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軍殺害的大學教授

㈠ 被魯迅攻擊，後來被日軍殺害的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是誰

楊蔭榆
資料說，曾經擔任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的楊蔭榆，為保護險遭日本鬼子強暴的兩名婦女同胞，在蘇州死於敵寇亂槍。

震驚之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此悲壯的事件，為什麼我們竟然隔漠冷淡到全然不知？

震驚之二：事隔多年以致時至今日，對於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此悲壯的事件為什麼依然模糊曖昧、閃爍其辭地寫了二三百個字？

過分冗長使人乏味，過分簡約使人不安。於是，我便尋覓、求索、思考那個帶有神秘意味的名字：楊蔭榆。

對於我，楊蔭榆是早已死在魯迅筆下的了。初讀《紀念劉和珍君》時也就十來歲，一個本應屬於安徒生的年齡，一個相信一切甚至輕信一切——包括文學和作家——的年齡。對於我，《紀念劉和珍君》相當於刑事判決書，它似乎裁決楊蔭榆是戕害劉和珍的元兇，而且具有鐵案如山、無庸置疑的終審效果。

如今想來，即使魯迅的散文不也就是散文，為什麼一篇散文居然會產生文學之外的效應？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魯迅是旗手。雖然任命魯迅為旗手是在魯迅辭世之後，准確地說是追認。既是追認，樂意不樂意或接受不接受也都由不得他自己了。當然，也未必不樂意或不接受。可是文學一旦推出旗手，就越出文學的范疇。之後的問題便出在思想桎梏上：多年來，我們的思考能力已然萎縮羸弱得慣於把別人的思想當作自己的思想，甚至安於、樂於讓別人替代自己思想了——何況對於旗手？

於是重讀魯迅，希望通過重讀梳理一下楊蔭榆和劉和珍、和魯迅究竟存在著什麼不解之緣。

讀過文章連同注釋，也僅只知道：

一，劉和珍在魯迅編輯《莽原》，《莽原》「銷行甚為寥落」的時候，毅然預定過全年的刊物。其它便是聽過先生的課而沒有更多地往來。

二，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楊蔭榆「假借評議會名義開除許廣平、劉和珍、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姜伯諦等六個學生自治會員。」

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劉和珍和楊德群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遇害。死後「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至於為什麼要開除劉和珍等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什麼是評議會？作為校長，為何「假借」又如何「假借」評議會的名義？被開除學生自治會職員和到段政府請願之間，尤其是劉和珍之遇害和楊蔭榆究竟有沒有關系或者有著什麼關系？等等，等等，依然是迷霧一團。

尋覓和求索收效甚微，彷彿一個民族謹慎而耐心地迴避著一個為保衛民族尊嚴而獻身的不祥之物。

蛛絲馬跡一般得到一點零散資料，把它們整理起來就是：因為上下老小拖累，抗日戰爭時的楊蔭榆只得隱居蘇州而無法西遷。一天路過一座離家不遠的小橋，看見兩個日本鬼子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企圖強暴兩個正在橋下洗滌衣物菜蔬的年輕婦女。婦女 無力，百姓無奈，楊蔭榆立即趕上前去義正詞嚴，痛加呵斥。鬼子為楊蔭榆的正氣、勇氣，和那一口純正規范的日語所懾，不得不慍然離去。誰知楊蔭榆卻並不善罷甘休，白發蒼蒼、孤老一身、憤然毅然、兀自追趕，一直闖進日本鬼子的司令部。指揮官尷尬狼狽。虛與委蛇，表示對屬下要嚴加整肅，對肇事者定嚴懲不貸雲雲。幾天之後，在橋下作惡的那兩個鬼子攜帶槍支登門造訪，說一為道歉，二為交友，他們的長官備好酒宴恭請先生賞光。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莫要說堂堂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就是一介善良忠厚的中國平民，又如何能夠料得到，尤其如何能夠料得到諸如日本鬼子那樣的禽獸心腸呢？依然一身正氣，依然一身勇氣，楊蔭榆跟著兩個鬼子前去了。豈料剛剛走上那座小橋，鬼子舉槍便打。也是光天化日，也是眾目睽睽，楊蔭榆身中數彈踉蹌落水。百姓紛紛下河相救，也被鬼子居高臨下一一擊斃。打撈屍體時，河水殷殷地紅。撈出屍體則無法入斂，楊蔭榆家買不起棺木。她的喪事，是街坊鄰里湊錢操辦的。

魯迅死於1936年，楊蔭榆死於1938年，晚魯迅二年。如果不是這樣，先生未必不會為逝者寫出一篇比如叫做《紀念楊蔭榆君》之類的文章的吧？但可以肯定的是，被旗手寫過的楊蔭榆和未被旗手寫過的楊蔭榆，就決然不會是同一個楊蔭榆的了，雖然死因相同——當然，這也只會是在一個可能相對漫長但終歸有限的時間里。因為時間終歸是時間。

不該怪罪而該當感謝的倒恰恰是那位僅只二、三百字的資料：如果不是它，我們甚至會忽略尋找那遺失多年而本應屬於自己的思想、良知和勇氣的呢。

旗手胸前覆蓋旗幟。旗曰：民族魂。

楊蔭榆胸前卻是日本鬼子的彈洞。

那麼，魯迅通過祥林嫂發出的「人死了是有靈魂的嗎」那句天問該當如何作答？究竟什麼是民族之魂？一個民族又應當怎樣珍惜、呵護、強健和綿延自己的民族之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