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北京大學教授王

① 民國北京大學怪才教授黃侃，講課不按章法，為何稱黃瘋子

教育是每一個國家都極為看重的點，尤其是學校的教育，而每一位教師的教學方式都不一樣，就比如被人們稱為“黃瘋子”的民國北京大學怪才教授黃侃，上課從來不按照當時其他老師的章法而被稱為“黃瘋子”，但是卻有他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是給當時的學生一個新的想法。

但是我們要注意他可是這門多大學的知名教授，事情絕對不像我們想像的這門簡單；他的想法其實是讓當時的中國學生有自主學習思考的能力，到了大學不能什麼都依靠老師，要自己有追求科學真理的信念，這點可以在黃侃死亡之前，手指還指著答案之處，就是告訴當時學生們問題的答案看出。

②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學

於 洸

( 北京大學)

2009 年，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將迎來它的 100 周年誕辰，在慶祝建系 100 周年之際，人們很自然地十分緬懷為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蕭山人，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1909 年京師大學堂 ( 北京大學前身) 創設地質學門，王烈是第一屆學生。1913 年 2 月畢業前不久，王烈赴德國留學。1914 年畢業後回國，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商部地質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此後，他從未離開過北大，從未離開過地質教育崗位，從事地質教育 40 多年，是在國內學習地質學並終身從事地質事業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間，先後任北大學院第二院 ( 理學院) 代理主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王烈先生畢生從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為我國地質科學人才的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於浙江省蕭山縣臨浦鎮。10 歲時到省城杭州讀書，聰慧勤奮。1906 年被選送到京師大學堂預備科學習，1909 年夏畢業。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學部奏請京師大學堂畢業生給獎折，其中，預備科 80 分以上為最優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畢業平均分數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師大學堂於 1909 年開辦分科大學，格致科大學首批設立的有地質學門。它是我國高等學校中設立的第一個地質學系，是我國高等學校中培養地質人才的肇始。當時規定，格致科大學以預備科德文班學生升入，當年入地質學門的有王烈等 5 人，他們是地質學門的第一屆學生，也是我國大學中學習地質學的第一批學生。當時在地質學門任教的主要是德國地質學家梭爾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國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將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該班學生於 1913 年 5 月畢業。畢業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費留學，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國勿蘭堡大學繼續攻讀地質學。當時，德國正忙於准備與英、法、俄 「協約國」的戰爭，國內形勢緊張混亂，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王烈於畢業後就匆匆回國了。

回國後，王烈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 北京師范大學前身) 博物部任教。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於 1913 年 6 月成立，前兩年附設於北京大學，是我國自辦的一所三年制地質專科學校。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第一屆學生、留學德國的王烈也在地質研究所講授構造地質學和德語，並兼任地質調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質研究所 22 人結業，其中獲畢業文憑的18 人，13 人入地質調查所工作。自此，我國的地質調查工作才真正開始起步，並為以後地質工作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王烈為這批地質人才的培養也作出了貢獻。

二

地質研究所結束後，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學地質學門恢復招生，1919 年秋改稱地質學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後擔任礦物學、礦物學實習、高等礦物實驗、地質學、岩石學及實習、高等岩石學及實習、地形測量及實習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往往同時上三四門課，每周多達15 學時以上，並專門安排出時間給學生答疑，還要指導學生野外實習。王烈所授的課程涉及許多不同學科，知識面廣，他的講課很受學生歡迎。1928 年還兼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 ( 原北洋大學) 采礦冶金門地質學教授。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我國中文地質文獻很少，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著的幾大部《中國》(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但當時能閱讀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辭辛苦，用筆譯或口譯向學生傳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質、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應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講授古生物學、地史學等課程，他用英語和德語講課，初期由王烈口譯。葛利普教授為我國培養出一批著名的地質、古生物學家，人們都認為，王烈曾起過不少的協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在這段時間里，地質學系的師資隊伍有很大加強，何傑、溫宗禹、孫瑞林、王紹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驊、孫雲鑄等教授都先後在系裡任教，特別是葛利普、李四光兩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對教學工作、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課程設置不斷改進，課程分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普通科目與高等科目。從 1923 年秋季學期開始，三、四年級分礦物岩石學門、經濟地質學門、古生物學門三個學門，供學生選習。教師們傾心教學; 教學內容豐富，注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培養青年既嚴格要求，又熱情關心。重視野外實習。科學研究工作有很大進展。王烈對此作出重要貢獻。

王烈對青年人的成長是很關心的。1920 年 9 月，地質學系二年級學生楊鍾健等發起成立地質研究會，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進求真理的興趣，而從事於研究地質學」。10 月 10 日舉行成立大會時，王烈因事未能參加。但他與其他教授都積極支持該會的活動。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會舉行講演會，王烈發表了 「中國之支那海侵時代及昆侖海侵時代」的講演，他從地質歷史、海陸變遷講起，並運用圖、表，著重介紹了中國地區寒武紀、奧陶紀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紀、泥盆紀的 「昆侖海侵」的分布特徵，並講述了古地理、海陸變遷的研究方法，對學生很有啟發。這次講演的記錄稿刊登在《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質研究會《簡章》規定會務有四項，即: 敦請學者講演，實地調查，發刊雜志，編譯圖書。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會召開茶話會，敦請老師參加，徵求學會如何開展活動的意見。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王烈等教授與會，並發表了意見。王烈對研究的方針提出建議，他說: 「( 一) 注意理論，不急於速求應用; ( 二) 科學上新說可以把舊說代替，故不必存絕對的觀念; ( 三) 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把當時尚凌亂的中國地質調查報告加以整理」，「至於實地調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時去做。現在就能辦到的先辦。」地質研究會要按上述四項內容開展活動是有不少困難的，其中之一就是經費。王烈在茶話會上說: 「可以先向地質系的教員呈請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說的那樣，向國外人募集。」會後，系主任何傑教授發起地質學系教員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會的活動。

王烈從多方面支持地質研究會的活動，並對他們做出的成績加以鼓勵。《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寫了 「卷頭語」，從礦業、工業、農業、水利、災害、商業、軍事等方面論述了 「近代地質學之關於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國人每以此為理論科學而漠然視之」， 「吾校地質系同人組織之地質研究會，歷有年所，年出會刊，將平日調查研究之所得貢獻於世，藉以喚起國人之注意，本屆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猶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質研究會全體會員大會議決改名為 「北京大學地質學會」。《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會刊》第五期於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寫了「卷頭語」，指出 「比年以來，吾國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於科學論著之罕覯。今吾校地質學會會刊又將付梓矣，斯刊梓行後，其貢獻於學術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國人及肄習斯學者觀摩之資，則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從事地質調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國時，我國地質工作還處於籌備草創時期，他所著 《河北省懷來縣八寶山煤田地質報告》，是我國早期的地質報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肅東部海原、固原 ( 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發生里氏 8. 5 級大地震，災害嚴重，死亡 20 多萬人，房屋、牲畜、農田等損失不計其數。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教授王烈、測量助教楊鐸會同內務、農商兩部派員，前往陝甘地震災區調查。這是民國以來組織的第一次地震調查。王烈與翁文灝、謝家榮等 6 人於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發，乘京綏車至綏遠，由綏遠取道寧夏至皋蘭，繼經固原、平涼、天水至蘭州，震災之重要地點都進行了調查。此行目的，尤注意於科學之研究，除調查震災狀況，勘察山崩、地裂等現象外，更注意地質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與地殼之關系。此次地震甘肅海原、固原等地災情最為嚴重，其次為陝西西部與甘肅交界處，此外，山西、河南、直隸 ( 今河北) 、山東、湖北、安徽等省皆覺有震，但未成災。這次調查歷時近 4 個月，嗣後，謝家榮留該地繼續調查。這次調查後，翁文灝、謝家榮均發表了有關論文，謝先生在文中還寫道 「余師翁詠霓 ( 翁文灝)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為赴甘之委員，同行時，對於調查材料，互相討論，獲教之處甚多。」此次調查後，王烈又向南至甘肅省南部之武都、陝西省南部之漢中等地調查。他在漢中的葯鋪中購得石燕貝化石，回京後請葛利普教授研究，經追索查明，該化石原產於廣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類者) 。後來葛利普發表了 《中國古生物志》專著之一 《中國泥盆紀腕足類化石》，其中定了一個新種，命名為 「王烈石燕」，以示對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積極參加地質科學的學術交流活動。王烈是中國地質學會 26 名創立會員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質學界人士應邀在北京地質調查所新建圖書館的會議室開會，逐條討論了學會章程草案。會議主席丁文江提議由 5 人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推舉學會職員候選人，章鴻釗任主席，王烈是籌委會委員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灝、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開會員大會，通過了章程，選舉了職員，宣布中國地質學會正式成立。王烈當選為首屆評議員 ( 相當於以後的理事會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連任了三屆評論員。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舉行第三屆年會，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學二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大會由王烈主持，會長翁文灝發表演說，題為 「理論的地質學與實用的地質學」。葛利普作學術報告，題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後，王烈又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第五屆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屆 ( 1929 年度) 評議會副會長。

五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王烈還參加了北京大學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擔任學校庶務委員會委員。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北平大學區，將北京大學等北平九所國立高等學校及天津、河北的國立高等學校合組為北平大學。這一決定遭到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要求恢復北京大學。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讓步，確定學校名稱為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學院) 、第二院 ( 理學院) 、第三院 ( 社會科學院) 。對外仍譯用國立北京大學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課九個多月之後，於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開學。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學院舉行評議會評議員選舉，王烈等 7 人當選為評議員。4 月 13 日還被聘任為財務委員會委員長，聘任校舍委員會委員和自然科學季刊委員會委員，研究所自然科學門委員。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學院陳大齊院長，請辭總務長及二院主任，陳院長請王烈打消辭意，職務照舊擔任至北大學院結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陳院長，表示暫不辭職，共任時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學區停止試行。8 月 6 日，國民政府決定，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脫離北平大學，正式恢復國立北京大學名稱。8 月 8 日，北大學生會致電教育部，請頒令任蔡元培校長，並函陳大齊暫行繼續維持校務。8 月 23 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工緻電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復，校長一席非先生莫屬，務乞北返主持，以慰眾望。並推舉王烈、劉復兩位先生赴滬敦請。王烈、劉復及學生會代表隨即赴滬敬勸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諸先生維護北大，愛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陳大齊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 ( 共 13 人) ，校舍委員會委員長，財務、聘任、庶務、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學取消原來的評議會，改設校務會議，決定學校的方針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務會議會員。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秘書長。此外，1931 ～ 1937 年還任圖書、儀器委員會委員，1931 ～1933 年任財務委員會委員，1932 ～1933 年任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王烈在上述職務崗位上，為北京大學的建設和發展貢獻了力量。

在 《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 1930) 中，王烈書寫了前言，對同學們提出希望。他寫道: 「在我國這種風雨飄搖的教育狀況之下，諸君居然完成了大學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憶這六年中，我校經過了多少困難，才得到今日這樣的地位。現在諸君畢業了。我一方面很榮幸地來慶賀你們; 一方面還希望諸君在學業上，本著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繼續研究，在服務上，本著我校飽受困苦的經驗，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繼續為社會為國家奮斗，發揚北大的光榮於全國。諸君前途無量，願各好自為之。」

王烈曾幾次請辭秘書長職務。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蔣夢麟校長，寫道: 「烈素耽教學，不習庶事，前承畀以秘書長重任，屢次請辭，迄未獲許，荏苒數月，貽誤實多。近以同學赴京示威，承校務會議推舉，南下照料，舟車勞頓，舊症復發，實難再膺繁劇，務懇辭去秘書長職務，俾資休養，無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務會議議決: 在蔣校長未回校以前，仍請王秘書長照常繼續職務。王烈顧全大局，繼續履行職務，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書長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從此開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軍佔領天津。北平、天津淪陷後，國民政府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湖南長沙，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初又遷往雲南昆明，4 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王烈一生熱心教育工作，無論在軍閥混戰時期，或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都堅持教育崗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北平後，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不顧體衰，離別家庭，長途跋涉，顛沛流離，先至長沙，後到昆明，繼續為培養地質青年而努力。這種崇高的民族氣節，感動了不少滯留在淪陷區的教育界知識分子，他們以王烈等人的愛國情懷為榜樣，相繼走向大後方。

王烈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一直講授礦物學、光性礦物學，也教過岩石學和測量學。他是我國最老一輩的礦物、地質學家之一，在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中也是年紀最長的一位。學生們對他上課時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學經驗豐富，講課時不看講稿，常把老花鏡推到額頭上，許多數字都能背到小數點後第三四位。他作風嚴謹，往往講完一個段落，就摸出懷表來看看，下課鈴聲響起，他的講課也就告一段落了。當學生們拿著礦物、岩石標本問他時，他便拿起放大鏡，或用簡單的測試方法測試標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學生的問題。他指導學生鑒定岩石薄片時，在偏光鏡下轉幾下，就能准確定出礦物名稱。大家公認他是礦物學、岩石學方面實踐經驗相當豐富的老權威。在西南聯大期間，他還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他曾應邀為全系師生作 「中國地質教育史」的報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戰爭勝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學復員北平。王烈不辭遠途勞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籌備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復員工作，他雖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飽滿地為復員工作的大小事務操勞。1946 年 10 月開學後，他仍擔任普通地質學和普通礦物學的教學工作。1948 年秋，國民政府實行所謂 「幣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強烈刺激，健康狀況嚴重惡化。

1950 年以後，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書之勞，退休在家，但仍然關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時忙於教學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後體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轉時，即潛心從事礦物學、岩石學書籍的譯著工作，為地質科學事業發揮余熱，幾年中完成數卷。惜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夠貫注，出版問世尚需加工，但書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經系統方面，時輕時重。1956 年底病情轉劇，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於 1957 年 2 月 2 日與世長辭，終年 70 歲。

先生故後，移靈於東城賢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教授、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何傑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會，王烈的同事、學生和親友參加了公祭大會，正在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部分代表、學會理事和會員也參加了公祭大會。王烈先生的遺體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質教育戰線辛勤耕耘了 40 幾個春秋，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工作了 30 多年，為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地質科學人才。他為我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所作的貢獻，功不可沒，他執著的工作精神，永遠值得北大和地質學界的晚輩們學習和弘揚。

參 考 文 獻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傳 . 地質論評，1957，17 ( 2) : 204 ～206

［2］ 潘雲唐 . 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編，王烈，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 理學編地學卷 2. 北京: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1 ～ 5

［3］ 於洸，王烈 . 中國地質 1992 ( 7) 「地學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部主辦 . 北京: 地質出版社，1992，33

［4］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紀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二版

③ 北大說主權共有的王教授是誰

王立權。在2013年12月45日，北大教授王立權再一次演講中說到了主權共享，為帝國主義思想，引起了全國群眾的怒火。

④ 王鴻禎的人物生平

1916年（中華民國五年），王鴻禎出生於書香門第家庭，父親為前清秀才。1929年（中華民國十八年），進入臨沂山東省立第五中學（山東省立臨沂中學）學習。1933年（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父親去世，家境進一步衰落，王鴻禎隨哥哥赴北平求學，由於對繪畫的喜愛，一度就讀於北平美術專科學校。
1935年（中華民國二十四年），王鴻禎報考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洋大學三所名校，均被錄取，最後進入北京大學學習地質學。
1937年（中華民國二十六年），王鴻禎寫的《評顧登堡著：地殼構造與大陸分布》一文，經高振西老師推薦在《地質論評》發表，成為他撰寫和發表學術文章的起點。
1938年（中華民國二十七年），王鴻禎參加了「湘黔滇步行團」，行程1600公里。沿途在原清華大學地學系系主任袁復禮教授指導下，觀察地質現象和地層剖面，學習作記錄、采標本等。期間王鴻禎陸續在《地質論評》上發表了《山脈之基底部分與基底山》（波勃諾夫著）、《地殼之格架狀構造》（波勃諾夫著）、《大規模地殼構造之成因》（諾克著）等討論大地構造的書評，較早地接觸了全球構造的學術內容。
1939年（中華民國二十八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留校任教，曾擔任普通地質學、地史學、古生物學、地層學和地形測量等多門課程的助教。 同年加入中國地質學會，協助主持昆明分會工作的孫雲鑄教授，積極組織學會活動。
1944年4月（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中國地質學會在貴陽召開第20屆年會，王鴻禎被推薦為《地質論評》編輯，是12位編輯中最年輕的一位。
1945年（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王鴻禎考取公費留英，11月進入劍橋大學，他帶去了幾百片骨骼構造保存極佳的珊瑚薄片和豐富的實際資料。大英博物館研究六射珊瑚的H.D.托馬斯（Thomas）博士對他進行四射珊瑚的研究起了啟迪作用。
1947年6月（中華民國三十六年），王鴻禎獲哲學博士學位。論文《從骨骼微細構造觀點論四射珊瑚分類》發表於倫敦皇家學會哲學叢刊（1950）。這項開拓性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國際珊瑚古生物界的注意。 1947底，王鴻禎回國，在北京大學地質學系任副教授，講授地史學，同時，參加中國地質學會北平分會活動。
1949年12月，中國地質學會第25屆年會分別在南京、北京兩地舉行。王鴻禎參與北京會區籌備工作，並在會上宣讀了集體討論後撰寫的年會報告《地質學的新方向和新任務》（《地質論評》第15卷第1—3期，1950年）。
1950年王鴻禎晉升為教授，並兼任北京大學秘書長。同年，作為特邀代表參加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
1952年，調入北京地質學院工作，先後擔任系主任（1952年）和副院長（1956年）等職。
1954年2月，協助李四光理事長籌備召開中國地質學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1957年2月，與侯德封秘書長共同籌備召開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組織反映第一線工作的廣大會員的意見和要求。同年4月，協助楊鍾健、孫雲鑄教授等籌備召開中國古生物學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並被選為秘書長。
1961年，王鴻禎開設了「世界地質」新課，對歐美經典地區的地質新成果和大地構造理論，繼續作了認真的探討；對地層學領域的規范、理論及其與野外實踐的結合，也進行了較系統的思考。
1980年，王鴻禎被任命為武漢地質學院院長，同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2010年7月17日，王鴻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遺體告別儀式於7月23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舉行。

⑤ 王鴻禎院士的治學道路和學術思想———祝賀王先生華誕

楊光榮

(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王鴻禎院士是著名的地質學家和地質教育家。1916 年 11 月 17 日生於山東省蒼山縣卞莊。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學系，1939 年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系。1947 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兼秘書長、北京地質學院教授兼副院長、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長、國際地科聯地質科學史委員會副主席、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民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參議會副主席。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現為中國地質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國際地科聯地質科學史委員會名譽資深委員、中國民主促進會顧問、中國地質博物館名譽館長。研究領域包括古生物學、地層學、古地理學、前寒武紀地質學、大地構造學和地質學史。主要研究成果是: 在地層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統分類和演化階段; 提出了以年代地層和岩石地層為主的地層分類觀點，將沉積相與構造背景相結合，區別不同的古地理格局與古構造的框架，出版了 《中國古地理圖集》; 區分了中國盆地的不同類型及其構造發展特徵; 提出了層序地層的分類級別體系及其與天文周期之間的可能聯系; 在大地構造和全球構造方面，提出了構造名詞體系和中國及全球的構造單元和構造階段的劃分，提出了以泛大陸為準的大陸聚散周期的認識和地球史上不同類型和級別的節律及其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 進行了全球古大陸再造研究，由此形成了全球構造活動論和歷史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地球史觀; 在地質學歷史方面，提出以學科史和學科思想史為主要研究內容，以求 「以史為鑒，繼往開來」。發表論文 240 余篇，出版專著、文集、圖集和教材等 20 余種，曾獲第二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 集體，1982) ; 第三屆、第五屆二等獎 ( 1987，1991) ，首屆國家教委高等學校教材特等獎 ( 1988) ，首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進步獎( 1994) 和李四光地質科學獎特別獎 ( 1996) 。王鴻禎能夠取得以上成就，是和他所走的學術道路和特有的學術思想分不開的。

一、充實底蘊、拓寬基礎

王鴻禎生於一個走向敗落的封建家庭。父親是前清末科秀才，工書法，喜文辭，曾就讀於濟南政法學堂。他自幼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和文字訓練。1925 年因家鄉戰亂，到外地讀書，1927 年讀完小學，次年還鄉。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讀了不少古典小說，接觸到 《中山全集》等書籍。1929 年考入臨沂山東省立第五中學，適值新任校長徐眉生實行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革新，使王鴻禎得以廣涉博讀文史、自然書籍，參與多種社團活動，擴展了志趣，增長了才幹。

由於 20 世紀 30 年代初，校內進步學生受到迫害，徐校長離職，王鴻禎隨其兄赴北平讀了一段中學，因而有機會雜學旁搜，充實了一些文史和外文知識; 讀了當時流行的《獨立評論》等雜志，慕胡適、丁文江之為人，萌生了 「科學救國」之念。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有幸聽到葛利普教授最後一次講授 《地史學》，又讀了他的 《地史學教程》名著，對地質科學的全球性和歷史性有了初步的認識，也接觸到學術活動的氣氛。1938 年他隨長沙臨時大學步行團到昆明，途中得到袁復禮教授的指點，增強了觀察地質現象的興趣，也初步感受到了曾昭掄、聞一多等同行教授的大家風范。自 1938 ～1939 年間他在西南聯大聽孫雲鑄教授講課，經常聽到一些地層古生物名家的研究途徑，有所領悟。王鴻禎利用 1938 年暑假，隨地質調查所邊兆祥等到野外系統實踐 5 萬分之一地質填圖和萬分之一地質地形測繪方法，得到較正規的訓練，他還努力提高外文水平，閱讀德文經典教材名著，撰寫外文雜志中有關大地構造論文的述評，在 《地質論評》發表。

王鴻禎 1939 年畢業留校任教，作孫雲鑄教授的助教和助手。實際上在畢業之前，他已協助孫先生編輯出刊 《北京大學 40 周年紀念文集》地質卷。其後數年，他為了教學需要，系統整理購自國外的成套教學標本和初步鑒定從國內採集的化石標本; 廣泛閱讀中國地質文獻，鑽研歐美名家的經典著作。1940 年他短期參加謝家榮教授主持的敘昆鐵路沿線地質調查，從編譯資料到制定規劃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受到教育和鍛煉。在這一時期，他的專業研究以珊瑚古生物和古生代斷代地層為主，也涉及小比例尺路線地質和區域構造。他 1943 年發表的滇西 50 萬分之一鐵路沿線地質論文就曾為黃汲清在其 1945 年巨著《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中引用。在從教期間，王鴻禎一方面在 《中國地質學會志》、《科學記錄》等雜志發表地層古生物論文，一方面協助孫先生的系務工作和組織中國地質學會的學術活動，由此逐步認識到搜集資料、掌握文獻的重要性，也初步體會到以正確的觀點方法統率資料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他還利用西南聯大的優越條件，旁聽文史課程，拓寬了知識基礎，增加了自己的一般學術素養。

二、擴展視野、銳意創新

1943 年，孫雲鑄、袁復禮教授就推薦王鴻禎赴美深造，1944 年獲得耶魯大學首屆獎學金，但未能成行。1945 年考取英國文化協會提供的赴英研究生，開始了國外兩年的留學生涯。

在劍橋，他的導師是年輕的皇家學會會員 O. M. B. Bulman，研究筆石和哺乳類，以思想縝密和系統見長。王鴻禎同他談了以四射珊瑚為主的研究計劃，介紹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立即建議走訪布里斯托爾大學的珊瑚名家 Stanley Smith 和倫敦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的 H. D. Thomas，同時及時地為他申請了各項減免程序，以縮短他完成學位論文的過程。經過同 Thomas 的商討和材料展示，確定了以研究現代珊瑚骨骼組成單元，從而建立四射珊瑚全新分類的研究途徑。此後，他充分使用了自國內帶來的和劍橋 Sedgwick 博物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和大英地質博物館調查所所存的豐富薄片資料，利用館藏期刊文獻特別豐富的劍橋哲學圖書館，在已有主導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查證和重新解釋了珊瑚骨骼的微細構造，確定了 「屬」一級的定義並試行建立較高級別的分類體系。所用手段只是雙目偏光鏡和同步描繪器。這時，他早年取得的繪畫和目測技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走訪和觀察了格拉斯哥大學和愛丁堡地質調查分所的薄片資料和向幾位歐美同行通信求教後，於 1947 年 4 月寫成了論文文稿，並利用他已有的全球構造輪廓知識，引入了演化階段和時空分布的見解，使論文既有概念方法上的創新，又有學科內容較廣的特徵，具備了當時古生物研究的先進水平，得到導師的贊許。5 月間游歐回來，通過了口試，及時參加了當月舉行的授予學位典禮。

王鴻禎初到英國，就購讀了李四光的 《中國地質學》 ( 1939) ，1946 年初，又在系圖書館見到黃漢清的 《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 ( 1945) 專著，並細讀了這兩部經典之作，當時他特別注意在構造上有關大陸漂移的爭論，也接觸到了當時有關花崗岩生成的著名話題。此外，他選修了 M. Black 的沉積學及實驗課，也讀了德國學者有關歐洲構造發展階段的論述。在 20 世紀 30 ～40 年代，劍橋有幾位年輕的地層古生物學者陸續當選倫敦皇家學會會員，並同劍橋的岩礦、結晶、地理和氣象學者們形成了跨學科學術交流的群體，到40 年代中期還保存著這方面的流風余韻。王鴻禎受其啟發，初步形成了以地層、古生物、沉積和區域構造等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思路。

1947 年 5 月，王鴻禎隨同由 Woodward 講座教授 W. B. R. King 法國 Lille 大學教授 P.Pruvost 為首組成的劍橋地質實習團到法比交境和法國西北海岸考察，憑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還寫詩留念。其後又到巴黎，分別訪問了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中國科技史大家李約瑟和對中國地質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地學思想家德日進神甫，並向他們致敬。8 月間，他訪問了英國幾所大學地質系，在布里斯托爾見到 Bulman 摯友W. F. Whittard，談到北大地質系的戰時損失，慷慨贈予全套 《英國古生物志》、 《地質學雜志》和 《英國地質學會志》等大量寶貴文獻，並無償裝箱啟運，及時到達了北平，情誼可感。他在訪問了解了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大學地質系的教學狀況後，到著名的湖區度假，並吟詩作畫留念。

王鴻禎得到北京大學的資助，於 9 月份赴美訪問，同船的有牛津的閔嗣鶴。按預定計劃在美訪問了哈佛等校的地質系，在耶魯，他向 C. O. Dunbar 當面致了謝意和歉意，並向已故的 Ch. Schuchert 教授致敬。他在耶魯、俄亥俄和堪薩斯三校作了有關珊瑚研究的學術交流，見到曾寄贈他珊瑚標本的 J. M. Wells。他還在華盛頓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做了短期工作，參觀了紐約自然史博物館。作為葛利普教授的最後一班學生，他還向私淑於葛氏的R. R. Shrock 和 J. M. Wells 等介紹了葛氏對中國地質界的巨大貢獻。美國之行還使王鴻禎有幸見到地質古生物界前輩、斯坦福大學的 Bailey Willis 和紐約的 G. G. Simpson，這也開啟了他對地質學史和地質名家的興趣。

三、教書育人、厚積薄發

王鴻禎從未離開教學崗位，也從未放棄科研機會。但他全力投入教學的時期是從1947 年回國到 60 年代十年動亂之前。他在青年時期從學任教，形成了思路清晰、語言簡潔和文風簡約的習慣。1952 年後學習蘇聯，其教學法部分雖然流於煩瑣，卻也使他把講課當做一門藝術和享受。幾十年前聽過他講課的人們至今還樂道當時獲得的深刻印象。他投身教學，從教學計劃制訂到教材和實習基地建設是全方位的，他兼采西方與蘇歐教材之長，使用中國資料寫成出版了 《地史學教程》，建立了唐山地區二年級填圖實習基地。

王鴻禎在高等地質教育方面，一向重視基礎，重視理科地質教育。1956 年他主持制訂的地質類教學計劃盡量強調了地質基礎的重要性，並曾建議恢復理科地質專業。他主張教學與科研相結合，並身體力行。他一再號召年輕教師培養廣泛興趣，結合教學設備，開展初步的科研鍛煉。在制訂科研規劃時，建議將高級教材列入科研規劃。

20 世紀 50 年代前期，王鴻禎參加了對 《實踐論》 和 《矛盾論》 的學習，聽了輔導報告，還參加了由北京市委大學部組織的業余學習小組，接觸到關於主要矛盾、事物的量變與質變以及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和前進性等概念，他初步把這些概念用於教學和教材，提出了地質發展階段性和不可逆性的論點，也進一步明確了以歷史構造為中心，以古生物地層和沉積古地理為內容的學術研究途徑。

在 20 世紀 80 年代，王鴻禎努力倡導拓寬專業，反復提倡加強專業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同時，重視國際學術交流，盡力爭取國際渠道的資金支持。他十分重視師友之間的團結，呼籲不同年齡段的幾代學人要真誠合作，互諒互讓，年長的一代要做到胸懷廣闊，樹德立言; 中年一代要做到勤於奉獻，勇於開拓; 青年一代要做到銳意創新，敬業求實。20餘年來，共指導碩士研究生 19 人、多個專業的博士研究生 23 人、博士後 5 人。

四、協作開拓、更探前緣

王鴻禎在十年動亂之後於 1972 年後重回業務崗位，參與當時提倡的總結性編圖及地層資料整理工作，他利用館藏豐富的地質圖書館查閱資料，對不同比例尺的圖件編制和不同地區的地層規范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自己也增加了知識，得到了鍛煉。

他通過較長期的實踐和思考，對地質科研的性質積累了一些認識，認為地質作用和現象是地球多圈層、多階段相互作用和復合，以及與有關空間星體相互影響的綜合表現。因而需要組織較多學科進行綜合研究。他還強調了擴展時空視野的必要，認為有些地質作用和過程在有限的時空范圍內，往往是現象隱蔽了本質，復雜性掩蓋了某些規律性。科學研究就是對客觀事物的復雜性，通過系統的觀察思維和綜合的分析研究形成創新認識的一個過程。

他組織的較大科研項目是在構造古地理編圖和地層專題方面，具有多學科和不同單位協作的特點。他認為這類工作中的關鍵首先在於有明確的學術思想和參與者的基本共識，而在學術思想上，應力求以辯證唯物的觀點方法為指導。王鴻禎認為地球科學的時空應建立在時間的連續與不連續和空間的均一與不均一之間的對立統一的基礎上。事物的時間發展和空間分異的相對均一度為准，而高度均一性往往見於歷史悠久的固結基底。因而他的構造劃分在構造活動論的前提下，特別重視前寒武紀階段形成的變質基底。這種思想也體現了時空的密切結合和統一考慮。

其次，項目實施過程中的通力協作也是關鍵所在。王鴻禎十分珍視人際關系的團結，特別重視發揮青年人思路敏捷、勇於開拓的精神和優勢，認為對研究生和青年教師應當肯定主流，不拘小節，既要放手，又要引導，既要嚴格要求，又要寬容對待，使他們既能敬業求實，又敢於銳意創新。他也極為重視在項目實施中勤儉治學，保持投入與產出高效率的特色和學風。

以 20 世紀 80 年代王鴻禎領導的古地理編圖項目為例，他認為小比例尺古地理圖研究編制的主要前提是區域構造格架的建立和地層、古生物、沉積、構造、岩漿岩以及第四紀地質等學科的結合，而在這些學科中，又要分清主次，突出主要矛盾。例如地質構造在地質作用和現象中，既是綜合表現，又是主導因素，起到質的規定性作用。在構造性質的活動與穩定兩者的矛盾中，活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在圖例編訂中，首先突出了沉積( 火山) 組合的活動程度。在構造單元、生物區系和盆地類型的劃分中都體現了以構造為主導的學術思想。因此，他領導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都有重要影響。台灣省著名學者訪問中國地質大學時，校長將 《中國岩相古地理圖集》作為禮品送他，他激動地說: 「這是我在台灣時千方百計地想得到的一本著作，今天得到了，我感到十分高興和榮幸。」

王鴻禎長期從事地史地層學的研究和教學，他關心的是這個基礎學科中對地質圖等地質基本工作起著長期作用的，如統一地層表和地層規范等根本文件的建立問題。他在國內和國際學術活動中經常注意和參與這些方面，並予以及時的報道。他認為地層分類和地層界線等問題既有理論意義，更具應用價值。他反對地層分類中以年代地層單位為準的單一分類法，同意一些美國學者認為這個概念曾使美國地層學的發展停滯了幾十年的評估，但他也不同意等量齊觀的多重地層分類，而是將理論分析同實踐需求結合考慮，強調等時性與區域分異性的並重和聯系，提出以年代地層和岩石地層為主的分類意見。他對近年在地層界線和統一年代地層表建立上的主流學說———全球標准剖面及點和程序方法，持有保留意見，並從物質性和實踐性兩方面指出了這個方法的欠缺。他在 20 世紀 90 年代組織的層序地層專題研究中強調綜合地層學和新一代地層表的探討，就是圍繞這兩個基本問題提出的中長期目標。

在這一時期王鴻禎還應用了電鏡掃描新技術繼續和深入了對珊瑚骨骼的研究，在早年的基礎和多年的持續搜求中取得了較全面的分類演化和生物古地理成果，這也使他早年的假說基本上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這個過程引起了他的一些感想和思考。他的珊瑚論文於1950 年在倫敦皇家學會 《哲學叢刊》 發表後，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美國、蘇聯以及法國的古生物專集珊瑚卷都有介紹，但都不承認他提出的兩類骨骼構造單元的原生性質，而這正是他的分類基礎的核心部分。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電鏡掃描技術出現，他和助手及時得出了大量數據，說明這種結構不獨為珊瑚綱所共有，也有可能是低等無脊椎動物骨骼的常見現象。這個過程說明技術進步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支撐作用，也說明任何創新都會遇到傳統觀點的抵制，需要長期努力，取得大量有說服力的證據。

五、以史為鑒、繼往開來

早在學生時代，王鴻禎就得到了中國地質事業的開拓者李四光、葛利普、孫雲鑄、謝家榮、楊鍾健等先生的教誨，後來又在教學工作和學會工作中長期同許多地質前輩共事。因此，他較早地了解了中國地質事業發展的歷史，十分敬佩地質界前輩為發展地質科學和中國地質事業所作出的貢獻。1986 年，他被推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會長，他對學史研究所做的第一個方面是在和同事們取得共識的基礎上，開展國際協作，他主持編寫了英文 「中國地質簡史」，在第 28 屆國際地質大會上散發 ( 1989) ，同時爭取實現了1990 年在北京組織召開第 15 屆國際地質科學史學術討論會。他還主編了 《東西方地質學術思想的交流》( 英文，1991) 、 《中外地質科學交流史》 ( 1992) 、 《中國地質學科的發展》( 英文，1996) ，及 《比較行星學、地質教育和地質學史》 ( 英文，1997) 等英文專著和文集，多次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展出和交流，受到普遍的好評。1990 年王鴻禎當選國際地科聯地質科學史委員會副主席，十餘年間，為中外地質科學交流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對學史研究所做的第二個方面是倡導和遵從 「以史為鑒，繼往開來」的信念，重視地質人物的研究，從 1987 年起陸續舉行了對丁文江、章鴻釗及其他知名學者的紀念活動，主編了 《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 1990) 、《中國地質學科發展的回顧———孫雲鑄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1995) 等專著和文集，體現了對中外前輩大師等歷史人物的正確評價。他對學史研究所做的第三個方面是密切配合現代的地學科研和教學，研究中國地質學科發展史和探討學科思想史。王鴻禎一貫主張: 「既要弘揚中國古代地學思想，更要研究近現代學說和學術思想史，探討學術發展史的獨特規律，追溯學術上的本末和淵源，評估得失，做到 『以史為鑒，繼往開來』。」除了上述學科史專著外，1999 年新中國成立 50 周年，他又主編出版了 《中國地質科學五十年》文集，由 50 多位各地質學科的專家學者合作撰寫了這部約 50 萬字的學科史專著，對我國地質學主要分科的研究成果、研究經驗和學科的形成及發展進行了較全面的總結、評述和展望，受到廣泛的好評。現在王鴻禎院士已屆 90 高齡，思路依然清晰，興趣仍然廣泛。近年來還發表了專題論文，也有些詩作題句，記事述懷，是一位好學多思、具有遠見卓識的前輩良師，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今年是王先生 90 華誕，敬祝王鴻禎院士身心永健，睿思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