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劉復

❶ 劉半農是誰主要事跡

劉半農(1891.5.29—1934.7.14)
劉半農原名劉復，江蘇汀陰人。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1911年曾參加辛亥革
命，1912年後在上海以向鴛鴦蝴蝶派報刊投稿為生。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法
科預科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積極役身文學革命，反對
文自文，提倡白話文。1920年到英國倫敦大學的大學院學習實驗語音學，
1921年夏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5年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所著
《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法國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1925年秋回國，
任北京大學搜悄國文系教授，講授語音學。
1926年出版了詩集《揚鞭集》和《瓦釜集》。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後，
魯迅曾在《青年界》上發表《憶劉半農君》一文表示悼念。

著作書目：
《瓦釜集》(詩集)1926．北新
《揚鞭集》(上中卷，詩集)1926，北新
《半農談影》(攝影漫談)1927，北京真光攝影社
《半農雜文》(第l冊) 1934，悶手北京星雲堂書店
《半農雜文二螞漏嫌集》 1935，良友
《劉半農詩選》 1958，人文

❷ 標點是誰發明的

1919年4月北大六名教授胡適、錢玄同、劉復橘賣、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在國語統一籌備會上提出方案，要求頒布標點符號圓賣逗進行文章鑒賞，於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至此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標點符號誕生了。

但最早從國外引進標點符號的是清末同文館的學生張德彝，都記載在一個以"述奇"為名編成小冊配塌子中，在在1868年-1869年期間，他完成了《再述奇》。這本書中介紹了標點符號，為中國語言符號的發展帶來了新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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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點符號的作用是輔助文字記錄語言，是書面語的有機組成部分，用來表示停頓、語氣以及詞語的性質和作用。常用的標點符號有10種，分點號和標點兩大類。

點號的作用在於點斷，主要表示說話時的停頓和語氣。點號又分為句末點號和句內點號。句末點號用在句末，有句號、問號、嘆號3種，表示句末的停頓，同時表示句子的語氣。句內點號用在句內，有逗號、頓號、分號、冒號4種，表示句內的各種不同性質的停頓。

❸ 名人名字的由來

名人名字的由來

現在的人是越來越講究取一個好的名字了。古人又何不如是？本文收集的這些資料，對進一步了解這些名人大有幫助。

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者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後來人們為什麼還稱孔子為「孔老二」呢?原來，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魯國的一個將軍，他原有九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可僅有的一個兒子卻是個瘸子。在當時男尊女卑的情況下，叔梁紇當然想要一個健康的兒子，於是，他就和妻子一起到曲阜東南的尼丘山求天神另賜一子。不久，果然就生下了孔子，叔梁紇以為這是在尼丘山上求來的，就給他取名為孔丘，字仲尼。「仲」字是排行，表示「第二」的意思，因為孔子是叔梁紇的第二個兒子，所以人們又叫孔子為「孔老二」。

唐代著名詩人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相傳李白到七歲時還沒有正式的名字，原因是在他生下來後「抓周」時，抓到的是一本《詩經》，因此其父在高興的同時也感到有些為難：如果兒子長大後真的成了一個詩人，要是沒有一個漂亮的名字豈不遺憾?在這樣的前提下，其父就對給兒子起名愈加謹慎，因此兒子都7歲了時，也沒有給起出名字來。李白7歲的這年春天，一家人在家中的院子里閑坐時，其父為考考兒子的本事，就決定作一首詠春的絕句。其父詠了「春風送暖百花開，迎春綻金它先來」後，對妻子和兒子說：「後面的詩句我想不出來了，由你們母子二人續上吧。」李白的母親想了一會兒吟道：「火燒杏林紅霞落」，她的話音剛落，李白就用手指著李樹，脫口吟道：「李花怒放一樹白。」其父一聽，在連聲叫好的同時，忽然想到：這句詩的頭一個字是自家的姓，最後一個「白」字正好道出了李花的聖潔高雅，這不正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好名字嗎？於是，他當場就決定兒子的名字就叫李白。

南宋著名抗金名將岳飛（1103——1142），字鵬舉。據《宋史>卷三六五》記載：「（岳）飛生時有大禽若鵠（天鵝）飛鳴室上，因此為名。」因為其出生時，正好有一隻大鳥在屋頂飛鳴，於是就起名「飛」，並取字「鵬舉」。

元末明初著名小說家、《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生卒不祥），原名施端彥。施端彥在創作《江湖豪俠傳》，當寫到「石秀游搭枯智殺裴如海」一章時，因為自感難以再接著寫下去，所以就棄筆掩卷，停止了創作。一位朋友得知此事後，給他講某和尚潛心念經、端坐庵內30年竟然把木魚敲出一個深坑。這故事對他頗有啟迪，於是就寫了「耐庵」兩個字貼在書房，作為座右銘，來告誡自己潛心創作。以後他索性就改名為「耐庵」。

明代著名文學家、書畫家徐文長（1521——1593），原名徐渭。徐渭自幼聰明，12歲便能落筆成章。在參加一枝豎次舉人考試時，他見了題目便一揮而就，文章雖然寫得很短，但卻很精闢。由於寫完還剩許多時間，所以徐渭就在試卷的空白處畫上了祖先神像，又畫上了供桌、祭品和他自己穿著舉人服裝祭祖的模樣，畫間還寫了「不過如此」四個字。主考官看了此試卷後，雖然很佩服其寫的短文，但對那幅畫卻連連搖頭。為懲罰徐渭的輕慢，就故意批道：「文章太短臉皮厚，名字排在孫山後。」此次「名落孫山」，徐渭三年後又去參加考試，湊巧又是那個主考官。面對那個主考官，十分惱火的徐渭就在試卷上歷數科舉弊端，文章越寫越長，在試卷上寫不下了，他就寫在桌子上、抽屜邊上。等到交卷時，徐渭就把試卷、桌子等一起背起來，交了上去。主考官見狀大驚，忙問：「你要干什麼？」徐渭笑道：「你喜歡長文章，我就給你長文章看吧！」後來，這則軼聞不脛而走，徐渭就被人們稱為「文長」，他自己也索性就改名為「文長」了。

清初著名文學批評家金聖嘆（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後改名人瑞，字聖嘆。一說本姓張。他之所以改名，是在一次祭孔時引發的感慨後決定的。有一次，他和一群秀才、監生到「文廟」祭孔時，大典方畢，平日斯文溫順的學子，竟突然都丑態百出地伸手去搶供桌上的豬肉和饅頭，這樣做是因為當時的儒生們都信一種傳說，就是誰搶到祭孔的大肥肉和饅頭，以後誰就會中舉、高升、做大官、得肥缺。張若采見此情景，就寫了一首打油詩，進行辛辣的諷刺。這首打油詩是：「天晚祭祀了，忽然鬧吵吵，祭肉爭肥瘦，饅頭搶大小，顏回低頭笑，子路把腳跳，夫子喟然嘆：『在陳我絕糧，未神洞見此餓殍！>」從此以後，他就改姓金，名人瑞，字聖嘆了。「金」者，偶像之所謂金身也；「聖嘆」者，孔子為之嘆息也！

清代著名小說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1763或1764），之所以起名為「雪芹」，據說是和他性嗜酒喜吃一道菜有關。曹雪芹家道衰落後，只能自己天天動手做飯吃。他最拿手和最喜愛吃的一道菜是「雪底芹芽」。所謂「雪底芹芽」，早在宋代以前就有了，是用冬雪埋藏下的芹菜嫩芽、炒鳩肉絲烹調而成。因為這道菜清淡鮮美，曹取「雪底芹芽」中的雪芹二字為號，大概就是這個緣故。

清代著名文學家、畫家鄭板橋（1693——1765），原名鄭燮。「板橋」的名字出自唐代詩人劉禹錫的《楊柳枝》：「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借「板橋」二字來諷刺世態炎涼，名字與其作品、畫風一致，耐人尋味。

民族英雄、清末政治家、以禁煙和反帝等聞名於世、曾任兩廣總督等職的林則徐（1785——1850），其名字是父親給起的。據說他誕生時，正好新上任的福建巡撫坐轎鳴鑼經過他家的門口，因這位巡撫叫徐嗣曾，故他的父親林賓日就為他取名「則徐」。「則」是「效仿」的意思。因為林賓日知道巡撫徐嗣曾重視知識分子，深得士人的敬仰，故他希望兒子長大後能夠效仿徐嗣曾，做一個清官，因此就給剛出生的兒子取了個「則徐」的名字。

著名詩人、語言學家劉半農（1891——1934），原名劉復。1917年，劉復被聘為北京大學預科教授，將筆名「半儂」改為「半農」，表明不再寫那些「吳儂軟語」般的纏綿悱惻之作。當一位語言學家同劉半農開玩笑問「你為什麼不叫『全農>呢？」劉半農一本正經地回答說：「我從事筆耕，難道不是半農?我父輩、祖輩都是種地的，我號半農，不忘出身。」

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1901——2001），據說，學良這個名字是清末遺老馮麟閣給起的，意思是要他向漢朝協助劉邦奪取天下的謀士張良學習。後來，吳佩孚在拜訪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時，聽到張學良的名字就贊賞道：「名字不錯，能學張良，志向不小，也有學問。」接著他問張作霖：「愛子有無別號？」張作霖說：「沒有，仁兄能否給起一個？」吳佩孚捻了捻胡須，說：「張良乃漢朝的謀士、大臣。臣者，卿也。依我看，別號就叫漢卿吧！」就這樣，張學良就有了「號」。

❹ 劉復的介紹

劉復鉛物（1891～1934） 語言槐喚液學家、文學家。 原名壽彭，字半農，號曲庵，筆名寒星，江蘇省江陰縣人。曾任《中華新報》特約編譯員和中華書局編輯、《新鏈譽青年》重要撰稿人之一和編輯、北京大學預科教授。

❺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介紹

1918年初創。1921年稱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後改稱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爛手沈兼士、劉復先後為主任。1934年始稱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抗日戰爭時期該所於1939年在昆明恢復，1945年隨校遷回北平（今北京）。燃和1952年停辦。歷任所長有胡適、傅斯年、湯用彤、羅皮歷盯常培等。

❻ 中國的標點符號是誰發明的

中國的標點符號不是自己發明的，而是從國外引進的，所以沒有發明中國標點符號這一說法。

據歷史記載第一個從國外引進標點符號的人是清末同文館的學襪陵薯生張德彝。同文館是洋務運動中清政府為培養外語人才而設立的，張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學生中的一員。

具體經歷：同治7年（1868年）2月，前駐華公使浦安臣帶領「中國使團」出訪歐美，張德彝也成為隨團人員中的一名。張德彝有一個習慣，無論到哪個國家，都喜歡把當地的景色、人物、風俗習慣記錄下來，以「述奇」為名編成小冊子。1868年至1869年期間，他完告者成了《再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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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標點符號的規則：

1、句號、問號、嘆號、逗號、頓號、分號和冒號一般佔一個字的位置，居左偏下，不出現在一行之首。

2、引號、括弧、書名號的前一半不出現在一行之末，後一半不出現在一行之首。

3、破折號和省略號汪型都占兩個字的位置，中間不能斷開。連接號和間隔號一般佔一個字的位置。這四種符號上下居中。

4、著重號、專名號和浪線式書名號標在字的下邊，可以隨字移行。

❼ 《北大河》劉半農

北大河

劉半農

惟中華民國十有八年有二月，北京大學三十一周年紀念刊將出版，同學們要我做篇文章湊湊趣，可巧這幾天我的文章正是鬧著「擠兌」（平時答應人家的文章，現在不約而同的來催交卷），實在有些對付不過來。但事關北大，而又值三十一周年大慶，即使做不出文章，榨油也該榨出一些來才是，因此不假思索，隨口答應了。

我想：這紀念刊上的文章，大概有兩種做法。第一種是說好話，猶如人家辦喜事，數穗總得找個口齒伶俐的伴娘來，大吉大利說上一大套，從「紅綠雙雙」起，直說到「將來養個狀元郎」為止。這一工我有點做不來，而且地位也不配：必須是校長，教務長等來說，才能說的冠冕堂皇，雍容大雅，而區區則非其人也。第二種說老話，猶如白發宮人，說開天遺事，從當初管學大臣戴著紅頂花翎一擺一搖走進四公主府說起，說到今天二十九號汽車在景山東街啵啵啵；從當初同學中的寬袍大袖，搖頭抖腿，抽長煙管的冬烘先生說起，說到今天同學中的油頭粉臉，穿西裝，拖長褲的「春烘先生」（注曰：春烘者，春情內烘也）。這一工，我又有點不敢做，因為我在學校里，雖然也可以竊附於老飯桶之列，但究竟不甚老：老於我者大有人在。不老而賣老，決不能說得「像煞有介事」；要是說錯了給人挑眼，豈非大糟而特糟。

好話既不能說，老話又不敢說，故而真有點尷尬哉！

哈！有啦！說說三院面前的那條河罷！

我不知道這條河叫什麼名字。就河沿說，三院面前叫作北河沿，對岸卻叫作東河沿。東與北相對，不知是何種邏輯。到一過東安門橋，就不分此岸彼岸，都叫作南河沿；剩下的一個西河沿，卻丟在遠遠的前門外。這又不知是何種邏輯。

真要考定這條河的名字，亦許拿幾本舊書翻翻，可以翻得出。但考據這玩藝兒，最好讓給胡適之顧頡剛兩先生「賣獨份」，我們要「玩票」，總不免吃力不討好。

亦許這條河從來就沒有過名字，其唯一的名字就是禿頭的「河」，猶如古代黃河就叫作河。

我是個生長南方的人，所謂「網魚漉鱉，在河之洲；磨畢頃咀嚼菱藕，捃拾雞頭；蛙羹蚌瞿，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正是我小時候最有趣的生活，雖然在楊元慎看來，這是吳中「寒門之鬼」的生活。

在八九歲時，我父親因為我喜歡瞎塗，買了兩部小畫譜，給我學習。我學了不久，居然就知道一小點加一大點，是個鴨，倒寫「人」字是個雁；一重畫之上交一輕撇是個船，把「且」字寫歪了不寫中心二筆是個帆船。我父親看了很喜歡，時時找幾個懂畫的朋友到家裡來賞鑒我的傑作。記得有一天，一位老伯向我說：「畫山水，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有水無山，也可以湊成一幅。有山無水，無論怎樣畫，總是死板板的，令人透氣不得。因為水是表顯聰明和秀媚的。畫中一有水，就可以使人神意悠揚遠了。」他這話，就現在看來，也未必是畫學中的金科玉律；但在當時，卻飛也似的向我幼小的心窩眼兒里一鑽，鑽進去了再也不肯跑出來；因而養成了我的愛水的觀念，直到「此刻現在」，還是根深蒂固。

民國六年，我初到北京，因為未帶家眷，一個人打光棍，就借住在三院教員休息室後面的一間屋子裡。初到時，真不把門口的那條小河放在眼裡，因為在南方，這種河算得了什麼，不是遍地皆是么？到過了幾個月，觀念漸漸的改變了。因為走遍了北京城，竟找不出同樣的一條河來。那時北海尚未開放，只能在走過金鰲玉凍橋時，老遠的望望。橋南隔絕中海的那道牆，是直到去年夏季才拆去的。圍繞皇城的那條河，雖然也是河，卻因附近的居民太多了，一邊又有高高的皇城矗立著，看上去總不大入眼。歸根結底說一句，你若要在北京城裡，找到一點帶有民間色彩的，帶有江南風趣的水，就只有三院前面的那條河。什剎海雖然很好，可瞎陸已在後門外面了。

自此以後，我對於這條河的感情一天好一天；不但對於河，便對於岸上的一草一木，也都有特別的趣味。那時我同胡適之，正起勁做白話詩。在這一條河上，彼此都嗡過了好幾首。雖然後來因為嗡得不好，全都將稿子揉去了，而當時搖頭擺腦之酸態，固至今猶恍然在目也。

不料我正是寶貴著這條河，這條河卻死不爭氣！十多年來，河面日見其窄，河身日見其高，水量日見其少，有水的部分日見其短。這並不是我空口撒謊：此間不乏十年以上的老人，一問便知端的。

在十年前，只隆冬河水結冰時，有點烏煙瘴氣，其餘春夏秋三季，河水永遠滿滿的，亮晶晶的，反映著岸上的人物草木房屋，覺得分外玲瓏，分外明凈。靠東安門橋的石岸，也不像今日的東歪西欹，只偷剩了三塊半的石頭。兩岸的楊柳，別說是春天的青青的嫩芽，夏天的濃條密縷，便是秋天的枯枝，也總飽含著詩意，能使我們感到課余之暇，在河岸上走上半點鍾是很值得的。

現在呢，春天還你個沒有水，河底正對著老天；秋天又還你個沒有水，老天正對著河底！夏天有了一些水了，可是臭氣沖天，做了附近一帶的蚊蚋的大本營。

只是十多年的工夫，我就親眼看著這條河起了這樣的一個大變化。所以人生雖然是朝露，在北平地方，卻也大可以略閱滄桑！

再過十多年，這條河一定可以沒有，一定可以化為平地。到那時，現在在蒙藏院前面一帶河底里練習擲手榴彈的丘八太爺們，一定可以移到我們三院面前來練習了！

諸公不信么？試看西河沿。當初是漕運的最終停泊點；據清朝中葉人所做的筆記，在當時還是檣桅林立的。現在呢，可已是涓滴不遺了！

基於以上的「瞎鬧」（據師范大學高材先生們的教育理論，做教員的不「瞎鬧」就是「瞎不鬧」，其失維均，故區區亦樂得而瞎鬧），謹以一片至誠，將下列建議提出諸位同事及諸位同學之前——

第一，那條河的最大部分（幾乎可以說是全體），都在我們北大區域之內（我們北大雖然沒有劃定區域，但南至東安門，北達三道橋，西迄景山，誰也不能不承認這是我們北大的勢力范圍矩——謂之為「矩」而不言「圈」者，因其形似矩也——而那條河，就是矩的外直邊），我們不管它有無舊名，應即賜以嘉名曰「北大河」。

第二，即稱北大河，此河應即為北大所有。但所謂為北大所有，並不是我們要把它拿起來包在紙里，藏在鐵箱里，只是說：我們對於此河，應當盡力保護；它雖然在校舍外面，應當看得同校舍里的東西一樣寶貴。譬如目今最重要的問題，是將河中積土設法挑去，使它回復河的形狀，別老是這么像害著第三期的肺病似的。這件事，一到明年開春解凍，就可以著手辦理。至於錢，據何海秋先生說——今年上半年我同他談過——也不過數百元就夠；那麼，老老實實由學校里掏腰包就是，不必向市政府去磕頭，因為市政府連小一點的馬路都認為支路不肯修，那有閑情逸致來挑河？（但若經費過多，自當設法請駐平的軍隊來幫幫忙）此外，學校里可以專雇一兩上，或撥一兩個聽差，常在河岸上走走。要是有誰家的小少爺，走到河邊拉開屁股就拉屎，就向他說：「小弟弟，請你走遠一步罷，這不是你府上的中廁啊！」或有誰家的老太太，要把穢土向河裡倒，就向她說：「你老可憐可憐我們的北大河罷！這大的北平城，那一處不可以倒穢土呢？勞駕啊，我給您請安！」諸如此類，神而明之，會而通之，是在哲者。

河岸上的樹，現在雖然不少，但空缺處還很多。我的意思，最好此後每年每班畢業時，便在河旁種一株紀念樹，樹下豎石碑，勒全班姓名。這樣，每年雖然只種十多株，時間積久了，可就是洋洋大觀了。假如到了北大開一百周年紀念會時，有一個學生指著某一株樹說：「瞧，這還是我曾祖父畢業那年種的樹呢。」他的朋友說：「對啊！那一株，不是我曾祖母老太太密斯某畢業的一年種的么？」諸位試閉目想想，這還值不得說聲「懿歟休哉」么？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我雖然不相信風水，我總覺得水之為物，用腐舊的話來說，可以啟發靈思；用時髦的話來說，可以滋潤心田。要是我們真能把現在的一條臭水溝，造成一條綠水漣漪，垂楊飄拂的北大河，它一定能於無形中使北大的文學，美術，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養上，得到不少的幫助。

我人話已說完，諸位贊成的請高舉貴手；不贊成就拉倒，算我白費，請大家安心在臭水溝旁過活！

作者簡介：劉半農（1891—1934），原名劉復。著有散文集《半農雜文》、《半農雜文二集》等，詩集《揚鞭記》、《瓦釜集》，譯著有《茶花女劇本》、《法國短篇小說集》等。

❽ 章太炎的人物評價

《章氏叢書》，1915年右文社鉛印本，1919年浙江圖書館木刻本，1924年上海古書流通處木刻本。
《章氏叢書續編》，北平1933年。
《章氏叢書三編》，1939年章氏國學講習會鉛印本。
《章太炎全集》1-8集（尚未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94年點校本。 《國學講習會略說》，1906年東京秀光社。
《國故論衡》，1910年東京秀光社本，叢書增訂本。陳平原點校本，朱維錚點校本（《全集》第9集，對照本）。
《國學概論》，曹聚仁筆記本（又有張冥飛本，劣）。1922年泰東圖書館排印本。
《菿漢三言》，虞雲國校點，遼寧教育出版社。
《國學略說》，塗小馬校點，上海文藝出版社。
《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2年。
《章太炎書信集》，馬勇編。
《章太炎的白話文》，1921年泰東圖書館排印本。
《章太炎政論選集》，湯志鈞編於1961年，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
《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筆記，王寧整理抄錄，影印謄鈔本，中華書局，2008年11月數高。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28年撰（同治七年至民國十一年），手稿本，章氏國學講習會刪改排印本。1986年上海書店影印本。
《章太炎年譜長編》，湯志鈞編，中華書局，1979年。
《章太炎年譜摭遺》，謝櫻寧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章太炎學術年譜》，姚奠中、董國炎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學術自述：《自述學術次第》，1913年。
《菿漢微言》末條，1915年。
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1933年。 《國故論衡疏證》，龐俊注，1940年華西大學鉛印本。僅含中、下卷；郭誠永補註上卷，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全排印本。
《齊物論釋注》，繆篆注，油印本。未見。 《齊物論釋訓注》，荒木見悟注，九州大學文學部哲學研究會《哲學年報》29-31。未見。
《章太炎選集》（注釋本），朱維錚、姜義華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訄書詳注》，徐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注名物。
《文學總略注》，程千帆《文論十箋》，朱東潤《中國歷代文論選》。 英國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著，曾廣銓、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上海《昌言報》第1至7本，1898年。
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譯《社會學》，上海廣智書局，1902年鉛印本。 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想做皇帝，生怕章薯宏尺太炎反對，先期誘至北京，幽於龍泉寺；章太炎憂憤之餘，夢做閻羅王。當時有報宗仰和尚書雲：仰上人侍者：快接復曹，神氣為開，所問幻夢事狀，今試筆述，願上人評之。去歲十二月初，夜夢有人持刺，請吃午餐，閱其主名，則王鏊也。（王鏊，蘇州人，明武宗時賢相。）走及門外，絕緩已有馬車；至其宅中，主人以大餐相餉；旁有陪客，印度人、歐洲人、漢人皆與。各出名刺，漢人有夏侯玄、梅堯臣。
余問王公：「讀史知先生各德，而素無杯酒之歡，今茲召飲，情有所感。」王曰：「與君共理簿書事耳！梅君則總檢察，吾輩皆裁判官，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而我與君，則主亞東事件者也。」
余問王曰：「生死為壽量所限，輪回則業力所牽；大自在天尚不能為其主宰，而況吾儕？」梅氏答曰：「生死輪轉，本無主者，此地唯受控訴，得有傳訊逮捕事耳。傳訊者不皆死，逮捕則死矣。既判決處分後，至彼期滿釋放後，又趣生諸道，則示非此所主也。」余念此論，頗合佛法，與世俗傳言焰摩主輪回生死者不同。
因復問言：「鐵床銅柱，慘酷至極，誰制此法者？」皆答曰：「此處本無製法之人；吾輩受任，亦是閻浮提人公舉，無有任命之者。法律，則參用漢、唐、明、清及遠西日本諸法，本無鐵床銅柱事也。受罪重者，禁捆一劫；短則有百年。而笞杖之與死刑，皆所不用。吾輩尚疑獄卒私刑，以鐵床銅柱，困苦獄囚，因曾遣人微往視之，皆雲無有。而據受罪期滿者言，則雲確受此痛。」
余曰：「獄卒私刑，非覘察所能得，吾此來當與諸公力除此敝何如？」王答曰：「固吾心也。」遂返。明日復夢到署視事。自後夕夕夢之，所判亦無重大案件，唯械鬥謀殺，詐欺取財為多。如此幻夢不已，而日曜（星期日）之夜，則無此夢。余甚厭之。去歲夢此二十餘日。 俞樾因太炎提倡排滿革命，曾聲言「曲園無是弟子」，章曾就此撰有《謝本師》一文，收入《訄書重訂本》，又有《俞先生傳》，收入《太炎文錄》。
但太炎治學，由小學入門，主張音韻文字相通，以此為基礎，結合西學，恢弘清代諸子學之門戶，其方法一本曲園師承，絕非自立門戶。
章太炎曾在晚清時與《新世紀》報吳稚暉等人爭論漢字前途，反對在中國採用「萬國新語」（世界語）。乃依篆書創造記音字母，作為漢字初學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漢字。
民國三年，由其弟子錢玄同、許壽裳、周樹人促成教育部通過，作為國語注音符號，即今日仍在台灣通用之注音符號前身。 章太炎先生嗜煙，給學生講課時，一手拿粉筆，另一隻手必拿煙卷，有時講到精彩處，拿著煙卷便往黑板上板書，常引得學生鬨堂大笑。更絕的是，太炎先生有次在北京講學。當時北京各大學的主任教授如吳承仕等，侍奉在太炎先生的左右作陪，有專門板書的，有倒茶水的，太炎先生國語不太好，弟子劉半農便擔任翻譯，其情其景給後世留下了尊師重教的佳話。
章太炎先生上課的開場白：「你們來聽我上課是你們的幸運，當然也是我的幸運。」貫常的狂，大有「平生不識章太炎，訪盡名流亦枉然」之架勢，卻絲毫不影響他備受眾人敬仰的狀況。可能是太炎先生狂得有資本的緣故。 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北京龍泉寺，僅弟子錢玄同可以隨時進見。袁世凱每月提供給他生活費500元，雇廚子一人、聽差兩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氣，曉諭聽差和廚子必須每日向他請安三次，清晨9時一次、下午3時一次、晚上9時一次，請安方式為打躬，不得違誤，若有差池重責不貸。聽差廚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時已下午3時，章猶自午睡不醒，聽差必聯袂入房，就枕畔低語：「大人醒來，打更時間到了！」
按例章太炎可每日享受兩個大洋的菜餚，極盡豐盛，他便要求只做一塊錢的，剩下的一塊錢公然飽入私囊。即便是這一個大洋的菜餚，光他一人享用也過於豐盛，他從來只吃擺在面前的兩個菜，對擺在遠處的則懶得舉箸。久而久之伺候他的兩個聽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處，而把鮮腴的菜餚放在遠處，等他吃完後，聽差們便自己享用。後來錢玄同曉得了，便和官方取得聯系，將兩個聽差革職。
民國四年（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期間，被迫寫「勸進書」，書雲：「某憶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詞，言猶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國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處京師，生不如死！但冀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於清朝惡官僚之手，尤有榮耀！」據說，袁世凱氣得冒煙，又自嘲說：「彼一瘋子，我何必與之認真也！」時稱章太炎為「民國之禰衡」。 「五四運動」時期興起的白話文運動之中，有一位北大教授，名劉復，字半農，他發出一種論調說「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麼人再寫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話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寫白話文的，就是活人。」劉半農采訪章太炎時，就問其對白話文的見解如何。章太炎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我國的《毛詩》就是白話詩。歷代以來，有白話性的小說，都是以當時的言語寫出來的，寫得最好的是《水滸》、《老殘游記》等，甚至有用蘇州話寫的《海上花列傳》。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准？」
劉半農侃侃而談說：「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准，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太炎聽了哈哈大笑，問劉半農：「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裡人所說的話。」章太炎就以質問的口吻問劉半農：「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呆著無詞以對。章師就用明朝的音韻，背誦了十幾句文天祥的正氣歌，其發音與北京話完全不同，接著就說：「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這番話說出，劉半農更呆住了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應付。章太炎又說：「如果漢人要用漢音，我也可以背誦一段漢代音韻的文字。」說完他就背了兩首漢詩，許多字的音韻都與現代不同。他又問：「你知不知道現在還有人用漢代音韻或唐代音韻來講話的？」這時，劉半農已聽得呆若木雞，這一問他倒振作起來，便說：「現在哪裡有人用漢音來說話？」他說得好像振振有詞的模樣。
章太炎說：「現在的高麗話，主要語是漢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鮮的土話和外來話，即是今日的高麗話。」接著他說：「還有日本話，主要的中國字，稱為漢字，即是漢音，其餘的聯綴詞，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國外來語，就成為現在的日本。日本人的發音，各處不同，以東京為正宗，漢音也最准。各道各縣的發音，連東京人也聽不懂，這是你劉半農先生不研究『小學』，不研究『音訓』，不曾研究過《說文》，所以你聽了我的話，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劉半農面有赧色，無詞以對。
章太炎又說：「我知道你曾經在北方的報紙上，徵求過『國罵』的字句及各地方罵人的話，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學校中，在課堂上講出許多罵你老母的地方話。所以後來你就不敢再做這件工作，現在我來罵幾句給你聽。」
接著就說漢代的罵人話，是×××出於何書，唐朝罵人的話，是×××出於何書，直說到上海人、寧波人，以及廣東人的三字經，完全罵出來。看起來好像供給他資料。這時已超過午餐時間，劉半農同來的人就出來向章師作揖說：「我們麻煩老師很久，現在我們要告辭了。」 胡適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出版時特送了一本給章太炎，上寫「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人名旁邊便用標點符號。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罵：「何物胡適！竟在我名下胡抹亂畫！」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氣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罷！」案此傳說實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時出版的《訄書》（鉛印本）等著作就曾採用旁線作為人名、書名號。所謂新式標點，在晚清以及明治時代的日本就已經發端了，不至於對此感到驚訝。
章太炎又有一致胡適之白話信，抬頭曰：「適之你看」，蓋直譯舊時信函「某某大鑒」之體也。
受劉歆《七略》的影響，以《國故論衡》中《原學》等篇為代表，章太炎主張「九流皆出王官」說，而後來胡適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提出相反的意見。 章太炎逝世後，因對日戰爭爆發，暫厝於蘇州錦帆路寓所水池中。解放後，浙江省人民政府按其遺願，葬於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遺臣張蒼水墓旁。
「文革」初期遭暴屍，後又重新安葬。湯國梨卒後，亦一並安葬於此。今設有章太炎紀念館。
文化大革命後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章太炎被當作法家體系在晚清的代表而得到發掘，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並「解放」了一批學者，編輯了若干章太炎詩文、著作的選本和注釋本。
這一系列工作，雖然受到政治風潮的影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八十年代以後編校《章太炎全集》和重建章學研究的人員基礎。

❾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學

於 洸

( 北京大學)

2009 年，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將迎來它的 100 周年誕辰，在慶祝建系 100 周年之際，人們很自然地十分緬懷為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蕭山人，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1909 年京師大學堂 ( 北京大學前身) 創設地質學門，王烈是第一屆學生。1913 年 2 月畢業前不久，王烈赴德國留學。1914 年畢業後回國，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商部地質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此後，他從未離開過北大，從未離開過地質教育崗位，從事地質教育 40 多年，是在國內學習地質學並終身從事地質事業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間，先後任北大學院第二院 ( 理學院) 代理主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王烈先生畢生從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為我國地質科學人才的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於浙江省蕭山縣臨浦鎮。10 歲時到省城杭州讀書，聰慧勤奮。1906 年被選送到京師大學堂預備科學習，1909 年夏畢業。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學部奏請京師大學堂畢業生給獎折，其中，預備科 80 分以上為最優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畢業平均分數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師大學堂於 1909 年開辦分科大學，格致科大學首批設立的有地質學門。它是我國高等學校中設立的第一個地質學系，是我國高等學校中培養地質人才的肇始。當時規定，格致科大學以預備科德文班學生升入，當年入地質學門的有王烈等 5 人，他們是地質學門的第一屆學生，也是我國大學中學習地質學的第一批學生。當時在地質學門任教的主要是德國地質學家梭爾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國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將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該班學生於 1913 年 5 月畢業。畢業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費留學，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國勿蘭堡大學繼續攻讀地質學。當時，德國正忙於准備與英、法、俄 「協約國」的戰爭，國內形勢緊張混亂，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王烈於畢業後就匆匆回國了。

回國後，王烈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 北京師范大學前身) 博物部任教。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於 1913 年 6 月成立，前兩年附設於北京大學，是我國自辦的一所三年制地質專科學校。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第一屆學生、留學德國的王烈也在地質研究所講授構造地質學和德語，並兼任地質調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質研究所 22 人結業，其中獲畢業文憑的18 人，13 人入地質調查所工作。自此，我國的地質調查工作才真正開始起步，並為以後地質工作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王烈為這批地質人才的培養也作出了貢獻。

二

地質研究所結束後，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學地質學門恢復招生，1919 年秋改稱地質學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後擔任礦物學、礦物學實習、高等礦物實驗、地質學、岩石學及實習、高等岩石學及實習、地形測量及實習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往往同時上三四門課，每周多達15 學時以上，並專門安排出時間給學生答疑，還要指導學生野外實習。王烈所授的課程涉及許多不同學科，知識面廣，他的講課很受學生歡迎。1928 年還兼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 ( 原北洋大學) 采礦冶金門地質學教授。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我國中文地質文獻很少，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著的幾大部《中國》(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但當時能閱讀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辭辛苦，用筆譯或口譯向學生傳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質、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應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講授古生物學、地史學等課程，他用英語和德語講課，初期由王烈口譯。葛利普教授為我國培養出一批著名的地質、古生物學家，人們都認為，王烈曾起過不少的協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在這段時間里，地質學系的師資隊伍有很大加強，何傑、溫宗禹、孫瑞林、王紹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驊、孫雲鑄等教授都先後在系裡任教，特別是葛利普、李四光兩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對教學工作、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課程設置不斷改進，課程分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普通科目與高等科目。從 1923 年秋季學期開始，三、四年級分礦物岩石學門、經濟地質學門、古生物學門三個學門，供學生選習。教師們傾心教學; 教學內容豐富，注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培養青年既嚴格要求，又熱情關心。重視野外實習。科學研究工作有很大進展。王烈對此作出重要貢獻。

王烈對青年人的成長是很關心的。1920 年 9 月，地質學系二年級學生楊鍾健等發起成立地質研究會，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進求真理的興趣，而從事於研究地質學」。10 月 10 日舉行成立大會時，王烈因事未能參加。但他與其他教授都積極支持該會的活動。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會舉行講演會，王烈發表了 「中國之支那海侵時代及昆侖海侵時代」的講演，他從地質歷史、海陸變遷講起，並運用圖、表，著重介紹了中國地區寒武紀、奧陶紀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紀、泥盆紀的 「昆侖海侵」的分布特徵，並講述了古地理、海陸變遷的研究方法，對學生很有啟發。這次講演的記錄稿刊登在《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質研究會《簡章》規定會務有四項，即: 敦請學者講演，實地調查，發刊雜志，編譯圖書。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會召開茶話會，敦請老師參加，徵求學會如何開展活動的意見。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王烈等教授與會，並發表了意見。王烈對研究的方針提出建議，他說: 「( 一) 注意理論，不急於速求應用; ( 二) 科學上新說可以把舊說代替，故不必存絕對的觀念; ( 三) 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把當時尚凌亂的中國地質調查報告加以整理」，「至於實地調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時去做。現在就能辦到的先辦。」地質研究會要按上述四項內容開展活動是有不少困難的，其中之一就是經費。王烈在茶話會上說: 「可以先向地質系的教員呈請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說的那樣，向國外人募集。」會後，系主任何傑教授發起地質學系教員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會的活動。

王烈從多方面支持地質研究會的活動，並對他們做出的成績加以鼓勵。《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寫了 「卷頭語」，從礦業、工業、農業、水利、災害、商業、軍事等方面論述了 「近代地質學之關於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國人每以此為理論科學而漠然視之」， 「吾校地質系同人組織之地質研究會，歷有年所，年出會刊，將平日調查研究之所得貢獻於世，藉以喚起國人之注意，本屆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猶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質研究會全體會員大會議決改名為 「北京大學地質學會」。《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會刊》第五期於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寫了「卷頭語」，指出 「比年以來，吾國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於科學論著之罕覯。今吾校地質學會會刊又將付梓矣，斯刊梓行後，其貢獻於學術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國人及肄習斯學者觀摩之資，則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從事地質調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國時，我國地質工作還處於籌備草創時期，他所著 《河北省懷來縣八寶山煤田地質報告》，是我國早期的地質報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肅東部海原、固原 ( 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發生里氏 8. 5 級大地震，災害嚴重，死亡 20 多萬人，房屋、牲畜、農田等損失不計其數。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教授王烈、測量助教楊鐸會同內務、農商兩部派員，前往陝甘地震災區調查。這是民國以來組織的第一次地震調查。王烈與翁文灝、謝家榮等 6 人於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發，乘京綏車至綏遠，由綏遠取道寧夏至皋蘭，繼經固原、平涼、天水至蘭州，震災之重要地點都進行了調查。此行目的，尤注意於科學之研究，除調查震災狀況，勘察山崩、地裂等現象外，更注意地質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與地殼之關系。此次地震甘肅海原、固原等地災情最為嚴重，其次為陝西西部與甘肅交界處，此外，山西、河南、直隸 ( 今河北) 、山東、湖北、安徽等省皆覺有震，但未成災。這次調查歷時近 4 個月，嗣後，謝家榮留該地繼續調查。這次調查後，翁文灝、謝家榮均發表了有關論文，謝先生在文中還寫道 「余師翁詠霓 ( 翁文灝)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為赴甘之委員，同行時，對於調查材料，互相討論，獲教之處甚多。」此次調查後，王烈又向南至甘肅省南部之武都、陝西省南部之漢中等地調查。他在漢中的葯鋪中購得石燕貝化石，回京後請葛利普教授研究，經追索查明，該化石原產於廣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類者) 。後來葛利普發表了 《中國古生物志》專著之一 《中國泥盆紀腕足類化石》，其中定了一個新種，命名為 「王烈石燕」，以示對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積極參加地質科學的學術交流活動。王烈是中國地質學會 26 名創立會員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質學界人士應邀在北京地質調查所新建圖書館的會議室開會，逐條討論了學會章程草案。會議主席丁文江提議由 5 人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推舉學會職員候選人，章鴻釗任主席，王烈是籌委會委員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灝、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開會員大會，通過了章程，選舉了職員，宣布中國地質學會正式成立。王烈當選為首屆評議員 ( 相當於以後的理事會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連任了三屆評論員。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舉行第三屆年會，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學二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大會由王烈主持，會長翁文灝發表演說，題為 「理論的地質學與實用的地質學」。葛利普作學術報告，題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後，王烈又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第五屆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屆 ( 1929 年度) 評議會副會長。

五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王烈還參加了北京大學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擔任學校庶務委員會委員。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北平大學區，將北京大學等北平九所國立高等學校及天津、河北的國立高等學校合組為北平大學。這一決定遭到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要求恢復北京大學。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讓步，確定學校名稱為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學院) 、第二院 ( 理學院) 、第三院 ( 社會科學院) 。對外仍譯用國立北京大學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課九個多月之後，於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開學。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學院舉行評議會評議員選舉，王烈等 7 人當選為評議員。4 月 13 日還被聘任為財務委員會委員長，聘任校舍委員會委員和自然科學季刊委員會委員，研究所自然科學門委員。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學院陳大齊院長，請辭總務長及二院主任，陳院長請王烈打消辭意，職務照舊擔任至北大學院結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陳院長，表示暫不辭職，共任時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學區停止試行。8 月 6 日，國民政府決定，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脫離北平大學，正式恢復國立北京大學名稱。8 月 8 日，北大學生會致電教育部，請頒令任蔡元培校長，並函陳大齊暫行繼續維持校務。8 月 23 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工緻電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復，校長一席非先生莫屬，務乞北返主持，以慰眾望。並推舉王烈、劉復兩位先生赴滬敦請。王烈、劉復及學生會代表隨即赴滬敬勸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諸先生維護北大，愛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陳大齊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 ( 共 13 人) ，校舍委員會委員長，財務、聘任、庶務、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學取消原來的評議會，改設校務會議，決定學校的方針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務會議會員。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秘書長。此外，1931 ～ 1937 年還任圖書、儀器委員會委員，1931 ～1933 年任財務委員會委員，1932 ～1933 年任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王烈在上述職務崗位上，為北京大學的建設和發展貢獻了力量。

在 《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 1930) 中，王烈書寫了前言，對同學們提出希望。他寫道: 「在我國這種風雨飄搖的教育狀況之下，諸君居然完成了大學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憶這六年中，我校經過了多少困難，才得到今日這樣的地位。現在諸君畢業了。我一方面很榮幸地來慶賀你們; 一方面還希望諸君在學業上，本著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繼續研究，在服務上，本著我校飽受困苦的經驗，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繼續為社會為國家奮斗，發揚北大的光榮於全國。諸君前途無量，願各好自為之。」

王烈曾幾次請辭秘書長職務。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蔣夢麟校長，寫道: 「烈素耽教學，不習庶事，前承畀以秘書長重任，屢次請辭，迄未獲許，荏苒數月，貽誤實多。近以同學赴京示威，承校務會議推舉，南下照料，舟車勞頓，舊症復發，實難再膺繁劇，務懇辭去秘書長職務，俾資休養，無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務會議議決: 在蔣校長未回校以前，仍請王秘書長照常繼續職務。王烈顧全大局，繼續履行職務，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書長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從此開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軍佔領天津。北平、天津淪陷後，國民政府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湖南長沙，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初又遷往雲南昆明，4 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王烈一生熱心教育工作，無論在軍閥混戰時期，或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都堅持教育崗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北平後，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不顧體衰，離別家庭，長途跋涉，顛沛流離，先至長沙，後到昆明，繼續為培養地質青年而努力。這種崇高的民族氣節，感動了不少滯留在淪陷區的教育界知識分子，他們以王烈等人的愛國情懷為榜樣，相繼走向大後方。

王烈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一直講授礦物學、光性礦物學，也教過岩石學和測量學。他是我國最老一輩的礦物、地質學家之一，在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中也是年紀最長的一位。學生們對他上課時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學經驗豐富，講課時不看講稿，常把老花鏡推到額頭上，許多數字都能背到小數點後第三四位。他作風嚴謹，往往講完一個段落，就摸出懷表來看看，下課鈴聲響起，他的講課也就告一段落了。當學生們拿著礦物、岩石標本問他時，他便拿起放大鏡，或用簡單的測試方法測試標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學生的問題。他指導學生鑒定岩石薄片時，在偏光鏡下轉幾下，就能准確定出礦物名稱。大家公認他是礦物學、岩石學方面實踐經驗相當豐富的老權威。在西南聯大期間，他還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他曾應邀為全系師生作 「中國地質教育史」的報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戰爭勝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學復員北平。王烈不辭遠途勞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籌備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復員工作，他雖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飽滿地為復員工作的大小事務操勞。1946 年 10 月開學後，他仍擔任普通地質學和普通礦物學的教學工作。1948 年秋，國民政府實行所謂 「幣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強烈刺激，健康狀況嚴重惡化。

1950 年以後，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書之勞，退休在家，但仍然關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時忙於教學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後體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轉時，即潛心從事礦物學、岩石學書籍的譯著工作，為地質科學事業發揮余熱，幾年中完成數卷。惜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夠貫注，出版問世尚需加工，但書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經系統方面，時輕時重。1956 年底病情轉劇，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於 1957 年 2 月 2 日與世長辭，終年 70 歲。

先生故後，移靈於東城賢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教授、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何傑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會，王烈的同事、學生和親友參加了公祭大會，正在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部分代表、學會理事和會員也參加了公祭大會。王烈先生的遺體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質教育戰線辛勤耕耘了 40 幾個春秋，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工作了 30 多年，為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地質科學人才。他為我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所作的貢獻，功不可沒，他執著的工作精神，永遠值得北大和地質學界的晚輩們學習和弘揚。

參 考 文 獻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傳 . 地質論評，1957，17 ( 2) : 204 ～206

［2］ 潘雲唐 . 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編，王烈，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 理學編地學卷 2. 北京: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1 ～ 5

［3］ 於洸，王烈 . 中國地質 1992 ( 7) 「地學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部主辦 . 北京: 地質出版社，1992，33

［4］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紀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二版

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有中文系嗎

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文系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音學實驗室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音學實驗室
1921年11月，劉復先生正式向蔡元培先生提源豎交了一份《提議創設中國語音學實驗室計劃書》（《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11月16日），提出「鑒於研究中國語或裂衫音，並解決中國語言中一切與語音有關系之問題，衫腔非純用科學的試驗方法不可」。1925年春，在法國巴黎大學專攻語音學並獲得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