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年輕副教授

『壹』 陳章良的人物經歷

1978.09——1982.07，華南熱帶作物學院（現並入海南大學）熱帶作物栽培系栽培專業學生；
1982.07——1983.08， 華南熱帶作物學院（現並入海南大學）生物系教師；
1983.08——1987.08， 美國華盛頓大學生物系植物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專業博士研究生；
1987.08——1992.07， 北京大學生物系副教授、教授(1989.05)；
1992.07——1993.09， 北京大學生物系主任；
1993.09——1995.07，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
1995.07——1995.12， 北京大學副校長兼生命科學學院院長（1995.07當選第八屆全國青聯副主席）；
1995.12——2002.04， 北京大學副校長(2000.07當選第九屆全國青聯副主席)；
2002.04——2007.12，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副部長級)(2005.07當選第十屆全國青聯副主席)；
2007.12——2013.07,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 ；
2013.06——，中國科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第八、九、十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 陳章良生命的小船起始於福建省福清縣一個緊傍著大海的小漁村。他說：「我小時候常常和弟弟去海里撈點魚兒賣掉補貼家用。到了9歲的時候，村裡人都說我，太大了，還不讀書，太不像話。這才開始讀一年級。」
「我是那所中學里邊第一個考上大學的。1978年7月，我們100多人坐著大卡車，到很遠的地方去參加高考。」陳章良還記得當時被卡車搖搖晃晃地拉到縣城參加高考的情景，他把自己一生的希望全都寄託在了這次考試上。
考試成績公布後，陳章良在全鄉100多個考生中成了惟一的中榜者——他終於考上了海南島華南熱帶作物學院栽培系。事實上那個時候的窘況實在不可思議：陳章良一邊讀書一邊還得勞動；寒暑假得下海摸魚捉蝦賣幾個錢作學費和買燈油；晚上便在煤油燈下苦讀。
剛進校門時，別的同學都會英語，而他連英文的26個字母都認不全；別的同學學外語都有錄音機，他卻連個小小的收音機都買不起。「由於窮，家裡不可能給我一分錢，我就靠學校每月發給的19元助學金和假期打工賺錢度日。學校的飯菜不夠吃，木薯和地瓜便成了我大學時的主要食物。」 有一天，他從一本英國的《自然》雜志上讀到了幾篇由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瑪麗·查爾頓寫的有關植物基因工程技術的文章，非常興奮，便給瑪麗·查爾頓教授寫了一封
信，在信中表達了他對這個領域的強烈興趣和獻身於這個領域的決心，並希望能到她的實驗室去攻讀博士學位。
「瑪麗·查爾頓教授很快給我回了信，隨後還派了一位華裔教授到他所在的學校對我進行面試。」陳章良至今認為自己很幸運，無意中抓到了一個好機會。這位華裔教授與陳章良接觸後，對他在那樣艱苦的學習條件下竟能獲得如此豐富的知識感到十分驚訝，特別是陳章良奮發向上、追求科學的精神以及他那敏捷的思維和少見的才氣，讓這位華裔教授十分欣賞。這位華裔教授回去後，把陳章良向美國華盛頓大學作了鄭重的推薦，並建議錄取這位年輕的中國人。
1983年，即陳章良大學畢業的第二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美國華盛頓大學生物和醫學部的研究生。 陳章良到美國不久，便了解到當時國際上生物學最新的領域是世界著名生物工程學家畢齊所從事的重組DNA技術，而畢齊教授又正是他仰慕已久的科學家。於是，他想方設法，終於躋身於畢齊教授門下，成為畢齊教授的得意弟子。
陳章良在導師指導下選定的研究課題，美國加利福尼亞和洛杉磯的幾所大學也在緊張地進行著。而且，他們的研究方法、路線甚至手段都大致相同。也就是說，他和其他幾所大學的研究者們實際上是在同一條跑道上賽跑。陳章良清楚，「我只有甩開膀子，拚命奔跑，比別人動更多的腦子、下更大的功夫，才能在這場競賽中最先跑到終點，奪得金牌。」於是，幾年時間里他每天只睡5個小時，幾乎每天都要在實驗室里工作12個小時以上，有時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甚至有時乾脆就在實驗室里躺上一會兒，然後再接著干。
1985年，還是華盛頓大學三年級研究生的陳章良終於率先「沖刺」，取得了兩項重大研究成果：一是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術將大豆儲藏蛋白的基因轉移到煙草和矮牽牛上；二是在第一項成果的基礎上成功地總結了這個基因的轉化植株及其後代的遺傳規律，並成功地作出了證明且提出了其表達的分子模式。 陳章良突出的科研成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1986年和1987年，他連續應邀出席了代表當今世界生物學界最高水平的兩屆國際權威性會議——美國高登學術會議。為了表彰他的成就，華盛頓大學竟提前一年半為陳章良頒發了博士學位證書。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身處他鄉異國的陳章良深知大洋另一邊的祖國對自己的深切期望。
1987年1月，獲得華盛頓大學生物及生物醫學博士學位的陳章良，謝絕了美國幾家公司和科研機構的高薪聘請，放棄國外優裕的生活，回到了深深眷戀的祖國，用自己已擁有的知識為祖國的強大添磚加瓦。於是，北京大學突然爆出一個大冷門：這位年僅26歲的年輕人，當上了北大副教授。回國後，陳章良在北大主持了國家「863計劃」中的多個研究項目，他與同事們一起，在北大建成了蛋白質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實驗室自籌建之日起，就以邊建設邊開展研究的方式高速高效地在植物基因工程方面，特別是在作物抗病基因工程方面開展了研究，為填補我國高科技空白、超國際水平做出了貢獻。1991年11月，年僅30歲的北京大學教授陳章良在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青年科學家參加的競選中，以其卓著的植物基因工程技術和分子生物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力冠群雄，榮獲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頒發的被稱為青年諾貝爾獎的「賈烏德·海珊青年科學家獎」，從而成為該獎自1987年以來最年輕的單獨一人獲獎的青年學者，而前兩屆獲獎者均為兩人共享。 陳章良教授一直從事生物技術及分子生物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的「克隆」上，他利用現代生物技術獲得抗蟲、抗病的轉基因植物，研究卓有成就。在植物蛋白質工程和基因農業等課題研究上碩果累累的陳章良，最令同行們羨慕的是兼具科學家和成功的企業老闆雙重身份，他很喜歡被稱為「老闆」，因為自己一直致力於開創中國的生物工程產業。站在生物科學前沿的他，更懂得技術產業化對中國的意義。
「中國的生物工程在理論研究上可與國際水平抗衡，早在二十世紀五六
十年代就有一些新技術已接近國際水平，但由於產業開發沒跟上，數十年後的今天，不得不大量引進別人的東西。中國新崛起的生物技術在國際上是中等偏上，在亞洲則處於數一數二的領先位置，但中國的生物工程水平卻不及日本的幾十分之一。」陳章良深感「技術如果沒有開發，躺在實驗室里就永遠是技術」，把開創中國的生物工程產業作為他這一代生物學者的天職。1992年，他以企業家的智慧，和潘愛華等人在北大未名湖畔成功創建了目前中國最大的生物基因工程制葯企業之一——北大未名生物集團公司，開始致力於生物技術的產業化實踐，北大「未名」很快便成為擁有17家子公司的集團；接著又創建起中國北大生物城——一個中國未來最大的集科研、開發、生產為一體的現代化生物工程產業基地。 以基因工程、蛋白質工程、細胞工程、發酵工程和酶工程為主體的生物工程，被認為是21世紀科學技術的核心。基因農業、基因葯物已經給美國帶來數百億美元的銷售額。生物工程的帶頭人陳章良深知這一點，他要尋找一個好項目，以帶動中國基因工程產業的發展。他選擇了α—1b干擾素（賽若金）。一位外國專家曾斷言：中國要實現干擾素的產業化，只能是天方夜譚。然而，陳章良和北大「未名」，打破了這一預言。在過去的五年裡，他們創造了奇跡：從一項技術到成熟的產品——賽若金，從一個企業到中國最大的生物工程基地。「賽若金」一躍成為中國干擾素第一品牌，連續三年所佔市場份額超過60%。在這一過程中，有三個關鍵人物，他們是技術發明人侯雲德、投資決策人陳章良和企業成功的領導者潘愛華。他們一起完成了一個中國人的夢想，譜寫出了中國基因工程之歌。

『貳』 關於「韋東奕走紅網路一事」，北大做出了怎樣的回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過一些城市熱點消息，如果說大家有關注的話，那我一定知道這一個事情，那就是在面對采訪的時候拿了兩個饅頭，一瓶礦泉水的，北京大學副教授韋東奕也是走紅網路的。那麼在這個視頻被很多人關注了之後呢，有許多很無良的自媒體或者是一些新聞，他們都發布了和他有關的文章，那麼為了謀取噱頭呢，其實他們都會在標題上打上最丑教授這個事情，其實後來呢，在網路上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譴責。

那麼對於韋東義走紅網路這一個事情，北京大學後續呢，也是在官方的公共平台上面做出了回應。

那我北京大學在公眾的平台上面表示，每一個研究學的都需要有一個安靜的環境，那麼韋東奕在北京大學也受到了很多老師以及朋友的幫助。所以說也希望大家不要過度的打擾他。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全部看法了，也非常感謝你能夠讀到這里，如果說你還有什麼其他的一些評論或者是建議的話呢，也歡迎在評論區裡面和我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