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個人小傳

『壹』 張壽武的人物小傳

1962年生於安徽和縣，1983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數學系，1986年在中科院數學所獲碩士學位後赴美國留學，199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96年任該校教授，同年證明世界性難題波戈莫洛夫猜想。1997年在世界上率先於全實域上推廣了格羅斯—乍基亞公式。1998年應邀在德國柏林舉行的世界數學家大會上作45分鍾報告，同年獲旨在獎勵全球傑出華人數學家的晨興數學金獎。目前，正在努力證明ABC猜想。
1962年，張壽武出生在安徽省和縣西埠鎮五星大范村，是家裡的第三個孩子，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兩個妹妹，家裡生活十分貧困，父母除種田外，還靠捕魚、養鴨為生。他小時候很喜歡音樂，加之體質特別差，父母給他買了一把二胡，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進生產隊的宣傳隊，就不用干農活了。但他終究沒學成二胡。
「在小學一二年級時，我就知道自己算東西比別人更快。」他說，「我爸爸特別聰明，盡管他沒有念過任何書，但每天捕魚回來後，經常給我說這魚多少錢一斤，我拿筆算，他憑借經驗口算，我倆的結果只差幾分錢，所以那時，我就對口算很好奇。」 張壽武7歲時報名上了村裡的小學，但念了兩天就回家了，因為母親說妹妹和堂弟沒人帶，他就在家裡呆了一年，帶妹妹和弟弟；第二年，又發現家裡沒有人放鴨子，所以報名後又回家放鴨子，放到快考試時母親就讓他去考試，他說：「我沒有念過書怎麼考？」張壽武和大自己9歲的哥哥在同一所學校上學，哥哥就教了教他，結果他「勉強考過了」，這樣使得他對自學更感興趣。小學四年級時，他就想成為數學家，但當時老師很不喜歡他，因為他總是「不上課或遲到」。
1976年，張壽武考取了十里初中，對數學的興趣更濃了，但他的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田裡放鴨，哥哥從鄉里下放知青的手中借來「文革」前的初中幾何和代數供他學習。一年不到，張壽武就學完了這兩本書，並能熟練地掌握和運用書中的知識。初二時，他開始鑽研高中數學，物理老師認為他很有數學天賦，便將有關高中數學的課本和理論書籍介紹給他。
到初中三年級時，他才比較正規地在學校里上學，因為那時開始正式中考，也就是說初中升高中需要經過考試，不像哥哥那樣通過推薦升學。當時鄉里有100多人參加考試，5個人考上了縣里最好的高中——和縣一中，他是其中一位，雖然是最後一名，但「當然是很好的事」。
張壽武高中時開始正規念書，但他覺得正規念書一點意思都沒有，「以前念書是想念什麼就念什麼，但到高中後念書就是為了高考。」他說，「在高中我要補語文、補英文，什麼都要補。我現在發現當時補的東西都忘掉了，記得的還是在田埂上念的東西。」
高一時，他對數學達到了痴迷的程度，哥哥託人從合肥工業大學給他帶來幾本高等數學，他開始自學高等數學。在一次數學競賽中，別人用技巧答題，他卻用了自學的微積分，老師發現答案都是對的，但不知道怎麼改他的卷子，只好讓他自己去改。老師對他說：「你大概不用上數學課了。」 高中時，張壽武的數學確實很好，但高考卻考砸了。
「因為我平時不吃很多早餐，高考時家人囑咐我要多吃點，結果那一天吃得太多，坐在考場里就昏呼呼的，當時數學滿分是100分，附加題20分，我很快做完了前面的題目，卻發現有一道題特難，附加題也很容易，3個小時的考試，我1個小時就出來了，和老師一對題，才發現自己漏掉了一個題目中的一段話。」他說，「這個代價太大了，20分就沒有了。我得了79分，而且因為正式分數不滿80分，附加題的分數就不能算。」
反而他的化學考得非常好，「這是一件太滑稽的事，我一點不懂化學，一個實驗也沒做過，我花了一個星期來背化學，卻考了96分」。他實在喜歡數學，在大學的志願中他全部填的是數學系，這時發現上好大學的數學系的希望不大了，於是決定不念大學了，要在家裡通過自學考研究生。
張壽武的一位舅舅身患癌症，聽到這個消息後緊張得不得了，便騎著一條水牛走了兩公里的路來到他家，語重心長地勸他說：「家裡有5個小孩，你是老三，還有兩個妹妹，家裡窮得不得了，如果不去念書，萬一明年考不上……」他答應去上大學，舅舅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要買一本數學手冊，舅舅就給了他5元錢。
1980年，張壽武挑著一根扁擔，一邊是母親做的被子和被子里的數學手冊，一邊是另一位做皮匠的舅舅送的工具箱，帶著縣里資助的22元路費，乘火車從馬鞍山到了廣州，到中山大學化學系報到。大學讓他很驚奇，他說：「從鄉下到城裡，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火車、坐火車，第一次到大城市。我覺得大學好得不得了，所有的人都覺得學校里的飯很難吃，但我覺得學校里的飯最好吃，比家裡的飯好多了。」
張壽武是因為化學成績好而被分配到化學系，老師也很喜歡他，但他一心一意要學數學。這時，同寢室的一位同學也一心一意想學物理，於是兩人成天在寢室里合計，終於想出一招：在新生入學兩三個月體檢時，一人裝鼻炎，一人裝色盲，這樣就不能學化學了。
體檢時，護士拿色盲檢查圖冊給張壽武看，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他都說看不懂，護士憤怒地說：「最後一頁是黑白的，根本沒有顏色，你不是色盲，是瞎子。」他只好向她求情，說自己實在不想學化學，只想學數學，就這樣成了「色盲」。
但張壽武高考的數學成績只有79分，這在數學系是最低分，他拿著卷子給數學系的教授說明了當時的情況，「他們就收了我，於是我就轉到數學系了。」 在數學系，張壽武基本上也是自學，主要原因是他在化學系耽誤了半個學期，所以數學系的老師給他一個不成文的政策：只要通過考試就可以不修課，希望他因此能趕上。但當他很快趕上時，老師們卻忘了收回這個政策，結果數學系只有他一個人所有的課都不需要考勤，只要考試合格就行了，他說：「這實際上給了我自學的時間。」
在大學一年級，張壽武就開始給老師上課。「這是特別好的運氣，原因是第一次考高等代數時，考卷里有兩部分題目，一部分比較抽象，一部分比較具體，其他同學都能做出具體的題目，但是做不出抽象的題目，只有我一個人能做出抽象的題目而做不出具體的題目。這時老師覺得很奇怪，讓助教問我是怎麼回事。我說，我以前沒有學過線性代數，只自學過抽象代數。這位老師也很想學抽象代數，但學不懂，所以讓我和他一起學抽象代數，他給了我一本書，我學會後就給老師們作報告，當時還有兩位副教授在聽，所以，大學一年級時我們兩個人就開討論班了。這對我來說是運氣非常好的事，因為當時沒有多少大學生有這樣的機會給老師講課，能夠自己學東西再給教授講，這感覺很不一樣，我就學得很快。」
受陳景潤事跡的影響，張壽武對數論很有興趣，上大學後，他發現用華羅庚和王元的方法很難對哥德巴赫猜想作進一步推廣，決定主攻代數，所以，他將大學里的所有時間都花在學代數上。
大學二年級時，他的數學教授從別處聽來「同調代數」的概念，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學問，但自己學不懂，就讓張壽武學，學會再報告。於是，張壽武從圖書館里借來同調代數的書開始學，但這是一本英文書，他從來沒有念過英文，所以只好一邊拿著字典，將文字翻譯成口語，再學習，再作報告。「這時下面坐的人多，有十幾個，不僅有數學系的兩位老師，還有到中山大學來培訓的老師，那兩年半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念抽象代數。」
張壽武的大學生活過得特別愉快，唯一一次很糟糕的事是一門數學考試不合格。原因是他提前參加了79級的常微分方程考試，他得了75分，便要求學校再給他一次考試機會，准備參加同年級同學的考試。為了讓班上的同學都能考出好分數，他將上次的考題和答案油印出來讓大家學習，沒想到兩次考卷居然是一樣的，結果，班上的同學都考了90多分，老師調查清楚情況後非常憤怒，將他的考卷扣到59分，雖然補考時他得了100分，但不及格的記錄還在那裡，這讓他十分緊張，考慮到會影響以後的分配，他決定提前考研究生。於是，他提前一年將所有的課程都學完了。
談到大學生活，張壽武說：「大學階段我很高興，一直是在寬松的環境中自學，與老師作交流。在大學，我最大的收獲是能夠將學習過的數學講出來，數學和語言統一起來了。」 1982年暑假，張壽武准備報考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復習時他不想重復性地做標准習題，「我不喜歡做技巧性的事，喜歡做項目，一個東西要讓我想兩三天而不是一兩個小時，我就覺得很有意思」。他決定讀美國斯坦福大學數學家喬治·波利亞(George Polya)的兩本書：《分析中的問題和定理》卷一和卷二。
在安徽鄉下，他一邊曬稻子，一邊讀波利亞的書。「這本書特別難念，每一道習題都像是一篇小論文，要好長時間才能做出來。」他說，「冬天時就參加考試，我的運氣真是好，當時公共考試考分析和代數兩項，幾乎所有題目都在波利亞的書上，而且還有一道題出錯了，我把題改過來後又解出來，自我感覺非常滿意。」
大學快畢業時，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一位數學教授到中山大學訪問，張壽武的老師希望把他推薦給這位教授，但這位教授說：「你太年輕了，不要念這種代數，這是過時的東西。你應該念代數幾何。」這樣，張壽武知道自己以後要念代數幾何了。
1983年對張壽武來說特別重要，第一件事是他考上了中國科學院數學所的研究生，第二件事是數學所王元院士剛從國外回來，在數學所作了一個報告，介紹德國青年數學家格爾德·法爾廷斯(Faltings)對莫德爾(Mordel1)猜想的證明。
「元老說這個定理太漂亮了，證明也只用了30多頁紙，但除了前言，他看不懂其中任何一段。」這對張壽武的震動很大，他對王元說：「我要跟你念數論，我就念這篇文章，3年之內看懂這篇文章，你就給我一個學位。」王元說：「你看吧，看懂了就給你一個碩士學位。」
但這篇文章確實太難了，張壽武一邊看這篇文章，一邊看哈特遜恩(Robin Hartshorne)的標准代數幾何，這本書是他花2.9元從北京原八一中學附近的一個外文書店買來的。3年快過去了，他將哈特遜恩的書念完了，還是無法看懂法爾廷斯的論文，畢業時就「胡做」了一篇論文，他清楚地記得：「答辯完後，元老說，你講的東西我們一個字也聽不懂，但考慮到你每天8點之前就到辦公室，很用功，這個碩士學位就送給你了，以後要靠真才實學才行。」 1985年，當張壽武還在做研究生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的哥德費爾德(Goldfeld)教授到數學所訪問，王元讓張壽武陪他。哥德費爾德作報告時，張壽武就坐在第一排，不停地幫他擦黑板。但在陪他到故宮時，張壽武緊張得不得了，因為除了數學，他不會講一句日常英語，於是便帶了一本英漢字典。
在故宮買了門票後，「我發現我的運氣又來了，故宮上所有的說明都有英文，不用我說一句話。我就跟在他後面，然後開始討論數學，給他談法爾廷斯的論文。這時我發現他完全不懂代數幾何，但對我做的東西非常有興趣。我問他我應該念什麼，他說，你應該去念日本數學家志村五朗的一本書：《自守函數算術理論的介紹》」。
哥德費爾德回去後，張壽武好不容易在圖書館找到這本書，但沒能念懂。這時，他開始申請出國了。他最想去的地方是普林斯頓大學，因為法爾廷斯在那裡，但王元希望他去哥倫比亞大學跟哥德費爾德。後來不知為什麼，他申請哥倫比亞大學的資料全丟了。有一天，哥德費爾德寫信告訴他沒收到材料，問他是否還願意到哥倫比亞，他說：「願意。」
結果，哥德費爾德親自找來申請表填上，又找人寫推薦信，這時王元正好在美國，他對哥德費爾德說：「張壽武是我們中國最好的學生。」張壽武的托福考了480分，當時滿分是600，錄取線是550，他不敢將自己的托福成績寄過去。一段時間後，他收到了哥倫比亞的錄取通知書。 1986年9月，張壽武來到哥倫比亞大學，哥德費爾德建議他學自守形式，並給了他一篇文章，讓他念完後做一個格羅斯—乍基亞公式(Gross-Zagier)。他花了大約兩個月的時間沒有做出來，就對哥德費爾德說：「我做不出來，我不跟您做了，您推薦我去普林斯頓跟法爾廷斯做吧。」哥德費爾德說，不做也行，並為他到普林斯頓寫了推薦信。
為了慎重起見，張壽武專程到普林斯頓見法爾廷斯，法爾廷斯同意給他半個小時的時間。他很高興，將自己所有要說的英語全部寫下來、背熟。在會面時，他對法爾廷斯說：「我很崇拜您，讀過您的文章，也讀過很多書。」半個小時很快到了，法爾廷斯沒有說一句話，站起來就離開了，張壽武很驚訝：「他顯然對我一點興趣也沒有。但他畢竟還是給了我半個小時。」
當天晚上，張壽武到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主任項武忠家裡吃飯，項武忠告訴他，哥德費爾德在給他的推薦信中說：張壽武在哥倫比亞學得很好，基本上不需要到普林斯頓。他說：「我想也許因為這封信，我就不能到普林斯頓了。」
張壽武很郁悶地回到哥倫比亞大學，但還是想學法爾廷斯的學問，即算術代數幾何，於是重新跟了一位現代自守形式的專家賈戈爾(Jacquet)。賈戈爾將自己的朋友朗格朗茲(Langlands，朗格朗茲綱領的創始人)的一個題目給他。他念了很多東西，發現與之相關的算術代數幾何更有意思的，所以他遲遲沒有開始做東西。這時，賈戈爾每兩個星期見他一次，並將自己算的東西給他。「他已經算了40多頁，讓我再算60多頁就讓我畢業，可我還沒有開始算，再這樣下去，他都會幫我算完。」於是，他對賈戈爾說：「我不能再跟你念了，因為你太好了。」
1988年，法國數學教授斯匹若(Szpiro)到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半年，他是張壽武見到過的最風趣的老師：「每一兩年他就要來美國一次，我跟他在一起特別輕松，他的英文很差，我的英文也很差，只有他沒有說過我的英文差。上課時，他一手拿香煙，一手拿粉筆，偶爾搞錯了，就把粉筆放到嘴裡，用香煙在黑板上寫字。他把數學講得特別簡單，但思想特別深刻，卻沒有任何技巧。法爾廷斯是在見到了他後受到啟發，才證明了莫德爾猜想。」
斯匹若回到法國後，張壽武就沒有老師了，他寫信給斯匹若：能不能讓我跟您念書？能不能給我一個題目？斯匹若回信給了他一個題目，只有半頁紙。張壽武很用勁地做，還是做不出來，但因為他跟哥德費爾德學過兩個月，跟賈戈爾學過一年，所以他算出了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有30多頁。之後，他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參加一個日美數學會，在酒會上第二次見到了法爾廷斯，「我告訴他我學了好多數學，有問題向他請教，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但法爾廷斯只回了一句「不知道」，就離開了，這讓張壽武很尷尬，「他一點都不在乎我」。
回到哥倫比亞大學後，張壽武將所有的東西都寫出來，有了兩篇比較像樣的論文，這時斯匹若特別高興，並在法國高等研究中心給他申請了一個博士後職位，盡管這時他還沒有獲得博士學位。
1989年6月，張壽武和太太到法國，「我們住的博士後公寓特別好，外面鳥語花香，裡面條件很好，那時我的文章寫出來了，我在法國龐加萊研究所作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場正式的學術報告，那時我對斯匹若的問題有一些突破。」
在法國高等研究中心，張壽武第三次見到法爾廷斯，並將自己的文章給他看，「他看後很高興，對我笑了一笑，這是三次見面中最友好的一次，但還是沒有說一句話，但這時我已經高興得不得了，因為他是我最崇拜的一個人，我終於感動了我的上帝。實際上他當時只有35歲，他32歲時獲得了菲爾茨獎」。
在法國的訪問非常成功，一年後，張壽武的太太懷孕了，兩人便回到美國。一到哥倫比亞，他發現了一件讓他驚喜不已的事：哥德費爾德已經為他申請了一筆斯隆(Sloan)全額交換學生獎。1990年，帶著這筆錢，張壽武到普林斯頓跟法爾廷斯念了一年，「終於實現了我的夢想」。 在普林斯頓，張壽武第一件事是問法爾廷斯能不能給他一個題目，法爾廷斯只講了一句話：「容易的題目我都做了，剩下的都特難，比如黎曼猜想。」張壽武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種日爾曼人式的幽默，覺得很難受。
但突然有一天，法爾廷斯對他說：「我要開一門課，你記一下筆記，整理完後，我們一星期見兩次，對照筆記。」張壽武說：「以前學的都是零零散散的工具，沒有經過大家的指點，那一年跟大家念了一年，那一年對我這輩子來說都極為重要，他的風格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
法爾廷斯在課堂上講了一位法國數學家Bismut的論文。張壽武說：「這些文章特別長，基本上都是200到300頁，很難念，但法爾廷斯就有這樣的本事，他看了前言部分後，就有辦法把別人做了多少年的東西都造出來。我覺得我沒有這樣的本事。」
有一次，張壽武問法爾廷斯一個分析的問題，法爾廷斯要他到圖書館去查3卷書，告訴他答案就在裡面，並讓他第二天給出答案。這3卷書每一卷都有1000多頁，張壽武花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有找到需要的那一頁，於是決定自己算。「我第一次發現自己也能算出來，特別得意。這時我才知道大家是怎麼做數學的，他不是哪裡不懂查哪裡的文獻，而是哪裡不懂就做哪裡。後來我說，法爾廷斯做數學碰到一座山，一般人是爬雪山過草地，找一條近路走走，但他是用推土機將山推平了或者用炸彈給炸掉，他不會用技巧來做這件事，他完全是用力量來做的，他是那種力量型的，這是我在數學家中唯一見到的風格，他的力量太大了，這對我的影響很大。」
在普林斯頓跟法爾廷斯學了一年，張壽武學會了怎麼做數學：「不是在圖書館里把別人的東西籌一籌，把別人的數學聯在一起，而是從最基礎的地方去做。」他回到哥倫比亞大學開始博士論文答辯，法爾廷斯作為答辯委員會成員也到了哥倫比亞大學，這在數學系引起了轟動，因為有時系裡請他作報告他也不一定會來。
1991年在美國申請職位很難。張壽武問教授們應該申請多少所學校，哥德費爾德說：「我的學生要申請100所，你應該申請75所。」斯匹若認為75所太多了，35所就夠了，但法爾廷斯說：「一個就夠了，你要去哪裡？我給你寫推薦信。」張壽武沒有那麼自信，他還是申請了30多所學校，結果哈佛、普林斯頓、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等都同意給他職位。
張壽武說：「法爾廷斯說得對，其實我就想去普林斯頓大學跟他再做幾年。所以，我就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中心做了一年。接下來的3年裡，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助理教授，大學給我的職位再加了3年。」 1995年秋的一天，張壽武請哥德費爾德到普林斯頓作報告，哥德費爾德問他是否願意回到哥倫比亞，他說想。當年10月，他回哥倫比亞大學作了一個報告，發現還有3個人在競爭這個職位，他們都很出名。報告作完了，哥德費爾德把他罵得一文不值：「你沒希望了，你的英語太差了，那3個人肯定比你好。」
張壽武很憤怒，回到普林斯頓後，他發誓永遠再也不回哥倫比亞大學了。然而，在一個多月後的聖誕節前夕，他突然接到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主任的電話：我們給你這個職位了。「這簡直不可思議，因為這期間沒有任何人跟我談到這件事。」他說，「後來哥德費爾德解釋說，我們看了所有的推薦信，你的最好，我們只能要你。」
1996年6月，張壽武准備回哥倫比亞，他發現自己租不起房子，看中了一幢房子也買不起。這時，哥德費爾德問他差多少錢，他將自己的存款數抄給了他，沒想到哥德費爾德去找哥大的副校長了，上午去，下午就拿回一張支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只有一句口頭協議：這錢是用來買房子的，不能買車。兩天後，他用學校的首付款買下了房子。然而，就在買房子的那幾天，他證明了廣義波戈莫洛夫(Bogomolov)猜想。
1997年，張壽武應邀在德國柏林舉行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作45分鍾報告；同年，他獲得獎勵全球傑出華人數學家的晨興數學獎金獎；1998年，他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正教授。他說：「1998年，我到了生命中的一個高峰。」 獲得晨興數學金獎與張壽武做格羅斯—乍基亞公式有關。這原本是1986年剛到美國時哥德費爾德讓他申請做博士學位的題目，但他兩個月沒做出來就不再做了。到1995年，他開始想做ABC猜想，ABC猜想在數學上的重要性遠遠大於費馬大定理，費馬大定理只是ABC猜想的一個推論；也就是說，只要ABC猜想證明了，費馬大定理也就被證明了。但是，懷爾斯(Wiles)在1995年宣稱證明了費馬大定理，張壽武十分沮喪，認為證明ABC猜想的重要性沒那麼大了，於是決定回去做格羅斯—乍基亞公式。
這時的張壽武已經在數學領域轉了一圈，學了許多不同的東西，能力比以前強多了，到2001年時，他在這個公式上做出了很好的工作，他說：「這些工作比我做波戈莫洛夫猜想更深刻，所以，2001年，我數學生命又達到了一個小高峰。」
但在接下來的4年裡，他經歷了生命中一段不穩定的時期，他說：「也許是到40歲了吧，有一種向下滑的感覺，有三四年的時間比較郁悶。」
到2005年，張壽武開始從整體上重新思考ABC猜想，到2006年時，他突然發現波戈莫洛夫猜想與格羅斯—乍基亞公式有聯系，「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覺得我找到了一座橋，可以將兩個完全不同的陸地聯系起來，一邊是L函數，一邊是丟番圖方程，所以這兩年我又處於非常激動的狀態，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郁悶，但我現在確實處於自我陶醉的狀態。丘先生要中國數學家向我學習，我跟他說這是笑話。不過我會同時把這句話看成是對我的鼓勵。我會好好工作，好好帶學生」。

『貳』 兩彈一星科學家錢三強小傳 (兩百字左右.) 謝謝

錢三強（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核物理學家。原籍浙江湖專州，生於浙江紹興，中國原子屬能科學事業的創始人，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中國科學院院士。

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預科。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39年錢三強完成了博士論文——《α粒子與質子的碰撞》。1946年底，榮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1948年，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浙江大學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名譽主席，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1980年7月24日，錢三強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為題講課。

拓展資料

1954年2月，錢三強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秘書長。他首先抓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籌建學部。經過反復醞釀討論，他主持起草了籌組學部有關文件。同時，主持擬訂了《學部暫行組織條例》。

科學院各學部成立後，在制訂全國科學發展規劃，加強學術領導，以及團結院內外科學家，發展國際間的學術交流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受到國內科學界的重視，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

「文革」中，學部被迫停止一切活動。「文革」後，錢三強被任命為中科院黨組成員和副院長，立即著手恢復學部的工作。

『叄』 王伯琦的附：小傳

王故教授伯琦先生，江蘇宜興人，生於民前三年，卒於民國五十年。
先生幼年就讀家鄉養初小學，父親經年供職在外（先生尊翁王辛南先生，精通英、俄文，時在東北工作），祖父母寵愛異常，雖極聰敏，甚愛玩耍，功課只是平平。直至就讀上海民立中學時，得良師益友之激勵，始發奮努力，終日埋守苦讀，甚至廢寢忘食，常是班上第一、二名。如此數年，奠定良好學業基礎，更對讀書發生濃厚興趣。
入大學時，因感我國急需法律人才，乃報考以法科著稱之東吳大學。民國二十年畢業，是年夏即赴法國留學。豈料抵法甫三日，即發生日軍入侵沈陽之九一八事變。先生之尊翁自東北南歸，籌措長子留學費用頓見困難。先生之姑母王祖蘊為我國早年留學德國獲博士學位之第一位女土木工程師。當年留學時曾受三兄辛南先生之資助與鼓勵，此時見先生為可造之材，慷慨給予經濟援助，使先生能順利完成學業。先生在法數年，刻苦努力，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後，於民國二十五年返國。
先生歸國後任職浙江省政府視察，辦事明敏果斷，負責任勞，公正無私，深得長官朱家驊先生之器重。抗戰開始，江浙危急，先生轉徙重慶，任職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廿八年應聘為昆明雲南大學教授，廿九年兼法律系主任，並同時執行律師業務。抗戰勝利，朱家驊先生，時長教育部，一再促返南京，始東旋任教育部參事。此時大陸情勢逆轉，先生隨教育部遷廣州，復在中山大學任教。卅九年來台後曾一度任司法行政部參事，但先生志在學術工作，終覺為教育服務最為適宜。因此於四十二年懇辭司法行政部職務，仍回教書崗位，專任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並兼任母校東吳大學教職。此後數年，得償宿願，過其恬靜單純生活，潛心教育、致力著作。
先生治學態度極為嚴謹，務求尋根究底，其著作理論淵博深厚，概念清晰透徹，而文字深入淺出。先生除專攻民法外，晚年對於法律哲學之研究尤為著力，所發表之專論，語重心長、哲理淵伸。先生執教，對學生更是諄諄善誘，極其認真，反復例證，析理精審，務期了解而復已。故其講課深受學生歡迎，非本班之學生亦爭相旁聽，因而學生提早到教室「佔位子」成為先生授課時之特殊現象。
先生性剛直，律已以嚴，但待人寬厚，處世謙和。惟體質素弱，留法返國後不久即染肺疾，時病時愈，常常抱病從公。民國五十年三月，先生宿疾復發，猝逝於台大醫院急診室。享年僅五十三歲。
先生之夫人儲隱然女士賢慧勤儉。先生去世後獨立執家，教育兒女，於民國七十四年在台逝世。先生遺二子二女，現居於美國。長女王啟中習法，民國七十一年至八十一年曾在台從事國際商務法律工作。
先生之著作有：《民法總則》、《民法債編總論》、《民法概要》、《近代法律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權利相對論》等。
選自《王伯琦法學論著集》）

『肆』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名家小傳

1924年孫中山先生創辦國立廣東大學。學校初設之初，即設有文科、理科、法科、農科四個科，及預科（設文、法、理、工、農5科組）。原國立廣東師范高等學校分設為文科和理科。文科共設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史學、哲學四學系。史學系（1935年5月史學系改稱歷史系）是國立廣東大學最早設立的系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史學界著名的學術大師。1926年受聘於中山大學，1928年1月，傅斯年教授創辦的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成立，此為全國的首創，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是以該所為班底籌備而成立的。1928年11月，傅斯年教授離開中山大學。
顧頡剛（1893——1980），史學界名家。1927年4 月來中山大學任教。1927年11月顧頡剛教授發起成立民俗學會，此為中國第一個成立的民俗學會。在中山大學期間，顧頡剛教授完成了他有名的民俗學叢書《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929年顧頡剛教授遷返北平。
陳功甫（1890—1942），中國歷史學家。1920年夏始，先後在中山大學前身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廣東大學主教中國史學史，1926年始，任中山大學文史教授兼史學系主任，1931年，繼續任中山大學史學系教授，著力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中國近代史學科教研先驅。
楊成志（1902——1991），1928年起到中大史學系任教，1935年任研究院秘書長文研所和人類學部主任。1946年取消學校研究院後，1947年成立了歷史學研究所，設歷史學部和人類學部，楊成志教授以歷史系兼人類學部主任，並於1948年8月以人類學部為基礎，創辦了人類學系並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由楊教授帶隊，人類學系調往北京並入中央民族學院。
朱謙之（1899——1972），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1932年8月，正式受聘為中山大學教授兼史學系主任。1952年調任北大哲學系教授。
岑仲勉（1886——1961），以隋唐史和西北史地最具影響。1935年6月被聘為國立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名譽導師，1948年7月被聘為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是50年代全校為數不多的二級教授之一。此後岑仲勉先生一直在中大任教直至逝世。
劉節（1901——1977），我國古史研究的著名學者。1946年入中山大學任歷史學教授終其身。1956年在全國教授評級時，被定為二級教授。任教中大時，一度擔任史學系主任和古物館主任。
戴裔煊（1908——1988），主要學術領域集中在民族學和歷史學，並為中葡關系和澳門史研究的著名先驅。1946年至1949年任中山大學副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繼續擔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錫祺（1912——2007），1946年調入中山大學歷史系，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工作。1979年春，參與組建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1986年升格為研究所），並任主任。陳教授為孫中山先生研究專家。
蔣相澤（1916——2006），1951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78年任教授終其身。蔣教授長期從事世界史特別是國際關系史和中美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1982年蔣教授被美國達特瑪斯學院授予蒙哥馬里研究員稱號，1955年被美國傳記學會授予國際文化榮譽證書。
陳寅恪（1890——1969），一代史學宗師，對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學、史學方法等方向作出了重要貢獻。1944年被聘為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名譽導師，1949年到嶺南大學歷史政治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與中大合並，陳寅恪成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梁方仲（1908——1970）為中國著名經濟史學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2年院系調整後成為中山大學歷史系二級教授，直至逝世。
楊榮國（1907——1978），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專家和歷史學家，1953年院系調整時，楊榮國教授隨湖南大學歷史系調入中山大學歷史系，任歷史系中國史教研組主任。1956年度任歷史學系主任。1960年復辦的哲學系開始招生，楊榮國被任命為系主任，把原歷史系中國思想史教研組原班人馬轉歸哲學系。
陳勝粦（1937——2003），1958年留校中山大學，1985年晉升為教授。1983年至1995年為歷史系主任，1991年至2003年為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陳勝粦教授聯合多方重要學術力量，主持創辦了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並成功爭取愛國華僑姚美良先生捐資1200萬元人民幣建起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大樓「永芳堂」。1991年起被評為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