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教授講中庸

『壹』 這位喜歡金庸的學者，學問帶著「俠」氣——讀傅佩榮《先秦儒家哲學》

許多年前，一位台灣青年到耶魯大學留學。他在跟一位神學院教授對話時說：「基督徒認為人有原罪，好像太消極了；儒家認為人性本善，比較正面積極。」教授反問這位青年：「你們講人性本善，那中國有壞人嗎？」「有的。」「中國人會做壞事嗎？」「也會。」「那如果人性本善的話，惡從哪裡來？」

這一反問，問得青年啞口無言，發誓：「這一生如果不把儒家的人性論說清楚，誓不為人！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孔子、孟子這么好的思想，豈可讓人家一句話就問倒？」

這位立志要說清楚儒家人性論的青年就是傅佩榮先生。北京聯合出版公司近期出版了他的著作《先秦儒家哲學》。這本書是他在台大講課稿基礎上整理而成的，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但基本涵蓋了他「鑽研西方哲學數十年後，回過頭來研究中國哲學」的主要見解。

如何學習哲學？

在這本書中，他解讀了《論語》《孟子》《荀子》《大學》《中庸》《周易》等六部典籍，探討了儒家哲學研究方法、真假儒家、道、人性、天命、宗教觀等重大問題。

傅佩榮先生認為，認為哲學家的任務，是「澄清概念、設定判准、建構系統」，哲學應該被理解成「由人的理性出發，去尋找終極關懷的過程」。

他主張借鑒詮釋學方法重讀經典，即讀一段文本、看一段新聞、聽別人說一段話，要經過四個步驟，才能界定他的思想：第一，經典究竟說什麼？第二，經典想要說什麼？第三，經典能夠說什麼？最難的是第四步，經典應該說什麼？

他認為，只有先秦儒家哲學才是真正的儒家，荀學不是儒家，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也不是儒家。甚至認為，宋明學者的註解是學習孔孟思想的阻礙，弊多於利，因而主張回到孔孟原典。

精於考據，新見迭出

研究古典，考據功夫至關重要。凡學者想要提出見解，必須善於訓詁之學，字字有來歷，才敢提出新見解。

傅先生精於考據，屢有新見。如關於「束修」的解釋。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通常語文老師以朱熹註解為標准，解釋這句話為：「自己帶著十束肉乾來找我的，我沒有不教的。」傅先生經過考證指出：「束修」指十五歲，孔子的意思是說，十五歲以上的孩子沒有不教導的。

又如關於「傳不習」的解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朱熹註：「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傅先生分析前兩句，主語是「吾」，依朱熹所解，「傳不習」主詞變為「老師」。他質疑：如此簡單的三句話，連主詞都無法統一，實在不太合理。所以，曾子所說的應為：我傳授給學生的，自己有沒有先實踐呢？這三句話都是以「我」為主詞，分別涉及三種對象：「為人謀」是針對長官或老闆，「與朋友交」是針對朋友，「傳」是針對學生。這樣的解釋，就合理多了。

當然，傅佩榮先生考據成績，最得意的應該還是「人性向善」說。當年耶魯教授關於人性本善的反問，刺激他對儒家人性論做深度研究，發現人性本善、本惡的問題根本是個偽命題。

說人性本善或本惡，這種說法屬於「本質論」，犯了自然主義者的謬誤。所謂「善」，是人與人之間適當關系的實現，所以人跟人相處才有善惡的問題。孟子提到「善、不善」，都會加上「為」字，為善、為不善，明白表示「善」是行為的層次，但發動的力量是由內而發的。傅佩榮先生指出，孟子說「性善」的真正意思，是說做善事不是別人叫「我」做的，而是真誠之後，這個自我要求的力量由內而發，這就是「人性向善」。

為什麼宋明理學講「人性本善」呢？簡單來說，就是為了對抗佛教、道教而提出的。佛教說性是空的，他們覺得有道理，但又不接受「空」，於是引述孟子的「性善」，以為人性是善的、人性本善，一路發展至今，就像孫悟空的緊箍咒一樣，很少有人擺脫得了這個圈圈。

挑戰權威，不留情面

傅佩榮先生認為，秦以後就沒有真正的儒家存在了，「從鄭玄一路下來，到朱熹、王陽明，他們說的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只有「脫離了帝王專制，才能學到真正的孔孟思想」。因而他在講學中對於權威往往直斥其謬。

他說朱熹：「其實朱熹註解《論語》的錯誤不可勝數。」他關於人性論的探討，其實主要是針對朱熹來商榷的。關於孟子的「四端」說，朱熹理解為人性本來就有「仁、義、禮、智」（善），表現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傅先生指出：「他（朱熹）的說法完全把孟子的意思顛倒了！學習文本的立場，是一定要尊重原典、尊重作者。」

在解說《大學》時，他指責朱熹「不但改變了《古本大學》的內容順序，還為『格物致知』補上了一段話。前面我們講了，他對『格物致知』的看法難以自圓其說。所以，我們這里正本清源。」

他對導師方東美先生的治學之失也直言不諱，說他「從小念四書，必定是看朱熹的註解，接受了『人性本善』的觀念，終身難以改變。他極力推崇中國文化的儒家、道家思想，但沒有強調問題的核心。」「秦始皇以後的『帝王專制』，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扭曲。真正的儒家、道家從秦始皇之後就失傳了，但是方老師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學問帶點「俠氣」

喜歡金庸的讀者可能會驚奇地發現，傅佩榮先生也是一個金庸迷。他說：「我年輕時候曾經七天七夜不睡看金庸的小說。不做一點瘋狂的事，怎麼算是年輕人呢？我是指瘋狂地念書。」

因為捻熟金庸，所以在講課時也會隨時拿出金庸作比：「北宮黝更像一位俠客。選擇他這樣的做法一定要身強體壯，金庸小說里的武林高手可以這么做。」講《易經》的時候，他說：「我最早聽到的《易經》內容，是在讀金庸時見到『降龍十八掌』這個功夫，那是丐幫的鎮幫之寶；還有『乾坤大挪移』，是明教的武功。當時真的以為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等都是武功的招數，學了《易經》之後，才知道這都是乾卦的內容。」

或許正是因為喜歡金庸，沾染了一些「俠氣」，才有前面不懼權威，勇於創新的膽氣。

本書是作者由講課稿修訂、編成的，加之作者意在普及，因而語言通俗，淺顯易懂，凡是引用文字，都詳加解說；關鍵問題，多次重復、再三解釋，非常適合初學者和非專業的普通大眾來閱讀，是一本很好的先秦儒家哲學的普及讀物。

不過，傅佩榮先生直追孔孟，否定荀子以至宋明理學為儒家哲學，學術勇氣可嘉，但畢竟是一家之言。讀其書、學其法則可，若奉為真理則不必。畢竟任何一種學說，都要隨著時代變遷而豐富。因荀子以及宋明理學偏離孔孟一線，便將其一概否定，未免太過。這是需要讀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