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軍事楊教授

A. 楊千里的個人履歷

楊千里 男，1933年生，江蘇省江陰市人。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訊部副部長，高級工程師，少將軍銜，兼中國電子學會、中國通信學會、跨國IEEE學會會員。
1950年畢業於同文中學後，入南京大學電機系深造，195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學院（即赫赫有名的西軍電，現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無線電系，並留校任教，此後又執教於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西軍電）、重慶通信工程學院。歷任北京四機部第十九研究院工程師，總參謀部通訊部科技處副總工程師、科技處長，通訊部副部長等職。
參加了我國第一代同步通信衛星通訊系統的設計和試驗。曾二十餘次隨團或率團出訪東歐、西薯敗歐、北美、日本等國，協調與有關國家共同進行衛星通信試驗。
1933年10月12日 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1950年8月-1951年1月 在南京大學電機系學習。
1951年1月-1956年7月 在張家口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初期稱「軍委工程學校一部」，1955年12月後改稱通信學院）學習。
1956年6月 授予上尉軍銜。
1956年7月-1969年11月 任通信學院、通信兵學院、軍事電信工程學院、通信兵工程學院教員（張家口，西安，重慶）。
1969年11月-1971年5月 通信兵五七幹校（許昌）學員。
1971年5月-1980年2月 任通信兵第十九研究院科技部工程師。
1980年2月-1982年7月 任總參謀部通信部科技部副總工程師。
1982年7月-1984年1月 任總參謀部通信部科技處處長。
1984年1月-1991年7月 任總參謀部通信部副部長（分管科研、裝備、訓練），兼任總參謀部通信部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總參謀部通信專業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主任，總參謀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
1988年9月 授予少將軍銜。
1991年7月-2000年12月 任總參謀部第61研究所研究員，兼任軍事通信衛星工程副總設計師運手扮、應用系統總設計師，中國電子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通信學會常務理事。
楊千里，1933年10月12日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一個教師家庭。其父母以身示範，鼓勵他認真讀書，為振興中華出力，對他一生刻苦攻讀、獻身國防產生了重要影響。童年隨父母到江西省九江市生活，先在廣昌縣白水鎮第三區中心小學、後入南昌省立第一中學、九江同文中學讀書，1950年8月考入南京大學電機系。1951年1月，響應國家抗美援朝號召參軍入伍，進入軍委工程學校一部學習通信工程。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52年6月轉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後改稱通信學院）無線電工程系學習。在校學習期間，被評為一等優秀學員，受到團內通報表揚、系首長會議嘉獎，4次獲國家學術獎金。195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6月畢業時被授予正連級技術上尉軍銜。
1956年7月，留校任教於無線電工程系，先後在通信兵學院、軍事電信工程學院（原學院改稱）和通信兵工程學院擔任教員（講師）近15年。在此期間，他在做好教學工作的同時，參與編寫了《金屬工藝學及無線電機大修》、《接力通信》等教材，參加了流星余旁灶跡通信等課題研究，多次被評為先進科技人員和優秀教員。
1971年6月，調至通信兵第19研究院科技部技術組任工程師，負責對流層散射通信、微波接力通信、衛星通信等研究工作。1979年10月調任總參通信部科技部副總工程師（評為高級工程師）。1982年7月至1984年1月任總參通信部科技處處長。在此期間，相繼完成軍用散射、微波接力通信系統規劃論證和散射通信原理及設備教材的編寫任務，參與翻譯、審核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大型叢書《美國防通信系統應用工程手冊》，參加了中國第一代同步衛星工程通信系統總體設計工作，曾出任中德「交響樂」衛星通信試驗中方技術總協調人。
1984年1月，任總參通信部副部長。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至1991年7月離職之前，先後兼任軍事衛星通信應用系統總師，總參通信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總參通信專業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主任，總參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軍事網路全書軍事通信技術學科副主編等職務。曾獲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委授予的「通信技術政策研究工作中做出積極貢獻獎」。
1991年7月，退出領導崗位，改任總參第61研究所研究員，至2000年12月退休之前，先後擔任軍事通信衛星工程副總師，兼任國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專家組成員，中國電子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通信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國防通信技術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市政協委員，還兼任衛星有效載荷專業組成員，衛星應用專業組成員，軍用儀表專業組成員，多所大學和研究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跨國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高級會員、北京分會執行主席。被北京大學等10餘所大學特聘為兼職教授與博士生導師，並被中國證監會、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中國衛星通信廣播集團等多個單位特聘為顧問或技術專家。在此期間，他主持的「國防通信網建設理論與應用研究」項目，1997年獲軍隊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999年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二等獎。牽頭承擔的「國防通信網建設研究」項目，1998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1999年，被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主持的軍事通信衛星應用系統項目，2001年獲軍隊科技進步獎一等獎。還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和國防科工委授予「軍三星工程研製建設先進個人」。

B. 南京大學大氣科學學院的歷史沿革

虎踞龍盤地，人傑地靈處，六朝古都南京是中國近代氣象科學和氣象教育的發源地。早在學校開辦初期，有關課程中就包含了氣象內容。1920年，竺可楨先生受聘來校任教，開始講授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1921年學校成立地學系，竺可楨先生任地學系主任，1924年地學系分設地質組、地理組和氣象組（專業），全國高校第一個氣象學專業設立；1928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竺可楨先生兼任氣象研究所所長。在此期間，竺可楨先生為我國培養了最早一批地理學和氣象學人才。1944年8月，中央大學正式成立氣象系，成為我國高校第一個氣象系，由黃廈千擔任系主任，黃廈千、塗長望、朱炳海三人為教授，並聘請呂炯、趙九章二人為兼職教授，朱炳海編寫的《普通氣象學》於194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國內第一本氣象學教科書。1948年徐爾灝自英國留學回國，受聘到中央大學氣象系任副教授，先後開設動力氣象、氣象統計等課程；1949年又聘請盧鑒、陶詩言開設中國天氣、天氣學等課程，同年，中央大學氣象系首屆學生畢業。
1949年8月8日，國立中央大學改名為國立南京大學，塗長望任氣象系系主任，後因塗長望調任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氣象局（中國氣象局前身）局長，由朱炳海接任系主任。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國立南京大學橡碰更名為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和齊魯大租游學的氣象專業師生並入南京大學氣象系，除氣象學專業外，首次在國內高校設立氣候學專業。1958年，徐爾灝就任氣象系系主任，成立了我國高校第一個大氣物理專業，1959年在安徽黃山第一次成功實施了人工降雨試驗，得到國防科工委嘉獎。1960年成立高層大氣物理專業，1964年並回大氣物理專業。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南京大學停止招生。
1978年招收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1985年氣象系更名為大氣科學系，同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6年設立大氣環境學專業，1988年「氣象學」學科成為國家重點弊如銷學科，大氣物理專業和大氣環境學專業合並成大氣物理學與大氣環境專業；1989年成立中尺度災害性天氣國家專業實驗室；1996年設立大氣科學博士後流動站；1998年建立大氣科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和大氣物理博士點，同年根據教育部專業調整要求將本科三個專業合並成大氣科學專業；2000年中尺度災害性天氣國家專業實驗室改建成中尺度災害性天氣教育部重點實驗室。2006年設立應用氣象學專業，大氣科學專業成為江蘇省品牌專業；2007年大氣科學專業成為國家級理科人才培養基地，「大氣物理學和大氣環境」成為國家重點學科培育點；2008年大氣科學專業成為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和教學人才培養基地、教育部特色專業。2008年11月24日，南京大學成立大氣科學學院，由楊修群任院長，下設氣象學系和大氣物理學系。

C. 楊端六的人物生平

辛亥革命期間回國，擔任海軍陸戰隊秘書長。後回長沙，在《長沙日報》社擔任撰述。回湘路過武昌時，黃興以戰時財政困難向他求教，楊建議募捐和徵收戰時特別稅，以渡難關談銷清。
1912年暮春任《漢口民國日報》總經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發，《漢口民國日報》發表申討「袁賊」(袁世凱)、「趙犯」(趙秉鈞)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於法租界將楊與其同事周鯁生、皮宗石、李劍農等4人逮捕，拘禁於法租界巡捕房。經漢口法國領事會審判決無罪，楊被護送至上海釋放。得黃興資助，同年初到英國，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1920年回國後即在吳淞中國公學兼任經濟學、會計學教授，在商務印書館擔任會計主任，對商務的會計制度進行了改革，並迅速實現扭虧轉盈。郭沫若曾稱贊他「在商務管著銀櫃子」，中國會計界稱他為中國商業會計學的奠基人。同年夏，楊到長沙代表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4團體陪同到中國講學的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巡迴演講。他自己也對長沙聽眾講了「社會與社會主義」、「同業組織問題」和「介紹羅 素其人——與羅素一夕談」3個專題。毛澤東當時是新民學會負責人兼任長沙《大公報》的 特約記者，特把楊的演講記錄下來，用「楊端六講，毛澤東記」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長沙《大公報》的第十版上。1926年楊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研究所研 究員。在此期間，他著重研究中國對外貿易，與侯厚培等根據1864～1928年間的海關清冊著 成《六十五年來中國貿易統計》，繪有圖表40餘幅，成為中國第一部國際貿易資料集。
1930年後一直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曾任法學院院長、教務長、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經濟學部主任。1938年，武漢大學由武昌遷往四川樂山，楊任遷校委員長。曾兼任國民政府參政員、軍事委員會審計廳上將廳長，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含前委員。
新中國建立後，任武漢大學教授，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1956年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66年9月30日，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終年年81歲。
楊發表有關中國金融、幣制和稅制改革等各類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國幣制改革論》、《關稅問題概論》、《財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間，講授貨幣與銀行、會計學、企業管理學等課，編有《貨幣與銀行》、《工商組織與管理》、《現代會計學》等。武漢解放後，開始從事清代貨幣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深受國內外同行學者的好評，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於1977年重印此書。晚年編纂《中國近百年金融史》，
楊端六生於1885年6月18日，恰為當年端午節後一日，其母便給他取了個小名「端六」。年長後，為了懷念母愛，竟以此作為他的大名。他生於長沙縣東鄉，原籍蘇州，1900年祖父、父親相繼去世，家無恆產，考入由著名經學家皮錫瑞主持的善化學堂，次年轉入完全免費的師范館(後斗弊稱中路師范學堂)，在舊學和新學兩方面打下了較好的基礎。1903年畢業當小學教員，在長沙和瀏陽鄉下任教，恰逢兩湖有官費留日名額，可是農村消息閉塞，誤了考期。親友見他一心向學，便資助他於1906年自費赴日。他先到宏文書院學習中學現代課程和外語，1908年得以補為官費生，便考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岡山第六高等學校。這時，他與同學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為國立湖南大學首任校長)等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他和同盟會留日學生趕回上海，成立「海軍陸戰隊」，任秘書長。不久清帝退位，這支部隊解散，他便回家省母。
辛亥革命後的長沙，先是焦達蜂、陳作新以同盟會員為骨乾的軍政府，後來是立憲黨人譚延闓的新政府，從日本回來的學生，特別是有同盟會員身份的人，此時做官的機會多極了。比他早兩年回國的表弟俞笏山，這時也參加了譚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長。另一方面，這時各種法政學校風起雲涌，除公立、官，紳法政外，還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經濟專科學校。楊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這些法政學校教書，而是選擇了待遇菲薄的新聞工作，在一家叫《長沙時報》的報社擔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學、同盟會員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農林總長，宋為了在民間開展反袁活動，委託一批留日的同學辦一張反袁報紙，即《民國日報》。參加報紙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鯁生、李劍農等人，楊端六任經理。在報社裡，楊端六最負責任，漢口的夏天熱極了，楊端六整日在一間很小的房子里辦公，常忘記休息。當時，設在漢口法租界的《民國日報》，既是一個反袁的言論基地，又是一個秘密的聯絡機關。在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宋教仁以後，《民國日報》攻擊袁氏不遺餘力。袁世凱的親信通過湖北當局，賄買漢口法國巡捕房，逮捕了曾、楊、皮、周、李等主要骨幹，並要求引渡，准備引渡後「以軍法從事」。由於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國際公法的，法國又是一個標榜自由、民主和維護國際法的國家，因此，法國駐漢口領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請求，連夜把他們送到一艘英國輪船上開往上海。楊端六和周鯁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黃興的幫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項公費，於1913年初到了英國。楊端六進入了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
楊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倫敦，也到過德國和法國尋師訪友。那幾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留學生在歐洲也和當地人一樣，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戰結束，不久舉行的巴黎和會因在中國問題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五四運動就是以此為近因發生的。遠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亦群情激憤。當時在英國的楊端六渡海與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王世傑、周鯁生、皮宗石等匯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向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請願。
楊端六到英國時已是28歲，這個年紀的男子未結婚，在當時的中國簡直是一個奇跡了。他到英國後便認識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歲，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她的父親袁家譜(號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財專家，楊端六在國內即受到他的賞識。他和袁昌英異國相逢，兩人所學專業雖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戀愛而訂婚，直到回國後完婚。結婚時，楊端六36歲，袁昌英26歲，是前一代學人中晚婚的典範。
女兒楊靜遠是英語翻譯家。
楊端六是1920年由英國回國的，還在英國時，商務印書館辦的《東方雜志》就聘他擔任撰述，回國後即在商務工作，並在吳淞中國公學兼任經濟學、會計學教授。這年夏天，他回長沙，把他的母親和一個在湖南稻田女子師范學校畢業並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楊潤余接到上海，在閘北虯江路四達里定居。他這次回來，並不是專門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四團體陪同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到中國來演講。他們於1921年l0月25日到達長沙，楊端六擔任了羅素在長沙的第一回演講的翻譯，講題是《德國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世界政治》。楊端六自己也對長沙的聽眾講了《社會與社會主義》、《同業組織問題》和《介紹羅素其人——與羅素一夕談》三個專題。由於他的滿妹潤余是新民學會的成員，而這個學會的領導人毛澤東當時又兼任了長沙《大公報》的特約記者，因而與之相識，毛澤東還把端六伯的一次講話記錄了下來，用「楊端六講，毛澤東記」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長沙《大公報》的第十版上。盡管楊端六在一段時間中，對中國共產黨並不了解，但在全國解放以後，他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政治態度是與20年代起他同毛澤東的結識有一定的聯系。
1926年，楊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出任這個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屬的經濟研究所所長。那時該院僅有地質、歷史、經濟三個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長分別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楊端六由他的同學、研究院主任秘書楊杏佛(銓)的介紹，參加了國民黨。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時間並不長。因為李四光授命籌備擴大武漢大學，他就和李一道離開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間，他著重研究了中國對外貿易，與侯厚培等根據1864年至1928年間的海關清冊，著成《六十五年來中國貿易統計》一書，繪有圖表四十餘幅，成為中國第一部國際貿易資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視。
1930年，新的武漢大學(即由李四光任擴建委員長的武大)籌備基本就緒。作為這個大學的籌備人之一的楊端六全家遷到武昌，住在武昌曇華林街。1932年，羅家山(後來由聞一多先生易名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進山前區宿舍，抗戰前，他們在這里住了八年。楊端六先後擔任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法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等職務。他始終上課，教授「貨幣與銀行」，他的著作《貨幣與銀行》於1930年在商務出版後，一直作為教科書，以後每年修訂，列為商務的「大學叢書」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數大學經濟系都用它作為教材。
錢昌照向蔣介石建議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聘請一些在野名流擔任委員，共同討論鞏固國防，抵禦外侮。後來這個委員會並未成立，而是由錢向蔣介紹胡適、錢端升、楊端六等23人分批地為蔣講課，楊端六從這時起認識了蔣介石。後來，蔣介石在他的軍事委員會里成立一個審計廳，通過王世傑的關系，要他去當廳長。他對此事感到十分苦悶。這個廳長的職務應由軍人擔任，他以不是軍人推辭。蔣介石為了裝飾門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離開學校，不離開講台和不穿軍裝，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職。不料這些條件仍沒有推掉蔣的請求，除全部同意外，並授與上將軍銜。從1934年到1937年，楊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職二三個月。他去南京，仍舊長袍馬褂，從未穿過軍服。1938年因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個閑衙門「審計廳」也就裁撤了。
抗戰爆發後，楊端六夫婦和他的同事們積極地參加愛國捐獻，還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毀家抒難的熱忱。1937年冬，武漢大學由武昌遷到四川樂山，是由楊端六踏訪地址、主持遷移的。樂山是個沒有軍事設施的小城，但日軍並不放過，在一場狂轟濫炸中，楊端六的家被炸毀，加上貨幣不斷貶值，這位理財專家卻一點不會理自家的財，不做生意也不會囤積生活資料，工資還是存入銀行，結果生活十分拮據。
解放後，楊端六的兒子也考進了武大。雖然他是院長，但從未過問兒女、侄子、侄女考學校的事。1944年6月，經濟系的同學為他做六十大壽，那時，物質條件十分困難，同學們不知從哪兒找來一些彩色紙，做了一個大壽字，壽字下有祝壽者的簽名，請他坐在茶話會的中間，合影留念。在武大，這樣的尊師盛會是少見的。1948年冬，楊端六接受他的同學陳劍修的一再邀請到桂林去講學。楊端六是帶著他的研究課題「中國貨幣史」去的，因為太平天國最初起義於廣西，太平天國錢幣在別處罕見，而桂林甚多。他們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將軍橋的一個教授宿舍里，夫婦倆都沒有開課，楊端六應同學請求，作過幾次「中國貨幣史」的演講。解放後，他們一家搬回珞珈山，楊端六仍任經濟系教授。那時，他已有60多歲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課，跌了一跤，以後，學校就照顧他不上課了，在家裡做研究工作。
楊端六對自己，誠誠懇懇地接受思想改造；對國家，努力地從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貨幣史稿》，後來由三聯書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委員。1956年參加了「民革」組織。1957年，楊端六和袁昌英被錯劃為「右派」，楊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後努力思想改造，決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沖擊，在身邊的獨生子楊弘遠教授也被迫與他分居，遠在北京的女兒楊靜遠下放到「五七」幹校，自顧不暇，這時他已身患重病，獨自住在醫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歲的楊端六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去世。
中國舊時商業記帳是流水簿，這種方法只能簡單地表述資金收付情況。隨著商事日繁，不能不謀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個在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留學生，在國內發行的《太平洋》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商業與會計》，第一次把現代會計原理和商業活動有必要採用的現代會計方法介紹給中國商界。這篇論文的作者，就是後來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名人的楊端六教授。
1921年9月，商務印書館實行大改組，王雲五齣任商務編譯所所長，他感到商務的財務制度是非改不可了，於是與深通現代會計的專家楊端六簽訂了全面改革商務財務工作的合同，著手改革。不久，立見成效，不僅商務滿意，而且使中國舊商界耳目一新。後來楊端六正式出任商務的會計科長。被人稱為商務的「金櫃子」。中國的商業會計工作者們稱他為中國商業會計學的奠基人。
貨幣學與銀行學研究
自19世紀中葉以來，由於鴉片和其他工業品的輸入，一方面是白銀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國的錢幣如鷹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國一直為貨幣問題所困擾。20世紀開始，首先從日本引進一些現代貨幣學知識，當時進行幣制改革，使得理論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從壟斷金融入手，為對付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又一次白銀外流，取消金銀本位制,發行不兌換的法幣，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戰時物價波動以至爆漲，都使經濟學家關心貨幣問題的討論，這是楊端六所遇到的時代熱點之一。
楊端六在1917年就翻譯了衛士林的《支那貨幣論》，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譯了日文的《貨幣學》，以後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譯作問世。1923年1月，他出版《貨幣淺說》，介紹了貨幣的起源、種類和作用，批判了當時有人主張廢除貨幣的論點。這雖然是一本小冊子，卻是國人自撰的最早的貨幣學著作，以後要到1930年才有葉作舟的《貨幣新論》等大批著作陸續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銀行要義》小冊子，分概論、銀行之種類、商業銀行之業務、銀行之協同與壟斷幾章。關於銀行學，此前已有七八種著作面世，不算領先之作，但是他的《信託公司概論》(1922年1月初版)，對於信託公司這樣的金融機構，卻是最早的介紹性著作之一。

D. 楊振寧的資料。

楊振寧，1922年出生，美籍科學家，被譽為當代的愛因斯坦。

楊振寧為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拉巨額科研經費，私人推薦1200餘名年輕學者出國培訓。「無償協助建設實驗室幾十座」(葛墨林院士語)，以清華名義發表SCI論文幾十篇，「將清華三個物理研究領域提高到世界一流」(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語)」，楊振寧還個人捐獻600萬美金以上給清華大學，用於引進人才。

楊振寧還邀請、安排林家翹、聶華桐、姚期智、張首晟等多位世脊歷界頂級科學家到中國工作，其中做到中科院外籍院士的就有7人。楊振寧還一手促成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創建和第四代光源——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試驗裝置的大項目在中國落戶。據李昕，楊振寧還與恢復高考有關，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楊振寧是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創始人，該研究院在理論凝聚態物理、冷原子物理、理論計算機等領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匯聚眾多國際一流學者。他還是南開大學理論物理研究室創辦人，該研究室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據周光召院士：楊振寧為中國至少培養了10個以上的中科院院士和5個大學（副）校長。

他是1971年中美關系松動後回國探訪的第一位華裔科學家，在積極推動中美文化交流和人民的互相了解、促進中美建交、櫻冊搜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1971年上半年，楊振寧參與保釣運動，此外他還以公開信的方式直接參加1971-1991年對台統戰。

1977年，楊振寧創建全美華人協會，1980年創建「與中國學術交流委員會」，在中國香港和美國籌措資金，策劃和資助了CEEC計劃（中國學者訪問項目），幫助大批中國高端學者到美國著名大學進行深造，歸國者有多位當選兩院院士，其中就包括後來的北京大學校長的陳佳洱，擔任過復旦大學校長的楊福家以及擔任過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谷超豪、東北師范大學副校長薛康、中國科學院院士孫昌璞、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蘇剛等人。

1983年，楊振寧創建香港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基金會，促成了廣州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的成立，募得巨額資金，以及4000多平方米教學樓一棟姿則，資助國內純學術基礎研究項目，獲得國家部省級獎勵幾十項。

楊振寧還在南京大學、蘭州大學、中山大學、海南大學、東莞理工學院等高校學府個人捐資建立「楊振寧獎學金」，幫助品學兼優的大學生（含研究生）完成學業。

清華大學前校長王大中高度贊譽了楊振寧對清華的貢獻：清華物理系有今天的成就，楊教授功不可沒。

E. 楊振寧對中國貢獻到底有多大

首先明確一點，貢獻是貢獻。如果從貢獻來說的確是常人所不能極，但是反觀道德品質來說，這是個十足雜碎。不能說我打了你一棒然後給你顆糖吃，你就能高興？？？真愛的背後是老不正經，不回國是忘恩負義，這些都是鐵的事實。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世人是找不到任何依據來評判背後的猥瑣，倫理而已……就這樣的人而言，不要說找二十八歲了，就十八歲的他也會上，反正有真愛擋箭牌，反過來如果真的懂道德，有修養，知道什麼是為人師表，但凡是個人都不會干出這事來。再說說不回國，錢學森怎麼能回來？鄧稼先怎麼能回來？如果今天的祖國沒有那麼強大，大家想想他會可能回來嗎？所以大家不要用貢獻來開脫一個人渣的罪過…………今天中國的發展是所有國人的貢獻，不是他一個人的貢獻，有他不多，沒他不少~~~只能說狗回家了而已……

F. 求~~~~南京大學地質學專業本科課程設置~~~

2011年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地質學專業本科教學計劃

通識通修：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體系概論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形勢與政策
軍事理論
軍訓
大學英語
大學數學（層次1)
大學計算機信息技術
大學計算機應用
大學體育

學科專業課程

大學化學
大學化學實驗
大學物理
大學物理實驗
普通地質學
構造地質學
古生物地質學
結晶學與礦物學
晶體光學
火成岩岩石學
沉積岩岩石學
變質岩岩石學
地球物理基礎
地球化學基礎

專業選修課：

多晶-X射線衍射應用
地球信息導論
礦相學
礦物信息學
現代礦物學理論與應用
構造板塊
油氣資源概論
遙感地質學
資源信息分析
水文地質工程地址概論
普地實習
測區實習

相關專業課教材：
《普通地質學》夏邦棟等編，地質出版社；
《地球物理學原理及應用》胡德昭等編，南京大學出版社；
《大學數學》陳仲編，南京大學出版社。
《火成岩石學》孫鼐、彭亞鳴等編，地質出版社；
《沉積岩石學》馮增昭編，石油工業出版社；
《基礎結晶學與礦物學》羅谷風等編，南京大學出版社；
《礦床學概論》任啟江等編，南京大學出版社；
《礦床學》袁見齊等編，地質出版社。
《地球化學》陳駿、王鶴年主編，科學出版社
《構造地質學》俞鴻年等編，地質出版社
《地球科學概論》劉本培等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球科學》多媒體電子教程，徐士進等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古生物學》（緒論部分），張永輅等編，地質出版社；
《歷史地質學》，夏淑芳主編，地質出版社；
《古生物地史學概論》杜遠生、童金南主編，中國地質出版社。
《水文地質學基礎》王大純、張人權等著，地質出版社

就這些吧，加分哦！

G. 跪求一武漢大學生物系大神回答我幾個關於你們課本和資料的問題

還在傻乎乎的想學微生物啊，你有沒有考慮過學完了畢業找工作的問題。即使你考上了研，前途也一片黯淡。從過來人的角度我勸你趕快轉行，跳出這個火坑。

以下是一個學生物的前輩的肺腑之言，這里轉發一下。雖說這位前輩好像應該是在歐洲的留學生，但歐美的學生物的都慘成這樣，你以為國內的就會好到哪裡去。況且這些歐美的生物博士們找不到工作全都回國，國產的土碩士，博士怎麼和這些人競爭。清醒些吧，還在學生物類專業的學弟學妹們，趕快轉行，早轉一天，少痛苦一天。類似的言論還有很多，你搜一搜就知道了。

[轉帖]
反正粘上生物這兩個個字就註定要比很多其他專業悲催很多。
主要是90年代開始太多鼓吹生物技術怎麼怎麼樣，什麼21世紀重要科技支柱之一，整個世界上太多的人去學生物了。造成目前的就業狀況是僧多粥少，職位競爭的狀態已經不是能用激烈來形容了。幾年前的統計，美國有70-80%學生物方向的留學生最終都轉行了。歐洲稍好一些，但也不會好到那裡去。中國? 轉行的更多吧。中國的生物產業本來就比歐美弱很多。
由於工作機會稀少，大部在國外學生物的只能不停得待在學校往下讀書，上完碩士上博士，上完博士再做博士後。而這時，只有少數非常出色的人可以在學校繼續待下去當助教，副教授，還有少數優秀的人可以找到公司研發部的位置。剩下的，如果想在國外待，只能想著轉行，或者乾脆放棄在國外的一切，回國找個大學的工作。而現在在國內學生物的也是人滿為患，競爭異常激烈，很多大學已經開始只要發過5片文章以上的海龜博士了，再過幾年天知道會什麼樣子。而在生物博士里成為少數非常出色的人你知道意味著什麼? 必須每天白天做實驗，晚上看文獻，寫文章，很多周末還要泡在實驗室里。基本天天就像在高三的生活。同時還需要有一個好導師，在一個不差的課題組里。只有這樣，你的發表文章數才可能比別人多，走在別人前面。相比同齡人在別的行業，這么努力的人一般是為了向經理，總裁奔的，若只是當個一般員工，朝九晚五的生活就行了。而在生物這個行當，這么努力只是為了保住位置，否則就等著喝西北風吧。所以一旦踏入生物這個行當，你就要准備好和朝九晚五的生活說拜拜，否則還是趁早離開。
總之，如果自己真的是對生物專業有極大的興趣愛好，並願意為之奮斗終身，那麼加入這行還行。如果只是想給將來找個穩定職位混口飯吃，那麼千萬別糊里糊塗得踏進來，如果不幸你已經是生物專業了，試試一年內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那麼盡快轉行吧。不要再傻乎乎的去讀博士，讀博士後，越往後拖，你越後悔。
其實不光是微生物，象學植物的，動物的，生物化學的，分子生物學，生物納米材料等，都是越往上學越窄的路，大部分人只能憋在學校，想從學校出來的很多人最後只好轉業。
這些專業畢業找到合適位置相當難。首先，歐洲現在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就一直沒有緩過來。大多數公司都是處於縮減，或最多持平的狀況，這就意味著總體上公司的職位只會減少而不會增多。市面上能看到的職位招聘，大部分都是由於職員跳槽，或產假，或退休而空出來的，所以新人要進入這些位置只能憑運氣等。你只能求老天保佑那些和你背景相似的前輩們出各種問題離開那個崗位，然後你才有機會擠進去。
對於博士及博士後來說，還有條路是待在大學里混。但目前大學的狀況實在不樂觀。2009年，歐洲多國政府就宣布消減各個大學的經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學校很多的系裡，n個博士爭那麼一個博士後位置，而幾個博士後爭那一個副教授位置。但沒想到最後有了副教授的頭銜一點用都沒有，政府只給你這個系每年那麼些錢，所以規定了你這個系能有幾個教授，幾個副教授，再多出來的副教授怎麼辦呢? 只好讓他們自己去申請研究經費來養活自己，研究經費的申請比要飯還難，一般研究經費申請的中率不到10%。申請不到研究經費的副教授就只能失業了。
說到最根本這么艱難的最主要原因是僧多粥少，目前的就業市場狀況用數字打個比方的話，如果市場上有10000個IT類的工作，那麼會有11000人競爭這些職位，總會有1000多個人被擠出來，所以你會聽到很多學IT的說工作難找。而生物呢? 市場上只有500個職位，卻有2500人在競爭，這個情況已經不是能用慘烈來形容的了，所以會有70-80%學生物的人最終只能選擇轉行。這些數字比例大概符合歐美的情況。國內具體什麼情況，由於沒人做過這方面統計，所以無法知道。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國內生物行業的發展比歐美差得多得多，所以職位只能更少。而國內各個大學卻有那麼多生物類專業，真不知那麼多人將來學出來都幹啥。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生物這個大專業內部太細分化，而且相互不兼容。做動物的沒法跳到植物，做生理的沒法跳到分子。比如你是微生物方面的碩士或博士，你看到了一個動物葯理學方面的招聘職位，你想進去連門都沒有，那當中的鴻溝堪比學哲學的想直接去當軟體工程師一樣。在生物這條路上，越往上走路越窄，當中如果努力不夠，或者是努力了但結果不好，最終的結果就是走投無路。化學方面能比生物好一些，但還是存在兼容差的問題，比如你做有機化學的很難轉到葯物化學等等之類。而對比象IT及電信行業，內部的兼容性很好，較容易從這一塊跳到那一塊。而IT及電信類的職位市場比生物和化學類的多得不知幾個數量級了。所以，選專業一定要選好，如果有學弟學妹們已經走入生物領域的，如果這不是你們的興趣專業，我勸你們盡早離開，越往下拖越痛苦，等你真正到了博士後而才發現走投無路，還不如到餐廳或超市打零工時，只會痛不欲生，終日以淚洗面的。

H. 經濟學雙博士的南京大學楊教授

楊德才，史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後。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民營回經濟研究所所長，江答蘇省政協常委，江蘇省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致公黨江蘇省委副主委，中國致公黨江蘇省經濟委員會主任，江蘇省審計廳特約審計員。擁有眾多著述，主持參加過許多課題。http://ke..com/link?url=0fVKF9xadAdUNgdxhLQdmXxmcqiB_WvVmey2K

I. 南京大學大氣科學學院的年事大記

1920年，竺可楨應郭秉文校長之邀受聘於南京大學前身南京高等師范學校。
1921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改建為國立東南大學，成立地學系，竺可楨任系主任，開始講授近代氣象學課程。
1924年，國立東南大學地學系設立地質、氣象、地理三個組，其中氣象組成為我國最早的氣象學專業。
1928年，國立中央大學成立，地學系內改設為地質礦物門、地理氣象門。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在南京北極閣成立，竺可楨任所長。
1930年，地學系分為地質學系、地理學系，胡煥庸任地理學系主任，地理學系分設地理、氣象兩個組。
1944年，氣象組從地理學系分出，成立國立中央大學氣象系，是我國第一個氣象學系，黃廈千任首任系主任。氣象學系成立之前共培養出氣象學生44人。
1945年，王鵬飛成為氣象學系第一屆畢業生。
1947年，朱炳海出版我國第一本「普通氣象學」教材（商務出版社）。
1948年，氣象學系成立以來，共培養學生45名。先後有黃廈千、塗長望、朱炳海等任氣象學系專任教授，趙九章、呂炯任兼職教授。
1949年，國立中央大學更名為國立南京大學，塗長望被任命為氣象系主任，同年12月塗長望調任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氣象局局長，朱炳海接任系主任。
1950年，招收解放後第一屆本科生，30人，相當於解放前招收氣象類學生總數的40%。
1952年，國立南京大學更名為南京大學，院系調整，下設13個系，氣象學系是其中之一，朱炳海任系主任。浙江大學么枕生教授、石廷漢教授，齊魯大學吳伯雄教授等氣象方面的教師和學生並入南京大學氣象系。除氣象學專業外，設立我國最早的氣候學專業。氣象學專業由徐爾灝教授為主任、黃士松教授為副主任，氣候學專業由么枕生教授主持。為滿足國家大規模人才需求，開始招收氣象專科生（至1956年共招生五屆）。
1955年，氣象學系首次招收越南留學生，是南京大學招收的首批留學生，至1966年共培養越南留學生64人，還培養了3名朝鮮留學生。
1958年，徐爾灝任氣象學系主任，黃士松任副系主任。成立我國第一個大氣物理學專業，先後建立雲霧物理、大氣湍流、雷達氣象、大氣探測等學科組。
1959年，第一次在黃山實施人工降水試驗成功。
1960年，為適應我國空間科學及火箭衛星事業的發展，經高教部同意氣象學系成立高層大氣物理專業（1964年並回大氣物理專業）。中央氣象局決定成立氣象學院，經高教部同意委託南京大學氣象系協助選址建校，並以南京大學氣象學院的名義招收和培養了三屆（60、61、62級）學生。
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止招生。
1972年，招收首屆工農兵學生，至1976年共招生五屆。
1975年，為彌補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高等教育斷層，開始為國家氣象局、總參氣象局開辦「雷達氣象」、「熱帶天氣」、「氣候統計」、「氣候學」、「衛星氣象」等培訓班。
1977年，黃士松任氣象學系主任。
1978年，招收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本科生（117名）和碩士研究生（7名）。
1979年，恢復向國外派遣訪問學者。
1980年，恢復向國外公派留學生。
1983年，陸渝蓉教授任氣象學系主任。天氣動力學、氣候學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經國家教委批准成立熱帶天氣研究室。建立天氣動力學、氣候學兩個博士點。
1984年，陸渝蓉調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伍榮生接任氣象學系主任。
1985年，開始招收第一批博士生，為西部邊遠省份招收天氣動力專業專科生
1986年，氣象系更名為大氣科學系。建立大氣環境專業（本科）。建立天氣動力學、氣候學、大氣物理學三個碩士點。
1987年，經國家教委批准成立南京大學災害性天氣氣候研究所。
1988年，大氣物理學專業和大氣環境專業合並為大氣物理學與大氣環境專業。
1989年，經國家科委和國家教委批准，成立中尺度災害性天氣國家專業實驗室。
1990年，成立南京大學自然災害研究中心，陸渝蓉任中心主任。
1993年，倪允琪任大氣科學系主任。招收現代信息處理與計算機應用大專生和成人教育大專生。
1994年，隆重舉行「慶祝建系五十周年」大型紀念活動。
1996年，建立大氣科學博士後流動站。建立校級大氣科學人才培養基地。成立南京大學全球變化研究中心。
1997年，倪允琪調任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院長，蔣維楣副主任主持系行政工作。
1998年，談哲敏接任大氣科學系主任。
1999年，大氣科學成為一級學科博士點。根據教育部要求本科氣象學、氣候學和大氣物理學與大氣環境專業合並為大氣科學專業。伍榮生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開始實施「985工程」一期項目「我國重大天氣氣候災害的形成和預測理論研究」建設。與江蘇省氣象局合作建立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校外產學研基地（南京）。
2000年，建立中尺度災害性天氣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與上海市氣象局合作建立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產學研基地（上海）。
2001年，首次招收「信息與計算科學」成人教育本科生。
2002年，重新申報國家重點學科，「氣象學」繼續為國家重點學科並位居全國同類學科第一。伍榮生當選中國氣象學會第二十五屆理事長。中國氣象局與南京大學簽署局校合作協議。開辦成人教育「信息與計算科學」專業專升本脫產班。
2003年，新增自主設置「氣候系統與氣候變化」二級學科博士點。
2004年，中尺度災害性天氣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接受教育部評估，取得優異成績。隆重舉行「慶祝大氣科學系建系六十周年」大型紀念活動。開始實施「985工程」二期項目「地球圈層與環境」建設。與湖北省氣象局合作建立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產學研基地（武漢）。開辦自學考試「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本科脫產班。
2006年，楊修群任大氣科學系主任。新建「應用氣象學」本科專業並開始招生。與安徽省氣象局合作建立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產學研基地（合肥）。
2007年，新一輪國家重點學科評估，「氣象學」再次位居全國同類學科第一。新一輪國家重點學科申報，「大氣物理學與大氣環境」成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本科「大氣科學」專業成為江蘇省品牌專業。南京大學陳駿校長訪問中國氣象局，深化局校合作。
2008年，成立大氣科學學院，下設氣象學系、大氣物理學系。楊修群任大氣科學學院首任院長。本科「大氣科學」專業成為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和教學人才培育基地、教育部特色專業。配合學校，順利完成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並取得優秀成績。開始實施「211」三期項目「我國重大災害性天氣氣候的成因和可預報性」建設。大氣科學學院成為中國-挪威聯合建立的Zhu-Nansen國際研究中心的中方合作夥伴。
2009年，教育部全國高校一級學科評估，南京大學大氣科學學科排名全國高校同類學科第一。中國科學院符淙斌院士來校工作。中國氣象局鄭國光局長訪問南京大學。隆重舉行「南京大學大氣科學學院成立大會暨大氣科學前沿國際論壇」。開辦成人教育「物流管理」專業專升本科業余班。

J. [課程改革進程中的建構主義思想辨正]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

建構主義思想自上個世紀90年代被引入中國之後，就一直在褒與貶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著。特別是，當新課程改清顫察革成為建構主義思想的實踐土壤之後，很多直指新課程弊端的批判也順帶成為攻擊建構主義思想的有力辯詞。一些學者甚至指出。建構主義是一種否認客觀世界、否認人類知識的「反科學」、「反知識」思潮，是一種不可知論、唯我論或獨斷論，它對教育實踐界正產生著很多的危害，對此應當加以正視。但另一方面，諸如情境學習、認知拋錨式教學、認知彈性學習、分布式學習等國際上前沿且被實踐證明為有效的學習與教學模型，卻都將建構主義作為其後台的支撐性理論，共享著有關建構主義的很多思想與假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西方學術界自上個世紀末所發起的學習理念之革命，無一不在鞏固、洞閉加深與完善建構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想的合理性與沖擊力，無一不在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深處尋覓建構主義思想的真正的生命張力。因此。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都開始認識到，「不是建構主義本身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論，而是我們在言說、在實踐建構主義思想時走了樣」，那麼，辨明建構主義的思想實質、建立對建構主義的理性自覺、克服對建構主義的諸多誤讀，即是處於當前課改大潮中的人們急需補上的重要一課。

一、建構主義並非一種否認客觀世界存在的學說

幾天前，一位台灣的課程學者楊教授來南京大學給教育系的師生做報告。從其報告的內容看(關於台灣課程改革的興衰成敗)，他對建構主義很明顯地持一種不贊同立場。在報告的一開始，他向聽眾拋出了如下一個問題以引出其對建構主義的認識，「站在你們面前的楊教授真的存在嗎?」顯然，他的意思是說，建構主義強調任何事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包括現在正在演講的「楊教授」。現場觀眾的一片笑聲似乎表達了對楊教授幽默且看似深刻的見地的贊同。其實，如果大家都冷靜地思考一下，按照這一邏輯，世界上就沒有什麼事物是客觀地存在的了，任何呈現在大家面前的事物(高山、大樓、河流等)都是人們主觀建構的一種意念，或者說，都是每個人頭腦中的一種現實幻象。很明顯，楊教授是想把「現實世界都非真實存在的」這一荒謬的認識安在建構主義的頭上。
其實，楊教授的觀點代表了很多反建構主義者的共同立場。但他們都犯了一個無限泛化建構主義觀點的根本性錯誤。對此，建構主義思想的重要奠基者馮・格拉塞斯菲爾德就曾反復申明：「經常有人指責我是在否認真實。這種看法是對建構主義的根本誤解，……，否認真實的存在是愚蠢的，這將導致唯我論，而唯我論是不可接受的」。實質上，建構主義並沒有否認真實世界的存在，而只是強調對這樣的「真實」，我們沒有一種對其加以認識的適當方式。也恰如馮・格拉塞斯菲爾德所進一步指明的，「我們能定義『存在』的意義，但是只有在我們的經驗世界的領域中，而不是在本體論意義上。當『存在』一詞運用在獨立於我們經驗的世界(即一個本體論的世界)時，它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意義，而且也不可能有什麼意義」。所以，建構主義思想始終不會在本體論的范圍中打轉，也不會陷入統治西方思想界近兩千年的「思維與存在何謂第一性」的本體論謎團中並使自身走向迷失，它關注的是人們對客觀實在的「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限度與可能。
由此我們更可清晰地看到，科學知識是人類群體對外部客觀世界的一種「認識」，這種認識即是一種「建構」。建構的認識在一定的時空范圍中是穩定的、不變的，但在更長的時空界域中卻可能是需要修正、完善與變化的，這體現了科學知識的累積與發展的特性。由此可見，科學並非否認客觀世界的存在，而只是否認科學知識作為絕對鏡像式的存在，並主張，作為一種「人類認識」的科學知識，是在人類群體的經驗范圍中的一種「建構」，是主體世界與客觀本體世界的一種聯系，它發生在這種彼此聯系、相互交織的中途，這與建構主義的思想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說，上述的思想正反映出，建構主義對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做出了較為深入、准確的刻畫與敘述。由此可得到一個頗具辨證意味的推斷，即，對建構主義答茄的所謂「反科學」特徵的批判，實際上就是一種對科學本身的批判；對建構主義的所謂「反知識」特徵的批判，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對知識本身的批判。說白了，這種批判源自對建構主義思想的誤讀或膚淺的理解。

二、知識的適應性――建構主義思想在教育中的張力

承接上述的論述，一個有趣的問題自然地涌現出來，即，人類所建構的認識是否是任意的、無限制的、隨心所欲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為建構主義思想的重要奠基者，瑞士著名的心理學家皮亞傑一再強調。「認識是一種適應性活動」。這一觀點承接了生物進化論的適應性思想，即是強調，具有適應性的動物有一套處理它們所生存環境中各類困難的行為本領，而人類的知識作為一種概念和行動綱要，本質上就是動物行為本領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可知，人類的認識(或知識)不是漫無目的、隨心所欲式的建構，而是在一定的經驗背景中、在認識者所賴以生存的事物與關系的網路中產生的，或者簡而言之，在一種情境脈絡中所產生的，是主體在適應外部世界對人類的要求的過程中所自然涌現的。
根據知識或認識的適應性觀點，傳統認識論中的真理概念、傳統教育學中的「正確或錯誤」的概念，就要被一種新的觀念――「生存力」所取代。這一觀念仍然取自生物學領域，即，在生物學家看來，只要活的有機體能設法在環境中生存，它便具有生存力。由此，建構主義者認為，如果概念、模式、理論等能證明它們對於自身被創造出來的情境脈絡是適宜的，那麼它們也具有生存力。「生存力」與真理完全不同，它與目標、意圖形成的情境脈絡相關聯，它在適應這種境脈的特殊性中產生，甚至可以說，它是個體生命適應力的一種真實表達。
知識的適應性以及隨之產生的「生存力」觀念，對於教育思想的轉變產生了極大的挑戰和沖擊。在孩童身上經常出現的所謂「錯誤概念」，在成人、科學家、專家等的眼中的確是錯誤的，但從每個個體的孩童角度來看，這些錯誤概念在其經驗世界中是有效的、是相融的，或者說，在孩童的相關情境脈絡中是具有「生存力」的。這些對孩童而言是合理的觀念，如果得不到教師或成人的悉心關注與耐心引導，則這種所謂「錯誤的」、但卻是「合理的」觀念，將可能長時間地這樣「錯誤」下去、「合理」下去。因此，馮・格拉塞斯菲爾德建議，「教師必須要關心學生頭腦中發生的事情，要傾聽學生，解釋學生所做的，並試圖建立起學生概念結構的『模型』。當然這是一項容易出錯的工程。但若不這樣做，任何旨在改變學生概念結構的努力都只不過是一種偶然事件，或許還會失敗」。

三、我們可以言說一種所謂的「建構式教學」嗎

台灣學術界曾把2001年開始的台灣新課程改革中的核心理念標榜為「建構式教學」，並將其內涵幾乎等同於作為一種教學方式的「發現式教學」。台灣學者後來在 總結新課程改革失敗的經驗時，大都認為，建構式教學、進而所謂的建構主義是導致這輪課改失敗的罪魁禍首。實質上，台灣學術界在課程改革的起點上就犯下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即，完全窄化了建構主義的思想內涵，剝離了建構主義所真正具有的哲學上的思想張力。
如上文所述，建構主義思想給教育帶來的，不僅僅是所謂教學方式上的轉變，而更是一種對學習者、對學習、對教育等認識方式上的根本性變革。傳統意義上的二元對立的教育思維方式，已經被一種更加連續的、更加關注學習者經驗的、更加富有人本意境的全新思想框架所替代。建構主義更加強調的是教育者看待教育的深層認識論的轉變，而不僅僅是所謂的外顯教學方式的彼此替代。更具體地，建構主義更強調的是個體內在的認識發生機制，而教學方式則關注外部的行為表現及其具體呈現。打一個有趣的比方。就吃飯來說，是自己動手吃，還是靠別人喂，就好比是發現學習還是接受學習，這里只存在著學習與教學方式上的不同罷了。但吃下去的飯，是否能靠自己去消化，消化得怎樣，這就進入到了「建構」的范疇中了。建構的好壞。取決於這個有機體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性如何，取決於這個有機體自身的經驗的質量高低與類型差異。所以說，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著名心理學家奧蘇伯爾就曾用有意義學習與機械學習、發現學習與接受學習這兩個維度來描述人類學習的具體類型。很顯然，建構主義所強調的學習對應的應當是有意義學習，它主張這樣的學習必定是主體在自身經驗基礎上的主動積極地建構。而如果按照台灣學者的看法，將建構主義安置在發現學習的范圍內。則顯然犯了歸類上的低級錯誤。發現與接受，都只表明了教學方式上的差異，而不涉及學習者個體的內在經驗上的任何變化。而奧蘇伯爾早已十分明確地闡釋道，發現學習有可能是機械的，如果這樣的學習脫離了學習者的內在經驗；接受學習也可能是有意義的，如果這樣的學習與學習者的內在經驗產生著實質性的、非人為性的關聯。
在今天的國內外教育實踐現場，大量標榜「建構式教學」的言與行普遍地存在，這其實反映了人們對建構主義所具有的思想張力仍缺乏清晰的、深刻的認識。當建構主義真正走入了一個教育者心中的時候，當建構主義真正成為一個教育者秉持的信條時，他已經不會過多地糾纏在所謂外部的、表面的教學形式是否更具「發現性」上了，他必定會更加關注學習者的內在經驗結構，更加關注學習者頭腦中正在發生著什麼，並將這種深入的、細致的思考作為其設計教學的重要起點。教學的藝術性、教學的魅力，恰恰體現在教師對學習者個體經驗的釋讀上，體現在不同的教師所採取的各不相同的教學方式與手段上(無論是發現還是接受)，體現在不同的教學方式背後所具有的「推動學習者經驗的發展」這一共同目標上。馮・格拉塞斯菲爾德曾說過一句頗具意味的話，筆者願將這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即，「真正的教育者一定是一名建構主義者，無論其是否認識到建構主義這一標簽，他對學生經驗的關注已經在其內心深處深刻地烙上了建構主義的真實印記。」

參考文獻
[1][2][4][6]萊斯利・P・斯特弗，傑里・蓋爾 主編，教育中的建構主義[M]，高文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3―20
[3]呂林海，走出建構主義思想之惑――從兩個方面正確把握建構主義理論及其教育意蘊[J]電化教育研究，2007(11)
[5]鄭太年，學習：為人的發展[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