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峰浙江大學教授

A. 科舉制能延續下去的原因

試論我國科舉制度延續千年的原因

摘
要：發軔於我國隋代的科舉制度，到清末廢除，前後持續了約1300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大眾參與、公平競爭、前程美好以及舉業官學化4方面，這些因素一起構築了科舉制度難以動搖的基礎。由於科舉制度的完善程度很高，以致長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取代，說明這種較為科學合理的制度，其生命力是十分頑強的。
我國科舉制發軔於隋，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前後持續了約1300年之久。一種制度能如此穩定，歷史上並不多見，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個中原因安在?頗發人深思。近20多年來，雖然學界對科舉研究的熱度不減，但探索這個問題的似乎不多。這無疑是個難題，因為原因可能太復雜，或許可以輕松地說出幾條「理由」，但要真中肯綮卻不容易。劉海峰教授在其所著《科舉學導論》第六章《科舉存廢論》第一節中概括了時下的主要觀點：「一、與賢能治國、精英統治的儒家理論相符合」；「二、標榜公平競爭，具有客觀標准」；「三、牢籠天下英才，有利於鞏固統治秩序」。浙江大學龔延明教授則提出兩點：「取士大權掌握在中央，有利於君主集權」；「以文取士」。他們說得都不錯，也有代表性。不過筆者認為，科舉千年不輟的原因，可從封建政治和科舉自身兩方面去尋求，但後者更重要，也更能說明問題。因為此前無論是「察舉」還是「九品中正制」，初衷也未必不欲舉賢能、攬英才，「中央」也並非無權。故本文側重從科舉制度自身出發，提出大眾參與、公平競爭、前程美好以及舉業官學化4點，其中與時賢論點一致的，予以補證。自知恐仍難捕捉原因之全部，特獻鄙說以就正於方家。
一、大眾參與，使科舉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如何選拔人才參與管理，是國家致治的基本制度之一。上古有所謂「鄉舉里選」，常被後世學者理想化，具體情況雖因文獻缺略而不得其詳，但至少有一點應該與漢代的「察舉制」、魏晉六朝的「九品中正制」相同，那就是被舉者屬「他舉」（由他人選拔），自己沒有主動權，命運掌握在他人手中。科舉最基本的原則是「投牒自舉」，徹底打破了「他舉」的傳統。何謂「投牒自舉」，此語最早蓋見於《舊唐書》卷119《楊綰傳》，楊綰在所上《條奏貢舉之弊疏》中說，「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雲雲(詳見下引)。說得明白點，即讀書人只要「投牒」(「牒」有如今天的申請書，包括遞交「家狀」等相關材料)，就可參加縣州的發解試，其中的優勝者便可以一路綠燈，升到省試、殿試（宋以後）。《新唐書》卷44《選舉志》曰：「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唐宋時代，以「懷牒自列於州縣」的私學「鄉貢」最盛，形式上相當於當今的自學考試，不同的是它是當時的主途徑。韓愈曾述逐級升貢的流程道：
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若縣，加詳察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韓愈：《贈弦童子序》）
宋代雖取消了縣一級的考試，增加了殿試，但「鄉貢」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只有到了明清時代，才以貢於學校的「生徒」為主。五代人牛希濟曾形容鄉貢的盛況道：「郡國所送，群眾千萬。孟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滿於九衢。」（《全唐文》卷八四六）這是「投牒自舉」的結果，其熱烈火爆的場面，是暗箱操作的「他舉」時代絕對看不到的。

唐代由於錄取人數少，進士每科才一二十人，多的年份也不過30餘人，故即便是「投牒自舉」，群眾的動員面也有限，幾乎讓全體讀書人都參與其中的是宋代。宋太宗果斷地擴大錄取規模，使科舉朝大眾化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是科舉史上的一件大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於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記曰：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眾，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千三百餘人，……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賦韻平側相間，依次用。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
李若谷於仁宗天聖五年(1027)上《議貢舉》曰：「皇朝開寶以前，歲取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國，吏員益眾，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隆平集》卷七）又《燕翼詒謀錄》卷一：「國初，進士尚仍唐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興國二年(977)，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這同時表明了宋代官僚隊伍的補充，幾乎完全依賴於科舉，而擴大錄取規模，也大大提升了科舉的影響力。據初步統計和估算，有宋一代共舉行過一百一十八榜科舉考試，各種科目登第人數，大致在10萬至11萬之間。省試一般10多名才有1人中選，被州郡發解過的舉子，當有百多萬之眾；而參加州郡發解試的學子，每州動輒數千人（大州甚至過萬），中選的比例更小，往往數十名取一。那麼有宋300多年間，參加過科舉考試的累計蓋以數千萬計。雖然這些數字都是估算，但說大眾參與其中，當是事實。下及明清，科舉皆為國家第一考，從通都大邑到偏遠鄉村，無不有年輕學子為其守更熬夜，動員面之廣，決非「察舉」或「九品中正」可與倫比。
當然，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出現、一個新制度的建構，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投牒自舉」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是上文已提到的唐寶應二年(763)楊綰上疏。他寫道：「自古哲後，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試策者，著之於州。……」其下他設計了一整套如何復「古制」的運行流程，此略。總之，楊綰是欲退到上古的「鄉舉里選」和漢代的「察舉制」。當時有不少人附和其說，但最終被否決。（《舊唐書》卷119）至宋代，也時有復古的論調。他們雖也道出了「投牒自舉」的某些弊端，但以倒退的方式除弊，卻不合時宜，也註定要失敗。元初學者馬端臨說得好：「大抵須有鄉舉里選底風俗，然後方行得鄉舉里選之制。所以楊綰復鄉舉里選，未幾停罷，緣是未有這風俗。」（《文獻通考》卷三二）時移事易，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要之，由「他舉」到「自舉」，是選舉制度的一個質的飛躍。它不僅是封建時代人才錄用方式的進步，也是社會政治的一個進步，表明了在皇權獨攬的同時，將權力有限度地向民眾開放，普通人的價值和尊嚴得到一次提升。從此，至少在理論上科舉給所有士子——無論他出身貴胄還是寒族——提供了靠個人努力和自身能力進入國家權力機關的機會，作為一種選舉制度，它由此也獲得了「群眾萬千」的社會基礎。任何制度只要有了大眾的參與，其自身也便具有了穩定性。
二、公平競爭，使科舉獲得社會的廣泛信任
凡將科舉制與從前「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相比較的，都要提到科舉的公平性。這的確是科舉制最大的優越性之所在。追求公平，是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觀，也是千百年來人們最美好的理想，但在人才選拔上，「公平」卻來之非易。由「他舉」到「自舉」，破除了人與人之間「身份」的差別，「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止齋文集》卷三五）本身就是一種公平，而最能體現科舉公平原則的，則是考試。所謂「察舉」或「九品中正制」，一般也有考試，但卻並不重要，只要薦舉官「心證」已定，即便考得很差，照樣錄取；相反，哪怕考得再好，也沒有用，「舉秀才，不知書」的漢代民謠，是我們所熟悉的。左思《詠史》詩曰：「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就是表達對門閥制度下寒士備受壓抑的不平。而科舉則不同，它以考試為中心，用考試將舉子推上同一個競爭平台，在考試面前人人平等，用規范的方式比較客觀、公正地選拔人才。在封建社會制度中，這是少有的值得肯定的亮點之一。
實現科舉考試的公平，主要有如下數途：
一是堅持以考試為中心、以文章為去取的原則。唐代科舉已重視考試，但較之後世，它還沒有將考試成績作為決定去取的惟一條件。尤其是中唐以後，「公薦」盛行，取人重「譽望」(即社會名望及美譽度)，而考場上文章的好壞反倒不重要。「公薦」即當權者或社會名流向主司(知舉官)及與主司關系密切的人推薦進士人選，或用各種方式為舉子製造聲勢，當時稱之為「通榜」。為了獲取「譽望」，名列「公薦」，社會上用行卷的方式請托權要之風很盛。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記唐代舉子有「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的說法。這樣，「公薦」必然流於「私薦」。這實際上是薦舉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復辟，是對公平原則的嚴重破壞，表明當時的科舉制度並不完善。「公薦」、「采譽望」為權力過多地介入考試開了方便之門，正如蘇軾所說：「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服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蘇軾文集》卷二五）
到宋代，這種狀況逐漸得到改變。宋建國伊始，太祖首先拿「公薦」開刀。《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二載：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八日，「詔禮部貢舉人，今後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置其罪」。原註：「故事：每歲知舉將赴貢闈，台閣近臣得公薦所知者，至是禁止之。」到真宗時，朝廷又狠剎請托風。景德元年(1004)九月十七日，「令御史台喻館閣台省官，有以簡札貢舉人姓名囑請者，即密以聞，當加嚴斷；其隱匿不言、因事彰露，亦當重行朝典」。（《宋會要輯稿•選舉》）景德四年(1007)閏五月二十五日，又詔榜貢院門曰：「國家儒學斯崇，材能是選，眷惟較藝，務在推公。而近歲有司罔精辯論，尚存請托，有失擬倫。……今鄉賦咸臻，禮闈方啟，俾司文柄，慎擇春官，用革弊源，別申條制，靡間單平之選，庶無徼幸之人。」
（《宋會要輯稿•選舉》）真宗又詔臣下制定了《考試進士新格》等條制，確立了以考試為中心、以文章為去取的原則，從此使科舉考試走上了規范化之路，為實現公正建立起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保證卷面成績的真實性，徹底杜絕閱卷過程中的人為因素。要做到考試成績真實，防止考場中挾帶、代筆等作弊固然很重要，但舉子在考場中畢竟處於弱勢地位，只要加強管理，嚴明紀律，輔之以懲罰，是不難克服的；而影響考試公平更重要、最惡劣的，是手握公權力的官員，特別是考官接受請托而徇私舞弊。為此，宋代實行考官鎖院制，試卷糊名、謄錄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謂「鎖院」，又稱「鎖宿」，即朝廷任命的權知舉、權同知舉及其他考官名單一經公布，就須馬上到貢院住宿，不得與外界接觸。《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之四載：「自端拱元年(988)試士罷，進士擊鼓訴不公後，次年蘇易簡知貢舉，固請御試，是年(淳化三年，992)又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例。」「鎖院」制斷絕了考官接受請托的機會，無疑是個良法。
也是淳化三年，宋太宗將唐代制科曾用過的糊名制移植到常科(進士及諸科)殿試。（《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所謂糊名，又叫封彌、彌封，即糊住考卷上舉子姓名等個人信息，而易以別的號碼(宋人用幾個字拼湊成字形，稱「字型大小」)。在現代考試中，試卷密封的原理和方法，就是從此而來，我們並不陌生。真宗咸平間,省試實行糊名制。景德四年(1007),晁迥、陳彭年等受詔制訂《考試進士新格》，將糊名法制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二載：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仁宗「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彌卷首，乃委轉運司所部選詞學並公勤者為考試、監門、封彌官」。從此之後，幾乎所有重要的考試，都實行糊名。
但只糊名易號，仍無法確保安全，因為欲作弊的考官還可用其他方法獲知考生信息，比如辨認筆跡、約定暗號等，於是宋人又發明了另一「高招」——謄錄。謄錄又稱「易書」，即組織書手將舉子們的考卷重抄一遍，考官評閱的是經人謄錄過的卷子。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八載：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是歲，禮部初置謄錄院。」其他宋代文獻如《玉海》卷一一六、《宋史•選舉志一》等所記同。州郡發解試實行謄錄制稍晚,是在仁宗景祐間。各級考試實行糊名、謄錄制後，考官評卷時不再能夠上下其手，營私舞弊，就有效地扼制了請托之風，中唐至宋初盛行的行卷風也從此止息，從而有力地保障了閱卷的公平和成績的真實，使科舉制度更加精密和完善。
三是通過時文的程式化以達到評卷的標准化。在宋代考試的各主要科目中，詩、賦在唐代已有固定的程式，到宋代更嚴，如律賦需8韻、360字以上成，又規定若韻字平仄相間，則依次用韻，等等。策、論、經義，歷來認為最「難考」，因為沒有統一掌握的標准。自北宋後期到南宋初，這些文體都實現了程式化。比如論體文有冒子(包括破題、承題、小講、入題)、原題、講題(大講)、使證、結尾(論尾)。進策與此相類。經義則有冒子(也包括破題、接題、小講、入題)、原題、大講、余意、原經、結尾。舉子必須按程式作文。元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在敘述經義程式之後說：宋人經義「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復可厭」。從此，程式成了定式、定格，所有的科場文字都必須用同一個「模子」，而其中的經義，發展下去就是明清刻板的八股文。科場時文程式化，將科舉所用的文學體裁工具化，成為專門用於考試的文體而遠離文學，雖極大地限制了人們的思想，但也解決了「難考」的「老大難」問題：嚴格的程式使難有客觀標準的文章，變得可以「量化」了——程式既是寫作時必須嚴格遵守的格式，也是舉子最易失誤、考官最易發現並無容置辨的「硬傷」，而計「硬傷」的成績評定，自然就顯得「公平」「公正」了。
總之，以考試的方法選拔人才，之所以優於先前的「察舉」或「九品中正制」，正在於它以「考試」為惟一的手段，用相對公正的方式釐定高下優劣，進行競爭和選拔。當然，「公平」只是相對的，更遑論「理想」。猶如今天的「高考」，所考科目及考試方法未必都合理，但它優於「推薦制」，是全社會都能接受的，不要說目前，即便在可預見的將來，似乎還沒有別的更好的「法」可以取代。

三、前程美好，科名成為士子為之奮斗的目標
登科舉子的出路如何，既標志著統治者對科舉的重視度，也關繫到它的吸引力。質言之，科舉若要持續發展，長盛不衰，登科者一定要有美好的前程，否則將被冷落而無人問津，難以為繼。正是在這一點上，科舉以名利為誘餌，給了登第者最豐厚的回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諸儒註解古文珍寶》前集卷上）成了讀書人的信條，像商人逐利一樣，為它可以熬盡青燈、皓首黃冊而不悔。
不過，有科名便有美好前程，但必有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唐以前未必得第就能「發達」，老大青袍、奔走衣食的進士大有人在。唐代先以明經後以進士科為貴，但及第後只是取得出身，須再經吏部「關試」後方才授官，一般職位也不高。這是由於唐前期士族地主和貴戚集團力量還很強大，政權主要由他們把持的緣故。進士科登第後真正能夠「發達」，是在上述勢力衰微之後，具體地說，在貞元、元和之際這個時期，大部分高級官員開始由進士出身者擔任，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唐國史補》卷下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人，……賢士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者十有六七。」
到宋代,科舉繼承了中唐以後的傳統,出路極好。宋也以進士科為貴，而科第出身幾乎成了仕途惟一的「准入證」，獲取科名後的榮譽也遠超唐代，如尹洙所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也不可及也。」（《田況：儒林公議》）南宋人項安世曾作《擬對學士院試策》，論科舉在宋代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略曰：
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蓄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論矣。（《宋會要輯稿•選舉》）
元初作家劉塤在《答友人論時文書》中也說：
夫士稟虛靈清貴之性，當務光明遠大之學。然為昔之士，沈薶於卑近而不獲超卓於高遠者，蓋宋朝束縛天下英俊，使歸於一途，非工時文，無以發身而行志；雖有明籍之材，雄傑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為此不名為士，不得齒薦紳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趨，白頭黃冊，翡翠蘭苕，至有終老而不識高明之境者，可哀也。（劉塤：《水雲村藁》卷一一）
他們雖都對科舉持一定的批評態度,但也由此可見統治者對科舉的重視，而舉子拚命追求「科名」，就毫不奇怪了。據統計，北宋92名宰相中，科舉出身者達83人，占總數的90%；在176名參知政事中，科舉出身者達162人，占總數的92%[1]
144。明代「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史》卷七0）清代高級官員中，進士出身者佔45%，御史中進士出身者佔91%。這些粗略的數字，說明宋代以後，登第舉子在官場佔有絕對的壟斷地位。當然，欲實現「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用科舉「束縛天下英俊」,單舉上述仕途亨達者尚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必須在高級官僚科名至上的同時，也給科第出身的一般士人以真正的實惠。宋代舉子在登第後不用再到吏部「關試」就直接授官。從太宗時代開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引者按：從八品）、大理評事（引者按：正九品），通判諸州，其次皆優等注擬」。（《宋會要輯稿•選舉》）不僅起點高，而且晉升快。後來隨登第人數的增加和冗官現象的嚴重，各時期授官擬職的情況不完全相同。明、清又有差異，此時期甚至鄉試登第（俗稱「舉人」）即可入仕，本文限於篇幅不能詳述。總之，在科舉時代，上至宰輔，下至州縣官吏，幾乎都是有「出身」之人。他們握有各級官府的實權，同時享受著優裕的物質生活待遇，所謂「黃金屋」、「顏如玉」雲雲，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是「空頭支票」，而是「好夢成真」。
科舉既給登第舉子帶來了美好的前程，同時也得到這部分握有實權的既得利益者的堅決擁護。由此不難理解歷代讀書人何以對它趨之若鶩，而科舉制度與既得利益集團根深蒂固的關系，則使科舉的社會基礎和地位更加牢固，獲取了延續千年的無窮力量。
四、舉業官學化，科舉滿足了封建統治的需要
我國古代的所謂「科舉」，其實不是教育，許多學者都指出它接近西方的學位制。科舉的任務是「擇士」（前述楊綰疏謂「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即選拔治國之才，而教育是「養士」。自然「擇士」與政治的關系更為密切。科舉要生存、發展，必須滿足統治階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需要。只有如此，它才可能獲得長久延續下去的理由。
以進士科而論，唐宋時最被人詬病的是詩賦浮靡，無益治道。楊綰疏就尖銳地指出，自從高宗朝劉思立奏請「進士加雜文（引者按：「雜文」謂箴、銘、論、表之類，天寶後專用詩賦，見徐松《登科記》卷一），明經填貼，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征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他的意思是，士子習詩賦而廢《六經》，就「擇士」的目的而論，是不合格的。入宋後，批評的聲音更多，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魯宗道上言道：「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真宗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可申明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0）另一方面，唐五代及宋初科場詩賦題目相當隨意，即宋人葉夢得所說的「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諸如節令、景物、器物、故事等，皆可為題。仁宗景祐五年（1038）正月八日，知制誥李淑上言，主張只能在國子監有印本的經、子、史書中出題，詔可。（《宋會要輯稿•選舉》）慶歷四年(1044)宋祁等詳定貢舉條制時也規定：「詩、賦、論於《九經》、諸子、史內出題，其策題即通問歷代書史及時務，並不得於偏僻小處文字中(出)。」
（《宋會要輯稿•選舉》）要之，從仁宗時代起，通過「兼取策論」、限制出題范圍等措施,在進士科考試中尊經重史，使之更接近「治道」,以滿足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才的要求。
但在部分重儒的官僚學者看來，這還遠遠不夠。司馬光於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十七日上《選人試經義札子》，反對以詩賦取士，其理由就是詩賦於「治民」無用，他說：「(舉子)就使自能作詩，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為殿最。」（《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三五）王安石熙寧變法實行科制改革，用經義取代詩賦，所持理由相同。《文獻通考》卷三一《選舉四》載:「神宗熙寧二年(1069)，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下面接著說:初，王安石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兩制、兩省、御史台、三司、三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直史館蘇軾上議，宜仍舊。趙抃是軾言。安石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雖然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但在神宗的支持下，變法的決心已下,於是熙寧三年（1070）首先在殿試中罷詩賦,熙寧六年在省試中罷詩賦,而代之以經義取士，實現了唐以來反對以詩賦取士的一派人的意願。南宋上繼元祐,走折中道路,即分「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明清兩代用八股制藝取士,實際上就是宋代的經義,只是程式更加板滯，行文完全偶對。
由用詩賦取士到以經義取士,決不簡單地只是考試科目的變更,而是一步步地使「舉業」(科場時文)向官學靠攏，最終完全官學化,使中舉者成為合格的「官」。
南宋後期至明清時代，由於理學的官學化，「舉業」也不可能例外。理學創立於北宋中期，經過長期曲折的發展，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5人從祀孔子，是為理學升至官學的標志。從此理學逐漸佔領了學術文化陣地，自然也包括科舉陣地。程朱義理成為舉子詩文的思想准則，而朱熹《四書》則是考官出題的淵藪，決科射策者非《四書》不讀，不許越雷池半步。明代科舉「專取四子書（按即《四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藝」。「《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明史》卷七0）可見考試科目的官學色彩極重。「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藝」。清康熙二年（1663）曾廢制藝，但僅「行止兩科而罷」。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言主張改移考試條款，實欲廢八股，甚至廢科舉。章下禮部覆奏，稱「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緒言，精微之奧旨，……雖曰小技，而文武干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這就道出了「時藝」不可廢的原由：八股文題目都出自《四書》，純乎官學，蘊含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廢八股就有廢官學的危險。時大學士鄂爾泰當國，力持議駁，「科舉制藝得以不廢」。（《清史稿》卷一0八）要之，舉業官學化意味著科舉承載著統治階級的意志，其背後有著強大的權力支撐，這無疑成為科舉延續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B. 錢建狀的介紹

錢建狀，男，安徽無為人。現為廈門大學古代文學教授1，博士生導師2。1971年10月生。1997年畢業於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1997年考取湖北大學碩士研究生，先後師從余恕誠、劉尊明、王兆鵬、吳熊和、劉海峰等先生，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2003年畢業於浙江大學中文系。同年入廈門大學中文系，2007晉升副教授，2013年，晉升教授。2014年，評為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招生方向為唐宋文學。先後主持過中國博士後基金項目、福建省、教育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出版專著多部，合著若幹部，發表論文約五十餘篇。論文、著作曾獲廈門市、福建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一等獎等。曾赴台灣中央研究院、美國哈佛大學訪學、交流。近年來，主要研究領域為詞學、宋詩研究、科舉與宋代文學、宋人日常生活與文學等。

C. 劉海峰個人資料

劉海峰，男，銀行家，女星陳好的老公。劉海峰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電子工程系最高榮譽理學學位，曾任摩根士丹利亞洲投資部聯席主管，在摩根士丹利任職的13年期間，曾經成功地領導投資了蒙牛、平安保險、南孚電池等眾多明星級企業。現任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 &Company）全球合夥人兼大中華區總裁，此次加盟的kkr創建於1976年。在過去的30年當中，kkr累計完成了140多項私募投資，交易總額大約為2150億美元。截至2006年3月30日，kkr投下去的260億美元資本已經創造了680億美元的價值。

D. 關於八股文的千秋功過

歷史抄對八股文的正面襲評價：

1、讓科舉能夠發揮朝廷選任人才的功用。

2、是諸儒在經學義理詮釋方面沉澱升華所得的規范准則。

3、引發研究古籍文理的風氣。

歷史對八股文的負面評價：

1、對學術的影響。八股文題目，內容，格式都限制太嚴。導致學子們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因此扼殺了作者的創意。

2、對政治的影響。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竭盡一生精力鑽研八股文的寫法，缺乏對政治，社會實際情況的了解。導致一旦為官，沒有足夠的能力應付民間大小事情，只能委任幕僚及下級官吏決策，使得吏治日漸敗壞，政治難上軌道。

(4)劉海峰浙江大學教授擴展閱讀

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由就四書五經取題，內容必須用古人的語氣，絕對不允許自由發揮，而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聲調高低等也都要相對成文，字數也有限制。

八股文是在中國語言、文字、考試制度等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萌芽、產生和發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