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嶺丟失的上海大學教授
Ⅰ 楊南生的生平
楊南生，其父任仰光中學校長。楊南生1歲多隨父母回國，因父親求職無著，長期顛沛於北京和福建兩地之間，直到1929年上小學後，才在北平（今北京）安定下來。七七事變前夕，父母又南遷福建，為不影響他的學業，留他在北平就讀，寄居在舅父家中。
父親的華僑生涯和留日學經濟後報國艱難的人生體驗，給予他兩點可貴的影響，一是愛國，二是學「實學」（指科學）；加之受二舅父當時清華大學物理系知名教授薩本棟的熏陶，他中學時期就立志要學好科學，為祖國效力。他的數理化，尤其是物理成績在學校一直拔尖。有一次物理考試，全班大多數人不及格，而他獨得100分。他還在全北平市高中生數理化會考中得了第二名。七七事變後，北平日偽政府令學校開設日語課，楊南生極力抵制，不參加日語學習；還退出參加多年的校排球隊，以表達民族恨。在漢口失守後，北平的漢奸政府組織「慶祝」遊行，他拒絕參加。學校給他記大過懲處，他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1939年，北平已完全被日軍統治。他即將高中畢業，大舅父力勸他留北平升學，楊南生則決意去大後方。高中一畢業，他立即離開北平去上海，費盡周折取得一份英國護照，才得以通過日軍封鎖，從海路到越南，再輾轉進入昆明，考入西南聯合大學航空系就讀。
楊南生愛科學，尤迷航空，所以擇航空為志願。但是，當他了解到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的腐敗內幕，進而對當時那種只修不造的航空業有了清醒的認識，意識到學成之後仍然報國無門，於是他痛苦地終止了對航空的迷戀，轉入聯大機械繫學習。
1943年暑期，他修完了機械繫課程，受聘到昆明中央機器廠任工務員。1945年，回母校任材料力學助教，逐漸對這一學科產生了興趣。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於1946年夏隨清華大學遷回北平，為剛回國的錢偉長開設的現代應用力學問題新課程當助教，由此獲益匪淺，堅定了他從事力學研究的志向。1947年，楊南生考取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深造。出國前，他征詢了錢偉長的意見，選定了塑性力學為研究方向。經過三年的刻苦學習，於1950年暑期，以《各向同性金屬的塑性應力應變關系》的優秀論文，獲取博士學位。
在昆明求學和工作期間，他參加過一二一運動和「反飢餓」遊行。1947年到英國後，積極參加了左派學生的反蔣活動，開始接觸馬列主義，了解中國共產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與支德喻等同學發起成立了「中國科協留英分會」（簡稱留英科協），旨在介紹新中國，促進留英學生學成回國參加建設。1950年，他在曼徹斯特大學理工學院「社會主義者協會」主辦的活動中，作了「新中國概況」的報告；在留英中國學生會曼徹斯特分會為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主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活動中，作了報告，用幻燈片介紹了北京。
1950年暑期，學業剛一結束，他便立即准備回國。經過斗爭，他與妻子及同學數人，才得以持一份「無國籍人士」護照離英，幾經周折，轉經香港，於1950年10月回到祖國。回國以後，他一心一意要參加實際建設工作，謝絕了幾所院校的聘請，選擇了重工業部汽車實驗室的工作，並被任命為汽車材料試驗科科長。1953年10月又轉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任中央實驗室主任，為中國汽車工業的創建，為第一台「解放」牌汽車的製造，作出了貢獻。在此期間，他被光榮地選為吉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於1956年9月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56年9月，楊南生奉命調到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任副研究員，從事高溫塑性力學研究，曾發表《三七黃銅的塑性應力應變關系》等論文。
1958年秋，中國科學院遵照毛澤東主席「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指示，組建衛星研製機構，楊南生被委任為1001設計院負責人之一，負責運載火箭的設計。1958年11月，該院南遷上海組成中國科學院上海機電設計院，楊南生任副院長。幾年中，他率領廣大科技人員和生產工人，先後研製成T5探空火箭模樣彈和T7M、T7、T7A探空火箭，與導彈研製部門並行地開創了我國的火箭事業。
1964年8月，楊南生再次接受調動，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第四分院（今航空航天工業部第四研究院）任副院長，擔任固體火箭發動機研製的技術領導工作，直至1983年3月，改任該院科技委員會主任，1984年任技術顧問。1991年5月，他兼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員會顧問。在這20餘年中，他南北轉戰，埋頭苦幹，領導研製成功10餘種用於武器的固體火箭發動機；以及「長征1號」運載火箭末級發動機、返回式衛星回收制動發動機、通訊衛星遠地點發動機等多種航天固體火箭發動機；還開展了大量固體火箭推進技術預研課題和幾種大型試驗發動機的研製，為我國固體火箭事業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也為研製第二代固體火箭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他的成就、才學、強烈的事業心和艱苦奮斗的精神，以及他的平易近人、關心群眾、同群眾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作風和剛直不阿的品質，在四院廣大群眾幹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們有口皆碑。他曾被選為第五、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8年榮獲全國科學大會先進個人獎；1984年榮立航天工業部一等功；1985年被國際宇航科學院選聘為院士，成為國際知名的火箭專家。
1978年，楊南生接受了西北工業大學的邀請，開設了塑性力學、彈塑性斷裂力學等課程，先後被批准為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和博士後工作站導師，以彈塑性斷裂力學研究為方向，培養了近20名碩士、博士生和博士後。他在國內外學術會議、學術雜志上發表了10多篇論文，成為西北工業大學彈塑性斷裂力學學科的學術帶頭人；1984年正式被聘為兼職教授，1989年又授予他名譽教授稱號。
楊南生曾出任中國宇航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中國力學學會第一、第二、第三屆理事，陝西省科學技術協會第二屆委員，陝西省航空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陝西省宇航學會第一屆理事長等職務。
國產汽車材料的開發者
1953年10月，楊南生滿腔熱情地投入了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中央實驗室的創建工作。他給實驗室和設計處的工程技術人員講授金屬材料機械性能、試驗數據處理的數理統計等課程，並自編了10萬余字的講義。為了備好課，他常常通宵達旦地苦幹。同時，為適應當時向蘇聯學習的需要，他還利用業余時間上夜校，突擊學習俄文，並曾參加了《蘇聯大網路全書·汽車工業》卷的翻譯工作。
在工廠基本建設時期，他除了實驗室的自身建設工作以外，還配合開展全廠基建用材選配工作。工廠投產後，他領導中央實驗室全體人員投入生產第一台「解放」牌汽車的緊張工作，千百種材料都需由他們試驗分析，決定取捨，或者確定代用材料；或者提出性能指標去試制。他們從材料方面保證了這第一台汽車的順利誕生。
第一台「解放」牌汽車的問世，標志著中國汽車工業的誕生。在這份光榮中，有著作為汽車材料開發者楊南生的貢獻。
中國火箭事業的開創者
1956年9月，楊南生奉命調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
1958年中國科學院以力學研究所為主組建了1001設計院，負責衛星和運載火箭的設計，楊南生被委派為技術負責人。他帶領倉促集合的30多位同志苦幹了一個月，獨立完成了一種可發射100公斤衛星的三級液體燃料運載火箭的設計圖紙。這一火箭模型，在中國科學院1958年舉辦的「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上展出，毛澤東主席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先後參觀過。但是，在當時的國力條件下，這樣的設計是難以變成現實的。
1958年11月，中國科學院與上海市商定，將楊南生為首的1001設計院技術人員遷往上海，組成上海機電設計院，以便利用上海的工業和技術基礎，由小到大地發展我國的空間技術。楊南生被任命為該院副院長，擔負技術指揮的重擔。
1959年1月，中國科學院調整了空間技術發展規劃，決定首先把重點放在探空火箭研製上。上海機電設計院的任務遂轉入探空火箭研製。在楊南生的主持下，先設計了一種有控制的T5火箭，但因條件限制，僅試制出模樣彈，隨後就下馬了。在總結了T5火箭的經驗教訓後，1959年四季度開始研製無控制的T7火箭，並且為了培養隊伍、掌握技術，決定先研製模樣火箭T7M。工作展開後，很快取得了可喜的進展。1960年2月，他們自行研製的T7M這一試驗型探空火箭首次發射成功。它使用液體主發動機、固體助推器，起飛重量190公斤，飛行高度8—10公里。同年9月，又成功地發射了我國第一枚實用型探空火箭T7。它是在T7M的基礎上研製的，也是由液體主發動機和固體助推器串聯成的兩級無控火箭，起飛重量1138公斤，飛行高度約60公里。由T7火箭改進設計後的T7A火箭不久也研製成功。它作為我國液體探空火箭的基本型，成為我國人造衛星上天以前進行高空探測的重要工具。以T7A為基礎改裝的氣象火箭於1963年12月發射成功，其起飛重量1145公斤，飛行高度在60—115公里范圍內變動，攜帶探測儀器重量最大可達40公斤。1964年7月，用T7A改裝的生物試驗火箭又發射成功，其飛行高度達70公里，並回收成功，邁出了我國宇宙生物試驗研究的第一步
在上海機電設計院期間，為了培養人才，楊南生利用研製工作空隙，對技術人員講授塑性力學課，前後達1年之久。他還為此編寫了10多萬字的講義。在傳播塑性力學知識的基礎上，他帶領幾位助手，運用塑性力學理論，對於工作時內外壁溫差很大的探空火箭液體燃料主發動機燃燒室壁，進行了應力分析研究，解決了液體發動機燃燒室設計的技術難題。這一研究成果以《再生冷卻式燃燒室內壁應力分析》為題，發表在國防部五院內部刊物《研究與學習》1964年第10期上，引起了同行的注意。
1964年8月，楊南生離開上海，到當時地處大西南的國防部五院第四分院主持固體火箭發動機的研製工作。當時，固體火箭發動機還處在探索技術、奠定基礎階段，中心任務是通過研製直徑300毫米的小型發動機，摸清技術規律，突破基礎技術關鍵，獲得研製全過程的經驗。他率領科技人員先後解決了葯柱裂紋、不穩定燃燒等關鍵技術問題，使發動機研製工作進展順利。1965年夏，用這一發動機組裝的火箭進行飛行試驗獲得圓滿成功，證明了其結構可靠、性能穩定。以後該發動機經過改進，被用作一種戰術導彈的助推器。
1965年，該院建制改為第七機械工業部第四研究院，從大西南搬遷到塞外，展開了大中型固體火箭發動機的研製。在研製過程中，又發生了葯柱加大後發生裂紋的技術難題，楊南生帶領有關技術人員，運用粘彈力學理論，結合試驗數據，提出一種經驗的計算方法，把固體復合推進劑葯柱看作粘彈體，進行了它的受力分析計算，確定推進劑力學性能不良是葯柱發生裂紋的根源，從而由提高推進劑力學性能著手，很快攻克了這一技術難關。於是，不但縮短了研製發動機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而且提高了科技人員對理論指導實踐的重要性的認識。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楊南生在研製實踐中更加有意識地推動理論的應用。在葯柱應力分析和發動機殼體應力分析中應用有限元法就是一例。
隨後，在楊南生的主持下，相繼開展了多種大中小型實用固體火箭發動機的研製，其中重要的有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長征1號運載火箭末級發動機、返回式衛星回收制動發動機、水下發射固體火箭的兩級發動機。
長征1號末級發動機1967年展開研製。楊南生奔波在科研生產第一線，和大家「爬摸滾打」在一起，先後解決了葯柱脫粘、燃燒中氧化鋁沉積等關鍵技術問題，多次試車獲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該院交付的末級發動機勝利完成了使命，為我國的首次航天活動作出了貢獻。
1971年8月，開始研製返回式衛星回收制動發動機，1974年底完成。這種發動機需在高空超低溫條件下圍繞地球運行數天後才點火啟動，以推動回收艙准確地降落到預定落區，因此，對其可靠性、總重和總沖精度都有很高的要求。楊南生主持確定的方案是，採用球形燃燒室、能量較高的推進劑、裝填密度較大的新葯型裝葯、潛入式噴管、尾部環形點火器。研製中攻克了點火器設計、真空可靠點火、頭部外壁溫度控制、總重與總沖精度保證等技術難關，勝利地按計劃交付了發動機。自1975年首次使用以來，該發動機多次提交返回式衛星使用，全部獲得成功，由此證明其性能穩定，可靠性高。
1967年，國防科委下達水下發射固體推進劑火箭研製任務。楊南生主持兩級發動機的研製。這兩級發動機均採用超高強度鋼殼體、新型復合推進劑、新型耐燒蝕金屬噴管喉襯、帶保險機構的新型點火系統、擺動噴管推力向量控制機構（一級）和液體二次噴射推力向量控制系統（二級），二級發動機還採用了反向噴管推力終止裝置。由於一些單項技術尚未過關，不少原材料要由其他工業部門同步研製，現有的研製設施不能完全滿足大型發動機研製需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擾，使得初期的研製工作步履維艱。楊南生對此憂心如焚，日夜操勞，數年中未曾休過一次假。1970年4月，第一發模樣兩級發動機終於雙雙全程試車成功，證明了所定技術方案是可行的。後來相繼解決了葯柱脫粘等一些重大技術問題，只是擺動噴管因未進行過單項預研而遲遲未能很好解決密封和控制力矩這對矛盾問題，影響了研製進度。直到1980年底，才開始向總體部門交付產品，水下發射固體火箭兩級發動機獲得成功。
1975年初，楊南生轉入地處秦嶺山麓的三線基地。主持開展了大批預先研究課題，例如：復合材料殼體、柔性全軸擺動噴管、新型材料大喉襯、新葯型設計等等。1978年，他承擔了通訊衛星遠地點發動機研製任務。由於用途的特殊性，對這種發動機提出的性能和精度要求比以往高得多，特別是它需
在36000公里的高空環境里運行較長時間後，能可靠地點火工作。因此，楊南生主持制定了採用多項新技術的方案。其中包括有：高強輕質的玻璃鋼殼體，高能量、易點燃的復合推進劑，裝填系數高的先進葯型，以及適應真空點火的點火系統和適應真空工作的高空噴管。開展研製後，陸續解決了玻璃鋼纏繞工藝、裝葯脫粘、總沖與比沖精度控制、地面試車推力測試精度等技術難題，於1983年9月完成研製，開始交付產品。1984年4月8日，我國第一顆試驗通訊衛星發射成功，在太空運行了數天的遠地點發動機按地面發出的指令點火工作，成功地把衛星送入精確的准同步軌道，為我國又一次大型航天活動作出了貢獻。這一遠地點發動機，在以後年月的多次通訊衛星發射中，都勝利地完成了使命，無一失敗，這在世界航天史上是少有的記錄。
在遠地點發動機研製過程中，曾遇到玻璃鋼殼體發動機試車中發生所謂「神秘沖擊」的攔路虎，即在發動機點火瞬間出現過大的沖擊載荷導致試車失敗。具有深厚力學理論基礎的楊南生，運用動力學理論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研究，作出了合理的解釋，並據此提出了採用尾部大面積人工脫粘層的解決措施，從而順利地踢開了這一攔路虎，避免了重復試驗，促進了研製進展。
在一次新型大喉襯出現裂紋問題的處理上，也顯示了他處處注意運用理論指導工程實踐的思想。這是一種製造周期長達幾個月的大喉襯，出現裂紋便棄之不用，無疑會造成時間與人力物力的損失；但喉襯又是發動機上工作環境最惡劣的關鍵零件，貿然使用又可能導致試車失敗，那將造成更大的損失。楊南生了解了裂紋的確切位置，進行了受力分析，斷定裂紋處於喉襯工作中的壓應力區，並運用熱應力和斷裂力學理論，判定這個裂紋在試車中只會受抑制，而不會再擴展，果斷地決定使用這個帶有缺陷的喉襯。試車結果如他所料，獲得圓滿成功。
楊南生不愧為我國一代火箭專家和火箭事業的卓越創業者。
(作者：廉茂林高篤學)
Ⅱ 李四光是誰
李四光，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者和領導人。他畢生從事地質科學的研究
和教育事業，成就卓著，蜚聲海內外，是我國冰川學研究的奠基人。他獨創
的地質力學理論，為我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生平
■他是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孫中山送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
國用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個貧寒人家。他自
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
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
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面又加了個「光」字，從此
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他在日本接受了革
命思想，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孫中山贊賞李四光的
志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氣。」還送給他八個字：「努
力向學，蔚為國用。」
1910年，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
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
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
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新
中國的政協委員職務，否則予以扣留……
從1920年起，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
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
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他先後數次
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
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立即做好了回
國准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
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
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
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意
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
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
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我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
出了巨大貢獻。1958年，李四光由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
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
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
背景
■鑒於李四光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蔣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
部長、大學校長或駐英大使，都被他拒絕。
■抗戰期間他兩次見到了周恩來。後來他說：「我在周先生身上產生一
個最大的感覺———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
李四光一生經歷了中國社會幾次大的變革。辛亥革命的經歷，使他得出
應以科學來改變舊中國面貌的結論。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發現這種「科學救
國」的理想已是難以實現的幻想。北洋政府時期，軍閥之間混戰不已，沒有
一個管老百姓的死活。李四光曾化名在報上發表過一些諷刺、責罵的文章。
南京政府時期，他親眼看到國民黨的腐敗和對科學的不重視，看到愛國青年
仍然受到追捕迫害。1933年，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
幹事楊銓被特務暗殺，李四光非常氣憤，把剛鑒定出來的一個古生物化石新
屬以楊銓的名字來命名，用這種科學家特有的方式表示紀念與抗議。鑒於李
四光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蔣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部長、大學校
長或駐英大使，都被他拒絕。
在困頓與痛苦中，李四光逐漸認識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抗戰期
間，他在重慶兩次見到了周恩來。後來他說：「我在周先生身上產生一個最
大的感覺———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這也是他在國外那麼
熱切地懷念祖國、那麼堅定地返回新中國的一個根由。
故事
■外國專家私下對李四光說，如果這些遺跡在國外被發現，早就被公認
是冰川遺跡了
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質構造的重要依據，李四光對冰川的研究投入了極
大的精力。有些外國人對中國的冰川進行過考察，斷言「中國沒有第四紀冰
川」。李四光卻提出「讓事實說話」。1921年，他回國後在太行山的沙河縣、
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發現了第四紀冰川遺跡，雖遭一些外國專家傲慢地否
定，他卻沒有喪失勇氣和信心，繼續帶領學生在太行山、九華山、天目山、
廬山等地考察，又發現了許多有力的證據。1933年，李四光以《揚子江流域
之第四紀冰期》為題，在中國地質學會第十次年會上作了學術演講，會後專
門請中外學者到廬山實地考察。有的外國專家私下對李四光說，如果這些遺
跡在國外被發現，早就被公認是冰川遺跡了。此後，李四光加緊了對第四紀
冰川的考察，先後在揚子江流域、黃山等地發現了大量遺跡，最終推翻了外
國人的錯誤結論。其研究成果對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構造，對發展建設事業起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問：「如果中國真的貧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根據數十年對地質力學的研究，說明中國的陸地一定有石油
解放初期，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始後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難，當時全國
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進口。1953年底，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
把李四光請到了中南海。毛澤東十分擔心地問李四光：「有人說『中國貧油』，
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呢？如果中國真的貧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根據數十年來對地質力學的研究，從他建立的構造體系、特別是
新華夏構造體系的特點，分析了我國的地質條件，說明中國的陸地一定有石
油。毛澤東、周恩來在認真聽取了匯報後，支持了他的觀點，並根據他的建
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
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
田，在國家建設急需能源的時候，使滾滾石油冒了出來。這樣，不僅摘掉了
「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1968年冬天的一個深夜，有關方面向國務院報告，當天清晨7時某地將
發生7級地震，周總理緊急找到李四光……
1968年冬天的一個深夜，周總理緊急找他，說有關方面向國務院報告，
當天清晨7時某地將發生7級地震，請國務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去住。
周總理問：「李老，你的看法怎樣，真是這么急嗎？」李四光馬上給當地的
一些地應力觀察站打電話了解情況，根據無異常變化的反映及自己的分析判
斷，對周總理說明不必發警報。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李四光的判斷：該地沒有
發生強烈地震。
李四光晚年仍極大地關注地震研究。他經常分析大量的觀察資料，還冒
著動脈瘤破裂的危險，多次深入實地考察地震的預兆。逝世的前一天，他還
懇切地對醫生說：「只要再給我半年時間，地震預報的探索工作就會看到結
果的。」
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勞動都獻給了偉大的祖國和人民
Ⅲ 地質大學出過什麼傑出人士或名人
楊遵儀教授（.10— ），男，廣東揭陽人，中共黨員，九三學社社員，1939年任教授，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博士生導師，著名的古生物學家。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地學系，1939年獲美國耶魯大學理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地質學特別是地層學和古生物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先後執教於中山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地質學院。歷任中山大學地質系主任兼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北京地質學院副總務長，專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地質測量及找礦系、地質系主任；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地質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科學通報》、《古生物學報》的編委，《地質學報》、《地層古生物論文集》的副主編和《Stratigraphy and Paleontology of China》 的主編；九三學社中央顧問；美洲地質學會終身榮譽會員，美國耶魯大學Sigmay Xi榮譽會員；國際地科聯地層委員會岡瓦納地層分會委員。
主編了《古生物學教程》、《古生物學》和《古生物地史學》教材。其中1980年與郝詒純教授合作再次主編的《古生物學教程》獲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與程裕淇、王鴻禎教授合著的《The Geology of China》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外學者四人合編的《Permo——Triassic Events in the Eastern Tethys》和《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環太平洋事件及其全球對比》（英文）先後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還著有《貴州中部中、上三疊統腕足類》；合著《南祁連山三疊系》（1983）、《華南二疊—三疊系界線地層及生物群》（1987）、《桃李滿天下》（1993）等9部專著和60餘篇論文。
80年代初與殷鴻福、張克信、吳順寶等合作研究《全球二疊－三疊系界限層型（GSSP）浙江省眉山剖面》去年被定為國際「金錘子」獲2001年國內科技十大新聞。
參加編著的《中國地層概論》獲地質礦產部科技成果一等獎，主持的《南祁連山的三疊系》獲地質礦產部科技成果二等獎，《華南二疊—三疊系界線地層及生物群》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
1991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1991年起享受國家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獲第五屆李四光地質科學榮譽獎。同年還獲得何梁何力科技進步獎。被錄入《中國科學家傳記大詞典》和《中國科技名人錄》。
王鴻禎教授(1916.11— )，男，山東蒼山人，中共黨員，1950年2月任教授，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著名的地質學家和地質教育家。193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1947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兼秘書長、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武漢地質學院院長；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長，國際地科聯地質科學史委員會副主席、第六屆全國人民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民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地質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地質學會及中國古生物學會名譽理事、中國民主促進會顧問。
研究領域包括古生物學、地層學、古地理學、前寒武紀地質學、大地構造學和地質學史。在地層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統分類和演化階段，將沉積相與構造背景相結合，區別不同的古地理格局與古構造框架，主編出版了《中國古地理圖集》；提出了層序地層的分類級別體系及其與天文周期之間的可能聯系，出版了《中國層序地層研究》；在大地構造方面，提出了構造名詞體系和中國及全球的構造單元和構造階段的劃分，提出了以泛大陸為準的大陸聚散周期，進行了全球古大陸再造研究，提出了地球演化中可能曾發生階段性有限膨脹的設想，由此形成了全球構造活動論和歷史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地球史觀。地質學史方面，提出以學科史和學科思想史為主要研究方向，主編出版了《中國地質科學五十年》。發表論文180餘篇，出版專著、文集、圖集和教材20餘種。曾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進步獎（1994），李四光地質科學獎特別獎（1996）。
趙鵬大教授（1931.5— ），男，滿族，遼寧清源人，中共黨員，1980年任教授，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博士生導師，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國際高等學校科學院院士（1995），地質勘探學家、數學地質學家。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學系，1958年在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研究生畢業並獲副博士學位。長期從事礦產普查與勘探、數學地質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現任中國地質大學校長，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名譽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及地質勘探、礦業、石油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地質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地質教育研究分會會長、礦產勘查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數學地質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九屇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國際定量地層委員會表決委員，IAMG雜志《不可再生資源》(Nonrenewable Resources)編委及IAMG雜志《計算機與地學》(Computers and Geosciences)通訊編委，《中國地質大 學學報——地球科學》主編。曾任國際地質數據委員會亞洲地區代表、國際數學地質協會專門委員。
Ⅳ 殷鴻福的成長歷程
1952年，年方17歲的殷鴻福畢業於著名的上海育才中學。作為班上成績最好的畢業生，他沒有去報考眾人嚮往的清華和上海交大的電機和機械專業，而是響應號召，第一志願填報了剛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的被人視為「冷門」的地質學專業。1953年5月26日的《中國青年報》登載的他的一篇文章深情地寫道：「我以自己終身做一個地質工作者為祖國服務，感到幸福和自豪。」1956年在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後，又師從我國著名古生物學家楊遵義教授攻讀地層學古生物學研究生，開始從事三疊系地層學和古生物學雙殼類和腹足類的研究，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1961）建立了貴州省三疊系生物地層框架，向當時由權威定下的雷口坡（巴東）組屬於拉丁期的標准挑戰，修改其時代為安尼期，並把嘉陵江組的時代定為早三疊世,這一成果一直被沿用至今。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顯示出一位青年學者的求實精神和創新才能。
文革後期，殷鴻福頂住當時知識無用論的歪風和沒有項目與經費的困難，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從事科研，先後完成十餘篇論著，在文革結束後得以先期出版。1980-1982年，殷鴻福赴美進修，在那裡完成了6篇SCI學術論文。1982年從美國歸來後，殷鴻福率先向國內介紹了新的古生物演化理論「間斷平衡」論，也是國內很早就評價新災變論、分支系統學和事件地層學的學者。
1986年，殷鴻福在堅持耳菊石標準的界線委員會主席Tozer主持的會議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
以微小舟形牙形石的首次出現，作為三疊系開始的標準的建議。1986年——2000年期間，他與學校及國內地質學家攜手努力，並與國際同行合作，對煤山剖面進行了生物地層、地質年代等多學科、高解析度的研究工作。經過四輪國際投票，2001年3月13日，一條喜訊從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傳到學校：中國煤山剖面被正式確定為全球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這個標準的確立代表該領域地層研究的國際領先水平。這項科技成果被評為「2001年中國基礎研究十大進展」（科技部），「2001年度中國高等學校十大科技進展」（教育部）和「2001年中國十大科技新聞」（科技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等組織評選），並獲2002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在美國進修期間，殷鴻福與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紐威爾和美國古生物學會前主席紐克爾森共同從事研究工作，並被耶魯大學、紐約科學院等25所著名大學和科研機構邀請講學。美國同行被他的學識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紐威爾教授贊譽他是「中國學者的一位優秀代表」。兩年進修轉眼就要結束了，殷鴻福決定按期回國。美國一家很有名氣的大石油公司希望他留在該公司的研究部工作，和殷鴻福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學者也極力挽留他：「中國是一個慣性很大的巨輪，想推動這巨輪的，要當心被它碾扁。」殷鴻福笑著回答說：「總是要有人去推動這個巨輪吧！」 成功只垂青於不辭勞苦、有著堅定信念、專心致志獻身科學的人們。「十年動亂」期間，殷鴻福始終堅持在逆境中奮斗。20世紀70年代初，殷鴻福可以選擇長期離校回南昌與家人團圓。但是，他割捨不了自己的科學研究，於是他帶著年幼的女兒住在北京，每天仍堅持勤奮攻讀。在沒有科研經費的情況下，他硬是從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費中擠出錢來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他每周數次到離學校很遠的地質部圖書館或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去查資料，風雨無阻。在這期間，他系統地學習了英語、德語、俄語和法語，做了幾千張學術卡片，記下了幾十本學習筆記，拍攝了幾十卷膠卷的資料，撰寫了十多篇當時無法發表的研究論文。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殷鴻福就在貴州開始從事三疊系地層學和古生物雙殼類和腹足類的研究，並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繼在《中國科學》、《地質學報》等刊物上刊登，迄今仍作為該地區重要的地層古生物文獻被廣泛引用。此後，他以此為基點逐步形成了古生物學與地質學緊密結合的生物地質學研究體系，在門類古生物學（雙殼類和腹足類）、生物古地理學、生態地層學、歷史構造學等研究領域均有深入研究並取得突出成果。殷鴻福主編的我國第一部生態地質學專著《中國古生物地理學》獲國際古生物學會主席高度評價：「無疑它將被證明是對一個具有全球意義主題的無可估量的指南。」殷鴻福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動了古生物學和地質學全面的結合。四十多年來，殷鴻福出版專著14部，發表論文130篇、化石描述300餘種、圖版80幅。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殷鴻福教授就在貴州開始從事三疊系地層學和古生物雙殼類和腹足類的研究，並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建立了貴州省三疊系生物地層框架，修改了原定為中三疊統拉丁期雷口坡（巴東）組時代為安尼期，並把嘉陵江組的時代定為早三疊世。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繼在《中國科學》、《地質學報》等刊物上連續刊登（殷鴻福，1962.1963），迄今仍作為該地區重要的地層古生物文獻被廣泛引用。此後，他以此為基點逐步形成了古生物學與地質學緊密結合的生物地質學研究體系，在門類古生物學（雙殼類、腹足類）、理論古生物學、生物古地理學、古生態學、生態地層學、層序地層學、事件地層學、生物成礦學及歷史構造學等研究領域均有深入研究並取得突出成果。
殷鴻福創導生物地質學方向，推動古生物學與地質學全面結合；最早或較早系統介紹間斷平衡論、新災變論、事件地層學；提出地質演化突變觀，對古、中生代之間絕滅事件的研究產生廣泛影響。最早合作出版古生態學教程。完成我國第一部生態地層學專著及中國古生物地理學，後者已在英國牛津大學出版（1994）。在生物成礦方面提出生物-有機質-有機流體成礦系統。在地球表層系統方面著重對長江環境演變進行研究。倡導非威爾遜旋迴，非斯密斯地層學及其填圖方法。發表化石描述近300種，圖版80多幅。在建立黔、青、甘、三疊紀地層系統等方面起主要作用。系統總結了中國及東亞的三疊系。首次提出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新定義，界線事件的火山成因說等，在他主持下使全球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金釘子）確立在中國浙江長興。已出版了21部專著，180篇論文。化石描述300餘種、圖版80幅，其中外文論著21篇（冊）。由他主持或作為主要參加者完成的科研成果獲多項獎勵，其中地礦部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五項，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一項。此外，獲「武漢科技新秀」稱號，中國古生物學會首屆尹贊勛獎、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李四光地質科學獎、並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曾獲全國先進工作者、湖北省特等勞動模範。 全球確定唯一的點位,作為國際對比的標准。很自然，全球界線層型剖面代表高水平的研究，被視為一個國家地層科研水平的反映，世界上許多學者都以爭取在其本國國土上建立界線層型為一種榮譽。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際P/T界線劃分一直採用的是19世紀提出，被前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委員會主席Tozer所堅持以伍氏耳菊石出現作為三疊系的開始的觀點。我國華南地區具有世界上最廣布和齊全的二疊—三疊系海相連續地層和最完整的化石帶；殷鴻福自70年代開始，就在華南廣大地區開展了P/T界線的研究。通過對國內外資料的分析研究，他認為耳菊石的地理分布具有局限性，不宜作為全球的對比標准，並在1986年於義大利召開的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會議提出以牙形石微小欣德刺的首次出現作為三疊系開始的標志（殷鴻福等，1988）。獲得國際普遍承認。1993年殷鴻福以全票當選界線工作組主席，在加拿大Calgary召開的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組會議上，確定了4個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層型候選剖面，其中3個候選層型在中國，尤其浙江長興煤山位居榜首。他和國內外科學家聯合攻關，採用了十種以上的地層學、地質學方法研究，使煤山剖面成為同類研究中紀錄最完整的剖面。1996年，他聯合中、美、俄、德九名投票委員在國際刊物聯名推薦以煤山D剖面27c之底作為全球二疊—三疊系界線層型剖面和點。正當此時，中、美、德學者合作的考察隊在新疆大隆口研究中發生不愉快事件。美方片面將事件擴大為抵制煤山剖面，並在Science，二疊系分會、三疊系分會、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組散發他們的聲明，其後美國州參議員Domicile向我使館提出詢問。這些對煤山剖面造成不利影響。1997年初，國際地層委員會頒布規定，所有GSSP候選剖面必須有政府權力部門正式保證對外開放，才能投票。從1996年起，中國科學家為消減不利影響和爭取煤山剖面所在地（浙江長興縣）正式開放，進行了大量工作，挽回了多數科學家的支持。1999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開放長興縣。自1999年10月至2000年11月,先後對煤山剖面進行了界線工作組、三疊系分會、國際地層委員會三輪投票，均以很高贊成率獲得通過。並在2001年2月由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確認，正式樹為全球層型剖面和點位（GSSP）。它的確立標志著所在國的地層研究水平，是一項科學榮譽。這一金釘子設在中國，必將引起國際地質學界的重視，並產生附帶的社會經濟效應。
對於P/T之交生物大規模絕滅事件，他於1983年就提出二疊—三疊系界線粘土岩火山成因學說，並主張P/T之交的生物大絕滅主要是海水進退、火山事件、地球化學異常所造成的災變環境與生物內在演替規律相互作用的結果（殷鴻福，1983；殷鴻福等，1989），並勇敢地對當時盛行的球外星體撞擊說提出了不同看法，現已為國內外專家廣泛接受。
過去二十多年來，殷鴻福教授在P/T古生物及界線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10篇論文被SCI引用收錄，獲得原地礦部和國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獎各1項。他作為主編或主編之一組織出版此方面專著7部（如：楊遵儀、殷鴻福等，1987；Yinetal.,1996），其中兩部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部在荷蘭著名的Elsevier出版社出版。他曾多次應邀擔任國際會議的主席，並於1999年3月和2001年8月作為會議主席和主要組織者成功地在中國組織了「泛大陸及古、中生代轉折期」和「二疊—三疊系全球界線層型及古生代—中生代事件」兩次國際學術會議，到會外賓各有30人。鑒於他多年來在二疊—三疊系界線研究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贏得了國際、國內同行的信賴和尊重，他於1993年當選為由16個國家32名學者組成的國際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委員會主席，2000年當選為國際三疊系分會副主席，他還曾擔任了國際地質對比規劃359項——「環太平洋、特提斯及岡瓦納邊緣二疊、三疊系」項目主席，先後有25個國家的180名學者參加了這一國際合作項目。 1952年，年方17歲的殷鴻福畢業於著名的上海育才中學。作為畢業班成績最好的畢業生，他沒有去報考人心嚮往的清華和交大的電機和機械專業，而是響應號召，在第一志願填上了剛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被人視為「冷門」的地質學專業。1953年5月26日《中國青年報》於登載了他的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寫道：「我以自己終身做一個地質工作者給祖國服務，感到幸福和自豪」。光陰荏苒，當年立志報效祖國的青年，現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是，殷鴻福從未忘記當年的諾言，半個多世紀中，他在地質科學上奮力拚搏，艱苦跋涉，執著追求，不斷追求，不斷創新，塑造了壯麗人生，成就了輝煌事業。
1956年在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後，又師從我國著名古生物學家楊遵義教授攻讀地層學古生物學研究生，開始從事三疊系地層學和古生物學雙殼類和腹足類的研究，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1961）建立了貴州省三疊系生物地層框架，向當時由權威定下的雷口坡（巴東）組屬於拉丁期的標准挑戰，修改其時代為安尼期，並把嘉陵江組的時代定為早三疊世,這一成果一直被沿用至今。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顯示出一位青年學者的求實精神和創新才能。
文革後期，殷鴻福頂住當時知識無用論的歪風和沒有項目與經費的困難，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從事科研，先後完成十餘篇論著，在文革結束後得以先期出版。1980-1982年，殷鴻福赴美進修，在那裡完成了6篇SCI學術論文。1982年從美國歸來後，殷鴻福率先向國內介紹了新的古生物演化理論「間斷平衡」論，也是國內很早就評價新災變論、分支系統學和事件地層學的學者。
1986年，殷鴻福在堅持耳菊石標準的界線委員會主席Tozer主持的會議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以微小舟形牙形石的首次出現，作為三疊系開始的標準的建議。1986年——2000年期間，他與學校及國內地質學家攜手努力，並與國際同行合作，對煤山剖面進行了生物地層、地質年代等多學科、高解析度的研究工作。經過四輪國際投票，2001年3月13日，一條喜訊從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傳到學校：中國煤山剖面被正式確定為全球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這個標準的確立代表該領域地層研究的國際領先水平。這項科技成果被評為「2001年中國基礎研究十大進展」（科技部），「2001年度中國高等學校十大科技進展」（教育部）和「2001年中國十大科技新聞」（科技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等組織評選），並獲2002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殷鴻福是中國最早研究古生物地理學的學者之一。1988年他主持編著並出版了專著《中國古生物地理學》，詳細劃分出中國各時代的生物地理區系，為我國板塊活動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據。
從達爾文、萊伊爾時代開始，地質學界和生物學界一直以「漸變」論佔主導地位。殷鴻福和兩位同事於1988年出版了《地質演化突變觀》這部專著。該書不僅對居維葉、萊伊爾、達爾文三位科學巨匠的理論重新評價，並從地質事件和古生物演化角度論證了地質歷史中的突變性，當時中國科協主席錢學森院士稱贊說：「地質演化突變觀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性。」
近年來，殷院士又在造山帶非史密斯地層，以地球層圈相互作用為研究對象的生物地質學等研究領域，在前人和自己研究的基礎上創新，在國內引起廣泛重視和關注。
殷鴻福在地球科學上登上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他的勤奮和努力，為同行們樹立了榜樣。 殷鴻福教授和祖國千千萬萬的科學家一樣，是一位愛國敬業的科學家。他幾十年所走過的科學研究之路，是一條愛國敬業、報效祖國的人生之路，事業上的艱辛跋涉之路。
1980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國門打開，殷鴻福有幸作為中國第一批赴美進修學者奔赴大洋彼岸。殷鴻福非常珍惜國家給他的學習機會。在美期間，他與世界著名古生物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紐威爾和美國古生物學會前主席紐克爾森共同從事研究工作，並被耶魯大學、紐約科學院等25所著名大學和科研機構邀請講學。美國同行被他的學識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紐威爾教授贊譽他是「中國學者的一位優秀代表」
兩年進修轉眼就要結束了。殷鴻福決定按期回國。美國一家很有名氣的大石油公司希望他留在該公司的研究部工作，和殷鴻福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學者也極力挽留他，說：「中國是一個慣性很大的巨輪，想推動這巨輪的，要當心被它碾扁。」殷鴻福笑著回答說：「總是要有人去推動這個巨輪吧。」
殷鴻福對他的回國動機是這樣敘述的：「我如果留在美國工作，那是為外國人打工，為美國研究地質，而我是中國人，研究的是中國地質，我的事業在中國。在自己的國家裡，我是主人，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責任感。作為黨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我要把我的知識獻給祖國，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而努力奮斗！」
殷鴻福常常教誨學生：「科學是實事求是的，我不親自去野外考察，怎能拿出充分的證據讓別人相信我的論證呢？」從踏上地質之路起，他不管是身處逆境，還是功成名就，也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遠，他都要親自到野外考察。他攀登過白雪皚皚的青藏高原，也跋涉過茫茫戈壁；秦嶺曾留下他的足跡，祁連山也曾灑播他的汗水。1985年，殷鴻福加入中國共產黨！30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如願以償。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知識和才能為祖國的繁榮與昌盛貢獻力量。這一年，50歲的殷鴻福教授，仍堅持帶隊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為的是追索二疊—三疊系的界線。上山爬了4個多小時，在山頂又未進午餐，當他拖著疲憊的身子下山時，終因體力不支，摔倒在亂石叢中，摔破了膝蓋骨。師生們想他再也不能跋山涉水了，但經過一年多的醫治和鍛煉，從1987年起，他科學研究的身影又穿行在崇山峻嶺中。 殷鴻福十分重視科研群體的建設，20世紀80年代初他從美國按期回國，作為教研室當時唯一的副教授，他便多次向教研室捐款作發展基金，積極組織大家在一起進行科學研究、開拓古生物學研究新領域，幫助教研室同事聯系出國深造。目前他已指導了5名博士後、35名博士生和一批碩士生。每年都有許多優秀青年，包括國外年青專家，經他推薦、聯系而獲得獎金、資助和職稱提升。
殷鴻福院士對自己堅持高標准，嚴要求，帶頭干，努力多貢獻，少索取。近十年來，他擔任校長七年，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千方百計改善辦學條件，開展「創新工程」建設，推行「數字地大工程」，重視學科建設，注重培養年青一代學科帶頭人，使我校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退下來後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學科梯隊和團隊建設和繁多的社會工作上，他每年仍堅持出版高水平的論著。他主持的項目，一般都把經費劃給各子課題，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經費由秘書掌握，做到公開。他每年主持多個項目，但只拿一個項目的勞務費，有時還把自己應得的那份勞務費給了經濟上比較困難的教員。在多次專著稿費分配時，從來沒有拿滿他應得的數額。最近兩年，他把多年積累的近七萬頁二疊系三疊系研究資料製成電子文檔，上網共享。他還將一批古生物學圖書贈送給學校資料室或傳給年青教員。
殷鴻福院士對他的學科集體，多年倡導培植一種公正、透明、團結、戰斗的學風，一種搞學問的志氣，一種嚴格求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學精神、一種學術討論中較真證偽，學術評價中去浮存實的風氣。他常說：「人活著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現在很多人在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我則要說，精神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精神是萬萬不能的。」殷鴻福院士治學嚴謹。1992年，他主編的中國古生物地理學在牛津大學出版，雖然巳請人翻譯了大部章節，但他看後認為達不到出版要求，便決定推倒重來，全部由自己翻譯，自己打字，並回答了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提出的上百個問題，使之最終出版。2005年他的一名博士生論文獲學院推薦為省優論文，但他認為不夠，主動要求撤下了這篇論文。近年來，他主持的項目、參與討論修改的論文，均不要求署名，有時署了他的名，他卻要求劃去，或放在後面。
鑒於殷鴻福的學識和為人，他的周圍凝聚著一批中青年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骨幹，他帶領的學科群體被全校公認是一個團結的、富有朝氣的、有凝聚力的集體。童金南，謝樹成（已通過，待批准）作為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是學術梯隊的中堅力量；張克信、龔一鳴、馮慶來、賴旭龍、杜遠生等都能獨當一面，碩果累累，該群體的教師5年來發表Nature等SCI論文近百篇，主持召開國際學術會議4次。目前，一個30來人的教研室擁有中國科學院院士1名、博士生導師12名、45歲以下的年青教授8名，具有國家重點學科，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骨幹力量，已成為全國地層古生物學的中心之一。 中國地質大學，有一批已過不惑之年的老者，以滿腔熱情活躍在本科教學工作的第一線。他們甘於寂寞，潛心研究，默默耕耘，無私奉獻，是優秀教師風范的寫照。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前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殷鴻福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嚴師出高徒，殷鴻福教授帶領的學科群體被全校公認是一個團結、富有朝氣、有凝聚力的集體。目前，一個30來人的教研室擁有中國科學院院士1名、博士生導師12名、45歲以下的年輕教授8名，具有國家重點學科，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骨幹力量，已成為全國地層古生物學的研究中心之一。
殷鴻福對自己堅持高標准，嚴要求，多貢獻，少索取。他主持的項目，一般都把經費劃給各子課題，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經費由秘書掌握，做到公開。他每年主持多個項目，但只拿一個項目的勞務費，有時還把自己應得的那份勞務費給了經濟上比較困難的教員。在多次專著稿費分配時，他都沒有拿滿應得的數額。最近幾年，他把多年積累的近七萬頁二疊系三疊系研究資料製成電子文檔，上網共享。他還將一批古生物學圖書贈送給學校資料室或傳給青年教員。
大地留痕，珠峰作證。盡管殷鴻福院士擔任著繁重的行政和社會兼職，身體和精力不比從前，已功成名就的他仍像一台開足馬力的機器整天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著，他沒有忘記自己年輕時立下的終身做一個地質工作者為祖國服務的諾言，他正繼續用自己的後半生為這個諾言和信念作證！ 2002年，殷鴻福領導的二疊三疊系科研組捐助20萬元建立金釘子助學基金；同年，他將獲得的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20萬港元捐給大學作為學生的獎學金。
殷鴻福認為：「搞科學研究的人，要坐得住冷板凳。如果科研中「錢」的味道太濃，那麼科學本身就會變味，科學就不「科學」了。錢財是身外之物，不能看得太重。自己的子女有自己的工作和事業，他們都很自強自立，自己獲得的20萬獎金主動捐出，沒有和子女說，子女也不過問。」
2001年，學校大學生俱樂部改建，殷鴻福院士把「光谷提議獎」兩萬元的獎金也全部捐出，近年來，他還多次把所得梁亮勝獎獎金等捐給有關單位。
殷鴻福院士不只是一位科學家，他還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社會活動家、一名優秀共產黨員。殷鴻福以嚴謹的科學精神，無私的奉獻品質，忘我的工作態度，高度的責任意識，鑄就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完美人格和一代地質大師的學術典範，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先進性。
Ⅳ 緬懷中國地質事業百年發展史上位「殉難」的地質學家
吳鳳鳴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一、引言
中國地質事業起步較晚，基本上是從西方引進而來。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質；二是民族礦業基礎薄弱，發展緩慢，生產技術落後，規模不大。
早期中國地質礦產事業發展進程中，突出三個特點：①近代的學理論思想的引入；②借鑒與吸收外國地質學家來華進行地質調查的經驗和成果；③派留學生去國外「取經」，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師出高徒」效應。
截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僅有 2～3 種礦已探明儲量，地質礦產專家近 200～300人。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實施與連續完成《宏偉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經過半個世紀的艱苦努力，在20世紀中期，中國地質礦產事業已從弱到強，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形成了各學科配套、各兵種齊全的百萬大軍；在自然礦產利用方面，截至20世紀末，我國已發現礦產170餘種，其中已探明儲量的有160餘種，擁有礦產基地12萬多處，創建礦業城市300餘座；其中A、錫、銻，以及稀土元素礦等居世界儲量第一位，礦產開采總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鐵、銅、鉛、鋅、鋁土礦等金屬礦雖然也比較豐富，但人均佔有量僅為世界水平的58%，多為貧礦，實際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產量是我國突出優勢，已早有共識，石油產量，在20世紀60年代就從「貧油國」進入產油大國，據我國第三次油氣資源評價資料：全國石油資源總量1086億t，天然氣56萬億m3，由於我國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較低，估計可找到的石油量為650億t，的資源量25萬億m3，探明率僅為24.6 %。
在地質科學理論研究方面：中國大地構造學理論的創立及其學派的形成，早為國際同行所共識，近期在令人矚目的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的大陸動力學，造山帶深部構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國成礦理論方面，新的區域成礦論，指導與促進找礦的突破，中國陸相生油理論，為石油地質學理論的發展增添了強勁活力……
在野外地質調查與勘探技術方面，早已實施引進與創新相結合，實現運用先進科技成果：航空遙感、衛星、GPS、紅外光譜、遠程會商等現代技術的廣泛應用。
綜觀上述，當前我國地質事業已從地質大國向地質強國跨越，在展示輝煌成就的同時，深切緬懷曾為中國地質事業快速發展，嘔心瀝血、篳路藍縷，乃至「殉難」捐軀的老一輩地質學家英勇事跡，以A繼承和發揚他們的艱苦奮斗，勇於犧牲的精神，就更具有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筆者基於這一目的，花費近半年的時間查尋史料，選定10位「殉難」的地質學家作如下的簡介，限於所掌握史料，敬請同行補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軍」參謀長《地學雜志》主編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學家、中國地學會的創建人之一(1909)、《地學雜志》主編。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於南通，1904年投身於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師學堂北洋法政學堂任教，是李大釗同志在法政學堂的老師，多有影響；武漢起義後在北方發起「灤州起義」成立北方革命軍政府，擔任北方革命軍參謀長，進軍京津途中被叛徒出賣，在古冶被捕，堅貞不屈，慘遭殺害，1912年1月7日殉難，享年44歲。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張謇書寫墓誌銘：「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顯龍山灤州革命紀念園內，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國民政府授予國葬，追贈為上將，並決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紀念碑。
三、中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區域地質學家趙亞曾
照片2 趙亞曾(1898～1929)
趙亞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於河北蠡縣，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期間勤奮努力，思想進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賞識。在校期間，「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當時進步刊物《晨報》副刊「科學世界」專欄上，連續發表地質古生物基本理論知識25篇論文，顯示出才華「初露鋒芒」。1923年進入地質調查所，歷任調查員、技師、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間，遍及大江南北以及邊遠山區，進行野外地質調查與研究，取得優異成績，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學研究獎勵金。6年間發表論文和專著20餘篇(部)，共百餘萬字，主要有：《中國長身貝科化石》，《中國石炭紀及二疊紀石燕化石》，《中國北部太原系之瓣鰓類化石》等，被古生物學同行奉為奠基性經典之作；在地層方面：專著《華北古生代煤地層的分類和對比》，對建立華北含煤的層序、時代歸屬和對比奠定了基礎；《揚子江峽谷的中生代》、《中國北部太原群的時代》、《秦嶺及四川之地質研究》(與黃汲清合作)等都是開創性的成就；在大地構造方面，發現阿爾卑斯型「飛來峰」構造，揭開了龍門山深斷裂的奧秘。
1929年，由丁文江組織的「川廣鐵路沿線地質考察」大型專業考察隊，同黃汲清由陝西越秦嶺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艱險，老一輩地質學家們為中國地質事業，不畏艱險，顯現出勇於犧牲的精神。趙亞曾11月15日進入昭通縣境25里閘心場住入佛德盛客棧，夜間遭遇土匪搶劫，為保護已獲得的沿途考察地質礦產資料和圖件，與匪徒進行了周旋和斗爭，不幸慘遭殺害，獻出了年僅31歲年輕有為的生命。噩耗傳出，地質學界一片悲憤，許多老一輩地質學家，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灝等，都為這位頗有造詣的年輕地質學家的不幸犧牲，痛心而惋惜，並留下許多輓詞與詩篇！中國地質學會為表彰與紀念趙亞曾為地質考察殉難，特設趙亞曾研究補助基金，獎給對中國的質古生物學作出貢獻的學者，從1932～1949年，已有22人獲得獎金，其中包括黃汲清院士等十餘名院士在內。
趙亞曾殉難後，在原地質調查所舊址(北京兵馬司15號院內)樹立有「趙亞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遼寧本溪市標准地層剖面前樹立「趙亞曾漢白玉雕像」，以緬懷他在1926年創建的本溪牛毛嶺中石炭統本溪組地層剖面。
四、中國地質事業創建者、多維學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維科學家，地質學界譽為「地學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對中國早期科學建設多有貢獻，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中，以4篇《科學與玄學》戰斗性論文戰勝玄學派，為弘揚科學思想，捍衛科學精神作出貢獻。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蘇泰興人，字在君，5歲時進私塾館，寓目成誦，喜愛詩詞，11歲撰成《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13歲時以一篇《漢武帝通西南論》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學，1904年轉赴英國，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動物學和地質學，1911年畢業回國，獲得「格致科進士」；1913～1916年任地質科長，創辦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家的搖籃，拉開中國地質礦產調查的序幕。
他是中國地質礦產調查早期的先驅者，1911年回國途中，進入雲南，取道滇黔湘驛道進行地質礦產考察，1913年對正太鐵路沿線附近地質礦產作了系統調查，發表《調查正泰路附近的質礦務報告》；1914年再去西南邊緣地區進行地質礦產考察，重點考察了個舊錫礦和東傳統礦區；1928年受鐵道部的委託，對川廣鐵路線地質做過調查；1929年組織大規模考察隊，進行更系統的考察，取得豐碩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緊急礦藏勘探計劃，受鐵道部部長顧夢余的特別邀請，對粵漢鐵路沿線煤礦資源狀況進行調查，12月份抵達湖南，湖南地質調查所派王曉青協同，連續在長沙、衡陽一帶進行野外地質調查，堅持親下礦井，直到礦洞勘測，特別是對湘潭譚家山煤礦進行了更細致的勘測；在這次考察中，勘測了南嶽的高度，憑吊了恩師龍璋紀念亭(詠詩一首)。當晚住入粵漢株韶段路局賓館，由於連日野外勘察，過度勞累，又患傷風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葯片，壁爐煙筒不暢，不幸煤氣中毒，治療過程，肋骨骨折，化膿後，引起發燒，經20餘天的搶救與治療，終無回天之力，於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師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歲。噩耗傳出後學界一片哀悼，一些學界名流在不同報刊上發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別是地學界《地理學報》、《地質論評》發表了悼念專刊，其中作為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追念丁在君先生》長詩，感人肺腑，激動人心!
由於丁文江是地學界的一代宗師，早有《丁文江傳》、《丁文江年譜》等專輯出版；在100歲誕辰、120歲誕辰時都舉辦過隆重的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2009年，中國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專門舉辦了丁文江120 歲誕辰學術研討會，筆者在會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運動中是科學派的主將》學術報告，編入《地質學史論叢》第5號，地質出版社，2009出版這里就不再贅述。
值得追記的是，初步認定：湖南煤資源豐富，尤以譚家山、耒陽馬田墟、宜章楊梅山、粵之樂昌狗牙洞等最有價值。其中譚家山為煙煤，可煉焦，而馬田墟一帶為華南最大煤田，均為無煙煤，楊梅山和狗牙洞兩處煤田尚待進一步勘查，這些煤田距路線較遠，運輸不便。雖然是短短數日，基本上解決了粵漢鐵路沿線煤礦資源分布情況，為此「殉難」，他也付出了年僅49歲的寶貴的生命!
五、西南地質礦產學者吳希曾
吳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魯，江蘇淮陰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學，初攻農業化學，一年後轉入地質系，主攻礦物學和礦床學，1935年畢業，考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同年，隨同王曰倫、熊永先借調於貴州地質調查所，曾入巫峽，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烏江，深入苗寨，遍歷黔東各縣，除沿途測制路線圖與地質考察外，更側重於金屬礦藏的勘測，經他研究過的有：溪萬山場、大喇峒，晃縣酒店塘、八寨、三河等處的硃砂礦，獨山苗林、三河苗龍場、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處之銻礦；下江宰便之磁黃鐵礦，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鎮遠等處的鉛鋅礦，清溪、平遠、八寨、獨山、三合永從等之鐵礦，梵浄山之金礦，以及盧山翁項之油田。相繼進行南嶺地質調查，兩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進行地質礦產考察。
照片4 吳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帶開發煤田，2月8日他偕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王德森、測繪員李玉，從長沙出發，乘公路局客車，偱京滇國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陽縣境山青鋪(西距長沙約80km)，軍車橫沖直撞，客車竟被顛覆，燃起大火，吳等三人，同歸殉難，年僅29歲，以逾花甲老父地質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後，地調所所長翁文灝、黃汲清等，特在《地質論評》撰寫悼念專文，並高度評價他長期在西南邊緣地區進行地質調查，對貴州東部地質礦產，特別是對震旦紀及下古生代變質岩研究，多有貢獻。
在王曰倫先生指導下，總結有關貴州地質礦產資源考察報告多篇：諸如《貴州東部地質礦產簡報》，《貴州東部銻礦報告》(1938)，《貴州東部鉛鋅礦報告》，《貴州東部鐵礦報告》，《貴州東部硃砂礦》，《貴州梵浄山金礦》，以及《貴州爐山翁頂之油田初勘報告》等；還參與了貴州汞礦的調查與研究，湘西地質礦產調查等。
六、著名地礦師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嶽陽人，自幼勤苦，岳陽中學畢業後，考入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采礦科，1921年畢業，考入東南大學，專攻地質學，從師湛溪礦師。1928年創「中華礦學社」主編《礦業周刊》，篳路藍縷，多遇艱難，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農礦廳技師，主掌湖北礦產，以煤鐵礦為主，兼任象鼻山鐵礦處長，終日銳意操勞，成績尤佳。1935年反對湖北當局出售鐵砂給日本，辭職而去，儀表抗議，可見其高風亮節之美德。後受老師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貴州公路處處長，風餐露宿於曫煙瘴雨之境，雖非自己專業特長，工作勤奮努力，深得諶先生之嘉獎。
1936年夏，受資源委員會之聘，以專門委員之名，擔任湖北靈鄉鐵礦探礦與開發之責，在任期間，常困於匪，幾遭不測，均不顧自己安危，勘探開發工作中，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成績卓然。
1938年靈鄉鐵礦工作結束後，奉資委會之命，赴湖南籌備辰溪煤礦，經長沙，同吳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車赴常德，行至益陽山青鋪，被軍車撞翻起火，同吳希曾等一齊「殉難」，終年43歲。
王德森從事地質礦業十年，公而忘私，勤奮廉潔，充分發揮了地勘專業特長，受到廣泛尊重。
七、我國少數地質礦產與礦冶采礦兼優的知名專家閆增才
閆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縣人，自幼勤奮好學，性格爽朗、坦盪，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礦務大學，後轉入南開大學，專攻礦床學、采礦學、冶金學，1926年畢業，獲得礦冶工程學士學位。先後在六河溝煤礦、山東華實煤礦、漢口揚子鐵礦任工程師、總工程師；1929年參與創辦東北大學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時，就讀於列日大學(Universite de Lige)，從師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專攻地質學與古生物學，1935年畢業，在我國礦冶采礦與地質礦產兼優者實屬鳳毛麟角。
回國後，先在中福公司任職，後為開發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層與構造的調查與研究，「七七」事變後，隨同孫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礦從事煤礦開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為煤田，為嘉陽煤礦開發奠定了基礎。1939年任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礦業研究員，擬定《西南煤鐵研究計劃》偕同李邦華、趙家驤調查川康煤鐵礦產，足跡遍及宜賓地區28個縣，編撰成《大宜賓區煤鐵礦產調查報告》。
野外調查歸來，身患重病未愈，由於公務需要，急赴重慶，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難，終年39歲。綜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學貫中西，學識超群，勤奮努力，任勞任怨，是我國礦冶界與地質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賚志以歿，實可惋惜。
八、我國早期工程地質專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數度南遷，後居廣東蕉嶺，祖父輩兩世僑居爪哇巴達維島(今雅加達)，經商，1910年生於巴達維島，三歲喪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撫養，梅縣廣益中學畢業後，入上海暨南大學，後轉入南京中央大學，專攻地質學，1933年畢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由於喜愛游覽祖國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間，遍及寧鎮山脈，考察了地層與構造；攀登過太行太華，以及一些地質勝境。
畢業後，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任職，從事於工程地質工作，最早參加四川地質考察團，相繼參加西北考察團，赴陝、甘、寧、青、綏五省公路沿線地質工作；1937年，參加京滇公路周覽團，1938年，調查滇緬公路沿線地質，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運，皖町八莫間之陸運；1939年勘查宜賓昆明間沿線地質礦產，1940年沿川滇東路(濾縣至曲靖)及樂西公路(樂山至西昌)調查地質，1941年調查黔桂鐵路沿線地質，對河池、南丹、獨山等縣境內隧道及涵洞施工計劃，多有貢獻。
同年，參加中印勘測隊，由西昌出發經由雲南之中甸入藏，順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寶天鐵路局專員親赴寶雞天水間研究隧道工程地質工作，行至徽縣遭遇車禍，不幸殉難，年僅32歲。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國鐵路線和公路線的勘測選線，沿線的橋梁與隧洞的設計，多半都處於他的手，是一位頗具潛力的工程地質的開拓者。同時對理論地質學也頗有造詣，如對全國12個自然區域的劃分，河流襲奪與氣候變遷的探討，岩石與土壤之物理性質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約50種，1938年在《地質論評》上發表的《中國公路地質概論》，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區域、江淮平原、魯東丘陵、黃土高原、長江中下游、閩浙山區、四川盆地、雲貴高原、橫斷山區、青藏高原等各區域的工程地質特徵；就是考察報告，也是十分精湛，諸如《甘新公路地質調查報告》等。
林先生畢生喜愛旅遊，走遍全國23個省區，行程30餘萬里，是一位獨具風格的年輕地質學家，英才早逝，實乃地質學界的一大損失，更是工程地質學界的損失!
九、我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許德佑
許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蘇丹陽人，蘇州中學畢業(1927)，青年時代愛好文藝活動，曾參加田漢、洪深主辦的「南國劇社」並擔任導演和編劇。193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獲得文學學士；旋即赴法國巴黎留學，1931年進入巴黎蒙伯里大學地質系，從師著名古生物學家喬納德(Jolend)專攻甲殼化石，從師門契柯夫(Men-hikoff)專攻珊瑚化石，成績尤佳，被吸收為法國地質學會會員，1935年畢業，並獲得碩士學位。在校期間，在法國地質學會會刊上就已發表兩篇論文，受到稱贊。
照片5 許德佑(1908～1944)
1935年學成歸國，進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專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晉升為技正，專攻三疊紀地層古生物研究，頗有造詣。
曾被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助理書記(1942)，《會志》編輯(1937～1944)，1941年兼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等職。
1944年4月，偕同陳康、馬以思到黔西從事地質調查途中，在貴州盤縣啨隆黃廠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質學家同時「殉難」，許德佑年僅36歲。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1945～1949年獲獎者有：趙金科(院士)、米泰恆、趙家驤、顧知微(院士)、黃懿。
許德佑短短十年間，足跡諞及江蘇、湖北、湖南、廣西、雲南、四川，特別對貴州有關地質古生物調查與研究更深，著述豐厚，達74種(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為地層古生物，諸如：《中國南部三疊紀化石新材料》(1938)《中國南部海相三疊紀化石之研究》(1939)《貴州之三疊紀地層》等。
2006年9月30日，在貴州關嶺化石群國家地質公園開園會上，特別追念了1944年許德佑、陳康、馬以思在關玲發現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標本，1949年經穆恩之院士鑒定後，定名「許氏創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輕有為的地質學家陳康
陳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廣東番禺人。1941年畢業於廣東省文理學院博物系，其畢業論文《廣東連縣東部地質》，曾受聘於兩廣地質調查所，隨同莫柱蓀等赴樂昌九峰一帶進行地質調查，發表《樂昌九峰地質》，經楊鍾健審閱，特加贊賞，又經黃汲清、李承三的推薦，1942年進入中央地質調查所，隨同許德佑研究貴州西南之三疊系，發表《貴州西南部三疊紀》、《貴州青岩化石之探討》等。1943年響應黃汲清的倡導，參與了地質調查所化石標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艱巨的工作。1944年在貴陽參加了第20屆中國地質學會年會後，隨同許德佑等赴黔西進行地質調查，中途遇匪慘遭殺害，年僅29歲。
照片6 陳康(1916～1944)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1945～1949年獲獎者有：趙金科(院士)、米泰恆、趙家驤、顧知微(院士)、黃懿。
十一、在校期間曾獲得「朱森」獎學金的女地質學家馬以思
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於黑龍江，「九一八」後遷回內地——上海。自幼好學聰慧，就讀於同濟高中，抗戰後，隨母返川。1939年中學畢業，以優異成績進入重慶中央大學地質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優異成績畢業，考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在尹贊勛、許德佑的指導下，從事地質古生物研究，曾發表《黔北桐榟縣三疊紀動物群》。
照片7 馬以思(1919～1944)
馬以思女士自幼學習日文，通曉英、德、法、俄幾國文字，經歷學校考試，有28次獲得第一名，實堪稱著。因此，曾獲得上海銀行獎學金，林 森(主席)獎學金，是一位出類拔萃女傑。1944年隨同許德佑等赴黔西進行地質礦產考察，中途遇難，年僅25歲。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其中突出女地質學家)，從1944年起獲得殊榮的女地質學家有：侯佑堂、池際尚(院士)、郝詒純(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劉東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礦和管理才能的地質學家張莘夫
張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張春恩，出生於吉林德惠(今九台縣六台村)，其父張雅南貢生出身，攻讀憲政學院法律專業，民國肇興年間，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後曾任徐世昌總統府顧問、國會眾議院議員、國務院議員。受家庭影響，1919年到北平就讀於北京大學文學系，曾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相識，常在一起暢談救國的道理，「五四」運動中，他積極參與北平青年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執旗領隊，帶頭呼喊口號，頗有氣勢。1920年通過留美官費考試合格，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後又進入密歇根工科大學專攻礦冶，畢業後獲得地質學博士學位。
照片8 張莘夫(1898～1946)
1929年學成歸國，由於熱愛設家鄉，主動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礦(今屬黑龍江)，出任礦長兼總工程師，由於他的地礦理論和管理才能，使俄國人撤離後幾乎停產的煤礦，得以很快地恢復生產，日益振興。1931年「九一八」事變，被迫流亡關內，歷任河北唐山工程學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礦總工程師，甘肅天水煤礦礦長兼總工程師、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礦礦長、山西大學校長、中央實業部長、經濟總署副主任等職；抗戰期間，出任金屬礦產管理處處長等職務，主持內地汞、錫、A等的金屬生產，成績卓越，展現出是一位頗有才能的地質學家。
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莘夫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負責東北工礦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帶領技術人員(7人)赴撫順，交涉接收撫順煤礦，當時撫順由民主聯軍管轄，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陽途中，行至撫順以西李二石寨車站被劫往南山槍殺，終年48歲。
有資料說：毛主席得知張莘夫被害後，曾惋惜地說：張是世界上少數地質專家中之一(大意)。張莘夫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多次去北大圖書館共同探討救國之道。
事件發生後，蘇聯、國民黨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說法，由於當時東北地區處於蘇軍佔領，內地各界對蘇軍拆遷工礦設備、機械行為，早有不滿，加之，又揭露出損害中國利益的《雅爾塔協定》的秘密簽訂，於是在2月11日內地各大城市：重慶、上海、南昌、北平、漢口、杭州等舉行反俄示威大遊行，要求蘇軍如期撤軍。
張莘夫之子 張立剛現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經常在國內進行學術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朱森(1902～1942)雖然不是死於地質礦產考察途中，但從追悼會上的眾多輓聯和輓詞，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筆者也就藉此對他做點滴介紹。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縣，自幼聰慧，喜讀中國古典詩詞，奠定下良好的文學素養。192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在校期間學習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學與構造地質學，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學和的史學，教師中還有何傑、王烈、趙亞曾等，指導地質實習的還有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質基礎教育。在校三年級時，發表了處女作《湖南郴縣瑤林之古生代地層及動物群》(《會志》)，博得好評。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間，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嶺東段地質，南嶺地質，南京附近地質，相繼發表10餘篇論文。
1934年，得到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資助，赴美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在地文學方面從師約翰遜(D.W.Johson)，在地史學方面，從師凱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魯大學，從師舒赫特(C.Schuchert)，學習古生物學。1936年獲得理學碩士學位，同張更結伴，自駕車「汽車地質」歷時兩月，行程19560km，他們橫穿阿巴拉契亞山脈，考察了大半個美國，了解認識各地地層與構造，還特別研究了科羅拉多大峽谷、黃石公園、大鹽湖等地質名勝。
十四、結語
以上12位地質學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質礦產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難的，其中有的是年僅20餘歲的初露頭角地質學家，為國家勘查礦產資源，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回顧我國地質礦產事業近百年發展史之際，用最簡要的文字，介紹一下他們的事跡，一方面表達對他們的深切緬懷，更重要的是傳承他們當年艱苦創業精神，發揚他們勇於承擔任務，不怕犧牲的美德。這也是筆者花費近半年的時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