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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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革命年代

作者：高華

豆瓣評分：9.1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3-1

頁數：392

內容簡介：

南京大學已故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國內第一部著作。

在革命的背景下，在革命的名義下，歷史風雷激盪、撲朔迷離。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歷史大家的獨特視角和通俗流暢的語言將我們帶進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解放後的繼續革命洪流中被遺忘或者被拒絕記憶的角落。

嚴謹的治學態度、扎實的理論功底以及歷史學家的人文關懷，高華教授的《革命年代》最重要的啟示實際上是告訴讀者用怎樣的姿態去面對我們和其他人的過去和未來。

作者簡介：

高華，1954年生於南京，「文革」期間曾做過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以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

2011年12月26日22時15分在南京病逝，年僅57歲。

『貳』 革命年代的作者簡介

高華，1954年生於南京，「文革」期間曾做過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以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代表作有《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在歷史的「風陵渡」口》等。

『叄』 南京大學的歷史學怎麼樣

南京大學的復歷史學很好，本碩制博一直到博士後！在全國可以排在前五名。我們學校有兩個老師是南京大學的博士後，還有一個南京大學世界史專業的博士。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方面，陳謙平、李良玉、高華等都是名家。不過，歷史學在當今社會屬於冷門學科，因此分數線較低。

『肆』 宋美齡一生中，最正確的決定是什麼

宋美齡的五大歷史貢獻 昨天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高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從 5 個方面評述了宋美齡令人尊敬的地方。他認為宋美齡是一個曾在 20 世紀中國政治和歷史舞台上以她的特殊身份在幾個關鍵點上發揮了正面作用的重要女性。

親上前線鼓舞士兵 在日軍輪番空襲的日子裡宋美齡沒有像其他官員夫人那樣找個安全的地方養尊處優而是跟廣大官兵一起戰斗在最前線多少次她都險些喪命於敵機的轟炸中。一次去前線的路上宋美齡的車遇到轟炸她摔斷數根肋骨可仍然堅持向前線將士作了演講並喊出“弟兄們跟我來 ”的戰鬥口號然後一頭暈倒在官兵們的歡呼聲中。 推動中國民航發展 這一點極少有人了解。

上世紀 20 年代後期宋美齡曾任當時的航空委員會委員長。她利用她的特殊身份第一次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幾大城市開通了民用航空線路。 從中國現代化的角度看 她的做法是很具有積極意義的。 堅決反對“兩個中國” 宋美齡跟蔣介石來到台灣後一直主張國家統一的立場反對“台獨”和“兩個中國” 。這個觀點伴隨了她一生對台灣政府很有影響力。

『伍』 高華的個人履歷

1954年出生於江蘇南京。
「文革」期間，曾做過8年工人。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茅家琦，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在南京大學工作。
1995—1996年，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2004年2-7月，在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
2006年1-6月，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客座教授。

『陸』 從湘江戰役看左傾錯誤的影響

湘江戰役在紅軍長征史上留下了最慘烈的一筆。根據歷史學家們近年來的研究，李德等人的左傾路線，是導致湘江戰役慘敗的罪魁禍首。
搶渡湘江錯失良機
1934年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尚沒有整合各路地方軍事武裝，在圍剿紅軍時，不得不依

賴各路軍閥的配合。也正因如此，參戰部隊時常各懷心思，貌合神離。桂系軍閥白崇禧既不願紅軍進入廣西，也不願同紅軍硬打而消耗實力，就借口兵力不夠，在11月21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而湘軍總指揮何鍵為求自保，也沒有盡快派兵南移接防。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告訴記者，當時湘江防線漏出60里的空缺無兵防守達三四天之久。可惜，直到11月25日，中央軍委才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先頭部隊27日趕到界首。盡管順利拿下渡口，但此時，湘軍和桂軍已在蔣介石的壓力下蜂擁而來，後續大部隊完全失去了渡河良機。

負重行軍致命拖累
即便如此，如果火速突圍，戰役的損失也能減少。可是，十萬火急的戰爭即將打響，中央軍委縱隊還是加快不了行軍速度。根據相關史料，11月26日，紅軍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邊。行軍緩慢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戰爭經驗、高估自身實力又小看敵人決心的博古、李德，簡直想將中央蘇區整個搬走。他們將工廠拆遷一空，雇了幾千名挑夫，凡是能夠挪動的值錢物品都裝在騾子和驢子背上，組成了龐大的後方運輸隊。需要8個人抬的X光機，需要十幾個人抬的大炮底盤，也捨不得丟下。特別是遇到上山、下山以及羊腸小道，有時候路窄得只能通過一個人，這些輜重設備對於紅軍行軍能力的阻礙可想而知。很多士兵抬著輜重，勞頓到站在地上就能睡著，很多人竟然就這么一睡不起。整個隊伍前後綿延約200里，成為致命拖累。
在先頭部隊傷亡慘重，紅軍生死存亡系於一線之際，博古和李德才逐漸醒悟過來。12月1日，第五軍團第13師在一天沒吃飯並作戰行軍60里的情況下，又一口氣跑步行軍90里，於夜間9點渡過湘江。在攻打道縣時墊後的34師，晚到一步，則被
國民黨軍隔離在東岸，許多人泅水而渡，被飛機和重火力轟炸掃射，滿江都是人頭、戰馬和漂浮的鍋碗瓢盆，最後全師覆沒。

悲壯的路線之爭
長征前，中央蘇區進行了極大規模的「擴紅」運動，但湘江之戰後，損失過半。除了骨幹作戰部隊的重大傷亡外，非戰斗減員的情況也很突出。相當數量未經有效訓練和教育的新參軍戰士以及僱傭的挑夫，因為不能忍受艱難困苦而逃散。
此前主導長征的領導人，拘泥於共產國際的教導和蘇俄經驗，堅持「佔領中心城市，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軍事路線，他們還激烈批評毛澤東，認為他以「鄉村為中心」、打游擊戰和運動戰的主張，是對革命力量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然而，這次悲壯的戰役，以紅軍有史以來最大的慘敗和血淋淋的事實，宣告了「左」傾教條主義的徹底破產。此後不久，中央軍委聽從毛澤東的建議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確立了其軍事領袖的地位。從此，長征開始走出低谷，中國革命初見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