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鄒衡教授

❶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名師名家

一個學科是否真正的強大，還有賴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專業自建立以來，就注重教師隊伍的培養，而今考古文博學院師資力量雄厚。50多年來，在考古專業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穩定的、老中青相結合的師資隊伍。其中，60歲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領頭人，均屬全國該研究方向的頂尖人物，他們分別擔任了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和理事長；由他們主編的教材多年來也一直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們帶出來的中青年教師，已逐漸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嶄露頭角，並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備，陣容之強大，在全國高校中是僅有的。考古文博學院的學科分布比較齊全，這種情況在國內也不多見。考古文博學院已開出各類課程100多門，在全國高校相關專業中是最多的，其中許多課程是國內首開的新課，具有開創性。一些教材亦為全國各高校相關專業所採用。
50多年來，考古文博學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學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已為國家培養了數千名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級專門人才，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建設了一支學有專長且梯次配備的教師隊伍，其中有較深造詣的、國內外相關領域有一定知名度的專家教授就有20多名。這些專家長期在中國考古的第一線，不僅對中國的考古學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貢獻，而且如今已經是桃李滿天下了。蘇秉琦、宿白、鄒衡、嚴文明、李伯謙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蘇秉琦先生所創建的學科理論推動了全國各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從1934年起，蘇秉琦先生在陝西省的渭河流域從事田野調查，並參加了寶雞斗雞台墓地的發掘。在他所著的《斗雞台溝東區墓葬》（1948）報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問題。1950年，他參加了河南輝縣戰國墓的發掘和《輝縣發掘報告》的編寫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陽中州路（西工段）沿線的發掘工作，這對認識洛陽地區的仰韶文化和商殷、兩周、漢唐各時期的物質文化面貌及其發展的階段性，是一項基礎性的有意義的工作。在《洛陽中州路(西工段)》（1959）報告的結語中，他運用地層學和類型學，對仰韶文化和商、周、漢、唐幾種不同文化遺存的分期和性質進行了理論性探索。其中對東周墓葬的分期研究，為建立中原地區東周墓葬的斷代標尺奠定了基礎。1957～1960年間，他先後主持了河北省邯鄲市澗溝和龜台龍山—商周遺址、陝西華縣泉護村遺址和元君廟墓地以及洛陽王灣遺址的發掘，這些工作對揭示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面貌及其類型劃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他發表的《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考古類型學的新課題》等學術論文，就一些考古學文化的淵源、特徵、發展途徑等問題作了嘗試性分析，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域分布的格局、系統等問題，提出了創見，並對此賦予研究方法的意義，在考古學界有廣泛影響[ ]。
宿白先生是我國歷史時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開創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學石窟寺遺跡的考古實習，對國內主要石窟都作過測繪或部分測繪、記錄和研究。1959年，還參加對西藏文物的調查。宿白先生運用類型學方法，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作過全面的分區分期研究，從而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制度的演變、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奠定了基礎。同時，他結合文獻記載，對這個時期城市遺址作了系統的研究。對當時都城格局的發展、演變提出了創見。宿白先生對宋元考古曾作過若干專題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書，成功地運用了文獻考據與考古實物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學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開創性地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跡。宿白先生的主要學術論著還有：《中國石窟寺研究》（專著）、《藏傳佛教考古》（專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專著）；《北魏洛陽城與北邙陵墓》、《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和內容》、《隋唐城址類型初探》等，這些都成為歷史時期考古的經典性著述。
鄒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稱，在國際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1952年，鄒衡先生大學畢業後考入考古專業攻讀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國第一位考古學研究生。50多年來，他一直從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對商周考古工作有開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實踐的基礎上，創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學的體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學界引起震動的學術觀點。如提出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鄭州商城即商湯毫都、先周文化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論點。他最早提出並論證了河南二里頭遺址1至4期均為夏文化，首次對殷墟進行了文化分期，發現了西周燕國與晉國的都城遺址，指導和參與過西周晉侯墓地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天馬——曲村1980—1989》等，並參與編寫了由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被學術界認為「在20世紀後半葉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嚴文明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專家。從1958年起長期從事考古教學與研究，並且與田野考古緊密地結合起來。教學方面，他先後開設了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考古學（上）、田野考古學、考古學導論和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等8門課程，絕大部分為首次開設。培養了數十名碩士、博士、博士後研究人員和外國留學生，曾獲北京市高校教學一等獎。田野考古方面，嚴文明先生主持或參與主持了河南洛陽王灣、鄧州八里崗、山東長島北庄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數十處考古發掘項目，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陶器和稻作農業遺存，揭示了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多種類型的聚落遺址，為復原中國史前和早期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較全面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與分區方案，對農業發生、聚落形態演變、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等主體文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比較完整的體系。對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學文化等基礎理論也有所充實和發展。先後發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遠古時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紀的考古學》（1997）、《史前考古論集》（1998）、《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2000）和《長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謙先生自1961年以來，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考古學課程，參與建立完善了中國考古學相關課程的教學體系，培養了30多位碩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李伯謙先生參加和主持過河南偃師二里頭、安陽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晉侯墓地、江西吳城、湖北盤龍城、青海柳灣等遺址的發掘。30多年來，圍繞教學開展科學研究，李伯謙先生累計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對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晉文化、燕文化及中國北方與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進行過深入研究。出版有專著《中國青銅器文化結構體系研究》，系統勾劃出了以夏商周文化為中心的中國青銅文化網路體系，探討了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進程。1995年，李伯謙先生提出考古學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廣泛應用。同年出任國家「九五」國家科技攻關重大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2000年又參與主持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重大課題「中國文明探源工程：華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發展研究」項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
他們不僅為中國的考古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滿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不但擁有老一輩學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師也已經在各個領域獨領風騷或嶄露頭角。目前，考古文博學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導師16人），副教授12人，講師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職教授2名。老一輩學者的學術傳統在他們身上得到真實的再現。他們通過教學和科研又在實現著中國考古學學脈的傳承。
長期堅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線的他們，涌現出不少感人事跡。劉緒、趙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盡管身體有恙，卻始終堅持在考古工地指導學生，不僅保障教學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且也屢有重大考古發現。劉緒教授自從1985年畢業留校任教以來負責田野考古實習的課程，累計野外工作時間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國都城考古發掘獲國家文物局優秀工地獎；1999年獲北京教學成果一等獎。在2002年「北京大學十佳教師」選舉活動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趙化成教授更獲得「中國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榮譽。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裡，考古文博學院師生跟當地村民也結下了深情厚誼。2007年暑假期間，學院20餘名師生在河北邢台市臨城縣臨城鎮補要村發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電線橡膠燃燒而起火，學院師生在領隊王迅教授的率領之下，迅速趕到火場，與村民一起分工提水、運水滅火，並數次沖進火海搶救財產。經兩個多小時將大火撲滅，保全了該村民的大部分財產，參加救火的村民與師生毫無傷亡。次日，補要村村委會代表全村兩千多戶村民向考古文博學院考古隊贈送一面寫有「夜半民宅撲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錦旗。臨城縣政府領導也前往補要村，對考古文博學院師生表示感謝，並為考古隊送來了米面糧油等給養表示慰問。考古文博學院師生的行為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也得到北京大學的表彰。

❷ 鄒衡的人物生平

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49年轉入史學系，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後考入考古專業攻讀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獲得北京大學副博士學位。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蘭州大學，1956年調回北大歷史系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時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後當選為考古學和先秦史學會理事、商文化學副會長。1986年起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擔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殷商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
從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對商周考古工作有開拓之功。他最早提出並論證了河南二里頭遺址1至4期均為夏文化，首次對殷墟進行了文化分期，發現了西周燕國與晉國的都城遺址，指導和參與過西周晉侯墓地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研究論文、著作或成果:《論早期晉都》《文物》，1994年1期；《論早商都城》《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講座會文集》，科學出版社 1995；另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天馬———曲村1980-1989》《文物與考古論文集》、《晉、豫、鄂三省考古調查簡報》、《偃師商城即太甲桐宮說》、《西亳與桐宮考辨》、《論菏澤（曹州）地區的岳石文化》等，並參與編寫了由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的編寫。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北大考古系教授鄒衡帶領學生來到山西做文物調查，試圖找到晉國的始封地——唐
。他一直相信班固的說法，所以便首先來到太原。鄒先生是個非常認真的學者，他一件一件的把玩每一件出土
文物，結果發現最早的也已是春秋時期的，這時他又聽說山西考古隊在發掘所謂的「叔虞墓」，便興沖沖跑去看，卻發現那不過是唐宋以後建的偽墓。這件事給鄒先生的刺激很大，他想看來班固的說法確實有問題，於是他又來到顧炎武提及的汾河南面，但也一無所獲。
鄒衡回到北京後，又對史料進行了一次盤查，終於決定把重點放在臨汾一帶。1979年，鄒衡帶著學生再次來到山西。這一天，一行人來到天馬——曲村，鄒先生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憑著多年的考古經驗，他認定這里一定有重要遺址。於是他命令學生挖一條探溝。探溝里並沒發現什麼。這時臨近過年，天氣又太冷，他便同意學生回家過年，自己則留下繼續尋找。
這時一件意想不到不事情發生了。原來早有一夥盜墓賊在跟蹤這支考古隊。這幫強盜擁有槍支、炸葯等先進武器，一等有機會便開始下手，他們用炸葯炸開地表，找到了幾座大墓。其中的一座距鄒衡他們挖的探溝只有兩米遠。一場瘋狂的掠奪開始了，大批文物被洗劫。面對這些窮凶極惡的強盜，鄒先生也只有嘆氣的份了。
到公安部門到來時，現場已是一片狼籍。鄒衡立刻進入現場進行搶救性挖掘，清理出大量文物。經整理，發現這里是晉國早中期八位晉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他生前主張的河北的中部和南部應該是先商文化的起源地，但一直沒有確切的實物來印證。2010年5月份在河北省鹿泉市的北胡庄村北發覺的現場發現了先商時期(公元前3600 公元前4000年前)的遺址，填補了該市先商文化的實物空白，為史學界關於石家莊可能是先商文化發祥地的理論推斷，提供了重要實物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