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文系年青教授
Ⅰ 葛曉音的個人歷程
1968年 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
1969-1975年 在新疆昌吉州中學任教
1975-1978年 在河北省興隆縣文化館工作
1978-1979年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進修
1979-1982年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碩士研究生
1982-1984年 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助教
1984年2月-1984年6月 在澳門大學文學院教學
1985-1989年 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989- 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1990年11月-12月 應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舊金山州立大學等邀請,舉行題為《中國古典文學與歷史文化》的專場演講,共十四場,二十個專題。
1993年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博士生導師資格
1993年3月-1994年3月 任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外國人教師
1994-1997年 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1997-1999年 任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即研究生院)人文社會學系(兼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
1999年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言論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葛曉音遵北大多位老師的囑托,提出了「關於允許高校學生轉學」的議案。她說,由於大學的辦學層次不同,應該允許學生由一般院校轉入重點院校,由專科轉入本科,允許應作退學處理的學生轉學。 中國高等院校入學考試採取全國統一命題方式。「一考定終身的弊端顯而易見,很多學生平時成績很好,因一次發揮失誤沒有進入理想的學校而造成終身遺憾。這就需要教育在轉學政策上更加寬松,使具備學習能力的青年可以進入更理想的就學狀態。」葛曉音說。
「花上3到4年的時間復讀,不僅對國家資源和自我青春是一種浪費,也對應屆畢業生形成不公平競爭。」葛曉音說,如果允許一般院校的優秀學生轉入重點大學,學生將不滿足於「60分萬歲」,這有利於人才成長,也對兩類學校的學風建設大有裨益。同樣,允許專科生轉入一般本科,有利於促成專科與本科院校建立適當分工。專科可以適當開設針對本科一、二年級的教學計劃設計課程,有利於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提高教育資源使用效率。
「只有基於個人選擇自由的教育才是真正人性化的教育,讓學生能在學校間自由遷徙並自由選擇專業,應該是高校改革的一個長遠方向。」中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蔡克勇說,這是一條「必由之路。」 葛曉音代表經常聽到技師、高級技工、農技人員等人才緊缺的呼聲,她認為中國高級技術型人才的欠缺,已經成為阻礙創新的一個瓶頸。多年來,優秀的學生都以報考重點大學為榮。但大學本科的任務是對學生進行文化素質的全面培養,所學的專業基礎理論知識不一定能直接滿足技術生產的需要。職業學校本來應該承擔起培養「灰領」和中級技術人才的任務,卻逐漸萎縮,學生質量日益下降。 她覺得國內大學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分清楚研究型大學和教學性大學,國外分得很清楚。現在教育界颳起了浮躁風,大家都想做研究型大學,而且這些是和當地利益掛鉤的,比如當地政府的政績問題,因為只有研究型大學才有博士點和碩士點,教學型大學重點是教學,研究是其次的,就沒有那些個顯赫的頭銜,顯得大學不重要。葛曉音代表認為這些觀念不對,只有分清大學的功能後,每個大學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考慮招生的規模大小的問題。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葛曉音說,職業教育還是不受大家的重視,在兩會上,農業口的代表每次都提到需要農業技術員的問題,但呼聲都很微弱。農村非常欠缺農業技術員,這種基本需求有高職和中職的培養就可以了,有很多這類的技術工作需要他們在基層做。高端技術也是這樣,許多地方缺乏高級技工,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葛曉音代表認為,過去人們對高等教育向來有一個誤解,覺得大學畢業怎麼也得去做一個國家機關幹部,從來沒有考慮過出來以後還要找工作。但是每年有很多畢業生,看到熱門的崗位已經滿了,就在家坐著等工作。這個問題在西方也很普遍,但在西方並沒成為太大的社會問題,因為西方對高等教育的看法,認為大學其實只是文化素質和專業基礎知識的全面培養,不是進入大學就終身有靠了。即使是念了法學博士,還可以念一個文學博士,將來究竟做什麼,要看機遇和自己的發展。所以人們的觀念還沒有完全調整過來。
葛曉音代表曾在日本東京大學當過幾年教授,身邊有一個老教授出身日本名門貴族,他的女兒從日本名牌大學東京女子大學英語系畢業,畢業後找的工作居然是看護盲人,類似於去護理醫院護理意外失明的人,幫助這些人重新適應黑暗中的生活。一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做這種工作還要進入一個職業學校來培訓。當時葛曉音代表實在不理解,自己家庭出身這么高貴,而且成績也不錯,但教授的女兒說自己願意幫助人,進培訓的學校當然比女子大學低得多,但進去培訓才能考到資格證書,考到好幾個證書才能取得正式的資格。葛曉音代表認為這是成熟社會、發達國家的理念,即使是大學畢業,如果想取得專長,還可以進高職進行專業的培訓。這跟人們現在的觀念完全不一樣。
擴招的問題和職業教育系統的統籌規劃問題有關聯,同時也跟社會上的觀念非常有關系。如果社會上很重視,職業學校學生也不會覺得很丟臉。擴招以後,大學生就業難,而且凡是來北京上大學的,全都要留在北京。沒有人願意回到原來的家鄉,雖然外地很需要北京的大學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願不願意低就,有的人只願意高攀,不願意低就。如果只是做一個專門的比較技術性的工作,可能覺得在大學里學的跟現在的工作不一定完全對口,不願意轉入做職業性比較強的工作,這個觀念轉不過來。
這些年來葛曉音代表還是在提倡人文教育。她說,所謂人文教育是一個非常廣的概念。現在定義的人文學科就是指文史哲,葛曉音代表認為專門研究文史哲不需要太多的人,整個國家的基本研究人員夠了,應該搞得精一點,無論是教書還是研究都應該力求「寧可規模小一點,但要搞得精一點」。但現在攤子鋪得很大,全國搞這個的人很多,出來的成果並不太盡如人意,質量也有一種下降的趨勢,重復的東西、學術泡沫也不少。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葛曉音代表覺得整個人文教育的質量有所下降。現在側重國學方面,應該對人的情操、品質、民族自信心、愛國情懷都有一個潛移默化的作用。一般來說,有國學修養的人往往被傳統文化傳統道德的規范無形之中約束著,所以人文教育是在潛移默化對人的精神上的影響,可實際上現在挺難做到這點,包括自己的學生都很難,只是把這個專業當成找工作的一種工具。
至於能否真正從研究中得到一種快樂和精神的陶冶,葛曉音代表表示,如果從普及教育來說,只要堅持這樣做下去,慢慢地對年輕人會有影響,這些影響比一般空洞的教條要管用得多。

Ⅱ 北大中文系三個著名教授是誰
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有很多,有楊晦、游國恩、王力、周作人、馬敘倫等。
1、楊晦
楊晦(1899.3.25~1983.5.14)原名興棟,後改名晦,字慧修。筆名丫、楣、壽山。遼寧遼陽人。中國共產黨員。
1919年「五四運動」中,他是最先沖入並火燒趙家樓的幾個學生之一。1952年—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作為「沉鍾社」的發起人和主要成員,楊晦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和西方文學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魯迅先生稱評論「沉鍾社」為「中國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一生主要從事戲劇創作、文學翻譯和文藝評論。

少年時入杭州養正書塾師從陳介石,讀《黃書》、《民約論》等。後因主持正義,一次學潮後被校方除名。
出校後刻苦自學,致力於六法訓詁、經史、韻文兼治新學,曾任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編輯、《新世界學報》主編、《政光通報》主筆,後又執教於廣州方言學堂、浙江第一師范、北京大學等。
1949 年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高等教育部部長等職。
Ⅲ 曹文軒的個人簡介
曹文軒,男,1954年1月生於江蘇鹽城市農村。1974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後留校回任教。北京作家答協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教授。 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作家協會理事,中國少年作家班編委,「中國少年作家杯」大賽評委會評委。

(3)北京大學中文系年青教授擴展閱讀:
1、主要作品有文學作品集《憂郁的田園》、《紅葫蘆》、《薔薇谷》、《追隨永恆》、《三角地》等。 長篇小說《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紅瓦》、 《根鳥》 、《細米》、《青銅葵花》等。
2、作品大量被譯介到國外,《紅瓦黑瓦》、《 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說分別被翻譯為英、法、日、韓等文字。
3、獲省部級以上學術獎、文學獎30餘種。其中有宋慶齡文學獎金獎、冰心文學大獎、國家圖書獎、金雞獎最佳編劇獎。2004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提名獎。多次在各地進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