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學哲學院教授

『壹』 河南大學研究生導師名單

河南大學研究生導師名單如下：

1、010101馬克思主義哲氏弊學：陳志生博士，戈士國博士，呂檔核御世榮教授，王德軍副教授，徐宗華教授，姚順良教授，原威則博士，周宏教授

2、010102中國哲學，陳廣勝副教授，高秀昌研究員，耿成鵬副教授，喬鳳傑教授，徐儀明教授，葉平博士，張德宗教授，朱麗霞博士

3、010104邏輯學，郭橋副教授，李娜教授，李振江教授

7、020121政治經濟學，劇乂文教授，李保民副教授，劉東勛副教授，許興亞教授，姚國琴副教授，於金富教授

8、020122經濟思想史，高保中副教授，許興亞教授，姚國琴副行岩教授，朱秀雲副教授

9、020123經濟史，彭凱翔博士，孫建國副教授，王周賓副教授

10、020124 西方經濟學，郭興方副教授，李恆副教授，齊玲教授

『貳』 河南大學知名校友

河南大學知名校友如下：

1、王立群

王立群，男，漢族，1945年3月14日生於安徽省霍山縣，祖籍山東省新泰市，著名文化學者。現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名師，河南省省管專家，河南省文史館館員，河南省教學名師。

楊廷寶，字仁輝，中央大學建築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近現代建築設計開拓者之一，著名建築學家，多次參加、主持國際交往活動，在推動建築國際學術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國際建築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譽為「近現代中國建築第一人」。

以上內容參考：河南大學-學校概況

『叄』 馮友蘭人生經歷

馮友蘭（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 學者馮友蘭的彩照[1]
《中國哲學簡史》享譽全國，《人生的境界》《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被編入中學教材。1915年畢業後考上北京大學，畢業後，在開封一個中等學校教書，不久考入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國後，在燕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曾出其手。曾長期任教清華大學，歷任清華及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清華校務委員主席，對現代中國哲學研究有重要貢獻。一生為了治學，收藏有中外圖書數萬冊，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圖書。尤對中外哲學史料的收藏較為系統，文史著作大半。1994年，其親屬遵照先生遺願，將其藏書捐贈給清華大學收藏，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立有《馮友蘭文庫》。文庫主要收藏馮友蘭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資料，現有7 000餘冊圖書。著《新理學》、《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四十年的回顧》、《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中國現代哲學史》等數十種
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
祖籍山西高平縣，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馮泰來河南唐河祁儀鎮經商，遂定居於此，百餘年間，繁衍為當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聖征，一生無意於功名，善作詩，有《梅村詩稿》。父親馮台異，字樹侯， 號復齋。生於清同治5年（1866年），光緒15年（1889年）中舉人，曾任唐河崇實書院山長。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試位居三甲榜尾，賜同進士出身，至湖廣總督張之洞幕下幫辦洋務，曾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後任湖北崇陽縣知縣。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馮友蘭的早年教育與大多數中國讀書人並無兩樣。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復吟誦。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好在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易經》和《左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馮家專門聘請了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為輕松，馮友蘭在閑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約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並繼續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兩年後，遵其母囑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後又以優異成績考入開封第五中學。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採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大學時期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並且深受影響。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並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一個是一踏進武昌中華學校即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職志。二位先生年輕氣盛，才姿英發，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系啟迪甚深。
婚姻生活
馮友蘭北大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啟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還是在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時，經同學介紹，與他的同鄉河南新蔡人任坤訂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並先後將包括任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接受現代教育。馮友蘭與任坤訂婚時，正是任坤在女子師范讀書的時候，於是兩家相約：在任坤畢業後方能結婚。1918年夏天，馮友蘭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恰好任坤也讀完了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的全部課程。二人雙雙拿到了兩所高等學府的畢業文憑，並一同回開封結婚。此時馮友蘭23歲，任坤24歲。
馮友蘭作為一位哲學家，他頭腦中經常思考的是社會、人生和哲學。而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馮友蘭的成就與這位賢妻良母式的女性實在不能分割。正因有這樣一位賢妻良母，才使馮友蘭「不相累以庶務」，專心從事創作。在「文革」期間，馮友蘭屢遭抄家，備受欺凌，又多虧任載坤的多方護佑方使得馮友蘭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幫」倒台，馮友蘭又遭批判之際，任載坤因患肺癌醫治無效而溘然長逝，她帶著千般無奈和萬般凄涼離開了人世。從1918年夏至1977年秋，這對真正可以稱得上同甘苦共患難的夫妻共同走過了五十九年的漫長道路。五十九年前，馮友蘭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如此結局的。因為對於這位哲學家來說，愛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樣，雖然都有一個過程，但其本質是穩定的。在馮友蘭這位哲學家心目中，「愛的本體」，生活的本體，早已與他生命的本體融在一處而成為一種永恆，那還會有什麼牽掛呢！二人生女兒作家宗璞。
創辦刊物
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開封，不久，「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並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志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三松堂自序》）。《心聲》成為當時河南省宣傳新文化運動之獨一無二的刊物。引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沖突、交戰最激烈的時期之一。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並經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傳、介紹而廣為傳播；而杜威、羅素等人的訪華講學，再加上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實用主義、馬赫主義、新實在論的影響擴大，成為一時顯學。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亦紛紛湧入。面對如潮水般湧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舊派亦樹起復古的旗幟，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來思想。一時之間，風雲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沖突，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說：「我從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華學校當學生以後，一直到現在，六十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斗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斗爭，以及我在這個斗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三松堂學術文集》自序）縱觀馮友蘭一生的哲學史研究及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莫不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來展開的。
赴美考察正是帶著對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想法，馮友蘭於1919年赴美考察，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於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並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同時，他還運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並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中國傳統注重人是什麼，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麼，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並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後情況。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並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為關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並以此為理論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並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
學成回國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於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於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於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於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於人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於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為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採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並行不悖，但對儒家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於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後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並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1923年，馮友蘭考察回國。
1925年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後來回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占優勢」（《三松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並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後來建構的新理學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系統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准備。
出席哲學會議
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申請獲准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松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被捕審訊
回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創制新理學體系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制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系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凄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嶽耳，江山半壁太凄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聯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為聯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采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為餘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於唐宋之古文。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於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
著書立說
他始終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在一直支撐著他，他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復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鑽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起，他先後出版了《新理學》、《新事論》（1940年）、《新世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系，馮先生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的堅定信念。關於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水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赴美考察
1946年，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深深感到：「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里的陳列品了，心裡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里的兩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回了祖國。
當選院士
1948年秋天，馮友蘭回國後，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並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沖。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馮氏才得以離開牛棚，勉強恢復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解放後三階段
綜觀馮友蘭解放後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氏後來回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史研究由於其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關系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主義的歷史，馮友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
第二階段：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斗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四人幫」的「順者昌，逆者亡」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里極為反感「四人幫」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是他們的說法」而寫了《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的違心之作。他後來亦坦誠地說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松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曾賦詩一首，其中有雲：「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里尋。」對解放後事態紛紜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郁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志，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只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願。
「學海無涯生有涯」。馮友蘭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遷變，人世滄桑之後，終於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1990年11月26日，在95歲華誕的前夕，這位現代中國的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紛攘多變的世界。
馮友蘭一生勤勉，著述宏富。畢生以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宏揚儒家哲學思想為己任。如果說，馮氏前期（抗戰以前）的治學旨趣在於整理研究中國傳統哲學，而直可稱其為哲學史家的話，那麼，他後期（抗戰爆發後，尤其是抗戰期間）的為學進路則重在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運用西方新實在論哲學重新詮釋、闡發儒家思想，以作為復興中華民族之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寫成的以《新理學》為核心的「貞元六書」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它既是馮氏哲學思想成熟的標志，也是他一生治學的最高成就，並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地位，成為一位繼往開來，具有國際聲譽的一代哲人。
編輯本段哲學貢獻1923年夏，馮友蘭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起來。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學術行年簡譜（1895年--1990年）

『肆』 北大張曙光近況

張曙光已由死緩減為無期徒刑鐵路2017-08-14 22:37關注入獄2年多的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最近有了新消息：他已由死緩減為無期徒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書（2017）京刑更15號罪犯張曙光，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漢族，出生地江蘇省溧陽市，大學文化，現在司法部燕城監獄服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於2014年10月17日作出（2013）二中刑初字第1530號刑事判決，以被告人張曙光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本院經復核，於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高刑復字第515號刑事裁定予以核准。送達後即交付執行。司法部燕城監獄於2017年2月13日提出減刑建議，同年6月12日司法部監獄管理局審核後，報送本院審理。本院於2017年6月26日立案，7月3日至7月7日予以公示,並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伍』 趙汀陽的簡介

1961年生，廣東汕頭人
現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兼任：
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北京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倫理和宗教中心客座研究員；
北京大學應用倫理學中心客座研究員；
浙江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客座教授；
河南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歐盟國際跨文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常委、中國項目主任；
聯合國教科文「哲學日」中國項目主持。
法國「跨文化關鍵詞大網路全書」學術常委，中國部分策劃人；法語哲學世界協會中國分會副主任；聯合國教科文「哲學日」中國項目主持。
主要研究領域：政治哲學、倫理學、知識論。

『陸』 河南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

一、中國文論與比較詩學
學術定位與研究特色：力求古今貫通，中西並舉，發現傳統學術中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精確介紹和研究西方現代批評理論。站在中國學者的立場對西方文學理論做出獨特的闡釋，企望在對話中形成自身的理論特徵。
學術帶頭人與學術骨幹：
張雲鵬，男，教授，博導，復旦大學文藝學專業博士，致力於中西比較詩學研究。主要著作《盛唐氣象——中國美學思想與藝術審美規律》、《隋唐美學思想史論》等，翻譯出版《圖像時代》，參編《現代性讀本》（上下冊）等。
屠友祥，男，教授 ，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以語言問題和批評理論為研究重點。著有《言境釋四章》、《修辭的展開和意識形態的實現》，譯《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尼采《古修辭學描述》、羅蘭·巴特《S/Z》、《文之悅》。
孫先科，男，教授， 博導，華東師范大學文藝學專業博士。專注於敘述學的研究，提出象徵化和符指化拓寬典型化敘事規范的問題。出版《頌禱與自訴》、《敘述的意味》等專著。
蕭開愚，男，教授，著名詩人、評論家。參與創辦並主編詩刊《九十年代》、《反對》，參編《中國詩歌評論》，出版詩集《肖開愚的詩》。被視為最早提出「中年寫作」概念的人。
張先飛，男，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其專著《形而上的困惑與追問》勾勒了現代中國小說的文體譜系，揭發史料的思想意義，對人道主義浸潤現代中國的過程做精細的「考古」工作。
二、西方文論與美學
學術定位與研究特色：以從古到今的西方美學和文論為研究對象，在哲學史、文化史、藝術史的大語境中，對重點人物、思潮、流派展開學術性翻譯和研究，形成若干優勢研究區域，如解釋學、後現代性、新媒介理論；並通過個案解剖的形式，分析西方文論、美學發展的狀況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探求四方文化精神在全球化語境下對中國文論、美學發展可能帶來的影響，並結合中國文化傳統，創造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當代理論形態。
學術帶頭人與學術骨幹：
金惠敏，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博士。主要著作有《意志與超越》（國內第一部叔本華美學思想研究專著），《後現代性與辯證解釋學》、《媒介的後果》，譯《解釋學 美學 實踐哲學——迦達默爾與杜特對談錄》；主持3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學理論基本問題與後結構主義批判》、《比較詩學》「闡釋與接受」卷、《西方美學史》第4卷，均屬學術界和理論界之重大課題。主編《西方思想家研究叢書》獲第12屆「中國圖書獎」。
賀淯濱，男，教授，英國愛丁堡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著有Towards a Typology of Love Dramas: Chinese Plays and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在方法論、戲劇形態學概念、對東方戲劇的語義和修辭批評等方面，均有獨到之處。英文譯著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長生殿》）和Classical Chinese Poems through the Ages （《中國古典詩歌選譯》）在不少方面有別於西方漢學家的翻譯規范和程式，很好地傳達了原作的美感和韻味，展示了中國古典詩歌和詩劇的非凡魅力，並以充滿創見的註解傳達了中國詩學觀念，具有獨立的學術價值。
張清民，男，教授，北京大學文藝學博士。以西方現代美學思想研究為出發點，以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學科史研究為歸宿，力圖以新的理論質素激活舊對象的生命因子，尋繹文學理論發展的普遍規律，對文學理論應有的學科品位、發展方向進行科學檢測和預設。其專著《藝術解釋的向度》、《話語與秩序》及其主持的「比較詩學與中國現代文論發展研究」（河南省高等學校人文重點學科開放研究中心重點項目）與「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學科形成機制研究」（河南省青年骨幹教師資助計劃項目）、「社會語境與文學理論形態生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均圍繞上述目的而展開。
劉 恪 ，男 ，教授，當代著名先鋒作家、評論家。已發表小說與理論專著五百多萬字，出版理論著作有《慾望玫瑰》（合著）、《現代小說技巧講堂》、《先鋒小說技巧講堂》、《耳鏡》；出版長篇小說《寡婦船》、《藍色雨季》、《城與市》、《夢與詩》，中短篇小說《紅帆船》、《夢中情人》、《牆上魚耳朵》等。劉恪以自身多年豐富的先鋒寫作經驗以及對小說理論的高度自覺，在我國小說詩學的道路上進行了具有拓荒意義的探索。
三、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
學術定位與研究特色：以文學文本和文學現象為研究對象，將藝術分析與社會學、主題學、文化學批評結合起來，探尋研究對象中富有現代意義的社會、人生、文化蘊涵。研究特點體現在，一是把話語形式與敘事方式的研究與社會心理問題相聯系，分析藝術構成的社會學內涵；二是探討作家創作心理及文學作品的文化蘊含，以及創作心理與文化精神之間的互動關系，總結文學的演進規律；三是把文學批評置於當前文化語境中，發掘文學中對人類具有支撐和提升意義的人文精神以及終極價值。
學術帶頭人與學術骨幹：
耿占春，男，教授，耿占春教授在詩學和敘事學兩個研究領域都有獨到的研究。其詩歌理論研究專著《隱喻》出版後連續印刷5次，在國內學界反響良好。近年又從社會學、文化學諸角度研究敘事文學作品的構成機制及文體演變規律。出版《中魔的鏡子》、《敘事美學》、《改變世界與改變語言》等多種著作。2000年以來，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讀書》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多篇，有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文藝理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等刊物轉載，有關觀點被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徵引。相關學者如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比博教授、北京評論家白燁、學者余虹、上海張閎博士等對耿占春教授的批評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
何向陽，女，教授，何向陽教授為河南省跨世紀學術與技術帶頭人，在文學批評領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出版專著《自巴顏喀拉》、《12個：1998年的孩子》、《思遠道》、《夢與馬》、《夏娃備案》等。2000年以來，榮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理論評論獎」、「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冰心文學獎」、「河南省文學獎」、「河南省圖書獎」等多項省部級獎勵，2004年入選「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有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讀書》、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選載摘編，社會效果卓著，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對她作過專題報道。
胡山林，男，教授，胡山林教授長期從事文藝心理學教學與研究，在接受美學和欣賞心理學方面尤為專長。近五年來，胡山林教授在《當代作家評論》、《寫作》等國家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近20篇，出版《文藝效果論》、《文學欣賞導引》、《心靈感悟：文學與人生》、《文學藝術與終極關懷》、《尋找靈魂的歸宿》、《文學與人生》等學術論著多種，主持河南省社科規劃項目《文藝效果論》，其專著《文學欣賞心理學》榮獲2002年教育部優秀論著獎。
高有鵬，男，教授，高有鵬教授專研民俗學和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理論，文獻的理論探求和田野調查的實證精神兼具，有《中國民間文學史》等專著；獲首屆及第二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學術著作獎兩項，獨立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代作家的民間文學觀問題」。
河南大學文藝學學科伴隨著百年學府的歷史嬗變，孜孜以求，薪火相傳，建構了凝重深厚的學術平台，一代代學人辛勤耕耘，使文藝學學科的研究形成了根柢扎實深厚，學風朴實嚴謹的鮮明特色。
「嵩岳蒼蒼，河水泱泱」，河南大學文藝學學科將秉承悠遠淳厚的中原文化傳統，承繼先賢學風，開拓新的領域，凝聚學術實力，使人文傳統弘揚恢張。

『柒』 河南大學有哪些知名校友

（一）文史哲類（34人）
27、馮友蘭：著名哲學家、文史學家。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先後在預校和中州大學執教六年，出版專著2部、發表學術論文16篇，為中州大學文科各系的建設作出很大貢獻。1944年，到荊紫關河南大學流亡辦學地為學生作報告半月之久。
28、董作賓：著名甲骨文家、史學家。192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語言學研究生專業，歷任中州大學文科講師、國立第五中山大學教授，為河大考古專業的發展貢獻很大。1928年起相繼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院士、副院長。著有《殷墟文字甲編》、《殷墟文字乙編》、《殷歷譜》等書，發表甲骨文學術論文一百餘篇。
29、白壽彝：著名史學家。1929屆河南中山大學文科畢業生，歷任南京中央大學、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9～1998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兼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長期兼任河南大學北京校友會名譽會長。著有《中國通史綱要》、《史學概論》、《新編中國通史》、《史學新論》、《中國史學史》等。
30、徐旭生：著名哲學家、史學家。1919年巴黎大學研究生畢業，擔任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法語、哲學史教授。1921年赴京，歷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國科學院研究員。
31、蒙文通：著名史學家。1930～1935年執教河南大學文學院，任中國古代史教授。40年代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後長期任教於四川大學，新中國成立後，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學術委員。
32、石璋如：著名甲骨文學家、史學家。1932屆河南大學文學院畢業生。1935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評議研究生畢業，留院從事甲骨文研究，歷任研究員、院士。後旅居台灣，著有《殷墟建築遺存》、《殷墟墓葬》、《考古年表》、《中國的遠古文化》等書。在台灣發表《河南大學與考古事業》（1976年）、《照林（尹達）與侯家莊1001大墓》（1995年）。
33、尹達：著名甲骨文學家、史學家。本名劉耀，與石璋如徐敬參一起參加殷墟發掘。1932屆河南大學文學院畢業生，1935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學研究生畢業，歷任延安中共中央出版科科長、北方大學教授、華北大學教務長、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副部長、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全國政協委員。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常務委員。著有《中國原始社會》、《中國新石器時代》、《十年考古》等。
34、周而復：著名作家和書法家。1932年入河南大學中文系學習。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白求恩大夫》、《上海的早晨》等
35、高亨：著名教授，古文字學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據專家。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1925年秋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以梁啟超、王國維為導師。1926年畢業任教，歷任河南大學、東北大學、武漢大學、齊魯大學教授等。1967年後不再任教，專門從事古代學術研究工作。完成了《詩經選注》、《詩經今注》、《楚辭選》、《上古神話》、《文字形義學概論》、《古字通辭典》等一批著作和論文，為我國古籍文獻的整理做出了卓越貢獻。
36、吳強：現代著名作家。1936年在河南大學教育系讀書。1937年，離開母校，從事戰地革命文學創作。代表作：《紅日》、《堡壘》等。
37、姚雪垠：中國現代著名學者型作家。1929年考入河南大學法學院預科，後從事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活動，輾轉北平，1951年，回到開封重當專業作家。創作了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及《重逢》、《戎馬戀》、《母愛》、《春到前線》等小說和報告文學《戰地書簡》、《四月交響曲》等。
38、王實味：文學家。1923年到預校讀書。1930年在上海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和小說翻譯。1942年延安整風，他發表的《野百合花》受到批判。
39、鄧拓：著名文史學家、新聞學家。1937屆河南大學經濟系畢業生。在校期間曾出版專著《中國救荒史》，受到中外學術界注目。後歷任《晉察冀日報》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並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有《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等。
40、張邃青：歷史學家。 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1927年8月到到校任教直至去世。對中國古代史頗有研究，且成果卓著。特別是抗戰期間堅持學術研究，寫出《伏牛山中之蠻族》，又寫了《嵩山專著書目考》。1957年當選開封市副市長。1963年任開封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4年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河南省史學會會長、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41、張長弓：曲藝學家。1929年考取燕京大學國學系研究生，主攻中國文學史和河南民間曲藝。1942年來校任教，教學之餘主要從事河南曲藝研究。著有《鼓子曲言》、《河南墜子書》、《中國文學史新編》、《張長弓曲論集》等。
42、郭紹虞：語言學家。1923年到中州大學任教。後到武昌中山大學、北京燕京大學任教。建國後任同濟大學文學院院長，院系調整到復旦大學任教。著有《中國文學批評史》等。
43、蕭一山：著名歷史學家。畢生致力於清史研究。1923年出版《清代通史》。1935-1938年任河南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8年赴台任教。
44、姜亮夫：文史學家。1927年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受河南大學國文系教授，講授中國文學史。解放後，在杭州大學任教授，出版敦煌學、歷史、語言、楚辭學等相關著作幾十部。
45、李嘉言：古典文學研究家。早年在省立河南大學預科讀書，1930年就讀於清華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師從聞一多、陳寅恪等著名學者。1947年-1967年到河大任教，曾任中文系主任，主持《全唐詩》的改編工作。主要著作有：《漢魏六朝文學史》、《楚辭選注》、《唐詩叢考》等。
46、朱芳圃：甲骨文、古文字學家。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1931年、1939年至退休在河大任教。著有《甲骨學文字編》、《甲骨學商史編》、《殷商文字釋叢》、《中國古代神話與史實》等。是毛澤東的同學。
47、蘇金傘：著名作家、詩人。1924年考入河南體育專科學校（今河南大學體育學院前身）。1939——1942年、1945-1948年在河南大學任教。在他的第一部詩集《無弦琴》，熱情謳歌中原兒女反抗侵略的奮斗精神。解放戰爭中，其詩歌貫穿著「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呼喊。1948年與嵇文甫等進步師生奔赴解放區，參與創辦中原大學。解放後到省文聯工作。
48、李白鳳：著名書法家、篆刻家、作家、詩人。1933年考入北平國民學院國文系，1936年畢業，專門從事文學創作，先後出版詩集《風之歌》、《南行小草》，話劇《盧溝橋的烽火》，短篇小說集《小鬼》、《馬和放馬的人》等。1954年任河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執教期間發表詩、詞、論文200餘篇。
49、任訪秋：著名文學家。1929年考入北師大中文系，1933年考去北大研究生，深受錢玄同、周作人、胡適影響。1940年受聘河大文學院。主要開設中國文學史、國學概論、現代文學、古代散文選、文藝學等課程。著有《中國近代文學史》、《中國近代文學作家論》、《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散文卷》、《中國古典文學論文集》等。
50、於安瀾：文學家、書法家。1924年入河南大學前身中州大學文史系學習，得到了馮友蘭、郭紹虞、嵇文甫、董作賓等諸多名師的悉心指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國學研究所讀研。1946年回母校任教。著有《漢魏六朝韻譜》、《詩學輯要》、《古書文字易解》等。
51、孫作雲：歷史學家。1931年考入復旦大學文學系，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師從聞一多。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員文科研究所，仍師從聞一多。1950年發起創辦《歷史教學》雜志，任編委，這是我國建國後最早的史學刊物之一。1956年院系調整後執教於開封師院。主要從事楚辭、詩經、民俗、神話等研究，論著等身。
52、胡雄定：外國語言學家。1927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外語系。1950年任北京中法大學外語系教授，1957年跳入開封師院外語系。在河大執教47年，精通英語，兼通法語和俄語，學術功底深厚。30年代著有《英語習語用法例解出版後享譽國內》，《英語成語用法詳解》亦產生重大影響。更難能可貴的是，87歲之後出版四本專著，近三百萬字，是河大教授中晚年出版著作最多的一位英語語言文學家。
53、劉炳善：薩士比亞研究學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際莎士比亞協會會員，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理事，中國譯協資深翻譯家，外國文學專家，河南大學外語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
54、胡思庸：著名歷史學家。1946年考入河南大學農學院園藝系，1948年轉到文學院歷史系就讀。1951年2月畢業後留河南大學任教。 歷任開封師范學院講師，河南大學教授，河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河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第二、三屆副主席，河南省歷史學會第三屆會長。
55、高文：著名的金石學家，唐代文學專家，教育家，詩人，尤其對漢代碑刻的研究卓有成就。1951年到河南大學中文系任教，先後講述過現代文學、文藝理論、歷代散文選、中國文學史等課程。1953年中文系中國古典文學主頁被國務院學位辦批准為河南大學首批碩士學位授予點，高文任為導師。
56、華仲彥：193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文系。1955年到校任教。長期從事詩詞創作與研究，著有詩集《華鍾彥詩詞選》、文集《東京夢華至館論稿》、《詩歌精選》等。
57、趙儷生：歷史學家。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後轉到哲學系。1947年經傅斯年介紹到河南大學任教。1948年跟隨嵇文甫等進步師生前往解放區積極組建中原大學。之後曾在人民大學、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山東大學任教，1957年到蘭州大學任教。早年從事蘇聯文學翻譯和革命文學創作，以馮夷等筆名發表過不少譯作、劇本和小說。後專於中國土地制度史和中國農民戰爭史。晚年專攻先秦文化，探討中國文化的源頭。先後出版著作16部，發表論文200餘篇。
58、張明旭：1948年12月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1950—1982年任外語系主任。有專著《現代漢語語法》、文學譯著《三人同舟》，1980年—1985年任第四屆開封市政協常委。
59、趙帆聲：河南著名詩人，河南大學教授，河南大學出版社社長。著有《古史音釋》。
60、郭人民：歷史學家。1946年考入河南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校任教。先後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秘書、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河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河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國歷史文獻學會理事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