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抄襲日本大師景觀作品

A. 張汝倫的抄襲事件

針對復旦大學教授張汝倫的專著《歷史與實踐》，孫周興教授在《中華讀書報》(2000 年3月29日)發表評論——《實踐哲學的悲哀》：稱該書「並不是張汝倫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譯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說張汝倫教授『編譯』的」，因而《歷史與實踐》是「偽書」、張是「文抄公」。
為了「不負孫教授的苦心，亦為《歷史與實踐》的讀者負責」，張汝倫教授發表《批評的悲哀》(註：《中華讀書報》2000年3月29日。)：稱其書「主題極為突出，無論在內容、風格和目的上都與《哲學歷史詞典》有極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實踐概念和實踐哲學』這一節引用了《哲學歷史詞典》的一些材料外，《歷史與實踐》與《哲學歷史詞典》沒有任何關系」。在他看來，其《歷史與實踐》「有著明確的主題、完整的結構和一以貫之的思路和線索。正是這些使所謂它是一部『偽書』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孫「真正目的是僅僅根據那幾頁來自《哲學歷史詞典》的材料沒有註明出處，來一口咬定這本書是抄自該詞典。其想像也未免太大膽了一些，但卻忘了小心求證。《歷史與實踐》共487頁，要證明它抄自《哲學歷史詞典》，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點證據是遠遠不夠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頁的內容，要證明它出自《哲學歷史詞典》或其他任何一本書，我想他也是絕對辦不到的，更不用說本書的其他部分了。孫教授……缺乏足夠的證據就一口咬定《歷史與實踐》一書是抄自《哲學歷史詞典》，這就不是批評，而是誣陷和誹謗了。而誣陷和誹謗就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了」。
很顯然，在上述回應中，張汝倫教授既沒有絲毫的自我批評，也沒有對孫教授認定的《歷史與實踐》第98～102頁抄自《哲學歷史詞典》的批評有任何認錯的表示。張教授盡管無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實踐概念和實踐哲學』這一節引用了《哲學歷史詞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強調的還是已經「把自己的東西和別人的東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來，逼得孫周興教授只好在《悲哀復悲哀》中繼續揭發、再證《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經本人對張汝倫教授的『專著』《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與德文版《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中『實踐、實踐的』條目所作的仔細對照，現已查明，其中有7頁文字(第96～102頁，其餘3頁性質不明)，加上這7頁中出現的32個注釋，完完全全是從上述《詞典》條目中抄襲下來的，其中沒有一個句子是屬於張汝倫教授自己的……我斷定：張汝倫教授的《歷史與實踐》具有抄襲性質，是一部偽書。而且我斷定：這種把《詞典》條目正文連同注釋不加修飾地照抄下來的做法，決非出於無意和疏忽，而是一種蓄意的剽竊行為。」
孫周興先生原為浙江大學教授，現任同濟大學教授，以研究海德格爾著稱。他說：「 我與張汝倫教授是熟識的同行，既沒有個人恩怨，也沒有發生過學術上的爭論。」「在我的印象當中，張汝倫是一位嚴肅的學者，在學術上經常表現出凜然不可犯的樣子，學風應該是正派的。」張汝倫先生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名牌教授，不僅搞西方現代哲學，而且也出了大部頭的中國現代哲學專書。只是張教授不夠愛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盡管他仍在復旦大學繼續當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因為在張汝倫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龍教授抄襲在先，繼之有哲學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竊在後，還有歷史系已通過答辯的某博士學位論文被發現存在大量抄襲的問題，故他們工作的大學曾一度被風趣的網友給幽默為「復印大學」。其實，與其說是幽默，毋寧說是無奈、痛心、心酸，或者說是「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
悲哀復悲哀——再證張汝倫《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
時間：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孫周興（浙江大學教授）
來源：原創
關鍵詞：
這是一篇揭露學界醜事的文章
讀了張汝倫教授的文章《批評的悲哀——我對孫周興教授批評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個不小的「罪過」：原以為只有「實踐哲學」被張教授弄得比較悲哀了，沒想到因為我那篇揭露他的《歷史與實踐》抄襲真相的文章，中國的「批評」也變得悲哀了。張教授的說法是：國外的批評是「對事不對人」，而國內的批評則是「對人不對事」。不過，張教授應該沒有忘記，對於他的同一本「專著」《歷史與實踐》，我曾撰寫過一篇贊揚性的書評；現在我發現他這本書具有抄襲性質，所以要寫文章予以揭露。張教授，你說我是「對人」還是「對事」？
張教授還在文中說：「客觀公正的批評還牽涉到學者的人品、修養和風度」。意思大概是指責作為批評者的孫周興在「人品、修養和風度」方面大有問題。這話若由旁的人說出來，我還願意聽一聽，然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為；但現在由張汝倫教授來說這個話，我就只覺得有點滑稽了。
為避免被張教授混淆了視聽，看來我還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實踐哲學的悲哀》（以下簡稱《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學術批評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學界醜事的文章（讀者諸君眼下看到的這篇亦屬此類）。學術批評是討論學術問題的，而我現在沒有任何學術問題需要向張教授請教的，其實拙文《悲哀》也沒有涉及任何學術性的問題，而只是向讀者們報道張教授是如何抄襲的。我的主張是：對於學術問題，大家討論時應當而且必須心平氣和，與人為善。而對於學界醜陋現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擺出事實後，稍稍傳達一點憤怒和譏諷，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舉個例子說，群眾抓住了一個偷兒，當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達一下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兒也有自己的邏輯。群眾憤怒地對偷兒說：喂，你這幾件東西是偷來的！偷兒看看人證物證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錯，這幾件東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來的，而是「借」來的，只是有一點點對不起了，我忘了從哪裡「借」的，本來我是要跟人家說一聲的；第二、即使這幾件東西是人家的，我這里還有別的幾樣東西，你們知道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嗎？哈哈，我看你們就不知道！所以，我怎麼可能是小偷？！
上帝見諒，我為這段文字猶豫了好幾天，一直想把它刪掉算了，免得張教授生氣，以為我又在存心「諷刺和挖苦」。但讀者諸君，你們如果把張教授的《批評的悲哀》一文總結、提煉一下，就會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兩點。更有甚者，在表達了這個意思以後，張教授就壯了膽子，反過來倒打一耙，指責我「誣陷」和「誹謗」他了。我想，這就有點無恥了。
的確，到眼下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補充的事實指證外，我還不知道《歷史與實踐》中的「別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因為我已經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國，手頭只有《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的復印件。但我認為，我陳述的事實已足以證明《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了。張汝倫教授避而不談我舉證的事實，卻振振有詞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證據」，因為他說這本書一共有487頁——這就接近於我前面講的偷兒的「邏輯」了！
從操作角度上講，張汝倫教授對我提出的這個要求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外文版的哲學圖書和資料浩如煙海，張教授既然抄襲了《哲學歷史詞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圖書；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頁、二十頁來，張教授還是會說：那麼還有其他的呢？這樣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顯然也是完成不了這項艱巨任務的。
繼續揭發
要做這種全面的對照工作，其實只有一個人能夠勝任——那就是張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證的10頁中有3頁不是從《詞典》中抄來的。也正因此，張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責我的證據「其實只涉及從98－102頁等5頁的內容」，並責問道：「其餘5頁的內容既然也可在該條目下找到，為何不一並『揭發』，以正視聽？」
既然張教授這樣問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寫《悲哀》一文時，因為篇幅的限制，的確沒有從第96頁開始「揭發」，而是從第98頁開始，止於第102頁。到第102頁，覺得文章已經太長，而且證據已經確鑿，就沒有再對照下去。現在聽張教授一說，我對照了一下，確實沒有在《詞典》第七卷相關條目中發現第103頁以下3頁的內容。
但無論如何，張汝倫教授要求我繼續「揭發」的「其餘5頁」中的另外2頁（即第96－97頁）的內容，卻是完完全全在這部詞典上的。既然張教授要求我一並「揭發」出來，我在這里只得把這2頁也補上。
張教授的原文如下：
築，學習或趨向目標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這些活動就是狹義的「實踐」。亞里士多德用Energeia這個詞來專指這種目標在其本身的實踐。這就把行為與「做」與「生產」區分開來了。實踐是趨向目的的過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馬可倫理學》雖然使用的術語與《形而上學》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堅持了這種區分。只不過在《形而上學》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為，而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實現目的的過程也叫做Energeria。實踐及其對象同時也是人存在表現的全部形式的總稱：既指理論科學，工藝技術和狹義的行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別於理論，工藝的人的活動。（注8）這種三分法對亞里士多德哲學本身以及後世的實踐哲學都有很大的意義。狹義的實踐概念，即我們正在考察的實踐概念由此有了明確的規定和輪廓。[抄自第1281頁]行為就是做決定，行為的對象就是決定的對象。與這種三分法相應，亞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為三種，實踐以「實踐的真理」為目標。在試圖從內容上確定通過行為實現的最高的善時，亞里士多德從柏拉圖那裡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為理論——哲學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過與後來中世紀翻譯亞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亞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稱為「政治生活」而不是「實踐生活」。「實踐生活」指的是哲學專門的理論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頁]只有Eupragia（正確的行為）才是人的最終目標，而幸福作為所有人實踐的目標本身就是實踐。（注10）實踐在這里既不是生物學或宇宙學意義上的創造運動，也不是單一的行為或活動，更不是生物學的功能，而是正確的行為，即一個完全圓滿的完成，自身構成目的的實踐。這就是作為實踐哲學的核心概念的「實踐」的基本意義。[抄自第1283頁]這種正確的行為，即實踐，與他人和社會的福祉有關，主要是指與生產勞動相區別的人的倫理道德行為和政治行為。然而，理論在最終意義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實踐。（注11）[抄自第1285頁] 但亞里士多德以後，人們對「實踐」概念的理解卻逐漸狹窄。普羅丁把實踐理解為由向外的趨向造成的行為。（注12）他也像亞里士多德一樣，把最高的活動稱為Energeia。但這不是指實踐，而是指Poiesis（生產）。實踐只是理論的一種派生形式，因為外向的實踐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於自身的弱點不能以自身為目標，而需要向外訴求。「人們在理論上不行，就轉向實踐——理論和邏各斯的影子」。（注13）與亞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論是實踐的形式，而是實踐是理論的形式。實踐只是為了觀察，因為一切實踐都要求回到純理論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頁]早期中世紀並未接受古希臘的實踐概念，只是通過對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翻譯詮釋，實踐概念才重新進入歐洲的精神世界。希臘的實踐在拉丁文中被譯為actus，這就使它有了「行動」的意思，並且是與人的意志選擇有關的活動。這是中世紀後期哲學的實踐概念的基本規定。[抄自第1287頁]羅吉爾·培根認為要在一切科學和道德哲學中區分出思辯因素和實踐因素。因為人的活動都是可以進行道德評價的行為，在此意義上理智被稱為「實踐的」，因為它完成實踐，即善或惡的行為。這樣，實踐概念又和道德行為相關了。道德哲學因此和神學一起有一種基礎科學的地位。與這種狹義的實踐相比，其它認識都是思辨的，是為實踐服務的。「一切不教我們善的科學，真正和絕對地看都是思辨的，這就是道德科學之外的一切科學。只有教我們為善的科學才是真正和絕對是實踐的」。（注14）[抄自第1288頁]（張汝倫：《歷史與實踐》，第96－98頁）
首先要做兩點說明：一、上列引文開頭的「築」字前面一個字在《歷史與實踐》的第95頁上面，是我目前見不到的，但對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確定那就是「建」字了，而這也表明第95頁上至少還有一段文字是抄襲的。二、最後一句話已經在98頁上了，緊接著就是張教授抄來的關於鄧·司各特的實踐概念那一段了。
本來我想仍舊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據德文原文（《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第1281－1288頁，原作者為GüntherBien先生）把張教授的文字再譯一遍，但我發現他這里的譯文基本上還是忠實的，再譯實在是多此一舉，所以，我只用黑體字在上列引文中間標明原文的頁碼。張教授在這里的抄襲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樣：仍舊是把比較難解難譯的句子跳過去，不認識的希臘文詞語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個注釋，他抄下來7個。但上引《歷史與實踐》的兩頁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詞典》裡面，沒有一句是張教授自己寫的！
注釋也是抄來的
關於注釋的抄襲性質，我在拙文《悲哀》中沒有充分舉證，這里需要補一下，以免張汝倫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為《歷史與實踐》做的不是當頁注，所以我見不到他上引兩頁的注釋。但根據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張教授抄襲下來的7個注釋是下面這個樣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讀者只要把《歷史與實踐》第二章的注釋部分翻開來對照一下，就會看到其中的第8－14個注就如上列。在這7個注釋當中，注8、注9、注10抄自《詞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頁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頁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頁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張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釋中的一個注釋：他把原文第1285頁上的注51中的一句話（「……理論是最高的實踐」）抄了下來，順手就加了一個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參考書標上了！但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復查找，差點以為這個注終於是張教授「自己的東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舉證過的5頁，在他抄自《詞典》的7頁文字中（《歷史與實踐》第96－102頁），張教授一共抄襲了原文的32個注釋———在我的記憶中，他的注釋都是用外文原文標出的。但他在《批評的悲哀》一文中居然還能說：為了表明他的書是虛心地「聽別人的意見」，所以他就「盡量多加註（全書487頁，共843個注，平均每1頁兩個注）」。從我們舉出的事實看，注釋確實是蠻多的，但不是張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來的。而以這些抄來的注釋為依據的「參考文獻」（其中應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種歐洲語言的書目），當然也是抄來的了。——這還用得著我來證明么？
在《詞典》注釋中出現的書名多半是縮寫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Nikomachische Ethik）被縮寫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羅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書的縮寫。《詞典》中可以縮寫，但在「專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張教授在抄襲這些注釋時，還不得不做一個從書名縮寫到全名的「恢復」工作。這個工作是夠他煩的！
張教授在《批評的悲哀》一文中為讀者們編造了一個美麗的謊言：他說《歷史與實踐》的「相當一部分內容」其實是他在德國時的「讀書記錄和筆記」，但最初記下來並不是為了出版，而「只是為了自己看」，所以「摘錄、翻譯」都「比較隨意」，後來回國了，「覺得實踐哲學非常重要，而國內對之了解不夠，遂決定在此基礎上成書」；又因為回國以後已經找不到有關圖書了，所以他就沒有註明出處（參看張汝倫：《批評的悲哀》第三段；重點號為引者所加）。根據我上面的舉證，他的這個謊言已經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從一開始就為了出書而存心剽竊，而只是做一點供自己欣賞的「比較隨意」的「筆記」，張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這許多個注釋嚴格地一一查對、抄錄下來，並且要做好上述繁瑣的「恢復」工作？
到這里，我要來談談《歷史與實踐》的「後記」了，因為張教授在《批評的悲哀》中主要是用這個「後記」來表明他沒有抄襲。誠如張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讀過他這個「後記」的，當時卻絲毫沒感覺到它有什麼特別的，自然也沒有體會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義」。現在我沒法重溫這個「後記」，但我已從張教授那裡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為它把「像這種由於某種原因未註明出處的材料都包括進去了」（張汝倫：《批評的悲哀》第三段。而這也就是說，這個「後記」能夠把張教授在《歷史與實踐》中的抄襲行徑完全「合法化」，能夠把他抄來的別人的文字都占為己有！讀者諸君，你們說這一招厲害不厲害？
看來張教授真是深謀遠慮，早就在抄好書後精心製作了這個「後記」，自以為已經為自己留了一條退路。但我有點懷疑：這能成為一條退路嗎？整頁整頁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論述、引文和注釋）之後，只要在「後記」中說明一下這本書是根據自己的一些讀書「心得和記錄」寫成的，你就可以為自己的抄襲行為辯護了嗎？
如果張教授的這種「邏輯」可以成立，則無論是誰都可以把他的「專著」《歷史與實踐》再「記錄」一遍，然後也寫個「後記」說明是「心得和記錄」，把書名改一下，然後署上無論是誰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這樣做來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張教授願意不願意？
抄襲性質不容置疑
好了，讓我來作一個總結，最後把張汝倫教授《歷史與實踐》一書的抄襲事實明確如下：
經本人對張汝倫教授的「專著」《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與德文版《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中「實踐、實踐的」條目所作的仔細對照，現已查明，其中有7頁文字（第96－102頁，其餘3頁性質不明），加上這7頁中出現的32個注釋，完完全全是從上述《詞典》條目中抄襲下來的，其中沒有一個句子是屬於張汝倫教授自己的。粗略計算一下，已舉證的正文為7頁，32個注釋以每個至少一行計算，約為1．5頁，此外還有第95頁的部分或全部，暫且摺合為0．5頁（聲明：這是我推斷出來的，因為第96頁上只是亞里士多德實踐概念的後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頁上了），共計9頁。這就是說，僅僅根據對《歷史與實踐》10頁文字的調查，我已經確證張汝倫教授至少抄襲了9頁、6750個漢字（以每頁750個計）。據此事實，我斷定：張汝倫教授的《歷史與實踐》具有抄襲性質，是一部偽書。而且我斷定：這種把《詞典》條目正文連同注釋不加修飾地照抄下來的做法，決非出於無意和疏忽，而是一種蓄意的剽竊行為。
對於這個事實的鑒定工作，我建議可以由國內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同行組成專家小組來完成。根據我新近了解到的情況，北京大學圖書館就有這套德文版的《哲學歷史詞典》，因此完全有條件在國內進行這項鑒定。而對於我基於這個事實所做的斷定，我想請讀者諸君來評論。因為，學術乃天下公器，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B. 北二外副教授多部作品被指抄襲，為什麼高校會淪為抄襲重災區

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能力不行，如果有實力完全就不用去抄襲；

另外一方面是以為思想不端正，抄襲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文明的行為；

還有一種是迫於社會的壓力，擔心自己的聲譽受到影響；

所以才會想到這樣的方法來被自己鍍金，結果只會讓自己敗得更慘。

第四、思想不端正

這個和個人的素質和思想也是有一定的關系，如果思想足夠端正，三觀正的話根本就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第五、愛慕虛榮之心

因為擔心自己的聲譽受到影響，所以想要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穩定自己的事業，有些學生則為了拿到畢業證選擇弄虛作假。

C. 廣州美術學院教授作品涉嫌抄襲，最終處理結果如何

廣州美術學院教授馮峰涉嫌抄襲”事件受到公眾關注，持續發酵。微博網友質疑廣州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院長馮峰“鴨兔元旦”展覽中部分作品和家喻戶曉的“米菲兔”驚人相似。“荷蘭旅遊局官方微博”及“米菲兔中國官方微博”上，荷蘭藝術家、“大黃鴨”之父弗洛蘭泰因·霍夫曼創作的“鴨兔”作品，馮峰部分《鴨兔》系列作品與其相似。霍夫曼的“鴨兔”作品曾作為“米菲兔”60周年巡遊活動的展品，公開陳展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館廣場上。

此次事件更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創作和教育提供談論的空間。馮峰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事件是一場公共教育的大課堂現場，一堂關於藝術、關於法律、關於“創造力”的公共教育課。他認為大眾對抄襲的痛恨，對版權的維護意識，是對創造力的尊重和肯定，但創造力也需要被讀懂，否則，“被商品捆綁的觀念，貧乏而粗鄙的語言，殺死的恰恰是我們自己的想像力，還有，我們想像力表達的自覺。”

D. 「復旦大學博導李良榮教授抄襲剽竊」倒地是怎麼回事

估計是「李門內亂」，他的一個學生抄襲了另外個學生，據說要打官司了。內
李老漢這次挺冤枉容的，這事件被人利用了，不知道是誰想取代李老漢的位置。

正好又是復旦新聞學院，80年慶祝，下手的人，夠狠滴，時間火候掌握的不錯，是個厲害的人。

可以看看我寫的文章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6/1/129154.shtml

E. 歷史研究路育松博士

於艷茹博士學位被取消的話,那麼,她的碩士學位管用嗎

前天，北京大學歷史系相關負責人表示，於艷茹去年已經從北大畢業，針對她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所發表的論文涉嫌嚴重抄襲問題，系裡會立即組織有關專家對其博士論文重新進行核查，如有抄襲情況，一經核實，將根據學校有關規定進行處理。

根據《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范》，「已結束學業並離校後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間存在嚴重違反學術規范的行為，一經查實，撤銷其當時所獲得的相關獎勵、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記者注意到，此《規范》的適用范圍包括「在讀期間存在學術失范行為的已離校研究生」。

據了解，於艷茹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史專業2006屆碩士畢業生，於200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讀博士學位。2011年9月，於艷茹作為2011年度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國（境）研究項目」（第二批）資助對象，赴美國哈佛大學交流4個月。2013年7月，於艷茹博士畢業後進入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被指抄襲的論文發表時，於艷茹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在讀博士生。北京青年報

中國社科院教授王育成出生年月日

王育成，1951年生於北京，籍貫山東淄博，1975年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畢業，現為博寶藝術網銅器鑒定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先後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歷任助教、講師、館員、副研究館員。

1992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2000年任研究員；

2002年任日本早稻田大學道教研究所客員研究員。

2016年1月16日，中國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育成和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在京舉行了婚禮。

歷史學博士就業形勢怎樣

歷史學博士就業形勢怎樣啊摘錄於網路 在國家對於學術型研究生的招生在減少，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不是不要這樣學術型博士， 而是需要量有限！倆字，烈士，不咋地，當當大學老師吧我打算跨專業考歷史專業的博士， 具體是歷史地理專業的， 昨天打電話詢問以前的導師， 他說現在的就業形勢也嚴峻，歷史是 冷專業的，就是博士以後也不一定好找工作，就是工作也很清貧的…… 文科專業多半不好 就業， 關鍵看個人，是專著於學術，就踏踏實實搞學術。

否則就要多找門路，關注社會需求， 多多補充各方面能力。 我已經碩士畢業了，就讀的院校是 211985，就讀的專業是一個國 家級的重點學科，現在找了個還不錯的工作，並放棄了讀博認識我的人，包括我導師在內 都叫我不要讀了，去工作，不然讀完後更難找。

現在碩士博士找工作，用人單位看重的是： 你有沒有關系，是不是男生，有沒有工作經驗，是不是黨員/學生幹部。女碩士博士是不是 結過婚。

特殊的地方如北京上海等有沒有當地戶口等其他的條件， 用人單位就很少在意了。 能力真的是沒有辦法用固定標准衡量的。

如果發 10 篇論文叫有科研能力， 那發 9 篇就不算 嗎我認識的很多很優秀的博士和碩士，都沒有找到工作，或找的很不好待遇，工作性質， 工作地點。 你能說他們都沒有quot能力quot嗎或許我現在說再多都沒有用， 等你以碩士博士學歷 找工作時，你就知道quot能力quot有多大分量了我想表達的意思是： 1 不要以為博士一定比本科好找工作，尤其是文科。

本科畢業能找到好工作的人，可以 通過在職委培等方式考研考博，最好不要脫產。那翟詰扔詼牟 液苡鋅贍艿貌懷ナА也不要以為博士一定能找到工作。

2 很多讀研讀博的人是為了學問而讀書的，但到了畢業找工作時，他們被高校和科研院所 拒收，找不到能再去做學問的地方了。特別是文科生，他們所學的東西與社會現實脫節，不 能直接轉換為生產力， 很難把他們的平生所學去和社會需要結合起來――而這些， 其實並不 是他們的錯。

本科生找工作，是萬金油，到哪裡都可以！但絕大多數就業質量太低，拿著微薄的工資替人 暫時打工， 賣完青春就完了！ 研究生畢業好多進公司打工如華為等， 看起來很美， 工資較高， 但這業是吃青春飯，累死人，如集中營！工資含金量很低， 企業還不穩定！博士主要進國家 機關，事業單位，高校，研究所，都是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工作！工資好象不很高，但含金量 高，穩定，工作沒有那麼累， 福利較好，可以干到老。 讀博一定要考慮自己的經濟實力， 除非你是真的很強，3 年出來以後一定會有好的去處。

如 果不考慮自己的實力至少你家裡不需要你去掙錢來維持生活只是為了面子去花大量的時 間和金錢盲目讀博士真的是沒意思。在職的或者非科班出身的如果緊緊是為了一紙文憑並想 靠這張文憑在今後掙大錢，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誰要是懷著這樣的心態讀歷史學的研究生 的話，今後是要受大罪的。 研究歷史很苦的。

如果能吃苦，也能苦中作樂那 OK， 如果不能， 三思！ ！比如就歷史學來說，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下，一個人的學術質量應該和他的生活質量成正比，至少不能偏離太遠，也就是說應該有必要的機制來「養「這些人（包括職業學者和正 在求學的未來研究者） 。畢竟沒有經濟上的獨立，也就沒有人格上的獨立；沒有人格上的獨 立，也就不會有學術上的獨立。

但在目前的環境下，這種理想的生存狀態較難獲得。 尤其是現在高校注重學統，看出身，查三代（主要是供過於求決定的） ，本科、研究生畢業 學校若不是 211 或者 985 的， 將來就業要受限了。

出身不好的學生即使將來考入了 985 院校， 將來就業也很難進國內名校（重點綜合大學、師范大學） ，除非關系比較硬。而進不了名校 教書和做研究，得不到較高、較多的各種資源支持，他們未來的學術之路將很艱辛。

理論性、學術性研究生現在處於就業最低期。 歷史學本科和研究生三年、四年大幅度縮招或 者不招生（停招） ，才可以解決現在已經畢業但找不到對口專業和現在還在讀書即將畢業的歷史系學生就業情況。

要考文史哲研究生必須要看清現在的就業形勢，不要讀了三年，畢業時候因為找不到工作頭大，年齡大了再轉行很難，要是現在歷史研究生大都需要轉行，何不 本科時候就轉行呢？ 教育部計劃到 2015 年把專業碩士（實用性、技術性碩士）招生比例提 高到 50以上，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要考歷史研究生的同學們，本人（本人歷史學科班 出身，今年研究生畢業，已經考了 7 場歷史老師招考，都沒進。

昆明兩場、山東中東部城區 5 場）建議你們慎重了。讀歷史學碩士和博士是件奢侈的事情，適合生活無憂的人去一直讀 下去，適合在職人員去讀。

近期有生活壓力的人讀研、讀博就是越走越窄，專業很難對口就 業，轉行都難呢。 你的判斷依然過於樂觀了， 在山東到中學就業的歷史研究生不到三分之一， 可能也就有五分 之一吧。

還有你說的很多部門和行業，根本不需要歷史，圖書館有圖書館學和檔案學，博物 館有博物館學，史志辦需要考公務員，而且一般是要求文史類，文科其他專業也可以報，我 考過。報社這個就更。

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都有誰

蔡崇榜，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史，宋代史學。

陳廷湘，博士生導師，專門史，中國近現代史。

郭齊，博士生導師，歷史文獻學，朱熹詩文研究。

郭聲波，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史，歷史地理學。

何平，博士生導師，世界近現代史，史學理論，中西文化比較，現代化，國際關系。

何一民，博士生導師，城市史研究。

霍巍，博士生導師，漢唐考古，西南（包括 *** ）考古，博物館學，文化人類學。

李文澤，博士生導師，歷史文獻學。

劉復生，博士生導師，宋史，西南民族史。

羅志田，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史。

彭裕商，博士生導師，古文字學。

石碩，博士生導師，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研究。

舒大剛，博士生導師，儒學文獻研究。

王挺之，博士生導師，歐洲城市史，文藝復興研究，旅遊資源、旅遊人力資源開發。

楊世文，博士生導師，宋代歷史文獻，儒學學術，巴蜀文化。

楊天宏，博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專門史。

楊振之，博士生導師，旅遊策劃、規劃，風景區管理與目的地營銷。

王東傑，博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專門史。

張箭，博士生導師，世界中世紀史，中國中古史。

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是大學教師的職稱，級別依次從高到低排。

院長是行政職務，也就是所謂的「官」了。

博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都是相對於研究生來說的崗位制度。

至於關系：

相對於教授這類的職稱來說，博導條件較高。博導一定是教授，但教授可能只是碩士生導師。

其他的，學科帶頭人自然是學術能力較強的人，所以通常是教授，博導。

院長也自然是學院里比較牛的人，所以往往是教授職稱。一流大學的校長是副部長級，往往都是院士。

魏承恩《史學大師許悼文》第一段在全文中起什麼作用

【第一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①簡單介紹許倬雲，讓讀者對傳主有一個初步認識； ②通過對許倬雲的評價，肯定傳主在史學界的地位和影響； ③交代作者對傳主的傾慕，為後文與傳主的接觸作鋪墊。

【《史學大師許悼雲》原文】 《史學大師許悼雲》 魏承思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知道了許悼雲的大名。因為他的《漢代農業》是在美國攻讀中國史博士學位的必讀書，我喜歡這部書，於是我找到許先生的好幾部著作來讀，被他的淵博知識深深折服，最受啟發的是他嫻熟的使用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治史。

那時候，只知道許悼雲是匹斯堡大學歷史教授，台[tái]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後來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學跟金耀基教授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有一次提到許悼雲，耀基師說和他很熟，並說他每年都會來香港中文大學講學。

過了幾個星期，許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聞訊後就讓耀基師的秘書幫我約了時間去拜訪他。在許先生的辦公室里初次見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談，沒有一點大師架子，許先生著作等身，除了專攻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之外，研究領域還涉及社會學、考古學、科技史、台[tái]灣史和中外歷史比較等。

他還對現實政治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撰寫了大量政論，結集出版的就不下十餘種，在台[tái]灣輿論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好奇地問他何以有如此淵博的學識和廣泛的學術興趣，許先生就和我談起自己的求學經歷。

無錫許家是江南世代的書香門第。許先生的父親藏書豐富，興趣廣泛。

許先生幼年患小兒麻痹而不便於行，就在家裡雜讀群書。抗戰後，他在家鄉的輔仁中學讀書，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飽學之士。

1948年底，他跟隨父母到台[tái]灣，考取台[tái]灣中文大學外語系，第二年轉入歷史系，本科畢業後又讀研究生。當年的台[tái]大大師雲集，使學生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派，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課題。

許悼雲受校長傅斯年器重，跟李濟學考古，根李總侗學古代史，跟董作賓學甲骨文，向尹耕望、錢穆、沈剛伯等問學。許先生說：「那時台[tái]灣的研究生教育和內地不一樣，不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學生，而是一個由三到五人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共同指導。

這樣就給我一個想當大的 *** ，因為幾個指導老師的治學思路都不一樣，他們在那裡各講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尋找自己的路子。」 後來他又到芝加哥大學去深造。

這所世界頂尖的學府不在意你讀什麼系，學生的課程可以自己設計。在那裡，許先生選課的范圍包括經濟學、中古史、考古學、宗教學、社會學等。

選讀宗教學的只有他，老師照樣認真上課。他住院開刀，教授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帶著書到病床前去教，一邊講，一邊討論。

聽到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討論現在的中國大學出不了大師，但不是先應該問中國大學有沒有這樣的教師嗎？ 許先生說，他選修了那麼多似乎和歷史學不相乾的學科，「但我是拿歷史當材料看，拿別的學科當工具看，這樣就可以用各種工具處理材料。」 許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畢業後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tái]灣大學歷史系主任。1970年起擔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史學系及社會系合聘教授，其間多次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杜克大學等校的講座教授，著有專著十餘種，論文百餘篇。

近年來，又常在中國大陸講學，被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授予名譽教授。他是海峽兩岸和國際史學界公認的耆宿。

聽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師是怎樣煉成的。 第一次見面聊天，許先生就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說是我研究歷史的「一日師」。我去學校上課之餘，經常會去他那裡拜訪，聆聽他的教誨。

有一次，《明報》編務總裁高信疆聽我說起許綽雲在香港，就說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幫他約一起吃飯聊天。參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許先生夫婦外，還有耀基師夫婦和哲學家勞思光。

我在他們中間算是小字輩了。很多年過去了，當晚吃了什麼佳餚美味早已忘記了，但大師的風采則歷歷在日。

上一次見到許先生已經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tái]北，聽說他也在，就打電話約了時間去看望。

言談之中，他知道我跟隨南懷瑾先生在學佛，就說懷師早年在台[tái]灣時，自己曾跟隨殷海光去拜訪過兩次，因他的學問路子和南不合而沒有再去，但殷老師對他則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進《許倬雲談話錄》里，稱南懷瑾是奇人，有吸引力。

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長王泛森博山聊天。他說，殷門弟子對這一說法大不以為然。

我說，十多年前就聽許先生說過，事後特地向懷師求證。老人家還興致勃勃地同憶當年殷海光光跟他學打坐的情景。

這也算為我尊敬的許先生辯誣吧。【許倬雲簡介】 許倬雲，江蘇無錫人，1949年赴台[tái]，就讀於台[tái]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後半年學業，進入台[tái]大歷史系，後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人文學科博士學位。

先後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南京大學講座教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匹茲堡大學史學系退休名譽教授等職，代表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西周史》、《萬古江河》。

F. 北二外副教授多部作品被指抄襲，實錘了嗎

我在網上看到有關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副教授羋嵐涉嫌抄襲的新聞，於是打開查了一下這位副教授的個人簡歷。發現羋嵐的經歷還是挺豐富的，畢業於中國礦業大學，隨後一路考取研究生、出國留學等。出生於八十年代的她，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已經是一位副教授了，這樣的成就想必是很多人望塵莫及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成功的女性，卻被人曝光出論文、作品抄襲。有網友反應羋嵐的新書《越界性主體》與國外的一本著作雷同，相似度甚至高達百分之捌拾以上。針對網友的疑問，校方也表示，已經成立正式調查小組，將對此事進行調查。在學術界，誠信是一個重要的原則，作為一名教授，如果不能以身作則，那如何教書育人。

論文跟作品抄襲，涉及到學術誠信問題，不但會影響到聲譽，還有可能讓人職位不保。所以千萬不能拿這種事開玩笑，靜待調查的結果。

G. 廣美教授涉嫌抄襲作品將永久冷藏，抄襲的性質有多惡劣

近些年來國內某些大學教授抄襲風波屢見不鮮了。前有西安美院某教授涉嫌抄襲（臨摹）英國著名藝術家作品 並獲紅點最高獎？後有央美陳老師抄襲藝術家James Austin Murray

在2月6日，米菲在官方微博上發布“米菲與《鴨兔元旦》聯合聲明”，米菲兔官方回應稱廣州美術學院教授馮峰已經自願將存在爭議的作品交給“米菲兔”版權方Mercis BV公司，展覽主辦方學有緝熙美術館也提前終止了原計劃持續至3月份的展覽，並且各方已經同意永久停止在未來的展覽及商業活動中使用爭議作品。可以說是永久封禁了。

抄襲的現象為什麼總是會屢見不鮮呢？個人認為還是國內對於抄襲的懲罰太輕了。抄襲可恥。抄襲就好像，一個人偷走了另外一個人的東西。這個東西不是別的。正是想法，它可以是文章，可以是歌曲，可以是畫作。它可以是很多東西。但這個東西又不像實體的物體一樣很好的去判定。在生活中，許多抄襲的作品都成為了大IP，大網紅，變得張揚跋扈。而我們便是加害者。為什麼要抵制抄襲，這會讓原創者失望。當原創的東西消散，便不再有好看的東西看了。作為一名創作者個人深知創作之不易。抵制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