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歷史學家高華教授

㈠ 求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高華老師所有的文章和音頻資料，以前在115網盤下過一個打包的文件，後來丟了。。

樓主可以去新浪愛問知識人的共享資料搜索下載，那裡的資料還是很全的，有文章，也有音頻文件，若是沒有的話我再找一下，然後發給樓主。

㈡ 高華平的著作

1、《中國學術批評史論略》，獨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資治通鑒·梁紀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7年再版，1998年台灣繁體版；
3、《中華巫術》，（二人合著，第一作者），台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版；
4、《歷代寓言小品》，副主編，湖北辭書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5年再版，崇文書局2004年重印；
5、《中國文書實用大全》（全書300萬字，執筆80萬字），主編，中國商業出版社1995年版；
6、《玄學趣味》，獨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7、《王霸與法術》，獨著，武漢出版社1998年；
8、《魏晉玄學人格美研究》，獨著，巴蜀書社2000年；
9、《玄學與魏晉社會》，（與人合作，第二作者，寫15萬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北史全譯》（第十冊，許嘉路主編《二十四史全譯》的一部分），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2003年版；
11、《中國古典文獻學》，參編（完成4萬字），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12、《白話資治通鑒·梁紀》（完成40萬字），嶽麓書社2005年；
13、《中國古典文獻學》，參編（完成第十章共4萬字），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
13、《中國傳統哲學與美育和素質教育》，主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14、《簡明中國文學史教程》，參編（完成8萬字），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版。
15、《中國文化典籍選讀》，主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版。
16、《論語集解校釋》，獨著，遼海出版社2007年版；
17、《凡俗與神聖——佛道視野中的漢唐之間的文學》，獨著，嶽麓書社2008年版；
18、《韓非子讀本》（70萬字，獨立完成45萬字），中華書局2009年；
19、《老子評傳》簡明讀本，獨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㈢ 從湘江戰役看左傾錯誤的影響

湘江戰役在紅軍長征史上留下了最慘烈的一筆。根據歷史學家們近年來的研究，李德等人的左傾路線，是導致湘江戰役慘敗的罪魁禍首。
搶渡湘江錯失良機
1934年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尚沒有整合各路地方軍事武裝，在圍剿紅軍時，不得不依

賴各路軍閥的配合。也正因如此，參戰部隊時常各懷心思，貌合神離。桂系軍閥白崇禧既不願紅軍進入廣西，也不願同紅軍硬打而消耗實力，就借口兵力不夠，在11月21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而湘軍總指揮何鍵為求自保，也沒有盡快派兵南移接防。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告訴記者，當時湘江防線漏出60里的空缺無兵防守達三四天之久。可惜，直到11月25日，中央軍委才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先頭部隊27日趕到界首。盡管順利拿下渡口，但此時，湘軍和桂軍已在蔣介石的壓力下蜂擁而來，後續大部隊完全失去了渡河良機。

負重行軍致命拖累
即便如此，如果火速突圍，戰役的損失也能減少。可是，十萬火急的戰爭即將打響，中央軍委縱隊還是加快不了行軍速度。根據相關史料，11月26日，紅軍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邊。行軍緩慢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戰爭經驗、高估自身實力又小看敵人決心的博古、李德，簡直想將中央蘇區整個搬走。他們將工廠拆遷一空，雇了幾千名挑夫，凡是能夠挪動的值錢物品都裝在騾子和驢子背上，組成了龐大的後方運輸隊。需要8個人抬的X光機，需要十幾個人抬的大炮底盤，也捨不得丟下。特別是遇到上山、下山以及羊腸小道，有時候路窄得只能通過一個人，這些輜重設備對於紅軍行軍能力的阻礙可想而知。很多士兵抬著輜重，勞頓到站在地上就能睡著，很多人竟然就這么一睡不起。整個隊伍前後綿延約200里，成為致命拖累。
在先頭部隊傷亡慘重，紅軍生死存亡系於一線之際，博古和李德才逐漸醒悟過來。12月1日，第五軍團第13師在一天沒吃飯並作戰行軍60里的情況下，又一口氣跑步行軍90里，於夜間9點渡過湘江。在攻打道縣時墊後的34師，晚到一步，則被
國民黨軍隔離在東岸，許多人泅水而渡，被飛機和重火力轟炸掃射，滿江都是人頭、戰馬和漂浮的鍋碗瓢盆，最後全師覆沒。

悲壯的路線之爭
長征前，中央蘇區進行了極大規模的「擴紅」運動，但湘江之戰後，損失過半。除了骨幹作戰部隊的重大傷亡外，非戰斗減員的情況也很突出。相當數量未經有效訓練和教育的新參軍戰士以及僱傭的挑夫，因為不能忍受艱難困苦而逃散。
此前主導長征的領導人，拘泥於共產國際的教導和蘇俄經驗，堅持「佔領中心城市，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軍事路線，他們還激烈批評毛澤東，認為他以「鄉村為中心」、打游擊戰和運動戰的主張，是對革命力量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然而，這次悲壯的戰役，以紅軍有史以來最大的慘敗和血淋淋的事實，宣告了「左」傾教條主義的徹底破產。此後不久，中央軍委聽從毛澤東的建議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確立了其軍事領袖的地位。從此，長征開始走出低谷，中國革命初見曙光。

㈣ 革命年代的作者簡介

高華，1954年生於南京，「文革」期間曾做過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以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代表作有《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在歷史的「風陵渡」口》等。

㈤ 高華的個人履歷

1954年出生於江蘇南京。
「文革」期間，曾做過8年工人。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茅家琦，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在南京大學工作。
1995—1996年，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2004年2-7月，在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
2006年1-6月，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客座教授。

㈥ 蔣公的面子的名家點評

董健：看南大校慶話劇《蔣公的面子》有感
1、史中有戲，戲中有史
我很高興能夠在南京大學110年校慶期間看到《蔣公的面子》這出話劇，這是獻給校慶的精神美餐。中國的大學大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的，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了100多年的歷史。從1998年北大校慶起，全國各地都開始興師動眾，紀念校慶。但是不誇張地說，校慶發展到今天已經帶上了濃厚的官味和商味。官味指的就是官本位，通過接待有權勢的人來強化學校對權力的依附。本來，學校通過校慶籌資很正常，可在我們這里卻往往加進了商業的因素。今年，我們的校慶，學校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序長不序爵」，這確實是很好的。但是光講「序長」恐怕還不夠。我認為校慶的目的應該是總結學校歷史上辦學的經驗教訓，找到其自身的文化傳統，並把它發揚光大。增加校慶的學術性和精神性探索，為我們當前的辦學之路提供借鑒，這才是校慶的核心價值。
從這個角度看，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系所製作的這個戲劇我覺得正好實現了這一訴求。這個戲從精神的角度挖掘了我們校史上的一些細節，有很強的學術性和思想性，帶給我們啟發。該戲名為《蔣公的面子》，將1943年蔣介石在中央大學任校長這一歷史事實作為題材。關於這段歷史，過去我們無論從左還是從右的角度，都不太敢碰。但這個戲的作者卻勇敢地對此予以了處理，並且處理得非常好。
從對待歷史這一點看，這個戲寫得比較真實。首先，作者並沒有簡單地辱罵蔣介石。文革時我們出於政治原因完全地否定了蔣，正如戲中所寫的，叫他「蔣該死」。但從歷史看，中央大學在蔣介石當校長的情況下仍是有發展，有成績的，因此不能簡單否定。其次，她比較真實地描繪了當時三位中央大學教授不同的政治傾向和思想狀態。時任道是一個帶有左翼傾向，對國民黨政治有很強批判性的知識分子。蔣介石曾下令打死過他的學生，他對蔣的專制統治非常憤怒，不能接受。夏小山則是另外一種典型，埋頭做獨立學問，好美食，對蔣介石既不反對也沒有興趣。在我們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原型。夏小山盡管承認蔣是整個國家的領袖，但從學術而言，他認為蔣沒有做校長的資格。在戲中，他仍想去赴宴，原因是他想吃宴會上的一道菜。這個人物的性格被刻畫得非常細致真實。卞從周則是一個比較官方化的教授，他擁護政府，希望能夠去赴宴。但他也並非那種昧著良心不顧事實的官方走狗，基本上仍可以認為是知識分子中偏右的類型。作者描寫了這三個教授對蔣介石當校長的不同態度，通過是否去赴宴，是否給蔣公這個面子將各自的形象刻畫出來。
更為可貴的是，戲劇作者對於一種真實存在的知識分子精神的把握。無論這三位教授有著怎樣的差別，是擁護蔣還是反對蔣，總體上看，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價值，那就是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他們並不把蔣介石請吃飯當做是皇帝的賜宴。即使是官方化的教授卞從周也沒有這種傾向。這點恰恰是我們校史中最重要的精神傳統，可惜多年來被我們所忽視了。在1949年後，知識分子經過了歷次運動，大學中的精神傳統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舉一個例子，在1950年代，南大生物系有一個教授，某個項目很有成就，正好毛澤東來南京接見知識分子，他就去了。回來之後，他激動地說：「我的手不能洗，你們趕快來握一握我的手，這是毛主席握過的手。」他的這種感受是真誠的。前不久，我讀到一些知識分子回憶自己五十年代時的思想狀態，那種如坐春風的幸福感。這些感受既是真實的，但又顯得多麼可笑和可悲。可是我們在1943年的中央大學的教授中看不出這種人身的依附，即便從和蔣介石關系不錯的卞從周身上也很難看出來。作者把握住了這一點，寫出了我們現實生活中所失去了的東西，寫出了大學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這非常難得。同時，對這一主題的表現，她並不是通過抽象的說教，而是選擇一系列的細節，充滿了生活味道。尤其是對夏小山教授的塑造，寫他既想吃火腿燒豆腐這道菜，因而准備去赴宴，又不贊成蔣當校長，因此要求蔣改掉請帖中的身份，顯得非常生動。
在這三位教授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教授，他們擁有自己的人格，他們看重自己的崗位，在統治者面前，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價值判斷，堅持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用這樣一個戲來回憶南大校史，我覺得確實做到了史中有戲，戲中有史。
2、才華與自由精神
該劇的作者溫方伊，只有二十一歲，是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系的本科生，現在正讀三年級，能夠寫出這個戲，確實是不容易。在演出當天，呂效平教授引用了我的話說了關於才華的問題。我的確講過這方面內容。我認為，就戲劇專業而言，研究和創作都離不開才華。但研究和創作需要才華的比重並不一樣。做研究，恐怕有八分的努力，兩分才華即可出成績，但劇本創作和舞台實踐所需要的才華比重則要大得多。
那麼才華是什麼呢?這很難說清楚，才華並不僅僅是指聰明，盡管它包含了聰明。有智慧的人並不一定有才華。我覺得，才華很可能是這樣的東西：一個聰明的人，從對生活的感受中，發現了一種天然的合乎規律的價值觀。有一些聰明人，知道編劇的技術，會寫戲，但他卻找不到這種價值觀，或者說找到了一種錯誤的價值觀，效果就截然不同了。戲與別的藝術門類不一樣，戲說到底是一種自由精神在公眾面前的公開地、集體地亮相。這種自由精神，天生不會順從現存的文化道德規范。簡單地說，戲劇就是要在精神領域「搗點亂子」。規規矩矩的東西根本不配稱做戲。俄羅斯的文藝理論家巴赫金所講的「狂歡化」恐怕也可以這樣來理解，他強調的正是這種民間對官方的否定，一種造反的精神。人們很喜歡引用拿破崙的話說「不想當元帥的兵不是好士兵」，但人們不記得拿破崙還有另外一句話叫做「沒有自由精神的士兵打不好仗」。實際上沒有自由精神的人，一樣編不好劇本。從這個二十一歲的學生的作品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這種自由精神。
戲中，她所寫的是兩段生活，無論是1943年的那段，還是文革中的那段，離她本人都比較遠，但她通過對一些資料的閱讀，根據一些老師的回憶，比較真實地把握了這兩段歷史。更為可貴的是，除了表現歷史的真實外，溫方伊還能夠用今天對生活的感受來觀照那兩段歷史，使之與今天的現實發生碰撞。這一碰撞所產生的火花使我們感到非常親切。我們看到的是歷史，想到的卻是今天的現實。演出中，我注意到現場觀眾的反應，他們用笑聲表達對戲中內容的接受和贊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劇中有台詞抨擊政府腐敗時，全場反響非常強烈。之所以引起這種反響，事實上體現的是觀眾對當下現實的一種感受。觀眾對今天腐敗的感受與戲中的歷史呼應了。所以我覺得，才華就是指一個作者能夠在把握歷史的同時，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通過自己的價值觀成功地表現出來。這一點可以說溫方伊做到了。
從技術層面看，能夠編寫劇本的學生在很多學校可能都能找到。但是，並不是每個大學都能找到這樣有才華的學生。有些人很聰明，能夠寫出一個乾乾凈凈有戲劇性的戲，但未必能夠擁有這樣強大的精神力量。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是南大為她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南大的歷史傳統、文化氛圍和當前的狀態，為她的創作提供了動力。如果這樣的題材讓北大的新左派教授來寫，恐怕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南大的傳統。在20世紀初，南大與北大相比是比較保守的，當時的學衡派與新青年有過多次的論戰，以至於人們或許以為南大缺乏自由的精神。事實上，有一點必須澄清，盡管在一些激進的口號上，學衡派的確與北大知識分子有分歧，但在對待現代化這一總體的要求上卻是一致的。學衡派精通古文，熟悉外國，主張開放，尤其在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這一點上，和北大是一致的。我在校慶一百年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立人為大學之本》，談了南大的傳統。盡管我們沒有出現李大釗和陳獨秀這些共產黨的創辦人，但在自由精神這一點上，在中國的現代化與啟蒙這些方面，我們與北大從來都沒有區別。
從1949年以來，中國大學的這種獨立、自由精神一共經歷了五次破壞。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調整，南大的損傷可以說是最厲害，法學、社會學等等被認為是危險的學科都被砍掉，工科被分出去，整個被肢解了;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凡是堅持大學精神的人，一旦公開地表露這樣的觀點，都被打成了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全國性的大災難，南大也不能倖免;第四次是在1989年後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前，這是我親自經歷的，感觸極深，這幾年推行比較左的一套，對南大的科研教學的基本精神帶來了破壞;第五次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直到今天仍然持續的經濟大潮的沖擊，很多高校開始搞產業化，從一個教育機構變成了圈錢的工具。很多學校經過這些破壞後，大學精神便盪然無存了。但南京大學卻依然保持著這個線索不斷，仍能夠不絕如縷地堅持著獨立和自由的精神，時隱時現、時強時弱地通過一些細節表現出來。

在《懷念高華》的文章中，我提到了五次南大獨立研究的立場與有關當局的矛盾：第一次是關於「真理標准」的討論，人盡皆知，這里不談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應學梨(蔣廣學)對於農業合作化的批判，當時遭到「查處」，但現在看來，對的是南大；第三次是許志英發文論述1919年為新舊民主主義分界線不準確，也遭到嚴厲批判，並有不少學界同仁迫於壓力而來「圍剿」許志英，而現在許的觀點已成為學界公認的常識了；第四次是哲學系學生馬丁(宋龍祥)談市場經濟的文章，受到指責和批判，現在馬丁之說也已成了常識；第五次是1990至1992年，南京大學堅決抵制「清理文科」的行為。當時南京大學壓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護，事後看來，這抵制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人再好意思談當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這五次沖突正是南大精神傳統的體現。即便在目前大學精神普遍萎靡的情況下，南大還能有這樣的學生，寫這樣的戲並且製作演出，為大家所接受，這也正好說明南大自由精神仍存。
3、關於兩個時段的對比
這個戲通過暗轉的方法不斷表現兩個時段所發生的事。一個時段是討論是否給蔣公面子去赴宴，另一個時段是表現1967年文革中知識分子的狀態。從分量上看，文革的這段處理顯得不夠充分。
作者溫方伊來訪問我的時候，我曾建議，描寫這段歷史最好應與當前知識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識分子精神已經退化到怎樣的程度，別說是一把手，就算是一個部級幹部接見都會感到無限的光榮。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批判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過去我一直有花瓶情結，覺得給政府當花瓶很光榮，用一句話總結就是「很喜歡領導重視」。記得在文革後期，我開始被重新使用。江蘇省委的刊物《群眾》約我寫稿。我就按照當初「評《水》評《紅》」的精神寫了一篇文章。雜志編輯部告訴我說，這是省委書記許家邨親自審閱定稿的，並且說我的文章寫得很好。當時我感到受寵若驚。建國後，領導的欣賞、表揚、重視，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精神動力，我當時就是這樣的狀態。
建國後知識分子從原先的獨立精神，蛻變到對「領導」的崇拜，這是一個漸漸演變的過程，並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知識分子的這種依附性是我們中國的文化特產，在今天的西方社會很難看到。我曾讀到一個報道，法國總統薩科齊出席一個會議，想要主動與一個青年握手，結果被那個青年斷然拒絕。在我們中國，這種文人的依附性有著很長的文化傳統，過去皇帝要召見，不管是怎樣壞的皇帝，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都是極大的恩寵。但在1943年，情況已經所有不同，蔣介石請吃飯，教授們卻開始討論是否給他這個面子，這是帶有極大主動性的行為。這也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經過了20世紀初幾十年的現代化發展，知識分子已經取得了不小的進步。
所以我就想，能否將1943年的這段戲與今天知識分子的面貌做一個對比。這樣的要求從編劇技巧上看恐怕有一些困難。1943年的教授到現在都已經去世了。現在的這個本子將時間選擇在文革，我覺得對比性還是不夠，處理得過於簡單和表面。如果能把這一點改的更好一些，將可能更有利於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來發揚我們的大學精神。 簡評 專程從北京坐火車，第一次到南京，居然是為了一部戲——《蔣公的面子》，而這部戲，絕對值得你以任何方式趕去觀看。僅從編劇角度而言，講中國故事、如此有文化、有生活的劇本，近年僅見，卻出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女孩之手，令人擊節贊嘆，嘆為觀止！這部戲，只在南京演，是中國戲劇的損失。
二、系統點評
評家：水晶
■劇名：《蔣公的面子》
■編劇：溫方伊
■導演：呂效平
■時間：11月23日－12月3日
■地點：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大禮堂
■指數：★★★★☆☆
■點評：很久沒有看到這么有文化、有生活、有趣味的中國故事了，全無搞笑，觀眾卻一直在笑，又笑中帶著憂傷。
作為一部南京大學建校110年的紀念作品，《蔣公的面子》離「主旋律」這三個字很遠，卻離戲劇的本質很近。該劇創作靈感，來自流傳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則軼事。1943年，蔣介石初任中央大學校長，為籠絡人心，准備邀請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共進年夜飯。三人中，有人痛恨蔣之獨裁，卻又因為戰亂之時藏書難保需要蔣的幫助；有人潛心學問不談國事，卻好美食，聽說席上會有難得的好菜便難抑激動；有人支持政府願意赴宴，卻放不下架子，要拉另外兩人下水。20多年後，三人再次見面，談論當年到底去沒去赴宴，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
這樣一部舞台上少見的文人戲，以三位知識分子的社會議題辯論、哲學對話和一層層掀開的內心面紗，交織著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瑣事，洋洋灑灑，詼諧流暢，民國時代幾位不同類型的學者，躍然台上。而與之相對照的20年後，三人都被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等帽子，在牛棚里聚談往事，那些羅生門似的回憶，都消失了光影，他們曾經飛揚的精神，也一同委頓。
很久沒有看到這么有文化、有生活、有趣味的中國故事，全無搞笑，觀眾卻一直在笑，又笑中帶著憂傷。而這樣一部戲，卻誕生於近年來連戲劇都很少上演的南京。由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南京大學戲劇影視藝術系系主任呂效平執導的該劇，已經連續上演近30場，場場滿座，創下近十年來南京戲劇舞台上的奇跡。
更令人稱嘆的是，這部作品的編劇，出自當時年僅21歲的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系本科三年級學生溫方伊之手。她將劇中博古通今的知識分子話語、抗戰期間窮教師的拮據生活、「文革」時被打倒的文人們膽戰心驚等不同的時空與人物、畫面，書寫得精準而清晰。劇中人物的對談往往看似信馬由韁，卻又總是被恰到好處地拽回戲的核心。哲學與菜譜齊飛，古籍與麻將共舞，話題的交錯與情節的起伏，細細鋪墊的劇情，如剝洋蔥般，越到後面，越辛辣刺激，引人笑中帶淚，淚中帶思。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這兩句杜甫的詩，用作了台上的對聯。「自去自來」是文人的理想，「相親相近」是理想的文人。然而，文人亦是普通人，在面對戰亂流離、貧困的生活和完全失去自由的各種困境時，人心最深處的慾望與念想，終會浮出水面，無論它曾經隱藏得多麼深。
《蔣公的面子》用一種雲淡風輕式的表演，既展現了民國文人窮酸倨傲的一面，又讓人看到他們可愛單純的另一面。而在動盪的大時代面前，個人的那點小心思，又顯得如此令人憐惜。無論是吃一碗面，還是保住9箱絕世的古籍，都同樣難。
而且，這部戲並未僅僅止步於「民國」，雖然戲份不多，但劇中同置於舞台另一側的「文革」場景和劇情，分量同樣四兩撥千斤。三位白發的老者，對於往事爭執不休，但已經完全喪失了當年的銳氣與理想，困頓在無家可歸的絕境之中。這無家可歸，不僅僅是實體的「家」之喪失，更多折射出「精神」的無著無落。坐在台下的觀眾，則通過他們自身的觀看與內心反應，補充了「當下」與戲中兩個時代之間的連接。
《蔣公的面子》上演至今，已經不僅是南京大學的師生和當地觀眾前往觀劇，而是發展到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的觀眾慕名前去。我本人就是專程坐著火車從北京去到南京看這出劇的。導演呂效平說：這樣一部學校里的「學生戲」，之所以火，是「因為它回歸了戲劇藝術，超越了說教，達到了喜劇的高度」。
在我看來，這部戲，絕非「喜劇」一詞所能簡單概括，與當前中國戲劇市場大面積泛濫的各種爆笑喜劇相比，《蔣公的面子》堪稱是一部真正有養分、有氧氣的喜劇，它所引發的每一次笑聲，都不是由撓癢癢式的簡單搞笑或低俗包袱所帶來的。它的笑，是思考後的笑，是會心的笑，也是一種觀眾心靈與舞台角色真正相互理解後的笑。
這種笑，比悲劇還要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