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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牛津大學艾爾文教授

發布時間: 2023-05-21 14:27:52

⑴ 「數字方案」央行數字貨幣CBDC,來自Algorand的新貢獻


當前,中國數字人民幣正在穩步推進,試點地區已經從「10+1」拓展到15個省市的23個地區,數字人民幣累計交易筆數約2.64億筆,金額約830億元,商戶門店數量達456.7萬個。此外,歐盟和歐洲中央銀行積極支持數字歐元,印度則承諾推出數字盧比。


在各國央行數字貨幣方興未艾之際,由圖靈獎得主、密碼學先驅Silvio Micali教授創建的Algorand公鏈,作為2020年就被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選中作為發行全球首個央行數字法幣的區塊鏈基礎設施,繼續在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領域展現賦能「未來金融」(FutureFi)的風采。



Algorand 研究團隊7月12日發布了《使用 Algorand 發行中央銀行數字貨幣》(Issuing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Using Algorand)年度報告,對一年多來全球各中央銀行的CBDC進展進行了持續研究,提出了建立在兩層零售系統中的公共區塊鏈實例的CBDC混合模型。

在該模式下,中央銀行對 CBDC 擁有完全控制權,同時商業銀行、匯款服務商和其他金融 科技 公司等獲得許可的服務提供商(LSP)能夠促進分銷和交易。與傳統系統相比,基於區塊鏈的零售 CBDC,還促進了更廣泛的金融包容性,特別是對於那些在非正規經濟中可能難以開設傳統銀行賬戶的人。總體而言,與傳統的集中式數字貨幣相比,擬議的設計,可望有助於中央銀行更簡單、更經濟地實現CBDC運作的規模化。


Algorand 研究團隊於2021 年首次發布了關於CBDC的研究報告,本次報告新增了一個部分,聚焦 CBDC 的好處以及中央銀行在更廣泛數字時代背景下的首要作用。該報告定義了數字時代的四個關鍵趨勢,包括不斷增長的數字經濟、作為新的商業模式的資產代幣化、對替代貨幣形式的需求不斷增長,以及去中心化金融作為一種新的金融系統。這些趨勢直接挑戰了中央銀行的一項關鍵任務:確保價念森格穩定。公共區塊鏈的用例,比如該報告提出的模型,有助於中央銀行在數字時代繼續履行其職責。


該報告由幾位出色的經濟學家和研究人員共同撰寫。其中,Andrea Civelli 博士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專注於貨幣政策傳導和通脹建模研究,目前是美國阿肯色大學沃爾頓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Algorand 高級經濟學家。

Co-Pierre Georg博士,南非開普敦大學副教授,南非儲備銀行(南非央行)金融穩定研究組主席,也是Algorand 基金會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他在德國耶拿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訪學。


Pietro Grassano,Algorand歐洲業務解決方案總監,曾在 J.P Morgan工作虛歷超過 15 年,擔任過該機構在法國、義大利、希臘等多個歐洲國家分支機構的領導職位。更早時期,他曾經在巴黎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安達信咨詢公司工作。Naveed Ihsanullah,Algorand 工程研究主管,專注於分布式系統,在下一代應用安全軟體領域擁有 20 多年從業經歷。


除了引言和結論外,該報告其他6個部分的主要內容是:1、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好處:強調數字時代的四個主要趨勢,對中央銀行構成的挑戰,也激發了中央銀行應該發行 CBDC。2、設計高效的 CBDC:基於各種 CBDC 項目經驗,概述了設計高效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原則仔譽畝。3、發行 CBDC 的經濟考慮:討論發行 CBDC 時的經濟影響,從資產負債表和金融穩定影響到貨幣政策效果。4、Algorand 協議:Algorand 協議概述,包括設計原則和協議本身的高階概述。5、使用 Algorand發行零售型 CBDC:Algorand 發行零售型CBDC 的方法,包括相關設計的考慮因素、Algorand網路支持用例的詳細介紹。6、使用 Algorand 發行批發型 CBDC:Algorand 的批發型 CBDC 的設計方法和相關用例。


Algorand 顧問強調CBDC是商業銀行的生命線


CBDC出現後,從國際范圍看,還存在一定的分歧。一些國家的商業銀行甚至將央行可能發行的數字法幣視為生存威脅。


《使用 Algorand 發行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南非開普敦大學副教授、Algorand 基金會經濟顧問Co-Pierre Georg博士,在近期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商業銀行真的不應該將數字法幣視為威脅」,「央行數字貨幣正在為商業銀行提供生命線。」

對於大型 科技 公司越來越多地涉足銀行服務的狀況,目前擔任南非儲備銀行金融穩定研究組主席的Georg認為:「商業銀行確實倒退了,他們會害怕 科技 巨頭們。」


正如中央銀行已將基於區塊鏈、與法定貨幣掛鉤的穩定幣視為調控經濟的潛在威脅,商業銀行也意識到,如果Facebook的 Libra 倖存下來,「如我們所知的,這將是銀行業的終結,」Georg說,「那將是一個不受金融監管的實體,擁有 23 億客戶和比摩根大通銀行市值更多的現金。包括美國的銀行在內,如何與它競爭?他們做不到。」


Georg認為,問題在於商業銀行是在建了圍牆的花園內運營。「他們做產品,他們不做基礎設施,」他說,「商業銀行應該感謝央行在公共基礎設施方面提供了一條生命線,它們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可以競爭,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與 科技 公司競爭。」


「當你與市場上的許多參與者交談時,他們將 CBDC 視為一種可以出售給中央銀行的產品,」Georg說,「這不是正確的做法。如果你建立一個產品,你最終只是擁有 Facebook,而如果你建立基礎設施,你最終會擁有互聯網。」


這就意味著可以與互聯網早期開發者們大致相同的方式共享信息,Georg聲稱,互聯網領域用了大約 30年的時間來制定網路具有交互性的標准。同時,他還認為,CBDC 從一開始就具有互操作性的需求,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結合包括Algorand進行的研究,Georg 建議,一些國家的 CBDC 可以擁有不止一個賬本和一個協議,不一定分為銀行間批發 CBDC 和面向消費者的零售 CBDC。


「你可以擁有一個參與成本更高的零售分類賬本,但它為你提供智能合約;你也可以擁有一個沒有智能合約但每秒交易量非常高的零售分類賬本,」Georg 說,「作為中央銀行,可以同時操作兩者。」


至於區塊鏈,Georg 表示,一場不必要的爭斗是,銀行界的一些人將基於區塊鏈的 CBDC 視為實時結算系統的競爭對手。


「現有的支付系統運行良好,」他說,而且價格低廉、運營可靠,「據我所知從未失敗過。」但是,實時結算系統沒有「促進我們從需要去中心化分類賬的私人加密資產中看到的一些新創新」,例如物理或數字資產的代幣化。鑒於加密貨幣的驚人增長,該領域顯然存在潛力。


「如果你可以將其引入公共基礎設施,假設受到良好監管、由受信任的機構維護,那麼這種新型基礎設施可以支持處於數字經濟核心的新商業模式。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區塊鏈進來的原因,」他說,「你需要一個分布式賬本來確保這個系統中沒有任何人可以復制數據,區塊鏈的秘密超能力就在於它使數據獨一無二。」


就潛力而言,他指出「支付系統的最後一次迭代出現在 60 和 70 年代,當時引入了數字支付。」因為技術的支持,「區塊鏈確實可以促成新的商業模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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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反潮流》著作作者是

以賽亞 伯林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念答義知識分子之一。出生於俄國拉脫維亞的里加(當時屬於沙皇俄弊備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丁等參與了日常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期仔卜慧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大學教授哲學課程,並轉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1966年至1975年擔任沃爾夫森學院院長。 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克思》(1939)、《概念與范疇》(1958)、《自由四論》(1969)、《維柯與赫爾德》(1976)、《俄國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個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現實感》(1997)等。

⑶ 關於達爾文的非凡見解指的是什麼

1859年夏秋之交,英國一家很有名的雜志《季度評論》的編輯威特惠爾·艾爾文收到了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一本新書的樣本。艾爾文饒有興致地讀完了這本書,認為它有一些價值,可是又擔心它的主題過於狹窄,恐怕不足以吸引廣大讀者的目光。他要求達爾文寫一本有關鴿子的書,「每個人都對鴿子感興趣。」他熱情地建議說。

艾爾文的熱情建議沒有被採納,1859年11月底,《物種起源由自然淘汰的作用而來,或優良的族類在生存競爭中保存》正式出版了,每本定價為15先令。第一版上市的第一天就賣出了1250本,自那以後就一直未曾絕版過,而且由它所引發的爭議,也一直從未停息過——對於一個喜歡蚯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要不是出於一時沖動環遊了世界,終其一生很可能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鄉村牧師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1809年2月12日生在英格蘭中部偏西一個寧靜的小市鎮什魯斯伯里。他的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內科醫師,母親是著名的制陶世家喬西亞·韋茲伍德的女兒,她在達爾文年僅8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達爾文從小生活條件優越,可是學習成績平平,這使得他喪偶的父親痛苦不已。「你除了打獵槍、玩狗、捉老鼠,什麼都不掛在心上。你將丟你自己和整個家族的臉。」他父親有一次曾經這樣寫道。凡是回顧查爾斯幼年生活的時候,幾乎總是要引用他父親的這句話。盡管達爾文感興趣的是自然史,可是在父親的堅持下,他還是勉強到愛丁堡大學學醫。然而,他一見到血就犯暈,一碰到病人痛苦就神經高度緊張。有一次,他親眼目睹了一位小孩的手術,小孩聲嘶力竭的慘狀——那時還未發明麻醉葯——給他的精神造成了永遠也無法抹去的創痛。他試著轉學法律,但很快發現這門學科極其枯燥,實在令他難以忍受。最後,他並不十分順利地從劍橋大學獲得了一個神學學位。

鄉村牧師的生涯似乎正在前面等著他,就在這時,一個更具誘惑力的機會不期而然地出現在了他的面前。海軍探測船「貝格爾」號船長羅伯特·菲茨羅伊邀請達爾文一同去遠航——菲茨羅伊的身份決定了他非得跟有教養的人交往——實際上是作為船長的餐桌夥伴。菲茨羅伊十分古怪,他挑選達爾文是因為他喜歡達爾文的鼻子的形狀。(他認為這是性格堅強的體現。)達爾文並不是菲茨羅伊的首選,但是最終還是得到他的認可,因為他更中意的人選跑掉了。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兩個人最顯著的共同點莫過於他們都非常年輕。在他們出發時,菲茨羅伊年僅23歲,達爾文只有22歲。

菲茨羅伊的主要任務是繪制沿海水域圖,可是他的愛好——實際上是極度的熱情——是要為《聖經》中所描述的上帝創造人的文字尋找實證。達爾文曾經接受過神學訓練,這是菲茨羅伊決定讓他一同前往的主要原因。可是達爾文後來不但表現出自由主義的觀點,而且並非全心全意地奉行基督教教義,這成了他們之間不斷沖突的根源。

達爾文在「貝格爾」號上從1831年一直待到1836年。顯而易見,這對於他來說,這既是一次增長閱歷的大好機會,也是一次充滿艱辛和困苦的旅行。他和菲茨羅伊船長一起擠在一個小艙里,這很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菲茨羅伊經常大發脾氣,接著又恨得咬牙切齒,他們經常爭吵不休。達爾文後來回憶說,這種爭吵有時幾乎到了「瘋狂的邊緣」。遠洋航行即使在最好的時候也往往是一件令人煩悶的事——「貝格爾」號的前任船長就是在孤寂與憂傷中用子彈對准頭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而菲茨羅伊來自一個著名的患有抑鬱症的家族。10年前,他的叔叔卡斯爾雷子爵在其擔任英國財政大臣的任期內用刀子割斷了自己的喉嚨。(1885年,菲茨羅伊也以同樣的方式自殺身亡。)即使在情緒穩定的時候,菲茨羅伊也是不可理喻的。他們的遠航剛剛結束,菲茨羅伊就和一個他愛慕已久的年輕女子結了婚,這使達爾文吃驚不小,因為在他們長達5年的朝夕相處的過程中,菲茨羅伊竟然一次也沒有表露過他的這種愛慕之情,他甚至連她的名字也從未提到過。

不過,在其他所有方面,「貝格爾」號航行是一次成功之旅。達爾文在遠洋航行中所鍛煉出來的冒險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而在此期間他所收集的數量眾多的標本足以供他研究一輩子,並且以此確立了他的聲望。他發現了許多十分珍貴的大型古代化石,其中包括迄今為止最為完好的大地懶屬;在智利,他經歷了一次險些致命的地震;他還發現了一種新的海豚(他非常恭敬地將它命名為菲茨羅伊海豚);他對整個安第斯山脈作了詳盡而有用的地質考察,並且提出了一種有關珊瑚礁成因的新理論。他在這一備受世人推崇的理論中提出,珊瑚礁不可能形成於100萬年以內——特別要指出的是,這是他第一次顯露出他一貫認為地球上生命的演進過程是極其古老的。1836年,在離開家鄉五年零兩天之後,達爾文重新回到了家鄉。此時他已27歲,從此他再未離開英格蘭。

在遠洋考察期間,達爾文並沒有提出進化論(抑或任何理論)。進化作為一個概念到19世紀30年代已經存在了幾十年,達爾文的祖父伊拉茲馬斯在一首水平不高、名為《自然的神殿》的詩中,曾對進化理論發出由衷的贊美,當時達爾文還沒有出生。直到年輕的達爾文回到英格蘭並讀到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呈算術級增長的食物供給永遠也滿足不了呈幾何級增長的人口)之後,進化論的觀念才開始在他的心中萌生。他意識到,生命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競爭的過程,自然選擇決定了某些物種繁榮,某些物種衰敗。說得具體一些,達爾文觀察到,所有的生物都為了爭奪資源而相互競爭,那些天生具有優勢的生物才會繁榮昌盛,並且將這種優勢遺傳給他們的後代。通過這種方式,物種持續不斷地得到了改進。

這似乎是一種再簡單不過的看法——這確實也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看法,但是它解釋了太多的問題,而達爾文准備將他的一生奉獻給這種理論。在閱讀《物種起源》時,T.H.赫胥黎曾喊著說:「我怎麼這么愚蠢,竟然沒有想到這一點!」從那以後,這種感嘆聲就一直不絕於耳。

有趣的是,在他的所有著作里,達爾文並沒有使用「最適應者生存」這個詞(雖然他確實對這個詞由衷地贊賞)。它是1864年由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生物學原理》一書里創造的,那是在《物種起源》發表5年以後。達爾文也沒有使用「進化」這個詞(那時這個詞已經用得很廣泛,有極大的誘惑力),而是代之以「後代漸變」。直到《物種起源》第6次印刷的時候,他才開始使用這個詞。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結論也絕不是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島期間注意到那裡的效舌鶇的嘴多種多樣,受到了啟發才得出來的。通常的說法是(至少在我們許多人的記憶里通常是這樣的),當他一個島一個島旅行時,達爾文注意到每個島上的效舌鶇都非常適宜利用當地的資源——一個島上的效舌鶇的嘴又短又堅固,適宜啄開堅果;到了下一個島嶼,效舌鶇的嘴也許又長又尖,適宜在岩縫中啄玉黍螺——正是這種現象使得他開始想到,也許這些鳥並不是生來就是這樣,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自己造成了這樣。

事實上,確實是鳥類創造了它們自己,不過注意到這一點的並不是達爾文。在隨「貝格爾」號遠航時,達爾文是一個初出校園的學生,不是訓練有素的博物學家,因此他並沒有注意到加拉帕戈斯的鳥類全都屬於同一類型。是達爾文的朋友——鳥類學家約翰·古爾德意識到,達爾文發現的不過是具有不同本事的效舌鶇。不幸的是,由於沒有經驗,達爾文並沒有注意到這些鳥分別來自加拉帕戈斯群島的哪一個島嶼。(他在觀察烏龜時犯了同樣的錯誤。)清理這種混亂狀態讓他花費了好多年的時間。

由於類似這樣的種種疏忽,同時也由於需要將「貝格爾」號帶回的成箱成箱的標本加以分門別類,直到1842年,在回到英國之後的第5年,達爾文才最終草擬出他的新理論的雛形。兩年後,他將他的新理論進一步擴充成230頁的「概要」。接著,他做出了一件驚人之舉:他將他的筆記扔到一邊,用了15年的時間忙於別的事情。他成了10個孩子的父親,他花了將近8年的時間撰寫一部關於藤壺的詳盡的著作。(「我比以往任何人都討厭藤壺。」在這項工作結束以後,他嘆息著說。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得了一種怪病,經常無精打采,頭暈眼花,「心神不定」,他自己說。他時常感到惡心,心率失調,偏頭痛,極度疲勞,渾身打戰,眼冒金星,呼吸短促,「頭腦變得輕飄飄的」,情緒極度低落,這是不足為怪的。

他得病的原因,至今沒有定論。人們有許多猜測,但最無根據而又最有可能的是他患了一種熱帶慢性病夏格氏病,他有可能是在南美洲被寄生蟲錐體蟲叮咬而感染這種疾病的。一種比較符合實際的說法是一種身心疾病。無論是哪種病,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常常只能連續工作不超過二十分鍾,有時甚至更短。

在他餘生的許多時間里,達爾文嘗試了一系列越來越絕望的治療方法——洗冷水浴呀、泡醋呀、電療呀,最後一種害得他不停地遭受小小的電擊。他幾乎成了一個隱士,很少離開他在肯特的家。搬家以後的第一個舉措是在書房的窗外立了一面鏡子,這樣他可以提前發現,必要的話還可以迴避來訪之客。

達爾文沒有把他的理論公之於世,因為他太清楚這將會對社會產生怎樣的震撼了。在1844年,在達爾文把手稿鎖進抽屜里的那一年,有一本名為《創造的自然史之殘跡》激起了思想界的勃然大怒,因為它提出人類可能是從比較低等的靈長類動物進化而來的,在此過程中沒有得到創造世界的神靈的幫助。作者事先估計到會掀起軒然大波,便十分小心地將自己的身份隱匿起來。這個秘密保守了40年之久,連他最親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有的人猜測作者可能是達爾文,有的人懷疑是阿爾伯特親王。實際上,作者是一位成功而又不事張揚的蘇格蘭出版商,他的名字叫羅伯特·錢伯斯,他不願意暴露自己有其實際的以及個人的考慮:他經營的是一家專門出版《聖經》的著名公司。《殘跡》不僅受到國內外宗教人士的抨擊,也飽受眾多學術界人士的批判。《愛丁堡評論》用了將近整整一期的篇幅——長達85頁——將它批得體無完膚。連進化論的擁護者T.H.赫胥黎也對這本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可是他一點兒也沒有意識到,該書的作者是他的一位朋友。

達爾文的手稿也許到死也不會發表,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令他深感吃驚。1858年夏初,達爾文收到了一個來自遠東的包裹,裡面有一位名為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年輕博物學家寫的一封措辭友好的信,以及他的一篇名為《變種與原種永遠分離的趨勢》的論文草稿。該文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理論,與達爾文未發表的手稿不謀而合,有一些語句甚至與達爾文的如出一轍。「我從未見過如此巧合的事情,」達爾文沮喪地說,「即使閱讀了我寫於1842年的手稿,華萊士也給不出比這更加精當的概括。」

華萊士並不像有時候認為的那樣,是不期而然地闖入了達爾文的生活。他們兩個人已經在通信,華萊士還曾不止一次大度地把他認為有點意思的標本寄給達爾文。在兩人通信的過程中,達爾文曾委婉地告訴華萊士,他早已把物種起源作為自己獨占的研究領域。「到今年夏天,我已經第20年(!)沒有打開過我的第一部手稿了,裡面論述了物種和變種是怎樣彼此不同的。」早些時候,在給華萊士的信里,他曾這樣寫道,「我現在正准備出版我的著作。」他接著說,不過實際上他並沒有打算這樣做。

然而,華萊士沒有領會達爾文的意思——無論如何,他當然不可能知道他的理論與達爾文已經研究了20年的學說會幾乎一致。

達爾文被置於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他搶先發表自己的作品以確保自己的優先權,他就會佔了一位遠在千山萬水之外的無辜的仰慕者的便宜;如果他退讓一步,就如發揚紳士風度所必須做的那樣,他就會失去他自己獨立研究所得的理論的發現權。華萊士自己也承認,他的理論是靈光一現的產物;而達爾文的理論則是十幾年仔細研究、周密思考的結果。因此,這是絕對不公正的。

好像是為了增加他的痛苦似的,達爾文那和他同名的小兒子查爾斯感染了猩紅熱,病情極為嚴重。6月28日,病況危急到了頂點,小查爾斯去世了。盡管悲痛之極,達爾文還是抽時間給他的朋友查爾斯·萊爾和約瑟夫·胡克匆匆寫了一封信,提出願意給華萊士讓路,但說要是這么做,那就是意味著他所有的工作「都將付諸東流,無論那成果有多大意義」。萊爾和胡克找到了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他們將達爾文和華萊士觀點的概要同時提交給林奈學會的一次會議,當時該學會正在為恢復自己作為科學權威的地位而努力。1858年7月1日,達爾文和華萊士的理論被公之於世。達爾文本人並沒有參加會議。開會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妻子正在安葬他們的小兒子。

達爾文一華萊士的論文是那天晚上提交的7篇論文中的一篇——其他6篇文章中,有一篇是研究安哥拉的植物區系的——列席會議的聽眾大約有30名。即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正目睹那一世紀科學領域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他們也沒有表現出來。接下來並沒有討論,在社會上也沒有激起多大反響。達爾文後來高興地注意到,只有一個人在文章中提到了這兩篇論文,他是都柏林一位名叫豪夫頓的教授。他的結論是:「在這兩篇文章中,凡是新的內容都是荒謬的,凡是舊的內容都是正確的。」

華萊士當時仍在遠東,過了好久他才知道這一切,他表現得很平靜,似乎對能夠被列入進化論的發現者之列而感到十分高興。他此後甚至一直將這個理論稱之為「達爾文主義」。

還有一個人對達爾文最先發現進化論的資格構成了大得多的威脅,這人名叫帕特里克·馬修,是蘇格蘭的一名園藝師。令人吃驚的是,他事實上遠在達爾文開始「貝格爾」號之航的同一年就提出了自然選擇理論。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為《海軍用木和森林栽培》的書里提出這些觀點的,不僅達爾文沒有讀到,全世界都沒有注意到。當他看見達爾文被所有人推崇為進化論的發現者,而這一理論事實上是他最早提出的時候,他馬上採取行動,給《藝園者紀事》寫了一封信。達爾文毫不猶豫地表示了歉意,不過他同時也聲明說:「我想任何人都不會感到吃驚,無論是我,還是任何別的博物學家,都沒有聽說過馬修先生的觀點,因為他的話講得很簡單,又是出現在一本關於《海軍用木和森林栽培》的作品的附錄里。」

華萊士在以後大約50年裡仍然是一名博物學家和思想家,而且偶爾還幹得不錯,但漸漸對科學失去了興趣,將自己的研究轉向了降魂術以及宇宙中存在別的生命可能性等方面。因此,達爾文主要是因為人家放棄而獨自擁有了進化論的發明權。

達爾文終其一生都為自己的觀點而感到苦惱。他稱自己是「魔鬼的牧師」,說披露進化論使他覺得就像「招認自己是一名殺人犯」。除此之外,他還深深地傷害了他虔誠的愛妻。盡管這樣,他還是立即著手將他的手稿擴充成一本書。一開始他給這本書取名為《物種起源和自然選擇的多樣性概論》,這個書名過於冗長和含混,出版該書的約翰·莫瑞決定只印500冊。但是在拿到手稿以後,再加上使書名稍具吸引力,莫瑞決定將初版的印數增加到1250冊。

《物種起源》在商業上立刻取得成功,但卻沒有激起多大反響。達爾文的理論面臨兩個很棘手的困難:一方面,要過很多年以後,它才最終得到開爾文勛爵的承認;另一方面,化石方面所提供的證據也少得可憐。有一些善於思考的批評家提出這樣的疑問,達爾文的理論中如此明確地強調的物種的過渡形態在哪裡呢?如果物種是持續不斷地進化的,那麼在化石中一定存在不少進化過程中的中間形態,但是事實上卻沒有。其實,當時(及以後很多年)已發現的化石表明,一直到著名的寒武紀大爆發之前,地球上根本沒有任何生命。

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達爾文卻堅持認為早期的海洋里一定存在著豐富多彩的生命形式,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它們而已。這是因為,不論出於何種原因,它們並沒有保存下來。達爾文認為這是惟一合理的解釋。「這種情形現階段肯定無法解釋清楚,但可以盡量被看做是與現存看法相對立的合理觀點。」他很直率地承認,但是拒絕考慮其他可能性。為了解釋,他推論說——富有創見,卻是不正確的,也許前寒武紀的海水太清澈了,不能沉澱下任何物質,因此也就沒有將化石保存下來。

即使是達爾文最好的朋友,也對他的某些過於武斷的結論感到不安,亞當·塞奇威克是達爾文在劍橋大學的老師,1887年曾帶他到威爾士作地質考察,他說達爾文的書給他的「痛苦多於快樂」。傑出的瑞典古生物學家路易斯·阿加西斯拒絕接受他的觀點,認為它純屬臆想。連萊爾也不勝郁悶地得出結論說:「達爾文走得太遠了。」

T.H.赫胥黎不喜歡達爾文所主張的進化要經歷漫長的地質時間的觀點,因為他是一個突變論者,也就是說他相信進化是突然而非逐漸發生的。突變論者(這個詞來自拉丁語「跳躍」)無法相信復雜的器官會慢慢地分階段出現。十分之一的翅膀,或者二分之一的眼睛,試問這樣的器官究竟有什麼用處?在他們看來,這種器官只有以已經完成的形式出現才有意義。

赫胥黎所主張的這種突變論是十分極端的,有點兒令人吃驚,因為它很容易使人聯想起由英國神學家威廉·佩利於1802年首先提出的一個極為保守的宗教觀念,這種觀念被稱為「來自設計的論證」。佩利認為,如果你在地上發現了一塊懷表,即使你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你也會立刻意識到它是由某個有才乾的人製造的。他相信大自然也是如此,它的復雜性就是精心設計的證明。這種觀念在19世紀影響極大,也令達爾文感到不安。「直到今天,我一想到眼睛心裡就直打冷戰。」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達爾文這樣寫道。他在《物種起源》中承認,自然選擇能以漸進的方式產生這樣一種器官,「坦率地說,似乎是個極其荒唐的觀念」。

即便如此,達爾文不僅依然堅持所有的變化都是漸進的,而且幾乎《物種起源》的每次重版,他都要將他所認為的進化過程所需的時間長度增加一些,這導致了他的支持者的強烈反感,支持他理論的人越來越少。「最後,」根據科學家兼歷史學家傑弗里·施瓦茲的說法,「達爾文在自然史和地質學家同行那裡僅有的支持也丟失殆盡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達爾文將他的書取名為《物種起源》,可是對物種是怎樣起源的,他卻不能作出解釋。達爾文的理論暗示了一種使得一個物種怎樣變得更強、更好或更快——一句話,更適應——的機制,但卻沒有說明新的物種是怎樣誕生的。蘇格蘭工程師弗萊明·詹金思考了這個問題,指出達爾文的論點中的一個嚴重缺陷。達爾文認為某一代物種中出現的(有利的)特性都會傳給下一代,並從而使該物種更加強健。

詹金指出,上一代中的(有利的)特性在遺傳給下一代時,不會在隨後的幾代中佔主導地位,而實際上是在混合過程中被沖淡了。如果你往威士忌中倒進一杯水,你不會使威士忌變得更濃,而是將其稀釋了;如果你再往已稀釋的威士忌中倒進一杯水,威士忌會變得更淡。同樣,上一代父母遺傳給下一代的有利特性在隨後的不斷繁殖中會被逐漸削弱,直到最後完全消失。因此從動態的觀點來看,達爾文的理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它只能解釋靜態的事物。在進化過程中,特異現象時有發生,但是它們很快就會消失,因為生物體總是傾向於使一切都回歸於平常。如果自然選擇要起作用的話,就得需要某種尚未發現的替代機制。

達爾文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關於這個問題,遠在1200公里外的歐洲中部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一個名為格列高利·孟德爾的離群索居的修道士將會提供一個答案。

孟德爾1822年出生於奧地利帝國的一個偏僻小鎮(現屬捷克共和國)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中學課本曾將他描述為一個單純的鄉下修道士,有比較敏銳的觀察力,他的很多發現很在程度上都帶有偶然的成分——他在修道院的菜園里種植豌豆的時候發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遺傳特點。事實上,孟德爾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科學家——他曾經在奧爾慕茨哲學研究所和維也納大學攻讀過物理學和數學——他對他所研究的一切進行了非常科學的整理和歸納。不僅如此,從1843年起,他所供職的修道院成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術中心。修道院有個擁有2萬冊藏書的圖書館,具有嚴謹的科學研究的傳統。

在著手他的實驗之前,孟德爾花了兩年時間培育研究所需的標本。他選擇了七種不同的豌豆,在確保它們繁殖純種之後,他在兩個全職助手的幫助下開始反復種植這些豌豆並將其中的30000株進行雜交。這是一項極為細致的工作。為了防止意外受粉,他們必須不厭其煩地記錄豌豆種子、豆莢、葉子、莖和花在生長過程中,以及在外表方面極細微的差別。對於他所做的事情的意義,孟德爾知道得很清楚。

他從未用過「基因」這個詞——這個詞1913年才第一次出現於英國的一本醫學詞典——雖然發明了「顯性的」和「劣性的」這樣的概念。他的建樹在於他發現每一顆種子都包含兩個「遺傳因子」或他所謂的「本分」——一個是優勢的,另一個是劣勢的,這些因子一旦相互組合,就會產生可以預期的遺傳形式。

他把這種結果轉換成了精確的數學公式。孟德爾總共用了8年的時間從事這項研究,接著又在花卉、玉米和其他植物上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以檢驗他的結論的正確性。甚至還不如說,孟德爾的研究方法過於科學,以致當他1865年在布爾諾自然史學會的2月和3月月度會議中宣讀他的論文時,大約40個聽眾很有禮貌地聽了他的演講,可是他們顯然無動於衷,即使對他們中的不少人來說,植物的培育實際上是他們極感興趣的一件事。

孟德爾的報告出版以後,他迫不及待地給瑞士偉大的植物學家卡爾·威廉·馮·耐格里寄了一份。從某種意義上說,耐格里的支持對孟德爾理論的前途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耐格里沒有意識到孟德爾的發現的重要性,他建議孟德爾培育山柳屬科植物。孟德爾按照他所說的去做了,但很快發現山柳屬植物並不具備研究遺傳性所必不可缺的特點。很明顯,耐格里並未認真閱讀他的論文,甚至可能根本沒有讀。灰心喪氣的孟德爾從此放棄了遺傳性研究,在他的餘生中轉而種植良種蔬菜,從事蜜蜂、老鼠、太陽黑子之類別的研究。最後他被推選為修道院院長。

孟德爾的發現並未像有時候被認為的完全被大家疏忽。他的研究成果被光榮地收入《大英網路全書》中——當時是一部記錄科學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它在今天的地位,並且在德國威廉·奧伯斯·福克所撰寫的一篇重要論文里被一再引用。實際上,由於孟德爾的觀點一直未曾沉沒在科學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當世界具備了接受它們的條件時,它們就很容易地被人們重新發現。

達爾文和孟德爾一起為20世紀的全部生命科學奠定了基礎,不過他們兩個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達爾文發現所有的生物都是相互關聯的,並且它們說到底都「源自一個共同的祖先」;而孟德爾的工作則從機制上為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提供了解釋。他們兩個人本來可以相互幫助。孟德爾擁有一本德文版的《物種起源》,據說他讀過這本書,因此他一定意識到他的工作適用於達爾文的理論,但是他似乎並沒有想辦法和達爾文聯系過。而達爾文這一方呢?人們知道他研究過福克的非常有影響的論文,裡面一再提到孟德爾的著作,但是他並沒有將它們和自己的研究加以聯系起來。

在一般人的眼中,人是由猿進化而來的觀點是達爾文學說的重要特點,實際上根本不是,這一觀點只是在達爾文的學說中順便提了提。即便那樣,大家不需要有太多想像力就能從達爾文的理論中明白關於人類發展的這一層意思,而這很快就成了人們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

1860年6月30日,星期六,在牛津郡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一次會議上,一決雌雄的時刻到來了。赫胥黎應《創造的自然史之殘跡》一書的作者羅伯特·錢伯斯之邀出席了那次會議,不過當時赫胥黎並不知道錢伯斯與那部富有爭議的著作的關系。就像往常一樣,達爾文並沒有出席。會議是在牛津動物學博物館舉行的。1000餘人擠進了會場,還有幾百人無法進入。大家都意識到一個重大事件即將發生,雖然他們不得不先聆聽紐約大學約翰·威廉·德雷珀長達兩個小時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開場白,他演說的題目是《論歐洲的智力發展兼論達爾文先生的觀點》。

最後,牛津教區主教塞繆爾·威爾伯福斯站起來發言。此前一天晚上,理查德·歐文曾到威爾伯福斯家做客。理查德·歐文是一位狂熱的反達爾文主義者,他和威爾伯福斯通了個氣(反正大家是這么認為的)。正像許多引起轟動的事件一樣,人們對這件事的經過眾說不一,莫衷一是。不過最為流行的版本是,衣冠楚楚、儀態威嚴的威爾伯福斯轉向赫胥黎,冷笑著問他是否敢於宣稱他是通過他的祖母或祖父的任何一方由猿進化而來的。威爾伯福斯本來想說一句俏皮話,可是卻被曲解為咄咄逼人的挑釁。根據赫胥黎自己說,他轉向他的鄰座悄聲說:「我從上帝那裡接生了他。」

⑷ 奧克蘭文法學校的知名校友

* Andrew Simester - 世界知名犯罪學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首席法學教授及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曾任教於伯明翰大學及諾丁漢大學.* Colin Maiden爵士 - 曾任奧克蘭大學校長(1971-1994),時為英聯邦國家裡最年輕的大學校長(37歲).著名商人.曾獲取羅德獎學金就讀於牛津大學.* Denis Feeney -普林斯頓大學古典文學及拉丁文教授.
* Graham Liggins爵士 (1939–2010) - 醫學研究專家,奧克蘭大學Liggins醫學研究中心創始人
* Raymond Firth爵士 (1901–2002) - 社會人類學家. 曾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
* Vaughan Frederick Randal Jones爵士 (1952– ) -菲爾茲獎獲得者。現為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數學教授.
* Hugh Kawharu爵士 (1927-2006) - 著名毛利學者. 擁有劍橋大學人類學碩士及牛津大學語言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曾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紐西蘭代表,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和侍旅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顧問
* Peter Gluckman爵士 - 世界知名科學家及醫生. 為紐西蘭總理任命的首席科學家顧問
* Roger Moses - 現為惠林頓中學 (Wellington College)校長. 2009年紐西蘭國家教育勛章(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 for services to ecation)獲得者
* Raoul Norman Franklin - 物理學家,曾任英國倫敦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校長(1978–1998)
* John Cowie Reid (1916-1972) - 從奧克蘭大學畢業後,曾任職奧克蘭文法學校.後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知名英國文學教授. * Lockwood Smith博士, 第28任(現任)紐西蘭議會主席, 曾任紐西蘭教育部長,農業部長,國際貿易部長及財政部副部長等多項職務.
* Jonathan Coleman – 現任紐西蘭移民部長
* David Baragwanath爵士 - 現為聯合褲慎國黎巴嫩問題特別法庭主席(President of the STL visits Lebanon). 曾任紐西蘭高等法院大法官, 國會議員. 曾獲取羅德獎學金就讀於牛津大學法學院.
* Duncan McMullin爵士, 曾任紐西蘭高等法院大法官.
* Doug Graham爵士 - 曾任紐西蘭司法部長
* Eric Halstead (1912 – 1991) - 曾任紐西蘭社會安全部長(1954 - 56), 工商業部長(1956 - 57), 海關關長(1956 - 57)
* Francis Bell爵士 (1851–1936) - 歷史上首位紐西蘭出生的國家總理
* George Laking爵士 (1912–2008) - 曾任紐西蘭駐英國及美國大使及議會申訴專員
* Graham Speight爵士 (1921 – 2008) - 前任紐西蘭高等法院大法官.
* Jonathan Lucas Hunt – 前紐西蘭議會主席及紐西蘭駐英國大使
* Kenneth James Keith爵士 – 首位在海牙國際法庭被聘為終身大法官的紐西蘭法官.
* Kenneth Hayr爵士(中將) (1935–2001) - 前任英國國防部副部長
* Leslie Munro爵士 (1901-1974) - 曾任第12屆聯合國大會主席,紐西蘭駐美國大使, 國會議員. 為紐西蘭主要政黨國家黨(National Party)的創建人之一.
* Roger Owen Douglas爵士 - 第35任新胡談敬西蘭財政部長
* Thomas Bavin 爵士(1874–1941) - 第24任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州長 (Premier of New South Wales) * Colin Maiden爵士 - 著名商人. 為多家上市公司董事,如Fisher & Paykel, Tower,澳新銀行(ANZ), and DB Breweries等.曾任奧克蘭大學校長(1971-1994).
* Ernest Hyam Davies爵士(1872 – 1962) - 著名商人. 曾任奧克蘭市長(1935 - 1941).
* James Muir Cameron Fletcher爵士 (1914–2007), 商業大亨,紐西蘭知名建築業上市公司Fletcher Holdings Limited前任主席 * Andrew Niccol -奧斯卡金像獎提名,導演, 製片人. 電影軍火之王(Lord of War)導演
* Arthur Rex Dugard Rex Fairburn (1904 – 1957) - 詩人. 曾在奧克蘭大學任教英文及歷史
* Charles Goldie (1870-1947) - 知名藝術家. 父親David Goldie曾為奧克蘭市長及紐西蘭國會議員
* Graeme Revell -紐西蘭知名電影配樂作曲家. 較為知名的配樂有:罪惡之城(Sin City),古墓麗影(Tomb Raider),CSI: Miami等
* James McNeish爵士 -紐西蘭著名小說家,劇作家. 上世紀30年代,獲取羅德獎學金就讀於牛津大學
* John Hawkesby -紐西蘭著名播音員. 曾是紐西蘭電視1台及3台的新聞主播
* Kim Sinclair - 2010奧斯卡金像獎(最佳藝術指導)獲得者: Best Achievement in Art Direction for: Avatar (2009);為阿凡達,垂直極限,最後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等影片的藝術總監
* Max Gimblett - 知名畫家.目前定居美國紐約
*羅素·克洛(Russell Ira Crowe) – 著名演員,奧斯卡金像獎獲得者. 代表作有:角鬥士(Gladiator),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羅賓漢等
* Ronald Allison Kells Mason (1905-1971) - 詩人 *艾德蒙·希拉里爵士 (Sir Edmund Hillary ) – 世界首位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的人
* Hamish Carter - 2004夏季奧運會鐵人三項賽金牌獲得者
* Wilson Whineray爵士 -前紐西蘭全黑隊隊長

⑸ 牛津大學的歷史名人有哪些

牛津大學培養了不少社會各界著名人士:從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英裔南非商人塞西爾·羅德斯,天文學家愛德蒙·哈雷,「豆豆先生」羅溫·艾金森,LinkedIn創始人里德·霍夫曼,現任英格蘭銀行總裁馬克·卡尼,《愛麗絲夢遊仙境》作者路易斯·卡羅,《格列佛游記》作者強納森·史威夫特,唯美主義藝術家奧斯卡·王爾德,著名諜報小說作家約翰·勒卡雷,歌劇魅影音樂劇作曲家安德魯·洛伊·韋伯,著名男演員休·葛蘭,著名女演員凱特·貝琴薩,原子序數發現者亨利·莫塞萊,英國戰爭英雄「阿拉伯的勞倫斯」湯瑪斯·愛德華·勞倫斯到「廣告教父」大衛·奧格威,美國《瑞秋·梅道秀》主持人瑞秋·梅道,冒險家的沃爾特·雷利 和澳洲新聞媒體大亨魯珀特·梅鐸。 這些牛津校友獲稱之為「牛津人」(Oxonians)。另外,有65名諾貝爾得獎者現在或曾經於牛津工作或學習。
政界
比爾·柯林頓及納爾遜·曼德拉(前者以羅德學者身份加入牛津,而後者則為牛津榮譽博士生)。
此校培養了26位英國首相,其中幾乎所有二戰後當選的首相均畢業於牛津。[當中包括:威廉·格萊斯頓、赫伯特·阿斯奎斯、克萊門特·艾德禮、哈羅德·麥克米倫、希思、哈羅德·威爾遜、撒切爾夫人、托尼·布萊爾、前任首相戴維·卡梅倫,及現任首相特蕾莎·梅。
截至2010年,逾100位牛津人獲選入下議院。當中有最新的反對黨領袖(愛德華·米利班德)及多名影子內閣成員。亦有140名牛津校友獲選入上議院。
牛津同時也是30位他國首領的母校。 著名人士有:挪威國王哈拉德五世、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四位澳洲總理(約翰·戈頓、馬爾科姆·弗雷澤、鮑勃·霍克和東尼·艾博特)、現任匈牙利總理奧班·維克多、兩位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和約翰·內皮爾·特納)、兩位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及未取得學位便離開的英迪拉·甘地)、五位巴基斯坦總理、前錫蘭總理所羅門·班達拉納克、牙買加發言人諾曼·曼利、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埃里克·威廉姆斯、前哥倫比亞總統阿爾瓦羅·烏里韋·貝萊斯、前泰國首相阿披實·威差奇瓦、首位牛津出身的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其同時為羅德學者)、辛巴威共和國副總理兼羅德學者阿瑟·穆坦巴拉、前波札那主席費斯圖斯·莫加埃,及緬甸民主政治家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季。除此,彭定康、衛奕信、麥理浩、羅富國、郝德傑、金文泰、司徒拔、德輔、寶雲及戴維斯等數名港督均為牛津人。
文學與藝術

奧斯卡·王爾德曾在1874-1878年期間,於牛津大學攻讀古典學。
眾多著名文學家均為牛津出身。當中的作家包括:錢鍾書、楊絳、約翰·福爾斯、蘇斯博士、托馬斯·米德爾頓、塞繆爾·約翰遜、克里斯托弗·希欽斯、羅伯特·格雷夫斯、伊夫林·沃、劉易斯·卡羅爾、赫胥黎、王爾德、C·S·路易斯、J·R·R·托爾金、格雷厄姆·格林、V·S·奈波爾、菲利普·普爾曼、約瑟夫·海勒、維克拉姆·塞斯;詩人有:雪萊、約翰·多恩、A·E·豪斯曼、W·H·奧登、T·S·艾略特和菲利普·拉金;另也有七名桂冠詩人:托馬斯·沃頓、亨利·詹姆斯野良、羅伯特·騷塞、羅伯特·西摩·布里奇斯、塞西爾·戴·劉易斯、約翰‧貝傑曼和安特迅。
作曲家休伯特·帕里、喬治·巴特沃思、約翰·塔弗納、威廉·沃爾頓和安德魯·勞埃德·韋伯均有與大學聯系。
休·格蘭特、凱特·貝金賽爾、達德利·摩爾、邁克爾·佩林和特里·瓊斯等演員均為牛津本科生,另包括導演弗洛里安·亨克爾·馮·杜能斯馬克、編劇肯·洛區及李察·寇蒂斯。
數理界

萬維網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
牛津大學培養了不少數學界名人。邁克爾·阿蒂亞、丹尼爾·奎倫和西蒙·唐納森三位牛津數學家曾贏得菲爾茲獎,而成功證明了費馬大定理的安德魯·懷爾斯亦曾為牛津的學生,他現為牛津皇家學會研究社的教授。馬庫斯·杜·索托伊及羅傑·潘洛斯則為大學數學系的教授。Mathematica及Wolfram Alpha軟體的設計主力史蒂芬·沃爾夫勒姆、萬維網的建立者蒂姆·伯納斯-李、關系型資料庫理論的奠基者埃德加·科德,及對程式設計貢獻良多的東尼·霍爾均曾赴牛津學習。
至於科學界的名人則包括了數名諾貝爾化學、物理學及生理或醫學獎的得主。促進了X射線晶體學發展的桃樂絲·霍奇金,約翰·沃克曾於牛津進行研究,而曾為牛津學生的理查德·道金斯及弗雷德里克·索迪 於畢業後均因研究項目而返回大學工作。羅伯特·虎克、愛德文·哈勃及史蒂芬·霍金都有在牛津學習進修。除此,有「現代化學之父」之稱的羅伯特·波義耳,雖沒有正式在大學念書,但亦有獲得牛津所頒發的榮譽學位。相對論及光子理論的先驅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曾到訪牛津。
宗教
共有12名聖人及20位坎特伯里大主教(包括最近當選的羅雲·威廉斯)誕生於此校。宗教改革的先驅威克里夫曾為牛津的學者,循道宗的創辦者約翰·衛斯理曾在基督堂學習,並獲選為林肯書院的學者。 其他重要成員還有阿赫邁底亞的米爾扎·艾哈邁德·納西爾、身為巴哈伊信仰專任領袖之一的守基·阿芬第及唯一的巴基斯坦天主教樞機主教約瑟夫·科代羅。
哲學
牛津的哲學傳統始於中世紀。早期的成員包括以羅吉爾·培根、「奧卡姆剃刀論」著名的奧卡姆的威廉及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湯瑪斯·霍布斯、傑里米·邊沁及約翰·洛克則取得過牛津的學位證明,雖說後者的功績在他離開大學後才獲記載(而這12年在校生活亦對其有很大的影響)。著作《心的概念》的作者吉爾伯特·賴爾將其一生的精力都投放在大學的哲學事業上。其他曾赴牛津學習的著名近代哲學家包括了艾爾弗雷德·朱爾斯·艾耶爾、保羅·格萊斯、以其論文《成為一隻蝙蝠可能是什麼樣子》聞名的湯瑪斯·內格爾、羅伯特·諾齊克及中文房間的提倡者約翰·羅傑斯·希爾勒。
體育界
大約有50餘名的奧林匹克獎牌得主與大學有學術上的聯系。美國籃球運動員比爾·布萊德利、兵工廠足球俱樂部執行長伊萬·加齊迪斯、巴基斯坦板球國家隊隊長伊姆蘭·罕及劃船四金得主馬修·平森特為兩例。

⑹ Tony Blair 是誰

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1953年5月棚困6日(金牛座)生於英國北部的蘇格蘭首府愛丁堡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畢業於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法律系,1984年成為大律師,1994年被伊麗莎白女王二世封為樞密院的一名官員。

中文名:托尼·布萊爾
全名:安東尼·查爾斯·林頓·布萊爾
出生年月:1953年5月6日
出生地:英國蘇格蘭首府愛丁堡
性別:男
國籍:英國
家中排行:老二
哥哥:威廉·布萊爾
妹妹:薩拉·布萊爾
父親:利寬飢奧·布萊爾(養父:格拉斯哥的詹姆斯·布萊爾)
祖父:查爾斯·帕森斯(藝名:吉米林頓 )
祖母:西利亞·瑞舊維
母親:梅澤爾
身高:6英尺1英寸(1.85米)
星座:金牛座
語言:英語,法語,拉丁語
幸運物:上面有紅、金、白等多色斜條花紋的「幸運領帶」
喜歡的鋼筆:「丘吉爾」牌鋼筆
牛津時最好的朋友:麥克·佩里
喜歡的小說家:華爾特·司各脫爵士
好友:皮特
影響重要的人:艾爾文
家庭成員:夫人切麗·布斯·布萊爾,長子尤安 (Euan),次子尼基 (Nicky),女兒凱鏈巧念瑟琳 (Kathryn),三子利奧 (Leo)
小學:愛丁堡大學附近的寄宿學校
中學:費茨公學
大學: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法律系
學歷:牛津大學費蒂斯學院和聖約翰學院學位

大學時參加的樂隊:「卑劣的謠言」樂隊
黨派:工黨
信仰:基督教
健康狀況:2003年10月19日布萊爾曾因心臟問題接受治療。
熱愛的運動:喜讀書,愛好網球和音樂
曾任職務:英國首相
性格特點:在哥哥眼中:他是一個好孩子,而且完全不是一個華而不實的人」;他對手足之情,過去忠貞不渝,現在依然如此。

在同學眼中:為人真誠體貼」,「思維敏捷,擅長表達,足以舌戰群雄。 拿手菜:首推義大利肉醬面
愛聽的音樂:德彪西的古典音樂,以及甲殼蟲樂隊和 Free 樂隊的搖滾樂
愛讀的書:政治類傳記和充滿奇思妙想的兒童讀物
感興趣的事:法律、工會、稅收、貿易、能源、就業、犯罪等問題
記得最清楚的日子:七月英國獲得奧運會舉辦權和倫敦遭到大規模恐怖襲擊的那兩天
最重要的來訪者:曼德拉和柯林頓
崇拜的人:丘吉爾的鐵桿「粉絲」
喜歡的食物:北京烤鴨
著作:《新英國,我眼中的年輕國家》
與中國的淵源史:1988年曾作為工黨代表團成員訪華,1997年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1998年10月和2003年7月以首相身份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優點:高大英俊,溫文爾雅,風度翩翩,富有愛心,孝敬父母 ,思維敏捷,長於表達 ,酷愛閱讀,
博覽群書,喜歡社交,不咄咄逼人。
簡短史:上大學前在巴黎刷過盤子,站過吧台;系1812年以來英國最年輕的首相;2000年5月,創下了近150年來英國在職首相喜得貴子的紀錄,而且未休產假;與妻子相敬如賓;迫於妻子的嚴厲政策而戒煙;對朋友不錯;對子女 有愛心,常開車送孩子上學;注重儀表;即便心情不好也親自處理公務;讀了英國著名作家瓦爾特·斯各特的 代表作《艾凡赫》;保持了良好體形;與丈母娘關系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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