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大學楊教授

Ⅰ 楊榮馨的生平經歷

人生的十字路口
1931年5月6日， 楊榮馨出生於山西省安邑縣的一個鄉村教師家庭，曾是大禹帝都、武聖關羽故里,是一個人傑地靈，五穀豐登的風水寶地；縣城有一座建於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43年）的雄偉佛塔，是一個地標式建築，是國內現存的最高佛塔。
1949年西安解放後，在父輩的鼓勵下，楊榮馨前往文化古都北平求學，考取了當時的中國政法大學。對於自己的求學經歷，楊榮馨記憶猶新。
他回憶說：「我到北平時，各大學招生期已過，上學的願望難於實現，但我沒有放棄，仍抱有能夠上大學的希望。後來遇到三個機會：一是平原省（當時新成立的省）在招小學老師；二是張家口的第四軍醫大學來招生；三是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謝覺哉，不是現在的中國政法大學）也在招生。這是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三個選擇，三種前途，發展的道路就迥然不同。經過再三商量，我沒有去平原省，因為要當小學老師還不如在家鄉干。軍醫大學雖然可學技術，有極大的誘惑力，但覺得張家口既遠又冷，好容易跑到北平，也就不願再動了。當時的中國政法大學學制三年，享受供給制，覺得很不錯，於是帶著全國學聯介紹信前去報名，經過簡單的考試和面試就被錄取了。」
1950年3月，中國政法大學並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楊榮馨的法學生涯正式開始。作為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法科學生，楊榮馨和他的同學們對來自蘇聯的法律和法學理論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同時也學習中國法律，還有理論聯系實際的課堂討論，加上去法院「生產實習」，獲益匪淺，為此後的教學和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楊教授學習刻苦，追憶那段求學的日子，老人說他常常在宿舍強制熄燈後到廁所去學習，一直堅持到大學結束。也難怪先生大學求學期間所有課程的考試成績全部是滿分，無一例外，為同年級200多人中之佼佼者。
跌宕起伏的法學教育生涯
1954年大學畢業，楊榮馨入職北京政法學院，從事民事訴訟法為主的民事程序法的教學研究工作，開始了其法學教育生涯。無論教學還是帶學生實習，楊教授工作一貫秉承踏實認真之精神。工作初期,因學術與教學水平突出，楊榮馨曾被派至北京師范大學政教系講「法學概論」中的民法、民事訴訟法、婚姻法等內容。
然而好景不長，在那政治風雨飄搖動盪的年代，法學界遭受重創。1966年，北京政法學院終遭厄運，學院停止招生，1970年12月被撤銷，全體教職工被安排到安徽省去辦「五七幹校」。楊榮馨舉家遷至安徽五鋪。1972年4月，因所謂「出身不好」，楊榮馨再次被通知下放，分配至大別山區的六安縣。六安縣的「軍代表」又安排他上大別山最高最深處最小的小學任教，以利於接受再教育，進行徹底改造。後來回憶起這一幕，楊榮馨仍然心有餘悸，當時以為從此就要與北京告別，與法律分手了。就在楊榮馨回京辦戶口期間，政治形勢大變，政策上又允許在北京找工作，經人介紹，河北師范學院同意接收。辦理工作調動時，安徽方面曾陰差陽錯地將先生和夫人的檔案寄到北京師范學院（即現在的首都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一看檔案，覺得人才難得，也同意調入。楊教授幾經考慮，為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最終放棄北京，選擇了地處塞北的河北師范學院。
與民事訴訟法的不解之緣
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辦，1979年恢復招生，離開自己熱愛的法律領域多年的楊榮馨終於重回法學隊伍,回到北京政法學院，重新開始民事訴訟法學教學研究工作。並受學院委派籌備組建了民事訴訟法教研室，擔任第一屆教研室主任。中國政法大學民訴教研室由此起家，發展為現在的民事訴訟法研究所。現在的民訴研究所人才濟濟，成果巨大，楊榮馨的功勞不可磨滅。
談到一直從事的民事訴訟法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時，楊榮馨談到，「我1954年來到北京政法學院，很快進了民事訴訟法教研室，後來幾經變化，從有到無，又從無到有，工作機構是分了合，合了又分。最後我還是回到了北京政法學院，又籌辦成立民事訴訟法教研室，我和民事訴訟法真有不解之緣啊。」
楊榮馨從事法學教育與研究已超過半個世紀，主要是從事以民事訴訟法為核心的民事程序法教學與研究，有時也涉及民事實體法方面。其講授的課程有民事訴訟法（含強制執行）、公證法、調解法、仲裁法、破產法、中外民事訴訟法比較、中外仲裁法比較、民事程序法以及民法、婚姻法、繼承法等。
幾次參與民事訴訟法立法和修改
除了在教學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之外，楊榮馨在民事訴訟立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是我國民事訴訟法幾次立法、修法的主要成員。1979年9月12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組織成立民事訴訟法起草小組，楊榮馨受學校指派參加，負責起草強制執行程序部分。
「我們起草小組對工作十分認真、十分負責。例如，為了一個『的』字的用法，就研究過兩天，有些地方先是保留，後又刪去，或者先是刪去，後又保留，反復推敲，才能定稿。」
對於參加民事訴訟法起草工作時的情景，楊榮馨仍然清晰地記得其中的細節。「我國的民事訴訟法起草工作，先後花費了兩年半的時間，是我國所有法律起草工作連續進行時間最長、研究最細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是我國唯一超過200條，達到205條的大法，在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1983年國家又醞釀制定企業破產法，1984年破產法起草小組和破產法起草工作小組成立，楊榮馨參加起草工作小組，任副組長。雖然那時破產在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還飽受爭議，但楊教授等立法工作者尊重客觀實際，尊重法律科學，以科學的精神回應「社會主義制度有沒有破產、有沒有失業」的問題。此外，楊榮馨還參加了我國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仲裁法、行政訴訟法等的起草論證工作，提出不少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並被採納和吸收。
楊榮馨教授積極參與我國的立法活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是新中國民事訴訟法典成長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參與者：從1979年9月起，作為國家民事訴訟法起草小組主要成員,為新中國首部民事訴訟法典的制定和修改，進行了前後長達五年的立法工作；承擔了1991年民事訴訟法典多個章節的起草工作；全程參與了2007年民事訴訟法典的修訂活動；2010年以來多次應邀參加了民事訴訟法典再修改的論證和研討工作，並向立法機構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專家建議稿）。楊榮馨教授還曾任破產法起草工作小組副組長、公證法起草小組顧問、人民調解法起草小組特聘研究員； 參加了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仲裁法、行政訴訟法、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等的起草論證工作。他提出的許多真知灼見，都被採納和吸收。
為推動強制執行法學發展和立法鍥而不舍
強制執行立法在我國比較落後，強制執行法學在我國比較薄弱，法學界研究起步較晚。楊榮馨教授長期呼籲單獨制定我國強制執行法。他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修改時就主張將執行程序從民事訴訟法中分離出來，制定獨立的強制執行法。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在年近八旬之際，他仍四處奔走，對強制執行法情有獨鍾，追求不懈。2010年4月18日，他創建了唯一的全國性強制執行學術團體——中國行為法學會執行行為研究會，以超乎想像的法治理想和法學熱情，連續舉辦了兩屆規格高、影響大的執行論壇。楊榮馨教授還主持草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執行法（專家建議稿）》，有力地推進了強制執行法的立法進程。
「退而不休」超期服役
楊榮馨退休後即被學校聘為「特聘博導」，仍繼續招收國內外的博士研究生。對於能夠繼續從事教學工作，他滿懷感激地說：「我很感謝學校領導和廣大老師的厚愛，給我以超期服役、繼續報效黨和人民的機會。」
楊榮馨教授雖然退休了，但工作和生活仍很緊張，絲毫沒有「休」的感覺，甚至還有不堪重負的壓力。
「在這幾年，楊老師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培養博士研究生。截至2010年，楊榮馨教授培養的碩士研究生六十多人，博士研究生七十多人；二是呼籲立法；三是成立執行工作的全國性學術團體。」
民訴法學會秘書長宋朝武教授對記者說，「這也是楊榮馨教授長期以來的心願，希望能有這樣一個平台，以促進強制執行立法。現在他的這個願望已經實現，中國行為法學會執行行為研究會這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已經於2010年4月18日成立，由楊榮馨教授任會長，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湯維建教授深情地回憶：「22年前的這個月底，我進入中國政法大學的大門，進行研究生復試。從小城市來到大城市，從小學課堂來到大學課堂，從受教於普通教育到受教於全國名師。我的感覺像阿里巴巴惶入深山寶庫，滿目金輝,遍地璣珠。在讀研究生期間，楊老師交給我做的第一件活，就是大網路全書法學卷詞條的撰寫和校對。可以說，是楊老師把我這個尚處在蒙昧狀態的年輕學子（那時我25歲），親手引進學術堂奧。楊老師的課講得很細。楊老師總說,程序一定要細，否則就像沒有程序一樣。後來我領悟到，細密乃是程序之精髓。」
楊榮馨教授的大半生,可謂前期苦難,後期安樂,雖經風風雨雨,但終陽光燦爛。回憶往事,楊榮馨教授本人也感慨良多。他說:「我現已進入夕陽時期,但心情還是挺好的,心勁還是挺高的。」
姓楊屬羊的楊榮馨教授最後還用一首七絕以明志：「盛世夕陽無限好，坦然任爾近黃昏。老羊本無千里志，奉獻余熱報國恩。」
憾事：未見強制執行法
中國司法領域執行難的問題普遍存在，而相關的立法相對滯後，法學界研究起步較晚。楊榮馨敏銳地感受到這一點，很早就培養這方面的研究生，帶領博士生從事強制執行法學的研究，在我國法學界居於領先地位。
為成立強制執行法學研究會，推動我國強制執行法學發展和立法，楊榮馨默默耕耘，多方奔走、呼籲，堅持14年之久。2010年4月18日，楊榮馨推動並任會長的中國行為法學會執行行為研究會終於成立。這也是我國為執行法學研究和立法，強制執行法學理論界與實務界搭建的第一個全國性平台。
從民事訴訟法制定初期到此後的歷次修改，楊榮馨都負責執行程序編。對於我國久治不愈的「執行難」和個別情況下的「執行亂」這個痼疾，楊榮馨倍感憂慮，較早提出了將執行程序從民事訴訟法中分離出來，制定獨立強制執行法的主張，以回應社會的迫切需要，並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執行法（專家建議稿）》等多項建議。
2010年8月，在井岡山召開的全國「強制執行立法建議研討會」期間，楊榮馨吟出一首《水調歌頭偶上井岡山》。詞中最後一句，「世上遇難事，我們在攀登」是他十餘年奔波於強制執行立法的縮影，也成為他一生的寫照。

Ⅱ 新中國培育了那些著名人物

168.王 瑛（1961-2008） 女，回族，四川省小金縣人，中共黨員。生前系南江縣委常委、紀委書記。

169.王書田 男，漢族，江蘇省沛縣人，中共黨員。1953年出生，現任西安市臨潼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兼反貪污賄賂局局長。

170.王樂義 男，漢族，山東省壽光市孫家集街道三元朱村人，中共黨員。1941年出生，現任孫家集街道三元朱村黨支部書記。

。

171.王有德 男，回族，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人，中共黨員。1954年出生，現任寧夏靈武白芨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

1961年，王啟民從北京石油學院畢業參加大慶石油會戰。他以鐵人王進喜為榜樣，堅定「寧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讓油田穩產再高產」的信念，全身心地投入油田地質開發研究工作。上世紀60年代，他提出的「高效注水開采方法」，打破了當時國內外普遍採用的「溫和注水」開采方式，開創出中低含水階段油田穩產的新路子；70年代，他主持進行的「分層開采、接替穩產」開發試驗，使水驅採收率提高了10%至15%；90年代，他組織實施的「大慶油田高含水期穩油控水系統工程」結構調整技術，使大慶油田實現了3年含水上升不超過1%，與國家審定的開發指標相比，5年累計多產原油610多萬噸，增收節支150億元。40多年來，他先後主持了油田8項重大開發試驗任務，參加了40項科研攻關課題和油田「七五」、「八五」、「九五」開發規劃編制研究等工作。他的辛勤工作，為大慶油田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僅「表外儲層」開發研究成果，就相當於為大慶增加了一個地質儲量7.4億噸的大油田。他是中共十五大代表，被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先進工作者等榮譽稱號。

173.王進喜（1923-1970） 男，漢族，甘肅省玉門市人，中共黨員。生前系中國石油大慶油田1205鑽井隊隊長。

王順友擔負著從木里縣城到倮波鄉郵路的投遞工作。這段馬班郵路往返里程360公里，山高路險，氣候惡劣，有時一天要經過幾個氣候帶。由於投遞路線長，他一年有330天左右的時間奔波在郵路上，餓了就吃幾口糌巴面，渴了就喝幾口山泉水，困了就睡在荒山岩洞。但他仍然堅韌執著、樂觀向上，唱著自編的山歌，一絲不苟地勤奮工作，年年出色完成投遞任務。24年來，他在雪域高原送郵行程達26萬多公里，相當於走了21趟二萬五千里長征。24年來，他沒有延誤過一個班期，沒有丟失過一封郵件，投遞准確率達到100%。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他還熱心為農村發展經濟辦好事、辦實事，為農民群眾傳遞科技信息、致富信息，購買優良種子。為了給群眾捎去生產生活用品，王順友甘願繞路、甘願貼錢、甘願吃苦。多年來，王順友成了郵路沿線百姓聯系山外的紐帶。他用實際行動實踐著「為人民服務不算苦，再苦再累都幸福」的人生追求，受到當地藏族同胞的衷心愛戴。他被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等榮譽稱號，被評為全國道德模範。

175.王淦昌（1907-1998） 男，漢族，江蘇省常熟市人，中共黨員、九三學社社員。生前曾任中國原子能研究院院長，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著名核物理學家。

176.鄧平壽（1956-2007） 男，漢族，重慶市梁平縣人，中共黨員。生前系重慶市梁平縣虎城鎮黨委書記。

177.鄧亞萍 女，漢族，河南省鄭州市人，中共黨員。1973年出生，現任共青團北京市委副書記。中國乒乓球女隊原隊員，國際級運動健將。

178.鄧建軍 男，漢族，江蘇省常州市人，中共黨員。1969年出生，現為江蘇黑牡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總監。

179.鄧稼先(1924-1986) 男，漢族，安徽省懷寧縣人，中共黨員、九三學社社員。生前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著名核物理學家。

180.叢 飛（1969-2006） 原名張崇，男，漢族，遼寧省盤錦市人，中共黨員。1994年參加工作，生前系深圳市義工聯藝術團團長。

151.丁曉兵 男，漢族，安徽省合肥市人，中共黨員。1965年出生，1983年入伍，現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8730部隊政治委員。

152.馬萬水（1923-1961） 男，漢族，河北省深縣人，中共黨員。生前系河北龍煙鐵礦「馬萬水小組」組長、龍煙鋼鐵公司井巷工程公司副經理。

153.馬永順（1914-2000） 男，漢族，天津市人，中共黨員。生前曾任黑龍江省伊春市鐵力林業局副局長。

154.馬恆昌（1906-1985） 男，漢族，遼寧省遼陽縣人，中共黨員。生前曾任齊齊哈爾第二機床廠黨委副書記、總機械師。

155.馬恩華（1937-1995） 男，漢族，山東省青島市人，中共黨員。生前系河北省保定一棉紡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兼黨委書記。

157.馬寅初（1882-1982） 男，漢族，浙江省嵊州市人，無黨派人士。1915年回國參加工作，生前曾任北京大學校長、教授。著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和教育家。

158.中國女排五連冠群體 1981年至1986年，中國女子排球隊在世界盃、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上5次蟬聯世界冠軍，成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連續5次奪冠的隊伍。

159.孔祥瑞 男，漢族，天津市人，中共黨員。1955年出生，現任天津港煤碼頭公司孔祥瑞操作隊黨支部書記。

160.孔繁森（1944-1994） 男，漢族，山東省聊城市人，中共黨員。生前系西藏阿里地區地委書記。

161.巴 金（1904-2005） 男，漢族，四川省成都市人，無黨派人士。生前曾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著名文學家。

162.文花枝 女，漢族，湖南省韶山市人，中共黨員。1982年出生，2003年在湘潭新天地旅行社（現更名為湘潭花枝新天地旅行社）當導游員。現為湘潭大學旅遊管理學院學生。

163.方永剛（1963-2008） 男，漢族，遼寧省建平縣人，中共黨員。1985年參加工作，生前系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系教授。

164.方紅霄 男，漢族，湖南省岳陽市人，中共黨員。1970年出生，1990年入伍，現任武警雲南省總隊昆明市支隊副支隊長。

165.毛岸英（1922-1950） 男，漢族，湖南省韶山市人，中共黨員。生前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俄語翻譯和秘書。

166.王 傑（1942-1965） 男，漢族，山東省金鄉縣人，中共黨員。1961年入伍，生前系中國人民解放軍73081部隊工兵營1連5班班長。

167.王 選（1937-2006） 男，漢族，江蘇省無錫市人，九三學社社員。1958年參加工作，生前系北京大學教授，曾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著名計算機應用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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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答案(3)
勇上將原名楊世峻，出生於湖南省瀏陽縣文家市，他就讀的里仁中學，1927年曾迎來秋收起義的隊伍，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從這里踏上了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征程。1930
年，楊勇等20多個游擊隊員參加了主力紅軍，開始了完全嶄新的生活。他想到當初在里仁學校上學時，陳世喬校長講過：「忠誠、勇敢，剛強不屈，這才是一個好男兒的陽剛之氣。『勇』字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下面是一個『男』字，上面好像一頂『帽子』，男兒戴上軍帽，當然是士兵，這『勇』字是形容士兵的。」為了激勵自己當一個好士兵，他把名字改為楊勇。
張愛萍：仗劍漂泊走天涯

張愛萍上將原名張端緒，早在1925年在達縣中學讀書時，就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創辦「爛漫社」，出版《爛漫》小報。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他離開家鄉去上海找黨、參軍，為了堅定走的決心，索性要為自己改個名字。具有詩人氣質的他首先想到了「萍」字，萍一為浮萍，漂泊不定；一為青萍，即寶劍，斬殺不平。由此，他改名愛萍，決心不懼風浪大，掌劍走天涯。有趣的是，將軍後來擔任國防科委的領導工作，執掌「兩彈一星」這支「神劍」刺向青天。

孫毅：果敢堅毅志不移

孫毅中將原名孫俊明，家住河北省大城縣城關，那裡地勢低窪，土地貧瘠，災害頻繁。1920年，家鄉遭受大旱災，剛滿16歲的他還有半年就高小畢業，卻不得已輟學外出謀生，去投奔一個當團長的鄰居。臨行之前他想到這次外出不會平坦，但又不甘心聽任命運的擺布，於是一氣之下把名字改成了孫毅。字典上說「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意思是果敢堅強，必致其殺敵之心方止，所以志決而不可動搖者，謂之毅。當時他只想靠個人的本事到社會上去拼，去闖，尋一條生路，但是在軍閥混戰的年代，個人奮斗的路是走不通的。所幸他所在的部隊因不滿蔣介石排斥異己的政策，於1931年在「剿共」前線寧都發動起義，使他走上了光明的大道。孫毅在後來的征程上，依靠果敢堅毅戰勝了重重艱難困苦。 朱德：紅色品德耀中華

朱德元帥原名朱代珍，字玉階。中學畢業的朱德在家鄉教了一年書以後，為了報效祖國，他立志投筆從戎，經過一番曲折，1909年11月，23歲的他如願以償地考入了雲南陸軍講武堂，開始了戎馬生涯。報考時，他改名朱德。俗話說，名如其人，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由於文字的奇異巧合，『朱德』這兩個字在中文裡正好是紅色品德的意思。」朱總司令後來投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不僅建立了不朽的功勛，而且也以其「紅色品德」贏得了人民的景仰。

許光達：必達光明的彼岸

許光達大將原名許德華，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失敗後，他回到長沙尋找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的長沙無法立足，1929年初他輾轉河北清河、北平、唐山，又南下江蘇、安徽找黨，行前他改名許泛舟(李白詩句)，希望像只鳧雁似的小舟，即使泛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黨。後來，被安徽黨組織推薦去上海中央軍事訓練班學習。在上海受訓結業後，被分配到洪湖根據地從事武裝斗爭。行前，他更名為許光達，意在經過不懈地奮斗，必達光明的彼岸。幾十年的戎馬生涯作證，許光達正是憑借他不懈的奮斗，最終抵達了光明的彼岸。

徐海東：天翻地覆慨而慷

徐海東大將原名徐元宿，出生在一個六代窯工的家庭，有兄弟姐妹十人，全靠做窯為生，生活很苦。他當過窯工，打過短工，後來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軍。當他聽說家鄉黃安、麻城地區有了共產黨，就決心回家鄉鬧革命。黃麻起義失敗後，他的家被抄，房子被燒，親屬20多人慘遭殺害。但他毫不氣餒，把這血海深仇牢記心裡，毅然將自己北伐時的名字徐少奎改為徐海動，意思是要決心像大海的波濤一樣把反動統治搞個天翻地覆。後來人們把海動聽成了海東。

呂正操：操練好了打日本

呂正操上將出生在遼寧省海城縣唐王山後村，日本帝國主義攫取的南滿鐵路從村西經過。他從少年時代就目睹和經歷了日本侵略者對家鄉人民的壓榨與欺辱，他恨透了日本人，總想長大以後當兵打日本，報仇雪恨。他8歲開始上學，老師曾給他取名呂正言，他回家一琢磨，這言語的言字，與軍事打仗沒啥關系，於是自己想出了操練的操字，改成正操。正是為了這個目的，呂正操17歲那年參加了東北軍，1937年率部脫離潰退的國民黨軍，在冀中敵後開辟抗日根據地，使日本侵略軍聞風喪膽。 宋時輪：跟上時代的車輪

宋時輪上將1907年8月出生在距醴陵城區二十公里外的丁姑山，按宋氏宗族老規矩，給他取名為宋方友。在族中長輩們的資助下，他先後讀了私塾、高小，並考入醴陵縣立淥江中學。在讀高小期間，他改名為宋繼堯。在淥江中學就讀期間，與左權、蔡升熙等進步同學發
起成立了「社會問題研究社」，開始探求革命真理。1925年，宋繼堯投身黃埔軍校，開始軍旅生涯。為表達革命的決心，趕上時代發展的車輪，他正式改名為宋時輪。宋時輪在黃埔軍校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1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

李志民：為民更名不改姓

李志民上將原名李鳳瑞，又名李明階，他早年化名李軒參加農會工作，在白色恐怖時期不得不轉入地下，東躲西藏。1928年12月，縣委決定抽調他到紅五軍第二縱隊去當中隊黨代表，縣委委員劉大榮問：「你在東鄉一帶活動很長時間，大家都熟悉你的名字，今後到紅五軍工作，為了保密，最好再改個名，你看改個什麼名字好?」他想到當地老百姓與財主打官司時常說的一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改名換姓遠走他鄉。他相信革命一定能打贏，不必改名換姓，但為了革命需要，改個名字也行。於是拿定了主意：「姓不改了，既然我立志為人民謀福利，投身革命事業，就改名為志民——立志終身為人民吧。」

劉大榮欣然贊同，並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用李志民這個名字為他寫了給紅五軍的介紹信。李志民這個名字從此伴隨他一生。

李聚奎：星宿聚首北伐軍

李聚奎上將出生於1904年12月31日，家人為此給他取名新喜。在他22歲那一年，大革命的風暴席捲湖南，他與同村的夥伴被紀律嚴明的北伐軍所吸引，瞞著家人要去投奔北伐軍。這天天未亮，他們四人就上了路。走著走著，同伴李仲春突然打破寂靜，說：「我們走了，家裡會出來找的，我想，我們不能報真名。」於是，他們分別取了新名字。李仲春思考片刻，抬頭望著遠處天空尚在閃亮的星星，說，「奎星是二十八星宿當中的一顆名星，你就叫李聚奎吧!天上星星聚在一起才亮，人聚多了才有力量。」他馬上表示同意說：「反正臨時用，就叫這個名吧!」沒想到這一改，竟成了他後來畢生的姓名，伴隨他參加平江起義，南征北戰，永遠和他的命運、事業聯系在了一起。。。。。。。。。。等等，很多，說也說不完

Ⅲ 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中國籍學生

蘇聯武裝力量培養諸兵種合成軍隊軍官的高等軍事學校；研究諸兵種合同戰斗和集團軍戰役問題的科研中心。校址在莫斯科。根據列寧指示，奉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1918年10月7日命令創辦，稱工農紅軍總參學院，旨在從工農中培養具有高等軍事文化程度的指揮幹部。1918年12月8日舉行了建校典禮，會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Я.M斯維爾德洛夫就該院的任務發表了講話。1921年8月5日，奉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命易名為工農紅軍軍事學院，附設高級速成班，培訓高級指揮人員。此外，以該院為基地，在不同時期還開辦過一些高級軍政訓練班。1925年11月5日，被命名為伏龍芝軍事學院。學院先後培養了數萬名具有高等軍事文化程度的諸兵種合成軍隊軍官。許多畢業生在蘇德戰爭中成長為統帥和高級軍事首長，其中有：蘇聯元帥И.X.巴格拉米揚、C.C.比留佐夫、Л.A.戈沃羅夫、A.A.格列奇科、A. И.葉廖緬科、Г.K.朱可夫、M.B.扎哈羅夫、И.C.科涅夫、P.Я.馬利諾夫斯基、K.A梅列茨科夫、K.K.羅科索夫斯基、B.Д.索科洛夫斯基、Ф.И.托爾布欣、B. И.崔科夫、炮兵主帥H.H.沃羅諾夫、空軍主帥A.A諾維科夫等。
該院的歷史與蘇聯武裝力量的建設和鞏固、與蘇聯人民為爭取祖國自由和獨立的斗爭，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兩位資格最老的布爾什維克B.H.扎列日斯基和Э..H科茲格夫斯基曾是學院首任政治委員。首批學員中有許多人是直接從國內戰爭前線調來學習的，其中有天才的指揮員П.E.德邊科、E.И.科夫秋赫、B.Д.科夫紹夫、И.C.庫佳科夫、И.Ф.費季科、B. И.恰帕耶夫（夏伯陽）等人。學院是在復雜的條件下創辦的，是在年經的蘇維埃共和國與白匪和武裝干涉者激烈搏鬥、國內形勢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開始教學的。國內戰爭時期，經常有大批或單個學員被派往武裝斗爭最緊張的地方。在歡送學院畢業生和學員奔赴前線的隆重集會上，常有蘇維埃共和國著名的黨和國務活動家出席。1919年4月19日和6月14日，列寧兩次親臨學院，對開赴東方面軍、西方面軍和南方面軍的學員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臨別贈言。列寧一向十分關心學院的活動，經常給以多方面的支持。國內戰爭時期，有1/3的學員因積極赴前線作戰而榮獲紅旗勛章。黨組織在學院生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共產黨員在教學和軍事學術活動中都起了先鋒作用。
國內戰爭結束後，學院列教學、科研和黨政工作進行了調整。在完成這項任務中，1924年4月-1925年1月任該院院長的M.B.伏龍芝發揮了直大作用。在他的領導下，健全了學院體制，改革了教學大綱和教學方法，廢棄了不必要的科目。重視了野外作業，發展了軍事科學研究工作，活躍了軍事科學協會和研究生班（1924年1月成立）的活動。隨著裝甲坦克和機械化兵、炮兵和航空兵的發展，學院面臨著為團至軍級培養具有廣泛知識的話兵種合成軍隊指揮員的任務。為此，成立了摩托化和機械化、空軍和戰斗訓練等教研室。1931年，在戰役學教研室基礎上成立了戰役學系，培訓集團軍級至方面軍級的指揮、參謀幹部。1931-1932學年度，學院不僅招收了諸兵種合成軍隊指揮員，而且接收次了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等學員。二戰前夕和戰爭初期，學員和教員人數增加了。當時十分重視研究西班牙戰爭、哈桑湖地域和哈拉欣河作戰以及蘇芬戰爭的經驗，提高了野外作業的地位，學員參加實兵演習也更為經常。
蘇德戰爭開始後，學院縮短了學制，同時積極參加建立莫斯科防區。教員們參加了首都民兵部隊和殲擊隊的培訓。僅1941年就為作戰部隊輸送軍官約3千名，而在整個戰爭年代共向部隊輸送了1.1萬名訓練有素的指揮員和參謀人員。他們沒有辜負黨和政府的信任，其中很多人成了蘇聯英雄，榮獲政府崇高獎賞。不少畢業生和教員在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作戰斗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大將И.P.阿帕納先科和H.Ф.瓦圖京，上將M.П.基爾波諾斯，中將M.Г.葉夫列莫夫，工程兵中將Д.M.卡爾貝舍夫等。戰後，學院廣泛開展了研究和總結戰斗經驗的活動，並從開始深入研究軍事學術中的新問題。
學院的編制（1976）包括：基本系和函授系、戰役戰術教研室、馬列主義教研室、蘇共黨史和黨政工作教研室、戰爭史和軍事學術史教研寶、外語教研室，訓練部、科研部，各種實驗室，伏龍芝科研陳列專修室，以及其他分隊。圖書館藏書約200萬冊。學院優先招收畢業於諸兵種合成軍隊高級指揮學校，具有分隊指揮的實踐經驗，在戰斗訓練和政治素養方面達到了高標準的軍官；同時還幫助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軍隊培訓指揮幹部。科教幹部的培訓和深造，通過面授研究生班和在職參加專業應考的方法實施，應考專業有：合同戰術、戰役學、司令部勤務、戰爭史和軍事學術史等。
伏龍芝軍事學院是蘇聯軍事學術思想的中心之一。有許多著名的蘇聯軍事科學界代表人物在這里工作，他們是：H.E.瓦爾福洛梅耶夫、K.E.韋利奇科、A.И.韋爾霍夫斯基、M.P.加拉克季奧諾夫、A.M.宰翁奇科夫斯基、Г.C.伊謝爾松、Д.M.卡爾貝舍夫、A.K.科利諾夫斯基、B.Φ.諾維茨基、A.A.斯韋欽、M.H.圖哈切夫斯基、B.K.特里安達菲格夫等。學院的學者們撰寫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歷史著作、教科書、教學參考書、書籍和小冊子。30年代開展對大縱深戰役新理論的研究，是學院軍事科研工作的重要階段。戰役戰術教研室和戰役系為這一理論的創立做出了重大貢獻。1938年起出版了論述蘇聯軍事學術型論和實踐各種新問題的學術論文集。蘇德戰爭年代，軍事科研工作主要是總結作戰經驗，以講義、戰例匯編、情況通報和單行本參考材料等形式向學員和部隊介紹。戰後，出版了《蘇德戰爭合同戰術戰例（團-師）》（1-6卷）、《蘇德戰爭時期蘇軍戰術的發展（1941-1945）》，以及9種教科書、120種教學參考書。還積極參加了條令和教令的擬制工作，撰寫寫了210餘篇有關戰役學和戰術學的科研著作。
在軍事各領域發生根本變革、新的作戰兵器出現、各兵種和專業兵發生質變的時期，對戰術和戰役學問題進行綜合研究，論證戰役戰術對新式兵器和軍事技術裝備的要求、對教育訓練問題、戰爭史和軍事學術史的研究，成為學院全體科研人員的中心課題。軍事學者-教研室領導人、教授和科學博士Г.Ф.比留科夫、B.Я.格蘭金、M.M.基里揚、Г.A.洛博夫、B.Я.彼得連科、B.Г.列茲尼琴科、P.Г.西莫尼揚等人在開設新的教學課程和研究現實學術問題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許多有價值的著作受到了蘇聯國防部長的通令嘉獎，其中一部還榮獲伏龍芝獎金。發行量很大的《戰術》一書深受蘇軍將官和軍官們的歡迎。
學院榮獲紅旗勛章一枚（1922），列寧勛章一枚（1934），一級蘇沃洛夫勛章一枚（1945），以及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勛章。
歷任院長：1918-1919年A.K.克利莫維奇、1919-1921年A.E.斯涅薩列夫、1921-1922年M.H.圖哈切夫斯基、1922年1-8月A.И.黑克爾、1922-1924年П.П.列別傑夫、1924-1925年M.B.伏龍芝、1925-1932年P.П.埃德曼、1932-1935年B.M.沙波什尼科失（一級集團軍級）、1935-1937年A.И.科爾克（二級集團軍級）、1937-1939年E A.夏堅科（軍政委級）、1939-1941年M.C.霍津（二級集團軍級，1940年6月起為中將）、1941-1944年H.A.韋廖夫金-拉哈利斯基中將、1944-1948年H.E.奇比索夫上將、1948-1950年B.Д.茨韋塔耶夫上將、1950-1954年A.C.扎多夫上將、1954-1968年П.A.庫羅奇金上將（1959年5月晉升為大將）、1968-1969年A.T.斯圖琴科大將、1969年起A. И.拉濟耶夫斯基上將（1972年11月晉升為大將）。

俄羅斯伏龍芝軍事學院與美國西點軍校,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黃埔軍校並稱世界「四大軍校」。
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國班只有6人，劉雲、劉伯承、左權、屈武、陳其科、黃第洪，6人都是中共黨員，劉雲為支部書記。
左權是作為黃埔一期優秀生，1925年12月被保送到蘇聯中山大學習，1927年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劉伯承到伏龍芝時，左權已經在這里學習一年多了，左權為人忠厚、誠懇、熱情，劉伯承十分喜歡和這個比自己小十幾歲的年輕人探討問題，交流經驗，劉後來回憶到："我們在做高加索戰術作業時，戰術指導員很器重其謹厚，常稱贊於同學中，他在自修與教學時，非常勤勉虛心，筆記教材都整理有次。"左權對劉伯承也很欽佩和尊敬，那時劉已是我軍知名的高級將領，自己還是一個無名氣的軍校學員，劉雖身穿將軍服，但從不擺資歷與架子，和藹如同兄長。兩人志同道合，相互幫助，順利完成了伏龍芝規定的學業。

1930年左權與劉伯承等一道回國，後任紅15軍軍長兼政委，1932年6月由於中山大學時所謂"托派"嫌疑被免職，調紅軍學校任教官，那時劉在中央蘇區正好任紅軍學校校長，兩位老戰友又一次相逢了。當時左權非常郁悶，劉伯承常開導他要相信組織，不要著急，問題總會搞清楚的，同時還希望他發揮特長，為紅軍培養出高素質的指揮員來。抗日戰爭開始後左權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1942年5月左權在遼縣"反掃盪"中英勇犧牲，劉伯承聞訊後手握與左權共同校譯的《合同戰術》，悲痛異常，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往事又浮現在眼前，淚水模糊了雙眼。

屈武是六個人中最戲劇的一位，他曾是"五四"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作為北京學生代表提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慷慨陳辭，據理力爭，以頭撞壁，血濺總統府，是為驚世之舉。屈武的舉動頗得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贊許、器重，把女兒嫁給了他。於右任還曾介紹他在上海晉見孫中山先生，面聆教誨。1924年，他又代表李大釗前往天津迎接孫中山北上。孫中山委派屈武赴陝西宣傳國民黨一大的精神。

1925年，屈武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由王若飛、劉天章兩同志介紹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被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同年，經李大釗同志同意，屈武赴蘇學習，即轉為蘇共黨員。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與蔣經國等人同學；後轉至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與劉伯承是同學，兩人關系極好，無話不談，劉伯承曾對屈武說："願意早日回國，到朱德、***領導的井岡山去，協助指揮戰斗。"1930年，中央調他和劉伯承等在蘇聯的同學回國工作。

屈武與劉伯承一道都上了火車。但屈武突然眷戀起了留在蘇聯的新婚的妻子。他想到，自己要國了，應該與妻子道個別，作個交代。他想著想著，竟然做出了一個幾乎改變他一生的大膽的決定，和誰也沒說，他一個人就跳車了，不料他一回家就被克格勃抓了起來。隨即被開除聯共黨籍，判刑十年。

抗日戰爭爆發後，屈武恢復了自由，並申請回國參加抗戰。1939年，通過於右任、邵力子的關系，他回到了國內。一到重慶，他就找到周恩來，要求恢復組織關系。周恩來說，你現在的身份，更便於工作。他先後出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幹事，軍委會少將參議兼蘇聯軍事顧問處副處長、中蘇文化協會總會秘書長等，還在孫科的立法院工作過。抗戰勝利後，屈武遂被任命為迪化市長。

張治中來北京參加和談時，屈武是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為黨做了有益的工作。和談破裂後，張治中留了下來，屈武則回到新疆，策劃起義。屈武在新疆和平解放進程中，起了相當的作用。

建國後，屈武擔任政務院副秘書長。有一次與劉伯承在會議上相遇，談論起往事，都不勝唏噓，曾為伏龍芝軍校同窗，劉是統兵一方的大將，而屈武早已是遠離沙場，命運只在一念之差。1950年，屈武向李克農提出恢復1925年黨籍的請求。中央組織部安子文報請中央審批。劉少奇批示，黨籍不予恢復，可准其重新入黨，免除候補期。1950年12月12日，李克農、徐冰介紹屈武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後來屈武又向中央多次申請恢復自己黨籍的事情，他那時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考慮到多方面的因素，事情又比較復雜，最後還是沒能了卻了他的這個心願。

劉雲，黃埔軍校一期生中最亮的星，蔣介石也對他贊賞有加，劉原名劉可炳， 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法國政府驅逐回國，旋即入廣州西江陸軍講武堂學習。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4年6月，劉雲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擔任學生隊隊長，"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之一，創辦會刊《青年軍人》等進步書刊。畢業後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航空局軍事飛機學校教務主任兼黨代表，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依靠僅有的兩架老式教練機，為學校培訓出首批10名飛行員。在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戰役中，他多次駕機飛往陳炯明老巢惠州，偵察敵情，散發傳單，投擲炸彈，成為中國航空史上最早駕機作戰的共產黨員人。

1925年9月，劉雲受廣州國民政府委派，赴蘇聯第二飛行學校學習深造。1926年冬，轉入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即陸軍大學）學習，擔任中國班班長。1930年6月，奉命與劉伯承、左權等一起回國。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委員兼長江局紅軍總參謀長。在白色恐怖中，先後化名劉志明、李志浩、宋推、以商人、教員等身份，出入武漢三鎮，積極組織和領導鄂東南等地的工農武裝斗爭。

同年8月，劉雲根據中央命令：迅速將鄂東南武裝部隊組成紅25軍，准備進攻武漢。為此，他冒風險，親自到龜山、蛇山等處勘察地形，制定暴動計劃，以便接應紅軍的到來。9月2日，因叛徒出賣，在與有關同志接頭時，被捕入獄。蔣介石聞訊抓獲了劉雲後，深知其之才能，連夜乘機飛趕往武漢親自勸降。劉雲大義凜然，痛斥蔣介石是國民革命的無恥叛徒。蔣介石勃然大怒，並以殺頭相威脅。劉雲傲然回答："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9月6日，被蔣介石密令處於死刑。劉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成功萬歲"英勇就義。時年26歲。

陳其科，經歷不詳，同學六人中最可惜的一位，堪稱出師未捷，史料稱1930年陳其科與劉伯承等從伏龍芝軍事學院回國後在上海中央等待分配，後經上海赴湘西蘇區途中不幸被捕，英勇就義，與向警予等烈士一起葬在長沙革命烈士陵園。

黃第洪，黃埔一期畢業生，與陳賡等是同學，在校時思想革命，積極要求進步，深得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器重，是周恩來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後與左權一起被保送到蘇聯學習深造，1930年與劉伯承等人從蘇聯回到上海後，目睹了國統區革命的低潮與黨內斗爭的殘酷，思想上逐漸開始發生變化，消極墮落，悲觀失望，最後秘密向國民黨自首，並有給蔣介石的親筆書信，黃第洪在信中向"校長"表示，"學生"因在共產黨內不得意，願意改過自新，重新追隨校長，懇請校長撥冗接見。黃第洪稱，最近周恩來准備會見他，他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協助國民黨抓住周恩來。信中還附有聯系地址，希望讓國民黨方面盡快找他接頭。蔣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過去懸賞重金都沒有能夠抓住周恩來，而現在機會卻送上門來了。他立即召見陳立夫，要他務必切實辦理。後書信被上海中央特科內線獲悉，周恩來在確認黃已叛變的情況仍希望其回心轉意，黃仍不悔改，不得已周下令陳賡率紅隊將其擊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