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湖北大學女教授

① 聶利的教授點評

科學研究也要從娃娃抓起湖北大學教授李宗榮
我不是昆蟲學家，對蜜蜂發聲問題沒有研究。但是，對「聶利之夢」產生了興趣，受到了啟迪。無論最後關於蜜蜂發聲問題的結論如何，聶利的故事是感人肺腑的。我這里有感而發。
從聶利身上可以看出的我國中小學生「不唯書，不唯上」的懷疑精神、逆向思維以及通過實驗驗證假說的科學精神，的確難能可貴。貫穿在聶利之夢中的聶利精神，對於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科技創新大國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就像乒乓球、足球要從娃娃抓起一樣，科學研究也要從娃娃抓起，從中小學抓起。
可惜，在目前的大中小學校的教師隊伍中，像鄧從新那樣的指導老師太少了。在我所經歷的一場辯論中，一位大學老年教師最後打出的一張王牌竟然是：「我講的都是書上說了的。」對方則反駁道：「我所說的遲早要寫到書上去！」試想，如此「唯書」的老師，何以培養出有創新能力的學生？
不久之後，我看到一個美國小朋友在「出書」。有一天，密蘇里大學一個朋友的兒子喬治，要我看他的小本子，笑眯眯地對我說：「Imadeabook.」(我出了一本書。)我接過來一看，它有小32開大小，像我國小學高年級「手工勞動」課外活動課程中的作品。其中，有他作的畫，簡短的文字說明，包括家庭、朋友、生活等，10頁左右，封面像硬皮精裝本。我看完後問他：「Isthisyourbook？」(這是你出的書？)他「Yep」(是)了一聲，就拿回他的書，十分得意地跑開了。這個6歲娃娃與近60歲的大學教師對「書」的看法幾乎完全不同！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和心理學教授J?索耶博士在新書《創造力：人類創新的科學》中指出：人人都有創新潛質，創造力是可以培養和提高的，並且需要不懈的努力。我們現行的學校教育制度肯定是有缺陷的，需要發展。為著提高青少年一代的綜合素質，應當開展許多試驗項目，研究在大中小學校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目標、方法和措施。如鄧從新所說，科學研究的過程比結論更重要，只要學生用科學的態度投入了，即使結論錯了，對學生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認為，創新的基礎首先是學習和繼承；然後是推陳出新，不斷積累。真正到了水滴石穿的時刻，自然有重大的科學成果問世。創新是一種思維的習慣和方式。創新精神的培養不能僅僅只是學校的任務。在我國，有著比較濃厚的「唯書」、「唯上」的傳統和習慣。整個社會需要營造一個鼓勵「離經叛道」、「標新立異」的科技與文化氛圍。
科研的過程比結論重要——與聶利的指導老師鄧從新的對話
鄧從新，湖北省監利縣黃歇口鎮中心小學高級教師，1988年起專門從事自然課教學，連續三屆當選為荊州市教育學會小學自然專業委員會理事、連續三屆被評為湖北省優秀青少年科技輔導員，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其「湖北省農村優秀教師」的光榮稱號。他指導了近200名學生在國家、省、市科技創新大賽中獲獎，聶利便是其中一個。我們的對話也由此開始。
記者(簡稱「記」)：鄧老師，你是不是有什麼「法寶」，何以指導出這么多的優秀學生？
鄧從新(簡稱「鄧」)：沒有。但我非常喜歡學生提出「怪」想法，鼓勵學生創新。在課堂上，我常提出一些問題讓學生去獨立思考，如棉衣能產生熱量么？怎樣將一杯水保溫時間最長？另外，對學生提出來的有探索、研究價值的新點子，我則認真指導學生去一步步完成，聶利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記：聽說聶利提出「蜜蜂不是靠翅膀振動發聲」後，你給了她獎勵。
鄧：嚴格說不是獎勵。我給所有提出新觀點和想法的學生都會獎勵一張科技小報，上面蓋上「明天小小科學家」的紅印章。
記：你有沒有料到聶利的實驗會獲大獎？
鄧：(笑)沒有。我一向認為科學研究的過程比結論更重要，只要學生用科學的態度投入了，即使結論錯了，對學生也是一次深刻教育。也就是說，獲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獲獎前後對學生的培養。起初，我們學校並不看好聶利的實驗。
記：那聶利是怎麼獲獎的呢？鄧：2003年，為選出優秀作品參加第十八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荊州市專門搞了一個評審，當時我們學校並沒有把聶利的作品報上去，後來，有一個評委覺得我們學校呈送的作品一般，希望重新送上作品，於是聶利的作品就在第二次被選中了。
記：你認為聶利是個怎樣的學生？鄧：聶利好玩，但比較踏實、上進心強，做事情有始有終，能經得住考驗，是個比較優秀的孩子。
記：小學時，聶利成績如何？鄧：各科成績比較平衡，語文、數學和自然課的單元檢測成績都在80分以上，是個尖子生。
記：聶利獲獎後還有沒有找過你？鄧：當然有。聶利家離小學只有50米，她有時還來請教我關於蜜蜂發聲實驗的事。
記：初一暑假，聶利在你的指導下，又進行了一次實驗，有沒有什麼收獲？
鄧：聶利對專家的鑒定結論不滿意，並堅持認為自己是對的。但是，由於實驗設備簡陋，還是用過去的器材、按過去的實驗步驟，所以沒有新的發現。
記：你認為聶利會不會放棄這個實驗？
鄧：目前沒有。每次見到我，聶利都會談談蜜蜂發聲實驗，並說一下自己在初中的成績情況。
記：華中農業大學雷朝亮教授曾公開表示，希望聶利好好學習，將來考取華農，雷教授將對她好生培養。
鄧：是有這回事。我曾多次提醒聶利好好學習，慢慢等待機會。現在，聶利已暫時停止了各種研究發明活動，用功讀書。她也希望自己能考上重點高中、大學。
記：聶利父母現在是怎麼看待她獲獎的？
鄧：非常重視。聶利讀小學期間，父母並不認為她是有潛力的孩子，他們長年在浙江打工，好幾年春節都沒回，聶利一直是跟奶奶、妹妹一起生活。現在，聶利父母為了照顧她專心讀書，他們是輪流打工，總要保證留一個在家負責聶利的學習和生活。
其實，聶利獲獎一事還漸漸改變了家鄉的生育觀念，改變了過去「女不如男」的錯誤思想。
記：你覺得聶利獲獎前後有什麼變化？
鄧：更懂事，讀書更認真。

② 湖北大學數學系教授都有誰

湖北大學數學抄與統計學學襲院的教授與副教授名單：

教授

吳傳喜

李落清

劉合國

張紹義

田范基

萬成高

李光漢

文勝友

曾祥勇

徐運閣

劉慧清

彭志剛

余楊

副教授

夏長清

黃朝炎

游春林

唐元義

尤俊橋

胡清峰

鄭大彬

付應雄

鄒斌

聶昌雄

李勝華

孫志敏

向妮

陳媛

③ 湖北大學有沒有年輕的教授

湖北大學有年輕的教授的，比如湖北大學數學與統計學學院的教授吳成群就很年輕。

高校老師年輕化將給學校科研帶來強大推動力。作為一位26歲的年輕女孩，她在科研上一定是干勁十足的，有精力有沖勁有才華，這樣的年輕副教授將給高校科研帶來多大的活力啊！教授年輕化將使得高校教學科研團隊充滿朝氣。

湖北大學師資：

每年湖大總共只有補助一千萬的話，可能花在人才引進上的就只有100w，但是相比較其他的211學校而言，可能光用在人才引進上的費用就超過1000w。科研工作者也是要養家的，哪有那麼多所謂情懷對吧，除非本碩博都在湖大，感情很深的。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湖北大學

④ 女教授在圖書館無故辱罵學生，被人拍視頻舉報了，教授為什麼如此極端呢

這名教授之所以如此極端，就是因為她感覺自己教授的威嚴受到了挑釁。在圖書館學習的時候，大家都會自覺的將手機調成靜音，放低音量盡量不發出噪音。畢竟圖書館本身就是以一個靜音區域，大家在這其中學習都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如果說產生除學習以外的聲音的話，確實是會讓人比較的煩擾。可以說在圖書館里的學生基本上都是能夠遵守圖書館規則的，即使有時候不小心發出聲音也會主動的對其她的同學表示歉意。

在我看來，這名女教授的行為之所以如此極端，就是因為她感覺到自己教授的尊嚴受到了挑釁。或許對於她來講，她覺得自己是教授，相對於學生來說是很高的存在。因此學生提醒她的舉動，就是在無視她的威嚴。可能在她看來，大概認為作為教授的她可以在圖書館做任何的事情，哪怕發出噪音打擾到了其她同學，但是因為她是教授，其她的同學也應該或者說是必須要忍受她。

⑤ 王娟的個人簡介

女（1965），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湖北省化學化工學會無機化學專業委員會委員。內湖北省「無機化學」精品課程容負責人，湖北大學「無機化學」優質課程主持人。1982~1989年在武漢大學化學系無機化學專業學習，分別獲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學位。2001年被評為湖北大學副教授。2009獲武漢科技大學材料專業博士學位。近幾年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二十多篇；主持、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湖北省和武漢市科研課題及橫向課題多項。專著多部。
主要研究領域：
1. 新型配合物的合成及光、電、磁學等性質的研究
2. 配位催化乳液聚合
3. 配合物在環保、葯物化學方面的應用（與中科院水生物研究院、福建省微生物所合作）

⑥ 張希院士與張俐娜的關系

張俐娜，武漢大學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教授，1984年去日本留學並在日本結識丈夫杜予民，1986年兩人毅然回國並組建團隊研究纖維素。2011年3月，張俐娜被授予「美國化學會安塞姆·佩恩獎」。2011年12月，張俐娜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杜予民，武漢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2013年，以張俐娜為第一完成人，杜予民為第二完成人的「基於天然高分子的環境友好功能材料構建及其構效關系」課題成果，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同為武漢大學知名教授的兩人，已相濡以沫54年，成為武大校園的一段佳話。

家庭寄語：

祝願偉大祖國繁榮昌盛，億萬家庭美滿幸福！

□ 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 姚鵬

見到張俐娜時，她和丈夫杜予民剛剛在武漢市民之家參加完一場專門為十對院士專家夫妻舉辦的金婚盛典。同為武漢大學知名教授的兩人，已相濡以沫54年，成為武大校園的一段佳話。

「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家庭分不開，和我們對國家的感情也分不開。」9月28日，在武大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接受采訪時，這位已經79歲的中科院女院士始終保持著挺直的坐姿，輕言細語，不疾不徐。

「我的人生和事業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遇到過很多困難挫折，但家庭始終是支持和包容我的港灣。」 談起自己的家庭，張俐娜說，這么多年來，是家庭教會了自己愛與責任心，是對家庭和國家的愛為自己提供了前行的支撐和動力。
父母親經常教育我們要愛國愛家」

張俐娜1940年出生於福建光澤。父親張傑和舅舅谷霽光是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同學。張俐娜幼時隨父母遷到江西南昌，父親在江西師范大學圖書館當館長。母親則在小學教書。

1949年，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的張俐娜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父親工作的大學當時有很多進步學生，他們當時都歡欣鼓舞，自發迎接解放軍，還帶我和弟弟去看慶祝遊行。」張俐娜回憶當時的情形，當看到解放軍寧可在露天空地宿營也不打擾老百姓時，幼小的她在心中對新中國的未來隱隱產生了許多美好的嚮往。

「父母親也經常教育我們要愛國愛家。」張俐娜告訴記者，父親的言傳身教對她影響深遠。那一代知識分子講奉獻，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父親78歲從圖書館館長的位置退休後，還為圖書館義務工作了16年，他對奉獻及責任的詮釋，影響自己很多。後來，父親為家裡的孩子們定下了24個字的家訓：誠實守信、剛正不阿、悉心鑽研、鍥而不舍、愛國愛家、寬厚待人。這24個字一直被她視為父親留下的最寶貴財富。

從小到大，張俐娜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小學畢業後，張俐娜考入江西省南昌一中初中部。1955年，初中畢業前夕，剛好趕上國家擴大中等師范學校招生，要為農村及偏遠地區補充小學教員，張俐娜響應號召，准備報考師范學校。

「那時的教育強調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所以我們也就從小對國家、人民和這片土地都充滿了熱愛和責任心。」張俐娜這樣解釋當年那個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純真選擇。

不過，老師馬叔南認為，張俐娜去當小學老師，有可能埋沒了她的潛能，向校長舉薦說，張俐娜是塊當科學家的料。校長便以「組織決定」的形式要張俐娜改填當地最好的高中。結果，這次報考師范還是報考高中的選擇，成為張俐娜人生的轉折點。張俐娜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一舉考上了南昌市第一高中，三年後，又以高分被武大化學系錄取。

張俐娜至今記得馬叔南老師對自己說的：「要努力學習，報效祖國。」她說，遺憾的是，在自己當上院士之前，馬老師就去世了，不然，他一定會很高興。
「我很幸運，總是遇上學問好、有責任心的老師。」張俐娜回憶，讀高中時，化學老師非常嚴格，課上得很好，所以她最喜歡上化學課，她花在化學上的工夫並不多，但化學成績出乎意料的好，總是考滿分。

「母親要把愛和責任傳承給子女」

進入武漢大學化學系後，張俐娜一直埋頭苦讀，直到大四，才認識了將與她相伴一生的杜予民。杜予民是比她高兩屆的同系師兄，當時已經作為優秀畢業生留校任教。兩人在快畢業時終於互表心意。

1963年，張俐娜從武漢大學化學系畢業。雖然成績優秀，但由於家庭出身原因，她沒能留校與杜予民相伴，而是被分配到了北京鐵道科學研究院。然而，異地戀沒有阻隔這對戀人的心。1965年，兩人攜手步入婚姻殿堂，開始了10年的兩地分居。

盡管獨自一人在外工作生活要面對重重挑戰，張俐娜並未放棄努力。進入北京鐵道科學研究院後不久，張俐娜接手了為火車研製新型剎車皮碗的任務。當時曾發生過一次較嚴重的列車事故，一列從廣州開往蘇聯的火車，在寒冷的北方因剎車失靈發生故障，盡管避免了翻車，但車體嚴重損壞。經過調查分析，事故原因被認定為剎車皮碗失效，更深層的原因則是製造皮碗的合成橡膠無法抵禦北方的寒冷，容易發硬、變脆，導致剎車失靈。

經過艱苦的努力，幾年後，張俐娜研發的剎車皮碗得到了認可，被用於中國開往蘇聯的國際列車，甚至用在了毛主席的專列上。她本人也被鐵道科學研究院認為是「受歡迎的」知識分子。20世紀70年代初期，受到重用的張俐娜已經開始負責援外科研項目。
此時的張俐娜，已經是一雙兒女的母親，杜予民遠在武漢，她獨自帶著兩個孩子，遇到要出差，就只能讓孩子們上全托。這讓她越來越難以安心待在北京，她希望孩子們像家族中的長輩一樣受到完整和正規的教育，也放不下一個人留守武漢的杜予民。最終，她決定給孩子們和丈夫一個完整的家，在1973年向武漢大學提出了調回化學系的申請。

好不容易回到武大的張俐娜非常勤奮，從不拒絕被分配的工作，做實驗、帶學生、校對別人的書稿，一樣不落，只希望不要被調離武大：「我不怕做小事。做每一件小事都認認真真，而且我也非常喜歡做實驗，幾乎到廢寢忘食。」

繁忙的工作，讓兩人沒有時間輔導孩子，但兩個孩子從小被張俐娜培養出良好的學習習慣，遇上兩口子都出差了，姐弟倆就自己管自己。兩個孩子之間的感情也很好，有一次張俐娜帶兒子去串門，同事給了兒子一個燒餅，一轉眼他就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給姐姐送餅了。後來，姐弟倆先後從華農和武大本科畢業，又憑自己的實力，去了國外深造。

「父母的言傳身教真的很重要，特別是當母親的要把愛和責任傳承給子女。」回憶這段經歷，張俐娜認為，正是溫馨的家庭、孝順的孩子讓她和丈夫沒有後顧之憂，為以後的科研事業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武漢大學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一樓大廳的牆上，掛著所有與武大化學系有淵源的院士照片，張俐娜是其中唯一一位女性。
「半路出家」的張俐娜，46歲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當時的職稱還是一名講師，年過七十之後才後來居上成為院士。有人評價她是「大器晚成」，她自己也常說自己是一隻「笨鳥」， 只不過願意付出比其他人多得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工作和學習。

「結婚54年，他一直支持我」

其實，在張俐娜的奮斗之路上，夫妻同心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

1983年，杜予民前往日本東京大學當訪問學者，此後，張俐娜赴日探親，其間，她在大阪大學化學系的一位名教授對張俐娜贊賞有加，邀請她進入實驗室工作。於是，1984年，張俐娜也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大阪大學留學。

兩年左右的時間里，兩人接觸到了許多站在學科最前沿的科學家，開闊了視野，也找到了自己的研究目標。

在日本，張俐娜發現，不少公司都非常重視高分子可再生資源的研發。

「塑料要450年才能降解。」張俐娜解釋。不可再生的塑料、橡膠對環境的傷害很大，據推測，按照目前的污染速度，2050年，海洋里的塑料體積比將超過魚類，這將成為人類生存的巨大威脅。此外，總有一天石油也會枯竭。而從天然的動植物中提取製造生物質高分子新材料來取代現有的塑料製品，不僅原料取之不竭，而且使用後只要添加微生物即可降解，不會對環境造成永久傷害。不少發達國家已經禁止或部分禁止使用塑料，支持可再生的高分子材料進入市場，並提供相應的稅收和政策優惠。
1986年，張俐娜和杜予民放棄了國外優厚的待遇，堅定地選擇回國。出於對國家資源前景的遠慮，兩人開始把目光瞄準生物質資源天然高分子材料科學的基礎和應用研究，探索纖維素等高分子可再生資源的利用手段與路徑。

回國後，張俐娜和杜予民組建了各自的科研團隊，杜予民在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張俐娜在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院系不同，卻因為共同的目標有著共同的方向。杜予民指導的團隊主要研究甲殼素，張俐娜指導的團隊則主要研究纖維素。兩個實驗室不僅實驗儀器、設備共享，思想情感也是「共享」的，經常互相參加彼此召開的學術報告會。

為了攻克纖維素新溶劑及材料的難題，張俐娜和杜予民夜以繼日地工作，幾乎沒有雙休日、節假日和寒暑假，每天在教室、實驗室和家之間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為了工作的連續性，夫婦倆的生活節奏要比別人慢一拍。午飯經常要推遲到下午一兩點，晚飯經常要到晚上七八點。

那段時間，杜予民和張俐娜唯一的消遣，是在寧靜的校園內，手牽著手散步，邊走邊交談。

就是這看似輕松的時刻，兩人的話題仍然離不開科研。

「我們結婚54年，他一直支持我，我們一直在並肩作戰，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足跡。」說起杜予民，張俐娜的幸福溢於言表。她說，每當自己遇到不順利的時候，杜予民就帶她和孩子一起出去玩一天。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路攜手，兩人互相鼓勵，互相幫助，這一路走來才不孤獨，人生才沒有遺憾。

2000年1月,張俐娜的研究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資助。這一年，她已經60歲。在這個年紀，許多人已經退休。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經過無數次測試、建立模型和機理研究，張俐娜和她帶領的研究團隊終於突破傳統方法，創建出NaOH/尿素水溶劑體系和低溫快速溶解纖維素的嶄新方法，並提出低溫溶解大分子的新機理。同時，初步實現低溫溶解纖維素紡絲的「綠色」工業化試驗。這一世界首創的水溶劑低溫溶解高分子技術，可望取代目前環境污染嚴重的黏膠法，從而為生物廢棄物製作新材料打開了一扇「綠色」的新大門，以此為基礎，各式各樣新材料的發明都成了可能。
由於這種「神奇而又簡單」的水溶劑體系具有在纖維素工業中推廣的產業化價值，2011年3月，張俐娜被授予「美國化學會安塞姆·佩恩獎」。該獎是國際上纖維素與可再生資源材料領域的最高獎，張俐娜是半個世紀以來獲得該獎項的第一位中國人。

2011年11月，張俐娜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為武漢大學第一位女院士，也是湖北唯一的女院士。

2013年，以張俐娜為第一完成人，杜予民為第二完成人的「基於天然高分子的環境友好功能材料構建及其構效關系」課題成果，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我從沒想過當院士。」張俐娜說，自己沒有博士學位，當年調回武大後，也不敢想能成為名教授，想的就是好好工作，義無反顧往前走。到後來也只是覺得研發生物質材料利國利民，應該去做。

「這一路碰到過很多困難挫折，面臨過許多失敗、誤解，甚至是嘲諷和誹謗。但人不可能一帆風順，既然選擇了科研，就應盡量做好，像父母和老師期望的那樣努力學習，為國家出一份力。」

「我想，我會干到干不動為止。」張俐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