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抄襲

A. 關於張文宏博士學位論文被舉報一事，復旦是如何回應的

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來臨，讓許多人措手不及。在這個危難時刻，許多人都選擇逃出武漢，但是有一些人卻逆向而行，這其中就包括大量志願者和醫護人員。他們在祖國最危難的時刻獻出自己的熱血，更是獻出自己的生命，為全國人民保駕護航，最終疫情被牢牢控制。鍾南山院士就不必多說，無論是非典還是新冠，都沖在第1線。還有一位上海醫生名為張文宏在疫情時期大膽發言，給網友進行解惑，做出卓越貢獻。

具體的事情經過是。

人怕出名豬怕壯，這句話說的太對了。自從新冠疫情控制住以後，張文宏醫生就一直活躍在社交媒體之中。對於一些網友不懂的問題進行解惑，而且參加許多活動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網紅醫生。在我看來很有可能是有些人看不慣張文宏如此火的境地，因此查找張醫生發過的所有論文，吹毛求疵，想找到其中問題。我想很有可能讀不懂正文，因此在論文綜述里挑毛病，認為張醫生的綜述和他人論文十分相似，有抄襲的嫌疑，並且發布到網路中，引起網友熱議。畢竟學術造假是非常嚴重的行為，這也讓張醫生承受很大的輿論壓力。

B. 如何看待質疑復旦大學重點實驗室多篇論文抄襲美國教授

近日，有網友爆料稱，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管理與社會政策專業博士仇思雋的博士論文《政策執行研究一一以我國職業教育領域為例》，抄襲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亓俊國2010年的論文《利益博弈：對我國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研究》，引發爭議。

針對此事，17日晚，復旦大學官方微博回應，該校學術規范委員會此前已接到相關舉報並啟動了調查程序。目前，相關調查正在進行中。如抄襲情況認定屬實，學校將依據《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實施條例》作出嚴肅處理。

「2007年第1號」通告稱，自今年5月以來，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委員會收到三起學術違規舉報，分別是：匿名舉報外文學院陸教授等人所編教材涉嫌存在嚴重抄襲現象、匿名舉報五官科醫院遲教授等人涉嫌論文抄襲、實名舉報信息學院博士生葉某及其導師顧教授兩篇論文涉嫌抄襲等。

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委員會按《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及違規處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規范》)中有關要求、規定和調查程序進行了相應調查核實和審議。

以上內容參考：人民網-復旦大學回應博士論文抄襲事件：如屬實將嚴肅處理

C. 為什麼復旦大學又稱為復制大學

看到的一篇文章。
百年復旦的校名，自己不加宣布，就悄悄地改成了「復制大學」了。連一個小小的宣傳片都要復制別人的，還有什麼不復制的？在全國排名中幾乎年年位於前5的名牌高校，淪落到丑聞不斷的地步：論文抄襲、科技產品抄襲、連拍個宣傳片都要抄襲，看來抄襲已經成為復旦的固定思維模式了。
如果抄襲僅是個別工作人員缺乏獨立工作能力，在僥幸心理支配之下，應付差事也就罷了，將其調到一個與他能力相稱的崗位即可。然而，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抄襲者還振振有詞。宣傳片製片人聲稱系「獨立創作」，劇本完成後才開始「參考」全球二十多所高校的宣傳片，因「題材類似」，攝制團隊比較多地「參考」了東大短片的敘事方式和表現手法……抄襲了還有理由，而且還是團隊抄襲，只能說這所昔日的名牌大學已經確實人才匱乏到只有抄襲的程度了。
象復旦大學都淪落到這個地步，也確實讓人為中國的高教擔憂。怪不得這些年那麼多的國人將孩子送到國外讀書，上大學還不行，還要上高中甚至初中。由復旦大學聯想到中國的其他名牌大學，有多少所高校不是復旦大學這個樣子？有幾所高校沒有出現過抄襲論文、抄襲科研的問題？干什麼事，首先想到的是抄襲，創新能力到哪裡去了？還硬是進行創新教育，要教育學生創業創造，教師都養成了抄的習慣，又從哪裡教育起？
復旦大學還真的成了「復制大學」。近年來，多名復旦教授論文抄襲被認定，院士王正敏領銜的人工耳蝸項目也涉嫌抄襲。其工作團隊透露了當年「參考」國外同類產品的過程，跟復旦大學這部宣傳片沒什麼兩樣……涉事院士教授仍死不承認，多名中科院院士聯名上書要求對其除名。抄襲，團隊抄襲，抄襲之後死不認賬，已經成為復旦大學抄襲三部曲了。
前些年，中國的山寨貨頗為聞名。原來以為，這只是商人們見錢眼開的痞子行為，加上正版貨短缺，在供不應求之下，商人們以次充好。後來發現不是，連全國最大的網購商家也賣起了假貨，自己賣假貨卻說工商總局吹黑哨。原來這個社會，假的東西大行其道，而且搞假的人還恬不知恥。
社會中弄虛作假的風氣又從哪裡來的？有的說，源於我們的教育。為何如此說？這些弄虛作假之人，絕大多數是高校畢業出來的。當然，這是瞎聯想，社會中那麼多求真務實的人也不是高校畢業出來的嗎？哪方面人多？當然是求真務實的人多。但是，復旦大學的抄襲，還是讓人們意識到，高校創新精神的喪失，似乎對社會中的抄襲風氣起到了原始推動作用。據高校朋友介紹，一些高校管理人員滿腦子都是抄襲，干什麼事，都是看別人是如何辦的，往往是直接把別人的東西拿過來使用，即使文件也是今年抄去年、去年抄前年，甚至連日期都沒有改。哎，高校到了這個程度，可他們動不動就是博士、教授啊，確實讓人悲哀。朋友如此感嘆著。
復旦大學為何淪落到只能抄襲的地步？這不能是，自己生不出孩子怪床歪，原因還得從自己身上去找。第一，處於功利的浮躁當中。教師浮躁，學生浮躁，所有人員都浮躁，都想一夜之間弄出大成果來去換利益，抄襲就成了出成果的捷徑。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科研成果也一大抄，教師抄論文，管理者抄方案、抄文件。在一個抄襲成風的高校，又有何人願意去琢磨工作搞創新。第二，管理不嚴。事實上，一些高校領導都在哪裡尋找當官的感受，雖然校園巴掌大，也要端出一副官架子，高高在上，不願在管理方面下功夫，講的都是官話套話沒有用的正確話，面對存在的問題卻不聞不問。還有一些人，是從政府派到高校的，對校內管理只能是不懂裝懂，甚至乾脆不管。領導也想出政績，以便再升更大的官，於是對通過抄襲堆砌出來的成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抄襲者因此出名得利，高校管理者也因此有了政績，皆大歡喜。所以，許多抄襲事件即使被輿論高度關注，到了高校自查的時候，多是不了了之。這又更加縱容了抄襲。高校機制不改，抄襲難絕啊。

D. 張汝倫的抄襲事件

針對復旦大學教授張汝倫的專著《歷史與實踐》，孫周興教授在《中華讀書報》(2000 年3月29日)發表評論——《實踐哲學的悲哀》：稱該書「並不是張汝倫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譯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說張汝倫教授『編譯』的」，因而《歷史與實踐》是「偽書」、張是「文抄公」。
為了「不負孫教授的苦心，亦為《歷史與實踐》的讀者負責」，張汝倫教授發表《批評的悲哀》(註：《中華讀書報》2000年3月29日。)：稱其書「主題極為突出，無論在內容、風格和目的上都與《哲學歷史詞典》有極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實踐概念和實踐哲學』這一節引用了《哲學歷史詞典》的一些材料外，《歷史與實踐》與《哲學歷史詞典》沒有任何關系」。在他看來，其《歷史與實踐》「有著明確的主題、完整的結構和一以貫之的思路和線索。正是這些使所謂它是一部『偽書』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孫「真正目的是僅僅根據那幾頁來自《哲學歷史詞典》的材料沒有註明出處，來一口咬定這本書是抄自該詞典。其想像也未免太大膽了一些，但卻忘了小心求證。《歷史與實踐》共487頁，要證明它抄自《哲學歷史詞典》，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點證據是遠遠不夠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頁的內容，要證明它出自《哲學歷史詞典》或其他任何一本書，我想他也是絕對辦不到的，更不用說本書的其他部分了。孫教授……缺乏足夠的證據就一口咬定《歷史與實踐》一書是抄自《哲學歷史詞典》，這就不是批評，而是誣陷和誹謗了。而誣陷和誹謗就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了」。
很顯然，在上述回應中，張汝倫教授既沒有絲毫的自我批評，也沒有對孫教授認定的《歷史與實踐》第98～102頁抄自《哲學歷史詞典》的批評有任何認錯的表示。張教授盡管無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實踐概念和實踐哲學』這一節引用了《哲學歷史詞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強調的還是已經「把自己的東西和別人的東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來，逼得孫周興教授只好在《悲哀復悲哀》中繼續揭發、再證《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經本人對張汝倫教授的『專著』《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與德文版《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中『實踐、實踐的』條目所作的仔細對照，現已查明，其中有7頁文字(第96～102頁，其餘3頁性質不明)，加上這7頁中出現的32個注釋，完完全全是從上述《詞典》條目中抄襲下來的，其中沒有一個句子是屬於張汝倫教授自己的……我斷定：張汝倫教授的《歷史與實踐》具有抄襲性質，是一部偽書。而且我斷定：這種把《詞典》條目正文連同注釋不加修飾地照抄下來的做法，決非出於無意和疏忽，而是一種蓄意的剽竊行為。」
孫周興先生原為浙江大學教授，現任同濟大學教授，以研究海德格爾著稱。他說：「 我與張汝倫教授是熟識的同行，既沒有個人恩怨，也沒有發生過學術上的爭論。」「在我的印象當中，張汝倫是一位嚴肅的學者，在學術上經常表現出凜然不可犯的樣子，學風應該是正派的。」張汝倫先生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名牌教授，不僅搞西方現代哲學，而且也出了大部頭的中國現代哲學專書。只是張教授不夠愛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盡管他仍在復旦大學繼續當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因為在張汝倫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龍教授抄襲在先，繼之有哲學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竊在後，還有歷史系已通過答辯的某博士學位論文被發現存在大量抄襲的問題，故他們工作的大學曾一度被風趣的網友給幽默為「復印大學」。其實，與其說是幽默，毋寧說是無奈、痛心、心酸，或者說是「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
悲哀復悲哀——再證張汝倫《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
時間：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孫周興（浙江大學教授）
來源：原創
關鍵詞：
這是一篇揭露學界醜事的文章
讀了張汝倫教授的文章《批評的悲哀——我對孫周興教授批評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個不小的「罪過」：原以為只有「實踐哲學」被張教授弄得比較悲哀了，沒想到因為我那篇揭露他的《歷史與實踐》抄襲真相的文章，中國的「批評」也變得悲哀了。張教授的說法是：國外的批評是「對事不對人」，而國內的批評則是「對人不對事」。不過，張教授應該沒有忘記，對於他的同一本「專著」《歷史與實踐》，我曾撰寫過一篇贊揚性的書評；現在我發現他這本書具有抄襲性質，所以要寫文章予以揭露。張教授，你說我是「對人」還是「對事」？
張教授還在文中說：「客觀公正的批評還牽涉到學者的人品、修養和風度」。意思大概是指責作為批評者的孫周興在「人品、修養和風度」方面大有問題。這話若由旁的人說出來，我還願意聽一聽，然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為；但現在由張汝倫教授來說這個話，我就只覺得有點滑稽了。
為避免被張教授混淆了視聽，看來我還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實踐哲學的悲哀》（以下簡稱《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學術批評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學界醜事的文章（讀者諸君眼下看到的這篇亦屬此類）。學術批評是討論學術問題的，而我現在沒有任何學術問題需要向張教授請教的，其實拙文《悲哀》也沒有涉及任何學術性的問題，而只是向讀者們報道張教授是如何抄襲的。我的主張是：對於學術問題，大家討論時應當而且必須心平氣和，與人為善。而對於學界醜陋現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擺出事實後，稍稍傳達一點憤怒和譏諷，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舉個例子說，群眾抓住了一個偷兒，當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達一下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兒也有自己的邏輯。群眾憤怒地對偷兒說：喂，你這幾件東西是偷來的！偷兒看看人證物證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錯，這幾件東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來的，而是「借」來的，只是有一點點對不起了，我忘了從哪裡「借」的，本來我是要跟人家說一聲的；第二、即使這幾件東西是人家的，我這里還有別的幾樣東西，你們知道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嗎？哈哈，我看你們就不知道！所以，我怎麼可能是小偷？！
上帝見諒，我為這段文字猶豫了好幾天，一直想把它刪掉算了，免得張教授生氣，以為我又在存心「諷刺和挖苦」。但讀者諸君，你們如果把張教授的《批評的悲哀》一文總結、提煉一下，就會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兩點。更有甚者，在表達了這個意思以後，張教授就壯了膽子，反過來倒打一耙，指責我「誣陷」和「誹謗」他了。我想，這就有點無恥了。
的確，到眼下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補充的事實指證外，我還不知道《歷史與實踐》中的「別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因為我已經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國，手頭只有《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的復印件。但我認為，我陳述的事實已足以證明《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了。張汝倫教授避而不談我舉證的事實，卻振振有詞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證據」，因為他說這本書一共有487頁——這就接近於我前面講的偷兒的「邏輯」了！
從操作角度上講，張汝倫教授對我提出的這個要求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外文版的哲學圖書和資料浩如煙海，張教授既然抄襲了《哲學歷史詞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圖書；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頁、二十頁來，張教授還是會說：那麼還有其他的呢？這樣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顯然也是完成不了這項艱巨任務的。
繼續揭發
要做這種全面的對照工作，其實只有一個人能夠勝任——那就是張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證的10頁中有3頁不是從《詞典》中抄來的。也正因此，張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責我的證據「其實只涉及從98－102頁等5頁的內容」，並責問道：「其餘5頁的內容既然也可在該條目下找到，為何不一並『揭發』，以正視聽？」
既然張教授這樣問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寫《悲哀》一文時，因為篇幅的限制，的確沒有從第96頁開始「揭發」，而是從第98頁開始，止於第102頁。到第102頁，覺得文章已經太長，而且證據已經確鑿，就沒有再對照下去。現在聽張教授一說，我對照了一下，確實沒有在《詞典》第七卷相關條目中發現第103頁以下3頁的內容。
但無論如何，張汝倫教授要求我繼續「揭發」的「其餘5頁」中的另外2頁（即第96－97頁）的內容，卻是完完全全在這部詞典上的。既然張教授要求我一並「揭發」出來，我在這里只得把這2頁也補上。
張教授的原文如下：
築，學習或趨向目標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這些活動就是狹義的「實踐」。亞里士多德用Energeia這個詞來專指這種目標在其本身的實踐。這就把行為與「做」與「生產」區分開來了。實踐是趨向目的的過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馬可倫理學》雖然使用的術語與《形而上學》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堅持了這種區分。只不過在《形而上學》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為，而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實現目的的過程也叫做Energeria。實踐及其對象同時也是人存在表現的全部形式的總稱：既指理論科學，工藝技術和狹義的行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別於理論，工藝的人的活動。（注8）這種三分法對亞里士多德哲學本身以及後世的實踐哲學都有很大的意義。狹義的實踐概念，即我們正在考察的實踐概念由此有了明確的規定和輪廓。[抄自第1281頁]行為就是做決定，行為的對象就是決定的對象。與這種三分法相應，亞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為三種，實踐以「實踐的真理」為目標。在試圖從內容上確定通過行為實現的最高的善時，亞里士多德從柏拉圖那裡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為理論——哲學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過與後來中世紀翻譯亞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亞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稱為「政治生活」而不是「實踐生活」。「實踐生活」指的是哲學專門的理論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頁]只有Eupragia（正確的行為）才是人的最終目標，而幸福作為所有人實踐的目標本身就是實踐。（注10）實踐在這里既不是生物學或宇宙學意義上的創造運動，也不是單一的行為或活動，更不是生物學的功能，而是正確的行為，即一個完全圓滿的完成，自身構成目的的實踐。這就是作為實踐哲學的核心概念的「實踐」的基本意義。[抄自第1283頁]這種正確的行為，即實踐，與他人和社會的福祉有關，主要是指與生產勞動相區別的人的倫理道德行為和政治行為。然而，理論在最終意義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實踐。（注11）[抄自第1285頁] 但亞里士多德以後，人們對「實踐」概念的理解卻逐漸狹窄。普羅丁把實踐理解為由向外的趨向造成的行為。（注12）他也像亞里士多德一樣，把最高的活動稱為Energeia。但這不是指實踐，而是指Poiesis（生產）。實踐只是理論的一種派生形式，因為外向的實踐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於自身的弱點不能以自身為目標，而需要向外訴求。「人們在理論上不行，就轉向實踐——理論和邏各斯的影子」。（注13）與亞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論是實踐的形式，而是實踐是理論的形式。實踐只是為了觀察，因為一切實踐都要求回到純理論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頁]早期中世紀並未接受古希臘的實踐概念，只是通過對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翻譯詮釋，實踐概念才重新進入歐洲的精神世界。希臘的實踐在拉丁文中被譯為actus，這就使它有了「行動」的意思，並且是與人的意志選擇有關的活動。這是中世紀後期哲學的實踐概念的基本規定。[抄自第1287頁]羅吉爾·培根認為要在一切科學和道德哲學中區分出思辯因素和實踐因素。因為人的活動都是可以進行道德評價的行為，在此意義上理智被稱為「實踐的」，因為它完成實踐，即善或惡的行為。這樣，實踐概念又和道德行為相關了。道德哲學因此和神學一起有一種基礎科學的地位。與這種狹義的實踐相比，其它認識都是思辨的，是為實踐服務的。「一切不教我們善的科學，真正和絕對地看都是思辨的，這就是道德科學之外的一切科學。只有教我們為善的科學才是真正和絕對是實踐的」。（注14）[抄自第1288頁]（張汝倫：《歷史與實踐》，第96－98頁）
首先要做兩點說明：一、上列引文開頭的「築」字前面一個字在《歷史與實踐》的第95頁上面，是我目前見不到的，但對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確定那就是「建」字了，而這也表明第95頁上至少還有一段文字是抄襲的。二、最後一句話已經在98頁上了，緊接著就是張教授抄來的關於鄧·司各特的實踐概念那一段了。
本來我想仍舊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據德文原文（《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第1281－1288頁，原作者為GüntherBien先生）把張教授的文字再譯一遍，但我發現他這里的譯文基本上還是忠實的，再譯實在是多此一舉，所以，我只用黑體字在上列引文中間標明原文的頁碼。張教授在這里的抄襲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樣：仍舊是把比較難解難譯的句子跳過去，不認識的希臘文詞語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個注釋，他抄下來7個。但上引《歷史與實踐》的兩頁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詞典》裡面，沒有一句是張教授自己寫的！
注釋也是抄來的
關於注釋的抄襲性質，我在拙文《悲哀》中沒有充分舉證，這里需要補一下，以免張汝倫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為《歷史與實踐》做的不是當頁注，所以我見不到他上引兩頁的注釋。但根據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張教授抄襲下來的7個注釋是下面這個樣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讀者只要把《歷史與實踐》第二章的注釋部分翻開來對照一下，就會看到其中的第8－14個注就如上列。在這7個注釋當中，注8、注9、注10抄自《詞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頁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頁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頁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張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釋中的一個注釋：他把原文第1285頁上的注51中的一句話（「……理論是最高的實踐」）抄了下來，順手就加了一個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參考書標上了！但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復查找，差點以為這個注終於是張教授「自己的東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舉證過的5頁，在他抄自《詞典》的7頁文字中（《歷史與實踐》第96－102頁），張教授一共抄襲了原文的32個注釋———在我的記憶中，他的注釋都是用外文原文標出的。但他在《批評的悲哀》一文中居然還能說：為了表明他的書是虛心地「聽別人的意見」，所以他就「盡量多加註（全書487頁，共843個注，平均每1頁兩個注）」。從我們舉出的事實看，注釋確實是蠻多的，但不是張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來的。而以這些抄來的注釋為依據的「參考文獻」（其中應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種歐洲語言的書目），當然也是抄來的了。——這還用得著我來證明么？
在《詞典》注釋中出現的書名多半是縮寫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Nikomachische Ethik）被縮寫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羅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書的縮寫。《詞典》中可以縮寫，但在「專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張教授在抄襲這些注釋時，還不得不做一個從書名縮寫到全名的「恢復」工作。這個工作是夠他煩的！
張教授在《批評的悲哀》一文中為讀者們編造了一個美麗的謊言：他說《歷史與實踐》的「相當一部分內容」其實是他在德國時的「讀書記錄和筆記」，但最初記下來並不是為了出版，而「只是為了自己看」，所以「摘錄、翻譯」都「比較隨意」，後來回國了，「覺得實踐哲學非常重要，而國內對之了解不夠，遂決定在此基礎上成書」；又因為回國以後已經找不到有關圖書了，所以他就沒有註明出處（參看張汝倫：《批評的悲哀》第三段；重點號為引者所加）。根據我上面的舉證，他的這個謊言已經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從一開始就為了出書而存心剽竊，而只是做一點供自己欣賞的「比較隨意」的「筆記」，張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這許多個注釋嚴格地一一查對、抄錄下來，並且要做好上述繁瑣的「恢復」工作？
到這里，我要來談談《歷史與實踐》的「後記」了，因為張教授在《批評的悲哀》中主要是用這個「後記」來表明他沒有抄襲。誠如張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讀過他這個「後記」的，當時卻絲毫沒感覺到它有什麼特別的，自然也沒有體會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義」。現在我沒法重溫這個「後記」，但我已從張教授那裡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為它把「像這種由於某種原因未註明出處的材料都包括進去了」（張汝倫：《批評的悲哀》第三段。而這也就是說，這個「後記」能夠把張教授在《歷史與實踐》中的抄襲行徑完全「合法化」，能夠把他抄來的別人的文字都占為己有！讀者諸君，你們說這一招厲害不厲害？
看來張教授真是深謀遠慮，早就在抄好書後精心製作了這個「後記」，自以為已經為自己留了一條退路。但我有點懷疑：這能成為一條退路嗎？整頁整頁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論述、引文和注釋）之後，只要在「後記」中說明一下這本書是根據自己的一些讀書「心得和記錄」寫成的，你就可以為自己的抄襲行為辯護了嗎？
如果張教授的這種「邏輯」可以成立，則無論是誰都可以把他的「專著」《歷史與實踐》再「記錄」一遍，然後也寫個「後記」說明是「心得和記錄」，把書名改一下，然後署上無論是誰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這樣做來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張教授願意不願意？
抄襲性質不容置疑
好了，讓我來作一個總結，最後把張汝倫教授《歷史與實踐》一書的抄襲事實明確如下：
經本人對張汝倫教授的「專著」《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與德文版《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中「實踐、實踐的」條目所作的仔細對照，現已查明，其中有7頁文字（第96－102頁，其餘3頁性質不明），加上這7頁中出現的32個注釋，完完全全是從上述《詞典》條目中抄襲下來的，其中沒有一個句子是屬於張汝倫教授自己的。粗略計算一下，已舉證的正文為7頁，32個注釋以每個至少一行計算，約為1．5頁，此外還有第95頁的部分或全部，暫且摺合為0．5頁（聲明：這是我推斷出來的，因為第96頁上只是亞里士多德實踐概念的後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頁上了），共計9頁。這就是說，僅僅根據對《歷史與實踐》10頁文字的調查，我已經確證張汝倫教授至少抄襲了9頁、6750個漢字（以每頁750個計）。據此事實，我斷定：張汝倫教授的《歷史與實踐》具有抄襲性質，是一部偽書。而且我斷定：這種把《詞典》條目正文連同注釋不加修飾地照抄下來的做法，決非出於無意和疏忽，而是一種蓄意的剽竊行為。
對於這個事實的鑒定工作，我建議可以由國內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同行組成專家小組來完成。根據我新近了解到的情況，北京大學圖書館就有這套德文版的《哲學歷史詞典》，因此完全有條件在國內進行這項鑒定。而對於我基於這個事實所做的斷定，我想請讀者諸君來評論。因為，學術乃天下公器，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E. 「復旦大學張維為教授被打」的話題引發熱議，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復旦大學張維為教授被打」的話題引發熱議，事情的真相是什麼？眾所周知，張維為是我國頗負盛名的對於國際和國內時事政治均有獨特見解和高論的相關專家學者。他總是可以在眾多意見不一的論斷當中，發出自己的最強音。說明張維為教授對於國內的時政問題總是可以發表出屬於自己的獨特見解和看法來。但是近來總是有一些不和諧和異樣的聲音被傳遞了出來。其中英國的專家學者與張維為教授就《中國戰疫模式是否證明中國模式優於西方模式》論題展開了極為激烈的討論。張維為教授就這個上海防疫問題提出了上海市的百姓們對於得新冠的安全感會比在英國倫敦的安全感強100倍。但是這個論斷遭到了來自英國專家學者們的抨擊和批評。

真相二：西方極度抨擊張維為教授的論斷實則是一種不自信和不肯接受自己國家實際情況和客觀實際的情形。他們對此越發生氣和反對實則越能夠反映出一些問題出來。他們在對自己的政府失去信心的同時還要對此極力的維護和辯護。實則就是一種非常不自信，惱羞成怒的一種表現，所以西方學者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和反對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們自信不足。所以我們大家要聲援復旦大學張維為教授，對於他被網路抨擊得這件事情不得不作出正義的審判和判斷。

F. 復旦大學處理上海金融學院副院長賀瑛的博士後造假問題有多難

上海金融學院副廳級副院長賀瑛有嚴重的學術腐敗行為，主要是指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涉嫌大量抄襲及涉嫌用博士論文冒充復旦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博士後論文）並繼續在博士後出站報告中大比例抄襲（詳見附件一及附件二）。就這一問題，本人自2008年以來向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相關部門進行了反映，發出掛號信近30封（詳見附件三），主要是希望復旦大學或有關部門敦促復旦大學，排除來自各方的潛規則干擾，在核實與認定的基礎上，撤銷賀瑛的博士後資格，收回其博士後資格證書。復旦大學人事處2009年5月7日給我回信，表示「現核實工作已初步完成，我們已將專家核實的書面材料移交給校相關部門，等候處理意見」。但至今，一年半過去了，本人並沒有收到復旦大學任何關於此事的處理決定，也沒有人就證據與本人交換意見。「零容忍」還是「零作為」？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根據舉報證據及賀瑛博士後出站報告的內容，就很容易看出，在復旦大學相關博士後流動站兩年期間，除了欺騙，她沒有做任何博士後科研工作。
賀瑛其它的涉嫌學術造假的行為（共5例），詳見本人2008年7月5日寫給上海教委的信。
在提拔賀瑛為上海金融學院副廳級副院長及授予賀瑛各種政治及學術榮譽稱號的過程中，相關部門都做了不少工作。現在有證據指賀瑛涉嫌學術腐敗，同樣也希望這些部門做點工作。希望上級有關部門協調復旦大學有關部門，幫助他們排除來自各方的潛規則干擾，在核實與認定的基礎上，撤銷賀瑛的博士後資格，收回其博士後資格證書；同時協調華東師范大學有關部門，依據證據對賀瑛的博士論文涉嫌抄襲一事進行核實。

G. 復旦大學抄襲門的事件經過

輿情萌芽期：2015年5月27日上午，復旦大學為迎接校慶110周年發布了「美麗科幻+人性敘事+硬朗大片」——名為《 To My Light》的形象宣傳片（《To My Light》全長4分50秒，畫面是從一架飛機的駕駛艙開始的，接著畫面轉進一間教室，一名穿著飛行服的女生在教室中醒來，隨後漫步圖書館、看到正在閱讀古代文獻的老學者、在派對上跳舞、在操場上打太極拳，在黑板上手繪飛機等……最後，她脫下了頭盔，旁邊一行字幕顯示，她是復旦大學2005級畢業生樂婭菲，現為中國國產大飛機試飛工程師。），引發眾多網友圍觀。當天微信公眾號「天黑動物園」發文《復旦大學最新宣傳片被曝抄襲日本東京大學？》，稱其與東京大學2014年的形象宣傳片《Explorer》如出一轍。面對指責，復旦大學極力否認，宣傳片的製片人公開稱該片創作獨立，留下輿論一片質疑。
輿情發展期：5月28日下午14時許，復旦大學全面撤下《 To My Light》，隨即於18時許在官方微信平台上發布新版宣傳片。連番動作與此前態度構成強烈反差，加劇輿論反感。隨著質疑聲進一步擴大，宣傳片的製片人二度回應，並在回應中一改口風，承認較多參考了東京大學的短片，表示願意坦誠接受公眾批評。
輿情高峰期：5月29日，多方信息匯合交聚形成輿論高峰。一方面有關復旦大學形象宣傳片涉嫌抄襲的新聞持續擴散。《南方都市報》刊發的報道「復旦宣傳片被指抄襲東京大學 」和《京華時報》發表的新聞「復旦宣傳片被指抄襲東京大學 校方連夜發布新片」被各大網站大量轉載。此外，多角度的針對性評論也紛至沓來，如「復旦連夜發布新片 迴避抄襲是下策」、「復旦大學對『抄襲』宣傳片應啟動獨立調查」等。另一方面，復旦大學的校慶Logo也在當日被曝有抄襲之嫌，稱該Logo轉面之後與蘋果Touch ID標志幾近吻合，接連的侵權指控形成疊加效應，再度刺激輿情高漲。
輿情反復期：5月30日-31日，輿情態勢總體回落。不過，30日在微博平台上，有關最新版宣傳片復制慕尼黑工業大學創意的消息備受熱議。《華商報》就此發表的題為「復旦新版宣傳片再陷『抄襲門』被指抄襲慕尼黑工業大學」的報道，也被鳳凰網、中國網、新浪網等大量轉載。31日，復旦大學在官方微博上正式就「抄襲門」道歉，並承諾啟動相關調查，引發媒體集中報道，其後涌現新一輪評論熱潮，集中於對社會創新能力、高校學術風氣和危機應對處置的解讀和反思，形成了6月1日的輿情小高峰。
輿情消散期：6月2日開始，輿情熱度迅速回落，目前為止，尚未出現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