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兩世界文明

1. 高分求清華大學發布的2011年度 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 原文

報告原文：
清華大學發布2011年度「社會進步研究報告」——

須警惕「石頭摸上了癮，連河也不想過了」

「在今天，體制改革已經陷入困境，可以說是個不爭的事實。近些年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擱置，政治體制改革尚未進一步推進。」

清華大學凱風發展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今天發布2011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指出我國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轉型陷阱」。

轉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過河」

在新的世紀走完10年後，國內的觀察家說「中國社會的氣質正在發生變化」;有人則認為改革已經終結，已經死亡。「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特徵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徵前期是改革後期是開放，而最新的這10年，維穩則成了最基本的基調。」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目前流行的有兩種解釋。豎源一種是認為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種認為是改革處於停滯甚或倒退狀態。

而這份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主筆撰寫的報告指出，中國現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兩者，而是「轉型陷阱」。

「轉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轉型過程會造就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由此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這就如同在一幢爛尾的大樓中，人們簡單裝修一下就搭灶做飯，娶妻生子，也儼然成為一片天地。」

報告認為：「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勢，但現在看，一個漸進式改革的國家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中，使轉型過程停滯並定型化的機會太多，既得利益集團從容形成的條件更為有利。」

「其實，現在中國的改革困境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已經改不動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但現在的問題是，可能是摸石頭摸上癮了，連河也不想過了。」

盤點五大症狀：用「維穩」的理由，拒絕改革

報告分析了轉型陷阱的「五大症狀」。第一個症狀是，經濟發展步履沉重並日益畸形。

報告指出，中國在經濟上最現實的問題「不是停滯，而是亢奮、畸形的發展」。一方面，落後地區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潛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體制決定了政府「反放緩」、「反停滯」的能力是極強的。「在轉型陷阱的格局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處境艱難，經濟活動的民間動力下降，於是，只能越來越依靠政府推動，大拆大建，上大項目，辦大活動，蓋大高樓，修大廣場，甚至造大塑像。」

報告把扒搏這稱為「增量依賴症」。「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沒有通過重要的體制變革來解決問題，於是只能寄希望於做大蛋糕，在不觸動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發展形成的增量來緩解問題。」

在這種增量依賴症中，經濟增長了，民眾不見得會受益;但如果不增長，民眾則會受損。

症狀之二是，過渡的體制因素被定型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報告指出「改革動力的喪失，並不僅僅是領導層的改革意願問題，而是在民眾中已經對改革發生了疑問」。

「如果現在是民眾要求繼續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團在那裡阻撓和反對，事情也許還比較簡單。」報告分析，「問題在於，既得利益集團讓改革走樣變形，以改革的名義獲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眾對改革的抵觸。正如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看到的，現在老百姓一說起改革就心驚肉跳。其結果是，不僅實質性改革受阻，而且這個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區的醫療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葯價，相余此態應提高醫療的價格，改變「以葯養醫」的現象。但過一段時間，壓下去的葯價又高了，結果是由過去的葯價高、醫療價格低變成兩者價格都高，患者的負擔進一步加重了。

症狀之三是，社會結構趨於定型，固化為「貧富分化」的斷裂社會。

報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其一，由於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比如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症狀之四，就是誤判社會矛盾形成的拘謹心理和「維穩」政策導向。

「近些年來，社會矛盾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應當說，一些本來是市場經濟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絕大多數並不會形成對政權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嚴重威脅。但近些年來，有關方面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幻象。」

在這種判斷的基礎上，「大維穩」模式形成了。它將社會的大小事都與穩定聯系起來，「動員社會資源進行全方位維穩，將一些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常規化、體制化，使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處於一種很不正常的狀態」。

報告指出，用「維穩」的理由拒絕實質性改革，是「轉型陷阱」的典型邏輯。「僵硬的維穩思維以及大維穩模式，最終結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會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變為對體制的懷疑和怨恨。」

症狀之五，社會潰敗日漸明顯。「首先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權力失控，暴力截訪、血腥拆遷;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於是，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轉型陷阱」下的體制，是怎麼逐步定型下來的?

報告指出，它以權力與市場的奇異結盟為特徵。「往往是權力與市場手段的交替結合使用，在權力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權力手段，在市場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市場手段。」

報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體崛起的過程中，下述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產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產熱、企業上市融資……既得利益集團迅速支配了土地、礦產、金融資源，涉及遍布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製造等重要行業。

「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種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

由此，報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國思想界「左派」和「右派」爭論的混亂。「因為在過去許多年中，人們一直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兩者關系是此消彼長的。」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左」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市場」或「資本」因素的警惕，將「右」理解為對「權力」因素的警惕。反過來說，「左」是在為「權力」因素呼喚，而「右」是在為「市場或資本」因素呼喚。

「在打破轉型陷阱之前，無論哪種呼喚，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借用，變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當人們還在為我國「市場化改革不徹底還是過頭」爭論的時候，一些權力的非市場化和商品的市場化相銜接，已經成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從行政上獲得廉價的土地和資源，然後再以高價格賣到市場，還有比這種方式更有利於既得利益集團聚斂財富的嗎?」

靠什麼打破「轉型陷阱」?

報告承認，目前變革社會的現實動力已經越來越微弱。「轉型陷阱之所以能成為『陷阱』，就是因為此時的體制已經對遏制變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資源壟斷日益嚴重、利益集團坐大、社會控制愈益嚴密。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已經完全沒有變革的動力。」

「目前對改革停滯的不滿在增加，變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圈子在不斷收窄，許多群體被甩出圈子之外。這都是進行變革的現實動力，問題是如何將這種潛在的動力變成現實的動力。」

報告認為，可能走出「轉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種：一是由政府實施改革頂層設計，並有相應的力量推動;二是利用現有可能的因素推動社會力量的發育，使社會力量成為打破現狀的動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機推動下的被動改變，「但這要取決於既得利益集團的自省和覺悟」。

不管哪一條路，報告呼籲，有四大措施是「不可迴避」的：

首先是，「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報告認為，這個「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理性、個人權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

第二，「以政治體制改革再造社會活力」。

「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是走出轉型陷阱最現實的動力。」報告認為，可以將解決暗箱操作、促進權力公開運作、形成制約權力的機制，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來，中央政府已在推進政務信息公開。

第三，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

「實際上，近些年來，改革之所以會走樣變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眾對改革的參與。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義的激情來支撐的，缺少民眾參與的弊端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但在理想主義消退之後，利益成為主導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眾參與的改革很容易演變為大規模的『分贓』。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顯的例子。」

第四，報告最後呼籲，用「公平正義」凝聚改革共識。

「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因此，能夠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的，就是將推進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和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與法治建設應當是未來中國改革的核心內容。」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沖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報告最後寫道。

2. 全球文化與現代化背景下的文化思考

近日，由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和首都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學術論壇在北京舉行。來自中央編譯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出席論壇，就全球化帶來的文明沖突與融合、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對世界文化格局的影響、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 化的發展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首都師范大學楊生平教授論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問題的幾個層次，認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問題首先是一個作為經濟、政治與觀念統一的制度文化，當前全球化發展不單是經濟與科技問題，而且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的擴張，而全球化發展的真正希望所在應該是在全球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因而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文化建設問題上應該巧妙地利用當前國際形勢中存在的問題與矛盾，調整策略，聯合眾多發展中國家將世界引向多極化和平發展道路，為自身贏得更多的發展時間與空間。同時應該考慮到民族文化的特質及其作用。民族文化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其核心價值有很強的穩定性與獨立性，在復雜的國際環境面前，應該打好民族文化這張牌，要利用民族文化處理好不同民族國家關系、增強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和民族凝聚力，反對各種形式的文化霸權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

北京大學豐子義教授認為，面對全球化，文化最根本也是最深層的問題就是確立文化自我，文化自我除了有維護和實現自己利益功能之外，還有在全球范圍內展示和實現自己的文化價值和內在價值，確立自己形象和地位的作用。文化自我不光是一種精神產品和精神觀念，也是作為積淀下來的人的行為規范、行為模式和生存方式。突出自我意識，並不是排斥全球意識，文化自我與全球意識二者之間是相互生成、相互促進的關系，要區分後殖民主義和文化孤立主義的界限。他認為在正確確立文化自我的問題上，應該處理好文化的整合和交流、文化的創新與調試以及文化的生產和消費等幾個重要問題。

中央編譯局楊金海研究員在對當前中華文化復興與西方文藝復興比較後指出，今天我們所說的文化復興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推動中華文化復興，而西方的文藝復興是在當時世界發展還比較局部的情況下實現的部分世界文化復興。中華文化復興的首要問題是全民族應當有文化復興的自覺，文化復興要面向現代化，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文化，要創造一種包括全新的話語體系、全新的戰略觀念，全新的生產方式、經營方式等的文化。他認為迎合全球化的發展需要實現兩種思維方式轉變：一是從革命斗爭的思維方式轉向和諧建設的思維方式，二是從封閉文化建設的思維方式轉向開放文化建設的思維方式。

清華大學肖鷹教授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成了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核心詞，它充斥著中國學術文獻、商業廣告甚至娛樂生活。這種全球定位意識固然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進入現代國際社會的需要，但也造成了難以避免的學術文化盲點，使我們的學術活動從選題到立項，從研究到評估都著眼於大題目、大角度、大工程，從而喪失了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和對具體社會現實問題的切入能力。他認為應當倡導依存於逆勢思維的學術創新意識和批判意識，培養切入微觀問題的分析能力。

清華大學鄒廣文教授認為，對全球化應該有這樣清醒的認識：其一，全球化為人類的整體發展提供了條件；其二，全球化為當代人類的發展和交流創造了條件；其三，全球化加劇了不同文化形態之間的沖突；其四，全球化的影響導致了一系列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在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問題上，要在確立中華文化身份的同時克服兩極對立思維，文化身份是一個走向世界的普遍性問題，因此，在我們在和世界文化對接的過程中應該尊重不同民族文化，要在文化平等原則基礎上不斷建構全球共同文化。

首都師范大學葉險明教授認為，文化認同包括自我認同和世界認同兩個方面。在當前條件下談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必須區分全球社會與國際社會兩個概念。全球社會是包含著民族國家以及越來越超越民族國家范圍的各種共同體，它有如下特點：其一，全球社會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其構成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賴；其二，全球社會的主體是多元的；其三，全球社會是一個不以任何國家和民族以及共同體的意志為轉移的自我生長過程；其四，全球社會的結構是易變的、多元的、理想化的。與全球社會相對應的國際社會有如下特點：其一，國際社會的主體是單一的，即民族國家；其二，國際社會的生存與基礎是自我保存、自我發展與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其三，國際社會是自我生長與強制發展雙重過程；其四，國際社會的結構相對單一。考察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必須在全球社會與國際社會雙重結構中進行。從國際社會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的世界發展困難重重；而從全球社會結構來看，中國文化的發展卻有著較大的空間。他認為，從全球社會結構著眼，應該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增加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二是要將文化發展導向解決全球非傳統安全領域；三是要把追求世界共同安全、共同繁榮和包容精神的發展和構建當成全球文化建設的最終目標。

「全球化與文化發展」問題研究具有國際學術前沿性和現實前瞻性，也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從當前國際學術研究動向來看，像亨廷頓、哈貝馬斯、吉登斯、詹明信、貝克、沃勒斯坦、羅爾斯、費徹斯通等相當多國際著名學者都把理論研究的重點轉向全球化與文化問題上。事實上，全球化也從某種意義上改變著人文科學研究範式，如正在西方興起的後哲學文化、全球史對世界歷史的重構、新世界網路全書的重建等。從實踐方面看，許多國家都在關注全球化與文化發展問題，紛紛建立相應的研究機構並以此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問題，為政府建構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軟實力等提供政策咨詢。就中國而言，全球化與文化發展研究有著民族精神重建與文化發展方面的意義。全球化帶來的世界秩序變化給中國政府提出了如何正面建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與文化秩序、如何營造合理的國際輿論和良好的國際發展氛圍、如何構建有世界影響的民族精神、如何利用世界歷史規律引領當代中國的發展、如何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建立並發展先進文化等若干問題。本次論壇對全球化與文化發展理論作出了積極思考與探索，同時也為中國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3. 如何衡量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2月8日，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和中國科普研究所主辦的「科學文化譯叢」新書發布會，在中國科技會堂舉行。發布會上，多位學者就科學文化的起源與興起，科學文化與啟蒙運動，工業啟蒙與科學文化的關系等問題做了探討。鳳凰網主筆張弘整理。

不要把科學視為正確

李斌（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科學和文化這兩個詞，在我們的語言中比較寬泛和模糊，詞義變遷也比較頻繁，外延隨著不同的語境和不同的人群有變化，甚至內涵在不同的時代也會發生一些變化。

從1912年開始到今天大概有100本字詞典，科學的詞義，在工具書中基本上保持一定的穩定。詞義包含三個要素，第一個是關注自然、社會、思維，第二反映的是客觀規律，第三必須是知識體系。1912年民國的新詞典，前面兩個要素有，但是沒有客觀規律這一條，1956年的新華詞典基本上具備這三個要素。今天對於科學，在工具書中一般都強調這三個要素。

考察科學作為形容詞的用法，對判斷科學一詞在社會上的使用和影響，有一定的意義。1927年左派的作家就開始寫了這樣的話：我不相信戀愛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學，這可能是較早把科學當作形容詞使用的例子。毛澤東在1929年《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1933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都把科學作為形容詞來使用。1971年，《新華詞典》明確的出現了形容詞的釋意。當前對科學形容詞詞義的使用可能很多，比如說你的方法不科學，要科學地看問題，等等，這些用法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經驗的。

有科學家在批評中國民眾科學觀的時候，說民眾總是將科學視為正確，但是科學界應該沒有多少人認為正確是科學詞義的選項，科學做的是有關真假的事實判斷，詞典也沒有出現過正確這樣一個譯項，這種批評是因為不同人群對詞義理解不同。為了讓討論和批評有效，就有必要在最基礎的地方形成共識。

對於文化，我比較認同較為明確和可操作的定義，那就是價值觀念及其在社會系統當中的制度化表達。人們心目當中的價值觀念，如果不能制度化，便不能夠成為文化。相應的，科學文化就是科學的價值觀念及其在社會系統當中制度化的表達。

科學的價值觀念，核心就是探求真理，揭示普通自然法則。這是它核心的價值理念，其次增進人類福祉，滿足好奇心和求知慾，以及作為一個體面的職業等等。求真的價值理念核心，盡管在古希臘已經出現，但是第一次真正形成制度化表達，卻是在17世紀的英格蘭。雖然科學知識具有普遍性，但是科學文化卻具有鮮明的地域性，這是因為不同的地域對於科學的價值理念的認知各有側重。同時，不同的社會系統也是千差萬別，在不同的社會系統當中，其制度化的表達肯定會呈現出特色各異的科學文化。

至於科學文化與工業啟蒙的關系，有學者認為工業革命系科學文化擴張的結果，正是科學文化的積淀，孕育出了一批連接科學興趣和工業導向的地方性社團或研發組織，從而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大幕。我翻譯的《工業啟蒙》這本書，就是對這個觀點的理論重構。這本書描述了工業啟蒙這一概念，它是美國的一個經濟學家提出，是指兩種有用知識，及其二者關系發生根本性轉變的社會變遷過程，這一過程孕育了工業革命。

使用工業啟蒙的概念有幾個好處，它打破了科學與技術之間無用的紛爭，採取了對工業發展有用的命題知識和指令知識的概念，著重突出了兩種知識的作用。第二點是，藉助於這樣一個工業的視角，打破了科學文化以自然哲學家為主的編史路線，採取了工匠和製造商的編史概念。第三是藉助知識獲取成本，打破了科學文化框架下，知識向中下階層擴散這種居高臨下的視角，採取了更符合經濟發展和中下層的需求視角，突出了知識獲取方式的重大變化。第四點是藉助於啟蒙運動這樣的一個理論視角，打破了科學文化理論資源不足，逐漸走向自我封閉的傾向，採取了更為積極主動的態度來整合啟蒙運動已有的研究成果，著力突出工業啟蒙運動在英格蘭啟蒙運動中發揮的作用。

對於科學文化，擺脫東西方的兩分法

李正風（清華大學教授）：第一個，我們要把作為社會亞文化形態的科學文化，和我們一般意義上所講的科學當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或者是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對於科學的發展可能有利的這種文化因素，適度區別開來。科學文化本身作為社會亞文化的出現，實際上和科學建制化的過程非常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是我們16、17世紀以來科學知識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轉變這個歷史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們從這些書裡面也可以看到，國外關於文化探討有名的著作，大多不約而同把目光集中到了16、17世紀近代科學革命之後歷史的分析，這個歷史可以延續到更久遠的時代，也可以延伸到未來，但是實際上它是和我們近代科學建制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們理解科學文化的時候，有個比較明確的目標，就是怎麼樣使這種更適宜現代的科學知識生產方式，能夠和我們文化的建制有機融合起來。

第二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走向知識化，是人類發展的共同趨向。這個過程當中，現代科學建制的出現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出現，盡管發源於西歐，但實際上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對於科學文化的理解，要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東方和西方，中國和外國之間的這種簡單的兩分法。

其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同國家和民族會在不同的時期，對於人類知識進步做出各有特色的貢獻，相互的學習是非常必要的。增強文化自信，不是要論證我們古代文化中有多少現代科學的因素，不是去論證我們古代曾經對現代科學的發展，做出來了多麼重要的輝煌（這個是一個方面），更重要是在未來科學發展過程和科學建制化過程當中，我們如何做出對世界有重要貢獻的新成就。

宋以後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比較弱

張大慶（北京大學教授）：我們原來嚮往美國，認為美國是主張自由和平公正引領未來的，但是現在它不太願意再引領了，要收縮，這個也是蠻有意思的反省。這和科學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其實科學文化問題至今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比如說在上個世紀30年代，著名的科學史家就提出來，科學文化將會是未來人類文化的引領，但是經過了二戰以後，再經過了七八十年代的發展，我們的確看到了人類非常宏偉的全球化，但是目前又出現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要各顧各的。比如說環境問題關繫到人類未來的發展，現在很多大國開始不願意付更多的責任。

剛才提到了一帶一路，我在去年10月份參加了摩洛哥一個科學史的會議，他們問中國為什麼在1000年前引領了世界後來落後了？而阿拉伯問在中世紀的1000年，世界文明的導向在哪裡？他說在他們那裡，現在我們又要問，未來的1000年或者是未來的幾百年，人類的文明向何處生？

中國在五四以後提倡新文化，就是科學文化，包括陳獨秀先生講科學要傳播，但是至今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好。比如說現在傳統和創新的問題，一直在兩邊走，北京大學講了守正創新，什麼叫做守正，其實解釋是不一樣的。怎麼守正？

還有，中華文明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我們怎麼衡量？我們的四大發明，甚至講五大發明，是宋代以前的貢獻。在宋以後，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比較弱的。只有很好的科學文化建設氛圍，才能夠為科學創新提供堅實的基礎。

科學文化成就如何來衡量，如何來評價，在人類歷史上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但到現在反而模糊了。現在我們對科學成就的評價，變成了數量化的統計，變成了SCI影響因子的評價，這是非常搞笑的問題，你做出來了一個大家都認為是好的貢獻，但是在評價的時候，要去統計數據。這就是科學文化的問題。

科學文化建制化的三個條件

王春法：這套書的跨度有八九個世紀，從歷史發展來講，科學革命、啟蒙、現代科學的發展，從縱向的維度上展現了近代文化興起的過程。第二，理論和實際結合的比較好，遴選這套書的過程當中，我們不但選擇了對學術界的科學文化理性探討相關的著作，比如說《現代科學的起源》、《科學文化的興起》等等，也有一些操作性的。第三，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和模式，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方，進入到19世紀特別是20世紀以來，對社會影響的程度越來越全面深入。科學文化的認知功能和創造功能、整合功能、滲透功能體現得越來越充分，而且在教育模式、思維方式諸多方面，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科學文化的制度化，在科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更具有決定意義，因為只有把價值理念固化在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制度規范之中，才能通過一定標准識別、評價和指導科學活動參與者的科研行為和交往方式，並通過一定的教化、規訓程序，使新進入者理解並身體力行科學活動的要求，進而有效調節和規范科學活動的認知行為和社會行為，保證科學文化以至科學活動作為整體的延續性。

一般來說，科學文化的制度規范，是多層面、多維度制度的總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規定，也包括非正式的行為規則。一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制度規范，包括對科學家科研過程和結果的要求，比如觀察的可靠性、推理的嚴密性、結果的可檢驗性等等，這些要求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進一步細化為對實驗設計的規定、對實驗過程的規范、對重復試驗的強調等等。

二是關於科學家之間合作、交流、評價、監督的行為規范，包括關於科學知識共享的安排，同行評議的質量保障機制，優先權的確認，科學獎勵制度等等。

三是關於科學共同體與社會之間的制度規范，包括國家對科學活動的法律規定，如憲法保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專業機構的特殊組織原則，如把研究和人才培養結合起來的大學制度等等。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科學文化在價值理念層面的內容，往往具有總括性、模糊性、多義性，不可能通過條理清晰、整齊劃一的制度充分表達出來，有關科學活動的各種制度規范，並不完全是從科學文化的價值理念中簡單推演出來的，也不是來自某些聰明人的整體設計，而是在科學實踐中不斷試錯、改進而來的，至今仍處於調整完善之中。正因為如此，科學文化的制度規范，不能完全代替科學文化的價值理念，對科學文化的踐行不僅包括遵循制度規范，同時也包括對價值理念的理解把握。這些價值理念和制度規范共同構成了科技界必須遵守的普遍規則，具有廣泛的行為約束力。

4. 何兆武是一個怎樣的人

何兆武是個學識淵博，熱愛自由，不為功利左右自己的人生的人。

何兆武：

1921年9月生於北京，原籍湖南嶽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

生平事跡

何兆武，湖南嶽陽人，著名歷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學家、翻譯家，1921年9月出生於北京，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歷任北京圖書館編目員，西安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等職；現為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
何兆武學識淵博，精通中西思想文化史。1978年，他的《中國思想發展史》出版，全書50多萬字，系統、全面、科學地論述了中國思想發展史。此書幾經再版，被許多大學選為教科書。而後他用英文撰寫了《中國思想發展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全書60多萬字，為世界了解中國，為中國走向世界作出了貢獻。
何兆武說:「改革開放不僅繁榮了中國的經濟，更重要的是給中國的思想文化帶來了繁榮。使我們這些「文革」時期『荒廢』的中國史學研究工作者有了春天」。正是在這個春天裡，何兆武的學術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他的《近代西方思想史》、《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等十幾部著作以及《歷史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等論文集攜百餘篇論文不斷問世。他還參加了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綱》、《宋明理學史》等巨著的編寫。
1980年，何兆武作為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一個與美國文化交流互訪的專家，出訪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等地考察期間，他利用業余時間翻閱了大量資料文獻，他說:「我感受最深的是文化開放的差別，在美國可以找到有關中國文化的全部書籍，而在中國，外國文化的書還很缺乏；第二個差別是美國圖書資料的開放，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入庫翻閱圖書和資料，而且可以借。而中國至今還保留著一些少見的圖書資料要行政領導鑒批後才能借的制度」。何兆武感慨道:「圖書的開放，是文化開放的最基本的條件，只有廣泛閱讀，才能了解、分析，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思想文化的開放必須與經濟的開放和繁榮同步，否則會出現精神文化的匱乏與畸形」。
走在前面的社會必定有很多的經驗，走在後面的國家一定要吸收。
「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何兆武在自己的隨筆集《葦草集》的扉頁上引用過帕斯卡爾這么一段話。誠然，因為思想，何兆武保持著生命的尊嚴和活力！
座無虛席，台上口若懸河，台下時而掌聲陣陣，時而一片沉寂。一個下午，來自北大、清華和人大的學生饒有興致地聆聽了一場題為「中外文化與全球化」的演講。
主講人是年逾80高齡的著名歷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學家何兆武先生。在演講中，這位皓首有些禿頂的老者旁徵博引，侃侃而談，從古代中國的對外交流史談到近代鴉片戰爭後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逐個階段，論述了不同文化的特性和共性以及文化的發展階段和趨勢。
有人說:「如果你想了解當下中國學者對歷史哲學的最高研究狀態，就不能不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如果你想通過中國學者的目光去審視西方的史學思想、史學思潮、史學流派，然後反轉身來，再去審視當下的中國史學，同樣不能不去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
如果要頒發一項西方學術著作漢譯特殊貢獻獎，這一具有無限殊榮的獎項應該毫不猶豫地送給他。

著作誕生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做了個12年的遠景規劃。中國科學院大擴軍（今天的社科院當時也屬中科院），何兆武也由陝西師院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後，參加侯外廬先生主持的《中國思想通史》的撰寫等研究工作。但由於那個特殊的時代特殊的環境，研究重點長期是「服從組織需要」:查查地震資料，編編地方縣志。工作之餘，何兆武讀書記筆記，翻譯了一些馬克思的西方學者的著作——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就是開了間「地下工廠」。也就是在這間「工廠」里，他「生產」出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譯著，這些書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都先後出版發行了。
翻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頗有戲劇性，上世紀50年代羅素大搞和平運動，毛澤東、周恩來聯名電邀羅素來華訪問，羅素亦欣然同意。但臨行時，90多歲高齡的羅素因身體原因，不能遠行，便以他的《西方哲學史》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囑咐將此書翻譯出版。工作人員將此書交給當時能擔當此任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將翻譯的任務交給何兆武。「文革」中何兆武先生挨批的罪狀之一就是，他翻譯此書是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招魂。翻譯此書本是毛主席的指示，卻被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扣上這么一頂帽子，何兆武覺得哭笑不得。「1971年，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最終還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最主要的罪狀還有一條，是『惡毒攻擊敬愛的江青同志』。當時，報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閑聊時說她總是拋頭露面，這樣不合適，就被告發了。」
「文革」以後，何兆武的研究重點轉到了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學理論方面，先後發表了數量頗豐的論文和譯著。他從英文、法文、德文等譯介西方史學哲學等思想理論不遺餘力，其譯作「意達辭雅，文質兼美」，受到專業人士的高度評價。其翻譯工作與其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輔相成，同時為國內學者從事西方文化研究鋪就了堅實的基礎。何兆武譯作頗豐，僅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就收錄何先生譯作有8種之多。
有人曾這樣說：「如果要頒發一項西方學術著作漢譯特殊貢獻獎，這一具有無限殊榮的獎項應該毫不猶豫地送給何兆武先生。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摘取這項桂冠了。」的確，何兆武的名字在當代中國並不是十分響亮，但很多人對西方歷史和思想的理解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受到過他所翻譯或介紹的西方學術經典的影響。
他學貫中西，卻並無留洋的經歷，當人們驚訝他把那些艱深的學術書譯得如此曉暢、明白時，他只是淡淡地說:「我沒有留過學，就是西南聯大和清華學的基礎。主要是我譯這些有興趣。」這些譯著都是利用晚上的業余時間偷偷完成的。毫無疑問，他作為一個翻譯家的名聲和成就也是非凡的。
思想文化的開放必須與經濟的開放和繁榮同步，否則會出現精神文化的匱乏與畸形。

民族文化

何兆武作為中國著名的思想文化史學專家出訪過英國、荷蘭、法國、日本等10多個國家。他說:「全世界最早的近代化是西方，在16世紀，中國慢了300年。走在前面的社會必定有很多的經驗，走在後面的國家一定要吸收。如西方最早的電燈、電話、電腦慢慢地被走在後面的國家所吸收，這就是取其精華，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標志」。
如何區別民族文化的精華與糟粕？他說:「區別這兩者是個難題，難就難在要先區分普遍意義還是特殊意義的，不同意義的要不同對待。如數學，西方最早用的是A、B、C，我國的數學早期用的是甲、乙、丙，表達形式雖然不同，但實質的東西是一樣的，隨著世界的共同現代化，我們也改用A、B、C。屬於各民族要保留的東西，一定要是『特色』的。處理好保留民族『特色』與遵守各民族普遍必然的規律，這個難題就不存在了。」「至於精華與糟粕，如果你用好了就是精華，用不好就是糟粕。如鴉片，用在醫葯中就是很好的東西，可稱為『精華』；成了毒品，不就變成了『糟粕』了？中西文化的融合，關鍵在於怎麼分，如何用。封閉只能帶來狹窄、片面、孤芳自賞等不健康的發展，而『融合』使文化開放，綻放出更健康、多彩、豐富的文化。只有融合、交流才能健康發展，才更具生產力。中國思想文化的窗子還可以再開大些。」
在談到如何保證中國思想文化的健康發展時，何兆武語重心長地說:「要正確對待學術批評，有批評才有進步，才能融合，要建立一種文化健康發展的批評機制，對學術上的『假冒偽劣』等危及文化健康發展的現象，給予打擊和治理。實踐證明，行政干預對學術不利，學術問題應由學術上去解決。學術上的帶頭人不應由領導用行政的辦法去『封』，應由學術界自己評定。學術如有成果自然脫穎而出，廣大同仁、讀者、社會都會認可，『領導封』的結果只會增加名利導向。」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清華恢復文科，逐步朝綜合大學發展，需要文科的人。」1986年清華大學成立「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被調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史學教授。老人說，他喜歡與年輕人打交道。「一個人總要接觸生活，接觸世界，要接觸年輕的人，教學相長。你不接觸年輕人，就等於自動老化了。」
近年來，何兆武先後因股骨壞死、心臟病兩度住院。他的右腿植入了金屬架，現在已經很少出門散步，大量的時間都用來讀書、看報以及寫信。說到現在中國的翻譯水平，他正色道:「現在的學術翻譯，最大的問題不是語言水平問題，而是翻譯者對專業知識的了解程度太差。如『麥哲倫』這一個人的名字，拿給學外語的學生翻，竟能在一篇文章里翻出3個名字來。翻譯這門藝術，語言程度的高低其實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了解本學科的基礎上進行意會。我讀書時，看那些原文詩，其實也並不是完全能看懂，但僅僅是能明白的那一部分，已經讓我覺得很美。很多東西都是相通的。」
何兆武的生活非常規律，每天晚上10點睡覺，清晨4點起床。一直陪伴他的孫女也出國了，何兆武說:「從今以後，我得習慣一個人的生活。」說這話時，老人還像往常一樣，一副樂呵呵的喜眉笑眼的樣子。

主要著作

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文化漫談》、《西南聯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學記》等。

主講課程

講有《關於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等課程。

獲得榮譽

2015年4月20日，年屆94歲的何兆武老先生收獲了一份大禮——中國翻譯協會向其頒發了「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5.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薦書：五本值得讀的傳統文化書單

■推薦人簡介：侯旭東，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史，兼及秦漢史。先後從事東晉南朝經濟史、北朝民眾佛教信仰與北朝鄉村社會的研究。後兩方面的研究以資料豐富、視角新穎在國內外學界產生廣泛影響。

一、《喪家狗：我讀〈論語〉》（修訂版）

李零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推薦理由：不神化，不回護，文獻學家眼中的真實孔子。

內容簡介：孔子不是聖，只是人，一個出身卑賤，卻以古代貴族（真君子）為立身標準的人；一個好古敏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傳遞古代文化，教人閱讀經典的人；一個有道德學問，卻無權無勢，敢於批評當世權貴的人；一個四處游說，替統治者操心，拚命勸他們改邪歸正的人；一個古道熱腸，夢想恢復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讀他的書，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講，他是個堂吉訶德。《論語》有個優點，就是沒有後人的那種虛偽勁兒。書中人物，夫子也好，十哲也好，都是普通人，喜怒笑罵，毫不遮掩。誰說偉大導師就得高大全，聖門弟子就得身披光芒？他們師生在一塊兒，學生頂老師，老師罵學生，都被記下來。

我讀《論語》，是讀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麼，要看原書。我的一切結論，是用孔子本人的話來講話——不跟知識分子起鬨，也不給人民群眾拍馬屁。古人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其實，衣食足了，也未必知榮辱。學《論語》，有兩條最難學，一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二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現在，哭著鬧著學《論語》的，不忍先學這兩條，試試看！

二、《中國古代物質文化》

孫機著，中華書局

推薦理由：大家手筆，深入淺出，圖文並茂，一卷在手，神遊古人生活世界。

內容簡介：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成就，是我們這個東方大國五千年輝煌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基本國情，本應成為常識，家喻戶曉。孫機先生以大家的底蘊、曉暢的文筆，把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基本知識，系統地呈現在這部書里。

三、《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許宏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推薦理由：沒有文獻，沒有文字，考古學家透物見人，書寫中國古史關鍵期的力作。

內容簡介：公元前2000年，在以傳世文獻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 推定上，是 個便於記憶的數字。公元前2000年，在所謂的夏王朝前夕，考古發現 中看不到與傳世文 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帶開始發生一系列事件 ，為隨後以二里頭 為先導的中原廣域王權國家的飛躍奠定了基礎。公元前2000年—中國文明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 。

許宏所著的《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 景)》從考古材料入手，從考古學家的角度，解讀從 神話到歷史的進程， 講述早期中國的故事。

四、《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展開》

許倬雲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推薦理由：尺幅千里，視野宏闊，把握中國歷史的精要之作。

內容簡介：在世界文明存在與變化的劇烈大潮之中，中國如何自處，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與文化？中國從何處來，中國文化從何處來，又要向何處去？

這本《萬古江河》即心懷中國文化的著名史家許倬雲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為今天中國人撰寫的歷史，為中國文化的成長發展作的一部傳記。

許先生圍繞國家體制與時代特色，思想、宗教與文化變遷，農業、手工業與經濟網路，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互動，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與生活資源，民間社會與信仰世界，文化、科學技術的進步轉變，對外關系及與他者文明的比較互動等一系列主題展開，講述著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多彩鮮活的成長故事。

五、《寵》信－任型君臣關系與西漢歷史的展開

侯旭東 著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推薦理由：這是一項參照社會學、人類學展開的具體歷史研究，帶你重返歷史現場，重新梳理西漢歷史。

簡介：本文以西漢為例，具體到每個皇帝統治考察圍繞此關系產生的建立、維持、廢止與重構的過程，解釋了此關系長存的背景與動因、來源與根基，以及此關系所激發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領西漢歷史。

文中力圖圍繞日常互動中呈現的君臣關系，重返歷史現場，捕捉當時人的不同感覺，重新梳理西漢歷史。嘗試從「關系過程」與「關系的關系」兩個角度增加一種認識中國歷史的新思路，為超越史學中碎片化的實證研究與抽象的結構分析及兩者間的疏離與對立提供一種可能的出路。

6. 楊振寧生卒年是

楊振寧，1922年10月1日出生於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清華大學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榮休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是中美關系松動後回中國探訪的第一位華裔科學家，積極推動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進中美兩國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1944年，獲清華大學碩士學位；1945年，獲穆藕初獎學金，赴美留學；1948年，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任芝加哥大學講師、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1955年，任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教授；1966年，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長；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1998年，任清華大學教授；2017年，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2018年，任西湖大學校董會名譽主席。
楊振寧在粒子物理學、統計力學和凝聚態物理等領域作出了里程碑性的貢獻。20世紀50年代和R.L.米爾斯合作提出非阿貝爾規范場理論；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統計物理方面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提出楊－巴克斯特方程，開辟了量子可積系統和多體問題研究的新方向等。此外，楊振寧推動了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南開大學理論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的成立。

7. 中國宣紙在外國被叫「日本紙」，清華教授：文化輸出有多任重道遠

仔細想來，西方國家與日本方面的強取豪奪著實可恨，可是更加讓人沉痛的是，宣紙現在形成這般顛倒黑白的局面，我們國家自身也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如果每一個時代的中國人都能夠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緊隨時代的發展步伐，那麼不論其他國家多麼精密策劃，都會在我國強大的國際實力面前束手無策。所以，很多時候，宣紙的改名換姓，更多的應該是激起我們的民族恥辱感，當這種恥辱感與慚愧感化作一種重新崛起的決心，那麼中華民族的未來，則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