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大學教授彭剛

Ⅰ 如何保有你的富貴（推薦）

保富法聶雲台原著 王潮音整理 抗戰期間，上海社會崇尚華麗，奢侈成風。聶雲台老居士有感而作，於1942、1943年間撰成《保富法》一書，刊登上海《申報》，一時傳為佳話。聶雲台居士是曾國藩的外孫，一生親眼目睹諸多顯赫世家的興衰沉浮，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融合歷史的經驗教訓，向人們證明了因果報應的道理。指出其人之居心以及對財物的取捨，與後代子孫的昌達有莫大的關系。不義之財越多，對後代的不良影響越大，聚斂愈多者，其子孫最衰敗。惟有深信因果，行善積德，放遠見識，寬大心量，才是保福保富的最好途徑。 上篇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作官，有的從商，都是炫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業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是上海這樣，在我湖南的家鄉，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其中文官多人，財產比較不多的，後人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象曾、左、彭、李這幾家，錢最少的，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門而聞名；李勇毅公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的後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的後人多數都是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多數是戰事平定以後，繼續統兵，可以缺額，才能發財。至於擁有五、六十萬到百萬銀兩財產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楊家等，都是後來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統領軍務歸來的人。金陵克復的時候，曾國藩因為湘軍士氣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時候，改用淮軍。所以湘軍的老將，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系，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調零，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 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最顯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個房子，也未曾買過田地一畝。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二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中只要有一張鹽票，就稱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準承領，因此在他逝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而君子卻是不為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的很詳細，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這叫作表裡如一，即是誠意、毋自欺，這是中國政治學的根本，如果無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是同一風格。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錢，那麼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人民就會受害不小了。 請看一看近數十年來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為人長官的廉潔與不廉潔，真是影響非常大啊！所以，《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很大程度上關系著別人的利益、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能夠使子孫有飯吃，所以拚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全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 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 宋朝的範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濟眾人。後來作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使蘇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麼多數人都興發顯貴，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宮。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兒子們曾經請他在京里購買園宅一所，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的游園，那麼誰還會不準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園，才能享樂呢？」范先生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布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意思，舍財救濟眾人。所以，范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范墳一帶，仍然有多數范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給子孫吃，就請按照範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藉此而救全了無數的人民。因為元太祖好殺，而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慾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里收取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發生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非常見效。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作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錢，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因反對英國，以致於引起了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要發財，當時發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他認為鴉片貽害人民，非常的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毀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看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里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會發這樣的大財。而當時的林文忠公，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闊老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的岳父蕭家，就認識這位富翁（當時的這兩家同是鹽商領袖）。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勃勃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闆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捨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組安先生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只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作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錢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若是問他如何敗法？讀者可嘗試著閉目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裡慳貪，眼見飢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余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余慶、餘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報，若不是現世報，則旁人是不能見到的。）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民國十四年（1925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面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著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里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譽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斗勝，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惟奉承。（驕奢兩字是相連的，驕就是擺架子，奢就是鬧闊。上海常看見的是大出喪，一日之間，花費一、二十萬的銀元，以為是榮耀；但是若要請他們出幾千元幫助賑災，就不大容易了。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並非是單說某一家。這一位主人，當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見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落，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平生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還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試一設想，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麼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所需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餘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人，每人的月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再說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說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他們來說，不過是九牛的一毛，然而這一毛，卻是捨不得拔。如果能花幾百萬元，救幾萬個窮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是無論如何的闊綽，還是可以將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萬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實在是通極了。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帳上，歸為己有，任意的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只是徒然的帶了一身的罪業，往見閻王，又遺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有諸眾生不識善惡，唯懷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痴無智，闕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獲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復有無量慳貪有情，積集資財，於其自身尚不受用，何況能與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來乞者。 他們也掛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葯師經》上，開宗明義就詳細的說明了慳貪不舍的罪過。經上說：「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痴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因為大富之人，錢財有餘，自己也沒有用處，明知道多數人將會餓死，卻不肯施財救濟。若是從道德上責備起來，這簡直是間接的殺人。積錢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負的殺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見到一個極小的孩子，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著，全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死了。我們一定會說，這個孩子算是被他殺死了一樣。而富人見災不救，正是一樣。何況是如此的大富，卻連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麼馬路上死的幾千幾萬的飢民，豈不是要算他殺死的一樣嗎！殺死幾千幾萬人的罪過，難道是用驕慢心，以信佛作為幌子，勉強花點揮霍不盡的小錢，作點專賣面子的善事，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罪過么？恐怕天地鬼神，決不會如此含糊的寬恕他。所以我說這一段事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分別真偽，打破心裡的慳貪，切不可蹈積財不施的覆轍！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百萬元，右手施了一、二元，就稱為大慈善家。」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 最後的結論：保富的方法，須有智能的眼光，也就是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上述範文正等數公，就屬於這種。其餘不善保富的人，天下滔滔皆是，他們不能使子孫常保富厚，都是由於自己的智慧不夠，只能見到一點，卻遺漏了萬端，只看見表面，卻看不到其中的根本。簡單的說，就象看日歷，他們只看見初一，卻不知道明天還有初二，更不曉得年底有除夕。但是，象這等愚痴的人雖然很多，而社會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經人點拔，即可覺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會開朗了。 再講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請細細玩味老子《道德經》上的兩句話如下：「既以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本文所敘述的範文正諸公的幾個例子，就是這兩句話的注腳。須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學中的一個（《道德經》與道士的道教全無干涉，不可誤認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經濟、軍事學也都極為高明，他的人生哲學，是不能為時代所搖動的。老子學說的精義，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動。」大意是要反轉過來，就是翻然覺悟的動機；他的整部書，多半是說明這個道理。再引兩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錢有勢，可以驕傲，乃人人所貪圖的；惟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是要避免這樣炫赫的氣焰，極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為天下溪」這句話是眾人反而歸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體面榮華，別人羨慕，這也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要避免體面榮華，極力韜光養晦，退讓謙虛。《中庸》說：「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譬如穿著錦綉的衣服，卻要加上罩衫，不願意使錦衣露到外面。這是表明了君子實修善義，不務虛名，以避免產生負面的影響，此種人更為社會所敬重。這些見解，都是與世俗之見相反的。也就是說，違背了通常的情感慾望，而求合乎理智，這種話多數人是不入耳的，或者認為這是講天文學，不能懂。但社會上還是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當然是會欣然贊許的。 中篇 天道是什麼呢？《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做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由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虛，一消一長。從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說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樂，一憂一喜，一治一亂等等。但是天時的陰陽，有一定的標准，是萬古不變的。而人事的盛衰，則是隨著人心的動向，變化無常。這種無常的變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陰一陽有一定的標准，發動出來的。試說如下： 比如說一個人若是喜歡驕傲，就一定會有忽然倒架子的時候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懶惰安逸，就一定會有極困苦的日子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慳吝貪錢，就一定會有嫖賭浪費之子孫替他破敗；一個人若是喜歡機巧計算，就一定會有糊塗愚笨的子孫被人欺騙。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起變化了，這叫作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 古今以來的偉大聖哲，都能夠洞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教人，常須自己立在吃虧的地位。就是要謙卑退讓，舍財不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沒有見識的人，是一定不肯做這種吃虧事的。在新學家而言，還要譏笑的說，這是消極的道德。要知道一切偉大積極的事業，都是從這種消極的道德人作出來的：因為惟有消極的克己，才能夠積極的利人；惟有舍財不貪，才能興辦公眾的利益；惟有謙卑退讓，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欽佩，作事也格外的順利，容易成功。開始似乎是吃虧，後來仍然是會得到大便宜的。 淺見無知的人，只能看見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見事物的另一面。譬如象下棋一樣，只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三著。不知道世間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動一著，對方就要應我一著，而且馬上就有第二著、第三著跟著來。佛法說明一因一果感應的道理，實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學與哲學。就拿下棋來作譬喻：我們說一句話，作一件事，都是對人動了一著棋；我們出言作事的時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對天公動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 我們對一隻狗表示好意，狗就會對我們搖搖尾巴表示親熱；若是惡聲對他，他就會拖下尾巴走開。對人則更不用說了！我若是對待別人謙和寬厚，別人就會感謝；若是待人驕傲刻薄，別人就會懷恨在心；這還是小的對手。若是我們欺淩了沒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們受了損害還不覺得。或是藉著特別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經理等職務，暗中謀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自己家裡卻是享用舒服。這些事，眾人固然是無可奈何，法律也辦不到他，他算是棋贏了，他對方的棋都輸了。可是天道卻是不許他贏，會替眾人作他的大對手，老天只要輕輕的動一著，就叫他滿盤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敗塗地；這叫作「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們天天都是在對人下棋，實際上是在對天下棋；若是對人贏得愈大，就會對天輸得愈厲害。反過來講，若是人肯讓鬆些，還處處幫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輸，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會大輸的，反而要對天贏了一盤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說的範文正公，是個最顯明的例子，他本來很窮，作了將相幾十年，到死的時候，仍然沒有私人的田產園宅。若是從俗人的眼光看起來，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對天卻是贏了一盤大棋，他的子子孫孫，多是貴盛賢才啊！其餘的象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幾位，都是肯輸棋的，到後來都贏了天公一盤大棋。而那些會贏棋的許多人，發了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幾萬萬財的，卻是後來被天動了一著，就都輸完了。古人說的：「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陰陽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們作的事情過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於我們的心，先違反了陰陽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應，受到陰陽定律制裁，使回歸到平均的狀態。天公下棋，是不動心，也不動手的，而人們就自然輸了。譬如對牆壁拋皮球，球自然會回拋過來，拋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牆壁本身，亦並未動手費力。所以《書經》上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就是自作業，自受報；這跟佛經所說的：「自造因，自結果。」正是一樣的道理。 而所謂的人定勝天，也不是真正的勝了天，這是說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會得到後來的勝利。本來窮困的，後來亨通了；本來憂患的，後來得到安樂。這樣的勝利，便是天理的勝利。我雖然說善人對天贏了棋，實際上就是天贏了；須知天道是永不會輸的。天道一陰一陽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稱中和；《中庸》上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世間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會引起天道的變化；就象如戰爭及飢荒等等的大劫數，都是由於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國與國之間的斗爭，無論暫時的勝負如何，結局仍然是兩敗俱傷，就是暫時勝利的，也將終歸於失敗。請翻一翻世界各國的歷史，就知道贏棋的，到底也都是輸了，這就可以知道天理終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會被天理裁製的。 世間的人類，男人與女人的數目，永遠是平均的。有姓張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計數，男女的數目，不會相差太大的。這就證明了天道的公平，與陰陽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議、自然調整的能力。若是我們想要仗恃著我們的本領，來違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後畢竟是要自己吃苦頭的。如果若是天理陰陽沒有裁製調整的力量，那麼人的男女數目，也不會永遠的平均，世間一切的事情，都會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強的、巧的則永遠富貴，善人也永遠不會抬頭了。 歐美人用短淺的眼光來觀察天理，以為世間只有強的、巧的會得到勝利，安分懦弱的，應該被人制服，所以名為「優勝劣敗」。這種不究竟的學說，引起了世人的驕滿作惡：驕就是有所恃而無恐，我有勢力，不怕你，擺架子，顯威風；滿就是有勢要用盡，有福要享足，專顧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設想，只管目前快意，不為日後顧慮。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學說所誤啊！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中國的聖哲，儒家、佛家、老莊的垂訓，都是反覆的叮嚀，說明這個道理。《易經》上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說：「惟天福善禍淫。」（這個淫字，不是單指性慾，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縱與過分，可以說就是驕滿。又再具體的說，就是驕奢淫逸，貪狠暴橫。）淫字的對面就是善。善字的意義甚為廣泛，若是要確切的說明，眾善都含有謙德的意義，都是以謙德為基本。《易經》是說明天道的書，乾坤兩卦是總說天道的大意。乾卦說：「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這就是謙德的意義。坤卦說：「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這句的解說，是才華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務名，不誇功，也是謙德的意義。《金剛經》說：「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又說：「應無所住，行於布施。」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謙德在內。 再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都是義務心重，權利心輕。而義務心，是自己覺得我對他還有義務應盡，這就是謙。世間作惡的人，不過是權利心重，沒有義務心，重利輕義，正是謙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謙德裡面。由謙發動，對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對社會人群，就是忠信禮義廉恥。凡人對於謙德善行，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滿惡行，都是怨怒隱恨。那麼天道的降福降禍，說是天道，實是人情；說是天降，實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說過，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說：「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我們為善加福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福；我們為惡加害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禍。從此可知，我們對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天理可以表現。 那麼我們對他們作事，說話，起念頭，表示臉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雖然他們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兒、寡婦，無人幫助；我們若是欺淩了他們，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我自己、或我的子孫，也會同樣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過來說，若是我們對於這些無力可憐的人，心存慈愍，並且設法幫助他們，後來我也會得別人的幫助，而我的子孫則永遠不會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這種天理循環的感應果報，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會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來觀察。更可以在歷史上，一個一個善惡的人的結果來證明。這也是社會科學中

Ⅱ 求問什麼是歷史——彭剛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演

——彭剛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演
歷史學家只能通過文本才間接地接觸到過去，但真實不妄的過去對於史家的制約和束縛，卻不斷通過史料展現出來。歷史學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學科規范、歷史學家的技藝，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來源。
彭剛1969年生。北京大學法學學士，清華大學歷史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學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著有《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精神、自由與歷史：克羅齊歷史哲學研究》、A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譯有《自然權利與歷史》、《德國的歷史觀》、《新史學：自白與對話》等。
如同所有別的學科一樣，歷史學的發展，經常需要歷史學家和史學理論家們，不斷地對自身的學科前提進行反思。「什麼是歷史」這一問題，因而就歷久彌新。它涉及歷史學的學科性質、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歷史學家與他所研究的歷史之間的關系等諸多方面。在我看來，通過對20世紀西方史學理論發展軌跡的考察，可以將對這一問題的追索和解答，歸結成三種路向，它們分別是重構論、建構論和解構論的歷史觀。
重構論：歷史的本來面目可以重建和還原
歷史學從19世紀領受來的一筆重要遺產中一個核心的成分，是認為歷史學要以求真、以重建和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以達到客觀性為自己的目標。
在歐洲，相比於18世紀，19世紀是一個歷史的世紀。對於啟蒙運動的反動，帶來了歷史意識的萌生和發展。歷史學得到長足發展，逐步走向專業化，成為一門現代學科。這是歷史學從19世紀所領受來的一筆重要遺產。
這筆遺產中一個核心的成分，是認為歷史學要以求真、以重建和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以達到客觀性為自己的目標。這就是後來美國史學家比爾德所說的，歷史學家們的「那個高貴的夢想」。可以說，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重構論」的歷史觀。奠定歷史學專業化規范的蘭克，本身固然是一個思想面相很復雜的人物，但他留給後世歷史學家的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那句「如實直書」的名言。
20世紀初期，實證主義風靡之時，有的歷史學家認為，歷史學終究可以像自然科學那樣，發現屬於自身的規律。不少歷史學家，否認歷史中存在著類似於自然科學領域中的規律，但他們也認為，在求真這一目標和達到真實客觀的能力上，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並無分別。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歷史學就是科學，不多也不少。」
歷史學要實現那個「高貴的夢想」，躋身科學之列，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對史料的竭澤而漁的收集和嚴格精詳的考訂。歷史學研究的對象不同於別的學科——過去人類的活動，已經消失殆盡、往而不返了。可是，人類的活動留下了各種各樣的史料。收集和考訂史料，可以幫助我們確立過去的事實。過去的事實不斷積累，就會自然而然地將它們相互之間的關聯、將歷史過程的模式和意義呈現出來。另一個條件，是歷史學家在從事研究和寫作時，需要排除主觀因素，不將自己民族的、政治的、個人愛好的偏向摻雜進去，他必須盡可能地客觀、中立，不偏不倚。
這樣兩個條件的集合，彷彿就可以成就歷史學的客觀性。蘭克說過，他寫的宗教改革的歷史，要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後來主持「劍橋現代世界史」的阿克頓爵士也要求，滑鐵盧戰役的寫作，要讓法國人、德國人、荷蘭人都滿意。歷史學家像一面虛己以待的鏡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現的事實，就成了歷史學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圖景。也正因此，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持有類似信念的歷史學家中，頗有人懷著幾分自得、再加上幾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領域，史料已經收羅齊備，研究已經足夠深入，歷史學家的諸般技藝已經使用殆盡，後人再也無事可做了。這就有了阿克頓「終極歷史」的說法，大概的意思是，每個歷史學家的工作完全可能與別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臘的貨幣，他研究希特勒的戰爭決策。但歸根結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積累，都在指向揭示人類全部文明在過去的真實面貌的「終極歷史」。
重構論的歷史觀，有如下幾點蘊含：歷史事實蘊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夠技藝的歷史學家能夠將它揭示出來；歷史事實的積累自然就會呈現出過去的本來面貌和意義；人類有著一個單一的、統一的過去。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歷史學家們相信「宏大敘事」，相信過往人類的歷史終歸是按照某一線索發展而來的統一體，不管這一線索能否被人們認識到；另一方面，是歷史學家工作的日益專業化，學院派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專家一樣，變得對越來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來越多。
這樣兩個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結合在了一起。

Ⅲ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機構設置

中國語言文學系 創建於1926年。至1952年，先後執教於中文系的著名學者有陳寅恪、趙元任、楊樹達、聞一多、朱自清、劉文典、俞平伯、浦江清、王瑤、王力、呂叔湘等，倡導和建立了包括戲曲史學、文學人類學、詩史互證之學在內的一系列新的學科方向，被公認為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發祥地。
1952年院系調整，中文系停辦，師生分別轉入北京大學等兄弟院校或其他學術單位。
1985年中文系復建，重視師資隊伍、學科發展和學術建設。有教師24名，其中教授15名，副教授7名，有博士學位者15名，22名教師有國外長期學習、任教或合作研究的經歷，是一支高水平、有活力、國際化的師資隊伍。2006年獲得一級學科博士授予權，2007年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設立下設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文藝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和漢語言文字學共6個博士及碩士學位授予點，「語言學研究中心」、「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跨語際文化研究中心」、「中國書法與文化研修中心」、「中國西南地區瀕危文化研究中心」等多個學術研究中心。承擔多項國家、部委重要研究項目，出版和發表多種高水平學術著作，獲得國內外同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
中文系重視人才培養，秉持「中西融合，古今貫通，文理滲透，綜合創新」的學術範式，本科生注重培養具有較高綜合素質和中西融合優勢的人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致力於培養扎實寬厚的專業知識、較高的學術研究能力和實際工作能力。
中文系積極開展留學生人才培養，留學生本科生的培養目標是對中國語言文學及中國文化有較系統完整的了解，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培養目標是具有較強的理解、研究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的能力。同時，每年接收來自各國多所高校的交換生。
中文系重視開展學術交流，每年都有多位教授出國講學、訪學，亦有多位國內知名學者和海外名校教授應邀來系從事各種學術活動。
現任系主任劉石教授，副主任張美蘭教授、劉穎副教授，黨支部書記王中忱教授。 歷史學是清華大學歷史最悠久、成就最輝煌的學科之一，1911年建校初期就開設有中國史、西洋史等課程，1926年正式成立歷史系。著名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都先後在歷史系執教，並形成了中西交融、古今貫通的學術傳統，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史學人才。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歷史系並入北京大學等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清華大學逐步恢復包括歷史學科在內的人文學科。1985年，清華大學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1993年，歷史系恢復建制；2001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並入清華，藝術史學科也成為清華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03年，歷史系與思想文化研究所合並，成立了新的歷史系。清華歷史學科依託清華大學良好的學術環境，已經形成了以歷史系為中心，多學科密切合作，名家匯集，梯隊合理，優勢集中，特色明顯，圖書資料積累量大，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的學術格局。
歷史系下設有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思想文化史等教研室，以及禮學研究中心等專門研究機構。2008年，歷史系還與化學系、圖書館等單位合作，成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從事清華簡等出土文獻的保護整理與研究工作。2011年，以該中心為主建立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歷史系擁有雄厚的師資隊伍，現有專任教師30餘人，另有兼職教授多人；專任教授中有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央文史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歷史教學委員會委員、國家級學會會長、副會長等。歷史系可以招收中國史、世界史兩個一級學科各相關領域的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和外國留學生，並設有中國史和世界史兩個博士後流動站。
現任系主任劉北成教授，副主任劉國忠教授、彭剛教授，黨支部書記張勇教授。 清華大學外文系 始建於1926年，初名西洋文學系，後改為外國語文學系；在建系早期的名師中，有首任系主任王文顯，他早年負笈英倫，主要從事戲劇創作和文學研究，所著英文劇作在國內外上演均獲得熱烈反響；有開中國比較文學之先河的吳宓，「新批評」理論的大師瑞恰茲等，當時半數教授均為外籍教員。
在名師的引領下，清華外文系陸續培養出曹禺、李健吾、張駿祥等戲劇大師，享有「戲劇家的搖籃」之美譽；此外，文化昆侖錢鍾書、學界泰斗季羨林，查良錚（穆旦）、楊絳、趙蘿蕤、田德望、曹葆華、李賦寧、王佐良、許國璋、英若誠、許淵沖、宗璞、資中筠、胡壯麟等都是清華外文系的驕傲。
1952年院系調整，外國語文學系並入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為培養外語師資和外事翻譯，清華大學曾分別於1965年、1970年和1974年招收英語、日語和德語專業本科生。
1983年復建外語系。現設有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英語語言文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日語語言文學等三個二級學科博士、碩士學位授權點，英語、日語和英語雙學位三個本科專業。面向全校開設英、日、德、俄、法等語種的公共外語課程。20餘年來，外語系在學科發展、學術研究、教學改革和管理、教師隊伍建設、對外合作交流、教學輔助基本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發展和長足進步。在兩次（2004年和2008年）全國一級學科評估中，我系均名列第五，2008年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在北京市重點學科評審中被評為重點學科，2008年英語專業被評為教育部特色專業。
2010年清華大學外語系更名為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簡稱清華大學外文系。曾獲得國家級、省部級優秀教學研究成果多項，國家精品課兩門。在讀各類學生804人；其中，國際留學生411人。培養出鄧亞萍、李昕晢、焦三牛這樣備受矚目的優秀人才。
1983年復系以來，在學校的領導與支持下，外文系加強了教師隊伍的建設和人才的引進工作，先後引進多名學術帶頭人。同時，我系又鼓勵教師通過多種途徑攻讀博士學位。通過人才的引進和培養，使我系的教師隊伍結構和水平整體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外文系承擔了全校的公共外語教學課程以及部分文化素質選修課程等大量的教學任務，在清華大學的教育教學和學科建設中占據著重要的基礎性地位。外文系現為清華大學38個教學科研實體二級單位之一，下設英語專業本科生教研室、英語專業研究生教研室、日語專業教研室、大學英語基礎課教研室、大學英語選修課教研室、大學英語研究生教研室、德語教研室、俄語教研室、法語教研室等9個實體教學科研單位以及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歐美文學研究中心、外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翻譯與跨學科研究中心、語言與心理研究中心、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大學外語學習環境研究中心、大學外語測試研究中心、大學英語寫作研究中心等9個虛體研究機構。
在學術研究方面，外文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系教師主持承擔的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國家級、省部級和國際合作項目達40餘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6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1項，獲得國家級、省部級優秀教學研究成果多項，國家精品課兩門。自2001年以來，全系教師每年平均在國內外出版學術專著5部以上，在國內外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50篇以上，覆蓋了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翻譯研究、文化研究、影視傳媒研究等學科領域；在國外權威刊物發表的英文論文中，有50餘篇被SSCI和A&HCI收錄，在全國同領域中名列前茅；統計數據表明，我系教授在國內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的影響力連續保持在全國同領域中的前列。
為推進學術研究走向國際前沿，本系不斷擴大同國內外大學的聯系和學術交流，經常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講學，並聘請他們擔任兼職教授。外文系每年還派遣教師出國進修、講學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我系還是國內外一些重要學術團體的總部或辦公地，如: 國際文學理論學會秘書處，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後現代研究中心，中國修辭學會文體學研究會、北京市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會等。此外，我系有多位教授在國際著名學術刊物、國際學術團體或學術機構擔任編委、顧問或學會負責人。本系先後與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等世界著名大學合作舉辦文學批評、語言學和翻譯研究等方面的高層次學術研討會。
前輩大師確立的貫通中西的學術傳統，是一條奔流的文脈，將一直在清華外文系流傳。
現任系主任劉世生教授，副系主任呂中舌教授、何紅梅教授、張為民教授。系總支書記張文霞教授。 清華大學哲學系始建於1926年，是中國大學最早建立的哲學系之一。著名哲學家金岳霖、馮友蘭、張申府、鄧以蟄、賀麟、沈有鼎、林宰平、潘懷素、張岱年、任華、周輔成等先後任教於此，形成富有原創思想風格的「清華學派」。1952 年院校調整以後，清華大學哲學系並入北京大學和國家科研機構。2000年5月，清華大學哲學系正式復建。
哲學系2003年開始招收哲學專業本科生；擁有哲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和哲學博士後流動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倫理學、邏輯學、美學、宗教學、政治哲學等學科專業招收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後人員。
從復建伊始，經過多年人才引進，哲學系會集了一批哲學領域的著名學者和國外著名大學的博士歸國人員，形成了一支高學術水平、高影響力的科研與教學隊伍。任職教師有二十餘人，其中教授 16 人（含外藉教授1人，學部委員1人），副教授5人；哲學系還延聘了多名國內外著名學者為兼職教授。他們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倫理學、邏輯學、文化哲學與文化批評、馬克思文獻研究、政治哲學等重要專業領域代表著國內領先水平。
通過組織實施「 三一學術工程 」（「清華哲學研究系列」、「清華哲學教材系列」、「清華哲學翻譯系列」、《清華哲學年鑒》），並集中力量在倫理學、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等方面尋求優先突破，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多個專業領域取得了具有海內外學術影響的標志性成果，逐漸形成了一個在精、專、深基礎上重視會通與原創的學術團隊。哲學系今後的建設重點是，在鞏固與擴大原有學科專業的優勢基礎上，進一步養護原創思想，努力使清華哲學系成為一個醞釀新思想、傳播新思想的思想策源地。
現任系主任盧風教授，副主任黃裕生教授、劉奮榮教授，系黨支部書記鄒廣文教授。 清華大學對外漢語文化教學中心成立於1988年，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一批前東歐國家外交官進入清華大學學習漢語，揭開了新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序幕。美麗壯觀的清華園不僅是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重鎮，亦是新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發源地。
配合清華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作為學校開放式校園和推進國際化的重要窗口，對外漢語文化教學中心多年來積極致力於國際漢語推廣，在穩步擴大教學規模、不斷提升教學質量、加強對外合作交流、努力進行學術研究、逐漸完善管理機制等方面進展順利，成就斐然。每年在中心學習的各國語言進修生、普通進修生、交換生等各類學生千餘人，開設有初級、中級、高級漢語和中國文化必修課與選修課程，課程體系較為完備，並注意引導留學生將學習漢語和體認中國結合起來，鼓勵留學生打下扎實的漢語基礎後攻讀學位繼續深造。
中心已與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國多所大學合作開辦短期漢語學位課程並派遣中方教師前往任教。此外，中心還承擔了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合作開辦商務孔子學院，以及面向港澳地區推廣普通話的教學任務。中心還為清華大學外國留學生碩士、博士研究生開設了學術級漢語學分必修課。
2010年中心與清華大學中文系合作申獲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授予權。
現任主任孫明君教授，副主任丁夏教授、董士偉副教授、劉冬副教授。 人文學院培訓中心依託學院完善的學科體系和高水平的教師隊伍，每年面向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舉辦企業管理、公共管理、國學等研修班。中心的培訓宗旨是通過教師系統性地講解，及時把經濟、社會、科技等理論前沿和研究成果介紹給參訓學員，把學員們頭腦中原本不成體系的知識點串起來，使政策制訂者和執行者做到境界高、眼界寬、理念新，從而不僅在制訂政策時能更多地考慮國家利益和群眾利益，並且制訂出的政策也能夠更具科學性、長效性。
我們的培訓特色是在課程體系中加入傳統文化的內容，一方面提升學員的人文素養，另一方面引導廣大幹部有意識地親近傳統文化、弘揚傳統文化，從而使他們在日常工作中有意識地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
同時，我院通過培訓工作這個平台，把我院的學生工作、科研工作與之有機地結合起來，與大慶、通遼、漯河等地方政府成立了「清華大學學生社會實踐基地」，加強了學校與地方的合作，更加凸顯了大學的教育服務社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