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謝勁教授報告

① 南京大學教務處主頁【官網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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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 南京大學 2019級研究生新生開學典禮在仙林校區方肇周體育館舉行。省政協副主席、校黨委書記胡金波，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科院院士、校長呂建，校黨委常務副書記楊忠、常務副校長談哲敏，中國科學院院士鄭有炓，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全興，校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洪銀興、莫礪鋒，校黨委副書記薛海林，校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劉鴻健，校黨委常委、副校長張峻峰，副校長陸延青，校黨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黨辦主任王雲駿，校長助理陳建群、吳俊，各院系和有關部處負責人、教師代表以及2019級研究生代表參加典禮。典禮由校黨委常委、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王振林主持。

下午2時，全體師生起立注視南大國旗護衛隊護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入場。在庄嚴的國歌聲中，典禮正式開始。

呂建以「厚積行遠 奮翼圖南」為題發表講話。他代表 南京大學 向2019級研究生新生表示熱烈的祝賀，向為學生的成長付出辛勤汗水的老師和家長們致以衷心感謝。呂建表示，走進南大校園，新生們可以在優秀夥伴們的陪伴激勵下體驗南大的青春活力，可以在師生們傳道授業的交流場景中見證南大的雄厚實力，可以沿著前輩大師的足跡感受南大的光輝歷史。他指出，南大一直非常重視研究生的培養，在創新研究生教育體制的進程中走在全國前列，努力打造全面發展的最佳育人環境，為同學們未來的研究道路提供全方位支持。南大採用教學改革成效顯著的「四三三」博士研究生培養機制和「二三三」碩士研究生培養機制，不僅要幫助同學們收獲完備精深的專業知識，培養獨立探索的創造能力，具備得天獨厚的硬實力與軟實力；更要鼓勵學生將深沉的家國情懷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作為人生方向的指南針。

作為師長，呂建向研究生新生們提出三點建議。首先，成長必要篤學。同學們應充分利用「四三三」「二三三」提供的廣闊舞台，秉持科學理性的精神，提升科研創新的能力，學會使用批判性、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形成以問題為導向的科研模式。其次，成長必須力行。同學們應注重交叉學科前沿科學研究，認真用好各類交流平台，擁抱變化、適應發展，做重大問題、求長遠發展、塑學術特色、展自身價值，融入國家科技創新歷程，把能力落實到行動中，真正做到*期盼的「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做國家的骨乾和棟梁」。第三，成長更得煉心。同學們要煉入的堅定信仰，煉入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長為時代的先鋒，成長為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呂建表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也是同學們進入研究生生活的第一年。同學們已經邁出了自己在「南大之路」上的前進步伐，希望今後還將向著更廣闊的未來，矢志不渝、無所畏懼、奮翼圖南。

教育部「*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物理學院萬賢綱教授作為研究生導師代表發言。他分享了自己在南大多年的學習與工作經歷，感悟到南大不僅是一所崇尚學術自由、思想開放、科學環境優越的高等學府，也是一所鼓勵、勇爭第一的大學，更是一所充滿溫情的大學，南大誠朴雄偉、勵學敦行的精神內涵滋養著一代代學子。對於即將正式開始研究生階段學習生活的同學們，萬賢綱教授提出三點建議，希望新生們能夠在未來的學習科研生涯中不忘初心、堅持自己的選擇；珍惜每一分時光，帶著對知識強烈渴求的飢餓感，懂得下「笨功夫」坐「冷板凳」，打好扎實的基礎；心無旁騖、潛心學術，能自知與自製，管理好時間、管理好情緒，做出真正有影響的科研成果，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

外國語學院2019級博士生張詩苑作為研究生代表發言，講述了南大的校訓對她學術道路的深刻影響：誠朴是做學問最基本的准則；雄偉象徵著崇高的理想與情懷；勵學代表著學無止境，勤勉攀登的精神；而敦行為經歷萬千之後，回歸對自身的理解與反思，繼而內化為謙遜、醇厚的品格。張詩苑鼓勵新生們努力攀登學術高峰，為南大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人類進步貢獻力量。

，我校有42位同學的博士學位論文入選 南京大學 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王振林宣讀了《 南京大學 關於表彰校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及指導教師的決定》。胡金波為獲校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代表和指導教師代表頒發榮譽證書。

典禮結束後，洪銀興教授做新生入學教育報告。他圍繞「創新中的學問與做人」這一主題，結合自身的科研經歷，與同學們深入探討如何將個人理想與民族命運聯系起來走出個性化的學術創新之路。

② 探尋「東亞漢籍的研究意義」

進入21世紀以來，學術全球化進程日益明顯，東亞古典學研究也需要超越傳統的國境限制，而從東亞全局的視野出發來加以觀照。有鑒於此，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張伯偉教授提出了「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的學術理念，即在進行東亞古典學研究時，將研究的問題置於東亞漢文化圈的整體中加以把握，研究中國與東亞諸國之間的文化互動、文明交涉與知識環流，從而提煉出東亞知識生產與人文傳播的新理論與新方法。職是之故，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於2016年7月2日舉辦了東亞漢籍研究國際工作坊，以「東亞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為主題，邀請美國萊斯大學、波士頓大學、布蘭代斯大學、韓國首爾大學、成均館大學、漢陽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中外16名學者與會，就「東亞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展開討論。

從新材料、新問題到新方法：東亞漢籍研究的演進

本次工作坊，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張伯偉教授作為引言人，對東亞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進行了深入闡發與深刻反思。他認為，綜觀30餘年來的東亞漢籍研究，經歷了從新材料、新問題，到新方法的三個階段。

張教授首先回顧了20世紀初以來，新材料在中國學術界學術轉型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東亞漢籍是21世紀東亞古典學的新材料，其價值和意義完全可以和上世紀的新學問——敦煌學相媲美，甚至有以過之。張教授進一步指出，研究東亞漢籍，其基本觀念就是把所有的漢籍文獻納檔岩當作一個整體，也因此要把所有的研究文獻當作自身工作的前提。既然是新材料，就必然涉及對文獻的收集和考辨。他說，在東亞漢籍的收集整理中，我們往往會以域外文獻中載錄的中國人不見於其本集的作品當作其佚文佚詩，同樣，也往往容易將中國文獻中載錄的域外人不見於其本集的作品當作其佚作，其實是需要非常慎重的。

東亞漢籍中所保存的新文獻、新材料，固然能給我們帶來很多驚喜，但畢竟這些新材料是有限的，而如何利用這些新材料提煉出新的問題才是東亞漢蠢仿籍研究的關鍵所在。近年來，張伯偉教授提煉出了書籍的「環流」、東亞的女性寫作、文人的交往、文化意象的形神之變（地域上包括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媒介上包括文學和圖像）、文學典範的轉移和重鑄、各種文體的變異和再生等等東亞漢籍研究中的新問題。張教授認為，東亞漢籍研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通過我們的研究總結出具有示範意義的方法論，為未來的東亞古典學研究提供借鑒意義。經過多年的研究，張教授提出了「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這一核心概念，其要點包括以下幾個層面。其一，把漢字文獻當作一個整體。即便需要做分類，也不以國家、民族、地域劃分，而是以性質劃分。其二，在漢文化圈的內部，無論是文化轉移，還是觀念旅行，主要依賴書籍的「環流」。人們是通過對於書籍的直接或間接的閱讀或誤讀，促成東亞內部的文化形成了統一性中的多樣性。其三，以人的內心體驗和精神世界為探尋目標，打通中心與邊緣，將各地區的漢籍文獻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尋求其間的內在聯系。其四，注重文化意義的闡釋，注重不同語境下相同文獻的不同意義，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性別、不同時段上人們思想方式在變化中的一致。

張教授在引言的最後指出，在進行自身理論和方洞御法建設與探索時，應該堅持以文本閱讀為基礎，通過個案研究探索具體可行的方法，走出模仿或對抗的誤區，形成與西洋學術的對話。在今天的人文學理論和方法的探求中，套用西方固不可為，無視西方更不可為。我們的觀念和方法應該自立於而不自外於、獨立於而不孤立於西方的學術研究。

南京大學思想家研究中心吳正嵐教授《「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如何成為可能——以張伯偉教授的東亞漢籍研究為中心》具體探討了張伯偉教授提出的「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在學術上的創獲。她認為，本世紀以來，張伯偉教授在東亞漢籍研究方法論上的探索，從重視新材料和比較研究開始，經由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綜合研究法的階段，於2009年實現了以「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為核心的理論突破。通過一系列的個案研究和方法論探索，以漢文化圈為方法的宗旨逐步明確，即追求自立於而不自外於、獨立於而不孤立於西方的東方知識生產方式。其核心是強調環流的視角，兼重時間和空間、統一性和多樣性。其實質是通過對實證主義和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論的雙重超越和吸收，來實現方法論的創新。

波士頓大學東亞系魏朴和（Wiebke Denecke）教授在題為《未來學術的全球性遺產：新編英文學術期刊〈東亞漢籍與文化〉的目標與期許》（A Global Legacy for the Future： Some Goals and Hopes for the New Journal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s）的報告中從比較文化的角度，闡述了東亞漢籍比較研究的意義。魏教授認為，東亞漢籍比較研究在未來的學術界會是有前途和「力量」（power）的。首先，可以挑戰以國家為中心的「東亞學」的基本導向，摒棄最近百年以國家、國學和國文學為主的研究方向。其次，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比較研究能夠鼓勵歐洲研究的重新審視拉丁語源頭，以及後古典時代拉丁語的重要性。最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世界歷史舞台上東亞文化圈的特質和特色。魏教授在發言的最後再次強調東亞漢籍比較研究的重要性，應該從世界歷史角度來看東亞文化圈的特質，發掘東亞共同的文化遺產，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主義和競爭環境的各范疇中，重新演繹漢字文化圈的定義和定位。這對東亞各國人民重新找尋共同願景和文化根源尤其重要。這個過程會矯正過往民族主義視域下所理解的歷史，重新定位長期被扭曲的中、韓、日、越文化與歷史。學者亦可以研究成果協助 *** 和東亞各國的民眾提供正面交流，以致形成和解的平台，從而共同保護這塊重要的文化遺產。她認為，漢文化圈是世界上最後的古代 「象形文字圈」（logographic script sphere）。她呼籲，在現在全球化的歷史時刻，我們應極力守護人類文明史上這最後一片象形文字圈。

意義之探尋：東亞漢籍與東亞文學文化的交流

各位學者圍繞著張伯偉教授的引言，分別從各個角度來闡發和充實東亞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

韓國首爾大學國文學系李鍾默教授報告了《康熙年間中韓書籍與詩文交流的意義》一文。他認為，明朝末年，中國文士們來到朝鮮，採集朝鮮的漢詩，並將其帶回中國。又以此為基礎，在整理中國歷代漢詩之時，將朝鮮的漢詩也一並收錄在內。其中，包含了中國將朝鮮的漢詩視作「國風」之一，用以裝飾中華文明之博大和興盛的「帝國主義」意圖。這一點也同樣體現在和清朝的正式交流之中。尤其是康熙帝為了使朝鮮認識到清朝作為文明中心的地位，下令編纂了與漢詩有關的龐大類書，並將其作為禮物送給了朝鮮。此外，為了在收集中國的歷代漢詩之時將朝鮮的漢詩也一並收錄進去，同時也為了探查朝鮮的文化力量，中國一直有意持續地採集朝鮮的漢詩。對此，17世紀的朝鮮文人們基於朝鮮處於文明中心地位的小中華意識，為了展示朝鮮文明的優越性，便積極遴選朝鮮的漢詩送往中國。甚至，有人認為夷虜之國的清朝作為文明的接受者反而會陷入文治主義從而走向沒落，並由此提出了朝鮮要對此早作準備的理論。綜上可見清朝和朝鮮各自將自己放在文明的中心位置上的對決意識。

近年來，「燕行錄」受到東亞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南京大學域外漢籍所也承擔了韓國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的大型科研項目，選擇一百部左右的《燕行錄》進行點校和解題，南京大學文學院俞士玲教授所報告的《以幾部〈燕行錄〉為例談東亞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就是她在整理《燕行錄》時的心得。俞教授認為，《燕行錄》與一般的旅行文字有很多不同，如為使團中人所撰寫，旅行目的明確，有行程和旅行路線受限等消極因素，但也有與一般旅行者不易獲得之優勢，比如燕行者見到的中國人的分層最豐富的，上到皇帝、權臣，下到拾糞的鄉間幼童；接觸到的中國社會的層面也非常豐富，舉凡政治、經濟、法律、思想、倫理、教育、文學、藝術、歷史、地理、博物、技術、農業、醫學、環境、風俗等都有豐富的材料。《燕行錄》提供了可確定的時間、地點、場景、情境，具有田野調查報告的意味，可對之進行知識考古式的研究。朝鮮人的關注點、觀察視角與中國人頗有不同，即使對中國史料中也有涉及的問題也有頗為有趣的視角；《燕行錄》因寫作者的不同對同一問題亦有不同的觀察；朝鮮人對某些問題的誘導性提問影響被提問者的回答，也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朝鮮人對被提問者曖昧回答的解讀方向；而多種《燕行錄》的歷時性考察具有了解中國、朝鮮社會變遷的參照系的意義。

講起前近代的東亞外交關系，發生於1592—1599年持續七年的萬曆朝鮮之役，是影響近世東亞世界決定性的大事件，也是中日韓三國學術界相當關注的課題。但是這場戰爭，無論是當時留下來的原始史料，還是後來的學術論著，都有千差萬別的觀點。三國各自構築了本國的學術話語，包括這場戰爭的名稱、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也各不相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孫衛國教授報告了《東亞漢籍與萬曆朝鮮之役研究》，從史學研究的角度闡發了東亞漢籍的意義。他認為，在全球化的當下，應當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重新建構更為客觀的評價體系。所謂東亞視野，孫教授認為，就是要盡可能做到超越狹隘民族國家的立場，站在東亞全局的觀念上，來看待歷史，研究問題，其重要表現與意義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從資料上來說，要盡可能地收集中日韓三國資料，互相比證甄別，決不能只執一端，不及其餘，否則難以獲得歷史真相。第二，朝鮮戰場上的事情，與明朝國內政局息息相關，也與日本政局的變化關系緊密，因而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戰場上事情的真相，必須聯系國內政壇的變化。第三，要重視周邊各國的材料的關聯性及史料作者的動機。對於萬曆朝鮮之役的研究來說，當然可以從域外漢籍中獲得很多「新材料」，而「新問題」層面可能更為重要，因為從東亞漢籍中，可以重新認識這場戰爭中的明朝將士，甚至可以重新評價這場戰爭的影響，因而東亞漢籍的地位相當重要。孫教授還認為，當我們「從周邊看中國」的同時，也有一個「從中國看周邊」的視角，哪一種都並非絕對，哪一種都有局限，關鍵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以便能夠用多重史料、從多重視角，去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的真實，還原歷史真相。

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史之學，域外漢籍也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童嶺教授發表了《中國中古文史與域外漢籍研究——以舊鈔本為中心的初步討論》一文，分別以《講周易疏論家義記》、隸古定「偽《古文尚書》」、南監本《南齊書》荻生徂徠之批校、《秘府略》《琱玉集》《翰苑》《文選集注》、上野本《文選》等經史子集四部域外漢籍舊鈔本為例，具體闡述了域外所藏舊鈔本對中國中古時代的經學、史學、思想史、文學史研究的巨大意義。這些遺存在日本的寶貴的漢籍鈔本涉及面極廣，為現代學者再現六朝隋唐的文學、社會狀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原本無法涉及的學術領域，也可由此漸窺門徑。童嶺認為，域外漢籍研究，需要打破學術的「國境線」。從美國學者科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到「在東亞發現歷史」，域外漢籍為此提供了可能。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卞東波教授《發現與發明之間：唐宋詩日本古注本的學術價值與研究意義》的報告從域外漢籍古注本的角度討論了唐宋日本古注本對唐宋文學研究的意義。他認為，在明治時代之前，日本即有悠久的中國古典研究史，這其中就有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前近代時期，日本對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主要研究形式就是注釋。現存的日本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注釋主要有漢文和假名兩種，特別是唐宋詩的日本漢文古注本很值得研究唐宋文學的學者關注。唐宋詩的日本古注本還有很大的學術價值，這表現在：一，唐宋詩的日本古注本具有輯佚價值，一些在中國失傳的中國古注本就保存在這些漢籍之中。如宋人施元之、顧禧、施宿所著的《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被視為蘇詩宋注中的精品，但目前僅存三十六卷，仍有六卷散佚不存，但日本蘇詩古注本《翰苑遺芳》中還保存著施顧註失傳六卷的佚文。二，很多中國沒有注本的唐宋詩集，在日本卻有詳細的古注本，如唐代的寒山詩，中國古代沒有注本傳世，但在日本卻有《首書寒山詩》《寒山子詩集管解》《寒山詩闡提記聞》及《寒山詩索賾》四部古注本。三，即使中國古代有注的唐宋詩集，日本古注本亦可以加以補充。杜甫的詩集在中國有所謂「千家注杜」之說，但日本江戶時代尚有不少杜律的古注本可以補充。四，唐宋日本古注本中還有不少部帙較大的唐宋詩集注本，如日本蘇詩集注本《四河入海》，匯集十三家注釋的日本黃山谷詩集注本《山谷幻雲抄》。總之，研究這批唐宋詩日本古注本，對於深化我們對唐宋詩的認識，了解唐宋詩在日本的閱讀史都具有極大的價值與意義。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鄭墡謨教授《高麗文壇的「東坡風」考》一文，以具體的個案，討論了中國古典文學對高麗漢文學的影響。他指出，從高麗中期開始，高麗詩壇出現了專習蘇東坡的風氣，高麗文壇上出現了「崇尚東坡」的現象。他認為，蘇東坡在高麗的傳播與北宋和高麗外交的恢復有很大關系。熙寧四年（1071），北宋與高麗重新開啟邦交關系之後，雙方使臣開始定期往來。隨著兩國使節團往來的日益頻繁，北宋中期重新興起的詩文革新運動以及北宋文人的詩文集等最新資訊，也隨之傳入高麗，並在高麗漢文學的各個層面陸續產生了影響。據現存文獻記載，蘇東坡在高麗文壇上的出現，始於熙寧六年（1073）以金良鑒為首的使節團在途經杭州之時，與時任杭州通判的蘇東坡曾有過會面。三年後，以崔思諒為首的使節團也途經杭州地區，並在當地市場上購入了蘇東坡的詩文集。在高麗中期的文壇，蘇東坡的詩文集不僅僅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甚至遍及到了僧侶和女童。事實上，蘇東坡對於高麗文人的影響遠不止於詩文創作方面，還涉及到詩文評論、書法、繪畫等多種文藝批評。

東亞漢籍與東亞古典文本

本次工作坊的與會代表還對具體的東亞漢籍文本進行了研討，主要集中在詩話、筆談、稿本等古典文本。

詩話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文學批評形式，受到中國詩話影響，日本、韓國古代也產生了本國的詩話，作為批評本國漢詩的主要批評形式。美國布蘭代斯大學馬修凡（Matthew Fraleigh）教授認為，19 世紀的日本詩話可以告訴我們很多關於這個時代的作家們如何將漢詩創作加以概念化。例如，他們如何在日本國語文學傳統中理解他們的書寫表達的。他們如何在中國的文學形式與歷代創作中，定位日本漢詩的。在多大程度上，他們將自己代入到一個更廣闊的地域框架之中的。他們到底認為什麼是日本漢詩的特異之處。他們的著作對日本漢詩經典的形成有何貢獻。在本次工作坊上，他發表了《「詩無唐宋明清」：日本十九世紀的詩話——以〈淡窗詩話〉為中心》一文，聚焦於江戶時代漢詩人廣瀨淡窗（1782—1856）所著的《淡窗詩話》。《淡窗詩話》並非用漢文寫成，而討論的對象則是江戶時代的漢詩。如在《淡窗詩話》中，淡窗討論中國詩歌與日本詩歌之別，對於中國詩歌經典，淡窗認為沒有必要對其亦步亦趨。

韓國詩話也是本次工作坊的研討對象，上個世紀，趙鍾業教授整理出版了《韓國詩話叢編》，為韓國詩話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獻基礎，成均館大學漢文學系安大會教授多年來致力於韓國詩話的翻譯與研究。本次工作坊上，他報告了《韓國詩話史研究的新嘗試》一文，從詩話史的體系化、主要詩話的翻譯及研究、資料收集和定本化研究三個方面介紹了他目前工作的進展。他說，韓國詩話較少理論色彩、偏重於詩歌品評和逸話敘述的特點，使得研究者難以闡明韓國詩話間的差異，韓國詩話歷史譜系的整理也因之而成為一項棘手的問題。目前有關韓國詩話史的研究尚為稀少的原因也即在此。安教授一直致力於韓國詩話的翻譯工作，他打算將這些譯本編訂為「韓國詩話叢書」出版。安教授認為，《韓國詩話叢編》以及以此為藍本的《韓國詩話全編校注》存在很多的問題。安教授計劃以之前個人收集的資料為基礎，出版新的韓國詩話叢書，此叢書將補充《韓國詩話叢編》中未收錄的諸多詩話。在韓國詩話的翻譯與整理過程中，安教授又發掘了不少詩話資料，改變了對單篇詩話評價的視角，從而對韓國詩話史的建構也發生了變化。安教授曾著有《朝鮮後期詩話史》一書，在此基礎之上，他下一步打算撰寫整個韓國詩話史，將於2018年完成並出版。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金程宇教授，在出版了70冊的《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之後，目前又致力於日本所藏的稿鈔本漢籍的研究，他在工作坊上發表《從稿本看東亞古典詩學文本的生成——以田邊華〈碧堂絕句〉〈衣雲集〉為中心》一文，具體闡述了如何探究東亞漢籍中稿本的問題。他認為，在東亞古典詩學研究中，文本形態的研究始終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其中，稿本由於較能反映原生態的文本面貌，學術價值尤高。本次工作坊，金教授以他個人所藏的日本現代漢詩人田邊華的兩種舊體詩歌集《碧堂絕句》《衣雲集》稿本為例，探討古典詩學文本生成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碧堂絕句》有1914 年排印本、1920 年改削本、1921 年本。金教授藏有《碧堂絕句》稿本「詩草」一冊，與已刊文本對照，可見其刪削之痕跡。《衣雲集》有田邊綾夫1932 年排印本，系綾夫據其父田邊華謄清本排印。金教授所藏即其底本，此本雖是謄清稿本，但從貼簽、圈改等方面來看，文本的改動頗大，排印本無法全面體現。金教授最後指出，田邊華詩集的出版均採用的定本式整理，而通過以上兩種稿本之比較，可窺見其詩句之異同、詩思之變化。域外漢詩之整理出版，也需要加強底本式的工作。

韓國漢陽大學國文系教授鄭珉報告了《18世紀東亞文化交流媒介「筆談」：以筆代舌的語言》一文，介紹了「筆談」的形制與特徵。鄭教授指出，筆談不是用語言進行的對話，而是通過使用毛筆你來我往的書寫所進行的「以筆代舌」式的獨特對話。這種方式是18世紀後期東亞社會中通用的特殊交流方式，如今在中國、韓國以及日本都留下了豐富的材料。筆談有一對一、多對多等多種形式，發生在中國和朝鮮、朝鮮與日本等國家之間。筆談在不同語言與文化的國家間展開時，依照不同的對象，其對待筆談的態度也會產生差異。鄭教授指出，朝鮮文人對於中國與日本文人的「親密感」的差異相當明顯。在與中國人筆談時，朝鮮人無論如何都會想辦法帶走談草。但是，與日本文人交流情況就不一樣了。當然與每年多達三四次的中國使行不同，斷斷續續每隔幾十年才成行的日本通信使行對於朝鮮人來說並沒有多少人氣。而且在與日本人進行筆談時，朝鮮人總是展現出一種對話上的優越感。鄭教授還研究了筆談中朝鮮使臣心態的變化。初期，日本人處於守勢。然而在長崎港口開航通商之後，中國江南地區的出版物源源不斷地流入日本，這樣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朝鮮通信使的隨行成員也深切感受到日本人的學問一夜之間大變的情況，進而漸漸害怕與之展開筆談了。這時，便出現了日本人不再把筆談看作是吐露心扉的談話，而是把它作為輕視對方並讓對方出醜的一種手段了。

綜上所述，本次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主辦的「東亞漢籍的研究意義」國際工作坊經過一天密集的討論，圓滿結束。來自中、美、韓三國的學者就「東亞漢籍的研究意義」暢所欲言，為未來的東亞漢籍研究拓展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