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吳晗清教授

① 聽吳晗清教授報告有感

      近日聽了北師大教授吳晗清教授關於《「核心素養」與高考改革》的報告。

      在報告中，吳教授明確告訴我們說，核心素養包括三部分：人、個性、社會性，也就是首先要求學生學會學習、健康生活。如果在教學的過程中一味的強調學生的成績，而不「授之於漁」，那麼我們是無法做到真正培養學生的素養的。

      其次是要培養有個性的學生，羨嫌這是我們教學的根本，我們區別於工廠的地方，不是製造產品，而是必須要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批判精神、處理信息的能力，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意識，敢於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同時，核心素養的關鍵還必須要求學生要有責任擔當，也就是要有主人翁意識，要敢於承擔社會責任，要學會合作與交往，悅納世界。正如愛搏備因斯坦的《論教育》中說到的一樣， 如果我們的社會全部是由像蜜蜂或者螞蟻這樣毫無個性的人組成的，那麼我們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前景的、沒有生命力的社會；相反地，如果一個社會全部是由有個性的人組成，而這些有個性的人卻沒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性，彼此之間沒有良好的溝通與合作，那麼這個社會將是一個混亂的社會。因此，學校要培養孩子良好的個性以及良好的社會適應性這兩個重要的品質。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吳教授覺得學生的核心素養有三點，所謂的「三商模型」：

      一是智商。學生學業成績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腦袋裡面的知識很多是碎片化的，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體系。學校教育需要引導孩子構建一個完整的結構化的知識體系，需要學生投入情感體驗以及思維深度。      二是情商。情商有兩個方面，一是讓孩子認識自己，不管自己多麼優兄銀手秀，也不是世界的中心。如俗話所說，地球差了誰照樣轉；其次是體諒別人。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缺乏一種換位思考的習慣，經常開啟互害模式。應讓學生認識到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發菩提心、行菩薩行。

      三是行商。所謂的行商就是在信仰的前提下，正能量地把美好的夢想轉化為現實的堅持不懈的卓越的行動力。哈佛大學曾有一項對畢業生的調查：在畢業之前，發現大概有3%的學生有長遠而清晰的人生目標，有10%的學生有短期的發展目標。若干年後發現，當年這些在學校里有長遠夢想的孩子幾乎都成了各行各業的精英，基本活躍在社會各界的上流。那些60%缺乏長久目標和夢想的絕大部分學生，畢業後就變得比較平庸了。

      是的，要想把學生培養成真正合格的具有高素養的人才，任重而道遠。

②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有哪些名人

北大學子中涌復現了近四百制位大學校長，遍及中國各大名校正校長，包括：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袁寶華、北京師范大學校長徐旭生、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校長顧方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李未、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陳光中

③ 三十年前好用功的作者

1946年夏，王思治初中畢業。兼任班主任的文老師充滿深情地為這個畢業班親手填詞作運察碰曲，譜了一首《班歌》：

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兒有志即英雄。

三不朽德最崇，我校訓"能"與"功"。

盈盈卅二子，融融坐春風。

但願淡如水，不願如醴濃。
這首內涵豐富的《班歌》是文老師送給學生的最好禮物。古人講"三十而立"，故有"三十年前好用功"之句，"三不朽"是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能得到尊崇的。蜀光中學的校訓是"能"與"功"二字，要求學生在校時一定要有志向，要學到真本事，將來到社會上才能建功立業。"盈盈卅二子"以下是說全班32個學生，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你們今後一定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能像小人那樣以利相交，如甜酒般濃稠。《旁談班歌》蘊含著為人處世的深刻哲理，一直為王思治所銘記不忘，而文老師循循善誘的師德也給王思治留下了永恆的風范。上高中後，文理分班，已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濃厚興趣的王思治非常乾脆地選擇了文科。
中學國文老師和《班歌》

王思治1929年8月22日生於四川自貢。這是中外聞名的鹽都，王思治的家就因為鹽業而跨入殷實之家的行列。那是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時代，能夠上學堂讀書並能持續下來已非易事，但王思治卻幸運地完成了高小、中學的學業。1942年，他考入在全川有名的蜀光中學。位於自貢城的這所學校與南開中學齊名，校長就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受鹽商經濟支持，該校能夠在全省招聘優秀教師，因而一直能夠保持很高的教學水準，王思治正是在這里遇到了一位深刻地影響他人生道路的國文老師。

這位從川東受聘到蜀光中學執教的文玉笙老師有很深的國學根底。剛開始，王思治和他的同學們對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尚渾然不知，當然也談不上興趣，是這位誨人不倦的先生引導他們步入傳統文化的殿堂。王思治至今仍能清晰地記起初中課堂上常見的一幕：文老師身著長衫，背著手，踱著方步為學生朗讀和講解古文名篇，他的朗讀高吟低唱，十分投入，很有韻味，他的講解旁徵博引，通俗易懂，蘊含豐富的感情。開始同學們都笑他迂腐，但在潛移默化中，傳統文化所展示的新奇天地就猶如巨大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著王思治的心。在文老師的影響下，王思治從初二就開始在當地報紙上發表文章。1944年到1945年，僻處大後方的自貢也經常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王思治等被迫轉移到鄉下躲避，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那令他魂牽夢繞的國文課堂中。

學爭鳴中一個年輕的聲音

1949年夏，王思治高中畢業後考入華西大學哲史系，大學第一學期尚未結束，成都解放。時代的轉換在使青年王思治備感振奮的同時也極大地影響著他的治史之路，從此他得以在新的時代氛圍中走上一條迥異於先輩學者的學術道路。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觀點重新認識和詮釋中國歷史，成為時代對新老史學工作者提出的共同要求。因了這樣的機緣，依靠勤勉、多思和青年人善於吸收新事物的特點，王思治的史學研究才華得到了沒悔初步的展現。

在華西大學，本已對歷史學有濃厚興趣的王思治如魚得水，在廣泛涉獵中國歷史典籍的求學道路上進一步領略到傳統文化的魅力。他潛心學習，沉浸於對歷史知識的"貪婪"攝取中，鮮有閑暇和娛樂的時間。這時，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嘗試著用唯物史觀觀察、思考和認識歷史發展的進程。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王思治轉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史學名家徐中舒、繆鉞、蒙文通、蒙思明等在精心講授的同時，還讓學生每個月到家中探討學術問題，師生關系融洽而密切，系統的學習和名師的指點使王思治很快打下比較深厚的國學根底。1953年，大學畢業的王思治考入人民大學歷史教研室讀研究生，繆鉞先生致信王思治，對這位得意弟子的進一步深造提出"厚植基礎"的希望。

1998年8月，王思治夫婦和學生們在一起

在人民大學讀書期間，許多同行都發現，王思治的史學論文思路開闊，具有濃厚的思辨色彩和理論魅力，常常是一氣呵成，有高屋建瓴之勢，具環環相扣、層層遞進之效，而這都得益於他剛入人大時的理論訓練。王思治回憶說，進入人大的第一年學校給他們發的理論著作就有兩尺多厚，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文選》、《毛澤東選集》、《資本論》等，還有各式各樣的輔導材料，開的課程也是傳統的四大理論課，即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共黨史，學生們被要求完全研讀原著，那真是一項吃力又費神的事情。通常的安排是，上午專家講授，下午研讀，晚上輔導，最後的考試又頗為嚴格，是在幾百道口試題中抽簽回答。事隔多年，王思治還感嘆道："那一年真是讀了不少書。"

五六十年代，是傳統史學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轉型期，在"重新改寫"歷史的潮流中，史學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熱鬧場面，關於中國歷史發展的諸多重要問題都在學者之間展開熱烈的爭鳴。

最引人注目的是被形象地稱為"五朵金花"的五個問題的爭鳴，即古代史分期問題、歷代土地制度問題、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其中又以古代史分期問題的爭鳴歷時最久、影響最大，吸引了許多專家學者。這里主要有三種意見，即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魏晉封建說，王思治是魏晉封建說的重要代表之一。

1954年，剛剛創刊的《歷史研究》發表了翦伯贊先生的《關於兩漢的官私奴婢問題》一文，旨在論證漢代是封建社會，以支持其西周封建說。針對這篇文章，王思治在《歷史研究》1955年第1期上發表《關於兩漢社會性質問題的探討》一文，長達兩萬多字，顯示了青年王思治敢於向權威挑戰的勇氣，其時他還是不滿26歲的在校研究生。這是《歷史研究》創刊後第一次發表年輕人的文章。文章發表前，尹達副主編特意把王思治叫到編輯部，說："文章寫得不錯，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歷史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你是知道的，在這上面發表文章很不容易，特別是發表你們在校研究生的文章。你千萬不要驕傲，不要翹尾巴，不要自我陶醉、自我滿足。"不久，王思治又相繼發表了《再論漢代是奴隸社會》、《三論漢代是奴隸社會》、《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崩潰問題》等一系列論文，對社會性質劃分標准、兩漢生產力水平、生產關系狀況、奴隸勞動的社會影響、中國奴隸社會解體的基本途徑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其論文資料豐富，考證精當，論述周詳，引起了史學界的高度重視，也使"魏晉封建說"成為關於古代史分期諸觀點中一種比較成熟的理論。以參與古代史分期問題的爭鳴為契機，王思治得以愉快地遨遊在史學的王國里。

科學是不分地位、不講輩分的，在史學爭鳴中出現年輕的聲音正是歷史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

那個時期，王思治經常有幸參加中國史學會在北京飯店或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辦的學術活動，從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等前輩名家那裡獲益良多。隨著學術視野的開拓和研究領域的擴大，業已承擔繁重教學任務的王思治還參與了"農民戰爭"、"歷史人物評價"和"清官"等問題的討論和爭鳴。王思治與吳晗先生關於"清官"問題的兩次辯論發生在1964年的六七月份。

吳晗以海瑞為例，認為封建社會存在著清官，他們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是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王思治則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在封建社會的統治集團中，有一種人能起到緩沖和調節的作用，他們的確為百姓所擁戴，亦會得到皇帝的表彰，他們就是所謂的清官、好官。他們的存在，說明封建統治集團在如何實現統治的問題上是有分歧的。清官、好官們所信仰的是封建統治思想中仁政的思想，並以此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從階級分析的角度來看，歸根結底他們和他們的思想都不可能超越封建制度的范圍，都是服務於封建國家長治久安要求的。吳晗對後學者的意見非常重視，雙方又進行了第二個回合的辯論。豈料辯論的雙方後來都受到了政治運動的沖擊，吳晗因撰寫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引發"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他的悲劇結局盡人皆知；王思治的"清官論"也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圍攻。當時有的觀點認為，封建社會中的清官比貪官更壞，因為他們麻痹了農民的反抗意識，不利於階級斗爭的進行和社會的發展。這自然是荒唐年代形成的荒唐邏輯，而王思治只能以沉默應對。

1978年8月，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勢下，《光明日報》專門請王思治三論清官政治，他結合現實問題暢所欲言。他強調：對歷史人物或事跡的評價要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和社會進步為標准，有針對性地批判了"四人幫"所奉行的法西斯文化專制。

潛心於清史

"文革"初期，大學校園首先受到沖擊，正常的教學、科研秩序陷於停頓。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處於盛年的王思治被迫中斷了教學和科研工作，他時常被一些單位借用，做臨時性的文字工作。更為嚴重的是，1969年11月，全體人大教師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縣"五七"幹校，王思治和愛人及3個孩子也全部到余江安家落戶。王思治作為主要勞力，從事的是打石頭、蓋房子、做農活一類的重體力勞動。盡管他費盡心思地將自己的藏書全部帶到"幹校"，但鮮有時間讀書自娛和從事研究。看到許多名教授無謂地消磨時光，想到自己一輩子都要在余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和改造，王思治深深感到這樣的思想禁錮豈止是人才的極大浪費，更是中華民族的一場災難！在費解、憂愁以及多少有些無可奈何的心境中，王思治在余江度過了兩年多的時光。1972年2月，因為著名歷史學家尚鉞修改《中國歷史綱要》的需要，他被抽調回京，而人大其他教師是在半年之後才全部回來的。

人大教師回京後所面對的是學校解散的厄運。王思治和歷史教研室的同行們集體轉到北京師范大學。1972到1978年，王思治在隸屬於北師大、由郭影秋和尚鉞先後擔任組長的清史研究小組工作，1978年初人大復校時又回到人大。清史研究小組不久發展成為清史研究所，王思治具體從事清前期歷史的研究，他的學術研究發生了重要的轉向，同眾多學者一樣，他的研究風格從過去注重宏觀歷史問題的闡述發展到偏向具體歷史課題的探索了。

發生這樣的轉向是很自然的。清前期不到200年的歷史是一塊亟待開發的處女地，長期以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史料浩繁而研究成果寥寥，研究者在這里大有用武之地。談到清史資料的豐富程度，王思治常講："內閣大庫的清朝檔案，每份上面點一個點，就要900多萬下，更甭說提煉內容提要了。"而各種類型的官修史書、私家著述、文人筆記、外文資料等等，更可謂汗牛充棟，以至於說清任意一個具體的歷史問題都要以佔有大量的史料為基礎，研究對象的規定性決定了掌握和辨析大量史料的重要性。研究者不僅要長於從宏觀角度探尋歷史演變的規律，而且要精於具體史實的考證，也就是說，必須兼具宏觀把握和探幽發微的雙重眼光。

挾秦漢史研究的雄厚基礎，王思治在清史這一廣闊的研究領域縱橫馳騁，步入其學術生涯的全面收獲階段。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在清前期歷史地位、清代皇位繼承製度之嬗變、明清之際社會矛盾、明清之際歷史人物評價、明清文字獄、宗族制度、清代封建官僚政治、清少數民族政策及國家統一問題、清代中俄關系、承德避暑山莊、兩淮鹽商的興衰以及清代重要歷史人物皇太極、康熙、雍正、範文程等諸多問題上都發表了精闢的見解。他參與主編的《清代人物傳稿》歷時十餘年，是一項兼具學術性和資料性，為編纂大型清史而准備的基礎性工程。

過去，由於人們過分強調清朝政權的民族壓迫性質，對其許多帶有積極意義的政策和措施視而不見，這就難免得出一些失之偏頗的結論。王思治主張學者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公正、客觀地評價有清一代的歷史。他指出，清朝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於以往的朝代，這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已經東來，試圖尋求殖民地和市場，而封建社會一直存在的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問題，在邊疆地區也因外國侵略勢力的插手改變了以往的性質（當然不能認為這些地區發生的每一事件都與此有關）。如果殖民勢力的侵略陰謀得逞，後果之嚴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當中外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從最初相遇時起，中國就面臨著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多民族國家、抵禦外國殖民主義的歷史任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世界歷史的范圍來觀察明清之際的歷史。盡管當時早期資本殖民勢力還沒有力量佔領中國，中國被瓜分的危險也不是現實的存在，然而，殖民勢力既然已經到來，就一定會接踵而至。在18世紀、19世紀，正是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十分猖獗的時期。歷史業已證明，已經腐敗的明朝是難於肩負起抵禦正在到來的外國殖民主義的使命的，而明清之際的內戰又給他們以可乘之機。因此，清軍入關、清王朝的統一、重建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結束分裂惡戰局面，從當時的歷史大局看，是應予肯定的。而清朝在加強國家統一問題上所作出的歷史貢獻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擬的。然而，也要指出，在"康雍乾"時期，與西方世界相比，中國落後的差距加大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清王朝加強封建專制主義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惡果，其影響也是深遠的。

中國史學向來有察古知今、經世致用的傳統，史學的功能可以從歷史和現實的緊密聯系中找到答案。談到清史研究的價值，王思治坦言：作為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離現在比較近。要科學認識國情，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遇到的許多問題都要回溯到清代，研究清史不僅是很有價值的學術課題，也是富有現實意義的，對我們認識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諸多重要問題大有啟迪。比如，我們今天基本上繼承了清代的版圖，與周邊國家談邊界走向問題，所依據的就是清代形成的各種邊界條約等資料；清代實行的閉關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非常典型地說明一個民族要想發展，要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絕不能走閉關自守的道路，這就從歷史教訓的角度論證了對外開放的必要性；再如，清朝有過"康雍乾"盛世，也由於由盛轉衰遭到列強的欺凌，承受了半個多世紀的國恥，這顯然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素材。如此等等，都說明了清史研究是一項應予加強的文化事業。

心血凝成的治學之道

孜孜治學半個世紀的王思治對於治學之道有著深刻而獨到的理解。他認為，史學就是治史者通過自己的研究所形成的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治史第一原則是尊重史實，切忌作無根之游談，於史無據或史實失真的觀點猶如插地不深的桿子，看起來巍巍然高聳入雲，其實一碰就倒，只能嘩眾取寵。而認識歷史，則需要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透過歷史的表象，把握其時代特徵，這是歷史認識能否富有哲理性、能否高屋建瓴的重要標志；歷史的發展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極其復雜的過程，不同歷史時代的發展和演進各有其深層原因，它往往是多種社會力量彼此制約、相互作用的結果，因而常常伴隨著陣痛或付出巨大代價，有時還要出現局部的、暫時的倒退，呈現出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態勢；歷史和現實是密切聯系的，由歷史形成的民族傳統是使一個民族具有獨特性和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對治史者而言，科學地認識歷史及其發展軌跡和規律性，自然會從歷史的啟示中傾注對國家、民族的關心。換句話說，治史者對歷史的認識，在尊重客觀歷史的前提下，將從現實生活中決定自己的價值取向，從而最大限度地、准確地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

王思治不僅是治學精深的學者，而且是誨人不倦的嚴師，多年來，他一直堅持在教學第一線，先後培養了十餘名博士研究生。他對學問的認真，對學生的嚴格要求是每一個了解他的人都能體會到的，這使他有時甚至顯得迂闊，他只是按自己對於做學問的真誠理解去說話、去辦事，絕無任何遮掩和造作，真正屬於一個本色的學者。1997年夏天，他不慎扭傷了腰部，當時恰好要為一青年學者的論文進行評閱，他就半躺著仔細地閱讀，家人和學生都勸他注意休息。但他認為馬虎不得，終於逐字看完，並提出了6000多字的詳細修改意見。事後，他又多次問自己的學生，自己的批評是否過於嚴厲，那位同志能否受得了，對後學者嚴格而又關愛的態度溢於言表。對自己帶的研究生，他更是不講虛禮，嚴格要求。一般來說，在答辯會和主題報告會這樣重大的場合，導師都不會對自己的學生提出難題，而他在這樣的場合所提的問題往往比其他老師還要尖銳和深刻，常常令學生下不了台。他常對學生講："丟臉要丟在家裡，我現在不給你們指出，你們出去以後會真的被人笑話。"

積半個世紀治學的經驗，王思治強調，研究歷史，第一要學會"潛心"，第二要做到"陳言務去"。 與上述要求相對應，治史者應注意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大忌，其一是空腹高心，缺乏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精神，有似"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朝嫌劍花凈，暮嫌劍光冷。"其二是頻繁換題。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或稍受挫折，便畏難而退，或一個題目開始不久，因受外力影響而心猿意馬，另覓他題，或是被資料牽著鼻子走，讀到有興味的材料，本已與自己研究的課題關系不大，卻恣意馳騁，離題遠去，這就很難在學術上取得優秀成果。

寫到這里，筆者忽然想起一位哲人的話："把興趣轉化為職業的人是最幸運的。"果如是，王思治這一輩子當是充實、愉快和令人羨慕的。

④ 中國當代十大歷史學家

呂思勉（.2.27—1957.10.9），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漢族，江蘇常州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先後在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修科、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沈陽高等師范學校、蘇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等校任教，曾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代校長。早年還曾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51年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呂思勉史學代表作品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秦漢史》《先秦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呂思勉讀史札記》《宋代文學》《先秦學術概論》《中國民族史》《中國制度史》《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札記》等。

翦伯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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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贊（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常德桃源縣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傑出的教育家。翦伯贊先生早年參加過「五四運動」，北伐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翦伯贊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長，以及中央民族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翦伯贊是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之一。他治學嚴謹，著作宏富，為史學界所推崇和頌揚，主要著作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第一、二卷）《中國史論集》《歷史問題論叢》等，並主編了《中國史綱要》。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8日，中央專案組以交代「有關劉少奇的問題」為名對翦伯贊進行逼供，時年70歲的翦伯贊與夫人戴淑婉服用安眠葯自殺，以死抗爭。

⑤ 《匆匆》的作者簡介，急求

1、《匆匆》的作者朱自清簡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華、號秋實，改名自清；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省東海縣（今連雲港 市東海縣平明塌臘鎮）；現代傑出的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主要作品有《背影》、《春》、《梅雨潭的綠》、《荷塘月色》。

2、《匆匆》是現代傑出的散文家朱自清寫的一篇膾炙人口的散文。文章緊扣「匆匆」二字，細膩地刻畫了時間流逝的蹤跡，表達了作者對時光流逝的無奈和惋惜。團或滑

文章的特點：一是結構精巧，層次清楚，轉承自然，首尾呼應；二是文字清秀雋永，純朴簡練；三是情景交融，無論是寫燕子、楊柳、桃花，還是寫太陽，都與「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的感嘆融為一體，處處流露出作者對時光流逝感到無奈和惋惜。

(5)北京師范大學吳晗清教授擴展閱讀：

創作背景：

《匆匆》寫於1922年3月，恰逢「五四」運動落潮期。當時的「五四」 知識青年忙於救國，忙於追求進步；他們備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壓迫， 卻沒有停止追求進步的腳步；他們苦惱、彷徨， 卻在冷靜的沉思後， 繼續追趕人生的路。

「五四」運動落潮期的現實情況讓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並不甘心於沉淪。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義」立場上執著地探尋與追求。朱自清依託春景激發內心情感，藉助想像釋懷美團神好。

⑥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簡介

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

1、陳獨秀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今安慶）人。

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革命家與改革家、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偉大的啟蒙思想家。

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的思想指導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創始人。

2、李大釗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樂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1913年畢業後東渡日本，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不僅是我黨早期卓越的領導人，而且是學識淵博、勇於開拓的著名學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中，佔有崇高的歷史地位。

3、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

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4、蔡元培

蔡元培，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漢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

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進步人士，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

5、胡適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筆名胡適，字適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

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6)北京師范大學吳晗清教授擴展閱讀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第二捲起更名《新青年》），次年《新青年》雜志編輯部遷到北京，李大釗、胡適、魯迅等成為主要撰稿人，他們高舉「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發表了大量抨擊尊孔復古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否定儒家學說的新主張。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邀請了胡適、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許多具有新思想的學者到校任教，並提出了「兼容並包」的學術思想。就這樣，《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宣傳陣地。

在《新青年》影響下創刊的《新潮》、《每周評論》以及《國民》、《北京大學月刊》、《新教育》等先後加入了宣傳新文化的行列。五四運動之後，宣傳新思潮的刊物更如雨後春筍，短時間內竟達到數百種之多。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包括宣傳科學、倡導民主和批判舊思想這三個方面。

宣傳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知識、科學精神與科學思想的宣傳，尤其重視科學的原則與方法。他們將生物進化論、創造進化論、實證主義、唯物主義等等都作為科學介紹到國內，還介紹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學家的思想和自然科學知識。

倡導民主：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精神兩方面的宣傳內容，重視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從而使民主、科學觀念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批判舊思想：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意識到，如果不對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進行徹底的批判，新的文明觀念便無法立足，新的國民性格也就無從建立。

因此，他們在宣傳民主與科學的同時，對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批判，發起了「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運動，使得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及人生哲學等觀念受到沉重的沖擊，為西方現代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大量傳入打開了局面。

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西方不同國家、不同派別、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和思想觀念紛紛被介紹到國內。其中，杜威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羅素哲學、托爾斯泰與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柏格森與杜里舒的哲學尤為引人注目。

由於胡適在美留學時受業於杜威門下，蔣夢麟、陶行知也曾從學杜威，並對杜威教育哲學頗感興趣。他們都力圖將杜威哲學推廣於國內，於是便有了五四時期杜威夫婦訪華講學之行，從而使杜威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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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明朝大歷史

作者：吳晗

豆瓣評分：7.6

出版社：陝西師頌笑配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10-1

頁數：440

內容簡介：

《中國通史》是呂思勉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成為「孤島」的時候，為適應當時大學教學的需要而編寫的。一經出版，暢銷數十年，成為讀者了解中國歷史的最佳讀物。《中國通史》分上下編，上編是中國政治史，講了中國歷史大事及中國歷史的演變，下編為中國文化史，分門別類地、有系統地敘述了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中國通史》不僅對想了解中國歷史大事的讀者有用，而且對掌握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及學術文化等系統的知識有很大的好處。

原作上篇為中國文化史，下篇為為中國野指政治史，今為方便讀者閱讀，將中國政治史作為上篇，中國文化史作為下篇，文字做了少量的技術處升皮理。

作者簡介：

吳晗（1909－1969），著名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浙江義烏人。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在胡適和蔣廷黻的提議下專攻明史。1937年任雲南大學歷史系教授，1940年任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1949年後，歷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等職。

吳晗是我國少有的明史專家，曾出版《朱元璋傳》、《歷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讀史札記》等。因撰寫劇本《海瑞罷官》，被林彪、四人幫藉此迫害而死。1979年，吳晗冤獄平反。

⑧ 百家講壇有什麼人講的歷史是比較靠譜的

一個以文化人、歷史專家、教師為主的《百家講壇》在娛樂當道的年月里成為熱門節目，到現在，在《百家講壇》推出過講座的人已超過了20位，這些人在上「講壇」前，影響力只限於小圈子裡，但在央視走了一遭，他們名氣爆增，成為公眾眼中的明星。他們能走紅，除了央視這個造星平台外，他們所具有的獨特氣質才是成為觀眾

追捧的主要原因。

最投入——孫丹林

孫丹林是渤海大學的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中文。文史不分家，研究歷史也成為孫丹林教授的愛好。孫丹林教授分析了《百家講壇》之所以得到眾多觀眾的青睞的原因：《百家講壇》充當了橋梁，真切地拉近了專家學者和普通百姓之間的距離，專家學者的靈活講述，加上電視手段的運用，讓《百家講壇》這個安靜的節目成了觀眾收視的一匹黑馬；另外，《百家講壇》使一些原來只在書齋里傳播的文化和觀點，與普通百姓見面了，百姓也非常渴望得到這方面的知識和信息。

孫丹林在《百家講壇》講過陸游、講過唐伯虎，會時不時蹦出一些「帥呆」、「酷斃」等新潮詞彙。當他講到陸游釵頭鳳的經過時，連一些觀眾都被他講哭了。

最灑脫——孔慶東

孔慶東，北大教授。祖籍山東，系孔子第73代直系傳人。1983年自哈爾濱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錢理群先生的開山碩士、嚴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現代小說與武俠小說，語言駕馭出色，文章不僅生動有趣且憤世嫉俗。出版：《北大往事》《青樓文化》、《井底飛天》、《金庸俠語》、《空山瘋語》等。他那種差不多是與生俱來的幽默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慶東說起金庸小說基本可以不看講稿，憑他不凡的經歷和獨特的思考方式，有人甚至戲言孔慶東是「北大的馬克．吐溫」。

最具人氣——易中天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長沙人，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文學、藝術、美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人類學》等。近年撰寫出版了《帝國的惆悵》以及「易中天隨筆體學術著作．中國文化系列」四種：《閑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讀城記》《品人錄》等。

易中天，這個具有八卦精神的教授用一種平民化的方式在電視上講起了歷史故事，讓他迅速成了「超級教授」，並已有了龐大的「易粉」群。

最爭議——劉心武

劉心武，四川成都人，當代作家。先後擔任北京第13中學教師、北京出版社編輯。近作長篇小說《鍾鼓樓》標志著創作的新高度。劉心武擅長青年題材，把塑造人物同對生活思考的抒情議論結合，是他小說的藝術特色。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一出，「紅學家」一片嘩然，認為他創出的「秦學」屬於歪門別道，但在爭議聲中，劉心武主講節目的收視率卻節節高升。

最另類——紀連海

紀連海是北師大二附中的高級教師、學科帶頭人，長期從事歷史教學工作，算是一位「教書先生」。在央視節目《百家講壇》上說清史。

紀連海的另類首先是身份，他不是專家、教授，而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歷史老師，而他的講座風格也另類，看他的節目，跺腳、拍桌子、雙手顫抖是常見的事情。

最幽默——金正昆

金正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系主任，禮儀與公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從事外交學、傳播學、禮儀學研究。已出版專著、教材12部，發表文章近百篇，共350多萬字。是國內知名禮儀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政府多部門顧問。

金正昆是禮儀與公共關系專家，所有聽過金正昆講座的人都會用幽默來形容他的說話風格，無論是在教室還是在演播室，笑聲總是充滿他發言的全過程。

最關鍵——閻崇年

閻崇年，1934年4月生，山東省蓬萊市人。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研究滿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在《百家講壇》播講過《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興六十年》。

2004年5月，《百家講壇》從北京市社科院找來了閻崇年講清史，此前這個「講壇」的收視一直不溫不火，但閻崇年來了後立馬扭轉局面，節目開始漸漸走上正軌。

最懸疑——毛佩琦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國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長；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 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常務理事；北京鄭和下西洋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吳晗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研究，發表論文60餘篇。

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論》、《永樂皇帝大傳》、《鄭成功評傳》、《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國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國明代軍事史》（合著）；主編有：《歲月河山—圖說中國歷史》、《歲月風情—中國社會生活史》、《十大後妃》、《百卷本中國通史??明史10卷》、《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中國狀元大典》、《四庫全書大辭典?史部》等。最新出版著作：《毛佩琦細解明朝十七帝第一部》 。

毛佩琦《百家講壇》主講的「明十七帝疑案」，收視率排名位於去年《百家講壇》所有講座的第二位，明朝的懸疑故事在他口中一一破解，也掀起了民間「明史熱」。

最嚴謹——馬瑞芳

馬瑞芳，著名學者、作家，1942年生於山東青州，1965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現任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古代文學學科學術帶頭人。2005年初，山東大學的馬瑞芳教授在CCTV-10《百家講壇》開講《說聊齋》，她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和活潑的敘事方式贏得社會各界觀眾的廣泛歡迎。

馬瑞芳講聊齋吸引觀眾注意，靠的是她嚴謹的治學態度，她曾20多年考察蒲松齡的生平，並沿蒲松齡青年時的「南遊」路線考察，有關《聊齋》的趣事就是這么被發掘出來的。

最學術——王立群

王立群，1945年生，山東新泰人。1982年畢業於河南大學（當時稱「河南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現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典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史記》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山水游記研究和《文選》研究兩個方面。王立群走入《百家講壇》，以他的「漢代風雲人物」系列《項羽》、《呂後》，贏得滿堂喝彩。

王立群和易中天都講過漢代人物，而作為河南大學教授的王立群所講內容更有史學家風范。他在節目中顯得內斂，所講內容考據嚴謹，每堂課結束後都令人感覺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