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醫學院張教授

① 誰知道同濟大學博士張巍的為人

首先！我認識的張巍老師不是這樣的一個人！我們管理學這一門課程就是他教的，張巍老師平易近人，學識淵博！我們全班同學都特別喜歡他，我們問的每個問題他有很耐心，很仔細的替我們解答！他可以說是我學生生涯里到現在為止最為敬重的老師了！帖子雖然是很久以前的了，但我也要為老師說明一下，我不希望一個好老師被如此的詆毀！

② 國內血管介入手術哪家醫院做得最好

由於工作關系
那麼多年來一直在和血管外科的醫生和病人打交道，應該算是對這個領域有頗多了解。血管外科在國外已經發展了幾十年了，但在國內卻是近幾年才發展起來的。很多地方要麼沒有此類專科要麼就是治療很不規范，全國達到國際水準的血管外科更是屈指可數。其中上海市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的血管外科應該是目前在國內最好的血管外科科室了。他們是國內硬體設備條件最為先進和醫療技術特色最為突出的獨立血管專科，並且是少數的反對過度醫療的科室團隊，因此病人的就診量和手術量一直位居國內第一，掛號難成了他們唯一的難題。這里不得不提他們的血管外科主任張強教授，正是因為他不斷的技術創新、與各國血管外科頂尖專家的長期交流及其高尚的醫德，才使得對於血管外科的各種病症的治療在這幾年獲得不斷突破，免除了數以萬計的病人的痛苦。而最近由張教授親自進行的血管介入微創手術更是為眾多動脈閉塞症患者免除了病痛。介入治療=不用開刀的手術這是大多數手術病人的術後的評價。同時他是位很熱心的專家，在他的「張強醫生的個人網站」上，經常會解答很多病人的咨詢，為病人提供了很多及時的幫助。由於就診量大，對於想要去上海東方醫院血管外科就診的病人建議可以搜尋一篇「東方醫院血管外科門診攻略」的文章，這是我無意中發現的，很實用，會讓你的就醫行程便利不少。 這里提供一張由就診過的病人投票選出最好的血管外科科室排名供參考： 醫院科室
城市
醫院級別
好評大夫
得票
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
上海
二級甲等
5位
290票
上海中山醫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級甲等
10位
127票
上海長海醫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級甲等
9位
49票
上海市第九人民醫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級甲等
7位
57票
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級甲等
4位
74票
上海仁濟醫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級甲等
11位
40票
上海同濟醫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級甲等
4位
17票
上海華山醫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級甲等
5位
18票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長寧分院血管外科
上海
二級甲等
5位
11票
華東醫院閔行門診部血管外科
上海
三級甲等
4位
8票

③ 現代婦產科進展的大事記

一、該刊命名的緣起--創刊（江森）
在溫州時，當年上海第一醫學院教學醫院-溫州市立第三醫院婦產科主任俞德祺和溫州醫院後勤處長葉心才頗有前瞻性地對我說：要幫我辦成兩件事，其一是一種刊物，其二是子宮頸癌的手術器械。因此，他們與我約同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上海腫瘤醫院婦瘤科主任張志毅教授及杭州的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院長石一復教授在上海會商辦刊的事。現代婦產科進展是張教授提出來的，英文名稱為Current Advance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當時仿效北京、成都及沈陽的三份全國著名的婦產科雜志），雖由我主編，但因該刊由浙江省溫州市衛生局及中華醫學會溫州分會主辦，由溫州醫學院印刷廠印刷，故編輯部主任由俞德祺擔任，後勤主任由葉心才擔任，是季刊，因未辦國家審批手續，只能算是內部刊物。當時由俞主任編完後寄我復審後再寄回，故尚能保持刊物的質量，但在濟婦產科同仁還是希望爭取國家審批。內部發行期間（至1992年）共出版5期，並於1990年在溫州召開了第一屆全國現代婦產科學新進展學術研討會。
二、申請國家級學術期刊--遷址山東
1992年在原山東醫科大學領導的支持下，經商溫州方面有關領導，決定改由山東醫科大學申請正式刊號，後在蘇應寬教授（1998年病故）、殷立基教授（久病）、原山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楊興季院長（已離休）、江森教授數次進京，幾經周折終於爭取到國家科委批准，批准文號（ ），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主管、原山東醫科大學主辦，蘇應寬教授任名譽主編、江森教授任主編的國家級學術期刊，CN37-1211/R ISSN 1004-7379。遷址山東，在原山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科研樓專設編輯部、殷立基教授任編輯部主任。
三、沿改與發展
1、1994年《現代婦產科進展》正式發行，仍為季刊，每期80頁，發行量2400冊。
2、1996年榮獲山東省優秀期刊。期間因身體原因殷立基教授離任，由孫竹平同志繼任編輯部主任。
3、1997年獲華東地區優秀科技期刊，並同國外醫學婦產科分冊聯合在九江召開了第二屆全國現代婦產科學新進展學術研討會。到會代表200餘人。
4、1998年獲山東省十佳期刊。7月在煙台同中華婦產科雜志聯合舉辦第三屆全國婦產科進展學術研討會，到會代表400餘人。已故宋鴻釗教授、蘇應寬教授均出席大會。會上召開了第二屆編委會，調整了部分編委，孔北華教授出任常務副主編。

④ 全國最頂尖的治療靜脈曲張的專家是哪位

據我多年的血管外科就診經驗所了解，應該是上海市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的血管外科。他們是國內硬體設備條件最為先進和醫療技術特色最為突出的獨立血管專科 並且是少數的反對過度醫療的科室團隊。他們的血管外科主任張強教授是國內治療靜脈曲張、深靜脈血栓方面頂尖的專家之一，在國際和國內血管外科業內名聲顯赫。

提供一張由病人投票選出全國最好的血管外科醫生排名供你參考：
第一名：
張強
主任醫師
教授
上海市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
血管外科 靜脈曲張微創隱形手術，靜脈功能不全（老爛腿）的內鏡微創治療，...失眠症,焦慮症,抑鬱症,心理咨詢肝、膽、胰疾病，腹腔鏡膽囊切除術，消化道腫瘤、甲狀腺疾病的診治 118票

第二名：
董長憲
主任醫師
教授
河南省人民醫院
血管瘤外科 局部注射、選擇性動脈置管葯物介入、手術切除等方法治療不同類型...各種呼吸系統疾病的診斷、治療，尤其擅長呼吸系統腫瘤、慢性支氣管炎、阻塞性肺氣腫及慢性肺心病的診斷與治療肝、膽、胰、胃腸消化道疾病的診治 101票

第三名：
孫蓬
副主任醫師
副教授
江蘇省人民醫院
血管外科 血管外科疾病的診治老年痴呆,運動障礙,腦血管顱腔內外溝通性腫瘤的顯微外科手術治療及神外疾病 80票

第四名：
葛進
副主任醫師
副教授
上海市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
血管外科 微創微痕手術治療下肢靜脈曲張，各種周圍血管疾病的診療運動障礙,神經康復,神經遺傳病顱腦外傷急性期,恢復期,康復期治療急性腦血管病的高壓氧治療；缺血,缺氧性腦病,一氧化碳中毒,腦血管疾病 70票

⑤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的風雨同濟

1、上海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館（1947－1949）
1947年10月，同濟大學正式聘林競成（時任附屬中美醫院院長）為同濟大學公共衛生學教授、公共衛生學館主任，此後學館有了較大發展，人員不斷增加，先後調入林壽梧、周德、張國高、張求精、陳炎磐等人。1950年，周有尚、杭敏蓀畢業留校分配到公共衛生學館工作，同時還培訓了一批公共衛生技士和護士，如李植正、王祖銘、金珊英、管秀英、史可一等。
2、中南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館（1950.2－1955.5）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及其附屬同濟醫院內遷武漢，9月份同濟大學醫學院與武漢大學醫學院合並組建中南同濟醫學院。是年，在中南區軍政委員會衛生部的領導下，學院與武漢市衛生局共建武漢實驗衛生所，作為公共衛生實習基地（所址：漢口瑞祥路1號，市傳染病院原址），由張求精任所長、陳炎磐任副所長，並派人參加各業務組工作（如周德、張國高、李植正、王祖銘、金珊英、史可一等）。1953年因籌備教學需要，張求精被調回學校，先後由陳炎磐、周德任所長。1954年該所改為江岸區衛生防疫站。
1955年，因建系及進行衛生專業教學，大部分人陸續調回學校，只留李植正、史可一等，將人事關系轉到武漢市衛生局，但仍保持與江岸區衛生防疫站協作關系，作為學生實習和科研基地。1951年，公共衛生學館開始承擔中央衛生部下達的教學任務，如全國公共衛生學高級師資進修班（15人，1951—1952）、衛生幹部專修班（56人，1952—1955）、公共衛生醫師專修班（83人，1955—1958），以及承擔醫療系本科、專科公共衛生學課程和畢業實習的教學任務。1953年，正式招收首屆衛生系本科學生。為了籌辦衛生系和准備衛生專業課教學，1953年5月決定將公共衛生學館人員分為幾個小組：即保健組織學、流行病學、環境衛生學和勞動衛生學4個教學小組，營養衛生學、婦幼衛生學和學校衛生學，因當時人數較少，組成一個聯合小組，在衛生系成立以前，主要承擔醫療系學生衛生學教學任務。
3、武漢醫學院衛生系（1955.6－1985）
解放後，黨和國家政府十分重視衛生防疫人才的培養工作，50年代初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衛生部決定集中力量，在全國先辦好六個衛生系。1955年山東醫學院和浙江醫學院衛生系撤銷，二個醫學院衛生系部分教師及學生約250人調整來漢與公共衛生學館合並，准備建衛生系。
1955年5月13日衛生部下達[1955]衛教字第54號文，同意我校建立衛生系、醫療系和基礎醫學部。同年6月1日我校正式宣布建立衛生系，由林競成教授任系主任（1958年後由蔡宏道接任），按照衛生部頒發的教學計劃設立了7個教研組：保健組織學（主任林競成兼）、流行病學（主任張求精）、衛生學總論（主任蔡宏道）、環境衛生學（主任林壽梧）、勞動衛生學（主任陳炎磐）、營養衛生學（主任劉毓谷）、學校衛生學（主任朱文思）教研組。並先後建立了黨、團、工會及系學術委員會等組織，金振濤同志為首任黨總支書記，衛生系在黨總支領導下進行工作，同年，衛生系教學樓（面積約2800M2）竣工。
1957年，首屆四年制衛生專業本科生畢業（之後改為五年制），留系任教達26人，又從外地調入一些教師，大大充實了衛生系的師資隊伍。1956年，為了適應科學研究工作發展的需要，經衛生部中央衛生研究院批准，在我系建立勞動衛生研究組，組織全校有關單位如勞動衛生、環境衛生、營養衛生、保健組織、生理、生化、內科等教研組，開展協作進行勞動衛生（工廠衛生）調查研究工作，衛生部每年撥給經費，並有專職人員編制。1960年由於國家經濟困難，勞動衛生研究組撤銷，部分人員和設備調往有關單位。
1962年，為了加強衛生專業臨床教學，學院從兩個附屬醫院抽調內、外、婦、兒、眼、耳鼻喉、皮膚科教學人員14人，組成衛生系臨床教學小組，負責衛生系學生臨床教學工作，教學基地設在武漢市第一人民醫院，學生借住在市糧食學校，教學辦公室也設在糧食學校，設秘書及輔導員各1人、工作人員和工人各1人。1968年「文革」期間，衛生系臨床教學小組撤銷，各科人員回醫院工作，其他人員分別調往有關單位，衛生系學生臨床教學工作由附屬第一、二醫院分擔。
衛生系十分重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1960—1961年與武漢市硚口區衛生防疫站建立系站協作，1965年又與硚口區一些工廠、街道、學校進行協作，組織學生進行現場教學。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些教學活動被迫中斷，當年也中斷招生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系108名教職工，除下放農村安家落戶、去「五七」幹校農場勞動及下鄉辦教學點外，留系人員基本上分為衛生防疫和職業病防治兩大組。1972年衛生專業恢復招生工作（三年制）。1973年7月醫學院臨時黨委決定由馬駿凱、劉學倫（1978年調學校科研處）、吳植恩、王峰同志任衛生系副主任，同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通知，同意蔡宏道教授任衛生系主任。為適應當時形勢及教學需要，1973年對衛生系組織機構和人員進行了一些調整，主要是撤銷原有的衛生學總論教研組和學校衛生教研組（1977年恢復），將保健組織學教研組改為衛生統計學教研室，勞動衛生學教研組改為勞動衛生與職業病學教研室，營養衛生學教研室改為營養與食品衛生學教研室，流行病學和環境衛生學教研組分別改為流行病學教研室、環境衛生學教研室。
1970年12月根據國防工業發展需要，學校組織衛生系及兩個附屬醫院部分醫務人員成立「325會戰」工業衛生科研組，承擔七機部「325會戰」任務。1973年3月學校領導決定該組劃屬衛生系領導。1978年湖北省教育局與石油化工局批准組建「325」工業衛生研究室，並修建科研樓房一棟。1979年「325會戰」下馬，學校下達文件將「325」工業衛生研究室改為工業衛生毒理研究室，1981年與勞動衛生與職業病學教研室實行統一領導。自1973年起，勞動衛生與職業病學教研室即與有關工廠協作，建立了職業病門診和病房，1975年又在附屬第一醫院（協和醫院）設立職業病病房，1985年9月根據衛生部（85）衛科教高學188號文，與協和醫院合作將原有病房擴充，並指派專人參加職業病專科門診。1985年衛生部（85）衛防13號文件決定我校為華中地區職業病防治和人員培訓中心。
上個世紀的70年代初期，環境科學在我國經濟生活領域興起，隨著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人群健康損害的發現，在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確立保護環境是一項基本國策。國務院[1973]158號文件中要求「有關大專院校要設置環境保護專業和培養技術人才」，我院環境衛生教研室在環境保護的實踐中也深刻體會到具有醫學知識的環保專業幹部缺少，為推進環境保護事業對專門人才的需求，在各級環境保護部門的支持和領導下，從1973年開始連續舉辦了6期環境污染與衛生監測中高級培訓班，產生良好的社會影響。隨著國家環境保護工作的深入開展，急需擴大隊伍，輸送高級專業人才，1978年，經湖北省教育局[教醫（78）17號文]及衛生部[武醫（78）45號文]批准正式建立「環境保護衛生專業」，同年開始招收5年制本科學生33人，1979年衛生部在成都「醫學教育規劃」會上將其更名為「環境醫學」專業。同時，醫學院批准增建：環境流行病學、環境微生物學、環境毒理學、環境監測學4個教研室和環境醫學概論、環境醫學統計、環境與衛生工程3個教學小組，為了保證衛生專業教學任務的完成，又組建了環境衛生學教學小組。1985年世界銀行給衛生部貸款選定環境醫學專業為特殊項目，並認定為全國環境醫學培訓中心，貸款近30萬美元，添置了大批教學科研儀器。
1980年衛生統計學教研室建立社會醫學研究室。自80年代起，為了適應科學研究的發展，學校批准逐步成立了一批研究室，如：1983年，流行病學教研室設立腫瘤流行病學研究室，1985年營養與食品衛生學教研室和兒童少年衛生學教研室相繼成立相應的研究室，1986年建立職業醫學研究室,1988年學校批准成立職業醫學研究所。1994年環境衛生學教研室成立了地方病學研究室。1984年,醫學院黨委決定衛生系為處系級業務部門並決定由梁浩材任系主任，張余慶任系副主任。1984年開始籌建婦幼衛生系，1985年學校正式招收婦幼衛生專業本科學生，籌建期間舉辦婦幼衛生進修班2期、婦幼衛生專業證書班1期，組織編寫、出版專業教材8種。
4、同濟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1986－2000.4）
1985年衛生部批准同濟醫學院更名為同濟醫科大學，1986年批准衛生系更名為同濟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12月學校正式任命文歷陽副校長兼任院長，陳世蓉任總支書記、常務副院長，同時任命了社會醫學研究所和環境醫學研究所所長、副所長及各教研室、研究室主任、副主任。1986年衛生部批准成立社會醫學研究所，下設社會醫學與衛生管理學、居民健康、婦幼保健、老年醫學、國際保健5個研究室及《國外醫學·社會醫學分冊》編輯部。1987年，學校黨委批准，社會醫學研究所試辦健康教育後期分化專業，首屆學生10人。1991年根據教學需要，學校批准增設健康教育教研室，人員編制不變；衛生統計學教研室改為衛生統計與社會醫學教研室。1989年，學校批准衛生統計教研室試辦衛生統計學後期分化專業，首屆學生12人。
1987年，國家教委(87)教高字015號《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醫葯本科專業目錄》文件中，將環境醫學專業列為國家統招專業（編號0202）開始在全國招生。1989年，國家教委（89）教高字021號通知，批准環境衛生（環境醫學）學科為國家重點學科。1993年，學校批准成立環境醫學系。
1976年醫學院臨時黨委批准，成立了環境毒理學研究室。從80年代初，該研究室開始承擔農業部及下屬單位的新開發農葯產品的毒理學評價工作，1997年，學院整合優勢力量，向農業部、衛生部申報農葯毒理程序評價資質，獲准承擔1-4階段的評價工作。
1988年5月，學校批准將1982年成立的衛生管理幹部培訓中心並入公共衛生學院統一領導。
1990年9月，為了加強非預防醫學專業學生的預防醫學教學，經學校研究批准成立預防醫學教研室，隸屬公共衛生學院管理。
1991年在婦幼衛生專業的基礎上，成立婦幼衛生系並下設三個教研室：婦女保健學教研室、兒童保健學教研室、婦幼信息管理學教研室。為了適應我國婦幼事業的發展，於1995年開始招收婦幼衛生大專班（三年制）學生，於1997年開始招收兒少衛生與婦幼保健學研究生課程班學生。
1993年，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武漢分院掛牌我校，陳學敏教授兼任分院院長。同年，由勞動衛生與職業病學、流行病學、營養與食品衛生學、衛生統計學、兒童少年衛生學、預防醫學、環境衛生學七個教研室組建成立了預防醫學系，還成立了環境醫學系，衛生事業管理學系，至此公共衛生學院轄四個系：預防醫學系、環境醫學系、婦幼衛生系、衛生事業管理學系，三個研究所：環境醫學研究所、社會醫學研究所、職業醫學研究所和一個中心：衛生管理幹部培訓中心，成為擁有多種專業，不同層次教學和能開展較為廣泛領域科學研究的公共衛生教學、科研、培訓基地。經多年努力，1997年營養與食品衛生學研究室通過湖北省計量認證，建立了「保健食品功能學檢驗中心」，並於1998年5月獲衛生部批准，承擔保健食品功能學與毒理學的檢測、評價工作，這使實驗室首次成為國家級實驗室。2000年，保健食品功能學檢測中心再一次通過衛生部專家組的復審。
5、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2000.5－）
2000年5月，根據國務院、國家教育部要求，原同濟醫科大學與原華中理工大學、原城市建設學院等四校合並組建華中科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正式更名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同年12月，經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院人字【2000】19號、22號文批准，公共衛生學院設立了「同濟心理衛生研究中心」和「傷害控制研究中心」。2001年，根據國家教育部招生目錄，學校院系機構進行學科重組、調整，公共衛生學院設6個系：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系、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系、兒少衛生與婦幼保健學系、營養與食品衛生學系、社會醫學系、衛生毒理學系；1個研究所：環境醫學研究所；1個教學實驗中心：預防醫學教學實驗中心，衛生事業管理學系和衛生管理幹部培訓中心劃出，實驗醫學中心生物醫學工程研究室整體並入環境醫學研究所（圖1）。同年，學院進行改革，對行政管理人員實行競爭上崗和教育職員制，學院有6位同志競聘到領導崗位，周宜開任院長，張述林任院總支書記；陳建偉任黨總支副書記；楊克敵、程茂金、鄔堂春任副院長。有10位同志聘為教育職員，他們是：楊世秀、夏正剛、鄭剛、劉慧明、陽琳、歐陽寧慧、林偉、李民、陳興芝、李紅桃。
2002年1月，預防醫學教學實驗中心實驗室通過由省教育廳組織的「雙基」實驗室評估；同年3月，為了培養應用型預防醫學高級專門人才，經教育部批准，公共衛生學院成為全國公共衛生專業碩士學位（MPH）試辦院校之一，並於當年開始組織學生報名和考試工作，首屆招生103人；2002年11月，由環境醫學研究所牽頭聯合北京環境醫學研究所、太原環境醫學研究所向國家環保總局申報建設「環境與健康部級重點實驗室」，獲得通過。
2003年11月，經教育部驗收檢查，公共衛生學院申報建設「環境與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獲得通過；2003年12月，學院成立「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農葯毒理研究中心」，副院長鄔堂春教授兼任主任；石年、魯文清教授任副主任；陳秀娜教授任技術顧問；2003年12月，預防醫學教學實驗中心與武漢雄銘環境科技公司共同創建的「同濟雄銘室內外環境及材料檢測評估中心實驗室」，經湖北省技術監督局計量認證評審通過。
2004年5月，學院組建了「分子流行病學實驗室」，通過公開招聘，袁晶副教授被聘為實驗室主任。2004年12月30日，學院正式成立二級教職工代表大會。
2005年7月，根據中共華中科技大學委員會校黨（2005）24號文件精神，任命徐水平同志為公共衛生學院黨總支書記，同時免去張述林同志院黨總支書記職務。2005年8月，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系、兒少衛生與與婦幼保健學系、營養與食品衛生學系、社會醫學系等單位整體搬入原實驗中心大樓辦公，大樓內部按統一設計標准進行了裝修、添置實驗台和辦公傢具，總投資約400萬元。2005年9月，根據教育部「關於2005年度生命領域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現場評估工作的通知」要求，環境與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順利通過教育部評估檢查，評估等級為「良好類」。 聘周宜開教授為「環境與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環境科學院院士魏復盛任學術委員會主任,任期至2010年10月。
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准, 自2006年起由社會醫學系承辦的原《國外醫學·社會醫學分冊》正式更名為《中國社會醫學雜志》。該雜志為教育部主管的國家級學術類期刊，國內外公開發行。2006年5月，學院行政領導班子換屆，根據華中科技大學校黨（2006）46號文通知，周宜開被聘為公共衛生學院名譽院長，鄔堂春為院長，楊克敵、杜玉開、徐順清為副院長。 公共衛生學院前身公共衛生學館僅相當於一個教研室。1955年建立衛生系後才有正式的機構建制。
1、1955年，衛生系設一個專業，7個教研組。
2、1973年，衛生系設一個專業，5個教研室。
3、1978年，衛生系設二個專業，10個教研室，3個教學組，2個研究室。
4、1986年，公共衛生學院設二個專業，2個研究所，10個教研室，5個研究室。
5、1993年，公共衛生學院設4個系， 3個研究所，1個培訓中心，18個教研室。
6、2001年，公共衛生學院設6個系，1個所，1個教學實驗中心。
7、2002年，公共衛生學院設6個系，1個所，1個教學實驗中心並擁有1個部級重點實驗室。

⑥ 張雲的同濟大學副教授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58年1月
最終學歷：研究生
職稱：副教授
學位：博士 職務 教研室主任
目前承擔的實踐性教學
主持的教學研究課題
滴定計算分析基礎理論研究及理科教材《分析化學》的編寫同濟大學理科發展基金 2003.9-2005.9
同濟大學十五規劃教材出版基金（分析化學）同濟大學教材出版基金2 002.9-2003.9
本科優質課程建設項目 同濟大學 2005.3-2006.3
2003年9月，出版了本科教材《分析化學》
面向就業的「環境技術」與「建築設備」專業融合教學改革 同濟大學教學改革項目 2006年1月-2008年1月 項目 負責人
發表的教學相關論文
張 雲. 吸光光度法測定中使用參比溶液消除反射與其它吸收的討論[J]. 同濟教育研究, 2001, 61(2): 21, 43
編著教材
《分析化學》，張雲，主要編寫者，同濟大學出版社，2003年
獲得的教學表彰/獎勵
編寫的《分析化學》教材獲「同濟大學2005年度優秀著作二等獎」
2007年1月，獲 「2006年度同濟大學教學獎勵金教學系列二等獎」；
2000年11月，獲「2000年度同濟大學上海三建獎教金」
學術研究
發表的學術論文
張雲, 徐剛, 江勇, 朱仲良.沉澱滴定計算分析同時測定溴酸根與碘酸根[J].分析化學,2002,30(5):605-607
張雲, 許圓, 江勇, 鄧子峰.同時求出滴定劑與被滴定物質濃度的氧化還原滴定計算分析法[J].分析化學, 2002 30(12):1448-1450
張雲,楊立.單點滴定與雙點滴定鈰量法測定Fe(Ⅱ)[J].分析試驗室,2003,22(4):21-24
張 雲, 譚 超. 沉澱單點滴定法與雙點滴定法研究[J]. 分析試驗室, 2004, 23(1): 9-12
張 雲, 許 圓, 楊 立. 鐵(Ⅲ)的滴定計算分析法測定[J].理化檢驗（化學分冊）, 2004, 40(3): 164-16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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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同濟大學張東山是規劃設計教授嗎

同濟大學招多少人的話是屬於規劃及設計的教授他是一個

⑧ 靜脈曲張比較嚴重，出現了皮膚潰爛，以前試過很多方法，但結果是越來越嚴重，請問該怎麼辦

靜脈曲張是指由於血液淤滯、靜脈管壁薄弱等因素，導致的靜脈迂曲、擴張。身體多個部位的靜脈均可發生曲張，比如痔瘡其實就是一種靜脈曲張，臨床可見的還有食管胃底靜脈曲張、精索靜脈曲張及腹壁靜脈曲張等等。靜脈曲張最常發生的部位在下肢。值得強調的是，靜脈曲張是其他病變的繼發表現。

⑨ 張汝倫的抄襲事件

針對復旦大學教授張汝倫的專著《歷史與實踐》，孫周興教授在《中華讀書報》(2000 年3月29日)發表評論——《實踐哲學的悲哀》：稱該書「並不是張汝倫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譯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說張汝倫教授『編譯』的」，因而《歷史與實踐》是「偽書」、張是「文抄公」。
為了「不負孫教授的苦心，亦為《歷史與實踐》的讀者負責」，張汝倫教授發表《批評的悲哀》(註：《中華讀書報》2000年3月29日。)：稱其書「主題極為突出，無論在內容、風格和目的上都與《哲學歷史詞典》有極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實踐概念和實踐哲學』這一節引用了《哲學歷史詞典》的一些材料外，《歷史與實踐》與《哲學歷史詞典》沒有任何關系」。在他看來，其《歷史與實踐》「有著明確的主題、完整的結構和一以貫之的思路和線索。正是這些使所謂它是一部『偽書』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孫「真正目的是僅僅根據那幾頁來自《哲學歷史詞典》的材料沒有註明出處，來一口咬定這本書是抄自該詞典。其想像也未免太大膽了一些，但卻忘了小心求證。《歷史與實踐》共487頁，要證明它抄自《哲學歷史詞典》，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點證據是遠遠不夠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頁的內容，要證明它出自《哲學歷史詞典》或其他任何一本書，我想他也是絕對辦不到的，更不用說本書的其他部分了。孫教授……缺乏足夠的證據就一口咬定《歷史與實踐》一書是抄自《哲學歷史詞典》，這就不是批評，而是誣陷和誹謗了。而誣陷和誹謗就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了」。
很顯然，在上述回應中，張汝倫教授既沒有絲毫的自我批評，也沒有對孫教授認定的《歷史與實踐》第98～102頁抄自《哲學歷史詞典》的批評有任何認錯的表示。張教授盡管無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實踐概念和實踐哲學』這一節引用了《哲學歷史詞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強調的還是已經「把自己的東西和別人的東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來，逼得孫周興教授只好在《悲哀復悲哀》中繼續揭發、再證《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經本人對張汝倫教授的『專著』《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與德文版《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中『實踐、實踐的』條目所作的仔細對照，現已查明，其中有7頁文字(第96～102頁，其餘3頁性質不明)，加上這7頁中出現的32個注釋，完完全全是從上述《詞典》條目中抄襲下來的，其中沒有一個句子是屬於張汝倫教授自己的……我斷定：張汝倫教授的《歷史與實踐》具有抄襲性質，是一部偽書。而且我斷定：這種把《詞典》條目正文連同注釋不加修飾地照抄下來的做法，決非出於無意和疏忽，而是一種蓄意的剽竊行為。」
孫周興先生原為浙江大學教授，現任同濟大學教授，以研究海德格爾著稱。他說：「 我與張汝倫教授是熟識的同行，既沒有個人恩怨，也沒有發生過學術上的爭論。」「在我的印象當中，張汝倫是一位嚴肅的學者，在學術上經常表現出凜然不可犯的樣子，學風應該是正派的。」張汝倫先生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名牌教授，不僅搞西方現代哲學，而且也出了大部頭的中國現代哲學專書。只是張教授不夠愛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盡管他仍在復旦大學繼續當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因為在張汝倫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龍教授抄襲在先，繼之有哲學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竊在後，還有歷史系已通過答辯的某博士學位論文被發現存在大量抄襲的問題，故他們工作的大學曾一度被風趣的網友給幽默為「復印大學」。其實，與其說是幽默，毋寧說是無奈、痛心、心酸，或者說是「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
悲哀復悲哀——再證張汝倫《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
時間：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孫周興（浙江大學教授）
來源：原創
關鍵詞：
這是一篇揭露學界醜事的文章
讀了張汝倫教授的文章《批評的悲哀——我對孫周興教授批評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個不小的「罪過」：原以為只有「實踐哲學」被張教授弄得比較悲哀了，沒想到因為我那篇揭露他的《歷史與實踐》抄襲真相的文章，中國的「批評」也變得悲哀了。張教授的說法是：國外的批評是「對事不對人」，而國內的批評則是「對人不對事」。不過，張教授應該沒有忘記，對於他的同一本「專著」《歷史與實踐》，我曾撰寫過一篇贊揚性的書評；現在我發現他這本書具有抄襲性質，所以要寫文章予以揭露。張教授，你說我是「對人」還是「對事」？
張教授還在文中說：「客觀公正的批評還牽涉到學者的人品、修養和風度」。意思大概是指責作為批評者的孫周興在「人品、修養和風度」方面大有問題。這話若由旁的人說出來，我還願意聽一聽，然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為；但現在由張汝倫教授來說這個話，我就只覺得有點滑稽了。
為避免被張教授混淆了視聽，看來我還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實踐哲學的悲哀》（以下簡稱《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學術批評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學界醜事的文章（讀者諸君眼下看到的這篇亦屬此類）。學術批評是討論學術問題的，而我現在沒有任何學術問題需要向張教授請教的，其實拙文《悲哀》也沒有涉及任何學術性的問題，而只是向讀者們報道張教授是如何抄襲的。我的主張是：對於學術問題，大家討論時應當而且必須心平氣和，與人為善。而對於學界醜陋現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擺出事實後，稍稍傳達一點憤怒和譏諷，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舉個例子說，群眾抓住了一個偷兒，當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達一下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兒也有自己的邏輯。群眾憤怒地對偷兒說：喂，你這幾件東西是偷來的！偷兒看看人證物證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錯，這幾件東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來的，而是「借」來的，只是有一點點對不起了，我忘了從哪裡「借」的，本來我是要跟人家說一聲的；第二、即使這幾件東西是人家的，我這里還有別的幾樣東西，你們知道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嗎？哈哈，我看你們就不知道！所以，我怎麼可能是小偷？！
上帝見諒，我為這段文字猶豫了好幾天，一直想把它刪掉算了，免得張教授生氣，以為我又在存心「諷刺和挖苦」。但讀者諸君，你們如果把張教授的《批評的悲哀》一文總結、提煉一下，就會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兩點。更有甚者，在表達了這個意思以後，張教授就壯了膽子，反過來倒打一耙，指責我「誣陷」和「誹謗」他了。我想，這就有點無恥了。
的確，到眼下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補充的事實指證外，我還不知道《歷史與實踐》中的「別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因為我已經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國，手頭只有《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的復印件。但我認為，我陳述的事實已足以證明《歷史與實踐》的抄襲性質了。張汝倫教授避而不談我舉證的事實，卻振振有詞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證據」，因為他說這本書一共有487頁——這就接近於我前面講的偷兒的「邏輯」了！
從操作角度上講，張汝倫教授對我提出的這個要求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外文版的哲學圖書和資料浩如煙海，張教授既然抄襲了《哲學歷史詞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圖書；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頁、二十頁來，張教授還是會說：那麼還有其他的呢？這樣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顯然也是完成不了這項艱巨任務的。
繼續揭發
要做這種全面的對照工作，其實只有一個人能夠勝任——那就是張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證的10頁中有3頁不是從《詞典》中抄來的。也正因此，張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責我的證據「其實只涉及從98－102頁等5頁的內容」，並責問道：「其餘5頁的內容既然也可在該條目下找到，為何不一並『揭發』，以正視聽？」
既然張教授這樣問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寫《悲哀》一文時，因為篇幅的限制，的確沒有從第96頁開始「揭發」，而是從第98頁開始，止於第102頁。到第102頁，覺得文章已經太長，而且證據已經確鑿，就沒有再對照下去。現在聽張教授一說，我對照了一下，確實沒有在《詞典》第七卷相關條目中發現第103頁以下3頁的內容。
但無論如何，張汝倫教授要求我繼續「揭發」的「其餘5頁」中的另外2頁（即第96－97頁）的內容，卻是完完全全在這部詞典上的。既然張教授要求我一並「揭發」出來，我在這里只得把這2頁也補上。
張教授的原文如下：
築，學習或趨向目標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這些活動就是狹義的「實踐」。亞里士多德用Energeia這個詞來專指這種目標在其本身的實踐。這就把行為與「做」與「生產」區分開來了。實踐是趨向目的的過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馬可倫理學》雖然使用的術語與《形而上學》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堅持了這種區分。只不過在《形而上學》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為，而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實現目的的過程也叫做Energeria。實踐及其對象同時也是人存在表現的全部形式的總稱：既指理論科學，工藝技術和狹義的行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別於理論，工藝的人的活動。（注8）這種三分法對亞里士多德哲學本身以及後世的實踐哲學都有很大的意義。狹義的實踐概念，即我們正在考察的實踐概念由此有了明確的規定和輪廓。[抄自第1281頁]行為就是做決定，行為的對象就是決定的對象。與這種三分法相應，亞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為三種，實踐以「實踐的真理」為目標。在試圖從內容上確定通過行為實現的最高的善時，亞里士多德從柏拉圖那裡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為理論——哲學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過與後來中世紀翻譯亞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亞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稱為「政治生活」而不是「實踐生活」。「實踐生活」指的是哲學專門的理論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頁]只有Eupragia（正確的行為）才是人的最終目標，而幸福作為所有人實踐的目標本身就是實踐。（注10）實踐在這里既不是生物學或宇宙學意義上的創造運動，也不是單一的行為或活動，更不是生物學的功能，而是正確的行為，即一個完全圓滿的完成，自身構成目的的實踐。這就是作為實踐哲學的核心概念的「實踐」的基本意義。[抄自第1283頁]這種正確的行為，即實踐，與他人和社會的福祉有關，主要是指與生產勞動相區別的人的倫理道德行為和政治行為。然而，理論在最終意義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實踐。（注11）[抄自第1285頁] 但亞里士多德以後，人們對「實踐」概念的理解卻逐漸狹窄。普羅丁把實踐理解為由向外的趨向造成的行為。（注12）他也像亞里士多德一樣，把最高的活動稱為Energeia。但這不是指實踐，而是指Poiesis（生產）。實踐只是理論的一種派生形式，因為外向的實踐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於自身的弱點不能以自身為目標，而需要向外訴求。「人們在理論上不行，就轉向實踐——理論和邏各斯的影子」。（注13）與亞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論是實踐的形式，而是實踐是理論的形式。實踐只是為了觀察，因為一切實踐都要求回到純理論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頁]早期中世紀並未接受古希臘的實踐概念，只是通過對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翻譯詮釋，實踐概念才重新進入歐洲的精神世界。希臘的實踐在拉丁文中被譯為actus，這就使它有了「行動」的意思，並且是與人的意志選擇有關的活動。這是中世紀後期哲學的實踐概念的基本規定。[抄自第1287頁]羅吉爾·培根認為要在一切科學和道德哲學中區分出思辯因素和實踐因素。因為人的活動都是可以進行道德評價的行為，在此意義上理智被稱為「實踐的」，因為它完成實踐，即善或惡的行為。這樣，實踐概念又和道德行為相關了。道德哲學因此和神學一起有一種基礎科學的地位。與這種狹義的實踐相比，其它認識都是思辨的，是為實踐服務的。「一切不教我們善的科學，真正和絕對地看都是思辨的，這就是道德科學之外的一切科學。只有教我們為善的科學才是真正和絕對是實踐的」。（注14）[抄自第1288頁]（張汝倫：《歷史與實踐》，第96－98頁）
首先要做兩點說明：一、上列引文開頭的「築」字前面一個字在《歷史與實踐》的第95頁上面，是我目前見不到的，但對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確定那就是「建」字了，而這也表明第95頁上至少還有一段文字是抄襲的。二、最後一句話已經在98頁上了，緊接著就是張教授抄來的關於鄧·司各特的實踐概念那一段了。
本來我想仍舊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據德文原文（《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第1281－1288頁，原作者為GüntherBien先生）把張教授的文字再譯一遍，但我發現他這里的譯文基本上還是忠實的，再譯實在是多此一舉，所以，我只用黑體字在上列引文中間標明原文的頁碼。張教授在這里的抄襲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樣：仍舊是把比較難解難譯的句子跳過去，不認識的希臘文詞語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個注釋，他抄下來7個。但上引《歷史與實踐》的兩頁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詞典》裡面，沒有一句是張教授自己寫的！
注釋也是抄來的
關於注釋的抄襲性質，我在拙文《悲哀》中沒有充分舉證，這里需要補一下，以免張汝倫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為《歷史與實踐》做的不是當頁注，所以我見不到他上引兩頁的注釋。但根據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張教授抄襲下來的7個注釋是下面這個樣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讀者只要把《歷史與實踐》第二章的注釋部分翻開來對照一下，就會看到其中的第8－14個注就如上列。在這7個注釋當中，注8、注9、注10抄自《詞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頁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頁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頁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張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釋中的一個注釋：他把原文第1285頁上的注51中的一句話（「……理論是最高的實踐」）抄了下來，順手就加了一個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參考書標上了！但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復查找，差點以為這個注終於是張教授「自己的東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舉證過的5頁，在他抄自《詞典》的7頁文字中（《歷史與實踐》第96－102頁），張教授一共抄襲了原文的32個注釋———在我的記憶中，他的注釋都是用外文原文標出的。但他在《批評的悲哀》一文中居然還能說：為了表明他的書是虛心地「聽別人的意見」，所以他就「盡量多加註（全書487頁，共843個注，平均每1頁兩個注）」。從我們舉出的事實看，注釋確實是蠻多的，但不是張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來的。而以這些抄來的注釋為依據的「參考文獻」（其中應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種歐洲語言的書目），當然也是抄來的了。——這還用得著我來證明么？
在《詞典》注釋中出現的書名多半是縮寫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Nikomachische Ethik）被縮寫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羅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書的縮寫。《詞典》中可以縮寫，但在「專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張教授在抄襲這些注釋時，還不得不做一個從書名縮寫到全名的「恢復」工作。這個工作是夠他煩的！
張教授在《批評的悲哀》一文中為讀者們編造了一個美麗的謊言：他說《歷史與實踐》的「相當一部分內容」其實是他在德國時的「讀書記錄和筆記」，但最初記下來並不是為了出版，而「只是為了自己看」，所以「摘錄、翻譯」都「比較隨意」，後來回國了，「覺得實踐哲學非常重要，而國內對之了解不夠，遂決定在此基礎上成書」；又因為回國以後已經找不到有關圖書了，所以他就沒有註明出處（參看張汝倫：《批評的悲哀》第三段；重點號為引者所加）。根據我上面的舉證，他的這個謊言已經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從一開始就為了出書而存心剽竊，而只是做一點供自己欣賞的「比較隨意」的「筆記」，張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這許多個注釋嚴格地一一查對、抄錄下來，並且要做好上述繁瑣的「恢復」工作？
到這里，我要來談談《歷史與實踐》的「後記」了，因為張教授在《批評的悲哀》中主要是用這個「後記」來表明他沒有抄襲。誠如張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讀過他這個「後記」的，當時卻絲毫沒感覺到它有什麼特別的，自然也沒有體會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義」。現在我沒法重溫這個「後記」，但我已從張教授那裡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為它把「像這種由於某種原因未註明出處的材料都包括進去了」（張汝倫：《批評的悲哀》第三段。而這也就是說，這個「後記」能夠把張教授在《歷史與實踐》中的抄襲行徑完全「合法化」，能夠把他抄來的別人的文字都占為己有！讀者諸君，你們說這一招厲害不厲害？
看來張教授真是深謀遠慮，早就在抄好書後精心製作了這個「後記」，自以為已經為自己留了一條退路。但我有點懷疑：這能成為一條退路嗎？整頁整頁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論述、引文和注釋）之後，只要在「後記」中說明一下這本書是根據自己的一些讀書「心得和記錄」寫成的，你就可以為自己的抄襲行為辯護了嗎？
如果張教授的這種「邏輯」可以成立，則無論是誰都可以把他的「專著」《歷史與實踐》再「記錄」一遍，然後也寫個「後記」說明是「心得和記錄」，把書名改一下，然後署上無論是誰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這樣做來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張教授願意不願意？
抄襲性質不容置疑
好了，讓我來作一個總結，最後把張汝倫教授《歷史與實踐》一書的抄襲事實明確如下：
經本人對張汝倫教授的「專著」《歷史與實踐》第96－105頁與德文版《哲學歷史詞典》第七卷中「實踐、實踐的」條目所作的仔細對照，現已查明，其中有7頁文字（第96－102頁，其餘3頁性質不明），加上這7頁中出現的32個注釋，完完全全是從上述《詞典》條目中抄襲下來的，其中沒有一個句子是屬於張汝倫教授自己的。粗略計算一下，已舉證的正文為7頁，32個注釋以每個至少一行計算，約為1．5頁，此外還有第95頁的部分或全部，暫且摺合為0．5頁（聲明：這是我推斷出來的，因為第96頁上只是亞里士多德實踐概念的後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頁上了），共計9頁。這就是說，僅僅根據對《歷史與實踐》10頁文字的調查，我已經確證張汝倫教授至少抄襲了9頁、6750個漢字（以每頁750個計）。據此事實，我斷定：張汝倫教授的《歷史與實踐》具有抄襲性質，是一部偽書。而且我斷定：這種把《詞典》條目正文連同注釋不加修飾地照抄下來的做法，決非出於無意和疏忽，而是一種蓄意的剽竊行為。
對於這個事實的鑒定工作，我建議可以由國內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同行組成專家小組來完成。根據我新近了解到的情況，北京大學圖書館就有這套德文版的《哲學歷史詞典》，因此完全有條件在國內進行這項鑒定。而對於我基於這個事實所做的斷定，我想請讀者諸君來評論。因為，學術乃天下公器，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