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學考古學教授

『壹』 哪個大學有考古專業

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山西大學、鄭州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河南大學等。

1、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簡稱「北大」，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中央直管副部級建制，位列「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

北京大學創立於1898年維新變法之際，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創辦之初也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1912年改為國立北京大學。

1937年南遷至長沙，與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遷至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復員返回北平。

1952年經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成為以文理基礎學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並自北京城內沙灘等地遷至現址。2000年與原北京醫科大學合並，組建為新的北京大學。

下屬考古文博學院設有考古專業。

2、山西大學

山西大學（Shanxi University），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與山西省人民政府「部省合作共建高校」，是中西部十四所國家重點建設大學之一。

山西大學文脈可追溯到明代三立書院及清代晉陽書院和令德堂書院，學校前身是清朝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5月8日由英國人李提摩太和時任山西巡撫岑春煊共同創辦的山西大學堂。

民國元年（1912年）改名為山西大學校，1918年確定為國立山西大學，是中國創辦最早的三所國立大學之一。1931年改名為山西大學。

1953年經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更名為山西師范學院。1959年恢復山西大學校名，是中國最早在聯合國注冊的高校之一。

下屬歷史文化學院設有考古專業。

3、鄭州大學

鄭州大學（Zhengzhou University）位於河南省會鄭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與河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作共建高校」，國家「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211工程」、「一省一校」重點建設高校。

鄭州大學醫科教育源於1928年的國立第五中山大學，1952年河南醫學院獨立建院，開啟了河南醫學高等教育的先河，1984年更名為河南醫科大學；

原鄭州大學創建於1956年，是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1961年鄭州師范學院並入，1991年黃河大學並入；

鄭州工業大學成立於1963年，是原化工部直屬重點院校；2000年7月，原鄭州大學、鄭州工業大學、河南醫科大學合並組建新鄭州大學。

下屬歷史學院設有考古專業。

4、南京大學

南京大學（Nanjing University），簡稱「南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綜合性全國重點大學，位列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211工程「、」985工程」。

南京大學其學脈可追溯自孫吳永安元年（258年）的南京太學，近代校史肇始於1902年創建的三江師范學堂，此後歷經兩江師范學堂、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東南大學等歷史時期，1949年由民國時期國立中央大學易名國立南京大學，1950年徑稱「南京大學」並沿用至今。

下屬歷史學院設有考古專業。

5、山東大學

山東大學（Shandong University），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中央直管副部級建制，位列「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

山東大學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學。其主體是1901年創辦的山東大學堂，是繼京師大學堂之後中國創辦的第二所國立大學，也是中國第一所按章程辦學的大學；

其醫學學科起源於1864年，開啟近代中國高等醫學教育之先河。從誕生起，學校先後歷經了山東大學堂、國立青島大學、國立山東大學、山東大學以及由原山東大學、山東醫科大學、山東工業大學三校合並組建的新山東大學等幾個歷史發展時期。

下屬歷史文化學院設有考古專業。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考古學專業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北京大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山西大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鄭州大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南京大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山東大學

『貳』 訪談：孫慶偉：考古學家找到傳說中的夏朝了嗎

考古學家找到傳說中的夏朝了嗎
澎湃新聞 楊炎之2016-06-06 07:27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感嘆道：「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這也就是說，在孔子生活的那個年代，可以查閱的史料與可資問詢的賢才都十分匱乏，毋庸說後代。而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讓我們看到了一線突破，即依靠詳實可信的實物來重塑三代信史的可能。從20世紀初疑古之風的盛行，到走出疑古時代的喧囂漸息，其中最為關鍵的橋梁正是考古。
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國的考古人是否已經找到傳說中的夏朝？為此，澎湃新聞專訪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孫慶偉教授，請他為我們講述三代考古背後的故事。

孫慶偉教授
澎湃新聞：眾所周知，顧頡剛先生是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怎樣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否受到日本學者如白鳥庫吉等人的影響？
孫慶偉：這個問題說來話長。關於顧先生早年的心路歷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他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就連顧先生自己晚年回憶時，還能體會到當年寫這篇《自序》時的暢快淋漓。我在《追跡三代》中有過詳細的分析，我認為這篇《自序》值得每一個學文史專業的學生認真去讀，用心去體會。至於顧先生究竟是如何走上 「古史辨」的道路的問題，這篇《自序》就是最好的回答。

孫慶偉著《追跡三代》
總體說來，顧先生的成就和他的個性、所處的時勢以及境遇有很大關系。首先，顧先生的個性十分鮮明，具體體現在兩點：一是治學時的「獨立之精神」，二是他有強烈的好奇心。沒有好奇心則對問題難有興趣，更難以深入，而如果囿於前人，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學的局限性就很大。正是因為顧先生有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才會對成說有所懷疑，才會以全新的視角去鑽研。

顧頡剛先生
其次，是他所處的時代。我們知道，清末民初處於大的社會轉型階段，新舊更迭劇烈。在這個大背景下，顧先生這一代學人受到很傳統的私塾教育，擁有良好的舊學根底；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潮流噴薄而出，又接受到新的學術思想啟發，也使得他們能產生新的觀念。顧先生在北大讀書期間，就有機會聽章太炎和康有為二人的演講，而章、康二人在治學中都夾雜有很強的政治性，他們對傳統的學說抱有很大懷疑，尤其是康有為，學術成了他實施政治抱負的工具。章、康兩位的觀點對顧先生的沖擊很大，埋下了後來疑古的種子。
最後是他的境遇，顧頡剛出身於一個普通書香人家，他的父親早年考入京師大學堂，後來卻因經濟問題中途輟學，這也成了老人家的一個心病。所以當他兒子考上北大後，縱使經濟不很寬裕，也全力支持顧頡剛在北大念書。
在北大讀書的顧頡剛很幸運地結識了胡適先生，胡適對顧頡剛的影響很大，可以說他後來走上古史辨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胡適的影響。雖然日後兩人的人生道路迥異，但終其一生，顧頡剛還是視胡適為終身的恩師，即便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中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但從顧頡剛的日記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還是把胡適放在一個很高的地位。
胡適對顧頡剛的培養並不像現在研究生培養中有很明確的培養計劃。與此相反，恰恰沒有，都是一些很隨機的事件，主要是配合胡適自己的工作，比如他讓顧頡剛做助手去查閱一些資料、點校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等等。但因為顧頡剛具有常人不可及的鑽研精神，使得他在做一個簡單的工作時也會引出無數個問題，這樣他就越鑽越深。到了1923年，便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當時學界的地震。
因此，顧先生走向疑古是多方面造成的結果，整個過程是很自然的，並不是刻意的安排。我們從《顧頡剛日記》中記載的早年經歷來看，也看不出他受到了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影響，更別說「堯舜禹抹殺論」了，李學勤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指出這一點。
澎湃新聞：顧頡剛早期曾認為「大禹為蟲」，但他並沒有否認夏朝存在的合理性，依據何在？後來他對夏朝的認識有沒有發生變化？
孫慶偉：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主要針對堯、舜、禹在文獻中呈現的次序，他們出現的時代與所見文獻的年代正好是一個反背，所以他對「禹」究竟是人還是神產生了疑惑。但顧先生從沒有質疑過夏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對大禹的屬性有所懷疑。他更傾向於「禹為神」，這個觀點到他晚年依舊沒有改變。例如在劉起釪先生的《尚書校釋譯論》中，該書的署名雖然寫的是顧頡剛和劉起釪二人，其實主要工作是劉先生做的，該書依舊將大禹的神性看得很重，劉先生是「宗」 顧先生，書中的關鍵性問題一定是尊重顧先生看法的。
顧先生一直考慮的問題其實是禹和夏為什麼會發生聯系？若他是神，如何會和王朝發生聯系？顧先生就從文字出發，從《說文解字》上找根據，《說文解字》認為「禹」字和蟲有關，所以推測「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而文獻中又有夏代鑄九鼎的說法，所以禹就和夏王朝發生聯系了。雖然後來顧先生放棄了「禹為蟲」的看法，但「禹為神」的觀點沒有變。
對於夏王朝，他並沒有否認，也沒有否認禹之後夏王的真實性。他還對夏代的都邑有過詳實的考證。而夏人的都邑又有多處，所以他提出要用考古學的辦法來證實，弄清它們到底是什麼性質。
澎湃新聞：1925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汾河流域進行過一次調查，這次考古活動的目的是否就是為了探索夏文化？那麼，他調查的依據是什麼？
孫慶偉：很多學者都說李濟去晉南調查和後來西陰村的發掘都是奔著夏文化去的，我個人的看法恐怕未必是這樣。為什麼這么講呢？因為李濟此次發掘是以清華大學和美國的弗利爾美術館共同合作的名義去的，經費也是由弗利爾美術館提供，發掘結束後他在給弗利爾美術館遞交的英文報告中，講到為什麼選擇西陰村遺址進行發掘時寫道，「部分地也是由於它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的中心」。我認為李濟這么寫無非是想突出此項工作的重要性，未必很明確是奔著夏都去的。

李濟先生
事實上，我們看他當時的調查報告，其中對他每天的行程都有著非常詳實的記錄。他確實到過傳說的「禹王陵」，但在李濟先生眼中，那隻不過是一個大土堆，究竟是不是陵墓都很可疑，更別說它是大禹的陵墓了。而等他到了西陰村，看到了滿地的彩陶碎片，他的調查就結束了，因為他的目的就達到了。什麼目的呢？就是尋找一處有彩陶的遺址，這就是他的目的，與尋找夏都沒有關系。
要了解李濟晉南之行的學術目的，要從當時的學術背景出發。1921年安特生發掘了仰韶遺址以後，又到了甘肅的河西地區進行調查，很快就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此後，仰韶文化在中國北方地區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安特生的觀點究竟是否正確，這是中國學者首先要做出回應的，所以李濟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去回答這個問題。他又是一個接受過嚴密的西方科學訓練的學者，讓他去尋找一個虛無縹緲的禹都，對李濟來說是難以想像的。後來他的同事徐中舒先生曾提出過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但在李濟看來，這在方法論上是不嚴謹的。
順便可以談到一點，現在大家都把1926年李濟在西陰村發掘視為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但實際上，李濟1923年在南開教書的時候就去新鄭的李家樓發掘過，因為那裡的大墓被盜，丁文江先生給他籌了一點兒錢，他就去新鄭李家樓發掘，只不過沒呆多久，只挖了幾個探坑，聽到土匪要來的消息，他就被嚇跑了。雖然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發掘，但是如果說李濟的第一次發掘，那確實是在新鄭，後來他不也寫了《新鄭的骨》么？
而且李濟去李家樓的時候，也不是單純因大墓被盜而進行的「搶救性發掘」。他去的主要目的還是要看看當地有沒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存。那時的李濟滿腦子都是新石器時代的東西，為什麼？就是因為他要回應安特生的觀點。當然，新鄭這次發掘的科學性和系統性遠不能與西陰村發掘相比，不過，我個人認為李濟在晉南的調查和發掘一定不是沖著夏文化去的。
對於「仰韶文化西來說」，李濟先生的做法是實事求是的調查，之後再予以回應。我們現在講「中國文化西來說」，似乎都歸結於西方學者的偏見，事實上，從清末以來很多中國學者也主張「中國文化西來說」或「中國民族西來說」，最典型的像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因為那是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國人在當時被視為東亞病夫，極度缺乏民族自信，所以一些學者就願意說中國文化是西來的，這樣才可以說我們與西方民族在族源上是一樣的，在種族上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是有這種心理在其中的。周予同先生1941年發表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就專門談到了這個問題，他把當時清末以來持這種觀點的中外學者都加以羅列，可以詳見。

安特生等人在整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而李濟先生有一個特點:科學主義至上，非常講究實證和科學。這點從他的求學經歷就可以看出來，他到美國最早攻讀的是心理學，後來改為社會學，最後才是人類學。他為什麼從心理學變成了社會學，就是因為他覺得心理學不夠科學，他要學個更科學的學科。包括1970年代編的《中國上古史》，他還認為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要講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說，他不會有先入為主的看法。
澎湃新聞：隨著1928年殷墟開始正式發掘，商代史中的諸多問題得以實證，這也使得尋找夏文化成了三代考古乃至整個中國考古學最核心的使命。如今普遍認為是夏朝遺址的偃師二里頭曾一度被我國考古學界判定為商湯的西亳，這是什麼原因？
孫慶偉：尋找夏的問題，是中國幾代考古學者的一個夢想，也是一個使命，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夏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獨特的地位，而且就學術本身來講，因為殷墟的發掘確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因此很自然地就要往前去追早商和夏的問題。
二里頭遺址的性質問題與1950年代鄭州的考古工作有著密切的關系，原因為何呢？因為我們知道，要找夏文化，首先就要確定什麼是最早的商文化。1952年在鄭州南郊發現了二里崗期的商文化，學術界公認二里崗期的商文化要比殷墟早，但是具體早多少考古學是解決不了的，因為考古學是解決相對年代的問題，解決不了絕對年代的問題，既可以比殷墟早一百年，也可以比殷墟早兩百年。
可幾乎在同時，1956年同樣在鄭州，又發掘了洛達廟遺址。考古學者認為這也是商文化的遺存，但是它和二里崗、殷墟的都不一樣。也就是說在1950年代，出現了三種類型的商文化——殷墟、二里崗和洛達廟，這三個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考古學者當時的認識就是以洛達廟為最早，二里崗其次，殷墟最晚，即一個商文化至少可以分為三段，所以當時河南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這三類遺存分別相當於商代的早、中、晚期。正好這一時期又在鄭州發現了相當於二里崗階段的商代城址，所以安金槐先生很自然地就把鄭州商城定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都。
1959年偃師二里頭遺址 正式發掘，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面貌有一部分和洛達廟很像，按現在的說法，二里頭文化分為四期，至少後兩期和洛達廟很接近。所以當時學者就想，它和洛達廟很接近，那它就應該是商代早期的遺存了，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頭遺址又發現了很大的宮殿，這與文獻中所記載商湯的西亳在偃師可以對應。這便形成了一條很完整的證據鏈，無論年代、文獻，還是文化面貌都對上了。所以學者就提出二里頭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觀點，這是當時的主流觀點，被普遍接受。
為什麼這個觀點後來又發生改變？這和鄒衡先生是分不開的，鄒先生差不多花了20年的時間才提出這樣的認識，簡單來講，他認為二里頭文化的一至四期是同一個考古學文化，二里頭文化不能從中一分為二，二里頭的三、四期不屬於商文化，而屬於夏文化。如果文化面貌改變了，那麼二里頭遺址的性質就自然發生改變，二里頭遺址「西亳說」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安金槐vs鄒衡
說來也巧，鄒先生提出這個觀點是1977年，剛提出的時候很多學者都不同意，尤其是主張二里頭遺址「西亳說」的學者，於是雙方發生了很激烈的學術爭論。但是沒過幾年，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83年，在偃師屍鄉溝又發現了一座商代城址——偃師商城，這座商城從文化面貌上講與二里頭遺址有所區別，它的地理位置比二里頭遺址更符合成湯西亳的所在，而它的文化面貌與鄭州商城最早的商文化接近。所以當時一大部分主張二里頭「西亳說」的學者都紛紛倒戈，認為屍鄉溝的這座商城是西亳，而承認屍鄉溝商城是西亳，實際上就是承認二里崗期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也等於就是承認鄒衡關於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是正確或絕大部分是正確的。從本質上講，偃師商城西亳說就是將早商文化向後壓了兩期，從二里頭文化三期之始後退到二里頭文化四期之末，這是一個巨大的改變。

二里頭遺址衛星影像（上）與偃師商城鳥瞰圖（下）
澎湃新聞：鄒衡先生最早把二里頭定為夏，他的依據是什麼？這中間也牽扯到著名的考古公案「亳都之爭」，您能否為大家簡單介紹下？您對此爭論有何看法？
孫慶偉： 為什麼鄒衡先生能提出這種看法？這與他的治學經歷有關，一開始他的看法和當時主流觀點是很接近的，鄒先生1956年從北大畢業，研究生期間在郭寶鈞先生的指導下做鄭州發現的新材料，他把鄭州二里崗新發現的商文化做了系統的研究，又與殷墟商文化的早晚關系、分期等都做了比較。
1957 年，鄒先生在北大當老師，和宿白先生一起去河北邯鄲發掘，在邯鄲他也發現了比殷墟更早的遺存，但那個時候他對這批遺存的性質並不清楚。1959年他又去了洛陽王灣遺址發掘，而王灣有二里頭文化一類的遺存。鄒衡先生學術起點是商文化，在很長的時間里他就在一直思考商文化的來源問題，所以我們看鄒先生在論證夏文化的時候其實花了很大一部分時間在研究商文化，因為只有把早商文化確定了，他才能確定什麼是夏文化。
經過他的系統研究，認為鄭州二里崗其實是商代早期文化，而非多數學者認定的商代中期；比鄭州更早的，像河北邯鄲，也就是太行山東麓地區的遺存，他認為是先商文化；二里頭遺址也比鄭州二里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樣，所以他判斷這應該就是夏文化。因為比商早的既可以是商的，也可以是夏的，還可以是其他族群的文化。
鄒先生研究時有一個絕招，就是對出土器物做大量的器類統計，在統計的基礎上就能得出一個很好的認識。比如他發現二里頭最主要的炊器是夾砂深腹罐，而鄭州二里崗是以鬲為主的，如果它倆同屬一個文化，為什麼會從罐變為鬲呢？而太行山麓地區的一些文化遺存也是以鬲為主的，所以鄒先生認為鄭州商文化的主要來源是東邊，而不是西邊。

二里頭文化的夾砂深腹罐（左）與二里崗文化的陶鬲
那麼鄒先生這種「以文化來定城」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是因為考古學研究解決不了絕對年代的問題，正如我剛才提到的，在鄭州二里崗挖出比殷墟更早的文化，那麼怎麼確定它的具體年代呢？有兩個辦法，第一個是碳十四測年，但碳十四測年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測出來比殷墟早，但文化屬性不確定的話，也不能判斷它是夏還是商，而且碳十四測年有誤差。第二個就是通過某個媒介把這個問題解決，鄒先生經過分析，他認為鄭州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但是如何證明呢？鄒先生想到的最好辦法就是證明鄭州的商城是商湯的亳都，如果這里是亳都的話，這里的商文化自然是早商文化，所以他才一直強調「鄭亳說」。
而事實上「鄭亳」在文獻中並沒有依據，因為文獻提到過西亳、南亳、北亳等，但「鄭亳」是鄒衡先生自創的概念。為什麼他要提出來這個鄭亳說？就是要解決商文化的年代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鄒先生確確實實是從考古學文化研究中得出的一個結論，可他需要給這個結論找一個切實的證據，告訴大家它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反過來講，如果單純根據歷史地理的考證，只根據它的地望而不考慮它的文化面貌，那是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不是考古學研究。
鄒先生提出「鄭亳說」確實面臨著諸多挑戰，當時很多學者都寫過文章指出他的不足之處。實事求是講，「鄭亳說」確實有它的不足之處，最大的短板就是沒有傳世文獻的依據。而且，一旦提出「鄭亳」說，就意味著要把其他幾個亳都特別是西亳否定掉，鄒先生當然非常清楚，他是怎麼否定的呢？

當年的「亳都之爭」可謂大咖雲集
鄒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就去過魯西南做工作，發掘了菏澤安邱堌堆遺址。他的目的就是想證明在早商時期豫東和魯西地區沒有商文化的分布，特別是沒有大型商代城址的存在，以此來否定湯都在此區域的可能性。但嚴格說起來這個推論是有瑕疵的，因為考古發現是有偶然性和局限性的，不能因為沒有發現便認為它不存在，這就有點像古史辨派的學者，過度使用了默證——「以不見為無有」。比如說張光直先生就很相信亳在商丘，但這一區域是黃泛區，東周時期的城址都被埋在10米深的沙土之下，更不用說早商時期的遺址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關於亳的問題遠沒有到畫上句號的時候，並不能排除將來在豫東找到亳的可能。
現在學術界通常說「北大是鄭亳說的大本營，而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說的大本營」，這種看法大致沒錯，因為在北大包括鄒先生、李伯謙先生都是持「鄭亳說」的。但我覺得更確切的表述應是「北大是反對西亳說的大本營」，反對「西亳說」並不一定就主張「鄭亳說」，比如我們的劉緒老師，可以說反「西亳說」的主將，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劉老師並沒有著文從正面論述「鄭亳說」，我推測這是有深意在內的。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鄭亳說」有待進一步的充實，豫東的問題不解決，「鄭亳說」就不是定論。現在考古學上找到了的幾座商城，能不能把亳的問題一網打盡？就我個人來看，遠沒有到這個時候。張光直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豫東的考古工作只是剛開了個頭，可惜因為他的去世而工作中斷了。所幸鄭州大學和河南大學同行們持續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們期待。
澎湃新聞：世界著名考古學家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發表過他對夏王朝的看法，其認為二里頭可稱之為「二里頭國家」，但它是不是夏朝還要保守來看。而身為二里頭隊長的許宏先生也認為在沒有確切的證據下不能認為二里頭就是夏。那麼您對二里頭的看法是什麼？它是否就是夏王朝的國都，或者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
孫慶偉：羅泰教授的觀點實際上是說沒有一錘定音的證據便不可以認為二里頭就是夏，從道理上講並沒有什麼不妥。但我覺得還得結合中國考古學的實際來講，舉個例子，殷墟甲骨發現以後，王國維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證明《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是可信的，他進而說因為《殷本紀》的可信，那麼《夏本紀》所載夏後的世系也應該是可信的，可到今天為止，誰也沒發現夏代的甲骨。
我們從考古學上看也是如此，考古學能解決什麼問題？它能解決文化面貌的不同問題，那麼從文化面貌上證明二里頭文化的時代早於早商，或像有的學者說的那樣，它與早商文化前後相繼或略有重疊，而它的分布區域又是文獻所載夏人的活動范圍之內，這是考古學家把二里頭文化說成夏文化的主要依據。
那麼我們在考古學的研究中是不是必須要以文字作為最後依據？如果有的學者認為必須要以文字為依據，那麼這個問題就不需要討論，因為二里頭沒有發現文字，甚至早商也沒有發現說它一定是商代早期的文字依據。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講，最早的信史還是殷墟。
但我想多數學者並不這么看，因為考古學可以通過自身的方法論對一些學術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這應該是考古學的學科優勢，而不是它的劣勢，考古學的主要價值就體現在對沒有文字記載歷史的研究上。
我理解許宏先生與羅泰先生是不一樣的。許宏先生這兩年反復強調講二里頭究竟是夏是商，主要是緣於他認為在考古學層面還沒有很好地解決夏、商文化的問題，具體來講，二里頭文化的三、四期和它的一、二期能不能分開，或者說，二里頭文化能不能一半是夏文化，一半是商文化。這實際上是對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有關觀點的重新審視。
為什麼會這樣？這實際上是考古學研究方法和局限性所決定的。簡單來說，兩類遺存差異到何種程度可以劃分為兩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差異到何種程度可以劃歸為同一支考古學文化的不同類型，再差異到何種程度是同一類型的不同期。嚴格來說，考古學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統一的標准，每個研究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分析研究，並得出結論。所以，嚴格說起來，每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屬性、類型和分期都有爭議，只不過不如夏文化這么引人注目，無人關注，無人較真罷了。
比如二里頭文化分四期，有人將它分為兩個文化，但分法各異。其中一部分人說第四期屬商，一、二、三期屬夏；還有人說第一期屬夏，二、三、四期屬商；當然還有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二期屬夏，三、四期屬商的看法。那麼你劃分的標準是什麼，文化差異到多大程度的時候你可以將它劃為兩個文化？且不說夏和商的問題，比這更關鍵的實際上是中國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操作規范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夏商爭論的問題，事實上大家不是按照統一標准對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在不同的平台上對話，何異於「雞同鴨講」？
考古學文化是考古學最為核心的一個概念，在將近一百年的過程中，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得很好。上個世紀50年代夏鼐先生寫過兩篇關於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文章，但都是很寬泛地講了些原則問題，至於具體如何量化，夏先生沒有給出答案。後來張忠培先生寫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研究考古學文化需要探索的幾個問題》，我理解其實就是要解決夏先生未解決的問題，裡面講了若干原則。但很遺憾，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些原則意見，等到每個研究者具體研究時，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做，有了很大的隨意性，有原則也等於是沒有原則，大家各行其是。
所以在如今的研究之中，只要遇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定性，分類型或分期時，就一定會有不同意見存在。只要遇到和族屬掛鉤的時候，或者遇到王朝更替的時候，這一問題就更會暴露出來。表現最明顯的就是三代時期，夏、商、周、秦、楚等無一例外。是因為它們很特殊么？其實不然，它實際上反映了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規范性，由此而引發了隨意性，這個問題亟須解決，需要整個考古學界去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考古學研究恐怕會「永無寧日」。（文/楊炎之）

『叄』 鄭大歷史系博士生劉承

1.哪些學校有歷史系博士授予點

0601 歷史學（130）

1 北京大學 A +

2 南開大學 A +

3 復旦大學 A +

4 北京師范大學 A +

5 四川大學 A +

6 中國人民大學 A +

7 華東師范大學 A +

8 首都師范大學 A

9 武漢大學 A

10 山東大學 A

11 陝西師范大學 A

12 吉林大學 A

13 中山大學 A

14 華中師范大學 A

15 雲南大學 A

16 廈門大學 A

17 南京大學 A

18 西北大學 A

19 東北師范大學 A

20 鄭州大學 A

21 暨南大學 A

22 浙江大學 A

23 蘭州大學 A

24 上海師范大學 A

25 安徽大學 A

26 湖南師范大學 A

上述學校都有！

像山東師范大學、安徽師范大學等也都有，這個東西含金量不高，學科底蘊稍好點的都會有；2006年批準的歷史博士點的含金量還是比較高的，2010年後批下的含金量就低很多了。

2.鄭州大學文博專業好的導師有哪些

孫危，男，蒙古族，1973年生人。

1991—1995年在廈門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並獲得學士學位；1995—2005年就職於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期間於1997—2004年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就學，先後獲得碩士（2000年）和博士（2004年）學位。2005年調至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工作，同年晉升為文博系列副研究館員；2006年被遴選為鄭州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同年還獲得國家田野考古領隊資格，並在鄭州大學轉評為副教授。

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北方民族考古、中西文化交流考古，還兼顧文化遺產保護及研究。

3.河南大學,鄭州大學考古專業哪個好

河南大學歷史是比較悠久，但是河大的歷史系真的不如鄭大，鄭大歷史系是鄭大僅有的6個國家重點學科之一，而且考古又是鄭大歷史學院的重中之重。

鄭大歷史學院有歷史學、考古學、人文學科試驗班三個本科專業，歷史學為國家級特色專業，考古學為校級名牌專業。有考古學及博物館學、歷史文獻學、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專門史、歷史地理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科學技術史、經濟史十個二級學科碩士點，歷史學、科學技術史兩個一級學科碩士點，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點，還擁有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中國古代史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歷史學一級學科為河南省重點學科。

「中國古代文明與考古學」項目是國家「211」工程二期重點資助項目（已完成），「考古學與中原文化」項目現為國家「211」工程三期重點學科建設項目，學科建設工作走在了河南省人文學科的前列

河大歷史學院：院擁有河南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河南大學宋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近代中國研究所、猶太研究所、旅遊規劃發展中心等科研機構，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的支撐學科之一。學院設有歷史學、博物館學、旅遊管理、世界歷史等四個本科專業，擁有歷史學碩士一級學科授予權，旅遊管理專業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為河南省最早的旅遊管理碩士授權點。中國古代史專業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2007年設立博士後流動站。

『肆』 歷史學出身的名人有哪些

1、錢文忠

1984年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梵文巴利文專業，師從我國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季羨林先生。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留學德國漢堡大學。

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2007年登上百家講壇主講《玄奘西遊記》，2013年主講《錢文忠解讀百家姓》第一二部。2015年錢文忠老師參加安徽衛視《中華百家姓》節目，與王立群、蔣方舟共同擔任分享嘉賓。

2、錢鍾書

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32年，在清華大學古月堂前結識楊絳。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一文獲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學士學位。1941年，完成《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的寫作。

1947年，長篇小說《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創作的《宋詩選注》，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1972年3月，六十二歲的錢鍾書開始寫作《管錐篇》。1976年，由錢鍾書參與翻譯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出版。1982年，創作的《管錐編增訂》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時38分，錢鍾書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3、季羨林

早年留學國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文、法文，尤精於吐火羅文（當代世界上分布區域最廣的語系印歐語系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精於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

為「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其著作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

4、王立群

1945年3月14日出生於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縣，祖籍山東省泰安市新泰市 ，現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主攻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中國《史記》研究會顧問，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

2006年，登上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講述「王立群讀《史記》」系列人物並出版相關圖書，被觀眾譽為「百家講壇最佳學術主講人」，是十年來連續在《百家講壇》擔任主講人的學者。2013年，擔任青歌賽評委。2015年參加安徽衛視《中華百家姓》節目，與錢文忠、蔣方舟共同擔任分享嘉賓。

曾榮獲河南省、國家高校教學名師獎，河南省十大師德標兵、十大教育年度人物稱號，是河南省省管專家，河南省政協第十屆委員會委員。

先後出版《現代<文選>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文選>成書研究》（商務印書館）、《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修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等代表性著作。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國內權威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

5、易中天

1947年2月8日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知名作家、學者、教育家。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2年起任教於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2015年4月聲明已經退休。

易中天長期從事文學、藝術、美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等研究。著有《〈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人類學》等作品。

2005年央視《百家講壇》「開壇論道」的學者，2006年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漢代風雲人物》、《易中天品三國》。2008年主講《先秦諸子百家爭鳴》。2013年宣布寫作36卷本《易中天中華史》，2013年12月5日，榮獲第八屆作家富豪榜最佳歷史書。

『伍』 大金店鎮的文化

： ：中有大金店，南有王堂、李家溝、磴槽，北有黃村、太後廟，均有民間業余劇團。他們農忙務農，農閑排練，節日演出。主要有豫劇、曲劇兩個劇種。鎮區在解放前就有戲曲學校，社會上有一定財力的大戶負責戲校的日常開支，當地群眾稱為「窩班戲」，從大金店戲校走出去的戲校學生，在各地演出中活躍了農村文化生活，其中豫劇的豫西調代表人物王二順（告成人）就是從大金店走出去的著名藝術家。
大金店街的陳春德是一位著名的民間藝人，俗稱「餘生演員」（即沒有進過科班經過專業訓練的演員）。這位老人知識面廣，戲路寬，行當全，老百姓說他一肚子都是戲。解放前的某個年份，有一著名的外地專業豫劇團到臨汝縣演出，劇名是《梨花歸唐》，當時身在登封某煤礦任財務總管的陳春德，到臨汝為礦上購物，聽說有劇團演出，便主動到劇團找到領班，提出要客串薛丁山一角（俗稱打炮），扮演樊梨花的女演員名燥豫西各縣市，根本瞧不起陳春德，連演出前的溝通都不願意，陳春德心裡非常別扭，暗暗攢勁兒，薛丁山出場前陳春德一直悶頭吸煙，一聲不吭地關注著劇情的進展，當他聽到鑼鼓聲響到了出場的時間，便扔掉煙袋走到化妝台前，雙手齊下、十指並用，三兩下就化完了臉譜，然後雙臂一伸服裝師連忙為他著裝，當最後一聲鑼鼓敲過，陳春德大步出場，絲毫不誤演出。因為這場戲是樊梨花和薛丁山的武打戲，所以沒有幾個回合薛丁山便用槍挑掉了樊梨花頭上的網子，扮演樊梨花的演員當場出醜，掉頭就回了後場，這時陳春德也到了後場，只見這位女演員誠懇地走到陳春德面前，連賠不是，口呼「學生眼拙請陳老師多多指教」。至今凡到大金店演出的劇團，都因群眾欣賞水平較高，愛挑毛病的特點，而稱「大金店的戲難唱」。 安金槐（1921—2001），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鎮安廟村人。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1948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歷史系。曾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副隊長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副會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考古學科組成員、河南省科技史學會理事長、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名譽會長、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專家組組長等職。他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鄭州二里崗》、《中國考古》、《登封王城崗與陽城》、《中國陶瓷》、《中國陶瓷通史》等。
王克印，筆名王石山，原大金店街北拐人。以中國畫聞名，高級美術設計師，享受國家特殊津貼。曾出版《王克印花鳥畫集》、《王克印畫集》，其作品 《白鷺秋水》獲全國花鳥畫展一等獎，《春秋配》獲全國美展二等獎，二者在國家及省博物館均有收藏。
趙宗憲，男，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鎮金東村人。詩人。1948年生。畢業於河南大學中文系。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河南省作協會員。有詩作發表於《人民日報》、《人民文學》《詩刊》、《星星》《詩歌月刊》等。出版有詩集《平民精英》、《舊體詩200首》、《歌在人生路上》、《嵩山腳下》、《大家都看到了我的幸福》、《上帝和我共同的樂園》等。由中國詩歌學會主編、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國詩人大辭典》收有其辭條。
安國彥，畫家。安國彥,字嵩石，1948年出生。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街西北拐人。早年畢業於北京畫院國畫研修班，師從著名山水畫家王文芳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畫研究，主攻山水畫創作，兼作寫意牡丹，山水畫以博大雄渾見長，牡丹作品富貴秀麗，代表作品《嵩山百米長卷》高2米，長138米。作品曾在《美術》、《國畫家》、《中國畫》等重要雜志報刊上發表，並被江蘇美術館、河南省博物院、內蒙古美術館等多家藝術機構收藏。數次應邀赴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舉辦畫展和學術交流。出版有《安國彥畫集》、《江山多嬌—嵩山百米長卷》《嵩山詩書畫集》、《藝香齋作品選》、《安國彥牡丹集》等個人畫冊。近年來作品連續被多家出版社出版掛歷十餘套。名列《中國書畫名人錄》等多部辭書。並獲得「98畫壇百傑」稱號。
現為國家二級美術師，河南省美術家協會會員，河南省國畫家協會常務理事，河南省山水畫藝委會委員，天中書畫院業務院長，登封市美術家協會主席。
王占敏，男，1966年8月出生，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鎮金東村人。中學高級，中國少林武術七段。1991年畢業於鄭州大學中文系。先在登封五中任教，曾任《嵩苑》（季刊）副主編，後調到登封實驗高中任教，現任語文教研組長、《思想樹》（季刊）主編。河南省高中語文骨幹教師，2006年度河南省教育廳學術技術帶頭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河南省作協會員、河南省心理學會會員、河南省邏輯學會會員、河南省詩詞學會會員，河南省教育學會中學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會員、嵩山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登封市作協副秘書長、登封市詩詞楹聯學會副秘書長、嵩山詩社副社長、登封市散文學會副會長、少林養生學會秘書長。在《語文知識》、《新作文》、《中學生》《武林》、《搏擊》發表有教育教學、少林武術研究、嵩山文化研究等方面論文20多篇。出版有詩集《一些情景總要想起》。另有撰述有《歷代吟少林寺詩詞選注》、《高中古詩文譯注》、《少林功夫》、《少林寺龍拳拳法》等。由中國詩歌學會主編、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國詩人大辭典》收有其辭條。 。
民間武社：文村、安廟、書堂溝、段村、梅村、王上、陳樓、遊方頭、陳村、雷村、桑樓、箭溝、西灣、金東、金西、金中共16個村都有獅子、老虎、猩猩怪民間武社。每逢春節、燈節經常組織會社。以大金店的正月十六、文村的正月初九、書堂溝的正月十七，會社規模較大，吸引東金店、石道、送表等兄弟鄉鎮前來展示才藝，登封市的領導同志也經常到此觀看。值得一提的是文村的舞獅表演團以其陣容強大、演技精湛，而聞名於登封各鄉鎮，並曾多次代表登封市參加鄭州市政府組織的燈節民間文藝匯演，屢獲殊榮。金東村的盤鼓隊，名氣很大，演員120人，60面大鼓，60面銅釵，由於訓練有素，表演俱佳，他們的場地表演和行進表演在登封市有很大的影響，多次參加市區舉辦的大型活動，服務市黨代會和人民代表大會，並經常為企業開業慶典助興，特別是他們的市場化運作，社會化服務的模式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肯定。 ，潁水春耕。
盛傳不衰的登封八大景之一，潁水春耕，地點就在大金店潁河南岸，古負黍城的北部，相傳唐朝有位詩人鄒ⅩⅩ在春遊登封秀美山水之際，有幸走到潁河岸邊，被山清水秀的景色所迷醉。舉目望去春意盎然、綠野吐翠，清澈的潁水潺潺流淌，河岸邊的楊柳倒映潁水，給人一種樹在水中，人在畫中的意境，生動地展現了「嵩山不墨千秋畫，潁水無弦萬古琴的詩情畫意。」當詩人看到田裡的農夫懷著愉快的心情扶犁揚鞭勤勞春耕，口中吟唱田歌，一副悠然自得，超然域外的樂觀神態，人與自然相映成趣，讓詩人如痴如醉，不由詩興大發，詩曰： 。
該鎮北部的三王莊村位於三皇寨景區內，區內除三皇寨主景區外，還有清涼寺、上清微宮等景點，三王莊村民近幾年圍繞景區大做旅遊服務文章，日前，三王莊旅遊服務休閑區總體規劃基本完成，水、電、路基礎設施和綠化、美化基本到位，其中天成山莊的主體工程基本完成，他們將以優質的設施、高質量的服務歡迎八方賓客。 常松木
大金店村位於登封市區西南，距市區十二公里，自古以來為交通、商業、軍事重鎮，解放前後有「登封的小上海」之稱。大金店村因距天下名剎少林寺很近，自古以來民風強捍，尚武習武的人很多，現在有的老拳師家裡還放有祖傳的兵器。如王全順老拳師家就珍藏有一把祖傳的明朝寶劍，還珍藏有一對王堂董玉乾家祖傳幾代的操鐮。但大金店成為名副其實的武術之鄉則是上世紀的事情，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一代武術宗師李根生在大金店地區設了四大拳場，義務傳授少林武術，大金店村東門和南館才開始大規模練武。四大拳場除大金店村之外，還有書堂溝、雷村、文村等。大金店鎮傳統少林武術因「鬧節氣」而日益盛行，至今不衰。 上世紀三十年代，大金店愛好武術的雷金柱、雷書秀、王同秀、李金秀等人投李根生大師學藝，李根生大師晚上就來大金店義務授徒。再加上豫西地區民風不正，一些青年人不走正道，賭博、吸大煙、打架等讓父母頗為頭疼，父母們就把孩子送進拳場練武，希望有個管教。另外，大金店人們敬奉火神爺，燈節前後都要出社娛神，以前大金店的社火是高抬故事，即一個大椅子綁在兩根長桿上，椅子上焊一鐵架子，鐵架子上站一個穿戲服的人，由四個人抬著行進娛樂。這是文社，大金店人嫌不太喜慶，也想改一改社，於是村裡的青年人就都拜李根生老師為師，然後將社改成了猩猩怪社，當時叫國術社。因一種熱情和愛好，因戒賭和戒煙的需要，再加上改社和娛樂健身的原因，大金店遂成為武術重鎮。
當年，東門拳場最先設在雷金柱家，後來移到了王森科（王惠麟之子）家。南館拳場最先在碾道院，後來移到了尚小學家。村人要想入拳場學武，一般都要履行入場儀式，即拜師儀式。老師坐在挪挪爺神像前，想入場的人要事先准備好供食，並在黃裱紙上寫有自己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上香後點燃黃裱，先給挪挪爺磕頭，然後再給老師磕頭，這就是所謂的「辦身子」。辦身子時還要跪在挪挪爺像前明誓，第一，一定要學好武藝；第二，學會拳棍刀槍和法言咒語，不傳於外人，即不傳於不在拳場的人；第三，學拳後不以藝欺負人、打人，只用於健身、防身；第四，學拳後堅決不姦淫盜竊，不賭博、不吸煙、不串門子（即混女人）。不然，死於靈官老爺鋼鞭之下，死於亂箭刀槍之下，最輕也要雙眼擠瞎。如果發現誰賭博了，只要進到拳場，眾人就將其按倒在地，扒掉褲子用棍子痛打一頓。拜師儀式後就可入場練武了。每天晚上入場後，先給挪挪爺磕頭，然後活動身子，人到齊上香後，李根生老師就開始手把手地認真傳授，教每一個人正確的「出、收、擋」等一招一勢。人們陸陸續續來到拳場，以一個鍾頭為限，遲到者要受罰。 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的傳承情況較其他教師窩復雜一些，主要體現在南拐兒，李根生大師先在南館傳拳，而南館拳師第二代及其以後則基本上學的是少林寺釋德根大師的拳法，中間還夾雜有南館人李金重在外地學的少林系拳法。東門則主要傳承的是李根生大師拳法，後來也有一些人隨釋德根學了一些套路，但李派特色更為明顯。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到了第四代傳人後，又有人到少林寺、駱駝崖、小河灣學了一些拳術。因東門和南拐兒現在同屬金東村，所以下文一般不再細分為東門和南拐兒。總起來說，大金店掀起過三次習武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李根生大師傳拳時，第二次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釋德根大師傳拳時，第三次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鄭進保老師在學校普及武術時。
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的第一代著名拳師有雷金柱、雷書秀、王同秀、雷金懷、吳保印、陳天祿、王少同、李丙寅、鄭炎丙、張文炎、張根、尚庚午、陳西懷、耿滴流、雷木等。第二代著名拳師有王全順、崔光照、安光華、雷文章、趙平、王新田、胡蘭、王蘭、王金水、秦仁、陳鐵成（陳發榮）、王萬壽、王森科、王鐵爐等。這兩代人都是李根生大師的徒弟。第三代著名拳師有劉振海、陳秋菊、鄭進保、安振喜、雷金漢、雷白露、崔同治、崔光烈、雷文青、雷丙申、雷丙森、王鐵彪等。第三代拳師中鄭進保、劉振海、陳秋菊、安振喜等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釋德根大師到大金店傳拳時的徒弟。釋德根大師在大金店傳拳時拳場主要在安振喜家。第四代主要有李鐵爐、吳國漢、雷繼武、雷長欣、雷國安、趙蛋、畢愛香、張書森、張鐵印、陳孝立、王老六、畢全貴、閆治軍、王金紅、王新文（後畢業於河南大學武術系）、王洪、畢書軍、劉會軍、陳群立、陳天立、雷進央、尚海明、王彬、王宏偉、王占敏、閆治軍、雷朋偉、劉建平、王慶彪、崔國元、鞏建松、鄭海森、王占芳等。現在，活躍在武林中的都是這一代人。第四代傳人中一部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縣體委李丙寅老師要求普及少林武術時，鄭進保老師在大金店中心校教出的徒弟，其他的多是在村中的老拳師訓練猩猩怪社時培養出來的。當時，全縣有三個少林武術普及示範點，除大金店外，還有雷村和背陰坡村。第四代傳人現在大多都執教於各大武術館校，如張書森在少林寺武僧隊當教練，張鐵印在少林寺南院武術學院當教練，鞏建松在少林寺禪武學院當教練、王金紅在葉縣少林武術學校當教練。 李根生大師在大金店傳授的拳法套路主要有大洪拳、小洪拳（少林母拳）、炮拳、七星拳、大通臂拳、小通臂拳、梅花拳、六合拳、二人對打炮拳、對打拳（耳把六合拳）等，器械主要有大刀、雙刀、繩鞭、流星錘、七節鞭、十三槍、對花槍、單刀穿槍、雙刀穿槍、梢子棍穿槍、雙梢子棍穿槍、單拐穿槍、雙拐穿槍、操鐮穿槍等。李根生老師還單獨傳給了安振喜母親一套識字拳拳。小通臂拳被視為秘技，絕不傳於沒「辦身子」不在拳場的人，如果正在演練時，有外人到場，就立即停止。
釋德根大師又傳了梅花拳、朝陽拳、羅漢拳等，器械又傳了梅花單刀、梅花雙刀、單刀破槍、大刀破槍、大刀破劍、三套環破槍等。據說少林寺素喜大師還在大金店傳了一把心意把。釋德根大師還將李根生大師傳授的八步十三槍改為二十四明槍，傳授於王全順老拳師。
除能准確說出由誰傳授外，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中還有春秋大刀、雙梢子棍、眉齊棍（富貴不斷頭）、劍、錘、鐧、大鐮、草鐮、單拐、雙拐、鋼鞭、九節鞭、護手鉤、單匕首、雙匕首、三節鞭、單拐對桿、雙拐對桿、大鐮對桿、三節鞭對棍、白手奪刀、鐧對桿、錘對桿、扎子穿槍等套路和拔筋、八段錦、排打法、把法等功法。令人稱絕的是，還有三人對練項目，如單刀破雙槍、一人破二苗（槍）、三桿槍（三人對打）等。甚為可惜的是，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中的許多器械套路現在已經失傳近半。
大金店的拳師中，雷文章的對手戲（拿手戲，即最擅長的）是小洪拳、大洪拳、梅花拳、單操鐮、拐子穿槍、大通臂拳等，雷金懷的對手戲是小炮拳和大通臂拳，雷金柱的對手戲是大鐮穿槍、單操鐮、梅花拳和六合拳，雷木的對手戲是單拐和六合拳，李金秀的對手戲是六合拳，崔光照和耿滴流的對手戲是春秋大刀，王全順的對手戲是二十四明槍（由八步十三槍改編而來）、拐子穿槍、單花槍，王萬壽的對手戲是軟兵器，王新田的是對花槍，雷金漢、崔同治的是大鐮穿桿，王洪的是小洪拳、太祖長拳、一路炮錘，王占敏的是大通臂、小梅花拳、三路炮捶，常海明的是太祖長拳、雙繩鏢，鞏建松的時小洪拳、炮錘、達摩杖、春秋大刀。 大金店的傳統少林武術因李根生大師和釋德根大師傳授，可以說頗得傳統少林武術之真傳。其主要特點是，一、小架多，二、拳打一條線，三、曲而不曲，直而不直，四、節奏快，動作緊湊，五、每套拳收勢都是五花坐山勢，六、對練都是三十六勢。從形式上講，在四大拳場中，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還有人多勢眾、器械套路多、練拳季節性強（主要是冬天）、流傳下來的拳諺多等特點。現在，在大金店流傳拳諺還有很多，如「會錘（拳）不會錘，三百六十回」，「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單刀看手，雙刀看走」，「劍不過頂」，「夠不夠，三十六」，「打拳不溜腿，到老冒失鬼」，「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練拳不知把，等於瞎胡耍」，「六耳不傳法（即三個人同時在場時都不傳法）」，「會拳不能用拳」，「少林拳一條線，不曲不彎走直線」，「冬練三九，夏練三伏」，「拳成家什（器械）就」，「熟能生巧，巧能而變」，「學會小洪拳，到哪都吃飯」，「站如釘，動如風，重如泰山，輕如鴻毛」，「出手似放箭」，「手似葯箭身似弓，發勁全靠後腳蹬」，「捶打人不妨」，「好手拳千斤，懈手消萬分」，「學會四兩撥千斤，方知他力壯我身」，「當村不識當村貨，外地和尚會念經」，「拳打千遍而不厭」等。
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在省內外影響極大，最叫響的就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到鄭州、登封等地參加武術節、藝術節表演時觀眾連續拍手不讓下場。上世紀七十年代，大金店鎮曾被鄭州命名為武術之鄉。1973年，鄭進保老師帶領五個大金店籍徒弟組成登封縣教育代表隊赴開封參加武術比賽，成績優異的張鐵印脫穎而出，代表開封地區參加了河南省武術比賽。1976年以後，登封縣組織老拳師匯演，大金店老拳師表演的拳術曾得到了高度贊譽。1983年，大金店鎮還成立了少林武術協會。第四代拳師中也有許多人在少林武術界頗有影響，畢書軍曾榮獲全國棍術冠軍，後被河南省武術隊錄用，2003年，在河南省傳統少林拳演示大會上，王占敏獲得中年組男子拳術對練優秀獎，鞏建松獲得中年男子組拳術（小洪拳）一等獎。2004年10月，鞏建松在首屆世界傳統武術節上獲中年男子組少林拳術（炮拳）一等獎、器械（達摩杖）二等獎。2008年7月，在河南省傳統少林拳交流大賽上，王洪獲中年男子組傳統少林拳一等獎、傳統少林器械一等獎。2009年10月，王洪還應邀去澳門參加了首屆中華武林群英大會，獲功夫演練優秀獎。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還被傳到了外地，陳發榮老師曾任河南大學少林武術學院教務長，學生遍布全國各地。鄭進保老師的徒弟中也有不少大金店鎮之外的，1976年，他還到潁陽鎮庄王村王四治家傳拳二十多天。第四代拳師中，王金紅還在葉縣開辦了武術學校；陳孝立也曾在河南大學少林武術學院任教練；王洪曾任保安武校教練；鞏建松曾任少林寺禪武學院總教練：他們的弟子也都來自全國各地。
當然，大金店鎮傳統少林武術最能顯示其規模和影響的，還是在正月鬧節氣之時。大金店東門和南拐兒都組織有猩猩怪社，主要娛樂項目就是武術表演。大金店鎮周圍的村莊互相邀請或勾社，大金店的社也就不斷到各村去串演。正月初七是大金店東街會和陳家門會，正月初九是文村會，正月初十是安廟會，正月十二是畢家村會，正月十三是大金店南拐兒、北拐兒和南店會，正月十四是雷村會和梅村會，正月十五是王上會，正月十六是大金店西街會，正月十七是書堂溝會，正月二十二是寺庄會，正月二十三和二十九是東金店會，正月二十五是高馬會。各村會期時，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都會應邀或還社到場助興。可惜的是，現在隨著人們娛樂方式多樣化，各村的社火的聲勢都遠遠不及二十年前，這對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的傳播也產生了不少消極影響。現在，登封市文聯正在推動、開展的民間文化遺產工程，如能對大金店人們有一定的啟發，那麼大金店傳統少林武術就有望振興，我們期待著。

『陸』 懇請各位提供些許關於考古和歷史的書籍

《考古學通論》，孫英民、李友謀，河南大學出版社
《中國考古》，安金槐，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考古學通論》，張之恆， 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大網路全書•考古學卷》，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
《民族考古學初論》，容觀瓊、喬曉勤， 廣西民族出版社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榮新江，三聯書店
《科技考古學》，陳鐵梅，北京大學出版社
《定量考古學》，陳鐵梅，北京大學出版社
《考古學理論》，陳淳， 復旦大學出版社
《聚落與環境考古學理論與實踐》，方輝 ，山東大學出版社
《考古學讀本》，楊楠，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考古學十八講》，張宏彥，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中國文物分析鑒別與科學保護》 馬清林、蘇伯民、胡之德、李最雄，科學出版社
《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 楊伯達，紫禁城出版社
《漢代畫像石通論》，王建中，紫禁城出版社
《古代玉器通論》，龍仁博，紫禁城出版社
《中國古輿服論叢》（增訂本）， 孫機，文物出版社
《中國傢具史圖說》， 李宗山，湖北美術出版社

文物博物館系列教材——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博物館學基礎》（修訂本），王宏鈞，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考古》
《中國書畫》（修訂本），楊仁愷
《中國陶瓷》，馮先銘
《中國青銅器》，馬承源
《中國古錢幣》，唐石父
《中國古代建築》，羅哲文

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文物出版社
《曾侯乙墓》，譚維泗
《秦文化》，王學理、梁雲
《魏晉南北朝考古》，羅宗真
《古代石刻》， 趙超
《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 蔣英炬、楊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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