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教授張隆溪

㈠ 歐洲科學院的知名院士

歐洲科學院院士中也萃集了一大批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其中包括德國哲學家於爾版根·權哈貝馬斯、社會學家烏爾利希·貝克、法國社會學家阿蘭·圖蘭、文學理論家帕斯卡爾·卡薩諾瓦、英國社會家安東尼·吉登斯，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比利時比較文學學者西奧·德漢、瑞士文學理論和歷史學家讓·斯塔羅賓斯基、荷蘭文學理論家漢斯·伯頓斯等，外籍院士中的人文學者包括美國哲學家和語言哲學家喬姆斯基、澳大利亞語言學家韓禮德、美國比較文學學者戴維·戴姆拉什、馬丁·普契納等。
目前歐洲科學院當選的華人外籍院士共有9名，除劉康教授外，理工科類有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前衛生部長、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竺，中國科學院院士、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李燦，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帥志剛，愛爾蘭都柏林大學食品科學教授孫大文；文科有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特聘教授王寧、南京大學中美文化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特聘教授何成洲、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等。

㈡ 張隆溪的學術成就

張隆溪學貫中西，所著的《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評述》、《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論》等在國內外文化圈享有重要地位，。近10年來，張隆溪的足跡遍布歐美、亞洲各地區，又出版了多部英文著作和多篇學術論著，也在國內出版了幾本著作，使其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東西海之間的思想擺渡者」。 1.《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評述》（北京：三聯書店，1986）
2.《道與邏各斯》（TheDaoandtheLogos:LiteraryHermeneutics,EastandWest.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2。後有韓語、漢語版）
3.《強力的對峙：從兩分法到差異性的中國比較研究》（MightyOpposites:.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走出文化的封閉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北京：三聯書店，2004,增訂本）
4.《中西文化研究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5.《不期的契合：跨文化閱讀》（UnexpectedAffinities:ReadingacrossCultures.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2007）
6.《比較文學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7.
7.《五色韻母》（台北：網路與書，2008）。
8.《同工異曲：跨文化閱讀的啟示》（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㈢ 如何看待詩經的經典性

《詩經》作為一個文本的出現在中國很早，距現在有3000多年。當然，他成為經典要晚一些，大約是在距現在2000年的時候，即漢代。為了適應漢代中央集權的社會制度，當時的執政者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把孔子思想作為統一規范全國上下思想的一種標志，於是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個很著名的事件，叫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這個時候起，孔子就被作為「聖人」，與孔子有關的一切都被塗上了神聖的色彩。孔子在生前作為教材來用的一些古代的文獻，也被稱為「經」，包括《詩經》在內還有《書》、《易》、《春秋》、《禮》，一起被稱為「五經」。同時，從漢代開始，在政府設立了「博士」，立「五經」博士來教授有關的人員。 什麼是「經」?我想說的是，由於把孔子當作聖人，把孔子思想當成了國家、政府推行的統一全國上下思想行為的標志，這個「經」，就具有「神聖」的意思，「聖人」的意思，表明其中包含了許多恆常不變的真理，有了實實在在應當遵循的規則。正是由於「經」具備了這樣的意義，它就被一般人看做非常高深，非常玄妙，是與我們離得很遠很遠的東西。但是我想，如果經典離人們太遠，把它樹得高，那麼經典的意義就會逐漸地消失。經典作為一種文化的載體，應當說它總是在不同的層面上影響著人的生活，人們會在不知不覺的狀態下來接受它。 就《詩經》而言，我想我們許多的同學在許多成語裡面，甚至在中學語文課本裡面都已學過它。這種了解，大部分同學都會有。但是我要說的是，我們還會在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談話中，在我們日常教育中，經常用到《詩經》的一些詞語來表達我們的一些認識。在這里，我再舉一些我們平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家可能知道但沒有察覺到的例子。 最近十多年來，內地常常隔個一兩年、三五年就會有一個港台的作家被內地的人、特別是年輕人所喜歡。最早的一位為內地人所了解的作家，是一個女性作家，叫瓊瑤。我想這個大家也是知道的。她的好幾部小說被拍成了電視劇，其中有一部電視劇，叫《在水一方》。大家也許知道，她的名字以及電視劇《在水一方》，都和《詩經》有關系。《詩經》的一首詩叫做《木瓜》，它的第二章「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瓊瑤的名字是從這里來的。《蒹葭》，這是一首很有名的詩，「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這應當是一首情詩，一個青年男子，或者是一個青年女子，在秋天的早晨，10點鍾之前，想追求心愛的人兒而追求不到，心情苦悶，這種感情在這里表現得很充分。我想，這個表明了我們現代人還不斷地在運用《詩經》這一古老的形式來表達一種感情，乃至它的詞彙、它的語言還會出現在我們生活中。順便我想說一下，在生活當中也有常常用「投桃報李」表達禮尚往來的意思，「投桃報李」這個成語並不是從這首《木瓜》詩中出來的，而是出自《詩經》的另外一首作品，即「大雅」中的《抑》。在這篇作品中，有兩句，就是「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禮尚往來」的意思。《關雎》是《詩經》的第一首，這首詩應當是人們所熟悉、所了解的。為什麼把《關雎》放在《詩經》的第一首?必然有很多人討論這個問題，我想之所以把《關雎》放在《詩經》的第一篇，表示了中國的先人對男女婚姻乃至於家庭的重視。因為在中國人看來，男女婚姻、家庭乃是一個社會的基礎，也是一個社會的開始。《關雎》表現了人們對於美好的婚姻、幸福家庭的祝福。所以《關雎》這首詩的第一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四句就成為人們在祝賀新人的時候對美滿婚姻的贊頌，對幸福家庭的贊頌，這已經是我們生活中常常能夠聽到的。除了這個之外，在婚姻上還常常出現「天作之合」 這種祝福。「天作之合」也出自《詩經》，即出自「大雅」的《大明》。這首詩是贊美周代的創始人周文王和他的妻子的夫妻關系的，所以後來人們用「天作之合」來表示對一對新婚夫婦的祝願。在《關雎》中還有四個字也成為了我們的口頭語，這就是「輾轉反側」。這四個字在詩中是用來形容男子追求女子沒有得到那種焦急不安的心情，它很生動地描繪了男子因相思之苦，在夜裡睡不著覺，不斷地翻轉自己的身體的情形。所以後來在生活當中也用這四個字來表現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不能睡得很安穩的情況。《詩經》裡面還有好多作品談到相思之苦，有一首詩叫做《采葛》，它描繪相思之苦是「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這種表現也是很貼切、很生動的。 除描寫愛情之外，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在和朋友、同事交往當中，也常常有用到《詩經》的時候。比如說我們有些朋友買了新房子、搬了新居，大家祝賀他「喬遷之喜」。「喬遷之喜」的「喬遷」兩個字也是出自《詩經》，出現在「小雅」的《伐木》中，「出於幽谷，遷於喬木」，是講鳥從低地方飛到高地方，喬木是高大的樹木。用這個來祝賀人們喜遷新居，應當是我們常常會碰到的。此外，祝賀一個朋友生了一個小孩，如果是一個男孩，就叫做「弄璋之喜」。「弄璋」這個詞也出自《詩經》，是在《詩經》的《斯干》中。《斯於》裡面說「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表示對一個家庭、一個朋友生了個男孩子的祝願。此外，祝壽，我們常常祝人「壽比南山」，這個詞彙也是出自《詩經》。過去人們祝封建社會的皇帝「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這個詞也出自《詩經》裡面，而且出現不止一次。在「小雅」里，有一首叫《天保》，這首詩是一篇祝壽的詩，一共有六章，其中，第四章就出現了「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總之，以上所說表明，《詩經》盡管是經典，在其長期流傳過程中確實有它神聖的一面，有與人民大眾相疏遠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作為一個文化傳統的集中表現，它又在不同層面上，在不同情況下，會以不被察覺的方式影響我們的生活。對於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來說，我們不僅要在不知不覺當中接受它的熏陶，同時我想我們更應該自覺地去理解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的《詩經》，我想這樣不僅會提高我們對文化的理解，同時也是我們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全面素質的體現，這就是我們在大學里開設中國文化課程的一個重要目的。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講的是《詩經》作為經典是怎樣成為經典的。要了解《詩經》是怎樣成為經典的，首先要了解《詩經》在成為經典之前，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實際上，《詩經》里的作品本來是我們中國的先人在不同場合下所寫的詩。什麼是詩?我想從現代意義上來講有很多的解說。中國人的傳統認為詩是言志的，即「詩言志」。所謂「載行為志，發言為詩」，就是說，把心裡所想的東西說出來就是詩，也就是說，詩是人們表達的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感受。所以《詩經》就它本來的形態來說，和我們現代人寫的詩並沒有什麼不同。現在的《詩經》文本一共有305首，它分成了三個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叫做「國風」，有160首，這160首大部分是當時的下層的人們所寫的。古人又講「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就是詩表達了人們在生活當中或者做事的過程中的一些感受。其中也有一些，按照朱熹的講法是出於「禮」。一般的生活，除了人們的喜怒，男女相愛，「歌言其情」，男女交往過程中用詩來表達他們之間感情的叫「情歌」、「戀歌」。除了「國風」之外，另外145首，叫做「雅」和「頌」。「雅」和「頌」的作者大部分是當時上層的公卿、大臣，相當於今天的高層人士；也有一些作者是農民、政府的一般公務員。「雅」、「頌」中有一些作品表達了這些作者對當時的社會問題的意見；也有些作品是他們奉命——奉國家的命令——來寫的有關祭祀祖先、神靈的作品，用這些作品表達一種對祖先、對神靈的稱頌，也希望通過祭奠這些祖先、神靈使之給予人們以保護。總的來說，古代這些作品與現代作品一樣，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所不同的是，這些作品是可以歌唱的。所以這些作品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並沒有什麼神聖的地方。 《詩經》中的這些作品可以說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寫的，當時的社會並沒有出版機構，也沒有我們現在所謂的諸如電視台之類的傳媒機構，那麼，這些作品是怎樣集結在一起呢?為什麼這些作品集結在一起叫做《詩》?正如我剛才談到的，《詩》成為「經」是因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歷史事件，《詩》為什麼會匯編在一起，就要說到另外一個歷史事件，這就是所謂周代的「制禮作樂」。周公「制禮作樂」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國成為禮儀之邦，我想應當說是從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開始的。那麼什麼是禮?簡單地說，禮就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一些基本規則。從大一點來說，像國家的典章制度，小一點來說，是社交的各種規矩。周公在制禮的時候，特別強調「樂」。他強調禮樂配合，用樂來配合禮的實行。這種情況我們現代生活中也還會遇到。比如說兩個國家交往，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到異國去訪問，在迎賓場合，要奏雙方的國歌，要檢閱儀仗隊，檢閱儀仗隊過程中也要奏樂。這些都可以說是禮樂的配合。在古代也是如此。正是由於這種禮樂配合的需要，就必須製作在禮儀場合上使用的音樂。當時有主持這個工作的專門機構，而主持這個工作的人大多數稱為「太師」。太師一方面把從各地收集起來的民歌整理出來，一方面把當時的公卿、大臣所作的詩配上樂曲，以便能夠在各種場合下使用。所以所謂「風」、「雅」、「頌」實際上就是在不同場合演奏的樂曲的歌詞。所以最初並沒有《詩經》這個名稱，而是簡單地稱為《詩》，或者叫做「詩三百」。由於各種原因當時的音樂我們聽不到了，但是歌詞卻保存下來了，這就是我們看到的《詩》裡面的作品。在當時的等級社會里，有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規定，所以一般人並不了解「詩」。禮和樂作為文化的一種表現，在當時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只有貴族子弟才能學習它，掌握它。貴族也只有掌握了禮，掌握了樂，才能夠參與社會活動。因此可以說，對禮樂的了解，是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標志。在行禮過程中，也唱樂，同時必須對樂的歌詞有所了解，懂得這些作品，所以在人們交往過程中也要會運用這些作品。所以在春秋時代我們常常在一些記載、一些古代文獻當中，有這種所謂「布詩」、「言詩」的記載，就指的是引用《詩》來表達自己的認識。能夠恰當地引用《詩》的作品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當時社會也被看做是一個人的能力、修養的一種表現。這就是《詩》在未成為《詩經》之前它所起的作用。 那麼，孔子與《詩經》有什麼關系呢?孔子用這種官方文獻來教育學生，因此《詩經》會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得以流行。孔子本人也特別強調學習《詩》的重要性，他說，「不學《詩》，無以言」，就是說你要不學《詩經》的作品就不會講話，也就是說會表達得不很深刻、不很准確。學習《詩經》之後可以運用《詩經》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和認識，同時也可以用《詩經》來聯絡感情，來喚醒、啟發人們的認識。可見孔子對《詩經》的重視。同時孔子也對《詩經》的內容做了簡要的說明。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是講《詩經》表達的是非常純正的感情、認識。孔子也對《詩經》的第一首詩《關雎》下了評語，叫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正因為孔子與《詩經》有這么一種關系，《詩經》才具有了經典意義。但是這才只是開始。《詩經》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被作為官方的一種思想被提倡，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人們在重視之後，就會把孔子所說的話，孔子所用的教材、各種文獻經典化、神聖化。這個神聖化、經典化的過程就是上一講張隆溪教授所說的「闡釋」。《詩經》是當時的人所寫的詩，和我們現代人所寫的詩並沒有不同，但是要經典化，就必須把《詩經》的作品從普通的文學作品提升到儒學經典的地位。這個過程就是把一般人寫的詩變成經典的過程。在經典化過程中，人們對「詩」的闡釋就附加了許多並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內容。也可以講，在《詩經》經典化的過程中，講了不少歪理。下面我還想再舉兩首詩來說明《詩經》是怎樣被經典化了的。「國風」中的一首詩，叫做《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下面是「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稠，寔命不擾!」這首詩現代人是這樣認為的：詩的作者或者主人公是一個小吏。「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指晚上黃昏時或黎明之前，星光閃爍，但不是很多。「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是講宵征是在夜裡，「夙夜在公」是講不管早晨、白天、夜裡，都要為公操勞，所以「寔命不同」，感到自己的待遇、遭遇特別不一樣。這首詩實際上是一個小吏對自己不幸生活的感嘆。漢代人講這首詩就是另外一種說法，叫做「惠及下女」，所謂「惠及下女」，是指國君的妻子對國君的妾能夠容忍，她不去陪伴國君，而讓妾去陪伴國君。而妾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地位與妻不一樣，所以是「寔命不同」。「寔命不擾」，也就是妾能體會夫人的恩惠。這樣一種解釋就完全離開了這首詩的本意，而是在強調當時社會的那種道德倫理觀念。所以「小星」這個詞在過去就被看成小妾的代名詞。 《子衿》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這首詩也是一首情詩：一個女子在思念、埋怨自己喜歡的男孩子為什麼不來?不來也可以，為什麼連個信也不給我?但是漢代有人認為它不是情詩，而認為這首詩表明對學校被廢除的不滿意。為什麼學校廢除了呢?因為當時戰亂的關系，學校沒法正常上課。他怎麼看出來這個學校不能正常上課呢?因為「青青子衿」，學生的衣服比較簡朴，可以說是衣服。同時指出學校停課有一部分學生離開了學校，有一部分學生還在學校，這首詩是留在學校的學生對離開學校、逃課的學生的一種譴責。這樣一種解說實際上是批倒了作者的思想的層次，可以讓人們通過他的解說來遵循社會的、他所認為的必須遵守的規矩。在封建時代這種解說是很多的，延續的時間也很長。最終導致《詩經》越神聖，就越離開作者，就越不真實。 《詩經》本文一共不到三萬字，但是後來的解說越來越多，就成為一種經學。經學是一種專門的學問，是兩千年封建社會學術的主流。這種解說本身就造成了《詩經》的嚴肅的、神聖的意義。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詩經》正是建立在這層層結疊的解說之上，而要想看到《詩經》的本來面目，就必須化解這些異樣的解說。所以，《詩經》的經典意義，源於對它的解說過程之中。以上所說的是第二個內容。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今天應該怎麼看《詩經》的作用?中國自從漢代以後倡導所謂的「尊古讀經」。一個人要立足於社會；要實現自身的價值，「尊古讀經」是他的主要手段。一個人要成就自己的功名，成就自己的事業，「尊古讀經」就是他的基礎。19世紀之後，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動，這個過程中也帶來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評，最嚴厲的批評是對儒家思想的批評，其中包括對儒家經典的批評。中國社會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引起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思考，同時也引起了對如何改變中國從19世紀以來對比西方相對落後的局面的思考。1919年「五四運動」提出了兩個口號：一是「打倒孔家店」，一是「歡迎德先生、賽先生」。德先生是「democracy」，賽先生是「science」，即「民主」和「科學」兩個口號。從這兩個口號來看，我們對傳統的認識要在新的基礎上進行。對傳統的批評主要是運用從西方引進的科學和民主的武器。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經學就瓦解了。經學成為哲學、歷史學和文學研究的對象。所以現代人的研究，不再把《詩經》看成是傳統經學的一本書，而把它看做是詩歌總集。所謂詩歌總集，實際上是與傳統的書籍分類有關系。傳統的分類，經就是指儒家經典，五經也好，十三經也好，只要是儒家經典就屬於經。「史」就是歷史。除了儒家之外的那幾家，道家、法家等等，叫「子」。「集」是個人作品，「總集」是一個時代，一個文體的匯集。現代人不再把「詩」放在「經」的部分，而放在「集」的部分。也就是說，實際上人們不再把「詩」稱為經了。 接下來我想說，雖然現在不再把孔子看成是聖人，但是，孔子是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人物；「經」不再稱為經典，但它是一部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著作。我想經典性就是指這個。把經學化解為哲學的、歷史學的、文學的，那麼《詩經》應該是一部文學作品。因此，下面我想談談《詩經》作為一部文學著作，它的經典性或經典意義，或者說它對後世的重要影響主要在哪方面?我想主要談三點。 第一點，《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體系的傑出的體現，也是後代詩歌體系的基礎。大家都知道，《詩經》的基本的體例是四言律詩，但《詩經》並不僅僅是四言的，除四言之外，還有三言的、五言的、七言的、八言的，還有一種雜三言、五言、七言、八言。可以說，中國的古代詩歌的發展基本是從二言體到四言體，過渡到五言體、七言體，乃至後來的詞和曲。而《詩經》中以上各種句式都存在，這為後來詩歌的發展在體繫上、在句式上奠定了基礎。《詩經》還形成中國詩歌的另外一個特徵，就是押韻。後代的詩歌，從韻腳的排列看，從韻腳的排列看，主要在雙句押韻，即二、四押韻，也有的時候是一、二句，空了第三句，接著在第四句押韻。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光」、「霜」是押韻的，第三句是不押韻的，第四句「鄉」也是押韻的。也有的詩第一句不押韻，二、四句押韻。王之煥的詩，「白日依山盡，黃河人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白日依山盡」的「盡」字不押韻，「黃河人海流」和「更上一層樓」，二、四句是押韻的。在中國古代詩歌有些雙押韻，有些一、三句押韻，也有全部押韻的。多種情況下是雙句押韻。《詩經》裡面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押韻方式。像「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一、二、四押韻。所以中國古代詩歌的押韻形式在《詩經》裡面都可以見到。所不同的是，《詩經》的押韻並沒有什麼成法，沒有固定的一種規定，而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在前面沒有說到《詩經》中如後代詩那樣的平仄問題。後代詩歌講平仄，在每一句詩裡面和另外相對的詩里，平仄要錯開。《詩經》的一些作品乃至漢代的作品其實合乎平仄，但是並沒有硬性規定，所以《詩經》的時代是比較自然的時代，但它又確實是後代詩歌韻律的最早的體現。 第二點古代詩歌的藝術表現。談到藝術表現，從《詩經》來說，是和風、雅、頌相聯系的賦、比、興問題。關於賦、比、興，中學老師都講過，我就不想說很多，只是想說這在《詩經》裡面是和風、雅、頌相對而言。風雅頌是講《詩經》的分類問題，而賦比興是講詩歌的表現手法問題。賦比興是表現手法。賦比興的具體含義有很多解說，這里我想引用朱熹的說法，所謂賦，就是「敷陳其事」，用現代的話就是直接的敘述、描寫；比，就是比喻的意思，用一件事物來比喻另外一件事物，這是朱熹講的，「以此物比彼物」；所謂興，朱熹講，「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說之辭也」，是說寫詩要用另外一件事開個頭；賦，它是一個敘述的問題，不再舉例子。關於比，比喻，在《詩經》裡面有一些是整篇都用比喻，比如《相鼠》和《碩鼠》，都是用老鼠來比喻一個不受歡迎的人。更多的比喻是在句子裡面，如講一個女孩子的皮膚很好，叫做「膚如凝脂」。興是詩歌的開頭。比如《桃夭》，「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這首詩的開頭寫了春天的美好，也會使人想起女孩子的漂亮，也會想到這首詩後面所寫的熱鬧氣氛。這就是「興」的手法。《詩經》的三種表現手法對後代的詩歌創作是有影響的。後代詩歌的表現手法盡管很豐富，但都可以用所謂賦、比、興來概括。 第三點，我想談談關於傳統的問題。中國的詩歌可以說有現實主義詩歌，浪漫主義詩歌。人們都把中國詩歌現實主義傳統的源頭歸之為《詩經》。對社會的批評，對人們生活的不公正的待遇的控訴，這些在《詩經》的「國風」里有，在「大雅」、「小雅」里也有。而這種對人們、對社會的關心正是中國詩歌的主流。這個主流的開始是《詩經》。 我想，從這三個方面來看，《詩經》對中國詩歌發展的重大影響，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詩經》的經典性。

㈣ 孔子與詩經的關系

孔子與《詩經》

摘要：本文從文化傳承的視角入手，試著分析孔子與《詩經》關系，進一步挖掘《詩經》與孔子之間的內在道德文化聯系，從而對中國幾千多年來的儒家思想文化作個簡要的闡釋。

關鍵詞：孔子 《詩經》 文化傳承 道德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

對於每一個讀到先秦文字的讀者來說，孔子和《詩經》是這一時代文學的重要符號。《詩經》，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賦予了我國文化的源頭的美譽。從某種意義上說，《詩經》甚至可以與西方人的《聖經》相媲美。而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其學說不僅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還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成為東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論基礎。以孔子為代表創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和基礎,時至今日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孔子不僅屬於歷史，也屬於當代，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與《詩經》已不是那個時代的文學符號問題，它們都已上升到了中國的文化層面，承載著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個中國社會文明進程。

傳統的東西是一種永恆的東西。傳統是歷史長期的積淀，是一個民族寶貴經驗的結晶，是一筆十分豐厚的資源，是轉型社會進一步發展和創造的基礎。所謂的文化傳承，就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傳播和繼承。如果說《詩經》和《周易》代表了前一個時代，而戰國勃起的諸子百家哲學與散文代表了後一個時代。孔子恰恰處在這兩個時代的轉折時期。孔子對於《詩經》「述而不作」的做法，進一步說明孔子晚年對《詩經》的整理只是刪定。孔子一方面在不自覺地，部分地繼承，運用先代的情感表達方式，吸取《詩經》各種美學價值，同時卻也在愈來愈理性將《詩經》進行切割，分類，從中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並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闡釋《詩經》。孔子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對《詩經》，這部中國文化的源頭進行了自覺與不自覺傳播和繼承。

同時，文學進程，從來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維，及社會歷史的發展相聯系的。文藝的發展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活力和創造力，它與當時的歷史階段相適應，是這一時期民族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的感性顯現。《詩經》是西周、春秋時處於孕育、形成中的中華民族的社會和精神風貌的結晶，是這一時期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意識等種種社會條件交匯的產物。孔子正是順應了當時社會大流的價值取向，建立儒家學派的思想體系。

中華文化的生命特徵，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體現為「仁」。中華文化以仁為根本精神。仁，將宇宙人生融為一體。以孔子為代表儒家倡導仁和禮的統一思想，被李達五在了四個層面的深刻的闡明：

第一，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親師」為核心的血緣倫理基礎；

第二， 以持中、保守、內向、剋制、忍讓，即「溫良恭儉讓」為標準的心理基礎；

第三， 以忠孝節義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友愛互助的人道主義精神；

第四， 以「修身齊家治天下」為人生追求目標的個體人格。（1）

孔子所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2）的說法，實際上是講「仁」本身就是為了釋「禮」。學禮，懂禮，行禮，護禮，就是儒家君子的責任與風度。儒家「仁」的本質就是維護等級之禮，法規之禮，人際之禮，為人之禮。這種在春秋戰國的社會生活大變動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實際上是以君王意識，家長意識為構建核心，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標准。這樣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適應了當時社會生產方式的大變革，體現了先進的封建生產力的需求，從而能夠很快地發展為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為後代封建君王所提倡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經》不僅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同時也是儒家的經典著作。

孔子說：「依於仁，游於藝」（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創造詩歌的生命。以這個觀點去看《詩經》，無論是祭祖頌歌和周族史詩的《生民》、《大明》，反映勞動生活的《七月》、《豐年》，描寫愛情婚姻的《關雎》、《衛風·氓》，以戰爭徭役為題材的《採薇》、《王風·君子於役》，還是反映上層社會歡樂、和諧的燕饗詩《小雅·鹿鳴》、《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詩《盪》、《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願望為根底，都是要「經夫婦，成孝敬，美人倫」，以達到孔子所倡導的藝術標准，即「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4）的政治標准。

如《碩鼠》里，對於那個不勞而獲的統治者，早已經忍無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的消極選擇。君權的思想在統攝著他的思想，在無奈的壓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從自身的出發，另尋一塊修身養性的樂土，正應驗了：詩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詩經》一些作品贊美貴族階層的才德容儀，頌揚溫文爾雅、謙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擊失德違禮之輩不如：「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5）這本身就在強調仁禮統一的道德修養標准，即體現了「詩可以觀」的社會認識作用。再如《採薇》、《出車》、《六月》等，堪稱中國邊塞詩的源頭，寫戰爭，迴避刀光劍影，恐怖血腥，其主要意義就是迴避戰爭，表現出對戰爭的厭棄，對和平統一的渴望，正體現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大一統思想。如《秦風·無衣》里所描繪的戰爭前的情景，就要求大敵當前，所有的臣民都應該「修我戈矛，與子同仇」（6）。

如果說，《採薇》等通過興、觀而有「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的微微怨悱的話，那麼《秦風·無衣》則可以看成是教育群臣民，號召臣民同仇敵愾的「群」。孔子所謂的「詩三百，一言蔽之，思無邪」的論述，即無邪就是要合理。禮即理，就是在儒家道德規范，儒家思想文化原則下，詩歌觀念取向和詩歌創作的原則，就是要體現仁的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

正因為孔子與《詩經》有這么一種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詩經》才具有了經典意義。但是這才只是開始。《詩經》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被作為官方的一種思想被提倡，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人們在重視之後，就會把孔子所說的話，孔子所用的教材、各種文獻經典化、神聖化。這個神聖化、經典化的過程就是上一講張隆溪教授所說的「闡釋」。《詩經》是當時的人所寫的詩，和我們現代人所寫的詩並沒有不同，但是要經典化，就必須把《詩經》的作品從普通的文學作品提升到儒學經典的地位。這個過程就是把一般人寫的詩變成經典的過程。在經典化過程中，人們對「詩」的闡釋就附加了許多並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內容。也可以講，在《詩經》經典化的過程中，講了不少歪理。

所以要正確地看待孔子與《詩經》的關系，把握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需要將兩者置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的大背景中去思考，才能最終得出兩者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它們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起源，也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符號，是現代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依據。同時，它們的關系必將隨著歷史的發展，呈現新的價值內涵，就有待於我們今人去挖掘，從中吸取對我們現代化建設有意義的道德、思想方面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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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讀《詩經》，感覺古人的感情，生活，比現在人更真實，情更真。我就理解這些，還有其他的含義嗎

對於每一個讀到先秦文字的讀者來說，孔子和《詩經》是這一時代文學的重要符號。《詩經》，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賦予了我國文化的源頭的美譽。從某種意義上說，《詩經》甚至可以與西方人的《聖經》相媲美。而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其學說不僅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還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成為東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論基礎。以孔子為代表創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和基礎,時至今日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孔子不僅屬於歷史，也屬於當代，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與《詩經》已不是那個時代的文學符號問題，它們都已上升到了中國的文化層面，承載著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個中國社會文明進程。

傳統的東西是一種永恆的東西。傳統是歷史長期的積淀，是一個民族寶貴經驗的結晶，是一筆十分豐厚的資源，是轉型社會進一步發展和創造的基礎。所謂的文化傳承，就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傳播和繼承。如果說《詩經》和《周易》代表了前一個時代，而戰國勃起的諸子百家哲學與散文代表了後一個時代。孔子恰恰處在這兩個時代的轉折時期。孔子對於《詩經》「述而不作」的做法，進一步說明孔子晚年對《詩經》的整理只是刪定。孔子一方面在不自覺地，部分地繼承，運用先代的情感表達方式，吸取《詩經》各種美學價值，同時卻也在愈來愈理性將《詩經》進行切割，分類，從中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並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闡釋《詩經》。孔子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對《詩經》，這部中國文化的源頭進行了自覺與不自覺傳播和繼承。

同時，文學進程，從來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維，及社會歷史的發展相聯系的。文藝的發展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活力和創造力，它與當時的歷史階段相適應，是這一時期民族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的感性顯現。《詩經》是西周、春秋時處於孕育、形成中的中華民族的社會和精神風貌的結晶，是這一時期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意識等種種社會條件交匯的產物。孔子正是順應了當時社會大流的價值取向，建立儒家學派的思想體系。

中華文化的生命特徵，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體現為「仁」。中華文化以仁為根本精神。仁，將宇宙人生融為一體。以孔子為代表儒家倡導仁和禮的統一思想，被李達五在了四個層面的深刻的闡明：

第一，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親師」為核心的血緣倫理基礎；

第二， 以持中、保守、內向、剋制、忍讓，即「溫良恭儉讓」為標準的心理基礎；

第三， 以忠孝節義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友愛互助的人道主義精神；

第四， 以「修身齊家治天下」為人生追求目標的個體人格。（1）

孔子所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2）的說法，實際上是講「仁」本身就是為了釋「禮」。學禮，懂禮，行禮，護禮，就是儒家君子的責任與風度。儒家「仁」的本質就是維護等級之禮，法規之禮，人際之禮，為人之禮。這種在春秋戰國的社會生活大變動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實際上是以君王意識，家長意識為構建核心，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標准。這樣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適應了當時社會生產方式的大變革，體現了先進的封建生產力的需求，從而能夠很快地發展為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為後代封建君王所提倡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經》不僅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同時也是儒家的經典著作。

孔子說：「依於仁，游於藝」（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創造詩歌的生命。以這個觀點去看《詩經》，無論是祭祖頌歌和周族史詩的《生民》、《大明》，反映勞動生活的《七月》、《豐年》，描寫愛情婚姻的《關雎》、《衛風·氓》，以戰爭徭役為題材的《採薇》、《王風·君子於役》，還是反映上層社會歡樂、和諧的燕饗詩《小雅·鹿鳴》、《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詩《盪》、《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願望為根底，都是要「經夫婦，成孝敬，美人倫」，以達到孔子所倡導的藝術標准，即「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4）的政治標准。

如《碩鼠》里，對於那個不勞而獲的統治者，早已經忍無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的消極選擇。君權的思想在統攝著他的思想，在無奈的壓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從自身的出發，另尋一塊修身養性的樂土，正應驗了：詩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詩經》一些作品贊美貴族階層的才德容儀，頌揚溫文爾雅、謙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擊失德違禮之輩不如：「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5）這本身就在強調仁禮統一的道德修養標准，即體現了「詩可以觀」的社會認識作用。再如《採薇》、《出車》、《六月》等，堪稱中國邊塞詩的源頭，寫戰爭，迴避刀光劍影，恐怖血腥，其主要意義就是迴避戰爭，表現出對戰爭的厭棄，對和平統一的渴望，正體現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大一統思想。如《秦風·無衣》里所描繪的戰爭前的情景，就要求大敵當前，所有的臣民都應該「修我戈矛，與子同仇」（6）。

如果說，《採薇》等通過興、觀而有「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的微微怨悱的話，那麼《秦風·無衣》則可以看成是教育群臣民，號召臣民同仇敵愾的「群」。孔子所謂的「詩三百，一言蔽之，思無邪」的論述，即無邪就是要合理。禮即理，就是在儒家道德規范，儒家思想文化原則下，詩歌觀念取向和詩歌創作的原則，就是要體現仁的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

正因為孔子與《詩經》有這么一種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詩經》才具有了經典意義。但是這才只是開始。《詩經》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被作為官方的一種思想被提倡，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人們在重視之後，就會把孔子所說的話，孔子所用的教材、各種文獻經典化、神聖化。這個神聖化、經典化的過程就是上一講張隆溪教授所說的「闡釋」。《詩經》是當時的人所寫的詩，和我們現代人所寫的詩並沒有不同，但是要經典化，就必須把《詩經》的作品從普通的文學作品提升到儒學經典的地位。這個過程就是把一般人寫的詩變成經典的過程。在經典化過程中，人們對「詩」的闡釋就附加了許多並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內容。也可以講，在《詩經》經典化的過程中，講了不少歪理。

所以要正確地看待孔子與《詩經》的關系，把握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需要將兩者置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的大背景中去思考，才能最終得出兩者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它們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起源，也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符號，是現代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依據。同時，它們的關系必將隨著歷史的發展，呈現新的價值內涵，就有待於我們今人去挖掘，從中吸取對我們現代化建設有意義的道德、思想方面的文化。

㈥ 求中國的"歐洲科學院院士"名單。 歐洲科學院院士含金量似乎太低。

截止2019年，中國的"歐洲科學院院士"名單為。

1、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劉康

2、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

3、中國科學院院士、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李燦

4、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帥志剛

5、愛爾蘭都柏林大學食品科學教授孫大文

6、東南大學數學系曹進德

7、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

8、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寧

9、南京大學中美文化中心主任何成洲

10、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

11、北京理工大學梅宏

12、清華大學朱文武

13、浙江大學聶珍釗

14、上海交通大學尚必武

15、中國科學院院士、吉林大學教授於吉紅

16、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員金雙根

17、蘇州大學材料與化學化工學部教授郎建平

18、香港城市大學楊彤教授

19、東南大學教授曹進德

20、復旦大學教授金國新

21、同濟大學教授張弛

22、香港城市大學教授任廣禹

歐洲科學院院士含金量並不低，歐洲科學院院士來自35個歐洲國家，主要從歐洲各個國家的科學院院士中選出，代表著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界最優秀的科學精英和學術權威，有院士3000人左右，包括6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有多位是在當選院士後才榮獲諾貝爾獎的。

(6)香港大學教授張隆溪擴展閱讀：

歐洲科學院(The Academy of Europe)總部位於英國倫敦，是歐洲多國科學部長倡導創立，英國皇家學會等多個代表歐洲國家最高學術水平的國家科學院共同發起成立的一個包括東、西歐國家的國際科學組織。

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分20個學部，其學科領域涵蓋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科學技術等，是國際上跨地域和學術領域最廣泛、學術地位最高、影響最大的科學組織之一。

歐洲科學院院士主要從歐洲各個國家的科學院院士中選出，代表著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界最優秀的科學精英和學術權威。候選人首先由來自不同國家的院士推薦到科學部，經學部初審後推薦到提名委員會進行通訊評審，最後由歐洲科學院的專門委員會審核通過。

㈦ 在孔子看來學習詩經有哪些意義

孔子所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實際上是講「仁」本身就是為了釋「禮」。學禮，懂禮，行禮，護禮，就是儒家君子的責任與風度。儒家「仁」的本質就是維護等級之禮，法規之禮，人際之禮，為人之禮。這種在春秋戰國的社會生活大變動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實際上是以君王意識，家長意識為構建核心，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標准。這樣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適應了當時社會生產方式的大變革，體現了先進的封建生產力的需求，從而能夠很快地發展為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為後代封建君王所提倡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經》不僅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同時也是儒家的經典著作。
孔子說：「依於仁，游於藝」，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創造詩歌的生命。以這個觀點去看《詩經》，無論是祭祖頌歌和周族史詩的《生民》、《大明》，反映勞動生活的《七月》、《豐年》，描寫愛情婚姻的《關雎》、《衛風·氓》，以戰爭徭役為題材的《採薇》、《王風·君子於役》，還是反映上層社會歡樂、和諧的燕饗詩《小雅·鹿鳴》、《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詩《盪》、《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願望為根底，都是要「經夫婦，成孝敬，美人倫」，以達到孔子所倡導的藝術標准，即「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