有一套精乾的管理隊伍。嶺南大學校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為這些提供了保障。一手抓人，一手抓財，陳序經再次展示出他的威望和能力。在南洋和東南亞華僑中的聲望使他募到大量的私人捐款（這正是嶺南辦學的優勢），學校得以順利渡過財政難關（而此時的中大教師正在為領不到工資而向 *** 抗議）；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管理班子（不設副校長，而成立一個由五名教授組成的決策小組），學校得以高效運轉，而「教授治校」則保證了嶺大的學術風氣和發展。這令人想起當年的西南聯大。 天時、地利、人和，過渡的時代成全了嶺南大學，成全了陳序經，但時代又僅給了他不到四年的時間。四年，相對於一個大學的成長，相對於一個地區的文化生成和積累，是何其短暫！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 ,嶺南大學被取消，它的工學院被合並到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農學院合並到華南農學院（現華南農業大學），醫學院合並到中山醫學院（現中山醫科大學）。經濟系和法律系則被調整出去。調推後的中山大學，實際上只剩文科和理科，一批教授如王力等，被調人北京大學等院校。陳序經自己則成了中山大學一名普通教授。 陳序經立志在嶺南辦一所國內一流大學的願望最終成為一個夢想。其後的陳序經雖擔任過中山大學副校長，暨南大學校長〔不到兩年），南開大學副校長，但世易時移，彼時的大學校長已風光不再。 陳序經和他苦心經營的嶺南大學已成歷史。但回溯歷史的深處，我們仍能聽到遙遠的回響：嶺南需要一所或數所一流的大學，嶺南的落後不在經濟，而在教育，過去如此，仍然如此；嶺南完全可以辦成國內一流的大學，前提條件是：一個寬松的環境，一套現代的教育體制和一個像陳序經那樣的校長。人物詞典
三媽伴讀·父親訓誡
陳序經的成長中有兩個人特別重要，這就是他的三媽和他的父親。 據說小時候陳序經相當頑皮，常常逃學，在私塾讀了一年多，一本《三字經》讀不到四分之一，背不下來，塾師對他的父親說：「你這孩子實在太笨，用斧頭打開腦子裝書進去怕也沒有用，最好將來跟你做生意。」算命先生也對他的父親說，假如他的兒子能用筆桿謀生，他就不做算命先生。而這個沒讀過書，不識字的三媽（陳的三叔的遺孀）卻在短短的時間內使陳序經（還有他的妹妹）考到全班第一（在汪洋致遠國小時），也是她力主讓陳序經轉入縣城的學校，以免他自滿。三媽的教育方法可以總結為：正面鼓勵（不把陳當「笨孩子」「壞孩子」看），互相激勵（將他與妹妹分在兩個班，形成競爭），側面督促（每晚親自伴讀），共同學習（她從他們學習識字乃至寫信），還頗合現代教育理念呢。 陳序經的父親是一位地道的生意人，從學徒做起，生意越做越大，做到南洋。但這位父親又是一個儀義疏財，對讀書、學習情有獨鍾的人物（這在中國的生意人中並不罕見）。他告誡陳「切勿想在國內做官」，「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與其做校長院長，不如靠自己的學問做個教授更穩當。在兒子取得美國博士學位後還賣掉椰子園的股份供他在法國留學。陳父的這種「文化情結」也許與其他父親一樣，是想彌補自己小時未能完成學業的遺憾，可貴的是他的見識超出常人。陳序經及他的兒女們從此與教育結緣，源頭應追溯至此。全盤西化·四場論戰
陳序經與人優容雅量，謙謙君子的形象，但骨子裡卻有一股「好辯」，不服輸的勁，在上個世紀三四 十年代先後掀起四次論戰。 1933年的年末，陳序經渡江到中山大學(當時在河北)做了一場《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兩星期後(1934．1．15)演講登載於《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版，就此引發了一場全國范圍的文化大論戰。文章中的第一句話是，「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為中國的前途計，我們要為它尋找一條出路」，他把關於中國文化的不同主張劃為三派：「復古派——主張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調和辦法中西合璧的」、「西洋派——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 「兄弟是特別主張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國文化徹底的西化」，即所謂「全盤西化」。 隨後，反駁批評的文章陸續出現在同一版面，包括1934年2月2日張磬的《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裡面甚至用上了「毒瓦斯煙幕彈機關槍」一類辭匯，使論戰充滿了火葯昧，兩個月的時間里，出現幾十篇關於文化問題的文章，「令人聯想起16年前新文化運動中錢玄同與劉半農所唱『雙簧戲』引起的社會效應」(陸鍵東：《那一代人》)。廣州這次扮演了一個論爭的發源地角色，這在近現代並不多見，而最激烈的反對聲 音也來自於廣州這一「中國人管理最西化的一個城市」(陳序經語)。一年以後，發表在《文化建設》雜志上，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聖、薩孟武等十人署名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簡稱「十教授宣言」)標志著全國范圍內的論戰達到高峰。 從此，陳序經就與「全盤西化論者」二詞緊緊聯系在一起。他的同志還有胡適、盧觀偉等人。而胡適後來用了一個更折衷的辭匯「充分世界化」來代替「全盤西化」，受到陳序經的批評，因為在他看來，「充分」「盡量」這些詞不但含混，還很容易被折衷派和復古派拿來作護身符。 陳序經的這種「決絕」的姿態和一以貫之的觀點表現出他個性中的另一面：堅持己見，不隨波逐流，不畏懼權威和權貴，這在解放前是一個學者「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體現，在解放後卻成為一道摘不下的緊箍咒，與「洋奴」、「奴化」等詞連在一起。 鄉村建設的論戰緊隨其後，論爭對象是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陳序經在《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鄉村建設一途徑》等文章中批駁了梁漱溟等人慾通過鄉村建設使中國成為高度文明，以鄉村為主體為根據社會的構想，指出在現代化的世界「以農立國」只能是一種愚妄和幻想。這可以看作是他「全盤西化論」的一個深入和發展。教育現代化·學術獨立
30年代初的論爭涉及兩方面：教育的中國化還是現代化問題和大學教育的目的問題。前者可視為陳序經「全盤西化」論的一個方面即他教育要徹底的現代化，所謂「中國化的教育」很容易淪為教育上的復古運動。後者與1932年廣州一次教育會議提出的「停辦文法科或減少數量，同時多設職業學校，以適應社會生活之需要」這一議案有關，支持者有當時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陳序經對停辦或減少文法學科持斷然反對態度，在《對於現代大學教育方針的商榷》(發表在1932年5月26日《廣州民國日報》)一文中，他指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求知，為學問而研究學問」，而「職業教育的目的是求套用」，「求知固未必為了套用，然而要有所套用，則不能不求知」，廢除文法學科，實是國人「只務目前的苟安與生活，而不願做徹底的研究」的「最大的病弊」的體現。隨後，論爭擴展到《獨立評論》等全國性報刊。 第二次教育論戰的對象是胡適，1947年胡適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中提倡「學術獨立」、提出在十年之內由 *** 指定5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作為第一等的大學培養。陳序經反對仰 *** 鼻息以求學術獨立，認為「近年以來，一些 *** 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統一，以致黨化教育，何嘗不掛起學術獨立的招牌」，指出中國大學一向集中在平、津、滬等地，不合理，指責教育部厚北京大學而薄其他大學是偏私，私立大學不一定不如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因可以成為政治上的黨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 陳序經的論爭不是意氣之爭，口號之爭，論爭中每一個觀點的提出，都有它理論和實踐的支撐。「全盤西化論」的背後是陳序經多年孜孜研究的東西方文化系統理論，而教育方針和理論的提出又是他多年來的教育實踐的結晶。故他的思考，尤其是關於教育問題的思考在今天看來，仍不失警醒和指導作用。為教育服務
陳序經一生中充滿了悖論：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絕加入國民黨，拒絕做教育局長、駐外大使、教育部次長等官職，可是一生中除1931年～1934年和50年代初(1952--1956)的幾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官，雖然是學校的行政職務；陳序經不做生意，可是為了保證嶺大教師能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按時發工資，利用開學時的學費購入物資儲存，需錢用時再放賣出去保值，這不是「生意人」的行為嗎？真稱得上「苦心經營」；陳序經一生倡導「全盤西化」，可是自己卻是一個地道的中國傳統君子的形象；晚年，這位愛國、愛家鄉，不喜歡吃麵包奶油的人又被扣上「洋奴」、「西崽」的帽子，又豈非最大的悖論？ 不變的是對教育的一種赤誠和出於公心的熱情。一句「我是為教授服務的」之所以傳為美談，是因為它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始終如一的行動。 據端木正回憶，陳當教務長、校長，從來不到教室去聽教授講課，不去檢查教學。他說，每位教授在下聘書的時候，已經是相信他的教學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幾年書，還去檢查他。陳說這些話，是因為在他心中有一個活檔案庫，他所請的教授，每個人的學術經歷和特長，陳序經都能津津樂道，如數家珍。 梁宗岱教授一向在中大以「狂，怪」著稱，在認識陳序經之前，陳已對梁的經歷熟悉有加。50年代梁陳兩家面對面，梁家沒有電話，就利用陳校長的電話，所以出現校長親自跑來充當電話傳呼的情況，可謂「服務到家」。難怪據說梁宗岱在中大隻佩服兩個人，一是陳寅恪，一是陳序經。(盧建紅)人生經歷
1903年9月1日出生於廣東海南島文昌縣清瀾港瑤島村，取名序經，字懷民 1907年入私塾啟蒙 1909年隨父去新加坡就讀 1912—1914年，還鄉，先後入汪洋致遠國小，文昌縣模範國小就讀 1915—1919年，到新加坡先後入讀育英學校，道南學校，養正學校及華僑中學 1919年底回廣州。行前父囑切勿在國內做官，切勿回南洋做生意。 1929年申請入嶺南大學附中被拒，同年考試直入嶺大附中三年級 1922年考入上海滬江大學生物系，兩年後因不願入基督教，轉入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1925年7月獲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授予的學士學位；8月乘船赴美伊利諾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1926年獲伊利諾斯大學碩士學位，兩年後再獲該校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現代主權論》，該年回廣州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 1929年8月在新加坡與廣東中山石岐黃素芬女士結婚，婚後即赴法國留學，先後在柏林大學，基爾大學學習 1931年回國任教於嶺南大學 1934年11月15日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中國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國引發一場激烈的文化大論戰。 夏天，應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聘請為研究教授，次年任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主任。 1936年4月在《獨立評論》發表《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批評梁漱溟等人的「以農立國」主張，引發鄉村建設運動的論戰。 1938年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為該校最年輕的院長 1944年8月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講學一年，期間曾會晤愛因斯坦 1946年抗戰勝利回天津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研究所長及政治經濟學院院長 1947年9月發表《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在國內引發有關教育問題的論戰 1948年8月1日出任嶺南大學校長。延請陳寅恪、王力、姜立夫等著名學者專家到校 1952年嶺南大學解散，任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教授 1956年被評為一級教授，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和廣東省政協第一屆常委 1962年任廣州暨南大學校長 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 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為「里通外國」「特務間諜」，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開大學逝世。 1979年5月南開大學為其平反並開追悼會，6月廣東省政協為其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2003年陳序經誕辰100周年，南開大學，中山大學舉行了有關紀念活動。 截止2011年，國內外學者研究陳序經生平思想的論文論著數量眾多，非常豐富，下面是近20年來出版的傳記和學術專著： 1、《現代化與西化：中國30年代中期關於關於全盤西化問題的一場論戰》（德)克勞斯.比爾克萊茵筆會1992 2、《我的父親陳序經》（增訂本）陳其津 著 長征出版社2007年12月 3、《東方的覺醒》陳傳漢等 主編 延邊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 4、《東方振興與西化之路》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編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 5、《民族立場與現代追求》趙立彬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5月 6、《轉型文化學的批判—以陳序經為個案的歷史釋讀》田彤 著 中華書局2006年12月 7、《從西化到全球化—20世紀前50年西化思潮研究》張世保 著 東方出版社2004年 8、《陳序經政治哲學研究》張世保 著 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9、《陳序經文化思想研究》劉集林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學識淵博的優秀教育家陳序經》趙林彬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11、《陳序經傳》夏和順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⑶ 國立第二中山大學的著名校友
李達，1927年任教於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或知，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哲學家，後任武漢大學校長。
陳望道，1927年任教於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中國當代語文學家和教育家。
石瑛，「湖北三怪」友世之一，後任國立武漢大學工學院院長。
庄長恭，著名有機化學家、有機微量分析奠基人。
紀育灃，有機化學家。
陳建功，數學家。
郭沫若、李漢俊、鄧演達、董必衫告消武、徐謙、周佛海（均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 羅榮桓，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27年4月入學。
楊獻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國立武昌商科大學）。
王亞南，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教育家、廈門大學已故校長（私立中華大學）。
⑷ 民國時期的學者有哪些
顧頡剛，馮友蘭，陳寅恪等等。
顧誦坤（1893.5.8-1980.12.25），字銘堅，號頡剛；小名雙慶，筆名有餘毅、銘堅等。
漢人，江蘇蘇州人。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
1920年，顧頡剛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雲南大學、蘭州大學等校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等職。
馮友蘭（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祁儀鎮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
⑸ 中大老教授百歲仍在家給博士生授課
下面是整理的「中大老教授百歲仍在家給博士生授課」，歡迎閱讀參考，更多有關內容請繼續關注本網站高考欄目。
中大老教授百歲仍在家給博士生授課
夏書章這個名字，是與中國行政管理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的經歷就是一部中國行政管理學『活的教科書』。」1月19日，中山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舉行了夏書章教授從教70周年座談會，自1947年起，他已在中山大學70個年頭了。1月20日，夏書章過了99歲生日，按中國人的說法，已是百歲高齡。這位生於「五四運動」年代的學人，經歷國家磨難，參與國家建設，也見證了國家復興。他身上的家國情懷到今日仍能感召我們。
夏書章教授，1919年生裂殲，早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1946年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曾任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全國公共管理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顧問、中山大學副校長、美國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等。現為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名譽會長、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曾獲美國公共行政學會2006年度「國際公共管理傑出貢獻獎」，以及「全國模範教師」「復旦管理學終身成就獎」等獎項和榮譽稱號，被譽為新中國公共管理學科奠基人、「中國MPA之父」。
夏書章生於「五四運動」的年代，一生跨越了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山大學一起走過風風雨雨，他經歷過戰爭、屈辱、動盪的年代，也在參與和見證新中國的發展、富強和復興。
「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見日月換新天」
1947年，夏書章結束學生生涯，開始在中山大學任教，從此與中山大學結下70年的緣分。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歷史學者陳春聲教授在致辭中表示，夏老是國家磨難、國家建設和國家復興的親身經歷者，他身上的家國情懷最為真摯，並感召著我們。夏書章教授長期積極推動中國公共管理學科建設與發展，盛譽載身，由他創建的中山大學公共管理學科一直在全國發揮著學科引領作用。
座談會上，夏書章深情地回憶了自己百年人生的曲折經歷和人生體會。他說，自己的人生可以分為3個30年和一個10年。第一個30年是1919年至1949年，這是在舊社會的30年，他看在眼裡，痛在心裡飢源租，彼時的他對「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深懷同感。1949年到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79年改革開放後，國家慢慢富強，他正式進入了學術研究黃金期。「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見日月換新天。全面小康已在望，民族振興夢必圓。」他用這首詩表達自己的喜悅心情。
97歲仍著書 《夏老漫談》一談就18年
夏書章在百歲高齡仍在進行高頻率寫作，並時刻關注最前沿的學科發展和國家治理議題。在當天的座談會上，還舉行了《夏書章著作選輯》(十卷)、《夏老漫談》(增訂版)發布儀式。《夏書章著作選輯》(十卷)包括《<孫子兵法>與現代管理》《「三國」智謀與現代管理》《行政學新論》《知識管理導論》《現代公共管理概論》《論實干興邦》等，選取了夏書章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21世紀初十年、近十年的代表作品，兼顧了夏書章治學與公共管理學術領域的各類代表性研究主題。其中，《論實爛兆干興邦》是在2016年寫就並出版，當時他已97歲高齡。
《夏老漫談》是夏書章受邀自2001年起在《中國行政管理》雜志上開設的專欄，至今已持續18年。《夏老漫談》選編了這個專欄近二百篇雜文風格的短文，展示了他作為新中國公共管理學科奠基人的學者情懷。在編入該書的《當代治國理政中的行政學內涵》一文中，夏書章寫道「行政的實質在於『行』，或者說行政的要害、關鍵、精髓與根本在於『行』」。 「我們選擇夏老著作的部分再次出版，是希望更多人閱讀它，體會夏老思想精髓，感受夏老的家國情懷和為師之道。」陳春聲說。
求學：炮火中輾轉到哈佛深造
1919年1月，夏書章出生於江蘇省高郵縣，幾個月後，「五四運動」爆發，在這個國家積貧積弱的年代，他親身體會到國家貧弱導致國民的缺少尊嚴。「我的前半生一直在路上， 『九死一生』。」1939年，夏書章考入「國立中央大學」政治學系。當時抗戰硝煙彌漫，南京淪陷，學校遷至重慶。「那時候的山間公路，蜿蜒曲折，七十二拐，山谷里能看見很多翻下去的汽車。」當歷時兩個多月最終到達學校時，夏書章已經錯過了許多課程，不得不選修別的院系的課程來代替學分。即便如此，夏書章還是順利地完成了學業。
畢業後，夏書章原定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行政學學位。他在波士頓上岸後訪問了哈佛大學，在出示了芝加哥大學的入學證件後，哈佛大學也有意錄取他，於是他便留在哈佛行政學研究院求學。
去美國的路上也是危險重重，「那時候在船上，上面有日軍飛機的轟炸，下面有潛艇和水雷的威脅，我們吃飯、睡覺和上廁所都穿著救生衣，隨時都做好了沉船落水的准備。」
教學：執教七十載仍堅持家中授課
1947年，夏書章到對他「很有吸引力」的中山大學任教。彼時，全國已經掀起反內戰、反飢餓運動的高潮，中大師生在廣州是主力。為營救被反動派拘捕的進步師生，夏書章和其他師生一起向反動派提出嚴正抗議。
1979年4月21日至5月17日，以中山大學校長李嘉人為團長、中山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黃煥秋為副團長、夏書章為秘書長的中山大學學術代表團一行9人赴美國回訪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哈佛大學等高校，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第一個赴美訪問的高校學術代表團。
從28歲到99歲，夏書章從當年的「中大最年輕教授」變成了今天的「中大最年長教授」。其間，夏書章編著了著作40餘本，發表論文約500篇。然而，年齡的增長並沒有改變他樂觀、進取的生活態度。
在工作上，這位九十多歲的「老兵」一直沒閑著。如今，夏書章仍在家中給博士生開題、授課，給《中國行政管理》雜志寫《夏老漫談》專欄，在文章里，他擔憂城市的過度擴張，批判高校亂象，語言生動又給人啟發。分析社會現實問題，夏書章總能一針見血，切中要害，被學界贊嘆「真『剛猛』也」。
治學：一生傾注於中國行政管理學
夏書章這個名字，是與中國行政管理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的經歷就是一部中國行政管理學「活的教科書」。他被公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學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他把自己一生的熱情和心血都傾注到中國行政管理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的事業中。
1979年，夏書章聽到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到要重振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就給《人民日報》寫稿，呼籲「要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並很快得到學界的響應。1985年，他編寫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本《行政管理學》教科書，同年，《中國行政管理》雜志創刊。1988年，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成立。1999年，夏書章又倡導在國內引入MPA(公共管理碩士)，最初只打算在6所院校試點，後來第一批試點MPA專業學位的全國重點院校增加到了24所。
盡管年事已高，但每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開會，夏書章都盡可能地參加，每次參加都認真發言。萬一不能到會，他總會認真地准備一個書面發言，鄭重地委託參會人員宣讀。「我們從中可以體會到夏老作為行政學界的前輩、一名老知識分子，對學會、對學術事業的那份沉甸甸的情感和深深的關注之情。」
我精心 推薦：
⑹ 商承祚的人物生平
1902年3月7日，生於書香門第，幼承家學，酷愛古器物、古文字。
商承祚從小酷愛古文物及古文字，乃決心向這方面努力發展。為求深造，1921年秋天到天津，拜著名古文字學家上虞羅振玉（叔言）先生為師，在他的指導下研習甲骨文、金文，20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為國學門研究生。
1923年21歲時即出版了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類編》，可謂弱冠成名，得到學術名師羅振玉、王國維的贊賞。
1922年，與廣東東莞人容庚相識，自此，兩人同鄉同行來往甚密，尤以1952年院系調整後，同在一校，不久又同在古文字研究室並肩戰斗，均成為國內屈指可數的著名學者。
1923年，21歲，出版了《殷墟文字類編》，得到學術名師羅振玉、王國維的贊賞。父親商衍鎏出錢刻木版，花了八百多塊錢於印成了商承祚先生的第一部著作。
1925年，任國立東南大學講師（1949年後更名南京大學）。
1927 年，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
1927年，時任國立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兼籌辦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主要成員的顧頡剛教授，聘請商承祚來校擔任史學系和籌備中的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教授。商承祚教授在史學系開設了殷周古器物研究、殷周古器物銘釋、殷墟文字研究、三代古器物研究、說文解字部首箋巽等多門課程。
1929年，顧頡剛教授離校後，商承祚教授繼任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代主任，他除主持該所工作外，還做了許多研究工作。1927年11月1日《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創刊後，商承祚教授陸續在該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在該所顧頡剛為總編輯的《語言歷史學叢書》中，商承祚負責考古學，陸續出版了《殷墟文字類編》十四卷及他自己集撰的《石刻篆文類編》、《金文萃編》等。
1928年暑假，他還與容肇祖教授「赴北路調查瑤民考察古物」。
1928年12月14日，在該所內成立了考古學會，商承祚任主席。他「以本所古物不敷研究，特會同本所主任顧頡剛教授商准校長籌出一筆款項以為購買古物之用。」並親自到北平搜購古碑、古造像等200餘件。該會「發掘南漢殘瓦，收集本省古物，審定本所所藏古器物字畫」，設立古物陳列室，「頗得中外參觀人士之贊許」。商承祚教授在校任教三年。
1930年7月，辭職離校。
抗日戰爭爆發，隨金陵大學西遷，後在齊魯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女子師范大學等校任教授。
1948年秋，商承祚教授回到廣州，被聘為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教授，在國立中山大學執教直至逝世。
1956年，商承祚教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山大學支部委員、民盟全國中央委員、廣東民盟副主委及顧問。
1956年，商承祚教授便和容庚教授聯名招收古文字學研究生，直至文革前，共招四屆共9名，文革後再招一屆6名。他們指導研究生，「不開課，更不考試。」「主要是談話聊天，答疑解惑，再就是賜贈著作，審閱文稿，視其佳者推薦發表。」商教授稱之為因材施教。他對學生強調幾條基本原則：「一、注意打基礎，加強基本功訓練；二、從古文字原材料出發，從細讀原拓本中發現問題、加以研究；三、認真鑽研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權威學者的著作，從中領悟到治學的門徑。」
1958年1月，在日本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展出了中國一流的書法作品。
1963年，參加廣東書法篆刻研究會的籌委會，任副主任委員，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
「文革」結束後，商承祚教授著書立說的勁頭更大，並頻頻參加各種學術活動。
1977年夏天，他親臨河北平山縣中山王墓發掘工地，手拓新出重器中山玉釁鼎、壺銘文兩份，一留當地，一攜歸研究。
1978年冬，攜帶珍藏多年的一塊龜尾甲（即「契齋藏甲之一」），赴長春出席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學術討論會，被推舉為理事會召集人，在會上還專就甲骨文辨偽問題與有關專家商榷。
1979年秋，赴西安出席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被推舉為名譽理事；是年冬復在中山大學主持召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次年會。
1981年1月，中國書法家協會廣東分會成立，先生任副主席。
1983年，任主席，積極推動廣東書法事業向前發展。
1983年秋，赴香港出席第一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
1991年5月12日，商承祚教授逝世。
⑺ 皮宗石的人物生平
皮宗石，字皓白，別號海環。湖南長沙人。1887年8月23日出生於長沙東鄉福臨鋪西沖皮家大屋一個農民家庭。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長沙讀書，次年考取湖南官費，以實習生名義赴日本留學。先讀中學，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 政治經濟學。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回國。1912年與周鯁生、楊端六、任凱南等創辦《漢口民國日報》。《漢口民國日報》創刊不久，因反對袁世凱稱帝，即被查封。後赴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經濟學。
1920年學成回國，不久應蔡元培邀請到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1927年8月隨蔡到南京，任國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並被任命為國立廣東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1928年4月，任司法部秘書長。9月應邀到國立武漢大學任社會科學院教授、院長。1929年6月社會科學院改為法學院，繼續任教授、院長，講授財政學課程。1930年兼任法學院經濟學系主任。1933年4月，任武大教務長兼圖書館館長。1934年10月，兼任法學院法律系主任。在武大執教9年，致力於武大、特別是法學院的建設與發展。
1936年7月，皮辭去武大教務長職務，應湖南省政府邀請任湖南大學校長。1939年3月，出席重慶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他從事教育21年，推崇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愛護學生，尊重教師，鼓勵學術研究，支持社團活動和宣傳抗日救國，遭到CC分子的排擠。1941年，在皮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突然決定皮與西北聯合 大學校長胡庶華對調，皮不願屈從，辭職離開教育界。1942年7月，被選為第三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5月，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委員。 1949.7～1949.12 任湖南大學校長
1950年4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任命皮宗石為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向他頒發了由毛澤東親自簽署的委任狀。1954年調任湖北省政府參事並被選為湖北省政協常委，後又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團結委員會委員。1956年列席全國政協會議。1967年，因患腦溢血，皮宗石先生在武漢二醫院辭世，享年八十歲。十年後，夫人楊淑君也去世。
1937.7~1940.9年
任湖南大學校長
1919~1924年
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1924年
任國立廣東大學（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法學教授
1924-1927年
任廣東大學（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
1927-1928年
任中央大學圖書館館長
1928-1929年
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1929-？年
任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
？-1936年
任武漢大學教務長
⑻ 文章依次主要介紹了盧鶴紱教授的哪些事情怎樣簡要的語言加以概括
1、盧鶴紱教授具體事情如下：
美國求學，稱原子重量，震驚學界；拚死回國，香港機場遭疑，感動安檢終放行；西遷途中，折服土匪保平安；文革期間，又紅又專巧應對；挑戰權威，敢把「天空」戳個「洞」。
2、人物簡介：
盧鶴紱(1914~1997)，1936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物理系，同年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留學。1938年獲碩士學位，1941年獲博士學位後回中國。主要研究成果有:1938年發現熱離子發射的同位素效應;發明時間積分法，精確測定了鋰6和鋰7的豐度比;1941年研製成60度聚焦高強度質譜儀;1946年研究出估算原子彈和反應堆臨界大小的簡易方法;1949年最先提出核半徑公式應改為1.23×10-13A1/3厘米;1949-1956年發展出可壓縮流體的粘彈性理論;1959年計算了片狀柱型等離子體的穩定性等等。
3、原文：
盧鶴紱：挑戰愛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 年，香港機場飛往大陸航班的安檢處，一名年輕人被攔了下來，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腫學大衣，在那個季節顯得很不正常。安檢人員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處硬邦邦的，打開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裡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書籍和資料。一問，年輕人剛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不久，書是從國外帶回來的，因為太多，超過了行李托運的最大限量，只好想出這個辦法。年輕人拿出了中山大學的教授聘書，安檢員一看，只有27歲的人居然已經是教授，非常敬重，就此放行。
這個拚死要回國，用教學和科研來抗戰的人，就是後來被國際學界公認為「中國核能之父」「第一個揭露原子彈秘密」的盧鶴紱。
1936 年 9月，盧鶴紱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主修物理，輔修數學。第二年，盧鶴紱在科學實驗中發現了熱離子發射的同位素效應。為此，他發明了時間積分法，並在世界上第一次精確地測定了鋰7、鋰6的豐度比。他的發現被當地報紙報道，驚呼「中國人在稱原子的重量」。他當年所測定的數值，被國際學界沿用了50多年。
1941 年，盧鶴紱的博士論文《新型高強度質譜儀及在分離硼同位素上的應用》通過，這篇論文被美國政府列為涉及「製造第一批原子彈與原子反應堆」的絕密資料，直到戰後的1950 年才以摘要的形式發表在美國《核科學文摘》上。
獲得博士學位後，還在蜜月中的盧鶴紱，毅然決定拋棄在美國的一切優越條件，和新婚妻子一起回國參與抗戰。1941 年 11月，盧鶴紱抵達國立中山大學校本部，任理學院教授。
1942 年暑期，盧 鶴紱夫人生下了長子，出院後，盧 鶴紱開始操勞家務。每天，他背著孩子劈柴，做菜；地上雞屎、牛糞滿地。一日三餐忙完後，盧鶴紱在油燈下備課。在一座古廟里，他給大學四年級學生講授理論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學、近代物理等課程。
1944 年，盧鶴紱相繼被流亡中的廣西大學、浙江大學聘為教授。在向西途中，路經一個叫元寶山的地方。當 地土匪出沒，燒殺搶掠，大家都不敢前行。盧 鶴紱當 即帶上一個體育教授就上了山，成功說服土匪頭子。第二天，土匪頭子派人把盧鶴紱一行送下山，還送給他們代表土匪間「特別通行證」的杏黃色小三角旗，以保盧鶴紱一路暢行無阻。
即使在戰亂的環境中，盧 鶴紱一邊講課，一邊還密切關注國際學界的動向，能獲得的學術雜志，他全部手寫抄錄下來。學術札記在炮火中也從未間斷。他於1942 年寫成、1944 年在國內《科學》上發表的《重原子核內之潛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學界認為是「第一個給中國讀者全面介紹原子能物理知識及其應用」的科學著述。
1947 年，盧鶴紱在國內期刊上發表《原子能與原子彈》和《從鈾之分裂談到原子彈》，對原子彈的發明做了介紹。在這兩篇文章的基礎上，他在《美國物理月刊》上發表《關於原子彈的物理學》一文，在世界上首次闡明了估算鈾235原子彈及費米型鏈式裂變反應堆的臨界體積的簡易方法及其全部原理。此文一出，被美國文獻和專著廣泛採用，國際學界轟動，盧鶴紱因此被稱為「第一個揭露原子彈秘密的人」「中國核能之父」。
1955 年，盧 鶴紱進入了絕密的「546培訓班」任教，在後來的11 位「兩彈元勛」中，就有7 位是盧鶴紱在「546培訓班」教過的學生。
在「文革」那段特殊時期，盧 鶴紱仍堅持科研。他留下大量的中、英文科研筆記。他的日記和一般人不一樣，在封面上標著「紅」和「專」兩類，「紅」是記錄日常生活，「專」則記錄專業內容。他怕科研日記被人看到抓小辮子，就說「我是按照又紅又專的要求寫日記」。
1995 年，81歲的盧鶴紱與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寫的《對馬赫原理的一個直接驗證》在美國《伽利略電動力學》發表，該雜志的主編評價這篇論文「開辟了挑戰愛因斯坦的新方向」。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國《物理學刊》拒絕刊登，對此，盧 鶴紱坦然地說：「一般編輯部都不敢登這種文章，他們迷信愛因斯坦，怕人家說他們不懂物理學。」他不怕自己被人認為是瘋子，關於這篇論文，他說：「我不過是把天空戳了一個洞罷了！」正當研究要繼續時，盧鶴紱於1997 年病故，為世人留下8大提綱44 項研究進展資料，已發表的論文僅僅是他研究內容的十分之一。關於這項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質疑，美國科學院在2002年投入巨資，用發射衛星的手段，深入這方面的實驗。
盧鶴紱除了是一名全球聞名的物理大師，還是著名的京劇票友。他對京劇完全是無師自通，唱功、演技都是聽來的、看會的。盧鶴紱特別喜歡譚派老生戲，他曾自豪地說，他不用任何准備即可登台上演40出譚派戲。
他還把京劇帶到了物理課堂上。不時唱幾句京劇，活躍課堂氣氛。學生們都說，盧老師會演戲，有表演才華，有時還說一兩句俏皮話，一邊說著，他自己也笑了起來，露出金牙，金光閃閃，幽默的內容和豐富的表情，引得鬨堂大笑。
正因為在科學和人文上的深厚積淀，盧鶴紱去世以後，美國休斯敦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均為他樹立銅像。盧鶴紱百年誕辰之際，復旦大學也為其在校園里樹立了銅像。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說：「盧 鶴紱先生不僅是學術的大師，同時是一個有故事的人、有情懷的人，這是最為珍貴的，是我們最為敬仰的。」（選自2014 年 7月23日《新民周刊》，有刪改）
⑼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名家小傳
1924年孫中山先生創辦國立廣東大學。學校初設之初，即設有文科、理科、法科、農科四個科，及預科（設文、法、理、工、農5科組）。原國立廣東師范高等學校分設為文科和理科。文科共設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史學、哲學四學系。史學系（1935年5月史學系改稱歷史系）是國立廣東大學最早設立的系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史學界著名的學術大師。1926年受聘於中山大學，1928年1月，傅斯年教授創辦的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成立，此為全國的首創，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是以該所為班底籌備而成立的。1928年11月，傅斯年教授離開中山大學。
顧頡剛（1893——1980），史學界名家。1927年4 月來中山大學任教。1927年11月顧頡剛教授發起成立民俗學會，此為中國第一個成立的民俗學會。在中山大學期間，顧頡剛教授完成了他有名的民俗學叢書《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929年顧頡剛教授遷返北平。
陳功甫（1890—1942），中國歷史學家。1920年夏始，先後在中山大學前身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廣東大學主教中國史學史，1926年始，任中山大學文史教授兼史學系主任，1931年，繼續任中山大學史學系教授，著力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中國近代史學科教研先驅。
楊成志（1902——1991），1928年起到中大史學系任教，1935年任研究院秘書長文研所和人類學部主任。1946年取消學校研究院後，1947年成立了歷史學研究所，設歷史學部和人類學部，楊成志教授以歷史系兼人類學部主任，並於1948年8月以人類學部為基礎，創辦了人類學系並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由楊教授帶隊，人類學系調往北京並入中央民族學院。
朱謙之（1899——1972），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1932年8月，正式受聘為中山大學教授兼史學系主任。1952年調任北大哲學系教授。
岑仲勉（1886——1961），以隋唐史和西北史地最具影響。1935年6月被聘為國立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名譽導師，1948年7月被聘為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是50年代全校為數不多的二級教授之一。此後岑仲勉先生一直在中大任教直至逝世。
劉節（1901——1977），我國古史研究的著名學者。1946年入中山大學任歷史學教授終其身。1956年在全國教授評級時，被定為二級教授。任教中大時，一度擔任史學系主任和古物館主任。
戴裔煊（1908——1988），主要學術領域集中在民族學和歷史學，並為中葡關系和澳門史研究的著名先驅。1946年至1949年任中山大學副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繼續擔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錫祺（1912——2007），1946年調入中山大學歷史系，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工作。1979年春，參與組建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1986年升格為研究所），並任主任。陳教授為孫中山先生研究專家。
蔣相澤（1916——2006），1951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78年任教授終其身。蔣教授長期從事世界史特別是國際關系史和中美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1982年蔣教授被美國達特瑪斯學院授予蒙哥馬里研究員稱號，1955年被美國傳記學會授予國際文化榮譽證書。
陳寅恪（1890——1969），一代史學宗師，對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學、史學方法等方向作出了重要貢獻。1944年被聘為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名譽導師，1949年到嶺南大學歷史政治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與中大合並，陳寅恪成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梁方仲（1908——1970）為中國著名經濟史學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2年院系調整後成為中山大學歷史系二級教授，直至逝世。
楊榮國（1907——1978），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專家和歷史學家，1953年院系調整時，楊榮國教授隨湖南大學歷史系調入中山大學歷史系，任歷史系中國史教研組主任。1956年度任歷史學系主任。1960年復辦的哲學系開始招生，楊榮國被任命為系主任，把原歷史系中國思想史教研組原班人馬轉歸哲學系。
陳勝粦（1937——2003），1958年留校中山大學，1985年晉升為教授。1983年至1995年為歷史系主任，1991年至2003年為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陳勝粦教授聯合多方重要學術力量，主持創辦了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並成功爭取愛國華僑姚美良先生捐資1200萬元人民幣建起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大樓「永芳堂」。1991年起被評為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