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環境法教授

① 韓德培的生平經歷

韓德培先生生於1911年，江蘇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韓大興是曾多年跟隨翼王石達開南征北戰的一名副將。
韓德培幼時常在祖父膝下聽他講述當年馳騁馬背的軍旅生涯，繼承了祖父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
來到人世間的韓德培卻是個苦孩子——那時韓家已逐漸敗落，更慘的是韓德培8歲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紀便嘗到了家庭貧寒、幼年失母帶來的世事炎涼。
1917年，韓德培進入私塾，期間讀了《大學》、《論語》、《孟子》、《幼學》等，接受了嚴格的書法訓練，因此打下了扎實的舊學基礎。10歲時，韓德培轉入京江小學讀書，京江小學是旅居如皋經營錢庄和銀行業的鎮江人開辦的，對語文、算術、英語課程特別重視——熟悉韓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還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語言能力與他小時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語訓練有關。1928年，韓德培師范畢業。
1930年，他又赴杭州趕考，一舉考中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之後，當時的教育部決定將浙大史政系合並到中央大學，韓德培也隨之轉入中央大學。
初到中央大學，一次旁聽課卻改變了韓德培的志向與愛好。當時，講課的教授是後來當過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時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謝冠生，他主講的是「法律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韓德培還清晰記得，「謝教授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後來，韓德培還旁聽了謝教授主講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和「羅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聽。

由此，韓德培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知道了法學是一門解決人與人之間糾紛的一門學問，對社會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謝教授談了自己想學法律的想法，在謝教授的幫助下，他如願以償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開設課程非常齊全，比如，刑法、民法總論、物權法、親屬法、程序法等，有許多來自於司法實務部門的人前來授課，包括最高法院的審判員、司法行政部的官員等。「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無愧於我的選擇」，如今已是一代法學大家的韓德培如此評價當年自己的選擇。 1934年，韓德培從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
舊中國貧窮落後，備受列強欺凌，韓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質，實現國家富強，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國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只能等待時機考取公費留學。
時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編學報和校刊的編輯人員，韓德培毛遂自薦，承擔起了這項工作。
機遇在5年後才終於降臨，中英庚款董事會在中國招留英公費生，然而24個名額中，攻讀國際私法的名額只有1個。
經過激烈競爭，28歲的韓德培奪得留學劍橋大學的機會。可正當韓德培等准備出發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韓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學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可是，歐戰愈演愈烈，到英國去留學已經非常困難。
1年後，中英庚款董事會決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費留學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1941年7月底，韓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的錢偉長、張龍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德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便是5年。
在多倫多大學學習的第二年，韓德培在著名國際私法學者莫法特·漢考克教授指導下寫作論文，他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結合英、美、加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漢考克教授審閱過這篇論文後，很高興地評價道：「你寫的論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個字。」這樣，韓德培很順利地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該法學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學位。
1942年，韓德培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來到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利用那裡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極為豐富的書刊，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韓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於閱讀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和法理學三方面的書刊，並盡量搜集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在國際私法方面，他花了較多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詳細的筆記。此外，他還選聽了當時幾位有史學者的課，如格里斯沃爾德的「國際私法」、赫德森的「國際公法」和龐德的「法理學」，受益頗深。在哈佛，韓德培還撰寫了一些國際私法新著的書評和評介龐德的社會法學派學說以及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說等文章，發表於浙江大學發行的學術刊物《思想與時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應著名法學家周鯁生校長之聘回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後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別創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和全國唯一的環境法研究所。先後任武大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第一、二屆成員和第三屆特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國家環保局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等。現仍任職於武大法學院並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際法研究所和環境法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等學會名譽會長。在國外，還曾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後，董老應邀到紐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一些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生別有用心，提了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當地的華文報紙還進行了歪曲報道。韓德培感到非常氣憤，提筆給董老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國學生。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還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麼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才能適應建設新的國家的需要，他心裡沒譜。於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後，董老到武漢視察，專門把韓德培叫到他身邊聊天。韓德培還向董老談了談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況。 他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的工作邀請，於1946年，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回國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韓德培懷著渴望和激動的心情，乘美國第一艘開往遠東的運輸船，從美國西雅圖出發，回到了中國。當多年不見的祖國再次呈現在眼前時，韓德培禁不住熱淚盈眶，視線漸漸地模糊了……剛從抗戰中走出來的中國，內戰不斷升級，物價飛漲，官僚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與「海歸」韓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有著天壤之別。那時，韓培德曾在著名的《觀察》雜志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眾所需要的法治應該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韓德培在武漢大學歷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會主席以及武大校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由於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為院系調整中全國僅有的三個被破例保留的綜合性大學法律系之一
在當時韓德培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系教授張培剛及世界史學家、歷史系教授吳於廑，被哈佛的中國同學戲稱周鯁生校長邀請的「哈佛三劍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筆記資料被白蟻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後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復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開始，他因在教英語時用教室黑板上方「馬恩列斯毛」的畫像中各人的鬍子來區別英語中表示「鬍子」的幾個詞，而被學生告發，後抄家遊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韓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勞教人員」之身，奉命從事了大量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評價。文革結束後得到平反，經劉道玉校長再三邀請（同時北京大學也多次拋來了橄欖枝，希望韓老去北大任教），韓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網羅了姚梅鎮、馬克昌、張泉林、何華輝等大量優秀人才。並與1980年建立起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國乃至亞洲唯一的、同時也是整個亞太地區最大的環境法研究所。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重建過程是以韓老為核心而經行的，對武漢大學來說韓老對武漢大學的貢獻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兩年之後，年僅36歲的韓德培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全國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幾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開始後，作為法學家的韓德培成為武漢大學最大的兩個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劃成右派的時候，韓德培還曾辯解，結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師生作檢查，但他還在將自己的「罪狀」一條一條地加以反駁。因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辦公室的許多謊言，下面的人鬨堂大笑。韓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項:態度極度惡劣。
在被整整批鬥了一個星期之後，「反右」辦公室宣布了對他的處罰:撤銷一切職務，送沙洋農場勞動。韓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時，法律系已經被撤銷，並到了湖北大學。當時湖北大學只接受武漢大學法律系非右派教師，右派們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語。
「文革」開始後，韓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韓德培教英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原因是「在教英語時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勞動，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問題徹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漢大學工作。
「文革」結束後，如何重鑄法律系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漢大學副校長劉道玉思考的首要問題。
但一個被一鍋端掉了的系，恢復起來談何容易？劉道玉想到了韓德培。
「如果說法律系是武漢大學的一塊水晶，那麼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經被打破了。所幸晶體雖破，但晶核尚存。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國際法學家韓德培教授，他是法學大師，是我們恢復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們堅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會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幟下。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會在他這個晶核的周圍生長出一塊美麗的巨大的晶體來。」多年後，劉道玉在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里如是評價韓德培在武大的影響力。
果然，在韓德培的號召下，武大恢復法律系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各地，在法學界得到廣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沒在各地各界的法學人才，紛紛主動來函應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畢業的校友，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個聲音:「重鑄昔日的輝煌!」 在法學界和教育界，韓德培的眾多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幾乎人人皆知:他的學術活動范圍涉及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環境法、法理學以及法學教育等諸多領域。在國際私法方面，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機兩翼」的大國際私法理論，構建了新中國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和立法體系;他更是中國環境法理論的開拓者，環境法學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這些傑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麼?很多熟悉韓德培的人都提到了兩個字:眼光。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韓老就敏銳地意識到，國際法將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時，他於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
上世紀80年代，沒有多少人知道「環境法」，那時的「環境法」也不是獨立學科。1981年，韓德培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同時，身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的韓德培奔走呼籲，終於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環境法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20多年後的今天，這兩個研究所都發展得很好，不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而且其涵蓋的學科都是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國內外已有廣泛的學術影響。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由衷佩服韓老的非凡眼光。」從先生的身上，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黃進體會到了學術眼光對於學術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獨到的學術眼光，韓德培的寬廣胸懷也令後輩們佩服不已。
黃進回憶說:「韓老一貫反對在評職稱時論資排輩、互相傾軋，團結、凝聚了大批知識分子。他的識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憲法學家何華輝教授1980年時還是講師，到1982年，他就成為了教授，創下那個年代高校職稱晉升的奇跡。」
「對於後輩，先生不僅大力培養提攜，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擔當重任，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對於榮譽，先生總是唯恐避讓不及。這是後輩難以超越的地方。」在黃進看來，韓德培寬廣的胸懷為當時乃至現今有些浮躁的法學界帶來了一陣清風，「在先生的影響下，中國國際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諧。」
以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而論，韓德培完全稱得上是法學大師，但是韓德培不願意別人稱他為大師，他最喜歡的還是別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奧本海、龐德和狄驥這樣的法學大師，他生前的心願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會有這樣的大師。」黃進告訴記者，「以先生在中國法學界的成就和影響，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幾位學者在本國的貢獻和影響相提並論的。」
「為什麼我們後輩的學問難以超越像韓老這樣的法學精英?因為他們有大師的品格和胸懷。」黃進感慨地說。 從1946年在武漢大學講第一堂課到去世，韓德培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武大，甚至沒離開過講台———直到去世前，他還掛念著5名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的論文答辯。
64年，彈指一揮間。韓德培從最年輕的教授變成了最年長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沒有正式退休。64年間，韓德培到底培養了多少學子，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克昌是中國著名的刑法大家;85歲高齡的梁西教授是我國國際組織法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黃進教授、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是第一屆、第二屆傑出中青年法學家;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瀚和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是國際私法領域的知名學者……有學者統計，在國內著名法學院校中，幾乎都有「韓門」學子。
在政法系統和行政系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是韓德培的學生、外交部條法司約有三分之一的官員受過韓德培的教誨。在國際機構中，國際民航組織行政局局長柳芳是他的學生，她也是我國自1974年恢復國際民航組織合法席位以來，在該組織中擔任職務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
64年間，韓德培最關心的，是他的學生。對於學生的關愛，並不只是停留在學業上。
「他對我們每個學生都非常關心，我們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記得。」韓德培指導的2006級博士生、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王立武回憶說。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請假回家一趟，因為他兒子那年高考。一個月後，王立武回武漢，先生還特意問他孩子高考順不順利。
韓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還到醫院看過先生。「當時他已不能說話，當陪護告訴他，我是他的學生時，他睜開了眼睛，眼裡只有淚水」。
王立武說:「在那種時刻，他只有用淚水來表達關愛。」
就在王立武這批博士入學時，韓德培發表了「演講」:「我不會退休，也不想退休，我還得帶博士生，我已經96歲了，縱然如此，我十分樂意背負這些責任，並對自己有三個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識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韓德培最後一次清晰地說話。他問了他人生中最後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的幾個博士生的論文准備得怎麼樣了。第二個問題是博士招生面試准備得怎麼樣了。「既然招他們為學生，就要對他們負責。」韓德培對身邊的陪護人員說。
按計劃，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論文答辯的日子，韓老將親自參加。但這一天，學生們等來的，卻是先生辭世的噩耗。
韓德培的告別儀式上，遺像上的老先生依舊笑容可掬。盡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樂觀，愛笑不愛哭，但上至80歲的老教授，下至年輕一代的學子，許多人還是忍不住哭出了聲。這一刻，學生們也只能用淚水來回報先生的關愛。

② 北大34歲教授什麼民族

朴世龍，1976年4月生，朝鮮族，吉林延邊人，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生態學系教授、特聘教授，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科研骨幹、研究員，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大學理學部副主任，中國地理學會會士。[1][2][3][4][19][20]

朴世龍1999年從北京大學本科畢業；2004年獲北京大學理學博士學位；2007年從法國氣候與環境科學實驗室博士後出站；2010年晉升為北京大學生態學系教授[1]；202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

朴世龍研究方向為全球變化與陸地生態系統，主要興趣包括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氣候變化對植被生長的影響，生態水文，土地利用變化對氣候的反饋[1]。其率先闡明中國陸地生態系統碳匯強度，揭示中國造林減緩氣候變暖，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提供科學依據[17]。

③ 梁曉儉的簡介

女，1966年8月生，山東青銀春穗島人，現為上海市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2002年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畢業，同濟大學教授。
曾任同濟大學法政學院黨委書記、法律碩士指導委員森御會主任、環境法研究所所長、文法學院院長助理。
中國西方法律思想史鋒卜研究會理事；上海法學會環境法研究會副總幹事。
現任山東財經大學法理學教授

④ 黃藝的北大教授

黃藝，1983年本科畢業於中南林科大學後，1992年至1997年先後在英國和德國學習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98年至今，先後在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以及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獲得國家重大水專項、環保部公益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及國家科技部863、973項目的支持，從事環境生態學和環境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究工作，已在SCI收錄雜志上發表論文20餘篇，國內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70餘篇。同時，作為聯合國環境署《全球環境展望》和國家環保部《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核心專家，參與國際環境公約談判和國家履約行動的技術支持。 1998年10月－2000年10月；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博士後
1994年2月－1997年7月；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生物系，博士
1987年9月－1990年7月；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碩士
1979年9月－1983年7月；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士
2000年10月至今；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教授
2004年1月－2004年12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學者
2002年5月－2002年9月；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訪問學者
1997年8月－1998年9月；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學習和助理研究
1993年1月－1994年1月；英國國際園藝研究所，助理研究
1985年1月－1992年12月；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助教－講師 主要研究領域為流域生態系統評價和管理的理論和技術；
石油污染物生態毒理評價和修復；
土壤重金屬污染生態毒理；
土壤污染生態修復理論和技術。 環境科學委員會 生態和自然保護分會 秘書長
中國菌根協會，副會長 國家水專項-滇池流域水生態功能三四級區劃；
國家環保局項目-中國生態保護和建設策略；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外生菌根分泌的耐熱蛋白特性及其對過量重金屬的固持作用和機制；
環保部公益專項-石油污染土壤生態毒性微生物感測快速檢測技術與方法研究；
環保部技術支持項目-生物多樣性公約發展趨勢和我對策。
國際合作
大流域水脆弱評估方法-東北亞水生態脆弱性評估（UNEP）
全球氣候變化對亞太地區水生態脆弱性影響評估（UNEP）
熱帶森林環境價值估算（ITTO）
國家部委項目
重點流域（滇池）水生態功能區劃
水生態功能分區的實施機制
基於3S技術的江河流域水污染自動化測報和應急處理系統研發與應用
跨國流域環境污染突發事件預測預警（信息）系統研究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鉛鋅脅迫下外生菌根植物磷吸收特性和抗重金屬機理；
外生菌根對土壤有機氯農葯DDT生物降解作用的研究；
外生菌根真菌和菌根植物降解DDT的機理研究；
外生菌根對過量重金屬的胞外抗性機理研究
在ITTO資助項目，中國熱帶森林環境資源價值核算及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研究中，承擔森林凈化環境核算的理論及方法等的研究。2001年10月到2002年8月期間，作為自然科學基金在環境學院的第一個優秀群體項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繼續開展植物抗環境脅迫機理研究。與勝利油田合作油田生態系統恢復技術研究。在2002年4月至8月，訪問加拿大ALBERTA大學，合作外生菌根植物抗土壤過量Na機理的研究項目。2001年開始從事室內環境污染及治理凈化技術研究項目。

⑤ 王燦發的個人簡介

王燦發，男，1958年8月生，原籍山東。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主任，中國政法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王燦發參加了近15年來中國大多數環境法律、法規的起草。從1994年起在《中國環境報》主持「律師信箱」，回答有關環境法的疑難問題200多個。個人獨著和與他人合作完成環境法的著作40多部，發表環境法論文70餘篇。2005年11月被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全國政協人口環境資源委員會、文化部、國家環保總局、共青團中央、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授予「2005綠色中國年度人物獎」。1978年9月～1982年7月，吉林大學法律系政法專業學習，獲法學學士學位；1982年8月～1985年8月，廈門大學法律系任教，助教；1985年～1988年7月，北京大學環境科學中心學習，獲法學碩士學位；1988年7月至今，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先後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

⑥ 北大博雅講席教授名單

朴世龍，男，1976年4月生，朝鮮族，吉林省龍井市人。現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城市與環境學李廳院教授。199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獲學士學位，2004年獲北京大學博士學位。2004年在法國原子能中心氣候與環境研究實驗室（』Environnement）從事博士後工作，2007年至今在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工作。202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哪脊隱。

喬傑，女，1964年1月生，漢族，黑龍江省安達市人，現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黨委常委、常務副校長、醫學部主任，北京大學附屬第三醫院院長。1987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獲學士學位，1996年獲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醫院婦產科臨床醫學博士學位。2002年在斯坦福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2001年6月至今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婦產科工作。201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2020年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2021年當選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榮譽院士。

張躍，男，1958年11月生，漢族，湖南醴陵市人。1982年畢業於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現武漢大學）獲學士學位，1993年獲北京科技大學博士學位。1995年至今在北京科技大學工作，2000年至2002年分別在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進行學術交流，曾任北京科技大學副校長。現任新金屬材料國家重點實野源驗室主任、北京科技大學前沿交叉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是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計劃和重點研發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兼任教育部科技委國防學部常務副主任和材料學部副主任、中國體視學會理事長；擔任NationalScienceOpen創刊主編、FundamentalResearch副主編。2019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22年1月起被聘為北京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客座講席教授。

⑦ 中國一共有多少個在建核電站具體在什麼地方

據專家介紹，目前，我國核電發展也已駛入快車道。「自2007年發改委發布《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以來，我國核電事業進入了較大發展階段。」北京大學核科學與技術研究院核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環境法教授汪勁此前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曾透露，按照發改慎賣委這一規劃，到2020年，我國核電運行裝機容量爭取達到4000萬千瓦；核電年發電量達到2600至2800億千瓦時。汪勁說，這就意味著，在目前在建和運行核電容量1696.8萬千瓦的基礎上，新投產核電裝機容量約2300萬千瓦。迫於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壓力，2009年10月，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將4000萬千瓦這一數據再次做了刷新，他表示：「在全球關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背景下，國家目前正在研討是否需要修訂原定2020年達到4000萬千瓦的目標」。因此，有專家透露，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有望突破7000萬千瓦，幾乎翻了一倍。據專家介紹，目前，在歐美核電開發陷於停滯的同時，亞洲卻掀散譽起了核電站的建設熱潮。援引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最新統計，目前，全球在建的核電站一共有56個，其中亞洲國寬掘逗家在建的有37個，而中國就佔了21個。

⑧ 北大教授焦國彪後來怎麼樣了

焦國彪教授是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的教授，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納米材料、能源催化和環境污染等方面。2008年，焦國彪教授因為在專著中抄襲他人文章而受到了輿論的廣泛批評，隨後被取消了教授職務，並於2010年被撤銷了博士生導師資格。

之後，焦國彪教授回歸科研崗位，繼續從事化學領域的研究。根據近幾年來發表的研究論文和科研成果，焦國彪教授在學術上仍然有著不俗的表現，發表了多篇高質量的研究論緩兄文並參與了多個研究項目。

需要注意的是，關於焦國彪教授的相關事宜，由於其影響較大，常常引起社會關注和討論。這些問題也提示我們，在學術研究中應該遵守學術規范，嚴格把關學術成果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共同維護學術擾脊襲誠信和野胡學術聲譽。

⑨ 政法大學2000年屆畢業生教授都有誰

王燦發，男，1958年8月出生，山東省成武縣人。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和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主任，專門從事環境資源法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同時兼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研究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國家環保總局深圳環境培訓中心特聘教授、河北科技大學兼職教授、北京市法大律師事務所律師，世界銀行發展門戶網站法律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貿易與環境議題專家咨詢組成員。
王燦發教授從1984年起即在廈門大學法系從事環境法的教學工作，後又考取北京大學環境法研究生。1988年到中國政法大學工作後，一直從事環境資源法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王教授獨自或與他人合作完成環境資源法的著作30多部，公開發表學術論文70多篇。從1994年以來在《中國環境報》「律師信箱」專欄以嚴律師的名義回答全國各地讀者有關環境法的疑難問題200多篇。他還是最近10多年來參與起草中國環境資源立法最多的學者之一，並對中國環境立法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先後被評為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優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優秀教師、北京市勞動模範。其獨著的《環境法學教程》，2000年獲得北京市高等教育優秀成果一等獎。作為訪問學者訪問過瑞典、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國，與國外多所大學建立了學術交流關系。他創辦的「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及其免費咨詢熱線，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並為環境法的研究生提供了方便的研究和實習基地。他是中國大陸目前最有影響的環境法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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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北大法學研究生導師和專業

法學碩士和法律碩士的本質區別

時下社會上存在一種錯誤認識，只知道法律碩士，而不知道法學碩士。實際上，客觀的說二者是兩回事，有著本質的區別，雖然都是學習法律的，但含金量是明顯不一樣的。

一、招生條件是不一樣的，法學碩士必須要求本科畢業，不招收同等學歷；法律碩士要求具有國民教育序列大學本科學歷（或具有本科同等學力）的非法律專業的畢業生。本 科畢業生必須工作二年以上。同等學歷的專科畢業生必須工作三年以上。這里的差別在於同等學歷可以報考法律碩士，而不能報考法學碩士，且法律碩士必然是原來沒有學過法律的。

二、考試試題不同。法學碩士參加的是這幾年越來越難，但考生越來越多的研究生入學考試，難度之大有目共睹；而法律碩士的考試雖然政治理論課、外語考試是一樣的，但專業課考民法學、刑法學和綜合考試（含憲法、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法制史），為全國聯考科目，難度有限（已經形成了規范的復習教材）。

三、錄取比例不一樣。法學碩士的錄取比例，一般都是在10:1左右，北大等名校更達20:1，而法律碩士一般是3:1。

四、培養方式不同。法律碩士基本是自費，如北大的是每學分800元，論文指導和論文答辯費6000；法學碩士有公費也有自費。

五、教學方式不同。法學碩士分專業採取導師制，每個學生一個導師（教授或者副教授），在讀期間能夠得到導師的不斷輔導，深入學習相關法律理論。而法律碩士不分專業，也沒有導師，學習的課程只是法律的基礎課，共十二、三門，45學分。最後只不過找個老師輔導一下論文而已。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認識到從總體而言，法學碩士無論從本身的考生的素質、接受到系統深入的學習等諸多方面都優於法律碩士。

但現在存在的問題是二者不分，社會上包括很多用人單位認為法律碩士就是學習法律的碩士，殊不知二者的本質區別。而且有的學校，也縱容了這種社會的誤解，比如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它們讓法律碩士在畢業分配的意見書上自己填寫專業:民法、經濟法、刑法等隨便，使得魚目混珠，為用人單位選拔人才設置了障礙，甚至產生誤導。所以筆者在此直言，以澄清這個常識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