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大學歷史學教授

① 張國良的介紹

1953年出生於上海。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導、院長。復旦大學和日本早稻田大學聯合培衫陪養的歷史學博或喊蠢士（1991）。出版著作20多部，發表論文100多篇。先後滲激獲得各種獎勵20多項。

② Junji Kido在哪個大學

城戶淳二(Junji Kido)教授，1984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咐滾胡大學。

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簡稱早大，是世界著名綜合研究型衡攔學府。1882年，伴隨「學問要獨立」的宣言，由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創立。城戶淳二教授獲學士學位，隨後前往美國Polytechnic University深造，分別於1987年、1989年獲碩士、博士學位。

辦學條件：

設有學術院、大學本科和研究生院及附屬機構。

學術院包括，政備納治經濟學術院、法學學術院、文學學術院、教育・綜合科學學術院、商學學術院、理工學術院、社會科學學術院、人類科學學術院、體育科學學術院、國際教養學術院等10個學術院。

大學本科則包括政治經濟學、法學、商學、社會科學、教育學、文學、文化構想學、基幹理工、創造理工、先進理工、人類科學、運動科學、國際教養等13個學部。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日本早稻田大學

③ 張國良的個人簡介

1953年出生於上海。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導、院長。復旦大學和日本早稻田大學聯合培養的歷史學博士（1991）。曾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博導，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主任，復旦大學傳播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帶頭人，中國傳播學會首任會長。
1981年被選派到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是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出國的新聞與傳播學者。後多次訪問美、英、日、韓、新加坡等國家和港、澳、台地區，曾被聘為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
主要的社會兼職有：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專家組成員，中國新聞教育學會理事，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理事，上海市政府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東政法學院等十幾所院校的兼職教授，國際知名刊物《亞洲傳播季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編委（中國大陸唯一），台灣最權威的新聞傳播學刊物《新聞學研究》評審委員，香港知名刊物《傳播與社會》、《中國傳播學刊》學術顧問。
迄今主持國內外項目30多個。其中包括：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大眾傳播學》、教育部重大項目《中國發展傳播學》、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上海市民與媒介文化》、國家「211」項目《中國大眾媒介的公信力》以及中美合作項目《十國新聞價值觀比較》、中英合作項目《大眾媒介與扶貧》等，累計總經費超過300萬元。
出版著作20多部，發表論文100多篇。其中影響較大的有：《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新聞媒介與社會》、《現代大眾傳播學》、《傳播學原理》、《現代日本大眾傳播史》等等。同時，培養了20多名碩士生、40多名博士生、10多名博士後。2002年，團結全國同行，發起成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傳播學學術團體「中國傳播學會」，被選舉為首任會長。
先後獲得各種獎勵20多項，其中包括：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稱號、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中國新聞獎優秀成果二等獎、全國圖書「金鑰匙」優勝獎、復旦大學「優秀研究生導師」稱號等等。

④ 聖德太子的人物軼事

聖德太子的本名是廄戶，傳說是因為在廄戶（馬廄）前出生，所以取名為廄戶 。還有說法認為是聖德太子的母親穴穗部間人皇女是在聖德太子外婆（小姊君）的娘家蘇我家生下聖德太子，蘇我家當時的家主是小姊君的兄弟蘇我馬子，廄戶是「在馬子家出生的」的意思。如今的主流的說法是，聖德太子出生地的附近有個叫「廄戶」的地名，因此取名為廄戶。
別名有豐聰耳、上宮王等。《古事記》記載為上宮之廄戶豐聰耳命，《日本書紀》除了廄戶皇子之外，還記載有豐耳聰聖德、豐聰耳法大王、法主王等別名，《萬葉集》卷三有上宮聖德皇子等記載。
「聖德太子」這個稱呼，實際上在生前從來沒有使用過，死去100多年後在公元751年（天平勝寶3年）編纂的《懷風藻》中第一梁段咐次出現 。還有顯真記錄的《聖德太子傳私記》引用的是公元706年（慶雲3年）完成的「法起寺塔露盤銘」中的「上宮太子聖德皇」。在平安時代成書的史書《日本三代實錄 》、《大鏡》、《東大寺要錄》《水鏡》等幾處都是記載為「聖德太子」，「廄戶」、「豐聰耳」等不見於記載，最晚於這個時期「聖德太子」的謚號已經廣泛應用，成為了一般性的稱呼。
如今，基於一般性的稱呼，在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是使用「聖德太子（廄戶皇子）」的長名。但是以前文所述的「『聖德太子』是在世時沒有使用過的名稱」為理由，在例如山川出版社的《詳說日本史》從2002年度審定版開始，變更為「廄戶王（聖德太子）」 。 聖德太子的聖人化，在《日本書紀》中已經是既成事實，「聖德太子信仰」是後世的人們人為製造出來的。在8世紀，聖德太子被認為是「日本的釋迦牟尼」，被日本人所信仰。最晚至鐮倉時代，就有《聖德太子傳歷》等現存二十種以上的傳記和圖傳成書。
近代的實證研究有久米邦武（近代歷史先驅）的《上宮太子實錄》 。還有，十七條憲法並非聖德太子所作之說從江戶後期的考證學者（狩谷鍵齋等人）開始，津田左右吉在1930年的《日本上代史研究》中也主張十七條憲法並非聖德太子所作 。結果，包括《日本上代史研究》在內的津田左右吉的四本著作被查禁，其本人也向早稻田大學辭職。（津田左右吉是否認天皇神話說的歷史學家，早稻田大學的教授，二戰前被軍國主義打壓，但在二戰後，軍國主義垮台，其學說成為日本歷史學界主流。）森博達（語言學家、京都產業大學教授）則認為十七條憲法是編纂《日本書紀》時所作 。
高野勉的《聖德太子暗殺論》（1985年）主張，聖德太子和廄戶皇子是不同的兩個人，蘇我馬子之子蘇我善德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聖德太子」，後來蘇我善德被中大兄皇子暗殺，為了掩蓋事實，虛構出一個人物形象，即蘇我入鹿。（蘇我入鹿是日本歷史中有名的殘暴不仁的人物）。另外還有，石渡信一郎（古代史研究家）出版的《聖德太子並不存在——解開橡純古代日本史之謎》（1992年），谷澤永一（文藝評論家、關西大學名譽教授）的《聖德太子並不存在》（2004年）。 大山誠一虛構說 1999年，由吉川弘文館出版的大山誠一（歷史學家、中部大學教授）的《「聖德太子」的誕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大山誠一主張：「廄戶王的事跡除了冠位十二階和遣隋使兩項以外，全部是虛構的」。即使是這兩項，雖然見於《隋書》的記載，但《隋書》沒有出現推古天皇和廄戶王。沒有任何當時的文獻記載了推古天皇的皇太子廄戶王（聖德太子），其存在過的痕跡只有斑鳩宮和斑鳩寺的遺址。還有，關於聖德太子的史料，如《日本書紀》的「十七條憲法」和法隆寺的「法隆寺葯師像光背銘文、法隆寺釋迦三尊像光背銘文、天壽國綉帳、三經義疏」等，都成書於比廄戶皇子晚得多的時代。
大山誠一並沒有否定飛鳥時代居住於斑鳩宮、並修建了斑鳩寺的有力王族廄戶王的存在可能性。但是，作為推古天皇的皇太子攝政，並作出為人熟知的種種政績的聖德太子則是當時編纂《日本書紀》實權者藤原不比等等虛構出來的。《古代史之謎燃鎮 越了解越清楚》（黛弘道（編）、實業之日本社、1997年）第三章「人為創造出來的太子信仰 聖德太子並不存在」以及《聖德太子與日本人》（風媒社、2001年）、《聖德太子的真實》（平凡社、2003年）等，是集大山誠一和贊同其學說的研究者們之大成的著作。學術論文《弘前大學國史研究》上發表。
「大山說」在如今也成為了媒體的話題。《東亞的古代文化》102號製作了大山說的特集，在《東亞的古代文化》102號、103號、104號、106號等關於大山說的爭論匯編成了《聖德太子的實像和幻像》（大和書房2001年）一書。石田尚豐的公開演講《聖德太子是真實存在的嗎？》中，也提到了聖德太子虛構說和媒體的關系。《日本書紀》等古籍中的聖德太子形像多少包含了些誇張、潤色、添枝加葉的成分，是大多數研究者的共識。但其中的多數人對主張其形象並不真實存在的大山說持批判態度，也有認同大山說部分觀點的研究者。
大山說的概要：有力的王族廄戶王是真實存在的。但沒有證明作為信仰對象的聖德太子的真實存在的史料，聖德太子是虛構的人物。《日本書紀》（養老4年、720年成立）中，第一次出現了聖德太子的人物形像。這個人物形像是藤原不比等、長屋王、僧道慈等人虛構出來的。十七條憲法是編纂《日本書紀》時創作的。大藤原不比等之死及長屋王之變以後，光明皇後等人又寫成了《三經義疏》、法隆寺葯師像光背銘文、法隆寺釋迦三尊像光背銘文、天壽國綉帳的銘文等法隆寺系史料，並創造出了以觀音菩薩為本尊的法隆寺夢殿為道場的聖德太子信仰 。 對大山說的反駁 仁藤敦史（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部教授）認為：關於「聖德太子形像」的變遷與考證的研究動向，可總括為否定作為虛構形象的「聖德太子」，對基於《日本書紀》（在戰後的日本史學界也沒有完全否定《日本書紀》的史料地位）的將聖德太子粉飾成「偉大的宗教家、政治家」的形象進行根本性的批判。但是，這種史料批判的方法也存在著問題。在奈良時代的前半期已經對上宮太子稱呼為「聖德」，這可以理解為是上宮太子死後的謚號。而且，在慶雲3（706）年以前已經有稱上宮太子為「聖德皇」的金石文存在。再加上《古事記》中關於上宮太子，有死後才有的「豐聰耳」的稱號，沒有「王」號，而是包含了表明是已即位的王子的「命」字的「上宮之廄戶豐聰耳命」的記載。表明最遲到《日本書紀》成書之前的天武朝，上宮太子就開始被偉人化。因此，從除了《日本書紀》和法隆寺系之外的史料中也確認了早期的太子信仰，所以只是完全否定法隆寺系史料是不行的。即使不否定推古朝的有力王子廄戶王（或廄戶王子）的存在，只將後世的「聖德太子」與廄戶王區別開，這種否定傳說與史實的連續性的觀點也是有問題的。
遠山美都男（歷史學家、學習院大學講師）認為：《日本書紀》中的聖德太子形像多有粉飾，這在大山誠一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已經指明。大山說的觀點在於，作為實際存在的人物廄戶皇子並沒有王位繼承資格，沒有參與內政、外交等國策的制定，只是作為一位有蘇我氏血統的王族而存在，居住在斑鳩宮、支配壬生部的廄戶皇子，是即沒有王位繼承資格，也沒有政治上發言權的無大的影響力的王族而已。《日本書紀》中的「聖德太子」也許確實是虛構的人物，但並不是像大山誠一所認為那樣，而是一位即真實存在，又有政治實力的王族 。
和田萃（歷史學家、京都教育大學名譽教授）認為：「聖德太子」在《日本書紀》的編纂階段被理想化是多數研究者的共識，應該將廄戶王與被粉飾了的「聖德太子」區分開，但是並不等同於認同「聖德太子虛構說」和「蘇我王權說」 。 對虛構說的反駁 反駁聖德太子虛構說的著作和論文有：遠山美都男的《為什麼聖德太子沒有成為天皇？》（2000年）、直木孝次郎（歷史學家、大阪市立大學名譽教授）的《關於廄戶王的政治性地位》、上田正昭（歷史學家、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的《從歷史看到的太子形像的虛實》（收錄入《聖德太子的實像與幻像》）（2001年）、上原和（美術史學家、成城大學名譽教授）的《世界史上的聖德太子 東洋的愛與智慧》（2002年）、田中英道（美術史學家、東北大學名譽教授）的《排斥聖德太子虛構說》（2004年）、森田悌（歷史學家、群馬大學名譽教授）的《推古朝與聖德太子》（2005年）、曽根正人《聖德太子與飛鳥佛教》（2007年）。
關於聖德太子的歷史資料有《日本書紀（卷22推古紀）》、「十七條憲法」、《古事記》、《三經義疏》、《上宮聖德法王帝說》、「天壽國綉帳（天壽國曼荼羅綉帳）」、「法隆寺葯師像光背銘文」、「法隆寺釋迦三尊像光背銘文」、「法隆寺釋迦三尊像台座內墨書」、「道後湯岡碑銘文（=伊予湯岡碑文、記錄於伊予國風土記逸文）」、「法起寺塔露盤銘」、《播磨國風土記》、《上宮記》等等。這些都成書於比廄戶皇子晚得多的時代，有說法認為都是在《日本書紀》成書後再製作的，對這種觀點的異說、反駁也存在著。 太子形像 關於日本書紀中的聖德太子形像，大山說是僧道慈（留學大唐17年後的公元718年回到日本）在藤原不比等和長屋王的授意下所作。但是，森博達（京都產業大學教授，古日本語研究學者）指出：包含「推古紀」的日本書紀卷22並不是由中國音書寫的卷α群（遠渡日本的唐人所作），而是用日本音書寫的卷β群（日本在新羅的留學僧們所作）に屬するとする。「推古紀」是漢字寫成，而其關於漢字的意義和用法有很多錯誤，所以關於「推古紀」的作者是留學大唐17年的學問僧道慈的大山說受到批判。森博達認為β群的創作是從文武天皇朝（697年～707年）的文章博士山田史御方開始的 。
十七條憲法不是聖德太子所作的說法從江戶後期的考證學者那裡就開始有了。津田左右吉在1930年的《日本上代史研究》也說到了十七條憲法不是聖德太子所作。井上光貞、坂本太郎等人對津田說持反對意見。關於狩谷鍵齋、津田左右吉等人的偽作說，關晃認為「根據還不夠充分」。森博達則認為十七條憲法是後世在編纂《日本書紀》時才創作的。 勝鬘經義疏 關於「勝鬘經義疏」，與敦煌出土的「勝鬘義疏本義」有七成相同的文字，藤枝晃認為是6世紀後半期由中國北朝所作，與聖德太子無關 。關於「法華經義疏」卷首的題箋，大山說認為只是僧侶行信的一種「太子親撰」的炫耀性帖示 。安本美典則根據題箋的撰號「此是大委國上宮王私集非海彼本」中的「是」、「非」等字的筆跡與正文一致而斷定題箋和正文是出自同一人物之手，否定了成書後僅僅是添加了「太子親撰」的說法。而且，從題箋中的「大委國」來看也否定了「法華經義疏」由日本之外的國家所作的說法。
關於《上宮聖德法王帝說》卷首所記載的聖德太子的世系，家永三郎認為成書年代最遲不超過大寶（701-704）年間，是比《古事記》、《日本書紀》更古老的資料。 天壽國綉帳 關於「天壽國綉帳」，大山說從天皇號、和風謚號等角度出發，認為不是製作於推古朝。金澤英之指出天壽國綉帳的銘文中出現的干支在日本是在公元690年（持統4年）才開始使用的儀鳳歷（麟德歷），「天壽國綉帳」的製作年代690年以後。另一方，大橋一章則根據天壽國綉帳」圖中的服制等等，認為是推古朝的產物 。石田尚豐認為從「天壽國綉帳」中體現的技法等等來看，不可能製造於8世紀。

⑤ 日本早稻田大學，有位中國文學教授，歷史學家，長頭發的，叫什麼名字

稲畑耕一郎 教授 中國古代學 （Chinese Ancientlogy）
岡崎由美 教授 中國語中國文學
千野拓政 教授 中國近現代文學・文化
高屋亜希 教授 東アジア現代文化研究
內藤正子 教授 中國語の語匯・文法論、認知意味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論
古屋昭弘 教授 中國語史東アジア諸言語史
楊達 教授 中國語學

⑥ 吳貫因的經歷

1905年，吳貫因在蓮陽許厝村嶺梅私塾教書。他在友人家見到《策論》一文。此文痛斥日、俄帝國主義妄圖瓜分中國，他拍案叫絕，大加贊賞。該文是15歲的杜國庠寫的，抒發自己的愛國之情，報國之志。吳貫因主動提出，要杜國庠到他身邊免費就讀。從此，杜國庠在吳貫因的悉心栽培下，進步更快。尤其可貴的是，杜國庠能夠在吳家閱讀到當時在上海出版的各類進步書籍和刊物，眼界大開，遂接受先進思想。不久，吳貫因應聘至澄海景韓書院任教，仍攜國庠於身邊就讀。三年後，在吳貫因先生的大力舉薦和澄海鄉賢之倡助下，杜國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及縣邑同善祠之資助，東渡留日。
1907年，吳貫因赴日留學，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史學系，獲政治學士。1909年他負責編輯《憲政新志》。杜國庠寫的文章，如《資議局記事》等多篇，都在該刊發表。
在留日期間，吳貫因還結識了流亡在日本的梁啟超，成為好友，從此他追隨梁奔走呼號，探索富國強民之路。1912年學成歸國後，便和梁啟超在天津創辦《庸言日報》和《庸言月刊》，梁任主筆，他當編輯。1913年，梁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他則任北洋政府衛生司司長、幣制廠廠長。
吳貫因：《憲法問題之商榷》，《庸言》第1卷，第10號。吳貫因說過:「國家為重,而人民為輕。苟人民之利益與國家之利益沖突時,只能犧牲人民之利益，以殉國家，……，蓋國之不存，人民且無所託命，而系論其利益也。」，國權就是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庸言報》第一卷22、23號登載吳貫因大著《中國共和之前途》一篇。
吳貫因與梁啟超都參加到民國初期關於行政訴訟模式的大爭議之中。梁啟超則主張設立平政院作為獨立的行政裁判機構，在其為進步黨所擬的憲草第81條規定：「行政訴訟於平政院裁判之。平政院之組織及其官吏之任免，依法律所定。」吳貫因所擬的憲草第68條關於此點的規定，從內容到措辭都與梁氏完全相同。
圍繞怎樣在一個新生的共和國創建行政訴訟機制，是採納大陸法系的二元制，還是普通法系的一元制，抑或是重點在保持我國固有的國粹，憲草起草者們之間存在嚴重的分歧，大致可分三派：一派是梁啟超、吳貫因等進步黨人的觀點，主張學習大陸法系的做法，在普通審判機構外設立單獨的行政審判衙門——平政院；一派以王寵惠為代表，主張採納英美法系的一元制；另一派以康有為為代表，側重保留傳統整肅吏治的國粹——都察院。他們都不同程度地闡明了理由，但都不能說服對方，這種情況，使得爭議展開。
在「國有」或「民營」的問題上，吳貫因雖然不贊同「純然放任說」（即全面的市場豎宏調節），但同樣也不贊同「極端干涉說」（即全面的國家干預），他認為在普通產業方面，「則官營不如民營」，這是因為：在官營體制之下，一方面「勤勞者與不勤勞者，其分得之利實相同」，所以「執業者必不肯勤勞以從事」；另一方面，「產業既歸公有，則執業者必無為公眾愛惜資本之心，於是生產費之歸於浪費者，將不可勝窮」。
立憲政體，立法部對於行政部，有課責之方。吳貫因認為，則並立法部對於行政部之課責，無論其關於政治或法律，概以「彈劾」該之。
1914年吳貫因在「中華書局」任編輯。雜志撰著有梁啟超、湯叡、藍公武、吳貫因、梁啟勛等；
1915年2月吳貫因發表《中國古代之社會政策》，載《大中華》1卷2期。
他在《大中華》第1卷第4、5兩期發表《中國經濟進化史論》一文。《大中華》至1916年3月停刊。
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他追隨梁啟超南下兩廣，揭起反袁的旗幟。吳貫因在《丙辰從軍日記》一書中作了這樣的描述：1916年3月4日上午10時，梁啟超自上海乘日船密赴香港轉廣西，同行的有湯覺頓、黃溯初、跡纖棗黃孟曦、藍志先、吳柳隅(吳貫因)、唐伯珊、蔣方震等，（梁等均冒充日人），在日本人的幫助下，乘日本郵船「橫濱丸」離開上海。在船上，他蟄伏於船艙最下層鍋爐旁的一個很小的房間里，飲食睡眠都在其中，潮濕悶熱使人難以忍受。等到夜深人靜，才躡手躡足偷偷地來到船舷，憑欄遠眺和呼吸新鮮空氣，感到非常爽快，非常舒服，這使他領悟到「天下之至樂，但當於至苦中求之耳。」船上的生活極為艱苦，為了實現反袁的目的，從軍往廣西，他們只能在苦中求樂。
1917年秋季，吳貫因的好姿拆友李秀升18歲兒子李春濤潮州金山中學畢業，北上到北京，住在吳貫因家裡。他依照父親的囑咐，以門生之禮拜見了吳貫因。吳貫因早就喜歡李春濤，欣然收他為門生。當時杜國庫也住在吳家，李、杜兩人一見如故。李春濤說出自己北上，求學的目的是要尋找革命真理。吳貫因建議他到日本去留學，他說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多數是愛國的，日本翻譯的新知識的書比較多，出版也快，可供學習時選擇。李春濤寫信回家告訴父母，說依從吳先生的意見，要到日本去留學。其父李秀升十分高興，他希望春濤成為有出息的人，給弟弟們做個好榜樣。翌年9月，李春濤進入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讀書。這一年，彭湃也進入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科，兩人是廣東同鄉，又是同班同學，同住一個寢室，他們很快成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919年，吳貫因在北平任內務部參事兼編譯處處長。適逢杜國庠由李大釗介紹到北京大學任教，他便讓杜國庠住於其家，並任用杜兼編譯處編輯。
嚴峻的社會現實還表明，中國「非大力興辦新式教育，培植新式人才，無以求存圖強」。可以說，「教育救國」是當時社會進步人士的一個共識。有許多潮籍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師范，回國後積極投身於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門，致力於新式人才的培養。當時出任大學教授的就有吳貫因、郭任遠、黃際遇、蔡翹、方棣棠、黃天鵬等多人。
1927年棄政從學，任東北大學教育、文學院院長，平民大學、燕京大學史學教授、華北大學校長。
張學良出任東北大學校長後，1928年8月延聘和新聘一些專家和學者。主要有：數學家馮祖荀教授、化學家莊長恭教授、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教授、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教授和潘成孝教授、留美化學博士余澤蘭、紀育澧等。文學院聘請的名教授有：文法專家章士釗、語言文字學家黃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總長羅文干及林損、余啟昌、吳貫因（梁啟超私人秘書、北平華北大學副校長）、江之泳、李光忠等。教育學院則有留美、英十載的心理學家陳雪屏教授、國學家馬宗薌教授、統計學家孫宗鈺、歷史學家周傳儒教授。體育方面有郝更生、吳蘊瑞、申國權、宋君復教授等。
「東大」的人才制度，吸收了大批著名學者、教授、教育家。一時間，群星薈萃，人才濟濟。他們辦學有方、治學有法，學術水準高，學風嚴謹。名師名校，東大發展異常迅速。1931年，達到鼎盛時期，全校設有6個學院，下置24個系，8個專修科，在校生兩千餘人，躋身於全國名牌大學之列。
1929.12吳貫因發表《東西印章歷史及其品性之變遷》 東北大學周刊(六周年紀念增刊) 。
1930年的《中國經濟史眼》發表。
1930年6月1日，他的代表作《史之梯》（一名《史學概論》）在上海聯合書店初版，印數1500冊。吳貫因是繼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而撰寫的，在30年代的中國史學界頗具影響。《史之梯》劃分史學為五大時代，詩歌時代與小說時代均在科學時代之先。
應用統計學方法對歷史上的某些現象進行歸納、統計與量化分析的歷史研究方法，其成果形式一般表現為各種統計圖譜與表格，是計量史學的先行形態。吳貫因的《史之梯》說：「史家編史，必兼具統計學之智識，其記載世系始不越出科學常識之范圍。非然者，其涉及統計之記載，必常陷於錯誤。」
1933—1937年，曾受陳濟棠聘請，多次到廣東講學。
1935年起，吳貫因在天津創辦《正風》半月刊，發表史論專著多種。
1936年，因腦溢血病逝於北平，終年57歲。

⑦ 歷史研究路育松博士

於艷茹博士學位被取消的話,那麼,她的碩士學位管用嗎

前天，北京大學歷史系相關負責人表示，於艷茹去年已經從北大畢業，針對她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所發表的論文涉嫌嚴重抄襲問題，系裡會立即組織有關專家對其博士論文重新進行核查，如有抄襲情況，一經核實，將根據學校有關規定進行處理。

根據《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范》，「已結束學業並離校後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間存在嚴重違反學術規范的行為，一經查實，撤銷其當時所獲得的相關獎勵、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記者注意到，此《規范》的適用范圍包括「在讀期間存在學術失范行為的已離校研究生」。

據了解，於艷茹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史專業2006屆碩士畢業生，於200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讀博士學位。2011年9月，於艷茹作為2011年度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國（境）研究項目」（第二批）資助對象，赴美國哈佛大學交流4個月。2013年7月，於艷茹博士畢業後進入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被指抄襲的論文發表時，於艷茹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在讀博士生。北京青年報

中國社科院教授王育成出生年月日

王育成，1951年生於北京，籍貫山東淄博，1975年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畢業，現為博寶藝術網銅器鑒定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先後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歷任助教、講師、館員、副研究館員。

1992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2000年任研究員；

2002年任日本早稻田大學道教研究所客員研究員。

2016年1月16日，中國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育成和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在京舉行了婚禮。

歷史學博士就業形勢怎樣

歷史學博士就業形勢怎樣啊摘錄於網路 在國家對於學術型研究生的招生在減少，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不是不要這樣學術型博士， 而是需要量有限！倆字，烈士，不咋地，當當大學老師吧我打算跨專業考歷史專業的博士， 具體是歷史地理專業的， 昨天打電話詢問以前的導師， 他說現在的就業形勢也嚴峻，歷史是 冷專業的，就是博士以後也不一定好找工作，就是工作也很清貧的…… 文科專業多半不好 就業， 關鍵看個人，是專著於學術，就踏踏實實搞學術。

否則就要多找門路，關注社會需求， 多多補充各方面能力。 我已經碩士畢業了，就讀的院校是 211985，就讀的專業是一個國 家級的重點學科，現在找了個還不錯的工作，並放棄了讀博認識我的人，包括我導師在內 都叫我不要讀了，去工作，不然讀完後更難找。

現在碩士博士找工作，用人單位看重的是： 你有沒有關系，是不是男生，有沒有工作經驗，是不是黨員/學生幹部。女碩士博士是不是 結過婚。

特殊的地方如北京上海等有沒有當地戶口等其他的條件， 用人單位就很少在意了。 能力真的是沒有辦法用固定標准衡量的。

如果發 10 篇論文叫有科研能力， 那發 9 篇就不算 嗎我認識的很多很優秀的博士和碩士，都沒有找到工作，或找的很不好待遇，工作性質， 工作地點。 你能說他們都沒有quot能力quot嗎或許我現在說再多都沒有用， 等你以碩士博士學歷 找工作時，你就知道quot能力quot有多大分量了我想表達的意思是： 1 不要以為博士一定比本科好找工作，尤其是文科。

本科畢業能找到好工作的人，可以 通過在職委培等方式考研考博，最好不要脫產。那翟詰扔詼牟 液苡鋅贍艿貌懷ナА也不要以為博士一定能找到工作。

2 很多讀研讀博的人是為了學問而讀書的，但到了畢業找工作時，他們被高校和科研院所 拒收，找不到能再去做學問的地方了。特別是文科生，他們所學的東西與社會現實脫節，不 能直接轉換為生產力， 很難把他們的平生所學去和社會需要結合起來――而這些， 其實並不 是他們的錯。

本科生找工作，是萬金油，到哪裡都可以！但絕大多數就業質量太低，拿著微薄的工資替人 暫時打工， 賣完青春就完了！ 研究生畢業好多進公司打工如華為等， 看起來很美， 工資較高， 但這業是吃青春飯，累死人，如集中營！工資含金量很低， 企業還不穩定！博士主要進國家 機關，事業單位，高校，研究所，都是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工作！工資好象不很高，但含金量 高，穩定，工作沒有那麼累， 福利較好，可以干到老。 讀博一定要考慮自己的經濟實力， 除非你是真的很強，3 年出來以後一定會有好的去處。

如 果不考慮自己的實力至少你家裡不需要你去掙錢來維持生活只是為了面子去花大量的時 間和金錢盲目讀博士真的是沒意思。在職的或者非科班出身的如果緊緊是為了一紙文憑並想 靠這張文憑在今後掙大錢，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誰要是懷著這樣的心態讀歷史學的研究生 的話，今後是要受大罪的。 研究歷史很苦的。

如果能吃苦，也能苦中作樂那 OK， 如果不能， 三思！ ！比如就歷史學來說，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下，一個人的學術質量應該和他的生活質量成正比，至少不能偏離太遠，也就是說應該有必要的機制來「養「這些人（包括職業學者和正 在求學的未來研究者） 。畢竟沒有經濟上的獨立，也就沒有人格上的獨立；沒有人格上的獨 立，也就不會有學術上的獨立。

但在目前的環境下，這種理想的生存狀態較難獲得。 尤其是現在高校注重學統，看出身，查三代（主要是供過於求決定的） ，本科、研究生畢業 學校若不是 211 或者 985 的， 將來就業要受限了。

出身不好的學生即使將來考入了 985 院校， 將來就業也很難進國內名校（重點綜合大學、師范大學） ，除非關系比較硬。而進不了名校 教書和做研究，得不到較高、較多的各種資源支持，他們未來的學術之路將很艱辛。

理論性、學術性研究生現在處於就業最低期。 歷史學本科和研究生三年、四年大幅度縮招或 者不招生（停招） ，才可以解決現在已經畢業但找不到對口專業和現在還在讀書即將畢業的歷史系學生就業情況。

要考文史哲研究生必須要看清現在的就業形勢，不要讀了三年，畢業時候因為找不到工作頭大，年齡大了再轉行很難，要是現在歷史研究生大都需要轉行，何不 本科時候就轉行呢？ 教育部計劃到 2015 年把專業碩士（實用性、技術性碩士）招生比例提 高到 50以上，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要考歷史研究生的同學們，本人（本人歷史學科班 出身，今年研究生畢業，已經考了 7 場歷史老師招考，都沒進。

昆明兩場、山東中東部城區 5 場）建議你們慎重了。讀歷史學碩士和博士是件奢侈的事情，適合生活無憂的人去一直讀 下去，適合在職人員去讀。

近期有生活壓力的人讀研、讀博就是越走越窄，專業很難對口就 業，轉行都難呢。 你的判斷依然過於樂觀了， 在山東到中學就業的歷史研究生不到三分之一， 可能也就有五分 之一吧。

還有你說的很多部門和行業，根本不需要歷史，圖書館有圖書館學和檔案學，博物 館有博物館學，史志辦需要考公務員，而且一般是要求文史類，文科其他專業也可以報，我 考過。報社這個就更。

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都有誰

蔡崇榜，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史，宋代史學。

陳廷湘，博士生導師，專門史，中國近現代史。

郭齊，博士生導師，歷史文獻學，朱熹詩文研究。

郭聲波，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史，歷史地理學。

何平，博士生導師，世界近現代史，史學理論，中西文化比較，現代化，國際關系。

何一民，博士生導師，城市史研究。

霍巍，博士生導師，漢唐考古，西南（包括 *** ）考古，博物館學，文化人類學。

李文澤，博士生導師，歷史文獻學。

劉復生，博士生導師，宋史，西南民族史。

羅志田，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史。

彭裕商，博士生導師，古文字學。

石碩，博士生導師，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研究。

舒大剛，博士生導師，儒學文獻研究。

王挺之，博士生導師，歐洲城市史，文藝復興研究，旅遊資源、旅遊人力資源開發。

楊世文，博士生導師，宋代歷史文獻，儒學學術，巴蜀文化。

楊天宏，博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專門史。

楊振之，博士生導師，旅遊策劃、規劃，風景區管理與目的地營銷。

王東傑，博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專門史。

張箭，博士生導師，世界中世紀史，中國中古史。

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是大學教師的職稱，級別依次從高到低排。

院長是行政職務，也就是所謂的「官」了。

博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都是相對於研究生來說的崗位制度。

至於關系：

相對於教授這類的職稱來說，博導條件較高。博導一定是教授，但教授可能只是碩士生導師。

其他的，學科帶頭人自然是學術能力較強的人，所以通常是教授，博導。

院長也自然是學院里比較牛的人，所以往往是教授職稱。一流大學的校長是副部長級，往往都是院士。

魏承恩《史學大師許悼文》第一段在全文中起什麼作用

【第一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①簡單介紹許倬雲，讓讀者對傳主有一個初步認識； ②通過對許倬雲的評價，肯定傳主在史學界的地位和影響； ③交代作者對傳主的傾慕，為後文與傳主的接觸作鋪墊。

【《史學大師許悼雲》原文】 《史學大師許悼雲》 魏承思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知道了許悼雲的大名。因為他的《漢代農業》是在美國攻讀中國史博士學位的必讀書，我喜歡這部書，於是我找到許先生的好幾部著作來讀，被他的淵博知識深深折服，最受啟發的是他嫻熟的使用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治史。

那時候，只知道許悼雲是匹斯堡大學歷史教授，台[tái]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後來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學跟金耀基教授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有一次提到許悼雲，耀基師說和他很熟，並說他每年都會來香港中文大學講學。

過了幾個星期，許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聞訊後就讓耀基師的秘書幫我約了時間去拜訪他。在許先生的辦公室里初次見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談，沒有一點大師架子，許先生著作等身，除了專攻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之外，研究領域還涉及社會學、考古學、科技史、台[tái]灣史和中外歷史比較等。

他還對現實政治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撰寫了大量政論，結集出版的就不下十餘種，在台[tái]灣輿論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好奇地問他何以有如此淵博的學識和廣泛的學術興趣，許先生就和我談起自己的求學經歷。

無錫許家是江南世代的書香門第。許先生的父親藏書豐富，興趣廣泛。

許先生幼年患小兒麻痹而不便於行，就在家裡雜讀群書。抗戰後，他在家鄉的輔仁中學讀書，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飽學之士。

1948年底，他跟隨父母到台[tái]灣，考取台[tái]灣中文大學外語系，第二年轉入歷史系，本科畢業後又讀研究生。當年的台[tái]大大師雲集，使學生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派，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課題。

許悼雲受校長傅斯年器重，跟李濟學考古，根李總侗學古代史，跟董作賓學甲骨文，向尹耕望、錢穆、沈剛伯等問學。許先生說：「那時台[tái]灣的研究生教育和內地不一樣，不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學生，而是一個由三到五人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共同指導。

這樣就給我一個想當大的 *** ，因為幾個指導老師的治學思路都不一樣，他們在那裡各講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尋找自己的路子。」 後來他又到芝加哥大學去深造。

這所世界頂尖的學府不在意你讀什麼系，學生的課程可以自己設計。在那裡，許先生選課的范圍包括經濟學、中古史、考古學、宗教學、社會學等。

選讀宗教學的只有他，老師照樣認真上課。他住院開刀，教授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帶著書到病床前去教，一邊講，一邊討論。

聽到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討論現在的中國大學出不了大師，但不是先應該問中國大學有沒有這樣的教師嗎？ 許先生說，他選修了那麼多似乎和歷史學不相乾的學科，「但我是拿歷史當材料看，拿別的學科當工具看，這樣就可以用各種工具處理材料。」 許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畢業後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tái]灣大學歷史系主任。1970年起擔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史學系及社會系合聘教授，其間多次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杜克大學等校的講座教授，著有專著十餘種，論文百餘篇。

近年來，又常在中國大陸講學，被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授予名譽教授。他是海峽兩岸和國際史學界公認的耆宿。

聽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師是怎樣煉成的。 第一次見面聊天，許先生就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說是我研究歷史的「一日師」。我去學校上課之餘，經常會去他那裡拜訪，聆聽他的教誨。

有一次，《明報》編務總裁高信疆聽我說起許綽雲在香港，就說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幫他約一起吃飯聊天。參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許先生夫婦外，還有耀基師夫婦和哲學家勞思光。

我在他們中間算是小字輩了。很多年過去了，當晚吃了什麼佳餚美味早已忘記了，但大師的風采則歷歷在日。

上一次見到許先生已經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tái]北，聽說他也在，就打電話約了時間去看望。

言談之中，他知道我跟隨南懷瑾先生在學佛，就說懷師早年在台[tái]灣時，自己曾跟隨殷海光去拜訪過兩次，因他的學問路子和南不合而沒有再去，但殷老師對他則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進《許倬雲談話錄》里，稱南懷瑾是奇人，有吸引力。

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長王泛森博山聊天。他說，殷門弟子對這一說法大不以為然。

我說，十多年前就聽許先生說過，事後特地向懷師求證。老人家還興致勃勃地同憶當年殷海光光跟他學打坐的情景。

這也算為我尊敬的許先生辯誣吧。【許倬雲簡介】 許倬雲，江蘇無錫人，1949年赴台[tái]，就讀於台[tái]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後半年學業，進入台[tái]大歷史系，後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人文學科博士學位。

先後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南京大學講座教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匹茲堡大學史學系退休名譽教授等職，代表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西周史》、《萬古江河》。

⑧ 李治安的個人簡介

李治安，男，1949年生，河北邢台人。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先後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現任歷史學院院長，兼任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歷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家哲學社科基金評審委員會歷史組成員等。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研究領域為元史和政治制度史，並招收中國古代史專業的博士生和碩士生。代表性學術專著為《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研究》、《行省制度研究》。已在《歷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元代行省制的特點與歷史地位》等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其中,《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研究》獲1997年天津市優秀圖書二等獎。《行省制度研究》2002年獲教育部第三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目前承擔國家哲學社科首屆重大招標項目「我國歷史上的社會建設理論研究」 國家哲學社科基金項目「元代北部、西部諸行省研究」和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項目「基層社會與國家權力」等。為研究生和本科生開設的課程有：中國古代史、政治制度史、史學概論、中國古代史通論、元史史料選讀、元史研究專題、蒙古語、政治制度研究專題等。 （1）《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
（2）《行省制度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
（3）《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
（4）《忽必烈傳》（學術傳記），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5）《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訂本），中華書局，2007年4月；
（6）《元代行省制度》，中華書局，2011年4月；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1）《元史學概說》（李治安、王曉欣編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
（2）《中國古代官僚政治》（李治安、杜家驥著），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
（3）《社會階層制度志》（李治安、孫立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4）《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元代卷》（李治安、薛磊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
（5）《元代華北地區研究——兼論漢人的華夷觀念》（李治安等著），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 （1）《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主編兼第一撰稿人）；
（2）《中國五千年中央與地方關系》，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主編兼第一撰稿人）；
（3）《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多卷本叢書，天津古籍出版社，已出版8冊；
（4）《元史論叢：馬可波羅與十三世紀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八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邱樹森、李治安主編）；
（5）《元史論叢：元代社會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十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
（6）《元史論叢》第十一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7）《元史論叢》第十三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8）中國社會歷史與文化研究叢書，商務印書館，2006年；
（9）中國思想與社會文叢[系列專著]，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陳洪、李治安主編）；
（10）傳統社會與文化研究叢書，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11）《馬可波羅游歷過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李治安、宋濤主編）； 《成吉思汗生年問題補正》，《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元代行省制的特點與歷史作用》，《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
《元代「常朝」與御前奏聞考辨》，《歷史研究》2002年第5期；
《元代漢人受蒙古文化影響考述》，《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
《元陝西四川蒙古軍都萬戶府考》，《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歷史研究》2011年第5期；
《元中葉西北「過川」及「過川軍」新探》，《歷史研究》2013年第2期；
《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怯薛與元代朝政》，《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中國史研究》2005年增刊；
《元代封爵等級和王位繼承問題》，《文史》第35輯，中華書局，1992年；
《元代肅政廉訪司研究》（上、中、下），《文史》第52-53-54輯，中華書局，2000-2001年；
《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第60輯，中華書局，2002年；
《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1）《略論唐代征商制度》，《南開史學》1981年4期；
（2）《忽必烈削弱宗藩實行中央集權》，《南開大學學報》1985年3期；
（3）《唐代執法三司初探》，《天津社會科學》1985年3期；
（4）《元代質子軍芻議》，《歷史教學》1988年5期；
（5）《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發微》，《蒙古史研究》3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
（6）《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3期；
（7）《元代的投下戶》，《南開學報》1989年5期；
（8）《怯薛與元代朝政》，《中國史研究》1990年1期；
（9）《元代的分封制度》，《文獻》1990年1期；
（10）《元代宗王兀魯思分封考述》，《南開史學》1990年1期；
（11）《關於元代鎮戍江淮的蒙古諸王》，《安徽史學》1990年1期；
（12）《元代雲南蒙古諸王問題考察》，《思想戰線》1990年3期；
（13）《藏文雅隆覺沃教史節譯》（譯注），《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90年3期；
（14）《元代的宗王出鎮》，《元史論叢》第四輯，中華書局1992年；
（15）《元代封爵等級和王位繼承問題》，《文史》第三十五輯，中華書局1992年；
（16）《元代におる蒙古諸王の中原居留に関する問題》，《愛知大學文學論叢》1992年99輯；
（17）《元代晉王封藩問題探討》，《元史論叢》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18）《ォゴタィ汗時期における小功臣の食邑民分封に関する考察》，《日本モンゴル學會紀要》24輯，1993年；
（19）《元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述略》，《南開學報》1994年2期；
（20）《元代蒙古人的等級結構》，《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1）《關於元中後期的奉使宣撫》，《祝賀楊志玖教授八十壽辰中國史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成吉思汗生年問題補正》，《歷史研究》1996年1期；
（23）《論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約因素》，《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4期；
（24）《修端「辯遼宋金正統」的撰寫年代及正統觀考述》，《韓儒林紀念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25）《元代行省制起源與演化述論》，《南開學報》1997年2期；
（26）《元代行省制的特點與歷史作用》，《歷史研究》1997年5期；
（27）《漫話行省制》，《今晚報·日知錄》1997年7月10日；
（28）《元代宣慰司建置沿革與性質辨析》，《南開大學歷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
（29）《從運用藏文史料考訂成吉思汗生年談起》，《津圖學刊》1998年第1期；
（30）《元代社區捕盜官巡檢司考述》，《東洋學研究》第四輯，韓國東洋學研究會1998年6月；
（31）《元代行省機構組織考述》，《元史論叢》第七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
（32）《元散府鉤沉》，《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
（33）《元代宣慰司職掌考述》，《紀念南開大學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文史論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
（34）《元代路總管府研究》，《南開大學圖書館建館八十周年紀念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
（35）《元代縣官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
（36）《元代鄉試新探》，《南開學報》1999年6期；
（37）《元代河南行省研究》，《蒙古史研究》第六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
（38）《寰宇記中的乃顏之亂與馬可波羅在華身份》，《歷史月刊》（台灣）154期，2000年11月；
（39）《元代肅政廉訪司研究》（上），《文史》52輯，中華書局2000年；
（40）《元代肅政廉訪司研究》（中），《文史》53輯，中華書局2000年；
（41）《元代肅政廉訪司研究》（下），《文史》54輯，中華書局2001年；
（42）《元世祖朝鉤考錢谷述論》，《歷史教學》2001年2期；
（43）《元代行御史台述論》，《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
（44）《元代鄉試與地域文化》，《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輯，國際元代文化學術研討會專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
（45）《馬可波羅所記乃顏之亂考釋》，《元史論叢》第八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
（46）《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60輯，中華書局2002年；
（47）《元代巡檢司考述》，《來新夏教授學術研討會紀念集》，新疆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
（48）《綜合性區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開學報》2002年6期；
（49）《元代「常朝」與御前奏聞考辨》，《歷史研究》2002年5期；
（50）《論元代的官吏貪贓》，《南開學報》2004年5期（被高教出版社英文版《中國歷史前沿》2006年3號全文翻譯為英語）；
（51）《開展元代華北區域研究之我見》，《近代華北區域社會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52）《專通結合 厚積薄發》（訪談錄），《歷史教學》2005年4期，（李治安、刁培俊）；
（53）《元世祖忽必烈漠北領地考》，《史學集刊》2005年7期；
（54）《元中書省直轄「腹里」政區考略》，《元史論叢》第10輯，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7月；
（55）《元世祖忽必烈與藏傳佛教》，《佛教與遼金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能仁書院2005年10月；
（56）《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中國史研究》2005年增刊；
（57）《中國古代史基本問題筆談：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史學集刊》2006年1期；
(58)《元代冗官述論》，《學術月刊》2006年5期（被《新華文摘》2006年15期全文轉載）；
(59)《元代政區地理的變遷軌跡及特色新探》(一)，《歷史教學(高校版)》2007年1期；
(60)《元代政區地理的變遷軌跡及特色新探》(二)，《歷史教學(高校版)》2007年2期；
(61)《元代政區地理的變遷軌跡及特色新探》(三)，《歷史教學(高校版)》2007年3期；
(62)《元初華夷正統觀念的演進與漢族文人仕蒙》，《學術月刊》2007年4期(精簡稿)；
(63)《探尋專精與博通相結合的治史路徑——李治安教授訪談》，《學術月刊》2007年4期（李治安,楊印民）；
(64) 《探索元代文化教育發展的特殊路徑》（代序），申萬里著《元代教育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
(65)《華夷正統觀念的演進與元初漢文人仕蒙》，載《中國思想與社會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66)《張之翰詩詠膠州》，載《膠州歷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
(67)《「膠州歷史文化初探」序》，載《膠州歷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
(68) 《宋元明清基層社會秩序的新構建》，《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3期；
(69) 《宋明理學家對鄉里社會新秩序的構思與探索》，《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6期(《新華文摘》2009年5期全文轉載)；
(70)《西方人視野下的忽必烈大汗》中譯本序，（美）羅沙比著《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重慶出版社，2008年8月；
(71)《元代歲賜定製時間考》，《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11月；
(72)《元代漢人受蒙古文化影響考述》，《歷史研究》2009年1期；
(73)《元代甘肅行省新探》，《元史論叢》第11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
(74)《元世祖クビラィ草原領地考》，《早稻田大學モンゴル研究所紀要》第5號，2009年9月；
(75)《元代雲南行省的機構組織與官吏任用》，《雲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4期；
(76)《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史哲》2009年6期；
(77)《忽必烈與元帝國》，《大國》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
(78)《元陝西四川蒙古軍都萬戶府考》，《歷史研究》2010年1期；
(79)《元代四川行省沿革與特徵》，《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0年2期；
(80)《元鞏昌汪總帥府二十四城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2期；
(81]《元代陝西行省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4期；
(82)《元代四川行省初探》，《元史論叢》第13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
(83) 《一本從宋代鄉役透視「富民、科第秩序」的力作——為刁培俊<官民交接:宋朝鄉村職役研究>作序》，《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0年4期；
(84)張嫻征、閻秋鳳著《許衡傳》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85)孫慧君主編《隆化鴿子洞元代窖藏》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86)Li Zhi』an，Une nouvelle réflexion sur le séjour de Marco Polo en Chine， Chine · Europe · Amérique. Rencontres et échanges de Marco Polo à nos jours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10；
(87)《關於秦以降皇權官僚政治與貴族政治的復合建構》，《史學月刊》2011年3期；
(88)《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歷史研究》2011年5期；
(89)《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與邊疆控馭》，《河北學刊》2011年6期；
(90)《元代雲南行省駐戍軍隊新探》，《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古代社會高層論壇文集》，中華書局，2011年8月；
(91)《師從楊志玖先生學元史》，《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2年2期；
(92)《唐宋前後南北地域差異的博弈整合論綱》，《光明日報·史學》2012年11月29日；
(93)《元後期怯薛內外「愛馬」、「各枝兒」考——以<至正條格>為重點》，《雲南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6期；
（94）謝詠梅著《蒙元時期札剌亦兒部研究》序，遼寧民族出版社2012年；
（95）薛磊著《元代東北統治研究》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96）《元中葉西北「過川」及「過川軍」新探》，《歷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⑨ 早稻田大學出現過哪些名人包括我國

早稻田大學出現過的名人有前任首相野田佳彥、福田康夫、竹下登、海部俊樹、石橋湛山、小淵惠三、森喜朗等。中國現代革命家如陳獨秀、李大釗、彭湃、廖承志等。

一、野田佳彥

野田佳彥（1957年5月20日－），前任日本首相。出身千葉縣船橋市。眾議院議員（6期）。曾任內閣總理大臣（第95代）、民主黨常任幹事會代表（黨首）（第9代），前財務大臣（第14代）、政府稅制調查會會長、民主黨國會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第7、10代）。

民主黨內實力人物，黨內派閥花齊會（野田組）的會長。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系，後入松下政經塾學習，29歲即當選日本議員。

二、福田康夫

福田康夫 （ふくだ やすお，福田 康夫，Fukuda Yasuo），日本人，1936年7月16日生於群馬縣高崎市。1959年3月從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畢業後入石油會社。他主張政治改革從每一個政治家自身做起，在政策方面以穩健著稱。

福田康夫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長子，因此日本首次誕生了父子兩代首相。2008年9月1日，福田康夫在東京舉行的記者辯燃手招待會上發表講話。福田康夫在當晚舉行的記者會上宣布辭職。

三、竹下登

竹下登（TakeshitaNoboru；たけしたのぼる、1924年（大正13年）2月26日-2000年（平成12年）6月19日）日本首相（1987～1989）。精明強干，長著一副娃娃臉，在日本政壇上被人稱為「阿信」。

他以自己特有的玩弄權術的手段登上了首相寶座。正當他欲展宏圖之際，一樁政治丑聞——里庫路特事件，使他從高山之巔掉進了萬丈深淵，顯赫政壇幾十年的「阿信」被賄賂案的浪潮所吞噬，從此在政壇上消聲匿跡。

四、福原愛

福原愛段森，1988年11月1日出生於日本宮城縣仙台市，日本乒乓球運動員。

2006年3月，簽約廣東佐川急便女隊，將作為廣東隊的第二單打征戰中國乒超聯賽。5月，不來梅世乒賽團體賽銅牌。6月，ITTF台灣公開賽雙打冠軍，首次取得職業巡迴賽冠軍（與藤沼）。

7月，她在ITTF的排名到達14名（排名最高的日本選手），在21歲以下選手中排名第4，在18歲以下選手排名第3；9月16日，被日本早稻田大學體育科學系錄取。

五、李大釗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攜嫌-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樂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1913年畢業後東渡日本，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不僅是我黨早期卓越的領導人，而且是學識淵博、勇於開拓的著名學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中，佔有崇高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