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汪暉何許人也

㈠ 汪輝的介紹

汪暉，江蘇揚州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㈡ 汪暉事件的汪暉接受采訪

汪暉在2010年7月底，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就此事的采訪。這也是他在三月表示「希望學術界自己澄清」簡短表態後，對此事件再次表態。
在采訪中，他表示：該期《文藝研究》出版前他已獲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發表。他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託人找《文藝研究》主編要求看文章並同時作出回應，遭到了拒絕。《文藝研究》面市後，《南方周末》與《京華時報》針對抄襲事件的報道幾乎在同一時間見報了。此後，「抄襲門」迅速上升為輿論熱點，報道在大量網站上被轉引轉貼，多家平面媒體跟進報道。在第一時間內，輿論界就出現「挺汪」與「倒汪」兩種聲音的對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錢理群、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表示對「抄襲說」的質疑，他們基本都認為《反抗絕望》被指出的多數為引文不規范的技術問題，與具有道德內涵的剽竊、抄襲是不同概念。學者鍾彪與三聯書店學術編輯部主任舒煒則發表了兩篇反駁王彬彬的分析長文。
另一方面，北大哲學社會科學教授、也是當年《反抗絕望》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的嚴家炎則對《中國青年報》說，王彬彬對汪暉的批評「有點誇張」，但「覺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來的文字，看上去確有根據」，對汪暉而言是「硬傷」。他認為，雖然事過20年，討論這類問題對於純潔中國學風有好處與必要性。
談到此，汪暉強調：《南方周末》在2010年3月25日與2010年4月8日兩次大版面地報道「抄襲門」，過程中全沒有聯系他。舒煒的8000多字長文最初投遞給《南方周末》，卻被告知最早兩周後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刪節。舒煒最後將稿件轉投《北京青年報》，於2010年4月3日刊出。
2010年4月13日，《南方周末》編輯劉小磊電郵汪暉，表示「王彬彬文章確有不夠穩妥之處，想聽聽他的意見」。但汪暉認為，如果明知王彬彬文章有問題，媒體就應該為之前的嚴重指控，包括編者按語和小標題公開道歉。
在汪暉准備回復的同時，2010年4月14日，他被告知劉小磊群發郵件附清華大學公示獲政府特殊津貼名單，情勢看來是向清華大學施壓質疑汪暉入列，汪暉對該媒體的公正性與動機產生了強烈懷疑，他沒有回應劉小磊，這也成為在抄襲爭議中《南方周末》與他的唯一一次聯系。
受訪時，汪暉總結他這一階段的回應方式：「作為學者，我反對學術不端行為，也倡導學者應該遵循基本的學術規范。因此作為當事人，在面對學術批評和指控的時候，最坦盪的態度就是平心面對學術界的評判。學術共同體的判斷是最終的，個人辯解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如果有錯就得承認，如果舉報不實，學術界也會有公論。」
他提出，鍾彪、舒煒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但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他又補充說，3月下旬，《中國青年報》記者寫信要求采訪，他建議該報暫緩報道，表示願意在回國後與該報記者逐一核對原文，做出全面的回應，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和混亂，但媒體不願意等待。汪暉在2010年4月11日回國後，將有關資料交給有關方面進行核查。他認為只有通過對相關規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細致的查證，才能說明問題。
汪暉回答《聯合早報》記者：「我從不拒絕真正的學術批判！」 問：您自己如何回應關於「抄襲」的批評？為什麼至今不公開回應？
答：關於對我的所謂「抄襲」的批評，將會有專門的調查報告出來。要說明這個問題，首先是要認定抄襲的標准，其次是要認定抄襲的事實；前者需要研究相關的規章、法律，後者需要以文本為據，詳細比對和研究各條指控。很不幸，雖然媒體就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累積了數十萬字，但在抄襲標准和事實認定方面的討論卻很少見。坦白地說，我在閱讀了王彬彬文章後，的確感到很驚訝。根據研究，王文對於《反抗絕望》的指控共計十條，其中六條原著提供了注釋，但他忽略或掩蓋這些注釋，或者將所謂參見式注釋曲解為抄襲。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發現。有兩處原著提供注釋，但重版時由於編輯分段，而將原注釋與分段後的引文脫節，但注釋仍然存在，屬於技術性的失誤。另外的例子則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來指控，有很強的隨意性。我對《文藝研究》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意見是：在發表這類文章時為什麼在發表之前不與當事人核實，在發表之後又以各種方式拖延發表不同意見？
《反抗絕望》是1988年的著作，就像許多著作一樣，存在一些缺點、疏漏，有些是當時的學術和出版慣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訂和寫作中的問題，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糾正；重版過程中，由於校訂不細，還造成了一些新的問題，如前面提及的由於分段而造成的脫注現象。如果就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和批評，我不但願意接受，而且一定持歡迎態度，並在再版時吸納這些意見。但這些疏失與抄襲、剽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用莫須有的定義對早期作品進行攻擊和構陷，就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了。我至今沒有看到對於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等行為的嚴肅批評——如果一個社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將會對公民權利造成很大傷害。這類問題在媒體中很難說明，應該由學術共同體來澄清，作者個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由於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從當時的學術規范出發研究相關的例證，才能全面客觀地說明問題。
4月回國後，我將相關資料交給專門研究和處理著作權問題的法律機構進行研究。相比於在媒體中炒作，我覺得只有對相關法律、規章進行研究，對具體指控進行核實，才能有助於澄清問題。
問：您如何看待學術規范問題？
答：學術規范問題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也有其復雜性，離開歷史的脈絡和學科格局的發展，按照2010年的規范對以往的論著加以判斷往往會造成很大問題。以注釋的體例而言，不同的領域與時期有不同的學術慣例，引注的嚴格性方面也會有所不同。此外，還有歷史條件的約束和一些出版慣例。八十年代當然是有學術規范的，但由於時代氛圍不同，整個學術風格與今天不一樣。這只要拿當時的一些代表性著作與今天的著作做個對比就很容易了解。中國對學術規范問題的討論始於20年前《學人》叢刊創刊之際。我是這場討論的親歷者和推動者之一。在倡導學術史和學術規范的過程中，我和我周圍的朋友們曾對我們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學術方式做過深入的自我批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不拒絕批判和自我批判——但這個批判應該是真正的學術批判，也應該是從歷史的觀點展開的學術批評。
問：您對這次爭論的評價？
答：在21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大轉變中，有爭論是好事情，但如果為了達到打倒論敵而採取捏造證據、向國內或國外大規模寄送匿名信等方式，這樣的爭論就會走向反面。如果媒體以學術規范的名義展開批評，那麼至少自己也應該遵守基本規范；如果媒體工作者一面發表單方面的觀點，另一面又參與組織針對某個作者的社會動員，你就很難信任這樣的媒體。林毓生先生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實的例證作為指控的根據，就不合乎規范。他對我的思想觀點展開批評，我也很歡迎，但他既沒有引證，也沒有上下文的關聯，近於無的放矢。以這種方式在大眾傳媒中發言除了起到「動員」作用外，很難引起有意義的爭論。
2010年8月2日，汪暉向王彬彬發出律師函，要求「停止失實指責並書面道歉」。

㈢ 汪暉的人物簡介

職稱職務: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本情況：葯理學系主任，兼國家中醫葯管理版局武漢大權學中葯葯理三級實驗室主任、武漢大學食品與葯品評價研錨點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葯物靶標與新葯研發、外源物發育毒理
獲獎情況
1.教學成果「基礎醫學本科探索性實驗教學模式的構建與實踐」，2009年獲湖北省教學成果二等獎，為第一完成人。
2.科研成果「新型肝臟損傷早期標志物α-GST的確證及應用」，2011年通過湖北省科技廳主持的成果鑒定, 達國際先進水平；2012年獲湖北省科技進步三等獎，為第一完成人。
社會兼職情況
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第十二、十三屆葯物葯理學學科評審組成員；
2.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化妝品審評專家；
3.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葯品審評專家；
4.武漢葯理學會理事長。

㈣ 汪暉的個人簡介

連境內自由派代表南都都承認汪暉時期的《讀書》是中國各種思想交流的平台，但在2007年意外遭到解職。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5）等。
汪暉的四卷本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卷帙浩繁，內容十分復雜。首卷圍繞「理」與「物」的關系這一中心命題，探討了宋明儒學的「天理」主題；次卷轉向「帝國/國家」問題，先證明它們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國時使用的主導性的現代二元對立概念，再論證它們對理解清朝和民國的國家特性來說，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對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進行分析，並揭示出，在將舊的「天理」世界觀重塑為「公理」世界觀的時候，他們既納入了西方式的科學公理觀念，又保持了傳統的對「天理」中的「理」的倫理—政治的關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討論了現代「科學話語共同體」如何興起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核心主題。四卷洋洋灑灑至一六○八頁，僅「導言」一章，即長至百餘頁。 （黃宗智：探尋中國的現代性）
編有《文化與公共性》、《發展的幻象》等多種著作，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等。

㈤ 清華首批18位文科資深教授出爐具體什麼情況

清華大學1月21日舉行了首批文科資深教授證書頒發儀式，18位教授獲此殊榮，清華大學校長邱勇院士向18人頒發了證書。文科資深教授是清華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設立的最高學術榮譽稱號，採取提名推薦制，每兩年評選一次。建立文科資深教授制度是清華推動文科發展的重大舉措。

清華此舉被業內解讀為是「發力文科」，據了解，2017年7月，清華大學文科建設「雙高」計劃發布實施，明確提出建立文科資深教授制度。作為教師隊伍人事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舉措，清華大學希望通過建立文科資深教授制度，能夠更好地建立起傳承學術、弘揚傳統、激勵後學、倡導創新的人才體系和發展機制。

另據了解，首批18位文科資深教授都是相關領域的領軍人物，有不少曾進中南海為政治局講過課。比如新中國第一位哲學博士陳來教授就在2015年12月底為中央政治局講課。薛瀾教授曾於2003年及2011年先後兩次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

㈥ 汪暉的爭議

2010年3月10日《文藝研究》刊發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長篇論文《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被指稱《反抗絕望》一書存在多處抄襲。《文藝研究》拒絕同時發表汪暉回應文章，後又違反一般學術批評發表慣例，在媒體《京華時報》《南方周末》刊載全文，引發關注和討論。
多名專家對此回應，稱「抄襲說」難成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等多名魯迅研究專家，曾就《反抗絕望》是否構成抄襲、汪暉是否梁（啟超）魯（迅）不辨、王彬彬的動機等問題接受了記者采訪。錢理群、孫郁、趙京華等人均表示，該書確實存在引文不夠規范等「技術層面的問題」，但要說汪暉惡意剽竊恐難成立。此後，有舒煒、鍾彪、魏行文章分析王彬彬文章論證的問題。王彬彬此前曾發文辱罵王蒙與清華大學中文系另一教授藍棣之，因此有人對王彬彬的動機提出質疑，「派系之爭」、「罵名人以揚名」之說均被提及。7月初，相繼有兩封執不同態度的公開信發布。一封為國內外一些學者要求清華和社科院成立調查委員會處理此事，另一封則是很多國外學者收到攻擊汪暉的匿名信，因此公開回應，致信清華校長，譴責主流媒體干涉學術自由。
批評王彬彬者多認為，汪著為八十年代學術規范未成型時的產物，應屬「引文不規范」，此為技術層面的問題，而「王彬彬式」的學術舉報與學術批評「別有用心」，利用媒體暴力抹黑學者，對學術發展百害而無益；另一些人則呼籲：學術抄襲、學術剽竊問題必須直面，有問題者必須嚴懲不貸，應盡快建立中立的學術委員會調查此次事件。
汪暉教授繼2010年3月底做出「希望學術界自己澄清」簡短表態後，接受《聯合早報》采訪，對抄襲指控作出直接回應。他指出，已有文章「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但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王文對於《反抗絕望》的指控共計十條，其中六條原著提供了注釋，但他忽略或掩蓋這些注釋，或者將所謂參見式注釋曲解為抄襲。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發現。有兩處原著提供注釋，但重版時由於編輯分段，而將原注釋與分段後的引文脫節，但注釋仍然存在，屬於技術性的失誤。另外的例子則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來指控，有很強的隨意性。」

㈦ 汪輝的人物生涯

1966年入揚州市西門街小學，1971年入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1976年初高中畢業。1976至1977年間，先後當過一年半的臨時工和徒工。1978年錄取為揚州師院中文系77級本科生。1981年本科畢業，1982年考取本校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85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從唐弢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於1988年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隨即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91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學人》叢刊，1996年起擔任《讀書》雜志主編，後因「長江讀書獎」身兼裁判和運動員獲獎引發質疑和「哈貝馬斯來華訪問筆記事件」於2007年被撤職。 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5）等。編有《文化與公共性》、《發展的幻象》等多種著作，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等。
「汪暉的四卷本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卷帙浩繁，內容十分復雜。首卷圍繞「理」與「物」的關系這一中心命題，探討了宋明儒學的「天理」主題；次卷轉向「帝國/國家」問題，先證明它們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國時使用的主導性的現代二元對立概念，再論證它們對理解清朝和民國的國家特性來說，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對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進行分析，並揭示出，在將舊的「天理」世界觀重塑為「公理」世界觀的時候，他們既納入了西方式的科學公理觀念，又保持了傳統的對「天理」中的「理」的倫理—政治的關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討論了現代「科學話語共同體」如何興起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核心主題。四卷洋洋灑灑至一六○八頁，僅「導言」一章，即長至百餘頁。「（黃宗智：探尋中國的現代性）
3月10日《文藝研究》刊發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長篇論文《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被指稱《反抗絕望》一書存在多處抄襲，多名專家對此已有回應，稱「抄襲說」難成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等多名魯迅研究專家，就《反抗絕望》是否構成抄襲、汪暉是否梁(啟超)魯(迅)不辨、王彬彬的動機等問題接受了記者的采訪。三名專家均表示，該書確實存在引文不夠規范等「技術層面的問題」，但要說汪暉惡意剽竊恐難成立。王彬彬此前曾發文辱罵王蒙與清華大學中文系另一教授藍棣之，因此有人對王彬彬的動機提出質疑，「派系之爭」、「罵名人以揚名」之說均被提及。 （鳳凰網文化綜合）

㈧ 需要汪暉的簡介

汪暉簡介：
江蘇揚州人，1966年入揚州市西門街小學，1971年入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年初高中畢業。1976至1977年間，先後當過一年半的臨時工和徒工。1978年錄取為揚州師院中文系77級本科生。1981年本科畢業，1982年考取本校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85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從唐弢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於1988年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隨即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91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學人》叢刊，1996年起擔任《讀書》雜志主編，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兩卷本，即出）等。編有《文化與公共性》、《發展的幻象》等。多種著作、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等。

采訪汪暉先生是一次有意思的經歷。因為在關注77、78級的視角上他與別人不太一樣，所以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他給出的答案也跟別人不一樣。開始我們還試圖扭轉他的思路，但很快發現自己是徒勞的，在他斯文有禮的外形下有很倔強執拗的個性。索性就跟著他的思路走好了。也沒什麼不好，不同的關注角度，不同的思路也許正說明了汪暉身上特有的東西。
這種"不同"很可能與他來自一個南方城市的一所師范學院有很大關系。雖然他後來考取了研究生、博士，但他的很多同學至今在農村、縣里的中學教書。汪暉一再強調，是後來環境的不同造成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的很多同學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現在雖然他們在很不同的環境中，但大家都成為業務骨幹，為培養當地的大學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汪暉對他們的贊美是發自內心的，以至於他總是不自覺地重復他同學們的"聰明"和"了不起"，在整理他的采訪內容時我們不得不把重復的地方一再刪掉。
其實我們發現汪暉先生是一個很理想化的人，所以他才對中國的底層群眾投以那麼大的關注。但我們想，他也應該是一個矛盾的人，畢竟他也贊同"人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所以在談及自己的理想時，他說自己真正希望的是過一種四處漂游，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找到一處安安靜靜的地方念書，不需要很好的條件，只要可以隨意地看書，自由地思考。
問：在我們的采訪對象中，談及上大學前的經歷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應屆生，一種是上大學前有過工作或者上山下鄉經歷。不知道您是屬於哪一種？
答：我上大學前是工人。17歲的時候我從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畢業，沒有下鄉，因為年齡比較小，不能正式分配工作，先後在兩個工廠做臨時工。第一個是一家制罐廠，我在那兒做絞肉工。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肉從冷庫拉到車間，然後用大臉盆把肉放到絞肉機里攪拌，比較辛苦，蠻消耗體力的。我幹了有半年多，就換到另一個工廠揚州毛紡廠，在擋車車間做打包工。做了大半年後，也到年齡了，就被正式分配到揚州市無線電一廠。我進廠的時候就已經聽說要恢復高考了。所以在那兒工作的幾個月，實際上是一邊工作，一邊等待考試。
問：後來您考取的是哪一所大學？
答：我考取的是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雖然中國十年沒有高考，但我們自己其實都在讀許多書，對文學有很大的興趣。當時大家對高考有說不清的感覺。父母希望我參加考試，當時許多人也在准備。我那個時候年紀小，覺得即使是下鄉也挺好的，考大學就是換一個環境，並沒太大感覺。其實在工廠也很愉快。
問：參加高考時給您比較深的記憶是什麼？
答：高考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當年我有兩個很深的印象：
一個印象是，我們"文革"十年都是在中小學度過的，非常自由，不像現在有那麼多競爭，要那麼拚命地復習考試。當時的課內知識是不夠的，所以每個學期我們都要學工、學農。在這個過程中，小孩子們是一種很友善、平等的關系，當然也會有很多其他問題，打群架了，鬧事了，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似的，但都很平等。後來到了工廠大家也是一樣的。高考給我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大家突然面臨非常激烈的競爭：就是十年的畢業生同時競爭一年的大學生名額，而第一年全國招考的大學生是非常少的。這個競爭第一次讓我們意識到同伴之間的差別。大家原來都是一樣的同學，在一起玩，忽然通過考試人就分開了，命運也不太一樣了。周圍的人對你的看法也變了，你是大學生，他不是大學生，或者他是重點大學的大學生。現在當然差別也大，但那個時候好像顯得更厲害。所以這個是我面臨的第一次競爭和分化，是涉及到孩子之間友誼的一個考驗。這個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
第二個印象，就是報文理科。我母親是文科的大學老師，文革時，文科當然受的破壞是最大的，文科老師受的批判也最多，文科帶出來的問題都是很嚴重的。包括我父母當時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所以我父母堅決反對我學文科，絕不允許我報文科。在父母堅決反對的情況下，我就開始復習理科。但到了報名的時候，別人到我家送報名表，正巧父母不在家，我就自作主張填了中文。可是當時我還從來沒復習過文科。所以考試我的總分並不高，只有語文高一些。
問：為什麼那麼喜歡學文科，甚至不顧父母的想法自作主張地填中文系？
答：因為我喜歡啊，從小就一直讀這些書。雖然父母反對，但還是從小受到他們的影響，家裡也有很多藏書。
問：上大學前想沒想過將來要做什麼？
答：我們的少年時代是在文革中度過的，那個時候和現在不太一樣的一點是，未來是特別不確定的。一方面你知道你可能會下放，會去工廠；但另一方面，其實特別不確定，你不太知道你以後會做什麼。現在年輕人會想，我要到一個外企去工作，我要拿多少工資，考試的時候就在設計整個一生的未來。但我那個時候沒有。這與現在的人真的不一樣，可能不光是我，而是一代人的經驗。
問：念大學時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答：那個時候的同學都非常用功，以1977年為背景產生出來的這一代人，我覺得是空前絕後地用功，那麼用功非常少見。等到79級、80級以後，情況就發生明顯變化。雖然那個時候念書的條件好了很多，但念書的熱情好像不那麼高了。可能是因為這十年有人做了知青，有人作了工人，覺得耽擱了；而且77、78年是中國社會非常特殊的思想解放時期，在那樣的條件下，大家都極為熱情地讀書。
當時大家都超時讀書，很早起來背書，很晚才休息。學校後來覺得這樣不行，規定11點所有教室燈都要關掉，而且宿舍的燈泡度數也很低，只能一般照明。為這個我還捲入到與學校的沖突，因為我們把宿舍的燈泡換了個度數大的。但即使關燈以後，還有很多同學想方設法念書，所以晚上11點以後你到教室會發現裡面都點著蠟燭。那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
問：在大學中收獲最大的是什麼？
答：首先是學到了很多知識， 77、78級幾乎是中國恢復高考後中惟一有幸得到老一代學者教育的大學生，這個情況在79級以後就很少了。我記得很多文革時靠邊或者被打倒的老專家、老權威，在1977年以後還有那麼一段短暫的時間走上講台。我所在揚州師范學院是個小學校，但中文系當時非常強，很多老師在其工作的領域里與全國任何一個學校比，都是領先的。很多全國著名的老教授，當時都給我們上本科的課程。我們受過這一代老師的教育，與後來的大學生有一點點不一樣。說不清楚具體不同的是什麼，可能在看待文學、歷史方面和他們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這個不是用語言能說清楚的。
第二個收獲最大，就是確立了自己的興趣。中學的時候沒想過將來要怎麼樣，就是想做點事。念大學時形成了興趣和對未來的想法，並開始考慮通過什麼方式來實現。比如說，我就決定自己需要考研究生。
問：談到這一批大學生，很多人評價他們是非常幸運的一代，有非常好的歷史機遇，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答：你說的機遇我很難說清楚。因為77、78屆學生的分配與所在的學校有很大關系。比如你畢業於南京大學，那麼大學和省政府機關等地方有很多好單位等著你。我在揚州師范學院的大部分學生畢業後還是去做中學老師。這一點與今天大學生不同，今天的大學生不是定向的。我們那個時候大學生畢業分配基本上還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回到你的老家去重新分配，甚至哪個中學都是決定了的。我現在很難評判這個好還是不好。今天的大學生自主性很大，但今天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多，而且已經積累了這么多年，擇業也是非常困難的。
當年從不好的方面講，就是個人缺少選擇職業的自由，將來到哪去由不得你。我當年是考上研究生了，雖然當時大學也表示要留我在學校教書，但我已經做好思想准備到一個中學去。
現在我的很多大學同學都是農村、縣里、城裡中學教書的骨幹，而且有些還榮獲了各種各樣的榮譽。當然也有當校長的，但大部分都是在中學里。尤其我回老家的時候，還是蠻感慨。他們長期做這樣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貢獻非常大。現在農村的中學培養了很多大學生，這與他們的勞動是完全不能分開的。但今天的大學生基本上就不願意再回那裡做老師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很多農村民辦老師工資無著落，農村嚴重缺師資，這個得問問我們的社會，用什麼樣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國家硬性安排是有問題的，因為你限制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國家要用什麼樣的政策，鼓勵大家去那些地方，否則這個社會一定是越來越分化的。
考取大學對我們這些人確實是個機遇，但從另一方面看，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機遇。我在這件事的認識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現在就業的多樣性很讓人羨慕，但另一方面，對那一代人來講，有了一個學習的機遇，畢竟受了這樣系統的訓練後，他們才能做很多事情。
問：您談的這些對我們有一些新的啟發，在此之前我們並沒有接觸過這樣的話題。
答：可能因為你們采訪的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人，都是出名的人。而我是從一個非省會城市大學畢業的人，我比較了解這一點。我到過中國很多名牌大學，在國外還呆過好多年。
雖然我在學術的道路上可能走得遠一點，但我從來沒有覺得我大學同學們的智慧就比別人差，從來沒有。對於我的這些同學，有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這些人是非常聰明而且非常用功的，後來他們的職業發生分化只是因為大學後所處的環境不同。有的人做了一輩子中學老師，有的人考了研究生，有的人有了別的機遇，做了各種各樣的事。後來很多人出了名，做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但這個跟他們個人的智力沒什麼關系。他們中有的確有非常非常優秀的人物。
雖然揚州師范學院的基礎教育非常扎實，但到了第四年基本就是教你怎麼去做一個中學教師，而不是教你如何去做研究。它的教育方向就是這樣的，而且我的同學年紀也比較大，他們考慮問題相對實際一些。尤其那個年代年齡偏大的人外語相對差一些，而考研究生外語是先決條件。其實有的人非常有能力，可是他英語不行，不能考研究生，喪失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然而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得很好，我覺得這個社會分工就是這樣的。77級的各個同學，基本上都是學校教學的骨幹，或者是校長或者主任。有幾個同學，印象中被評了很多獎，據說是非常優秀的獎勵。我不太懂中學老師的評級，反正被認為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師。我覺得他們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人。
問：您認為是什麼造成了這種分化？
答：就是考試嘛！因為分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大學的等級制度。即使上了大學，還有大學的等級，名牌大學和地方大學差別是非常大的，分配取向也是非常大的。像我念大學的時候南京大學是全國性分配，而且省級機關、很多大機構都向它開放。而我們學校就不一樣了。中國大學的分級制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化根據，你進什麼大學實際上對你的未來起極大的作用。當然再後來的一個改變就是考研究生，你考到什麼地方，獲得的資源和地位是不一樣的。我到北京念書時的機遇跟我在揚州時完全不同。這個就是中國教育體系裡面的等級。這個在西方也是一樣的，哈佛大學的學生跟一個地方學校的學生機遇是不一樣的。當然他們的流動性可能比我們好一些，我們現在也比過去好一些。雖然大學名牌與非名牌還是不一樣，但就業是自由的。我們那個時候是國家分配，國家只給你這樣的編制和名額，你不要想跳出這里到別處，你不可能自由去申報另外的單位，不管你有大多能耐，沒有用的。這是當時規定的。我所說的三六九等的問題並不僅僅是現在才分化的，只是分化的方式是不一樣的。當時是用國家強行規定的辦法，讓這些人到這些農村、縣里的中學去。中國社會應該讓不同的區域通過教育體制獲得公平利益，而不能讓好的地方越來越好，壞的地方越來越壞，最後壞的地方大量出現農民孩子失學的問題，因為整個教育水平低，沒有好的老師，學校辦不好，孩子上學也考不取大學。一代一代就變成這樣惡性循環。
人先天的差別有多大？我認為沒多大。即使有影響也是很小的。之所以造成分化都是因為後天條件造成的。我的社會理想就是讓這些人有更公平的機會，這是一個社會應該更努力做到的。
問：接下來我們談談《讀書》雜志。現在很多學術類的雜志生存困境很大，《讀書》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答：《讀書》沒有生存困境，平均每期發行十多萬，在經濟上完全自負盈虧，而且每年還上交三聯書店很多利潤。《讀書》應該是知識界比較成功的一份刊物。
問：一般來講都說"曲高和寡"，《讀書》是如何作到不僅品位高，而且廣泛受到讀者歡迎？
答：第一，雖然《讀書》是有很多學術內容的刊物，但給我們寫作的這些學者和知識分子並不是像給學報寫論文的那種寫法，所以《讀書》還是有很多好看的文章，還是很多人都願意看。第二，我們追求的是讓《讀書》成為一個社會公共論壇，這樣一個論壇不斷地觸及當代人們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問題、危機、矛盾以及我們未來的前景。這樣的討論一展開，就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當然，我們主要是從"讀書"的角度提出這些問題，但只要你觸及這些問題了，自然就有很多人會關心、會看。另一點是《讀書》堅持多樣性。《讀書》當然有自己的標准和取向，但裡面能容納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問題，所以它有一定的廣泛性。《讀書》的作者群落是好幾個輩分的人，包括費孝通、清華大學去年去世的著名水利學家黃萬里先生，都是快100歲的人；中年一代給我們寫文章的也很多，像王蒙。再往下的像王安億、葛兆光、陳平原等等。現在又有更年輕的。海外的留學生，甚至西方的學者、亞洲地區的學者都給我們寫稿子。所以《讀書》的知識資源比較豐富，別的雜志想得到這樣的資源就比較難。
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有非常廣泛的讀者群，他們有很好的讀書習慣。《讀書》的讀者完全分布在不同的社會階層。
問：每一本雜志都有自己的定位，《讀書》的定位是什麼？
答：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文化評論。書有"大書"、"小書"、"書里"、"書外"，不光是讀書本，也包括讀社會這本"大書"。所以形成的是一個公共論壇，揭示社會的一些問題，引發思考。當然最重要的一點，至少是我做主編的時候，我確定它基本不是一個振臂一呼的雜志，也就是所謂喊口號的雜志，它的基本目的是讓人思考。它發表很多大家的思考在裡面，讓讀者也參與到這種思考和討論當中來。比如說大家經常說WTO帶來的機遇、挑戰等等，但《讀書》想到的是WTO本身存在的問題，《讀書》雜志的聲音和一般媒體的聲音是不一樣的。在大家一般肯定的時候，我們會想到這其中的很多其他問題。這些文章組織在一起，就推動人們對我們所處世界的處境的思考，這個我想是《讀書》的一個方向吧！
問：但現在有一部分讀者反映，《讀書》似乎越來越專門化了，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普及作用。
答：有一些文章是專門化的，這個就涉及到一個問題，《讀書》一定程度上也有與大眾趣味之間的……怎麼說，一種互動吧。假定我們社會的閱讀都變成了大眾口味，稍微難一點我們就不肯去看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會讓我們喪失反思能力。今天你在大街上走一圈，會發現娛樂性的刊物有無數種，多一種少一種都無所謂。《讀書》堅持有一定的挑戰性，包括知識上的挑戰性是必要的。當然不是說難懂就是好的，不是這個意思。但我覺得《讀書》不能完全變成大眾刊物，如果是那樣，這個社會也挺悲哀的。就像現在香港、日本很多地方，他們只看連環畫，連文字都不看了。在日本的地鐵里都是賣連環畫的，文字很少。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的社會不是什麼好事情，這樣對待知識和思想問題，說明這個社會有很大危機。
我們的社會已經有很大危機，比如缺少反思能力，總是跟著潮流走，《讀書》不太願意這樣。我寧願做出一定的犧牲，也要保留它這一部分。我們盡量要作到好看，但不能說完全討好大眾口味。我知道在這樣一個時代，大家都喜歡輕松，所以已經很少有同類的刊物願意再做與《讀書》同樣的事情。但《讀書》在這件事上不能放棄。《讀書》發表一些難懂一點的文章，是因為背後都是有問題存在。如果整個社會變成除了搞笑沒有別的，蠻可悲的。我不是反對人家做這個，因為社會也需要這個，但如果一個社會連一份兩份嚴肅一些的刊物都不能容納的話，我覺得不僅是這個刊物的悲哀，也是這個社會的悲哀。
問：現在是一個商業化的社會，《讀書》又是一份自負盈虧的雜志，但你們似乎很少做自我宣傳，為什麼？
答：我們自己的確是很少做宣傳。很多朋友也說，《讀書》也應該多做一點宣傳，也許將來會做的。但《讀書》的方式就是這樣的，已經形成一個傳統，就是讓大家自由來去。這是一個樸素、低調的方式。
我剛才說了，《讀書》不是一個振臂一揮的地方，大家討論的問題很尖銳，但不是故意說一些刺激人的話，讓大家騷動一下。我不欣賞這種方式。《讀書》觸及的問題本身都是特別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做的就是讓一些人認真的思考和想像這些事情的重要性。
刊物嘛，做宣傳當然也是重要的，但有的時候你也得相信讀者。文化產品，《讀書》也好，一個人寫作的論文也好，一個人的研究著作也好，一本小說也好，最終的判斷掌握在讀者手中。你說廣告重要嗎？廣告是重要的，但讀者的判斷是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學術不同於一般的商品，不同於空調、酒，這是不一樣的。不是說我反對廣告，我不反對，而且《讀書》這方面應該說做得不夠……只是我覺得，有時候這也是一種姿態，因為實在不喜歡變成商品。
問：《讀書》上的廣告多嗎？
答：很少。只有一些書的廣告，我們不登別的廣告，除了出版社宣傳圖書的插頁廣告。
問：如果有廠家要求做廣告，你們登不登？
答：基本上沒有做過這些東西，而且我覺得，突然有一個廣告發在《讀書》上，熟悉《讀書》的讀者會很不習慣。我現在很難確定，但基本方針是不登。
當然《讀書》是要生存的，在生存和廣告之間做抉擇的時候也許我們會妥協，這個不是不可能。但問題是現在我們沒有生存的壓力。
而且我覺得《讀書》是為大家服務的。也許因為我不是商人，也不是三聯書店的人，只是應他們的邀請做主編。對我來講，我們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帶有義務的性質，我沒想過要用它賺錢，我想的是要讓它為大家服務。這是真實的一個狀況。但坦白地講，現在我們的編輯待遇很不好，我們會盡量改善編輯工作條件，但這個改變不是把《讀書》變成賣的商品，如果這樣的話，《讀書》也就不是《讀書》了。
問：您自己是如何讀書？
答：我讀的書是跟自己研究有關的，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樣，最近幾年主要在讀17、18世紀的一些史料。當然我也讀一些新的研究書。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讀書，只要沒什麼特殊的事情，就從早上讀到晚上。
問：您覺得這些年來，您的內心世界與外部的大環境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
答：首先沒有一個人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時代，社會的變化對我們這些人從生活到職業都有很大的影響。第二，有影響不等於你完全要順著時代的潮流，你有順應，有適應，也有反抗，有協調，有各種各樣的過程，無非就是這樣。
你在這個社會生活，你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你總是要跟著社會在很多方面發生變化。但每個人畢竟已經有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生活態度，所以不可能說我什麼都適應，什麼都贊成。一個知識分子更是這樣。對我來講，我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因為外部環境有什麼變化。但改革開放以後，我能夠做學術研究，發表文章，在國外教書，這個在過去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社會變化的一方面吧。但不等於說，這個社會所有的價值我都要接受，不是這樣。
補充采訪：
1. 對您來說，20年來幾個比較關鍵的轉折點是什麼？您覺得在一生最重要的幾個選擇關頭，您把握得如何？您把握的標準是什麼？
人的一生都在選擇。我自己還沒有來得及總結我的一生，這個問題我得以後再回答了。
2. 為什麼要離開社科院的工作到《讀書》來？在《讀書》工作過程中，遇到過動搖的情況嗎？您是怎麼解決的？
我在《讀書》只是兼職，並沒有離開我的研究工作。我來《讀書》純屬偶然，因為三聯書店的董秀玉總編輯邀請我來，我不能推辭。我本來沒有長期做編輯工作的打算，也許因為不斷地面臨挑戰，所以反而留下了。我從來沒有因為遇到困難而動搖，動搖總是因為內心感到懷疑才會發生。
【名師訪談】訪我校學術新人獎獲得者汪暉教授
●新聞中心記者 冷凝
「一個人一生能做出來的東西其實很有限，我希望盡我有限的能力做得好一點。」我校2003年學術新人獎獲得者、人文學院教授汪暉如是說。
「人文研究課題一般都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大量閱讀、研究和思考，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要靠積累，靠傳統，不能急功近利。人文學術成果的意義有時候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呈現出來。影響很大的作品未必都是價值很大的成果。」一直就行走在這條路上的汪暉對「路況」感觸頗深，他的即將由三聯書店出版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寫作過程歷時十三年。
汪暉是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生，他是在魯迅的學生唐弢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在人文研究領域已經耕耘20多載，來清華大學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且研究成果頗豐。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研究魯迅的，後擴展到思想史方面。他撰寫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吶喊〉〈彷徨〉研究》一書是新時期魯迅研究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在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界被公認為新時期魯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先後在大陸和台灣出版了三個版本。一些魯迅研究學者將該書視為改變魯迅研究範式的重要著作。他完成的《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使用》、《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戰》、《嚴復的三個世界》、《科學話語共同體與新文化運動的起源》、《章太炎與近代中國思想中的個人觀念》等論文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好評，其中若干論文已經分別被翻譯為英文、日語、韓語。他撰寫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等長篇論文先後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義大利文、阿拉伯文，在《社會文本》(美國)、《世界》（日本）、《創作與批評》（韓國）、《當代批評》（韓國）、《世界報外交雜志》（法國）、《宣言》（義大利）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
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過程中，隨著研究的深入，碰到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汪暉沒有在某一個層面停下來，因此該書的出版日期一次又一次推遲。「文科做到一定的程度，跨學科的性質會出來。如果要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就要花很多的精力，需要進行大量的閱讀和積累。」 「一個好的課題會讓你越來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13年中，出版過一些階段性成果，有歷史的，也有理論的，但都是為了解決這部著作中的一些問題而展開的。剛開始寫作時沒有想到會花這么長的時間。」
發現一個問題，找到一個解決方向，都會令汪暉興奮不已。「一個好的課題會讓你越來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13年中，出版過一些階段性成果，但都是為了解決這部著作中的一些問題而展開的。剛開始寫作時沒有想到會花這么長的時間。」 通過深入的研究，發展出既能回應當代世界的變化和問題，又植根於深厚的傳統之中的學問，進而形成自己的獨特的學術視野，這是汪暉立志努力的方向。

㈨ 清華大學汪暉教授帶博士生嗎

帶的，上過汪老師復的課，制有幾個他的博士作助教，所以肯定是帶博士生的。具體信息可以去人文學院官網查
http://www.rwxy.tsinghua.e.cn/publish/shss/1830/index.html

㈩ 汪暉的獲獎情況

2013年，10月20日，中國著名學者汪暉與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一起被授予2013年度「盧卡·帕西奧利獎」（Luca Pacioli Prize）。該獎主要授予運用跨學科方法做出創造性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與汪暉共同獲得帕西奧利獎的哈貝馬斯是德國著名哲學家。
這個獎主要授予運用跨學科方法做出創造性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在前兩屆，這個獎項分別授予了美國蓋提博物館(Getty G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of Los Angles)館長兼比薩師范大學(the Scuola Normale of Pisa)校長、著名藝術史和考古學家Salvatore Settis和歐洲央行行長、著名經濟學家Mario Draghi。2013年是該獎首次授予兩位非義大利裔學者，由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和汪暉分享。
汪暉還曾在1996年至2007年擔任《讀書》雜志主編，在其任內，《讀書》依然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雜志之一。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生於1929年6月，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歷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及德國馬普協會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長。1994年榮休。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在西方學術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013年10月20日，頒獎儀式將在威尼斯Ca』 Foscari大學的開學典禮上舉行。
註：帕西奧利(Luca Pacioli)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數學家，方濟各會修士，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好友，他在義大利各處的教學活動和編寫的教材大大影響了後來的數學教學和研究。他在著作中對復式記賬法的記載和研究被認為是會計學的開端，故被稱為「會計學之父」。
2013年8月，威尼斯大學亞洲及地中海非洲研究所所長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教授還撰寫文章，闡述汪暉教授的學術貢獻。其譯文被刊載於《中華讀書報》上，全文如下：
汪暉是著名學府清華大學的教授，他被視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極具挑戰性地、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對現代性問題的追問，並從亞洲視野——或更准確地說，從中國視野——觀察整個世界。
經過漫長的文學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旅程，他對傳統分析提出質疑，解構老一套的亞洲觀念，並提供了一種能夠超越歐洲及歐洲中心主義典型視角的敘述。當亞洲人談亞洲時，他們究竟在談什麼？雖然汪暉的作品主要論述中國，但他的反思拓展出更為廣闊的問題，試圖通過思想史的深刻分析，超克現代性的傳統模式。汪暉之所以將西方模式與另一種模式對立起來，是因為他想重建歷史並通過對歷史的反思，給今人提供掌握自己文化傳統的鑰匙。換句話說，他將歷史置於新的亞洲形象內，並探索其在當代世界中的角色。汪暉所主張的歷史觀體現了當代世界的文化對話，他用客觀知識和批評工具來證明它。他從一些著名的中國學者的分析入手，如嚴復（1854-1921）、梁啟超（1873-1929）以及章太炎（1868-1936）：這些學者研究西學的學說和方法，又都反對西方科學的霸權，支持人文文化（儒學、佛學與道學）。
就汪暉而言，我們不能太輕易把歐洲思想的典範應用於中國歷史，即使反過來說中國本地模式未必保證對中國歷史的正確、客觀的理解。這里可以舉一個例子：汪暉認為帝國與國家的二元論完全屬於西方思想，這種二元論將中國制度等同於帝國，將西方制度等同於民族國家。因此，他認為與其採用這些范疇不如藉助宋代(960-1279)儒學所用的詞彙，根據他的研究，近代「帝國」的范疇並非源自中國傳統的同一概念，晚清中國(1644-1911)從日本與西方才引進這個詞。中國傳統自古代以來離不開「天下」概念，即「what exists under Heaven」，或「全世界」。與「帝國」相比，「天下」觀念有不同的含義：它反映中國對於自己的角色的自我意識，這種角色缺乏一種與他者的碰撞關系。 「天下」概念不能被解釋為一種政治體系（「a political entity」）,相反，它體現了一系列與天地人有關的價值和理念，或總的來說，「天下」概念與中國宇宙觀有密切的關系。
汪暉承認儒學思想的價值，尤其宋代儒學：這一思想傳統不僅僅是一種學派，而且在漫長的歷史中，也給王朝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條件。在中國歷史的關鍵時刻，例如在漢代(公元前220 -221)統一過程中，或者在外來民族的統治下，如元朝和清朝，儒學經典——尤其今文經學——為保證王朝的合法性發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這些王朝不得不依賴中國傳統知識以確立自身的合法性，而漢族也未必屈服於這些民族的文化和風俗習慣。
汪暉在康有為的影響下提出「儒學普遍主義」：該思想的興起與中國對自己的世界地位和主權的自覺是同時出現的。汪暉也提出了「反現代的現代性」理論，並闡述了一系列中國現代學者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他們將以科學為主導力量的現代性與人文科學為主的現代性對立起來，（形成了近代知識的譜系）。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這一里宏偉巨制中，汪暉探索了時間觀這個根本問題，分析了「時勢」的定義，即古人對momentum（拉丁文：1.時期、時刻；2. 動力；運動）的意識以及他們適應時代變化的能力，例如，「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在十一世紀，程氏兄弟也說《易經》偉大的方法論乃是對時間的支配。汪暉恰好用「時勢」的觀念來再現——或者更准確地說，不要再現——他自己的現代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