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㈠ 楊文全的個人履歷

1979—1983 在西華師范大學中文系讀大學本科，獲文學學士學位。
1990—1993 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內文系讀碩士研究容生，師從著名語言學家史錫堯教授、王寧教授、伍鐵平教授等先生，獲文學碩士學位。
1995—1999 在四川大學中文系讀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語言學家趙振鐸教授，獲文學博士學位。
2000年12月—2003年6月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師從四川大學傑出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羅志田教授（現已調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獲歷史學博士後證書。
2008年9月—2009年7月 在南開大學文學院做高級訪問學者，師從著名語言學家、博士生及博士後導師、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馬慶株教授，並獲訪問學者證書。
2009年9月-2010年9月，赴韓國首爾東國大學中國語系（科）任客座教授。

㈡ 北京大學最受歡迎的十大教授

經濟學院劉怡教授，歷史學系彭小瑜教授，數學科學學院李若教授，人民醫院王建六教授，社會學系孫飛宇教授，基礎醫學學院初明教授，物理學院的穆良柱教授等。

教授為大學教師職稱的最高級別。中頃運文的教授兩字則源於「傳教授業」的字義，是中國古代就使用的學官名稱，在中國漢代、唐代的大學中都設此職位。這個詞語與英文沒有關聯。日語中則與中文同用「教授」來稱呼大學中的老師。

根據教育部和人事部聯合發布的相關規定，把高校教師的崗位分為13個等級。教授崗位分一至七級。其中正教授崗位包括一至四級，副教授崗位包括五至七級；中級崗位分3個等級，即八至十級；初級崗位分為3個等級，即十一至十三級。

1、現下「教授」都是聘任制的。

2、「特聘教授」，顧名思議，是特殊（特別）聘任的教授，本身是教授。

3、「客座教授」，是「客情」聘請的學者，不定期來作報告或搞講座。本人可能不是教授，而是名人、官員、企業家、發明者，等等。

4、「兼職教授」，校際間、學校與社會間，互相聘請講課的教授。本身是教授畝殲，實際講課或搞科研、帶研究生。

5、「榮譽教授」，是對知名的老教授、有成就的老領導，授予的榮譽稱號。

6、一般教授，是大學聘任的正高級職稱，既上課，又搞科研、帶研究生，也是學術帶頭人。

7、迅乎沖「叫獸」同音詞，一般用來戲稱愛裝什麼都懂的人。

㈢ 高毅的個人經歷

1982．4．獲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
1984．12．獲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
1989．1．獲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
1989．1．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1991．8．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994．8．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所屬機構：歐美史教研室 1985.10－1987.8, 瑞士日內瓦大學文學院博士進修生
1995.9－1996.9,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1996.10-12, 瑞士日內瓦大學訪問學者
1999.3-5, 比利時列日大學歷史系訪問學者
2003.9-10,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國革命史研究所訪問學者
2006.1-2, 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歷史系客座教授
2006.2－2007.8,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國革命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 2005年起法國革命史國際委員會委員
 2005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 2002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 1997－2006年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委員
 2000－2008年北京大學教材建設領導小組成員
 2000年起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兼職教授
 2000年起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 鄧正來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編委
 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編委
 北大希臘研究中心刊物《西學研究》編委
 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刊物《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編委
 2002年起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副會長  2001年5月參加上海大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現代化與社會變遷」並發表論文「現代文明的東方因素泛論」。
 2002年12月參加法國史研究會廣州國際學術討論會並發表論文「法國大革命對於現代政治民主化運動的意義」。
 2003年9-10月赴法國和義大利連續出席三個法國革命史國際研討會，分別發表三篇論文「法國革命政治文化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法國革命熱月時期的社會『還俗』現象」、「中國法國革命史教學研究的資料應用」。
 2003年12月參加北大歷史系主辦「世界歷史上的斷裂與延續」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論文「現代文明演進過程中的斷裂與延續」。
 2004年8月參加「北京論壇」歷史學分論壇，發表論文「關於現代文明及其歷史的若干問題」。
 2006年1月參加巴黎高等師范歷史系大型國際學術討論會「歷史與圖像」，發表論文「圖像與中國文革」。
 2006年12月參加巴黎第一大學法國革命史研究所與法國國家檔案館合作舉辦之國際學術討論會「熱月與督政府：史料的增值和研究的現實意義」，發表論文「督政府研究在中國」。
 2007年4月參加凡爾賽大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暴力、革命與國家神話的構建」，發表論文「中國20世紀革命暴力的歷史作用」。
 2007年7月參加首爾大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西洋史學及現代性問題」，發表論文「中國的西洋史學及其對現代性的理解」。
 2007年9月參加北大和哈佛燕京共同舉辦之國際學術討論會「世界文化的東方視角」，發表論文「秩序、公正與風信雞——淺析法國革命熱月與督政府時代的一份政治文化遺產」。
 2008年4月參加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及福建師范大學聯合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全球化視野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課題」，發表論文「論法蘭西第一共和的虛妄性」。

㈣ 宿白的學術觀點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於2018年2月1日6時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宿白， 字季庚，1922 年8 月3 日生於遼寧省沈陽市, 1944 年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 1948 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業, 1950 年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學研究室講師, 兼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編目員。1952 年院系調整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研究室, 兼教研室副主任。1956 年晉升副教授, 1978 年晉升教授。1979 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 同年當選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1983 年任北京大學考古學系首任系主任, 兼北大學術委員, 同年擔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同年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客座教授, 講授中國佛教考古學。他曾訪問日、韓、法、伊朗等國, 進行考古方面的學術交流。2000 年出任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

北京大學考古系建立後，宿白先生擔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長期從事歷史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在佛教考古、歷史時期考古學、建築考古、雕版印刷和版本目錄學等領域的成就卓著, 出版有《白沙宋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輯稿》、宿白未刊講稿系列等著作, 是學術界公認的一位歷史考古學領域集大成的學者。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張忠培先生在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四次年會上代表學會發言,評價宿白先生的傑出貢獻時說: 「宿白先生是中國大學考古學科教育的開山鼻祖,是中國考古學的傑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網路全書式的教授。」

宿白, 1922 年8 月3 日生於遼寧省沈陽市, 小學、中學都是在沈陽度過。「九一八」 事變之後, 東北被日本佔領, 偽滿時期, 歷史、地理兩門課程只講東北不講中國, 而學校越是不講, 學生們就越想知道。

1939 年, 宿白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 1940 年來到北京, 開始了他的治學生涯。那時的歷史課程中國史從上古講到清代, 世界史從歐洲講到美洲, 這些知識都是宿白先生以前沒有接觸過的, 對這些課程充滿了好奇。當時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學者, 尤其是後期燕京大學被迫關閉之後, 一些老師轉到北大來, 充實了北京大學的教學力量。這個時期的北大還是保持著它的舊傳統,課程能夠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學生可以自由選聽自己喜歡的課程。

1944 年宿白本科畢業以後, 留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在北大求學期間, 一些外系的課程給宿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影響到了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其中馮承鈞先生講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課程, 中文系孫作雲先生講授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 容庚先生講授的卜辭研究、金石學、鍾鼎文知識,哲學系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等課程, 對宿白後來的研究工作幫助很大。

宿白的職業生涯是從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始的。抗戰勝利以後, 馮承鈞先生將宿白推薦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准先生。後來, 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 馮承鈞先生又向考古組主任向達先生推薦了宿白。向達和毛准兩位商量之後, 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上班, 下午到圖書館上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2 年院系調整, 北大從城裡搬到城外, 宿白才離開圖書館, 正式來到歷史系工作。宿白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 參與李木齋藏書編目等工作, 在圖書館的工作為他後來的版本目錄、雕版印刷等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所以, 宿白對北大圖書館的感情深厚, 他深情地對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 我一輩子的科研教學都在北大, 受惠於北大圖書館,因此, 我的書還是捐給北大圖書館。如今他的藏書全部無償捐贈給了北京大學圖書館, 其中完成編目的有近一半填補了館藏空白。

宿白是為學術而生的人。他在給沈陽市考古研究所的題詞中寫到: 「致學存乎心, 補拙莫如勤」。他治學勤勉, 在將近70 歲高齡的時候開始整理原來調查的西藏寺廟資料。後來出版的《藏傳佛教寺院考古》被學術界稱譽為「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

宿白曾於1956 年6 月、1988 年8 月兩次赴藏調查, 足跡遍及拉薩、山南、日喀則等地區大部分佛教寺院, 1959 年, 國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文物局組織人員到西藏調查佛教遺跡, 宿白先生第一次進西藏, 在那裡待了5 個月。身體健康的他基本沒有什麼高原反應, 在解放軍的配合下, 宿白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他把調查的材料交給文物局以後, 就沒繼續管這批資料。1988 年, 西藏文管會邀請宿白第二次進藏。他發現許多寺廟在「文革」 當中被破壞掉了。回京之後, 就開始整理當年的那些材料, 經過七八年的艱辛努力, 1996 年,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寫作可謂是嘔心瀝血, 「寫的時候, 也是我讀書學習的時候。」 「只盼能有益於今後的工作, 無法顧及其它。」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附錄的《徵引漢譯藏文文獻簡目》共收錄40 種重要的藏文史書, 但從注釋看, 作者參考的藏文史料遠不止這些。其中有些書「即使是研究西藏歷史的專家, 似乎也難有人全部通讀。由此可見, 作者收求之勤, 用力之苦」。宿白為西藏歷史考古付出的超常努力和汗水, 體現了我國老一輩考古工作者強烈的責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自公元7 世紀中葉迄20 世紀50 年代, 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狀態, 千餘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歷史, 幾乎無一不在佛寺遺跡中得以反映。因此, 對於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 其意義和價值就決不限於寺廟建築領域本身, 也關涉到西藏歷史時期其他諸多方面。比如宿白通過對拉薩大昭寺第二階段建築遺存剖析, 發現了11 世紀中國內地斗拱的典型樣式, 透露出當時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內地工匠活動的信息, 而這些內容是任何文字史書都沒有記錄下來的。在宿白之前, 中外學者對藏傳佛教遺跡也進行過許多調查和研究, 但正如羅炤先生所言, 以往的工作多是局部的, 尚未形成綜合的系統, 研究的深度也遠遠不夠。

宿白通過54 處寺廟、約89 座建築材料的細致比較分析, 主要從寺院建築的建築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築中常見的柱頭托木演變等方面, 結合中外文獻, 將西藏主要佛教寺院分為了五期, 「它第一次嚴肅對待和解決了西藏寺院建築分期問題,進而為一切相關領域的研究和探索, 提供了年代學方面的依據和參照標尺。」 「特別是又將每期寺院建築的變化, 置於西藏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 分析了政治形勢, 宗教發展, 內地影響乃至外部入侵等大環境和因素對其產生的作用和影響, 表現了作者高遠博大的史學家目光。」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好多插圖都是宿白自己畫的, 宿白當年在西藏調查寺廟, 條件有限, 不可能用尺子測量。他畫的圖, 雖然大都採用步量或目測的方法,但相當准確。「宿白早年曾師從董希文學畫, 具有較強的觀察和構圖能力, 他兩次進藏考察時, 每至一地均注意以圖形記實物, 時間和條件有限, 就以步測、目測、手繪, 整理了大量珍貴的摹寫草圖」, 這些草圖成為西藏寺廟分期的重要依據, 也成為現在一些寺院復原的基礎。

宿白是中國佛教考古學的開創者。他十分注重田野工作。在《我與佛教考古學》中, 他強調「考古學是以調查、發掘為手段, 強調實踐的學科, 中國佛教考古學也不例外。調查、發掘、強調實踐, 就是要以理清遺跡演變的過程為基礎, 然後再結合文獻, 進一步分析遺跡的性質與歷史。對寺院遺跡是這樣要求, 對石窟遺跡也是這樣要求。」

宿白與佛教考古結緣, 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這一年假期, 宿白和另外一個同學去了一趟距北京不遠的山西大同, 雲岡石窟近20 米高的北魏石雕大佛給他留下了很是震撼的印象。

雲岡石窟是宿白研究中國石窟寺的第一處石窟, 雲岡石窟在中國石窟寺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宿白在討論「雲岡模式」 的時候所說: 「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 又是當時統治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 很自然地成為魏國領域內興造石窟所參考的典型。所以, 東自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 西迄陝、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 無不有雲岡模式的蹤跡, 甚至遠處河西走廊、開窟歷史早於雲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雲岡石窟影響范圍之廣和影響延續時間之長, 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情況, 恰好給我們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對我國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紀後半葉到7 世紀前葉) 進行排年分期的標准尺度。因此, 雲岡石窟就在東方早期石窟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對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東方早期石窟的關鍵; 對它研究的深入與否, 直接影響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1947 年, 宿白在參加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時, 於繆荃孫抄自《永樂大典》天字韻《順天府志》條所引《析津志》文內, 發現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錄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 文中記錄了雲岡石窟在歷史上的重修情況, 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從不為人知的文獻資料。1951 年, 他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 這是宿白將古代文獻引入石窟寺研究, 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標志。

宿白在《校注》中指出, (碑文) 「記述詳細, 徵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雲岡的興修、設置, 正好彌補了雲岡歷史的空白頁, 而引用現已佚亡的北魏銘刻和文獻記錄考訂雲岡石窟的時代, 也正給今天研究雲岡各個石窟開鑿先後的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參考材料。」 通過碑文提供的新資料, 結合當時國內外對雲岡石窟所做的考古調查、清理和挖掘, 排列出雲岡第二階段洞窟開鑿的先後次序以及第三階段終止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