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周慶一教授

『壹』 中國培養投資家最多的高校

第一名是北京大學。北大畢業的億萬富豪最多，有35人。富豪校友財富合計1000多億元。億萬富豪校友包括中國商業奇才網路CEO李彥宏、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和「體操王子」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寧等。
北大畢業的億萬富豪分布領域最為廣泛、涉足的領域最具前景。
第二名，是浙江大學，共有23名億萬富豪校友，包括步步高電子董事長段永平、南都集團公司董事長周慶治和巨人集團董事長史玉柱等。回報母校的培養，浙大的富豪校友段永平與人聯手向浙江大學捐贈4000萬美元，這是目前為止國內高校接受到的最大一筆捐資。
第三名，清華大學。有22名億萬富豪校友，位居第三。其中包括搜狐CEO張朝陽，空中網董事會主席周雲帆、文思創新董事長陳淑寧和搜房網CEO莫天全等。
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首席專家馮用軍指出，雖然在培養億萬富豪稍顯遜色，但畢業於清華大學的上市公司老總人數，卻高居全國高校首位。 根據統計政府高級官員也是清華大學最多。
第四名，復旦大學，有20名富豪校友。包括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雪萊特董事長柴國生和豪都地產董事長屠海鳴等。
第五名，中國人民大學。培養了16名億萬富豪，包括太平洋建設集團原董事局主席嚴介和、中國東方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韓敬遠等。老黑說一句實在話，中國人民大學作為文科高校能取得如此驕人成績，實在令人稱道。
第六名，中南大學。共培養9名億萬富豪，富豪校友包括「股神」巴菲特入股的比亞迪集團董事長王傳福、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和「中國高校首富」山河智能董事長何清華等。中南大學是我國中西部地區培養億萬富豪人數最多的高校。
並列第六名，華南理工大學。培養了9名億萬富豪。其中包括香港互太紡織董事局主席蔡建中和粵景集團董事長李清華等。
並列第六名，上海交通大學。也培養了9名億萬富豪。富豪校友包括家飾佳集團董事長王張興和原新浪CEO茅道臨等。
第七名，深圳大學。共養8名億萬富豪。其中包括江蘇紅豆集團總裁周海江和巨人集團董事長史玉柱等。深圳大學是「中國造富大學排行榜」前十強中最年輕的大學，也是唯一入選前十名的非「211」、「985」工程大學，建校不到30年。嘿嘿，「後生可畏」啊！
並列第七名，南京大學。也培養了8名億萬富豪。南京大學所培養出的富豪，包括家世界創始人杜廈和江蘇天地集團董事局主席楊休等。 南京大學是一所源遠流長的高等學府，作為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所著名的學府，大學排名不是前三名了，已經是老五或者老六了，非常可惜。

『貳』 論述題 （一） 中國社會語言學發展的三個階段（25分） （二） 社會的突變、漸變及其與語言變化的關系。（2

一）初創階段（1979-1987）：從自發到自覺

一般認為，中國的社會語言學是舶來品，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中國最早提出社會語言學的學者之一陳原則指出，社會語言學發源比較早。自古以來，中外語文學家都曾討論過古語與今語、文語與口語、標准語與方言在社會功能上的差別。歐洲19世紀初的方言學家對於自己民族語言內部各種變體的調查，其實即是進行社會語言學的工作。事實上，社會語言學的誕生和有沒有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是兩回事。進行某一方面的研究並不等於建立了某一個學科。當然，一個學科的出現決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一定是長時間學科積累的結果。現代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語言運動，如20世紀初期的國語運動、20年代的白話文運動、30年代的大眾語討論以及北方拉丁化運動，50年代的推廣普通話、現代漢語規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會語言學的工作。但是這些運動或工作可以說是自發的，而不是自覺的。70年代後期，隨著「社會語言學」這個術語的出現，人們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從自發走向自覺[7]。

這一階段，中國社會語言學的成果主要表現在通論性的著作和理論的譯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陳原的兩本著作外，還有陳松岑的《社會語言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游汝傑、周振鶴的《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許國璋早在70年代末開始引進社會語言學，有關論文後來收入《許國璋論語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國語言學家特魯基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由林書武等翻譯，在《國外語言學》連載。198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編的《社會語言學譯文集》和前蘇聯什維策爾的《現代社會語言學》（衛志強譯）。此外，《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語言與交往：社會語言學研究個案與應用」的專刊形式，發表了一大批社會語言學的論文，很有指導意義。可惜因為發行上的原因，許多人沒有看到。

這一時期有兩大缺點：一是結合中國社會實際不夠，二是對社會語言學的對象和范圍的認識還相當模糊。例如有的學者把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之類問題也列入社會語言學，這顯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國外的影響，也有熱衷於無謂的名份之爭的現象。

（二）迅速發展階段（1987-1993）：從引進走向結合中國實際

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國社科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會議展示了7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現狀和水平，它標志著中國社會語言進入了一個火熱的階段，對推動我國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學院深港語言研究所主辦了首次「雙語·雙方言」討論會。1990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和蘇州大學在蘇州召開了首屆應用語言學討論會，其中有不少的論文也是關於社會語言學的。

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社會語言學的專題研究。著作有張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會語言學的探索》（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國現代語言計劃的理論和實踐》（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等。論文數量很多，結集出版的有《雙語雙方言》（1-4集）（分別由中山大學出版社等出版）、《語言·社會·文化——首屆社會語言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1991）等等。

這個階段，繼續出版了一批關於社會語言學的譯介、概論性著作和教材。在譯介國外社會語言學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國外語言學》等雜志連續刊登譯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語言和社會網路》等）外，還出版了佐伊基的《社會語言學演講錄》（劉明霞等譯，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會語言學》（丁信善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等的中譯本。其中有的還不止一個中譯本。著作方面主要陳原的《社會語言學專題四講》（語文出版社，1988）、《社會語言學論叢》（湖南出版社，1991）和《語言和人——應用社會語言學若幹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陳建民的《語言文化社會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孫維張的《漢語社會語言學》（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會語言學概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會語言學導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慶廈的《社會語言學教程》（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等等。

據粗略統計，此期出版的社會語言學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譯著和論文集）達60本以上，在各級各類刊物上發表的相關論文更是難以統計。一個學科熱到這種程度，實在少見。

除此以外，不少學校逐步開設了社會語言學的課程，還有的學校開始招收以社會語言學為研究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國家學位辦也列社會語言學作為3級學科。

這一時期也有一些明顯不足。除了缺少理論概括和材料積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採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於定性研究等）等現象比較突出。

（三）穩定深入發展階段（1994-）：從熱潮走向冷靜和成熟

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國社會語言學蓬勃發展的時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後，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表現得相對冷清一些。除了兩年一次的「雙語雙方言」討論會在主辦者的不懈努力下繼續照常召開以及應用語言學討論會上還有人繼續關注社會語言學問題外，專門的社會語言學研討會從1992年起一次也沒有舉辦。這方面的論文從數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對中國社會語言學前途感到憂慮，甚至將其類比於日漸失式微的「文化熱」，提出要重振中國社會語言學。

事實上，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語言學不僅沒有走下坡路，相反，它顯得成熟起來。

一方面，學術界開始就中國社會語言學形成以來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在總結成果的同時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對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意見。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極其注意緊密結合中國社會實際。所討論的問題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超過了前兩個時期。其中主要有陳保亞《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系的解釋》（語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周慶生《語言與人類》（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鄒嘉彥、游汝傑的《漢語與華人社會》（復旦大學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湯志祥《當代漢語詞語的共時狀況及其嬗變——90年代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漢語詞語現狀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袁焱《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民族出版社，2001）、於根元《網路語言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雙語雙方言》繼續按計劃連續出版（5-6集）。其他論文集如陳恩泉主編《雙語雙方言與現代中國》（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李如龍主編的《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等等也為相關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

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一批社會語言學學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會語言學的重要創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語言學自選集（北京語言與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這為中國社會語言學提供的理論「外援」。

說這一時期社會語言學從「熱」到「冷」也並非沒有道理。80年代中後期，是中國語言學步履維艱的時期（郭熙，1996）[9]。社會語言學的出現無疑給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熱一樣，成了學者們競相追逐的目標。言必「文化」、言必「社會」，成了一種時尚。90年代以後，隨著認知語言學等的興起和計算機科學對語言學成果的需求，回歸本體又成了中國語言學的一個趨勢。或許可以這樣說，今天在社會語言學領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認准了這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