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李非教授
『壹』 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政治決定生產力。其實任何社會發展因素都是人的結果。
必須保證人的私有制的大踏步前進。
社會作為每個人所組成的有機整體，個人是這個有機整體的細胞。個人在不妨礙和損害他人的利益的情況下的自覺自律的私有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市場原則。
表現出來的根本特徵就是私有財產個人佔有權，這個權力使生存權得以保證，才能說履行應有的義務。反之則是沒有任何效用的服務。
千百年來，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
亞當•斯密還提出，自由和獨立的人格是自然產生美德的兩大條件。隨著商業的發達，市場社會的國民在經濟上自立為生的過程中自然會具備道德涵養，勤勉、謹慎等美德也就會自然而然地養成。
我國研究亞當•斯密學說的專家李非教授，曾將斯密的市場道德理論稱為「道德人假設」，其要點列舉如下：
1、利己心是人類的本能，在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發地趨向美德的內在力量；
2、在市場經濟社會里，社會和經濟活動的主體必須具有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其個人倫理或者說國民性才表現為基於利己心的慎思之德；
3、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社會中，其國民的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將自然而然地同時實現。即國民在積累經濟資本的同時，積累勤勉、節儉、誠實、守約、守時等道德；
4、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富裕的過程就是道德修煉的過程，這是一個無意之中的結果，意味著每一個市場的參加者誰也沒有意識到在經商中使自己高尚起來。
5、從長期看，一個民族或國家將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成為有德之國。這是因為市場社會存在著看不見的道德強製作用，無形之手的倫理學涵義正在於此。
『貳』 301醫院醫學博士李非個人簡介
李非源，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醫學博士，北京國醫匯醫院再生醫學中心主任、北京阿芙洛蒂健康管理中心執行總裁兼首席醫學科學家、北華大學客座教授、中國諾貝爾獎獲得者峰會論壇組委會常務理事、中國醫促會對外交流與技術合作部常務理事、中國抗衰老學會技術創新與應用分會常務理事。1998年以臨床醫學碩士學位畢業於吉林大學(原白求恩醫科大學);2003年獲得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博士學位，服務於301醫院腎病內科，從事臨床診療與生物技術基礎科研工作。自2003年開始，主要從事生物技術研發和醫療質量管理工作，並成功將研發產品臨床轉化，服務於抗衰老與慢性疾病調理領域。個人主要工作成就為生物產品研發和現代化健康管理中心創建。
『叄』 中國，歐美，台灣企業之間的差距
農業穩定, 農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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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大講堂》: 廈門大學李非教授演講的《台灣土地改革的啟示》的講座,
鳳凰衛視電視欄目:上星期播出,有關台灣在1949年成功的土地改革,為半世紀來土地改革典範,不僅使台灣擠身亞洲四小龍, 外 匯 儲 備 達到 世界第一
『肆』 市場經濟是否是道德敗壞的原因
中國一向自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講道德的國家，目前中國的社會道德狀況究竟怎麼樣呢？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時間推移，國人漸漸感嘆世風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近一段時間來，各種傳播媒介，針對各種個案討論道德，具體地說是在討論道德底線。以下是幾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全民拜金：目前中國的情況是經濟催生道德的墮落。現在國民經濟是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處都是拜金主義。
二、道德淪喪：中國社會現在是道德淪喪。有人說：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國，不是台灣，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淪喪！中國人的道德底線已盪然無存，造成現在的種種社會生活的混亂無序。
三、有史以來道德最敗壞時期：目前是中國有史以來道德最敗壞的時期。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沒有發生過像現在這么道德淪喪、道德敗壞的時期。現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時期，而且中國人的道德還要進一步惡化。
四、應回歸道德傳統：現在中國的道德肯定應該回歸中國的傳統，不提升道德觀念不行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古到今，道德在中國占據著舉足輕重的重要位置。犧牲自己以利他人，犧牲個人以利整體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道德宣傳比任何別的國家都響亮。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當下的中國正在討論的卻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根本談不上去建設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中國人的道德是怎麼敗壞的？從表面上看，是中國從原來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開始的。如果道德淪喪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特徵，我們寧願不選擇市場經濟。但事實上是，為什麼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沒有出現道德淪喪的情況呢，顯然，認為市場經濟是中國人「缺德」的根源這種論點是站不腳的。
作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但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社會的道德倫理機制，這才是中國人變得「缺德」的真正根源。可以說，千百年來，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國的道德傳統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礎上的，現在我們進入了市場經濟社會，我們的道德倫理教育要麼停留在以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階段，要麼祭出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法寶，但這些道德教育都解釋不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各種現實，與社會現實相脫節和矛盾的道德教育顯然不能再作為支撐整個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基礎。
眾所周知，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發展了幾百年，而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經濟學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一位傑出的倫理學家。亞當·斯密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留下了兩部傳世佳作：《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國富論》）。他在《國富論》中闡述了「看不見的手」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已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論》中闡述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卻長期未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關注，而這兩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學基礎和倫理學基礎。
這里不得不提到一個典故：據說，19世紀末日本的明治天皇為了改變國家的落後局面，派人向英國取經，發現了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兩本書：《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並將這兩本書帶回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明治天皇借鑒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並結合日本國情治理國家，日本逐漸強大了；而中國呢，辛亥革命前，嚴復先生於1901年翻譯了《國富論》，卻把《道德情操論》留在了英國。「五四運動」期間，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種理論學派和著作大量湧入中國，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沒有市場經濟社會的倫理學基礎著作《道德情操論》，由於思想理論界對《道德情操論》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直到今天，中國也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據筆者考證，中國最早《道德情操論》的中譯本是在1997年，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被整整耽誤了96年，這實在是中華民族之不幸。
為什麼說《道德情操論》建立了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倫理道德基礎呢？因為亞當·斯密在這部倫理學巨著中揭示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基本行為規范，說明了商業產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倘若對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不了解，則不可能理解市場經濟社會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進程。
在亞當·斯密所處的18世紀，英國的社會、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西方傳統的道德學家們仍堅信「貧則德高、富則腐化」，贊美古代社會為有德的社會，近代商業社會則是「奢侈、墮落」的社會。當時的學術界及社會輿論，普遍關心的核心問題也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道德是否會墮落。當時大多數的「有識之士」皆認為：商業化的發展必將使整個社會的道德、倫理衰敗，終將招致人類文明的衰退。
亞當·斯密對當時的英國社會現狀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與傳統道德學家們完全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交易主體皆基於「利己心」而行動，它還是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基本心理驅動力。然後指出：「美德就存在於對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節儉、勤勉、誠實等美德一般是從利己的動機中養成。」
亞當·斯密將其倫理學研究建築在激發利己心的基礎之上，他認為仁慈、利他主義等都是不穩定的、偶發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驅動力。面向普通的人們，傳統的道德說教方式——樹立聖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謂的先進事跡教育大眾的方式無濟於事，這樣的理想，在現實中不過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無需道德說教，市場化過程本身就是培育並實現良好道德、倫理的場所。它不僅擁有自動調節社會資源分配的經濟力量，還具有自動調節人性，使之趨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亞當·斯密還提出，自由和獨立的人格是自然產生美德的兩大條件。隨著商業的發達，市場社會的國民在經濟上自立為生的過程中自然會具備道德涵養，勤勉、謹慎等美德也就會自然而然地養成。相反,在傳統的封建社會下，家丁、傭人因其人格不獨立，必然會道德敗壞。
我國研究亞當·斯密學說的專家李非教授，曾將斯密的市場道德理論稱為「道德人假設」，其要點列舉如下：
1、利己心是人類的本能，在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發地趨向美德的內在力量；
2、在市場經濟社會里，社會和經濟活動的主體必須具有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其個人倫理或者說國民性才表現為基於利己心的慎思之德；
3、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社會中，其國民的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將自然而然地同時實現。即國民在積累經濟資本的同時，積累勤勉、節儉、誠實、守約、守時等道德；
4、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富裕的過程就是道德修煉的過程，這是一個無意之中的結果，意味著每一個市場的參加者誰也沒有意識到在經商中使自己高尚起來。
5、從長期看，一個民族或國家將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成為有德之國。這是因為市場社會存在著看不見的道德強製作用，無形之手的倫理學涵義正在於此。
1831年，一位年僅25歲的法國青年托克維爾在對美國進行了幾個月的考察後，在《論美國的民主》這本經典著作中無限感慨地談起美國的民主。在那裡，幾乎沒有人作一心為公、自我犧牲的說教，但是人們相信犧牲精神對犧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價值，而且決不乏犧牲精神的表現；人們也絕口不談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們堅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盡管美國人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非常強烈，他們拚命追求財富，但卻很少亂來；他們的理性雖然不能抑制他們的熱情，但卻能指導他們的熱情。這就是亞當·斯密道德理論實踐的最佳例證，由於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是亞當·斯密理論的典型實踐者，因此其國民道德水準、倫理意識普遍較高。
理解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也就不難理解美國的民主，不難理解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將數百億美元巨額財富捐獻給社會的慈善行為，他只不過按照亞當·斯密所奠定的社會道德准則行事，鋼鐵大王卡內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為不也是對亞當·斯密道德理論的忠實履行嗎？因為在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中，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最終結果就是：市場社會的國民富而有德，因為國民在追求富裕的過程中進行了道德修煉。
跟儒家思想在中國一樣，亞當·斯密的原著雖然比較晦澀難懂，但其倫理思想在西方的影響也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亞當·斯密的學說成為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道德倫理標准，已經滲透到每個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的骨子裡面。這些國家的政府就是要讓所有的國民，包括從嬰兒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為一般的國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與道德就可以同時實現。
作為市場經濟的聖經和商業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已無須冗言論證。但由於中國社會的主體人群長期以來對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的了解甚少，在這種背景下，亞當·斯密的商業道德哲學能否結合中國的國情，逐漸形成新的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的道德標准，尚是個未知數。
我們首先應該承認的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虛偽性，其倫理學原理上存在著根本缺陷：虛偽地否認人類本性，否認人具有「利己心」這一不可改變的基本事實，所以難以讓普通民眾信服。更大的問題是，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所以中國原有的任何一種道德哲學也無法解釋商業社會的各種現實，很多道德說教甚至是與現在的市場經濟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張回歸道德傳統的論點可能會使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念更加混亂。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學習，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中華民族走上了偉大的復興之路。但是，我們僅僅借鑒了市場經濟的硬制度，卻沒能借鑒市場經濟的軟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教育沒有跟上，造成了中國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一手軟，一手硬的局面。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使得原有的價值觀沒人信奉，而新的價值觀又沒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國社會的道德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傳統的、沒落的連同新生的許多道德觀念混雜在一起，尚沒有形成被普通大眾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標准。缺少適當的道德理論引導，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約束作用，中國人也就無所畏懼，不擇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來。
按照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國仍然不是真正意義上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前提條件並沒有出現。特權階層依靠制度缺陷和社會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沒有經過道德修煉過程的暴發戶成為社會道德淪喪的毒瘤，他們使整個社會傾向於投機取巧而非勤勞致富，這些都是違背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和商業道德倫理而種下的惡果。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幾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釋了商業社會中道德敗壞和腐敗產生的根源。他認為妨礙人們勤勞工作、阻止人們實現生活改善願望的制度就是社會道德墮落的根源。例如：特權、壟斷、管制、保護等制度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道德風險，不僅僅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自然運行，而且還造成了商人的腐敗和墮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機取巧而獲得壟斷和超額利潤上，導致腐敗的產生和社會道德的敗壞。「如果取消了特權、壟斷、管制、保護以及暴利等，……則商人階層亦會非自願地被引向努力、節儉、正直等道德領域」。從封建遺制看，諸如限制勞動和資本自由移動的法律（居住法、學徒法等等）皆妨礙人們的勤勉、正直。諸多封建性特權（如長子繼承法、永久所有權等）皆妨害人之本能—節儉。顯然這樣的制度一旦廢除，則依人之本性，自然會勤奮工作，節儉為生。
選擇了資本主義並不等於就是市場經濟社會，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主要看這個國家市場的自由競爭程度。從這一點上來看，俄羅斯和南美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目前也不是市場經濟社會，而這些國家的國民道德水準也不盡人意。可見，如果中國消除不了特權、壟斷以及不勞而獲的各種根源，讓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繼續依靠權力和關系去掠奪財富，而不是讓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並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國商業社會的道德倫理觀，目前中國社會道德觀念的混亂狀態就難以改變，也就無法防止整個社會的道德下滑。
作者並不主張完全模仿西方的東西，特別在國人最重視和引以自豪的倫理道德方面，如果傳統的道德理論能夠解決現有道德危機問題，則無需畫蛇添足地學習西方。理論無國界，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發展了幾百年，除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尚沒有任何其它理論能夠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不實行拿來主義，借鑒經過西方社會幾百年檢驗的商業道德哲學，中國很難避免國民「缺德」和「文明古國」世風日下的道德尷尬。
用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看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追求物質富裕與提升國民的道德水準並不矛盾，只要完善法制，創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引導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就可以雙豐收，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理想社會也就會早一點到來。
『伍』 李非的個人簡介
李非，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閩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1962年內8月生於福建容龍岩，漢族，福建永安人，經濟學博士。1986年廈門大學研究生畢業後，一直在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中心、院）從事科研與研究生教學工作，歷任助教（1986）、講師（1988）、副教授（1992）、教授（1999）、博士生導師（2001）、所長（200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2005），兼任「國家985工程」二期台灣研究創新基地領導小組副組長，先後獨立培養區域經濟學博士生（34人）、博士後（5人）和高級訪問學者（3人）。
『陸』 急！急！明天辯論賽（觀點：市場經濟不會導致道德敗壞）
道德是規范出來來的。需要先源天的教育和後天的社會規范。這和市場經濟好像沒什麼直接的關系。
中國是政府主導投資型市場經濟。而美國是政府規劃並規范型市場經濟。美國對人們的道德主要從先天教育抓起。進入社會後用種種手段逼迫你不得不做個遵紀守法的公民。如果你道德敗壞將得到法律等手段的嚴懲。說以美國人從經濟學上認為犯罪劃不來。所以沒人敢犯罪。從而導致良性循環。大家都很自覺的排隊或不隨地吐痰了。
中國由於政府卻少有效手段去制止道德敗壞。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人們思維的復雜話。僅僅依靠古代流傳下來的中華美德將會越來越淡化。中國現在處在各種思想的大籠爐時期。政府對好的道德要用經濟的手段來加以頌揚。而對道德敗壞等的行為也要用經濟的手段加以遏制。要讓道德敗壞的人覺得行壞的不償失。這樣人人就不會道德敗壞。
反面拿中國做比較吧。你看現在商人為了多賺錢而賣三聚氰胺的奶粉。為了賺錢不擇手段。這點就可以看出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了。當時生產的東西沒有假貨。但是在日本也是從來找不到假貨的。這又如何解釋呢。應為在日本國家制定標准，並嚴格執行。誰敢犯法將用嚴刑峻法來對付你。
說以兩者沒有必然聯系。
『柒』 為什麼 現在人為了利益而忽略道德呢
中國人為什麼變得缺少道德了？
中國一向自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講道德的國家，目前中國的社會道德狀況究竟怎麼樣呢？自[url=]改革開放[/url]以來，隨著時間推移，國人漸漸感嘆世風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近一段時間來，各種傳播媒介，針對各種個案討論道德，具體地說是在討論道德底線。以下是幾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全民拜金：目前[url=]中國[/url]的情況是經濟催生道德的墮落。現在國民經濟是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處都是拜金主義。
二、道德淪喪：中國社會現在是道德淪喪。有人說：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國，不是台灣，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淪喪！中國人的道德底線已盪然無存，造成現在的種種社會生活的混亂無序。
三、有史以來道德最敗壞時期：目前是中國有史以來道德最敗壞的時期。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沒有發生過像現在這么道德淪喪、道德敗壞的時期。現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時期，而且中國人的道德還要進一步惡化。
四、應回歸道德[url=]傳統[/url]：現在中國的道德肯定應該回歸中國的傳統，不提升道德觀念不行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古到今，道德在中國占據著舉足輕重的重要位置。犧牲自己以利他人，犧牲個人以利整體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道德宣傳比任何別的國家都響亮。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當下的中國正在討論的卻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根本談不上去建設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中國人的道德是怎麼敗壞的？從表面上看，是中國從原來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開始的。如果道德淪喪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特徵，我們寧願不選擇市場經濟。但事實上是，為什麼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沒有出現道德淪喪的情況呢，顯然，認為市場經濟是中國人「缺德」的根源這種論點是站不腳的。
作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但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社會的道德倫理機制，這才是中國人變得「缺德」的真正根源。可以說，千百年來，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國的道德傳統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礎上的，現在我們進入了市場經濟社會，我們的道德倫理教育要麼停留在以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階段，要麼祭出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法寶，但這些道德教育都解釋不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各種現實，與社會現實相脫節和矛盾的道德教育顯然不能再作為支撐整個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基礎。
眾所周知，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url=]發展[/url]了幾百年，而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經濟學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一位傑出的倫理學家。亞當·斯密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留下了兩部傳世佳作：《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國富論》）。他在《國富論》中闡述了「看不見的手」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已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論》中闡述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卻長期未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關注，而這兩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學基礎和倫理學基礎。
這里不得不提到一個典故：據說，19世紀末日本的明治天皇為了改變國家的落後局面，派人向英國取經，發現了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兩本書：《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並將這兩本書帶回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明治天皇借鑒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並結合日本國情治理國家，日本逐漸強大了；而中國呢，辛亥革命前，嚴復先生於1901年翻譯了《國富論》，卻把《道德情操論》留在了英國。「五四運動」期間，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種理論學派和著作大量湧入中國，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沒有市場經濟社會的倫理學基礎著作《道德情操論》，由於思想理論界對《道德情操論》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直到今天，中國也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據筆者考證，中國最早《道德情操論》的中譯本是在1997年，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被整整耽誤了96年，這實在是中華民族之不幸。
為什麼說《道德情操論》建立了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倫理道德基礎呢？因為亞當·斯密在這部倫理學巨著中揭示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基本行為規范，說明了商業產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倘若對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不了解，則不可能理解市場經濟社會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進程。
在亞當·斯密所處的18世紀，英國的社會、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西方傳統的道德學家們仍堅信「貧則德高、富則腐化」，贊美古代社會為有德的社會，近代商業社會則是「奢侈、墮落」的社會。當時的學術界及社會輿論，普遍關心的核心問題也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道德是否會墮落。當時大多數的「有識之士」皆認為：商業化的發展必將使整個社會的道德、倫理衰敗，終將招致[url=]人類[/url]文明的衰退。
亞當·斯密對當時的英國社會現狀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與傳統道德學家們完全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交易主體皆基於「利己心」而行動，它還是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基本心理驅動力。然後指出：「美德就存在於對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節儉、勤勉、誠實等美德一般是從利己的動機中養成。」
亞當·斯密將其倫理學研究建築在激發利己心的基礎之上，他認為仁慈、利他主義等都是不穩定的、偶發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驅動力。面向普通的人們，傳統的道德說教方式——樹立聖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謂的先進事跡教育大眾的方式無濟於事，這樣的理想，在現實中不過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無需道德說教，市場化過程本身就是培育並實現良好道德、倫理的場所。它不僅擁有自動調節社會資源分配的經濟力量，還具有自動調節人性，使之趨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亞當·斯密還提出，自由和獨立的人格是自然產生美德的兩大條件。隨著商業的發達，市場社會的國民在經濟上自立為生的過程中自然會具備道德涵養，勤勉、謹慎等美德也就會自然而然地養成。相反,在傳統的封建社會下，家丁、傭人因其人格不獨立，必然會道德敗壞。
我國研究亞當·斯密學說的專家李非教授，曾將斯密的市場道德理論稱為「道德人假設」，其要點列舉如下：
1、利己心是[url=]人類[/url]的本能，在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發地趨向美德的內在力量；
2、在市場經濟社會里，社會和經濟活動的主體必須具有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其個人倫理或者說國民性才表現為基於利己心的慎思之德；
3、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社會中，其國民的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將[url=]自然[/url]而然地同時實現。即國民在積累經濟資本的同時，積累勤勉、節儉、誠實、守約、守時等道德；
4、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富裕的過程就是道德修煉的過程，這是一個無意之中的結果，意味著每一個市場的參加者誰也沒有意識到在經商中使自己高尚起來。
5、從長期看，一個民族或國家將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成為有德之國。這是因為市場社會存在著看不見的道德強製作用，無形之手的倫理學涵義正在於此。
1831年，一位年僅25歲的法國青年托克維爾在對美國進行了幾個月的考察後，在《論美國的[url=]民主[/url]》這本經典著作中無限感慨地談起美國的民主。在那裡，幾乎沒有人作一心為公、自我犧牲的說教，但是人們相信犧牲精神對犧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價值，而且決不乏犧牲精神的表現；人們也絕口不談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們堅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盡管美國人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非常強烈，他們拚命追求財富，但卻很少亂來；他們的理性雖然不能抑制他們的熱情，但卻能指導他們的熱情。這就是亞當·斯密道德理論實踐的最佳例證，由於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是亞當·斯密理論的典型實踐者，因此其國民道德水準、倫理意識普遍較高。
理解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也就不難理解美國的民主，不難理解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將數百億美元巨額財富捐獻給社會的慈善行為，他只不過按照亞當·斯密所奠定的社會道德准則行事，鋼鐵大王卡內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為不也是對亞當·斯密道德理論的忠實履行嗎？因為在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中，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最終結果就是：市場社會的國民富而有德，因為國民在追求富裕的過程中進行了道德修煉。
跟儒家思想在中國一樣，亞當·斯密的原著雖然比較晦澀難懂，但其倫理思想在西方的影響也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亞當·斯密的學說成為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道德倫理標准，已經滲透到每個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的骨子裡面。這些國家的政府就是要讓所有的國民，包括從嬰兒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為一般的國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與道德就可以同時實現。
作為市場經濟的聖經和[url=]商業[/url]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已無須冗言論證。但由於中國社會的主體人群長期以來對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的了解甚少，在這種背景下，亞當·斯密的商業道德哲學能否結合中國的國情，逐漸形成新的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的道德標准，尚是個未知數。
我們首先應該承認的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虛偽性，其倫理學原理上存在著根本缺陷：虛偽地否認人類本性，否認人具有「利己心」這一不可改變的基本事實，所以難以讓普通民眾信服。更大的問題是，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所以中國原有的任何一種道德哲學也無法解釋商業社會的各種現實，很多道德說教甚至是與現在的市場經濟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張回歸道德傳統的論點可能會使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念更加混亂。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學習，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中華民族走上了偉大的復興之路。但是，我們僅僅借鑒了市場經濟的硬制度，卻沒能借鑒市場經濟的軟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教育沒有跟上，造成了中國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一手軟，一手硬的局面。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使得原有的價值觀沒人信奉，而新的價值觀又沒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國社會的道德進入了「春秋戰國」[url=]時代[/url]，傳統的、沒落的連同新生的許多道德觀念混雜在一起，尚沒有形成被普通大眾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標准。缺少適當的道德理論引導，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約束作用，中國人也就無所畏懼，不擇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來。
按照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國仍然不是真正意義上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前提條件並沒有出現。特權階層依靠制度缺陷和社會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沒有經過道德修煉過程的暴發戶成為社會道德淪喪的毒瘤，他們使整個社會傾向於投機取巧而非勤勞致富，這些都是違背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和商業道德倫理而種下的惡果。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幾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釋了商業社會中道德敗壞和腐敗產生的根源。他認為妨礙人們勤勞工作、阻止人們實現生活改善願望的制度就是社會道德墮落的根源。例如：特權、壟斷、管制、保護等制度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道德風險，不僅僅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自然運行，而且還造成了商人的腐敗和墮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機取巧而獲得壟斷和超額利潤上，導致腐敗的產生和社會道德的敗壞。「如果取消了特權、壟斷、管制、保護以及暴利等，……則商人階層亦會非自願地被引向努力、節儉、正直等道德領域」。從封建遺制看，諸如限制勞動和資本自由移動的法律（居住法、學徒法等等）皆妨礙人們的勤勉、正直。諸多封建性特權（如長子繼承法、永久所有權等）皆妨害人之本能—節儉。顯然這樣的制度一旦廢除，則依人之本性，自然會勤奮工作，節儉為生。
選擇了資本主義並不等於就是市場經濟社會，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主要看這個國家市場的自由競爭程度。從這一點上來看，俄羅斯和南美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目前也不是市場經濟社會，而這些國家的國民道德水準也不盡人意。可見，如果中國消除不了特權、壟斷以及不勞而獲的各種根源，讓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繼續依靠權力和關系去掠奪財富，而不是讓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並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國商業社會的道德倫理觀，目前中國社會道德觀念的混亂狀態就難以改變，也就無法防止整個社會的道德下滑。
作者並不主張完全模仿西方的東西，特別在國人最重視和引以自豪的倫理道德方面，如果傳統的道德理論能夠解決現有道德危機問題，則無需畫蛇添足地學習西方。理論無國界，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發展了幾百年，除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尚沒有任何其它理論能夠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不實行拿來主義，借鑒經過西方社會幾百年檢驗的商業道德哲學，中國很難避免國民「缺德」和「文明古國」世風日下的道德尷尬。
用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看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追求物質富裕與提升國民的道德水準並不矛盾，只要完善法制，創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引導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就可以雙豐收，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理想社會也就會早一點到來。
唉~~~~~~~道德啊~~~~~~~~
『捌』 紡織企業抗風險能力報告20分好了可以追加50
中國紡織等外貿企業抗風險能力調查
在這輪全球經濟危機中，江蘇蘇南地區外貿企業倒閉數量遠遠少於浙江和廣東。但浙江外貿民營企業在開拓新興市場等方面的活力，卻讓外資裹挾下的江蘇和廣東側目。中國外貿的外資和民資，需要互補「短板」，迎來一場要變換的方陣大浪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
產業結構不同、發展策略迥異的中國沿海省份，在金融危機中的外貿抗風險能力表現相差甚遠。
蘇南外企獨大的外延式開放經濟，和浙江民企為主的內生性開放性經濟，再到廣東局部地區形成的外企、民企在一定程度的混搭式開放型經濟,為研究外貿結構的調整提供了鮮活的樣本。
本報記者調查了中國沿海經濟地帶中最有代表性的廣東、江蘇、浙江這三個省份分別占據中國外貿規模的26.7%、15.3%和8.2%，上海在全國外貿中排名第三，但由於上海的貿易結構中有較多的轉口貿易成份，未納入考察?C?C在金融危機中的外貿表現，探究其背後的產業結構推手及產業升級路徑。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開放程度越高的地區，抗金融危機的能力反而更強。一個直觀的例子便是，以外資企業為主、產業層次更高的蘇南地區，企業倒閉數量遠遠少於浙江和廣東。而金融危機，反而在客觀上延緩了外企撤離步伐。
但在硬幣的另一面，民企在開拓新興市場等方面所展現出來的活力，卻讓外資裹挾下的江蘇和廣東垂涎不已。
靠外資、民資兩條腿走路的口號在各地已經響徹多年，但在沿海經濟地帶中真正實現者，仍然寥寥無幾。這背後的路徑依賴痕跡和擠出效應，尤其值得關注。
有關於長三角、珠三角各省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之爭，已持續經年，而本次金融危機，是一個檢驗，也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在過去多年間，生活在崑山的台灣人李仁祥一直不停地幫台商操辦各種新工廠開業，他是台灣漢邦企業管理公司的董事長。
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李仁祥已經半年沒有接到一家新工廠開業的業務了。他靈機一動，打起了金融危機的注意，開始增設協助台商關閉工廠的業務。但讓他感到意外的是，雖然台商們公認這次金融危機的強度前所未見，但真正申請關廠的台資企業，仍然屈指可數。
「目前倒閉的多半是一些財務杠桿運用過多的中小台資企業。大多數台資企業都能夠順利挺過這一難關。」李仁祥琢磨著，雖然裁員目前在崑山的台資企業里是普遍現象，但這一輪金融危機中倒閉的台資企業還真不多見。
仁寶電腦管理部的部長李紅梅告訴記者，崑山的台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比想像的要好很多。她舉例說，像仁寶這樣的代工巨頭，並沒有出現大規模裁員的現象，上下游配套廠商也很少聽說經營難以為繼。
根據當地有關部門的統計，2008年，崑山倒閉的企業一共只有37家，其中台資企業22家，大多屬於中小規模配套企業，而崑山是江蘇加工貿易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2008年12月初，蘇州外經貿局派出的一支高規格考察團在奔赴廣東、浙江參觀訪問後得出結論：「經濟結構優、產業層次高的地區表現出了良好的抵禦能力和發展後勁。」
這樣的結論絕非偶然。
2008年11月、12月及2009年1月，江蘇的加工貿易進出口分別負增長15.6%、17.8%、37.8%。相比起廣東、浙江，雖然蘇南的外貿進出口數據下滑厲害，但蘇南企業的生存危機，並沒有珠三角和浙江那麼強烈。
來自廣東省經貿委的統計顯示，僅2008年1-9月全省企業關閉總數為7148家。從地區看，東莞市關閉企業最多為1464家，此外，深圳704家、佛山526家。而10月一個月廣東省停產的中小企業數量就達8513家，大於前三季度總和。
廣東省中小企業局局長劉煥泉表示，這些關閉的企業涉及紡織服裝、五金塑料、電子產品、陶瓷建材等行業，多為傳統型、低技術、高能耗。
而這其中，港、台資企業又占據了廣東企業總量相當大的比重。
來自廣東省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廣東省外商投資和港澳台投資企業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總數的42.8%，工業總產值佔61.1%。而中小企業占廣東省各類登記企業99.8%以上。
此外，市場過度集中是廣東外貿迅速回落的重要因素。美國作為廣東省第一大出口市場，2008年廣東省對美國直接、間接出口占廣東省出口總值40%左右。
勝負，或許早在10年前就已埋下伏筆。
通過上一輪的密集招商引資，蘇南在很短的時間內確立了自己在先進製造業上的領先地位，奠定了其較優的產業結構，雖然對外依存度極高，但抗風險能力卻反而較強。
目前在蘇州的外貿結構中，電子產品、光學、檢驗、醫療設備，化工產品等技術含量較高的品類佔了絕大部分比重。相比之下，紡織這樣的傳統產業所佔比重已經下降到5%左右。
「蘇州的先進製造業，雖然有許多關鍵技術仍然被外商掌握，但就其本身的製造工業水平來說，仍然比傳統行業高出不少，而且正越來越高。」南京大學國際貿易系主任張二震表示。
目前，江蘇機電產品的加工貿易增值率（加工貿易出口-加工貿易進口]/加工貿易進口）已經由2004年的23.2%提升至2007年的70.7%?C?C該指標顯示近年來江蘇生產加工環節的附加值程度明顯上升。
李仁祥至今記得多年前台商剛到東莞時的情形，「那裡給人感覺很像一個『牛仔社會』，生機勃勃卻有些雜亂無章，政府服務意識較差，讓台商很難有歸屬感。」
後來，大批台商來到位於上海附近的崑山。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整治下，投資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C?C這里的大小台商，有不少人都親自給當地黨政「一把手」打過手機，大到工廠開辦，小到小孩上學，總能得到完滿的解決。
在很短的時間內，以IT產業為代表的大批先進製造業集聚崑山。崑山的加工貿易，從一開始就站在很高的起點上?C?C產業鏈更長，製造業水平更高，境內企業本身素質較高，加工貿易附加值也較高。
記者從蘇州市就業促進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獲悉，雖然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蘇州自去年10月以來出現了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但是隨著部分加工貿易品種出口退稅率上調、外資企業訂單回暖等因素，春節後蘇州的用工需求再次變大，局部地區和企業甚至出現了缺工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一旦市場需求回暖，蘇南等地的經濟反彈仍然是非常迅速的。
「這次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便是，融入國際分工體系越深入，開放程度越高的地方，反而抗風險能力更強。」南京大學國際貿易系主任張二震表示，蘇南的產業結構是以IT、精密機械等先進製造業為主，產業鏈比較長，形成了先進產業帶的集聚。且外資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強，在短期內不會出現大量倒閉的情況。
對蘇南來說，最大的危機或許來源於跨國資本的撤離威脅?C?C在過去多年間，這種威脅就像一把懸在蘇南經濟頭上的劍，揮之不去。
金融危機之下，外企會大規模撤離中國大陸嗎？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崑山的台商驚訝地發現，其實在長三角開辦一家工廠，其成本已經與台灣本島非常接近。
台灣漢邦企業管理公司的董事長李仁祥計算道，上海的房價，已經相當於25萬新台幣/平方米，而在台灣第二大城市高雄，房價僅為10萬?C12萬/平方米。同樣飛漲的還有崑山的工業用地，土地日趨緊張的開發區已經容不下一些投資規模較小的台資企業。
在台灣，4000元人民幣就可以招到一個大學畢業生，而在大陸，這一價格還不見得能招到一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
隨著兩岸三通的啟動，一些新潮的想法在兩岸台商中激烈討論著。例如，有台資企業提出將70%的生產工序放在大陸，剩下30%在台灣完成，然後以「made in taiwan」的標簽出口。
但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這些想法很可能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停留在討論階段。
兩年前，當仁寶電腦前往越南勘探潛在的新廠廠址的時候，李仁祥曾經受邀作為顧問一同前往。
「台灣的代工業永遠是跟著龍頭企業走，如果仁寶這樣的龍頭搬走，將會帶走一大批台資配套廠商。」李仁祥分析道。
然而事後證明，仁寶的做法僅是「做給大陸政府看的」，意在以搬走為籌碼，在長三角換取更多的政策。
「如果你親自去越南這些地方考察一下，其綜合成本不見得比崑山低多少。」李仁祥表示，越南的基礎設施較差，例如通訊成本，比大陸高出許多，「台商開個電話會議就要花很多錢」，且越南的建築成本、物流成本也相對較高。2008年越南自身爆發金融危機後，更是讓很多台資企業大失所望。
在亞太地區，台資因為其候鳥般的遷徙習性曾一度聲名狼藉。過去數十年間，台灣的代工產業由台灣搬到珠三角，再由珠三角遷往長三角，此後，有關台資將由長三角繼續前往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的傳聞一直不絕於耳。
有關台資的每一次風吹草動，都會在蘇南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在台資大規模進入崑山的時候，就有人預言，一旦外資大規模撤離，對當地經濟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然而，經過多年的發展，崑山已經在深層次上嵌入了台商的生活。且台商主要的客戶都集中在崑山附近，「這里已經成了台資企業的運作中心。」李仁祥深有感觸地說。和東莞最大的區別在於，許多台灣人已經把這里當作了他們的家?C?C在崑山定居的台灣人數以萬計。
「當地政府對台資照顧得很好。」李仁祥說道，這里的政府甚至幫助台商操辦喪事，事實上，崑山政府這些年來的多項制度建設，也是在台商的高度參與下完成的。
尤其重要的是，這里集聚起了一條非常完整的IT產業鏈。根據蘇州市外經貿局的一項調查，外商所需要的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在周邊得到配套。
通過多年的「補鏈招商」、「騰籠換鳳」，蘇南的各開發區內已經形成了先進製造業的完整產業鏈。
蘇州工業園區在其最近的工作規劃中，明確突出「高點定位，加大擇商選資力度」。具體而言，就是「強化產業集群招商和產業鏈招商，引進一批核心零部件和核心配套項目」。類似的語句頻繁出現在蘇州各縣市區的工作規劃里，崑山正在狠抓「精細化招商」，招短項，將招商重點轉向光電、新材料、新能源等新三大支柱產業及現在服務業。
台灣104人力銀行提供給本報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金融危機中，越來越多的台資企業開始轉做大陸內需市場。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台資企業的用人開始更加本土化，以增加對大陸市場的了解。
和外企的雙重危機體驗相比，民營企業在金融危機中也有著較強兩面性表現。這在民營經濟主導的浙江表現得尤為明顯。
僅就外貿數據而言，浙江著實讓「兄弟省份」羨慕不已。
2009年1月，全國外貿出現歷史罕見的大滑坡，全國進出口負增長29%。其中，廣東、江蘇和上海的進出口總額分別下降31.1%、32.2%和29.5%，而浙江僅下滑17.4%，其進出口額衰退遠慢於全國平均水平。
2008年，在商務部喊出「進出口增長15%是底線」的目標時，長、珠三角外貿大省中只有浙江以19.4％的全年增長實現。相比之下，2008年廣東、江蘇、上海進出口增幅分別僅為7.7％、12.2％、13.9％。
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浙江省外經貿廳廳長金永輝將浙江外貿的相對穩定歸結為「浙江民營經濟的活力、先進製造業的活力、塊狀經濟的活力都還在，制度的優勢仍然明顯。」
金永輝列舉了一組數據證明這一結論：2008年全年，民營企業在浙江出口中的比重已經提高至51.5%，比2007年度提高了3.3個百分點?C?C而在2001年入市前後，浙江出口中民企所佔比重還只有百分之十幾。目前，浙江已經成為了民營企業出口最多的省份。
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
金融危機爆發前後，浙江出現了一定范圍內的企業倒閉潮現象，各地有關老闆「跑路」的消息不斷傳出。根據浙江省工商局發布的最新民企生存狀況報告，2008年共有2.2萬家浙江民企注銷，死亡數創下6年來最高。
在經歷了華聯三鑫的期貨巨虧事件、紹興紡織巨頭的關聯擔保案和溫州高利貸逼債風潮之後，浙江經濟社會的穩定帶受到不小的挑戰，當地媒體上充斥著浙江老闆自殺、逃跑的報道。而飛躍這樣的行業巨頭的轟然倒下對當地經濟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
目前，在浙江的出口結構中，高新技術產品佔比僅為6.87%，機電產品佔比僅為44.12%。而江蘇分別為43.8%和74.4%。與此同時，浙江紡織服裝出口佔比高達27.39%。
相比之下，蘇南以外企為主的經濟結構表現出了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崑山台商的資金自有率很高，這是他們抗風險能力強的一個重要原因。」廈門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教授李非分析道，台灣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台灣企業常常將自己在台灣的家當拿來投資，借貸很少，財務杠桿運用也不多。
此外，台商已經經歷過多次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應對危機相對成熟。相比起浙江的民營企業和廣東的低端加工企業，以代工為主的崑山台商的壞賬很少，資金周轉率較高，這讓他們能夠堅持更長時間。
因此，在崑山的台商聚集區，雖然裁員減產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但企業大面積倒閉的現象，則並未出現。
然而，浙江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任張漢東認為，浙江幾乎所有企業的倒閉都可以歸結到一點：資金鏈斷裂，而這與外需市場的不振其實沒有必然的聯系。「這些企業倒閉並不是簡單因為沒有訂單，而是國家宏觀政策的緊縮。」張漢東說。
「歷次宏觀調控，浙江的民營企業都是受傷害最深的群體。」張漢東表示，雖然企業倒閉有企業自身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原因」。2007年底開始的那輪宏觀調控過於密集，沒有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而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歷來都是國家信貸緊縮的最大受害者。
浙江大學國際貿易系副主任黃先海則指出，浙江民營企業素來就有小、散的特點，其抗風險能力自然有限。「然而，許多浙江民企只是暫時停業，在經濟恢復的時候，企業又很快冒出來，這本身就可以理解為一種抗風險的能力。」黃先海說。
黃先海同時指出，雖然有部分浙江民企倒閉，但民企在本次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也是不容忽視的，
例如，浙江民企所擁有的渠道優勢便是其抗擊金融危機的重要秘訣。
僅在迪拜，就活躍著近萬名浙江商人。而素以闖勁聞名的溫州商人更是活躍在拉美、非洲、中東、東歐各地。黃先海強調，這些商人大多以貿易為導向，四處兜售浙江商品，手法靈活，進退有據。
事實證明，在開拓新興市場方面，這些靈活的營銷網路是十分奏效的。2008年，浙江對拉美、非洲、大洋洲等新興市場的出口增速保持在40%以上。對俄羅斯、伊朗和印度等國家的出口則超過了50%。
反映在出口目的地上，歐美發達國家在浙江出口總額中所佔的比重進一步下降，這分散了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
此外，浙江企業的海外投資與並購也增長較快，增速在全國占據第一的位置。雅戈爾、萬向、錢江摩托等都在海外並購了一定數量的企業。這些海外資產都與國內母公司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等由國內輸出，有效撬動了外貿出口的增長。
浙江嘉利科長期在非洲開拓采礦業務的副總經理徐天江告訴記者，浙江省建行針對在非洲發展的中國企業開發了多項新產品，效果非常顯著。
「浙江省建行的人會三天兩頭的上門了解我們走出去的企業的需求，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要沒有他們，我們許多生意根本就做不成。」徐天江表示。
在廣東，以華為和中興為代表的民營高科技企業在新興市場的崛起和迅速擴張的活力也同樣不容忽視。
剛被派到奈及利亞公幹半年的，負責「廣東-奈及利亞經濟合作區」建設的王海東對記者感慨，「在當地的通訊市場上，華為和中興占絕對的優勢。」
根據華為的數據，憑著高性價比和較優的質量，華為在非洲市場的份額高達44%。市場研究公司EJL Wireless Research的報告顯示，由於2008年基站的需求仍然主要集中在亞太和非洲地區，因此僅在2008年第三季度，全球就有69％的基站合同為來自中國的原始設備製造商所掌控。根據華為的預計，2009年該公司合同銷售額將達到300億美元。
「雖然華為和中興尚未大規模突破歐美主流市場，但在新興市場，華為和中興已明顯擁有較大優勢。」王海東表示。
相比之下，蘇南工業製品的銷售渠道則處處受制於外商，出口市場過於集中在美國、歐盟及日本等發達國家。在歐美人腰包日漸縮水的時候，江蘇的進出口貿易額下降較快。
廣東在這輪危機中，民企和外企處境迥異。
在廣東經濟四小龍中，以南海受的影響相對最小。
2008年南海GDP保持了16.5%的增長，遠高於10.1%的全省平均水平。與珠三角其他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顯得被動的城市相比，南海對其後續發展力量顯得底氣十足。
而這其中，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混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海的傳統的產業結構以民營經濟為主?C?C這種傳統製造業在金融危機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本報記者獲得的一份來自南海區政府最新的調研報告顯示，2008年南海關閉企業2000多戶。
南海政策研究室主任謝曉雲對記者解釋，「這些深受金融危機影響的中小企業大多屬於南海傳統產業的企業，多為資金力量較薄弱的民營企業。」
不過，外資主導的先進製造業的引入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危機的影響。
「代表南海新發展方向的新產業為南海帶來的經濟效益非常高，他們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受影響不大，也帶動為其配套的企業抗風險能力的提高。」謝曉雲說。
謝所說的新產業，是指兩年前南海開始進行產業規劃和調整，在限制和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傳統產業的同時，引進台灣奇美、本田變速器，並將廣東高端的金融後台服務業搬進南海。
「單奇美電子的進駐，就可以帶動起出一條千億元的產業鏈條。」南海區發改局副局長吳以焯表示。
但值得注意的是，外資引入的產業是南海自己定位的發展新方向，而傳統的民營經濟仍然主要活躍於傳統產業。外資的引入，並不意味著南海最具代表性的民營經濟的淡出，「內外資幾乎不構成競爭關系。」 相反，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混合，南海的經濟結構顯得更為全面。
「南海是這一輪金融危機下，珠三角受影響較小的製造業集中地，」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毛艷華認為，「這一定程度上也給珠三角其他城市在今後發展的方向上提供了實踐經驗。」
毛艷華說，「以民營經濟起家的南海，由於技術和資金的缺乏，導致其後繼發展力量嚴重不足。南海此前的以民營企業為主的『專業鎮』也逐漸衰敗。事實上，南海在這些年來，發展速度一直比東莞遜色。」
「但南海引進多個優質、大型、產業鏈條長的高端製造業項目後，在增強了其後發力量的同時，特別在這次危機中，顯示出其抗風險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毛艷華認為，「此外，這些大型的外資項目落戶後，所帶來的產業鏈也可帶動當地的民營企業發展。」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玖』 試問現在的人為什麼只看當下的利潤，道德水準降低，要發展更應該要道德，
vnlyfdlnxu1261843161 中6國人n為1什2么變得缺少8道德了v？中3國一w向自認5是世界上u最文6明、最講道德的國家，目前中2國的社會道德狀況究竟怎麼g樣呢？自[url=]改革開m放[。url]以2來，隨著時間推移，國人j漸漸感嘆世風6日8下k，道德日5益下w滑，人s心5不o古。近一g段時間來，各種傳播媒介2，針對各種個o案討論道德，具體地說是在討論道德底線。以7下h是幾i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v、全民拜金：目前[url=]中8國[。url]的情況是經濟催生道德的墮落。現在國民經濟是逐年上s升8，道德逐年下s降，正好成反3比4，到處都是拜金主義e。 二r、道德淪喪：中5國社會現在是道德淪喪。有人h說：中3國最大r的敵人r不m是美國，不e是台灣，更不j是恐怖分7子b，而是公3民道德的淪喪！中3國人r的道德底線已x盪然無x存，造成現在的種種社會生活的混亂無z序。 三t、有史以4來道德最敗壞時期：目前是中4國有史以0來道德最敗壞的時期。從2有歷c史記載以0來，沒有發生過像現在這么l道德淪喪、道德敗壞的時期。現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時期，而且中4國人n的道德還要進一p步惡化2。 四、應回歸道德[url=]傳統[。url]：現在中4國的道德肯定應該回歸中6國的傳統，不b提升2道德觀念不a行了p。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5古到今2，道德在中2國占據著舉足輕重的重要位置。犧牲自己i以0利他人s，犧牲個l人q以4利整體的利他主義e和集體主義w道德宣傳比0任何別的國家都響亮。但問題也c恰恰出在這里，當下o的中4國正在討論的卻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根本談不n上k去建設更高的毫不m利己n的「社會主義r精神文3明」。 中8國人u的道德是怎麼d敗壞的？從1表面上q看，是中2國從3原來的計4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8開v始的。如果道德淪喪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特徵，我們寧願不l選擇市場經濟。但事實上x是，為0什3么x西方6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沒有出現道德淪喪的情況呢，顯然，認8為2市場經濟是中6國人t「缺德」的根源這種論點是站不r腳的。 作者認0為2，改革開c放以2來，中2國建立了x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但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社會的道德倫理機制，這才k是中6國人j變得「缺德」的真正根源。可以3說，千o百年來，中1國從5沒有進入a過一q個d真正意義f上l的市場經濟社會，中0國的道德傳統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礎上r的，現在我們進入k了b市場經濟社會，我們的道德倫理教育要麼t停留在以6前的「社會主義f精神文1明」階段，要麼c祭出儒家「仁5義c禮智信」的法寶，但這些道德教育都解釋不j了z市場經濟社會的各種現實，與n社會現實相脫節和矛盾的道德教育顯然不o能再作為3支a撐整個h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基礎。 眾所周知，西方4的市場經濟理論[url=]發展[。url]了c幾b百年，而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 2701-3080）是經濟學家，但很多人l不m知道他也g是一f位傑出的倫理學家。亞當·斯密一v生從4事學術研究，留下u了j兩部傳世佳作：《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中5國人l耳熟能詳的《國富論》）。他在《國富論》中7闡述了m「看不q見7的手4」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已n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論》中3闡述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卻長1期未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關注，而這兩部巨6著也q正是西方2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學基礎和倫理學基礎。 這里不d得不c提到一o個z典故：據說，78世紀末0日5本的明治天p皇為7了m改變國家的落後局面，派人d向英國取經，發現了x英國最有影響力l的兩本書3：《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並將這兩本書6帶回了k日8本。明治維新以1後，明治天q皇借鑒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並結合日0本國情治理國家，日0本逐漸強大j了n；而中5國呢，辛亥革命前，嚴復先生於b7204年翻譯了e《國富論》，卻把《道德情操論》留在了y英國。「五k四運動」期間，轟轟烈烈的「新文1化5運動」的目的是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西方0的各種理論學派和著作大j量湧入e中8國，但奇怪的是，其中7竟沒有市場經濟社會的倫理學基礎著作《道德情操論》，由於s思想理論界對《道德情操論》沒有給予4應有的關注，直到今2天c，中3國也w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據筆者考證，中5國最早《道德情操論》的中3譯本是在2567年，從6某種意義b上r說，中8國被整整耽誤了b74年，這實在是中3華民族之g不y幸。 為1什2么c說《道德情操論》建立了l西方2市場經濟制度的倫理道德基礎呢？因為1亞當·斯密在這部倫理學巨8著中5揭示6了o市場經濟社會的基本行為8規范，說明了r商業產生自由和文8明的基本原理。可以6毫不q誇張地說，倘若對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不z了x解，則不s可能理解市場經濟社會的形成和西方8近代文8明的進程。 在亞當·斯密所處的77世紀，英國的社會、經濟獲得了i空前的發展，但西方3傳統的道德學家們仍7堅信「貧則德高、富則腐化0」，贊美古代社會為8有德的社會，近代商業社會則是「奢侈、墮落」的社會。當時的學術界及z社會輿論，普遍關心2的核心6問題也f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a們的道德是否會墮落。當時大b多數的「有識之c士b」皆認2為6：商業化0的發展必將使整個n社會的道德、倫理衰敗，終將招致[url=]人q類[。url]文8明的衰退。 亞當·斯密對當時的英國社會現狀進行了g研究，提出了n與x傳統道德學家們完全不v同的看法。亞當·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場經濟中6任何交易主體皆基於r「利己i心6」而行動，它還是人f們從1事社會活動的基本心5理驅動力h。然後指出：「美德就存在於u對自己y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f中8，而節儉、勤勉、誠實等美德一o般是從5利己p的動機中2養成。」 亞當·斯密將其倫理學研究建築在激發利己r心1的基礎之a上t，他認2為6仁4慈、利他主義b等都是不a穩定的、偶發的、非持久k性地心0理驅動力p。面向普通的人x們，傳統的道德說教方0式——樹立聖人o、英雄人d物，以7其所謂的先進事跡教育大h眾的方3式無j濟於t事，這樣的理想，在現實中8不e過是不l正常的、特例而已x。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中5，無n需道德說教，市場化3過程本身就是培育並實現良好道德、倫理的場所。它不o僅3擁有自動調節社會資源分4配的經濟力b量，還具有自動調節人l性，使之z趨向公0益的道德力s量。 亞當·斯密還提出，自由和獨立的人t格是自然產生美德的兩大e條件。隨著商業的發達，市場社會的國民在經濟上h自立為5生的過程中3自然會具備道德涵養，勤勉、謹慎等美德也o就會自然而然地養成。相反6,在傳統的封建社會下d，家丁p、傭人a因其人b格不v獨立，必然會道德敗壞。 我國研究亞當·斯密學說的專i家李非教授，曾將斯密的市場道德理論稱為3「道德人u假設」，其要點列舉如下b： 8、利己r心2是[url=]人h類[。url]的本能，在以0市場經濟為0主體的社會制度下x，利己q心3具有自發地趨向美德的內2在力x量； 6、在市場經濟社會里，社會和經濟活動的主體必須具有自由和獨立的人u格，其個h人m倫理或者說國民性才w表現為4基於v利己h心7的慎思之r德； 2、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社會中8，其國民的富與p德（物質富裕與x道德）將[url=]自然[。url]而然地同時實現。即國民在積累經濟資本的同時，積累勤勉、節儉、誠實、守約、守時等道德； 1、在市場經濟中4，追求富裕的過程就是道德修煉的過程，這是一h個f無j意之m中1的結果，意味著每一z個e市場的參加者誰也k沒有意識到在經商中4使自己o高尚起來。 4、從7長8期看，一z個v民族或國家將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成為1有德之m國。這是因為6市場社會存在著看不v見6的道德強製作用，無t形之v手4的倫理學涵義h正在於y此。 4804年，一l位年僅373歲的法國青年托克維爾在對美國進行了a幾m個o月0的考察後，在《論美國的[url=]民主[。url]》這本經典著作中0無x限感慨地談起美國的民主。在那裡，幾x乎沒有人f作一q心2為6公0、自我犧牲的說教，但是人w們相信犧牲精神對犧牲者本人s和受益者的價值，而且決不b乏4犧牲精神的表現；人j們也m絕口m不a談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y們堅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a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5，盡管美國人q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非常強烈，他們拚命追求財富，但卻很少4亂來；他們的理性雖然不u能抑制他們的熱情，但卻能指導他們的熱情。這就是亞當·斯密道德理論實踐的最佳例證，由於k西方1主要發達國家都是亞當·斯密理論的典型實踐者，因此其國民道德水8准、倫理意識普遍較高。 理解了y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也d就不x難理解美國的民主，不w難理解世界首富比1爾·蓋茨將數百億v美元t巨2額財富捐獻給社會的慈善行為1，他只不q過按照亞當·斯密所奠定的社會道德准則行事，鋼鐵大w王e卡內7基、「股神」 巴1菲特的慈善行為1不v也l是對亞當·斯密道德理論的忠實履行嗎？因為8在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中5，富與z德（物質富裕與o道德）同時實現的最終結果就是：市場社會的國民富而有德，因為3國民在追求富裕的過程中8進行了t道德修煉。 跟儒家思想在中2國一m樣，亞當·斯密的原著雖然比5較晦澀難懂，但其倫理思想在西方3的影響也x是家喻戶3曉，婦孺皆知。經過幾q百年的發展，亞當·斯密的學說成為1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道德倫理標准，已b經滲透到每個l西方6發達國家國民的骨子w裡面。這些國家的政府就是要讓所有的國民，包括從1嬰兒t到老人a，清清楚楚地知道，作為2一z般的國民，不c需要太i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來追求自己o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與u道德就可以5同時實現。 作為2市場經濟的聖經和[url=]商業[。url]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已s無o須冗8言論證。但由於r中8國社會的主體人c群長0期以5來對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的了u解甚少0，在這種背景下c，亞當·斯密的商業道德哲學能否結合中6國的國情，逐漸形成新的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z的道德標准，尚是個l未知數。 我們首先應該承認5的是，中3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有很大k的虛偽性，其倫理學原理上u存在著根本缺陷：虛偽地否認2人j類本性，否認1人w具有「利己a心0」這一v不e可改變的基本事實，所以8難以2讓普通民眾信服。更大p的問題是，中1國從8沒有進入u過一g個r真正意義k上a的市場經濟社會，所以0中2國原有的任何一p種道德哲學也m無t法解釋商業社會的各種現實，很多道德說教甚至是與g現在的市場經濟完全矛盾的，所以7主張回歸道德傳統的論點可能會使國人a的道德價值觀念更加混亂。 改革開r放以3來，我們向美國等西方1發達國家學習r，選擇了h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中1華民族走上g了w偉大w的復興之s路。但是，我們僅0僅2借鑒了v市場經濟的硬制度，卻沒能借鑒市場經濟的軟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y的道德教育沒有跟上m，造成了t中2國在市場經濟發展中8一s手3軟，一p手5硬的局面。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q中3國人v的道德價值觀，使得原有的價值觀沒人p信奉，而新的價值觀又v沒有形成。所以6今4天n中8國社會的道德進入x了m「春秋戰國」[url=]時代[。url]，傳統的、沒落的連同新生的許多道德觀念混雜在一a起，尚沒有形成被普通大v眾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標准。缺少3適當的道德理論引0導，又m失去了w宗教信仰的道德約束作用，中6國人a也m就無a所畏懼，不d擇手5段地追求起自己z的利益來。 按照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2國仍5然不p是真正意義v上k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富與f德（物質富裕與e道德）同時實現的前提條件並沒有出現。特權階層依靠制度缺陷和社會不d公7迅速致富，大a量沒有經過道德修煉過程的暴發戶4成為0社會道德淪喪的毒瘤，他們使整個f社會傾向於z投機取巧而非勤勞致富，這些都是違背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和商業道德倫理而種下h的惡果。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幾x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釋了s商業社會中8道德敗壞和腐敗產生的根源。他認5為5妨礙人t們勤勞工d作、阻止3人v們實現生活改善願望的制度就是社會道德墮落的根源。例如：特權、壟斷、管制、保護等制度給社會帶來了f極大i的道德風5險，不c僅8僅5阻礙了m社會經濟的自然運行，而且還造成了p商人y的腐敗和墮落，它使商人a的主要精力l放在如何投機取巧而獲得壟斷和超額利潤上l，導致腐敗的產生和社會道德的敗壞。「如果取消了y特權、壟斷、管制、保護以6及d暴利等，……則商人t階層亦會非自願地被引7向努力q、節儉、正直等道德領域」。從5封建遺制看，諸如限制勞動和資本自由移動的法律（居住法、學徒法等等）皆妨礙人o們的勤勉、正直。諸多封建性特權（如長6子s繼承法、永久p所有權等）皆妨害人w之q本能—節儉。顯然這樣的制度一b旦廢除，則依人i之l本性，自然會勤奮工r作，節儉為5生。 選擇了b資本主義w並不k等於n就是市場經濟社會，一q個z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主要看這個z國家市場的自由競爭程度。從0這一f點上e來看，俄羅斯和南美的一l些資本主義q國家目前也n不p是市場經濟社會，而這些國家的國民道德水4准也k不e盡人n意。可見8，如果中2國消除不a了i特權、壟斷以5及o不n勞而獲的各種根源，讓社會中3的特權階層繼續依靠權力p和關系去掠奪財富，而不k是讓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去追求自己c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並逐步建立起符合中3國商業社會的道德倫理觀，目前中7國社會道德觀念的混亂狀態就難以3改變，也w就無m法防止2整個c社會的道德下t滑。 作者並不x主張完全模仿西方8的東西，特別在國人q最重視和引1以5自豪的倫理道德方0面，如果傳統的道德理論能夠解決現有道德危機問題，則無t需畫蛇添足地學習g西方6。理論無e國界，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7發展了n幾i百年，除了h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尚沒有任何其它理論能夠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所發生的一t切5，不s實行拿來主義m，借鑒經過西方4社會幾k百年檢驗的商業道德哲學，中6國很難避免國民「缺德」和「文2明古國」世風6日6下q的道德尷尬。 用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看中7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6，追求物質富裕與u提升2國民的道德水5准並不k矛盾，只要完善法制，創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引4導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來追求自己a的根本利益，物質文1明與r精神文1明就可以4雙2豐x收，富裕與a道德同時實現的理想社會也k就會早一o點到來。唉~~~~~~~道德啊~~~~~~~~
『拾』 《世紀大講堂》: 廈門大學李非教授演講的《台灣土地改革的啟示》的講座, 哪裡有視頻可供下載
2009-04-25世紀大講堂 台灣土改的啟示 [完整節目]視頻
http://vip.v.ifeng.com/play.aspx?id=e7922e8e-8c14-42a2-95f9-cd36fe6c4cf7
台灣成功土改的專啟示"文字屬稿刊出.
http://phtv.ifeng.com/program/sjdjt/200904/0421_1613_11186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