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學教授回滬
㈠ 請問誰都當過復旦的校長啊
復旦大學歷任校長（解放前）
校 長 任職時間
校長 馬相伯 1905～1906
校長 嚴 復 1906～1907
監督 夏敬觀 1907～1909
監督 高鳳謙 1909～1910
校長 馬相伯 1910～1912
校長 李登輝 1913～1936.7
代理校長 唐路園 1918
代理校長 郭任遠 1924. 7～1925. 3
代理校長 錢新之 1936. 8～1940. 5
校長 吳南軒 1940. 5～1943. 2
校長 章 益 1943. 2～1949. 7
復旦大學歷任校長（解放後）
張志讓（1893-1978） 號季隆，又號季龍，江蘇常州人。1920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回國後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參事、大理院推事、武漢國民政府最高法院審判員。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他拒絕去南京政府供職，回上海執律師業，積極營救中共黨員和革命志士。1936年救國會" 七君子"被捕後，擔任"七君子"的首席辯護律師。上海解放後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歷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法制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陳望道（1891-1977） 原名參一，筆名佛突、雪帆，浙江義烏人。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獲法學學士學位。回國後積極提倡新文化運動，任《新青年》編輯，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員。1921年7 月出席中共一大並當選為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第一任書記。1927年起在復旦大學任教。歷任全國人大第四屆常委，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屆副主席。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畢生從事進步語文運動和語文科學的教學研究，建立了我國修辭學的科學體系，對哲學、倫理學、文藝理論、美學等造詣較深。主編《辭海》，著有《修辭學發凡》、《文法簡論》等。
蘇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陽人。1927年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數學系，後入該校研究院，獲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受聘於浙江大學數學系。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到復旦大學任教，任教務長、副校長、校長等職。1983年起任復旦大學名譽校長。歷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兼任學術委員會常委，專長微分幾何，創立了國內外公認的微分幾何學派。撰有《射影曲線概論》、《射影曲面概論》等專著10部。研究成果"船體放樣項目"、"曲面法船體線型生產程序"分別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謝希德（1921-2000 ） 福建泉州人。1946年畢業於廈門大 學數理學系。後留學美s國，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52 年10月回國到復旦大學任教，歷任現代物理研究所所長、副 校長、校長等職，1988年起任復旦大學顧問。1979、1980年 兩次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十三 屆中央委員，上海市第七屆政協主席。 1980 年當選為中國 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1981年被選為主席團成員，1988 年被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專長表面物理和半導體物理 的理論研究。撰有《半導體物理學》、《固體物理學》、《 群論及其在物理中的應用》等專著4部。
華中一（1931- ） 江蘇無錫人。1951年畢業於交通大學物理系。 1952年底隨交通大學X光管研究室來復旦大學。歷任物理系主任、現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 技術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等職。 1984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專長電真空物理研究， 1952至1956年參加我國第一隻國產醫用X光管和高壓鎮流管的研製， 獲得成功。撰有《高真空技術與設備》、《真空技術基礎》、《真空技術三十年集》等專著10多部。
楊福家（1936～ ） 1936年生於上海。1958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物理系，歷任原子核科學系主任、現代物理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院長、副校長、校長等職。1984年獲國家級 "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領導、組織並建成了"基於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實驗室"，完成了一批國際上重視的研究成果。撰有《原子物理學》、《應用核物理》等專著。
復旦大學歷屆黨委書記
李正文（1908- ） 山東濰縣人。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肄業。1933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受黨組織的委派去蘇聯學習，回國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並以教授身份先後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大夏大學等學校任教。 1949年6月，上海市軍管會派李正文為軍代表接管復旦大學，兼任上海暨南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1951年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 1952年1月任中共復旦大學黨委書記,10月兼任副校長。1954 年奉調北京，歷任高教部政治教育司司長、北京教授講學團主任、中國老教授協會名譽會長等職。長期從事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撰有《黨史課是大學馬列主義理論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等論文，譯有（蘇）拉比杜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和羅森塔爾的《唯物辯證法》等著作。
楊西光（1915～1989） 安徽蕪湖人。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受組織派遣到東北軍從事地下工作，參加了"西安事變"。1939年調離東北軍，先後在華中野戰軍和華東軍區敵軍工作部任俘虜管理處主任、教導總團教育長、副政委等職。1949年8月到福建省工作， 歷任中共福建省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共福建省委委員等職。1954年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後兼副校長。在這期間他是中共上海市第二、三屆委員會委員。1959 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部長。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1978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主持修改並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特約評論員文章， 從而引發全國范圍內的真理標準的討論。當選為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華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團主席。
王 零（1918～ ） 安徽潛山人。1937年參加革命,19 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新四軍江北游擊十八中隊指導員、中共鹽阜地委、射陽縣委委員、常委、五區書記，無錫縣委副書記、宣傳部長，中共渤海區地委委員，沾化縣委書記等職。1952年起至復旦大學工作，歷任黨委第一副書記、副書記等職，同時兼任政治輔導處主任、原子能科學系主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副校長。1965年10月被任命為復旦大學代理書記，"文革"結束後，主持復旦大學運動辦公室，負責開展撥亂反正工作。1978年被任命為復旦大學黨委第二書記兼副校長。1981年調任同濟大學黨委書記。
夏征農（1904～ ） 原名正和，字子美，筆名征農, 江西新建人。金陵大學、復旦大學肄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新建縣黨部負責人，1928年任復旦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1929年被捕入獄。出獄後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秘書，1933年加入"左聯"，是"左聯"後期領導人之一，任《讀書生活》、《太白》雜志編輯,《新認識》雜志主編。曾任新四軍政治部統戰部部長，民運部部長，蘇中軍政委員會秘書長，山東省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1978年任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1979年任上海市委常委、書記，還歷任上海社聯主席，上海文聯主席，《辭海》主編，中國大網路全書總編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學代表。著有《征農文藝散論》、《征農文藝創作論》、《征農政論選》等。
盛 華（1913～1997） 江蘇儀徵人。曾在開封大學、北平大學農學院求學，1935年留學日本仙台帝國大學。1929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參加新四軍,?曾任新四軍軍部服務團社會調查組副組長，蘇中三分區敵工科長，三地委敵工部長、城工部長，一地委黨校黨委書記，華中野戰軍俘虜軍官管理處處長，蘇中區黨委聯絡部副部長，華中工委黨校教育處長等職。建國後歷任蘇北區黨委宣傳部部長，華東人事部教育處長，華東紡織工學院黨委書記兼校長，浙江省委委員、宣傳部副部長，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教育廳黨組書記、廳長，浙江省科委黨組書記、主任，南京工學院黨委書記、院長等職等。於1957年、1979年兩度來復旦工作，歷任黨委常委、副校長、黨委第二書記、書記兼副校長等職。
林 克（1923～ ） 原名袁溥，江蘇如皋人。1940年從南通中學去新四軍抗日軍政學校入伍，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新四軍軍部軍法處執法隊政治指導員，南通地下黨特派員，通如工委副書記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南通市委宣傳部長、南通市委副書記、南通市長，南京醫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南京工學院黨委書記，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書記，1984年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校務委員會副主任。離任後擔任上海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著有《高校改革與思想工作》，主編《通向理想之路》（中國社會百思集）等。
錢冬生（1932～ ） 江蘇無錫人。 1950年入大連工學院（現大連理工大學）化工系學習，1952年被學校調出任中國革命史助教，1955至195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中國革命史分班。此後長期在大連工學院擔任中共黨史和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教學工作，1982年起又從事西方組織行為學的介紹和教學工作，同時兼任黨務工作，歷任大連工學院系總支書記、宣傳部長、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等職。1990 年8月調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著有《成功之路》等譯著。
程天權（1946- ） 上海人。1970年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1980至1983年求學於復旦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畢業後在法律系任教。歷任復旦大學宣傳部副部長、部長、黨委副書記等職，1995年起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著有《中國民法史》、《六部成語注釋》、《大清律》等專著和譯著，主編《大學生德育叢書》第一輯《大學生生活導論》、《鄧小平理論研究》等。
復旦大學簡介
復旦大學，是一所具有悠久歷史、享譽海內外的全國重點大學。復旦大學由馬相伯創建於1905年，原名為復旦公學。「復旦」二字選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強不息。
1911年，辛亥革命如疾風暴雨，復旦學生多數參加革命軍；加上經費停發，學校本土又為光復軍司令部佔用，學校一度停辦。
12月中旬，校長馬相伯、教務長胡敦復在無錫士紳支持下，借李漢章大公祠為課堂，昭忠祠為宿舍，籌備復學。1905～1911年，復旦公學培養出四屆高等正科 ，畢業生共57人。
1912年五5月5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大局初定，速令高等學校、專門學校開學。一時各校紛紛籌備復課，復旦則因校址無著，經費困難，束手無策。孫中山先生在聽了於右任（時任臨時政府交通部長）匯報後，當即決定撥補助金一萬元，然後教育部立案。但是有了錢還沒有用，關鍵是教學場所，於是遷址李鴻章祠堂。
1913年3月1日，復旦重新開學。
3月20日，宋教仁被刺。5月3日，上海學界公祭宋教仁。復旦公學派人布置靈堂，校長李登輝、教師邵力子、蔣梅笙等在會上慷慨陳辭。不久，爆發「二月革命」，但這次革命迅速失敗。復旦校董中多人逃亡國外，學校經費補助又告斷絕。李登輝校長千方百計地開源節流，師生共同努力，終於使學校收支趨於平衡。在這樣克服困難的過程中，養成了復旦師生團結奮斗，精打細算，講究效率的傳統。
1912年～1916年，共培養大學預科畢業生十五人，中學畢業生一百五十人。其中著名的有張志讓、孫越崎等人。
1916年6月，袁世凱帝制失敗，羞恨而死。當年國慶，復旦師生興高采烈，演劇三天。
1917年，復旦開始辦理大學生本科業務，改名為復旦大學。李登輝先生1917～1937年擔任校長。復旦升格為大學後學生也逐步增加。下設文、理、商三科以及預科和中學部。
1918年，李登輝先生去南洋集資了15萬，在江灣買了塊地，即是今天復旦之基礎。
1919年，五四爆發，復旦教師邵力子當時任《民國時報》總編,所以首先接到北京方面的傳真，立即告知李登輝及復旦同學，成立了上海市學生聯合會，組織學生堅持罷課、罷市，站在了斗爭的最前列，並得到了孫中山的大力支持，使師生們大受鼓舞。
1920年冬在江灣建造校舍，至1922年落成。計有教室樓一座，名簡公堂（今復旦博物館）；辦公樓一座，名奕柱堂（1929年增添兩翼，改作圖書館，今經濟學院）；第一學生宿舍（抗日戰爭中毀於炮火，今相輝堂址）一座；教師宿舍一棟（已毀）。學校初具規模，奠定了以後發展的基礎。
1921年，復旦學生為482人，教職員34人。
1923年，金通尹教授倡議在理科設立土木工程系，內部分為道路、橋梁、建築等。該年秋，郭任遠教授建議設立了心理學院，立志建成中國最好的心理學院。
1924年，復旦學生為841人，教職員58人。
1928年，日寇在濟南弄出五三慘案，打死我軍民眾五千餘人，殘殺我外交人員蔡公時等17人.復旦同學在默哀完後，無不義憤填膺，自動組織義勇軍，積極訓練,准備投筆從戎。
1929年，復旦大學進行系科改組，增設新聞系、市政系、法律系、教育系，其時全校共有17個系，分屬文、理、法、商四個學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復旦在李登輝校長主持下，召集全校師生開聲討大會，並成立軍事訓練委員會，加強對學生的軍事訓練。復旦同學在李校長的支持下，三次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強烈要求出兵抗日。
11月20日，復旦一百多同學組織「義勇軍」，參加十九路軍抗日，被分配擔任後勤、宣傳、教育等工作.戰爭期間，復旦遷至徐家匯附中(今復旦中學)，繼續上課。
1935年，日寇又製造華北事變，妄圖侵吞華北。北平學生發動了「一二九」運動，復旦同學立即響應，到上海市政府請願，反對華北自治。後又雲集火車站准備赴南京請願。蔣介石打電報給李登輝，李校長被迫去火車站勸阻學生，被同學們謝絕。由於國民黨當局的阻擾，復旦學生自己開火車准備去南京請願，但是鐵軌又被破壞。「我們修。」同學們修復鐵路後在無錫被阻攔。國民黨用武力將同學押解回滬。但京滬鐵路中斷四天，引起了國際的重視，反響很大。
1936年，3月25日凌晨，上海市軍警當局包圍復旦大學，並從校外宿舍逮捕學生救國會幹部七人。下午，軍警又沖入校內，毆打師生，學生大怒，有力反抗，將軍警逐出校外。軍警在校外開槍，誤殺警察一人，反誣學生所為。26日上午，軍警進校搜捕，結果一無所獲。李登輝校長強烈抗議國民黨的暴行，29日召開臨時校董會，會後前往責問上海市長吳鐵城。吳承認發布復旦學生槍殺警察的新聞是錯誤的，保證以後決不派警入校搜查。上海各界救國會也發表宣言，抗議軍警圍捕復旦學生。在各方面的反對和抗議下，國民黨不得不將全體被捕學生釋放，斗爭取得了完全勝利。下半年，李登輝校長在國民黨當局的陰謀下被迫離職，吳南軒繼任。吳南軒到任後，復旦愛國學生遭迫害，救亡運動被扼殺。
1937年1月8日，為了貫徹國民黨最高當局把復旦大學遷出上海的意圖，學校董事會召開第九次會議「擬在太湖流域另覓佳處」。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期間，民族資本家 榮德生出資購買太湖邊土地一千餘畝，以促成復旦遷校。由於抗日戰爭爆發，這一遷校計劃未能實行。
1937年，復旦大學發展為具有文、理、法、商四學院，十六系科的大學。還附設有中學、實驗中學各一所，義務小學二所。復旦大學已成為我國東南的重要學府。
1937年，「八一三」日寇侵滬戰爭爆發，戰火紛飛，復旦學生開學到校極少。不久，南京教育部派人來滬，指示復旦、大同、大夏、光華四所大學組織臨時聯合大學內遷。大同、光華因經費無著落而退出。復旦、大夏組織臨時聯大，分二部分別遷往江西、貴州。
11月12日，上海淪陷。江西一部聯大決定內遷貴陽與二部合並，師生長途跋涉，於12月底抵重慶。重慶各界歡迎復旦留在四川。
1938年2月，復旦在重慶復課，師生精神振奮，教學認真，生活儉朴，頗有一番新興氣象。同時，復旦於大夏之「臨時聯合」正式宣告解體。該年復旦大學重慶部有六十多名畢業生。
1938年2月，留滬復旦復課。這年暑假，復旦上海部有55名畢業生。
1938年秋，復旦渝校陸續增設史地系、數理系、統計系、農墾專修科、園藝系、農場、茶葉組、農藝系等。
1940年5月27日，日機轟炸重慶復旦大學，罹難師生共七人。全校師生，同聲哀悼。由於校舍被炸毀，學校宣告本學期暫告一段落。
1940年秋，復旦渝校建立農學院。
1941年11月25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屆一次會議通過決議，復旦大學渝校由私立改為國立，由吳南軒任校長。
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進駐上海租界。李登輝校長宣布學校實行「三不主義」，即不向敵偽注冊，不受敵偽津貼，不受敵偽干涉。三不不行，立即停辦。在敵偽環伺的情況下，學校堅持不教日文。
1946年8月,復旦大學渝校的師生回到上海。
12月24日夜，北大先修班的女生沈崇被美國兵強行姦汙。30日晚，復旦舉行「全校學生大會」，控訴揭露駐華美軍暴行，決定從12月31日起罷課三天。31日，復旦與其他各校代表開會，組成「上海市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並決定在1947年元旦舉行全市性抗暴遊行大示威。
1947年元旦，復旦同學七八百人由虹口公園經四川北路進行遊行示威。下午，遊行隊伍在外灘與十所大專院校、十六所中學同學一起共一萬餘人，排列成浩浩盪盪的隊伍，沿南京路進行遊行示威。同日，復旦大學的33位教授，發表《正告美國政府的意見書》。這場抗議駐華美軍的運動持續到三月上旬，成為蔣統區人民斗爭的新高潮的標志。
3月，復旦學生自治會進行改選，進步同學組成「五院聯合競選團」，反動學生組成「不談政治競選團」，展開了激烈的競選活動。「五院聯合競選團」獲得了壓倒的勝利。學生自治會競選一結束，復旦同學立即投入到三反運動中去。
5月26日，在特務學生的指揮下，反動軍警在國權路埋伏，襲擊進步學生，這就是「國權路血案」。 「國權路血案」發生後，同學罷課，教授罷教，章益校長也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辭職。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全市性大搜捕，全市共逮捕學生50餘人。復旦同學被捕去11人，由於爭議力量的努力，從7月8日開始，被捕學生陸續釋放。
7月5日，李登輝老校長提出了「復旦精神」的定義，他對畢業生說：「…服務、犧牲、團結，是復旦的精神，也是你們的責任！」
1948年底，國民黨教育部暗中策劃復旦遷校台灣，一千多名師生聯合簽名反對，這件事揭開了護校和迎接解放斗爭的序幕。
1949年，為了做好護校工作，以學生為主建立了防護大隊。
4月27日，上海警備司令部限令復旦大學在兩天內遷入市區育才中學。國民黨軍隊隨即進入學校。5月27日，上海大部解放，復旦同學立即集合，配合人民解放軍，乘汽車進入復旦校園。6月20日，學校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復旦大學從此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復旦大學成為中國重點大學之一。毛澤東同志於1951年應陳望道校長之請，為復旦親筆題寫了校名。建國52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復旦經歷了三次重大發展機遇。
第一次是1952年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復旦原有的一批應用系科調出，華東地區10餘所高校的文、理相關系科並入，是年復旦不僅大大加強了基礎學科的實力，也集中了江、浙、皖、滬地區一批優秀人才，如：蘇步青、陳建功、談家楨、盧鶴紱等教授，均是在院系調整中進復旦的。
第二次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國家在「七五」、「八五」、「九五」計劃中，連年把復旦大學納入重點建設之列，使復旦迅速由文、理兩科發展成為包括人文、社會、自然、技術和管理科學的多科性綜合大學，成為新中國一所有世界影響的著名學府。
第三次是2000年4月27日復旦大學與上海醫科大學的合並，組建新的復旦大學。復旦歷史上第一次有了醫科，學科門類比過去更齊全，綜合實力比過去更增強，更具備向世界第一流大學邁進的必要條件。
材料來自復旦大學網站相關介紹
㈡ 民國十大漢奸是誰
民國十大漢奸分別為：張景惠、王克敏、梁鴻志、王揖唐、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傅筱庵、陳璧君。
1、張景惠：字敘五，滿族，遼寧台安人。奉系軍閥首領。九一八事變後淪為漢奸，曾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
(2)交通大學教授回滬擴展閱讀
在抗日時期，漢奸出現是由多種因素促成，主要有：
1、最本質的原因是日本的威逼利誘，有一些人立場不堅定妥協了。
2、從社會整體看，政治腐敗造成嚴重社會矛盾也加劇了漢奸的產生。
3、近代中國長期不統一是漢奸產生的基本原因 。因為，近代中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事實上出現了許多獨立王國，導致部分民眾對國家沒有認同感，國家觀念淡薄，而地域觀念很強。
4、文化教育的失誤是漢奸產生的深層原因 。五四運動以來全盤否定傳統，但又沒有建立起一種新的文化，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當時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及道德觀念出現某種程度的混亂，漢奸思想意識的流行與此也有一定的關系。
㈢ 張孟聞是誰
張孟聞
張孟聞（1903年－1993年），浙江寧波人，動物學家、教育家。1926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動物學系，1936年獲法國巴黎大學科學博士學位。
曾任北平大學農學院副教授，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法、比、英、荷諸國博物院客籍研究員，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科協上海分會副理事長兼代總會總幹事與總編輯。
建國後歷任復旦大學教授及生物系主任、哈爾濱師范學院、黑龍江大學教授、中國動物學會上海分會理事長、全國社聯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上海科普協會副主任委員等。
現任中國兩棲爬行動物學會第一屆名譽理事長。長期從事生物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宣傳動物學科普知識，為培養人才、促進我國動物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著有《中國蠑螈志》、《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主編《科學》、《大網路全書生物學卷爬行綱》、《中國動物志、爬行綱志總論、鱷形目及龜鱉目志》；合編《中國科技史探索》等多種刊物。
從事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研究數十年，編寫完成了《中國動物志·爬行綱》卷等多種論著。對脊椎動物分類學和比較解剖學也進行過一些研究。是中國生物科學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培養出大批生物學人才。在科普工作上也作出了貢獻。
中文名：張孟聞
國籍：中國
出生地：浙江寧波
出生日期：1903年
逝世日期：1993年
職業：動物學家、教育家
畢業院校：東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
代表作品：《中國動物志·爬行綱》
個人履歷
張孟聞（1903-1993），浙江寧波人。1926年畢業於東南大學。畢業後任浙江水產學校教師兼總務長。北伐戰爭開始後，在白崇禧部下任秘書，「四一二」政變時，流亡日本，兩個月後回國，任寧波省立四中教員，並在上虞春暉中學兼課。1928年應生物學家秉志教授邀請，去北平大學農學院任副教授。半年後，又應秉志教授聘請，到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兼秉志教授秘書。1934年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獎學金去法國巴黎大學留學。1936年獲博士學位，並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獎金。考察了德國馬普博物館、柏林大學博物館、法蘭克富哥德博物館；比利時的皇家博物館、瑞士博物館、荷蘭海牙博物館、英國不列顛自然博物館。1937年應竺可楨的聘請，任浙江大學教授，抗戰開始後隨校遷到貴州。1943年應國立復旦大學邀請，到重慶。在重慶謝絕國民黨要人接見，直奔北碚上課。1946年隨復旦大學回上海。
建國後，1951～1952年任復旦大學生物學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生物系副系主任兼動物學教研室主任。1958年調任黑龍江大學任教，並承擔籌建該校生物學系的工作。1963年該校生物系合並到哈爾濱師范學院，張孟聞隨繫到哈爾濱師范學院任教。1976年退休前移居上海。1980年受聘於華東師范大學生物系，為兼任教授，1982年任該校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教授。
張孟聞在復旦大學任教16年，教書育人，為人師表。他熱愛祖國，為人正直，襟懷坦白，努力工作。他擔任生物系領導工作，更是盡心盡力。為了把復旦大學生物系辦成課程齊全、師資力量雄厚的系，他聘請著名學者、專家來系任教，或來系兼課，開設了不少國內未曾開設過的課程。為了添置圖書設備，建立和擴建新的實驗室、標本室；他四處奔波，籌集經費，復旦大學生物系能擠身於國內先進行列，有他的一份心血。
張孟聞1942年剛到復旦大學任教，就為尋找費鞏教授與國民黨當局展開了面對面的斗爭。他的正義感得到復旦師生的好評。不久，他參加發起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並推舉為該會重慶北碚區負責人。抗戰勝利後，他參加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1948年，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發展成為全國性組織，他擔任上海分會副理事長，同時主編該會刊物《上海科協》。1949年曾任該會代理總幹事。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與中國科學社聯合，組織「民主與科學」座談會，開展愛國民主斗爭，他是負責人之一。北平召開全國科協代表大會籌備會，他是籌備會成員。並出席第一次全國科協代表大會。會後，成立全國自然科學學會聯合會（「全國科聯」）、全國科學普及協會（「全國科普」），被選為「全國科聯」的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科普」的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他是特邀代表。張孟聞是科技界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建國後，他歷任上海市「科聯」常委兼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上海市科普協會副主任委員，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政協第一、二屆委員。
張孟聞從事教育和科研事業60多年，治學嚴謹，學問淵博，專長生物學、動物學、生物科學史。對兩棲動物、爬行動物、脊椎動物以及鳥類研究造詣尤深，是我國生物科學史奠基人之一。他重視調查研究，重視我國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建國初，他就參加全國「科聯」組織的「東北考察團」，寫出《我們的東北》、《大連》等調查報告，詳細論述東北地區生物種類及其開發利用的價值。在黑龍江任教期間，跑遍整個黑龍江，從中部五大連池出發，南到牡丹江，東到貼近前蘇聯的東寧，北到進入北極的滇河，西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對這一廣大地區的兩棲類動物、魚類，進行了詳細調查，寫出詳細調查報告，並在廣州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報告。
張孟聞曾任中國動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動物學會兩棲爬行動物學會名譽理事長，上海自然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人物生平
張孟聞（筆名林文），1903年7月5日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父親張葆靈原為國文教師，後投身於辛亥革命。張孟聞在父親的身教言傳影響下，寫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中學時代就參加學校中的雪花社組織，以筆墨抨擊當時的黑暗勢力。1922年考取國立東南大學生物系。他勤奮學習，僅用4年時間修完了5年的課程，於1926年完成了動物學系和心理學系的學業，取得東南大學理學士學位。由於當時軍閥混戰，時局動盪不安，他畢業後只得接替他父親的教職，在浙江水產學校教國文和公民課，並兼任該校總務長。北伐戰爭時期，他在北伐軍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部下任秘書。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他流亡日本，兩個月後遵父命回國，在寧波市省立四中擔任班主任兼授國文和高中部生物課，並在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教博物和英文課。
1928年，張孟聞應秉志教授電邀，到北平大學農學院任副教授，講授動物學和比較解剖學。半年後又應秉志教授的聘請，在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又擔任秉志教授的秘書，兼管總務，歷時6年之久。1934年他被邀參加中國動物學會成立大會。同年年底，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甲種獎學金去法國留學。在法國國立自然博物館蛙蛇研究所所長L.Roule的指導下做研究，用一年半的時間完成了《中國蠑螈專論》博士論文，論文得到法國當代生物學大師P.Wintebert教授的好評，取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由此使他再次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獎學金。他利用這筆獎學金先後考察了德國、比利時、瑞士、荷蘭、英國，以及義大利的一些博物館。
1937年，張孟聞接受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教授的聘請回國。當他踏上祖國大地時，正值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學校被迫內遷，在遷校途中，他以大自然為課堂講授動物學和野外實習課程，並沿途收集標本，寫出了《宜山蛇類記》和《湄潭鳥類志》等多篇論文與講義。
1943年，張孟聞應復旦大學之聘來到重慶。一到重慶未進校門就被當時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召見，要聘他為部聘教授送美國留學，當時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文灝也要派他去美國，而組織部部長朱家驊則要他到復旦去整頓三青團，動員他立刻加入國民黨。張孟聞一一拒絕了這些招聘。他到復旦大學後為尋找失蹤的浙江大學訓導長費鞏教授與國民黨當局展開了面對面的斗爭。
1945年7月在重慶召開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張孟聞當選為北碚區負責人。他回滬後任上海分會的副理事長（1948～1950年），並主編《上海科協》刊物，次年又擔任總會的代理總幹事與總編輯（1949～1950年），還兼任中國科學社常務理事（1950～1958年）和《科學》雜志總編輯（1948～1952年）。他曾與復旦大學的左派教授陳望道、洪深、潘震亞等一起去上海市政府向市長吳國楨說理，要求民主。他們還與交通大學等校的教授共同發起成立「上海國立院校教授聯誼會」。
上海解放後，上海科協借岳陽路中國科學院上海辦事處禮堂召開慶祝大會，張孟聞主持會務，陳毅市長親臨講話，勉勵科技人員要為人民服務。張孟聞經夏衍介紹與陳毅市長相識。此後他擔任了上海市第一屆、第二屆政協委員兼科技組組長。
1949年張孟聞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科學代表會籌備會議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該會決定成立全國自然科學學會聯合會（簡稱全國科聯）與全國科學普及協會（簡稱科普）兩個全國性科學團體，張孟聞被選為全國科聯的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全國科普協會委員（1950～1958年），回滬後又擔任了上海科聯常務委員兼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及上海科普副主任委員。此外他還曾擔任中國動物學會常務理事及其上海分會（後來改為上海動物學會）的理事長、中國科學社總編輯（1948～1952年），主編《科學》、《科學畫報》、《中國科學社叢書》等刊物；華東從猿到人展覽會副主任委員，上海自然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務，1951年起擔任復旦大學生物系主任。直到1958年因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而解除一切職務。
1958年後，張孟聞被迫調至黑龍江省，承擔籌建黑龍江大學生物系的工作。1963年該校生物系合並到哈爾濱師范學校生物系，他在該系執教脊椎動物學、脊椎動物分類學、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魚類學、野外實習等課程。還對黑龍江省的脊椎動物資源進行了較全面的區系調查。1962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恢復了名譽）。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受到批判，這一年妻子病故，1970年小兒子溺死於松花江中，使他身心受到嚴重傷害，於1976年退休，移居上海。退休前與上海江灣醫院醫生陳清如結婚。
1980年張孟聞受聘於華東師范大學生物系為兼任教授，兩年後改任該校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教授，繼續編寫《中國動物志·爬行綱》卷的工作，還招收了兩名生物學史的研究生。此外，他還受聘為「中國大網路全書」生物學卷的編委會委員，主編爬行綱史部分。
1982年中國動物學會兩棲爬行動物學會在四川成都召開成立大會，會上一致推舉沒有到會的張孟聞為名譽理事長。
1985年張孟聞不幸患了腎癌，手術後在華東醫院和妻子的精心醫治護理下很快恢復了健康，在這劫後餘生的日子裡，他又埋頭書案，整理他多年在教學實踐基礎上積累下來的豐富知識和經驗寫成的《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和《脊椎動物學》。
1991年，華東師范大學為張孟聞籌辦了90華誕慶祝會，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錢燕文、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趙爾宓和蘇州鐵道師范學院教授趙肯堂一起為他編輯了一本紀念文集。黑龍江、哈爾濱、吉林、四川、海南、河北、江浙各省的不少科教界學者來函來電祝賀，他的復旦舊時門人相聚一堂，真是「桃李滿天下，笑在叢花中」。這是對他畢生功績的肯定，補償了他在坎坷歲月中經受的創傷。
技術成就
當張孟聞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時，了解到當時國外的生物科學正在蓬勃發展，而中國的生物科學還只處於萌芽狀態。特別是從事脊椎動物中兩棲類和爬行類動物研究的人更少，於是立志要填補這一空白。開始時，他在生物所所在地區附近進行調查，半年後寫出了《南京的兩棲動物》論文，因為這是他第一次試寫論文還有些膽怯，在徵得方炳文教授的同意後，將方教授的名字同他一起署名發表。當時得知有一支日本的科學調查隊來中國考察長江上游地區的生物資源，為搶先取得調查資料，秉志教授組織了中國的調查隊去長江上游調查，這對張孟聞來說是極好的採集機會，他們趕在日本調查隊的前面到達四川、江西、貴州等地採到許多動物標本，在極短的時間內整理成調查報告發表，在科學上為中國人爭了口氣。張孟聞發表的論文和調查報告有9篇都用英文書寫刊登在國內外雜志上，如「四川兩棲類略述」，「四川爬蟲類述圖」，「浙江蠑螈志」，「浙江爬蟲類簡述」，「江西兩棲類概要」，等；還發現了2種蠑螈新種：鎮海疣螈和貴州疣螈。此外還整理生物所原先採來的標本。寫出了「長江流域習見脊椎動物名錄」，這是長江流域脊椎動物最早的記錄。由於上述的研究成績，張孟聞被邀參加了中國動物學會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成立大會，他是大會中最年輕的科學家之一。
張孟聞對蠑螈類的研究最有心得，除了上述研究外，在1935年一年之中就在國外期刊上發表了4篇研究論文。他的博士論文「中國蠑螈專論」內容豐富，詳述了中國蠑螈的種類，並從形態解剖的差異上給以分類比較，還繪制了許多精美細致的解剖圖，得到法國當代生物學大師P.Winterbert的好評，給論文的評語是Tre』shonorable（很可敬），全場為他鼓掌，張孟聞也由此再次獲得獎學金。這篇獲得好評的論文在30年後的1968年又被美國兩棲爬行動物學會重印成單行本，還在論文前面加上引語，分發給每個會員作為典範。在訪問哥德博物館時，他以客籍研究員身份研究蠑螈的解剖，發表了《琉球蠑螈的肋骨》的研究論文，刊登在該博物館學報的卷首。張孟聞在爬行動物的調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對四川、浙江、廣西等地進行了普查外，還對江西宜山地區的蛇類做了專題調查，寫出了「宜山蛇類記」，這是一篇惟一的宜山地區調查報告，得到浙大校長竺可楨教授的贊賞。
在1955年及1956年的復旦大學校慶會上，張孟聞提出兩篇長達數十頁的學術報告「中國的兩棲綱動物」和「中國的爬行綱動物」，這兩篇姊妹作都是在查考了古今中外的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經過全面的分析研究，並以中國動物種類的固有形態作為分類依據，制定出適於我國的動物分類系統，這是對我國兩棲綱和爬行綱動物研究的全面性總結，為進一步研究兩棲、爬行動物打下基礎。
1973年張孟聞擔任了編寫《中國動物志·爬行綱》卷的任務，為了寫好動物志，他做了大量准備工作，先後發表「爬行動物特徵、分目與鱷形目」，「爬行綱動物研究簡史」，「爬行綱特徵與其亞目分目」等文章，前兩篇著作引起國際學者的注意，美國和英國都曾來信索取。他還針對揚子鱷與灣鱷的歧異，在「博物」雜志上發表了「釋鼉鱷」一文，引用竺可楨教授的5000年氣象變化的理論來解釋灣鱷在中國嶺南出現與滅跡的因果關系。「中國動物志爬行綱」卷已於1985年完成初稿，1988年經修改後送交中國科學院動物志編輯委員會。
動物分類學是研究動物科學的基礎，張孟聞在研究兩棲爬行動物的過程中很早就注意到分類學的重要性。1942年他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寫了一篇論文「中國生物分類學史述論」。為了研究分類學的歷史，他從最早的甲骨文開始，覽閱《詩經》，《爾雅》，《呂氏春秋》等包括商、周、秦、漢、唐、宋各朝代古書的基礎上，詳細闡明了人類從開始認識物種，給予名稱，進而按特徵分列到一定范疇中去的生物分類學發展史跡；同時指出中國生物分類學的雛形是以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為代表，國外最早的動物分類學家林奈還遲於李時珍150年，卻後來居上。由此提出我國生物分類學的研究必須急起直追，迎頭趕上。他的「中國兩棲綱動物」與「中國爬行綱動物」兩篇學術論文中提出的分類系統就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所取得的成就。他在研究動物分類學的過程中還注意到物種與分類學的關系，強調了物種對分類學的意義，發表了「物種新論」、「物種概念」等文章。在1957年發表的「脊椎動物分目的語尾統一擬議」一文中，他提出以「formes」一詞作為脊椎動物分目的語尾的見解，被廣大學者接受並在全國范圍內廣泛採用，澄清了分目語尾中的混亂現象。1961年他在黑龍江大學所寫的脊椎動物分類學講義，是一份長達230頁的相當完整的教材，詳細論述了分類學的意義、概念及其發展歷史，在各綱目特徵中也都有各綱的分類簡史，並突出了物種在分類中的重要性。這份講義曾獲得魚類學家伍獻文的稱贊，認為這樣的教材才是真正的分類學講義，而當時國內已有的同類書籍大都只是分類檢索表，稱不上是分類學。遺憾的是當時張孟聞正處在逆境之中，未能將它印成書刊。
1955年復旦大學生物系首次開設「生物學史」課程，張孟聞負責講授中國生物學史部分。該年校慶會上他提出一篇「中國生物學史概要」的報告，內容共分八章，述及中國生物學的始萌、農牧交替、農業興盛與封建制度的建立、秦漢專制統治下的生物學、中外交通與帝國主義入侵後的中國生物學，以及中國生物學史的現狀與前瞻。它是我國生物學史論述的第一篇專著，亦是前所未有的比較全面的資料。為中國生物學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礎。要撰寫這篇學術研究論文並不容易，除了具備生物科學知識外，還必需有較好的古代文字基礎，要熟悉甲骨文才能追溯到古代的文化中去，尋覓動物知識起源的蹤跡。早在1942年，張孟聞發表的「中國生物分類學史簡述」就已述及中國生物學史的內容。在國際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所著的「中國科技史」第一卷的導論中，曾寫到他從張氏此文得到中國生物學史的知識，由此可見張孟聞是國際公認的研究中國生物學史的學者，1947年張孟聞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為《中國科學史舉隅》，內容包括三篇論文：①學術史跡的撿取與發揚；②中國生物分類學史述論（轉載）；③物種問題的生物史觀。這本小冊子在1990年被收編到《民國叢書》第一篇第90卷中。
由於張孟聞對中國生物學史的研究，與李約瑟早有學術交往。1979年10月，李約瑟博士來中國訪問，專程到上海託人去江灣五角場尋找已經退休的張孟聞。兩位學者在錦江飯店會見，親切交談，還拍照留念。在李約瑟博士80壽辰之際，張孟聞與胡道靜教授共同發起編寫「中國科技史探索」論文集以志慶賀。張孟聞為論文集寫前言，並整理了鄒樹文教授的遺稿「中國古代的動物分類學」，還為論文集寫了一篇「四靈考」的專題文章，將古代神話傳說中的「龍、鳳、麟、龜」四種靈物從古代象形文字發展的軌跡中加以考究，並給出現代科學的解釋。為推動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張孟聞考慮到李約瑟著的「中國科技史」有7卷31冊，在德、法、日、意、西班牙等國都有譯本。而中國迄今為止尚只譯出3卷3冊，就主動將該書31冊49章的目錄全部譯出，刊登在他所編的《李約瑟博士及其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此外他還寫了《我所認識的李約瑟博士》、《我與中國生物學史的研究》，介紹他從事中國生物學史研究的情況。張孟聞為我國生物學史的研究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張孟聞對科普工作極為重視，解放後他擔任全國科普委員及上海科普副主任委員時，主編「科學」雜志，又擔任《科學畫報》總編輯，還主編上海科協和上海科聯領導下的若干刊物，積極宣傳科學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觀點。在舉辦「華東從猿到人展覽會」時，他擔任籌備會的副主任，負責規劃展覽會的全部內容，使展覽會成為宣傳科普的一個好陣地。並為中學師生編寫了一本70餘頁的小冊子《人從哪裡來》，回答師生們提出的問題。後來又寫了《動物的進化》，進一步對人類起源給予論證。其實張孟聞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宣傳科普知識，他曾在《科學畫報》等刊物上發表過「大王爺」，「桃花流水鱖魚肥」「杜鵑」，「黃鸝」等科普文章。在他寫的「關於書的話」一文中論述了書的功用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引導人們從書中獲得知識。他以散文形式寫成的「青青池塘處處蛙」一文，文筆活潑，興趣盎然，又不失科學性，引起科普協會同仁們的贊賞。1984年他在《博物》雜志上發表的7篇連載「說龍」文章，針對「龍」在國內外的種種傳說，給予論證，他從古代甲骨文開始考證，又用現代科學觀點給予分析，提示人們「龍」只是一種虛擬的動物，是與爬行類相關的一個想像的動物。
簡歷
1903年7月5日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
1922～1926年就讀於東南大學並畢業。
1927～1928年任浙江省立四中教員。
1929年任北平大學農學院副教授。
1929～1934年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員。
1935～1936年任法國國家自然博物館魚類及蛙蛇研究所客藉研究員。
1937年任德國法蘭克福博物館、英國倫敦不列顛自然博物館客籍研究員。
1937～1942年任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
1942～1958年任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1958～1963年任黑龍江大學生物系教授。
1963～1976年任哈爾濱師范學院生物系教授
1976年8月退休。
1980年9月～華東師范大學兼職教授。
1995年病逝。
個人作品
發表論著有：《浙江兩種蠑螈》、《浙江爬行類動物簡述》、《四川兩棲類動物略述》、《四川爬行類動物略述》、《黔桂棘皮蠑螈志》、《長江流域習見脊椎動物名錄》、《越南中螈屬名應予重訂》、《中華四種螈芻圖記》、《中華大鯢》、《東亞蠑螈專論》、《中國生物學史簡述》、《中國兩棲綱動物》、《中國爬行綱動物》等。
㈣ 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樣的
蔡元培先生的偉大志願，就在於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近代中國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識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學術、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他一生竭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常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具有開創及領導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師。
沒有蔡元培就沒有五四。一談到「五四運動」，便會聯想到蔡元培，沒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倡導風潮，推動文化改革，也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北京大學校長的開明進取，支持學生的行動，也就沒有五四運動。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後首任的民國教育總長。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以後的活動，較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較少。無疑的，他的貢獻主要是在進入民國以後。可是，若要探源他後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動，他前半生的思想趨向、政治活動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史上新舊過渡時期中一個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於同治六年（1867），家鄉是浙江紹興，和魯迅同鄉。紹興便是人盡皆知的「師爺」產地。紹興的文化氣息很重，是盛產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讀書時才叫元培，字孑民。父親是錢庄經理，蔡家數代從商，祖上沒有讀書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歲入家塾讀書，從《百家姓》、《千字文》讀起，讀完《四書》、《五經》。隨後，老師就教他「八股文」，又稱「制藝」或「時文」，作為應付科舉考試之用。到光緒三年（1877），元培十一歲，父親逝世，因他父親為人寬厚，有貸必應，死後債台高築，東家責令賠償。世交分頭募款欲以接濟，但為元培母親周氏所拒。由此可見，元培性情寬厚，是父親的遺傳，而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
蔡元培十四歲至十七歲的三、四年間，元培就教於同縣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師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業期間，光緒九年（1883），元培十七歲入學補諸生（秀才），放棄「舉子業」，專治小學和經學，廣泛地自由讀書，也就不再到王懋修處學習。離開私塾後，兩年間在家設館教書，並赴杭州參加鄉試（考舉人），首次落第。二十歲起不再教書，在同鄉徐樹蘭舉人家中讀書。徐家建有「古越藏書樓」，書籍甚多，有此機會可以博覽群書。他作學問、治經偏於訓詁與哲理，治史則偏於儒林傳、文苑傳、藝文志等，這也是當時流行的求學方法。
光緒十五年（1889）二十三歲，元培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次年赴北京參加會試，考中，成為貢士，必須再經殿試合格方為進士，但元培未即參加本科殿試，過了兩年始成進士。梁啟超鄉試中舉和他同年，可是會試累試名落孫山，可見在科舉試途上，蔡元培比梁啟超順利得多了。原來考官王蒿隱欣賞他的文章，錄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稱元培是「蒿隱門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賞，稱贊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光緒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進士的第二年，二十七歲，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編修國史。新科翰林是有資格往各省寫字賣錢的，這叫做「打秋風」。七月間，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廣州小住，入冬後，又到潮州親戚家，住在文咸街十號元發行商店裡。曾為主人寫了一副對聯，聯語為「過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由此可見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態度，一向是虛懷若谷，待人和氣。
翌年，再進京參加「散館」考試。因庶吉士經過一定的期限，須參加甄別考試，叫做散館，合格的授以編修，不合格的改任知縣。蔡元培順利地通過散館考試，升補翰林院編修。同年6月間，「甲午戰爭」爆發，京師頓時緊張起來，他在聯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摺上，和文廷式一齊署名。這年他又在李慈銘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師。十一月間大文學家李慈銘逝世，元培為他的遺著《越縵堂日記》付梓。
這時，康、梁的維新變法正當全盛時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維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間與友人合設了一個「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學習日文是求取外國知識的一條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識，除了部分得自中譯西書之外，主要是從日文書中得來的。
當時康、梁門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譚嗣同，又與梁啟超有己丑年同年中舉的關系，照說他會和康、梁同走維新路線，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卻恥於與炙手可熱的人相依附，維新派楊銳欲想拉攏，也被他拒絕。9月間，戊戌政變發生，保守派控制整個大局，百日維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轉眼之間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維新派的，他深感變法的失敗，是「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雖非康黨，因同情維新，又有深交被捕，難免被疑為維新派人物，只好卸職南歸。這是蔡元培一生的轉折點，他已經看出滿清政府沒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歸後，即在紹興紳士徐樹蘭所辦的一所叫「中西學堂」的中學任學堂監督（校長）。這是元培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齋」。學科分文科、數學及理科等，外國語有英、法、日三種。蔡元培和黃仲玉及子女教員是當時紹興一時之選，學生在日後更是人才輩出。如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也就是蔡元培的後任蔣夢麟，和該校地質學教授王烈，便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則是第三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學堂內，新舊的對立是很明顯的，蔡元培因過於袒護新派，舊派的堂董時加壓力。最後，他憤而辭職，以示不願意與舊勢力妥協。
蔡元培仍在中西學堂監督任內時，原配夫人為他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叫做無忌，但不久王氏即因產後失調，與世長辭。還未滿一周年，作媒請續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個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
男子娶妾，在當時是被認為天經地義，而再嫁和離婚則是驚世駭俗。單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視男女平等，打破傳統社會陋習，其所受維新運動的影響是如何巨大。由於條件過苛，幾經說媒，難覓合適女子為繼室。一年後，始訪得江西黃爾軒的女兒黃仲玉，天足、工書、有才學，遂在杭州結婚。
他們的婚禮別開生面，形式別致，賀詞亦諧，有人知他主張男女平等，故意在賀宴上說：「倘黃夫人學行高於蔡先生，則蔡先生應以師禮視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學行言，固有先後，就人格言，總是平等。」說得全場無不首肯。
蔡元培離開中西學堂後，仍一心為教育事業奔走。庚子、辛丑之間，亦即1900～1901年，為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為師范學校，但為地方巨紳及當道所阻而未成功。在這年春，便轉到南洋公學當特班總教習。
上海南洋公學是後來交通大學的前身，成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分為師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學。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增開一個「特班」，取錄了42位私塾就讀而又有志向西學的秀才、舉人，預定教他們外國語言及經世之學，成績優異者保送「經濟特科」。蔡元培就是擔任這個特班的總教習。
當時特班的學生都想學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學生選讀政治、法律、外交、財政、經濟、哲學等門類的專業書，要求學生每日撰寫札記。其主旨「蓋在啟發青年求知慾，使廣其吸收，由一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一為之愛國」。在諸多學生中，他最欣賞邵力子、李叔同、黃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漸活躍。他所從事與新教育相關的有兩件事：一是籌辦「愛國女學校」，一是發起「中國教育會」。
愛國女學校由蔡元培夫人黃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的獨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蔣觀雲等人租校舍，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學生人數僅有十名左右。中國教育會則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葉瀚、蔣觀雲、黃宗仰等人共同策劃，由蔡元培任會長，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主張革新，因無經濟支持，早期僅從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緒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歲，開始學習拉丁文，天主教徒馬相伯是他的老師。蔡元培認為拉丁文是歐洲各國語文的根本，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文，若不通曉，則無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還選派了24個學生，和他一齊向馬相伯學習。後來，馬相伯就以這批學生做基礎，創立了震旦學院，也就是震旦大學的由來。
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遊，卻遇上了東京留學界的「成城學校事件」。成城學校是專為中國學生而設的軍官學校預備班，吳敬恆奉兩廣總督之命，帶領速成師范學生到日本留學，其中9人擬入成城學校，清駐日公使拒絕保送。吳向公使抗議，被召日警驅逐出境。吳敬恆回國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兩人「大談立憲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國教育會同仁發起歡迎大會。會中決議由教育會自設學校，自教子弟，毋須赴日本留學。
於是教育會遂有自辦學校的計劃。
吳敬恆同入南洋公學任教，卻因他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退學事件。同年10月17日，導火線是一個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學生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的資格，相率退學，蔡元培也引咎辭職。而原因是吳敬恆和校方發生沖突，有十數名學生遭開除，吳亦辭去。
這個事件對清末學界的影響無比重大。蔡元培和吳敬恆、章太炎、蔣維喬等，便在中國教育會的二樓成立「愛國學社」，社員55人，都是南洋公學的退學生。
學社社員勸其姊妹就學，自此女校學生漸多。愛國學社成立後，蔡元培等幾個具有進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從此與一群熱情奔放的青年學子日夕相處，彼此間互相影響，言論和思想都有了急劇的發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個中國。
光緒二十九年（1903）1月間，由於中國教育會的言論十分激烈，引起守舊人士利用《申報》加以譏評。吳敬恆主張在《蘇報》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輪流撰寫文章跟他們對抗。鄒容遺著3月間，章士釗等31名南京陸師學堂學生集體退學，在蔡元培的協助下加入愛國學社。同時，浙江大學堂也爆發學潮，退學生自建「新民塾」，並電請蔡元培和吳敬恆前往支持。
當時仇滿的情緒已日益高漲，蔡元培發表《釋仇滿》一文，發表在《蘇報》上。認為種族之別，一是血液，一是風習，滿人血統與漢族混雜既久，其語言文字風習亦已為漢族所同化。所謂滿人，不過是在政治上擁有世襲爵位、不管實業而坐食特權的一個記號而已。只要滿人自覺放棄其特權，則漢人絕無殺盡滿人的必要。
3月底，跟著又有拒俄運動的展開，蔡元培剪了頭發，和志願加入「拒俄義勇隊」的96名學生，穿上制服，早晚訓練，准備抵抗俄國侵佔中國東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沒有明白青年學子的愛國熱誠，反以為他們是在陰謀造反，而加以強烈的壓制，結果只有迫使急進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間，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兩本巨著先後出版，尤其轟動一時。
中國教育會會長於此時改由黃宗卿擔任，卻鬧起會與社誰為主體之爭。章太炎主張不與學社合作，吳敬恆較袒護社員。蔡元培原本態度溫和，不隨便袒護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態度的蔡元培卻為吳敬恆的一句刻薄話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國留學去，我辭去會和社的事。」
說罷即離去。眾人雖予挽留，但他去意已決，略整行裝後，於20日乘船離開上海，臨行時各人都去送別。
蔡元培離開上海不過半個月左右，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便發生。章太炎和鄒容被抓，吳敬恆逃匿，愛國學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發時，蔡元培正船抵青島，接到他哥哥蔡元堅發來的電報，說「清廷已與德使商定，電青島德吏捕蔡某」雲雲。元培只好返滬，又重新參與上海志士的活動，這時，適逢俄人進兵奉天，蔡元培便與劉師培等發起「對俄同志會」，參加會員有百餘人。
光緒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聞》上發表了一篇《新年夢》，主張說：「我們意中自然有個中國，但我們現在不切切實實造起一個國家來，怕永遠沒有機會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應辦的三件事：一、恢復東三省。二、消滅各國的勢力范圍。三、撤去租界。這篇文章，頗能反映出他這時的思想。
對俄同志會並以《警鍾日報》為機關報，報紙的編輯工作初由王小徐負責，其後嬗於蔡元培。他主持到這年6月間，因接任愛國女學校校長，編輯工作才由汪德淵接任。《警鍾日報》後因揭載德人經營山東的密謀，觸怒德國領事，報紙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論機關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後，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與國內的秘密革命運動更建立了深厚的關系。1903年在東京成立的「軍國民教育會」本因拒俄而起，但後來改組變成一個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的團體，並有「暗殺團」的組織，由楊篤生主其事。
軍國民教育會會員黃興歸國後，創設「華興會」，擬於1904年慈禧太後七十歲生辰之日，發動長沙等地起義。楊篤生回上海，別樹「愛國協會」，由他擔任會長，章士釗副之，蔡元培、陳獨秀、蔡鍔等也同時加入。
東京原有「浙學會」的組織，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滬後，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個新的革命團體，叫做「光復會」，以擴大暗殺團組織為目的。跟著光復會的東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魯迅等人也參加進來。元培加入光復會後，即邀請徐錫麟入會，並介紹徐與陶相識。
蔡元培參與暗殺組織，專學製造炸彈，賃屋購儀器葯品，由黃興帶來十餘枚彈殼，遂填以炸葯。吳樾暗藏炸彈，計劃行刺五大臣於北京車站，不幸炸葯誤發，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間，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東京發起「中國同盟會」，以孫中山為總理，誓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本部之下，設立各省分會。上海分會由蔡元培擔任分會長，光復會會員也大半加入同盟會籍。蔡元培以愛國女學校作為革命同志的接洽機關，並提供教員資格給徐錫麟、陶成章、楊篤生、黃興等革命同志作為革命活動的社會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獄，可是鄒容卻病死獄中。在鄒容追悼大會上，蔡元培當眾演說，痛詆清廷的暴虐，蔑視人權，聽者無不動容。鄒容墓前紀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說，演辭特別警策，陳英士聞而感惜，返里變賣不動產，決心從事革命工作，他後來成就的事業實發端於此。
當時國內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劃暗殺和暴動，但暗殺工作不能順利開展，革命的方針和步驟也無法確定，因此大家對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內心不免會有失落的感覺，因此改變一下生活環境的慾望便愈來愈強烈。到這年秋天，聽聞清廷有派遣編修、檢討出洋留學之議，便決定進京銷假，申請留學歐洲。臨行，把同盟會幹事一職托他弟子黃炎培代理，並將秘密文件及名單多種交給他保管。蔡元培離開上海，獨自前往闊別了8年的北京。
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請去德國，但因政府絀於經費，無法派出。後在譯學館任教，等待出國時機。譯學館後來歸並京師大學堂，而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所以蔡元培這次在譯學館的任教，實在是服務於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國孫寶琦像倫理學史》一書就是在這段時期寫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孫寶琦為出使德國大使，孫寶琦允每月資助元培學費30兩，而商務印書館又與蔡元培訂定每月送編譯費百元。基本生活費用問題既已解決，元培遂隨孫寶琦赴德留學。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歲，作為一個留學生，年紀似乎大了一點；可是，他時常想爭取進修機會以充實自己的學問，這種好學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學，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國，前後有四年。他進入萊比錫大學專攻哲學，在校期間翻譯德國哲學家包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時，即聞徐錫麟起義於安慶，被執就義；不久，秋瑾又密謀在紹興起義，也被捕遇害，光復會的力量大受摧殘。
當時，吳敬恆、李石曾、張靜江等在法國巴黎出版《新世紀》周報，宣傳無政府主義，並反對君主立憲，提倡革命。蔡元培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德國也作精神上的呼應。辛亥年4月27日，黃興所領導的廣州起義雖然失敗，卻轟動全國，革命情緒自此更趨高漲。10月10日武昌起義.武昌光復後，鄂軍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吳敬恆在倫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漢的消息。他在致吳敬恆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間」之語，暗示打算回國赴難、共同奮斗的意向。其後，接陳英士電報，催他回國。於是結束四年的留學生涯，取道西伯利亞東歸。抵達上海之日，正是黃興由武昌抵滬之時，即12月1日前後，孫中山尚未返國。他一時沒有住處，蔣維喬留他住在愛國女學校內。
12月4日，各省代表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黃興當選為大元帥，黎元洪當選為副元帥。孫中山亦於年底返國，旋即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此後改用陽歷。是日孫中山就職於南京，著手組織內閣。各省代表會正式開會，通過國務員名單，各部門總長依次為：陸軍黃興、海軍黃鍾瑛、外交王寵惠、財政陳錦濤、司法伍廷芳、內務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實業張謇、交通湯壽潛，中華民國第一次臨時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選決定後，教育總長蔡元培因久居歐洲，對國內教育情形異常隔膜，特請蔣維喬幫助。二人並偕另一會計兼庶務職員，於1月4日晚上到達南京，住在一小旅館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職，出席臨時政府首次國務會議。會後，蔡元培往謁孫中山，請示教育部辦公地點，孫回答說：「辦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連日奔走，一無辦法。適遇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內務司樓上空房三間作為辦公處，隨即遷入。其簡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當時全國各地仍然十分混亂，南北議和正在進行，清帝仍未退位，臨時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這種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國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從四十五歲起，回國擔任教育總長，後在北洋政府時代，又以國民黨員的身份留在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一生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在北大校長的任內，其所樹立的北大民主校風，源遠流長，影響巨大。
北大作為五四運動的震源地，作為新中國的發祥地，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這位北大之父，逝世於1940年，享壽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簡直是中國黎明前的奮斗紀錄。他是從新舊過渡時期走過來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範和偉大的人格，感人至深，於今沒有任何人會發生疑問。吳敬恆曾說：
蔡先生平時待人，對好人沒有不尊敬，對壞人，也沒有不寬恕。這個人只要有一點可取之處，總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願，一定要盼望中國出些了不得的大學問家。因為他抱了這種志願，以前有了許多當仁不讓的事。
對於蔡元培的人格，吳敬恆也說：
蔡先生之為人，真是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個人都很和氣，然而他有一個「自己」。絕不是因為做人和氣，就會人雲亦雲。蔡先生所到之地，誰和他相處，都像從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樣，如坐春風之中。不過雖坐春風之中，很感到有一種嚴肅之氣。如果我們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驕不吝」、「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什麼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儼如周公風度。
吳敬恆說蔡元培，在做人的態度上，對自己是「不驕不吝」，對人是「和而不同」，只要這個人有一技之長，沒有不取其長，絕不問其短處如何。然而他無時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張：鼓勵造就大學問家出來。這有一個實例可以拿來佐證。
五四時期，新舊文學的論爭，白話文言的抗拒，兩派人士都服務於北大。胡適、陳獨秀的提倡白話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嚴復，都在北大教書。當時的校長就是蔡元培，他雖然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但認為這幾位老古董的確有一技之長，也就延聘他們在北大任教。所以說，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擔任校長時期，不問這個人有辮子沒有辮子，只看他有沒有學問，只要有一點長處的人，他沒有不器重他的。這種態度，就是所謂「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偉大志願，就在於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無怪乎他所創辦的第一所女校，取名為「愛國女學校」，他所設立的第一個學會，取名為「中國教育會」。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㈤ 一棟樓有食堂,辦公,宿舍這棟樓的建築用途寫什麼
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上海交通大學早期建築」今天在徐匯校區正式揭牌。33年前（1986年）的今天，上海市入選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而今年10月16日，國務院正式印發《關於核定並公布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其中，上海市共有12處文物入選，上海交通大學早期建築成功入選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3年前（1986年）的今天，上海市入選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而今年10月16日，國務院正式印發《關於核定並公布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其中，上海市共有12處文物入選，上海交通大學早期建築成功入選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副局長褚曉波，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王偉明，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歐曉川副處長，上海市徐匯區文化和旅遊局陳澄泉局長出席儀式。上海交通大學相關職能部處、使用單位、市民代表和師生代表等參加大會。
在本次申報中，上海交通大學早期建築的名單中包含：老圖書館、新中院、中院、新上院、工程館、科學館、北四樓、執信西齋、文治堂、總辦公廳、體育館、新建樓、盛宅、華山路校門、史穆烈士墓、五卅紀念柱，共計16處文物本體。
上海交大早期建築具有如下價值與獨特性：
*歷史悠久，是近代最早由中國人創辦的兩所大學之一；
*校址從未改變，是目前國內惟一一所跨越三個世紀、保留發源地與辦學地不變的高校；
*具有獨特的、中西結合的校園布局與建築；*集中展示了鄔達克等近現代建築大師的作品，代表了當時先進的建築思想；
*很多建築都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建造材料和技術手段，表現了在技術上的勇於嘗試；
*交大早期建築的一大獨特性來自交大校友對母校的熱情和幫助，有一些建築是由校友捐助建成的，如圖書館、校門、工程館等，也有些是由交大校友主持修建的，如體育館和文治堂；
*承載國家記憶，傳承紅色基因，這里已成為上海市革命先烈緬懷基地，每年都會有很多人前來瞻仰，這是其他高校所少見的。
上海交通大學長期以來，高度重視文物保護與管理工作，2014年4月4日，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建築群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為本次上海交通大學早期建築入選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每幢歷史建築門口都有學校製作的二維碼，掃描即可看到詳細介紹內容。
上海交通大學早期建築的價值與獨特性
上海交通大學的歷史可追溯到1896 年由清政府創立的南洋公學，是近代最早由中國人創辦的兩所大學之一。上海交通大學早期建築位於徐匯校區內，是近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築，是目前國內唯一一所跨越三個世紀、保留發源地與辦學地不變的早期高等學府所在地。不同建築風格各異的建築並存，一定程度展現了上海地區近現代建築的發展變化歷程，見證了中國高等教育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變革，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校園發展歷程的印證。
在本次申報中，上海交通大學早期建築的名單中包含：老圖書館、新中院、中院、新上院、工程館、科學館、北四樓、執信西齋、文治堂、總辦公廳、體育館、新建樓、盛宅、華山路校門、史穆烈士墓、五卅紀念柱，共計16處文物本體。
1、老圖書館
位於草坪東側的老圖書館建成於1919年，由1916級畢業班同學為紀念建校20周年發起社會各界及師生共同捐資建造而成（圖書館館名由李梅庵先生題寫）。老圖書館採用維多利亞風格，清水紅磚配上白色浮雕，因其獨有的建築藝術與魅力，多次出現在不同的影視、攝影作品之中。
上世紀三十年代，圖書館內的藏書規模在當時國內的高校中名列前茅，交大的一代代學子如錢學森、吳文俊、王安、王之卓等都曾在這里飽覽先進的科學與文化。老圖書館既是藏書看書之地，也曾是上海乃至全國各種工業展覽會的重要展館，見證了重要的人文歷史事件。
1926年，為紀念建校30周年，學校舉辦了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工業展覽會，老圖書館就是展會的第一展室。
通過展覽，國內外許多廠家向學校贈送大量展品，大大充實了學校的實驗裝置和設備。
1947年10月，中國技術協會又借老圖書館舉辦「工業模型和技術人員生活展覽會」，該展覽會不僅傳播科學知識，還揭露當時的政治腐敗，包括技術人員被逼得貧困交迫無法生活的場景。展覽會與當時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群眾運動遙相呼應。
建國後因師生人數倍增，老圖書館不敷使用，1985年包玉剛先生捐資另建包兆龍圖書館。該館落成後，老圖書館被改作檔案館使用。1995年老圖書館照原狀大修後，樓內新設校史博物館、林同炎展室、檔案館、校友接待室及校友活動室。其中校史館於1996年4月8日百年校慶之際開館。1996年江澤民總書記回母校參觀了校史館，並為其題寫館名。
老圖書館門口附近建造了「百年樹人」雕塑，是校友們為了紀念1996年交大百年校慶所捐贈。
2、中院
位於草坪東北角的建設是中國大學中歷史最悠久且沿用至今的建築之一。該建築名為中院，是校園里內唯一一座建於19世紀的最古老的建築，由南洋公學監院福開森監造。
中院建成初期主要供南洋公學辦公和中學、師范院、小學部教學使用，集教學、辦公、食宿等功能於一體。一樓設有食堂、化學實驗室，二樓用作教室，三樓用作宿舍。（師范班、政治班、特班和公學的一些辦事機構也曾使用過這幢樓）。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於1901年開始受聘擔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就住在中院的三樓60號房間。（當時，他常常約兩三位同學到宿舍談話，討論學業問題。）在他任教期間,培養了李叔同、黃炎培等40餘名傑出人才。
1927年國民政府交通部下令停辦中小學，原附屬中學脫離交大獨立建設（更名為南洋模範中學），中院就成為大學教學及辦公用房。
交大歷史上最早的一起學生運動「墨水瓶」事件便發生在中院。1902年，五班文課教習郭鎮瀛因其座椅上放置的一隻墨水瓶而故意發難，校方開除無辜學生伍正鈞引起全校師生公憤，當即罷課集會。蔡元培先生出面與學校溝通無果後，200多名學生集體退學。這次南洋公學學生反專制抗爭活動得到了社會進步輿論的極高評價和大力支持。
1911年辛亥革命，當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至上海，要求進步的交大學生馬上積極組成學生軍，准備參加起義，並攻打清廷在上海的兵工廠「江南製造局」。後來清廷軍警放下武器，全校愛國師生欣喜若狂，在中院的樓頂插上旗幟以示擁護上海光復。然後學生們荷槍實彈沖出校門，奔赴「李公祠」推倒李鴻章銅像，又組織義勇軍，護衛學校，並開展為上海革命軍募集軍餉活動，全力支持革命軍。
3、新中院（董浩雲航運博物館）
在中院北側是建於1910年的新中院，最初建造是用於附屬中學學生住宿,故名新中院。中學脫離交大後，新中院成為大學低年級學生宿舍，每室住4-6人，樓內約可容納百人。這是徐匯校區第一棟獨立的學生宿舍，採用互相連通的圍廊結構，加上玻璃天棚與寬敞的公共活動空間，既滿足採光通風，又能促進學生間的交流與溝通。
抗日戰爭中，日本人辦的同文書院進駐交大，新中院未能倖免，留下滿地瘡痍。抗戰勝利後，交大渝校師生復員回滬，渝校數學教授鄭太朴也抵達上海，臨時入住進新中院二樓一間小屋內。在宿舍里，他經常與其他教師探討學術，與學生交流學業。在交大任教期間，鄭太朴成為上海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之一，大膽抨擊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宣傳民主自由，新中院成為他與學生運動的秘密聯絡基地和為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而奔走的休憩點。他的革命活動引起反動當局的不滿，交大迫於當局的壓力，將鄭太朴解聘。
4、新上院
1896年，盛宣懷在上海創建南洋公學，將大學部命名為「上院」。1900年，上院建成，樓內設有物理教室、物理實驗室、宿舍等設施。底樓中央是一個可以容納500人的大禮堂，1927年為了紀念老校長唐文治改名為文治堂。
在火紅的革命歲月里，上院是孕育愛國主義傳統的搖籃和鍛煉青年的革命熔爐。
「五卅」運動中，交大學生作為遊行隊伍的第一總隊，站在反帝示威遊行的最前列。年僅17歲的陳虞欽同學遭到英國巡捕的槍殺，全體師生在大禮堂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九一八」事變後，學生們組織了義勇軍，義勇軍學生全部搬入上院三樓住宿。那段時間天還沒亮，便見他們一身戎裝，在上院前的操場上進行軍事訓練。上院大禮堂有間極小的房間，同學們在那裡用鋼板刻寫毛澤東的重要論著《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並在進步同學中傳閱。上院330室是朝東的一間男生宿舍，住著幾位志同道合的戰友，他們都是知行社、山茶社的主要骨幹，有很多次進步社團骨幹議事和學生運動醞釀討論活動在此秘密進行。
5、工程館
1931年底落成的工程館是由著名建築大師鄔達克設計的經典建築，集中包含了工程教學的各種需求，是當時上海乃至全國最現代化的實驗室和工程教學樓，成為專家教授、學術團體舉辦學術報告、講座的重要場所。
瑞典親王訪問中國時，從北京到上海，慕交大之名，曾特地致函黎校長約期來校參觀工程館等處。此外，工程館曾先後迎接過無線電發明家威廉·馬可尼和物理學家玻爾等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948年6月，著名原子物理學家錢三強教授蒞臨交大，也在工程館的教室發表題為《漫談原子能》的學術演講。
解放戰爭時期，工程館的許多教室變成學生開展革命活動的基地。一部分學生自治會的幹部被迫離開交大撤向解放區時，是在工程館開的歡送會。1949年初，交大的紡織系教授陳維稷（解放後曾任紡織工業部部長）遭敵人逮捕後被營救出來，同學們也是在工程館的教室召開了歡迎他的座談會。
1948年為紀念老校長葉恭綽對學校建設的功績，工程館一度更名為為恭綽館，1950年後恢復。1960年，交大將原本兩層的工程館加蓋為三層。工程館二樓有葉恭綽半身銅像，館內草坪上有馬可尼天線銅柱，激勵交大學子奮發向上。
6、科學館
工程館西側的三層小樓為科學館。為紀念前校長孫科（孫中山之子，民國首任鐵道部長）對學校建設做出的功績，曾命名為哲生館（孫科號哲生，並函請近代著名書法家、國民黨元老於右任題寫了館名）,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改名為科學館。哲生館的建成一波三折。早在1936年黎照寰校長治校時期，學校就開始動工興建此樓，但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只得停工。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6月，才重新開工並於當年10月竣工，為三層樓實驗用房。1947年4月8日，在學校校慶之際舉行了授鑰典禮。
隨著學校的發展，科學館的實驗室陸續搬遷至閔行校區。如今，科學館由生命科學技術學院、華東分析測試中心、上海交大分析測試中心共同使用，設有國家重點實驗室「微生物實驗室」和「DNA分子實驗室」。
7、北四樓
北四樓建於1919年，作為交大的無線電實驗室和無線電台，見證了交大當年在信息科技方面的領先水平。當時，一層為教室和電話實驗室，二層為無線電收發室、儀器儲存室和無線電實驗室。小樓正南面曾豎有無線電發射柱，長數丈余。這座無線電台在我國當時的高等學府和科研機構中是獨一無二的實驗設備。
1920年8月，小樓內無線電台開始收發電報。所發電波能與福州、廣東、武昌、北京、秦皇島及日本長崎相通。同年，學校又組裝了最新式的收報機，能夠接收法國德國及美國沿太平洋各大電台的訊息。
交大無線電台的出現，引起了外國人的關注。美國駐北京公使為此曾向外交部抗議，認為該電台收發的電信有透露商業秘密、妨礙商貿之嫌，要求外交部轉咨交通部讓學校迅速予以拆除。
交大申明交大電台專為學生實驗所用，不接收商業電信，頂住了外國的干涉。不久，學校又添置了無線電話機、弧式發報機等設備，以後陸續向國外公司訂購無線電器材，並得到中國電氣公司、天津電報局捐贈的機件，逐年擴充，在國內堪稱先進。
學生中首先使用無線電台的是1921屆電機科的學生。他們在這樓里做了很多實驗。這一班學生到畢業時有19人。
由於當年沒有設置門額之類的標志，這座小樓一直寂寂無名，殊不知，它是中國走向信息社會的先鋒之一。小樓的功能和名稱數度更改，由無線電實驗室、話務樓、老電器樓、機床車間，到現在的北四樓，目前用作法學院的日本研究中心。
8、執信西齋
執信西齋整幢樓呈馬蹄形展開，中間為三層，兩翼為二層，共187間。始建於1929年，1930年竣工後，備受各界贊譽，是全國高校中條件最好的宿舍，宿舍內有閱報室、理發室、交誼室、儲藏室等，洗手間有冷熱水供應，廁所內有西式馬桶，並備有手紙。
為了紀念1920年在反對桂系軍閥戰爭中英勇就義的民主革命戰士、孫中山先生忠實的追隨者朱執信先生的革命精神，被命名為執信西齋。執信西齋落成典禮舉辦後，即將畢業的1930屆學生首先搬入執信西齋，優先選擇了最好的房間，每套住兩人，享受到了如賓館一樣的待遇。拔了頭籌的1930屆學生在畢業離校前夕，念及母校培育之恩，決定在執信西齋正門前籌建一座以校徽為中心的噴水池，贈送給母校留念。錢學森曾在執信西齋居住，宿舍門口也曾留下錢學森與同學的合影。作為學校管樂隊成員，錢學森還經常在室內或過道練習次中音號。此外張煦、吳文俊、穆漢祥、史霄雯也曾在此居住。
9、文治堂
在交大體育場的西側是1949年初建成的大禮堂「文治堂」。抗爭勝利後，交大在校學生激增，上院的文治堂已不能滿足需要。熱心校友王之卓、茅以升等發起籌款，興建新的大禮堂。1946年6月，勸募開始，各地校友踴躍捐款。設計大禮堂的建築師和建造承包商都是交大校友，在建築過程中盡心盡力，遇到經費緊張時，還墊資墊料。建成後的為「新文治堂」，觀眾席分上下兩層，最多可容納近2000人，這樣的規模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上海高校中居於首位。
10、總辦公廳
總辦公廳由上海著名建築設計師庄俊設計，具文藝復興風格，1932年破土動工，建成於1933年。學校就命名問題曾經進行了討論，議決為紀念學界先進容閎博士，定名為容閎堂。交大雖然與容閎沒有直接關系，但學校的辦學主張和他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以先賢名人的名字給學校建築定名，是交大逐漸形成的人文傳統，前有執信西齋，後有哲生館。最終，辦公樓的兩個大門上分別刻上「容閎堂」和「總辦公廳」兩個樓名，後者系胡漢民的手筆。
11、體育館
毗鄰總辦公廳的建築是體育館，該建築建成於1925年。體育課在交大建校初期就作為一門課程得到了重視。據老校友回憶，新生入學時，學校給每人發兩把鑰匙，一把是宿舍鑰匙，另一把是體育館更衣櫃的鑰匙。交大學生除了軍訓以外，體育課不受天氣的影響，這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高校里是很少見的。
當時，體育館也是經濟、文化交流活動的場所。1926年，學校慶祝建校30周年，舉辦工業展覽會之時，在體育館前架設輕便軌道行駛小火車，成為了轟動上海的重大新聞。
當時，體育館還是是交大愛國民主活動的重要場所之一。1947年，學生會曾在體育館組織舉辦「五四」文藝晚會，演出《竊國大盜袁世凱》。1949年初，國民黨政府陰謀將交大遷往台灣，交大師生開展了護校斗爭，「護校指揮部」就設在體育館。雖然形勢緊張，學生不畏險難，在此演出《阿Q正傳》。解放後，交大的多次黨員大會、黨代會也在體育館舉行。
12、新建樓
新建樓北鄰體育館，南鄰浩然科技大廈，東邊是大草坪，與圖書館和老校門遙相呼應，於1953年建成，當時交大名為國立交通大學，學校決定新建一幢三層的教學樓。如今，新建樓作為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學辦公使用。
13、盛宅
建於1923年，為西式洋房。最初它是學校創始人盛宣懷家的私宅，當時，盛宣懷已逝世，盛宣懷的兩個孫子准備到交大附屬小學讀書，其中一個孫子就是後來在閔行捐贈建造留園的盛毓度。盛宣懷夫人擔心兩個孫子住宿受苦，向校方接洽，借用學校地皮，出資建造一幢小樓專門給孫子住，學校欣然允諾。大概過了一兩年光景，盛氏兄弟因為上海不太安全，就向學校請了長假，離開學校回家，盛宅於是空閑了一段日子。
1927年，交大開始招收女生，第一期只有4名，住在老圖書館北側教職員住宅的空閑房間里。隨著女同學逐漸增多，這座閑置的盛宅便作為女生宿舍使用。由於地處學校的東南角，便借用復旦女生宿舍的別稱，亦名「東宮」。
1930年，學校舉行34周年紀念會暨執信西齋落成典禮。禮畢，全校宿舍開放，任人參觀。那天早上，聽聞女生宿舍開禁的消息，很多男生奔走相告，導致平時清凈的女生宿舍一時訪者如織。由於女生宿舍容量有限，每年錄取新生時，女生的平均錄取成績往往比男生高。1931年，全校女生加起來只有18位。女生們曾發起募捐建造新的女生宿舍，但因時局關系未曾實現。這幢小樓在樹木掩映下，不引人注目，外人罕至。解放前在國民黨軍警的一次大逮捕中，被通緝的一位女同學曾在其中一間小屋藏身，化險為夷。
14、華山路校門
始建於1898年，建校初期的校門採用了中國牌坊式的木質建築結構。1934年，1915級校友不忘母校培育之情，捐資重建校門，學校也撥公款，1935年新校門落成。
15、五卅紀念柱
建於1925年，柱高5米，紀念柱鐫刻：「五卅紀念中彈穿腸而死者陳虞欽，憤激病狂而死者吳恆慈」。陳虞欽（1909~1925），廣東增城人，印尼歸僑。陳虞欽參加「五卅運動」遊行時，被英籍巡捕開槍致死。南洋公學附中學生吳恆慈（1908~1925）聞訊後為之激憤而亡。南洋公學師生員工及各界代表為陳虞欽和吳恆慈舉行追悼會。學校為他們立永久紀念柱。
16、烈士墓
墓地佔地面積80平方米，墓前立水磨石質碑，四角楔形柱，方形基座邊長2.1米。為紀念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犧牲的學生運動領袖史霄雯、穆漢祥兩位烈士而建立，陳毅題寫碑文：「為人民利益而英勇就義的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作者：王辰軒，姜澎
編輯：姜澎
責任編輯：樊麗萍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㈥ 江淮大學的校史
1942年9月至1944年6月，正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之時，在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出現了一所由新四軍軍部創辦的綜合性大學——江淮大學。江淮大學的創建是根據地黨和上海地下黨通力合作的成果，是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生動體現，顯示了黨的統一戰線的無比威力。這所學校是上海抗日愛國青年來根據地學習和工作的橋梁和熔爐。
一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同志在蘇北參議會上講話時說，要在根據地發展文化教育事業，要創辦大學，為革命事業培養和輸送人才。他提出要江蘇省委(當時上海地下黨由江蘇省委領導)來具體組織落實這項工作。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召集省委有關同志和上海地下黨同志，分析了根據地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的形勢，認為黃橋大捷後，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相對來說比較穩定，形勢很好，正需要大量知識分子來根據地參加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侵佔上海租界後，原在這座「孤島」上從事愛國教育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被敵偽勒令登記，實施奴化教育，否則禁止開辦。各校師生面臨失業失學的危機，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上海的知識分子是愛國的，具有革命光榮傳統，他們嚮往自由、民主、光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繼續辦學、學習、投入火熱的斗爭中去，為爭取民族解放貢獻自己的力量。中共江蘇省委經過研究，並與新四軍軍部聯系，決定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創辦一所綜合性大學，爭取更多的知識分子。
江蘇省委創辦這所大學，經過華中局批准，由新四軍軍部領導並解決經費和給養。陳毅同志親自為學校定名為「江淮大學」。籌辦工作由江蘇省委負責，上海地下黨盡可能組織動員更多的師生去根據地；新四軍軍部籌備接待機構和交通站，四師抽調石青、林光前等同志組成了淮北接待站。地下黨則派出韓述之(張鋼)、姚溱(不久因另有任務調離)、方行等同志前往淮南新鋪設立青年招待所，專門接待由滬來校的師生，保證他們能安全到達根據地。江蘇省委還決定由宣傳部長沙文漢同志負責江大的籌備工作，並指示由省文委梅益同志、省學委張本同志在上海進行教師和學生的組織動員工作，以後待梅益同志到達根據地後，就由他主持這一工作。到校師生先在淮北、淮南兩地集中，後定在新四軍四師淮北根據地淮寶縣仁和集正式開學講課。從1942年9月到1944年6月停辦，前後約二年時間。
江蘇省委決定，經華中局批准，任命韋愨(捧丹)為江淮大學校長。韋愨同志原是上海之江、復旦、大夏大學教授，曾留學美國，早期參加過辛亥革命，後任孫中山先生秘書和廣東省教育廳廳長。他長期和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戰爭時期是進步刊物《譯報》和《上海周報》的撰稿人。知名經濟學家何封、哲學家李仲融也應黨的號召，自願到江大任教。應韋校長聘請任教的，還有復旦大學土木系主任孫繩曾教授，之江大學土木系教授陳端柄，交通大學教授姜長英、葉家俊、葛文錦，清華大學周國英，大夏大學王書倫、馮邦彥和李洪鍾等生物、醫學、教育、外語、體育教授，另有校醫兩人，護士四人。為了使他們能適應根據地生活，還同意他們帶一名廚師。對他們留滬的家屬均作了妥善安排。同時響應黨的號召赴校任教的還有助教王辛南、榮繹蓉、洪之階、許景福、顏秀卿、馬麗娟等十餘人。
江大學生主要來自上海之江、大同、大夏、滬江、東吳等大學和蘇州工專，以及部分中學，前後兩期約一百二十餘名。他們都是由上述各校黨組織動員去的。兩期江大同學大體可分以下幾種類型：一是已經受到敵偽注意、或被組織上派遣去江大作學生工作的地下黨員(第一期十八名，第二期二十四名)；二是參加過黨領導的進步活動的培養對象；三是對國民黨腐敗統治不滿，不甘心在日寇佔領下做亡國奴，要求抗日的愛國青年；四是懷著讀書救國的思想想繼續學習的愛國青年；五是對社會家庭生活不滿，對紙醉金迷的舊世界反感，更不願過剝削階級的寄生生活的學生，有的女同學對重男輕女、包辦婚姻不滿；六是在師長、朋友的影響下，帶著天真美好憧憬的年輕同學。各人的家庭出身、政治覺悟的程度雖有不同，但在要求抗日、嚮往光明上是一致的。如同學中有一對兄妹，祖父曾在清末任兵部尚書，妹妹在家困體弱多病，有兩名僕人服侍，從小嬌生慣養，但她在進步思想影響下，丟棄了優裕的物質享受，毅然離家奔赴解放區，到江大學習。還有一位同學，是在上海北火車站被父母、妹妹攔阻下，毅然說服全家後投奔江大的。有個同學年紀最小，但意志堅強，為了擺脫家庭阻攔，離家出走，在上海過了幾個月的流浪生活，等到了交通員接頭。有的不顧即將到手的大學文憑，毅然投向江淮大學這所革命的大熔爐。
二
從1942年8月至11月，上海一百多名師生在黨內交通的妥善安排下，通過敵偽的重重關卡，全部安全到達淮南根據地。為了避免引起敵偽的注意，選擇了兩條較安全的交通線：一條由鎮江過江至揚州、高郵、寶應，然後乘船到淮北的岔河鎮，再到仁和集；一條從南京過江經六合到淮南新鋪。這兩條路線都由新四軍上海辦事處主任楊斌同志負責，由在上海地下黨專司交通工作的戚原、劉燕如等同志協助，並從准備去江大的同學中挑選黨員沈曾華、沈乃恭(沈正光)、黃友華、戴善(利國)、華之毅(華藻)、張立等以及同學吳天閑(吳孟駟)、朱銘勛(夏水)、鄭志虯(鄭偉)等任臨時交通員，擔負輸送老師和同學們去根據地以及運送江大所需的圖書設備的任務。每個小組之間，或以兄妹相稱，或假裝成夫婦。如有位老憲洪(阿老)同學，滿口廣東腔，是經不起盤問的，就布置一位比較老練的徐秉淵(左政)女同學，充當他的姐姐，要他裝做啞巴，過封鎖線時，阿老只要不語，也就混過去了。至於在路上與交通員坐車、坐船：步行如何相隨等問題，更布置得具體細致。在寶應還通過地下黨縣委設立了交通接應站。當同學們被送進根據地時，大家禁不住放聲歌唱，看到新四軍戰士時更為激動。到達招待所時，江大領導親切相迎，宛似回到了老家。1942年9月問，韋校長及孫繩曾、陳端柄等教授到達淮南，受到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以及江蘇省委沙文漢等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不久就是新四軍建軍節，他們和江大師生均被邀共同歡慶。大會由張副軍長主持，由二師鄭位三政委講話。韋校長也發了言，表示要把江大辦好。會上新四軍戰士表演了精彩節目。這次集會給從「孤島」上海初到根據地的江大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大原擬設土木、農學、醫學、教育四個系及普通科，於1942年秋分別在淮北、淮南兩地集中，以後由於敵情關系，淮北的同學都集中到淮南。由於師資缺乏，老師也沒到齊，各系都未能開課，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很高，主要是請黨政軍領導同志作專題報告。學校利用祠堂、廟宇以及地主大院作為校舍，以田野和樹林作為課堂，大家認真聽，用心記，熱烈地學習討論。
先在淮北集合的江大師生，受到四師黨政軍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先後聽了彭雪楓師長、鄧子恢政委和淮北行署主任劉瑞龍、區黨委宣傳部長馮定等同志的報告。彭師長把國際國內形勢、淮北地區當前的敵我斗爭形勢，講得深入淺出，十分生動。1942年11月，淮北的全體師生曾被彭師長邀請渡過洪澤湖去半城參加新四軍四師召開的全師運動大會，觀看了騎兵團的表演和土坦克攻碉堡等軍事活動。彭師長致詞歡迎說，同志們來邊區抗日，條件很差，生活也很艱苦，希望從大城市來這里的愛國青年，在革命隊伍里百煉成鋼，和工農分子相結合。彭師長很理解青年喜歡騎馬的心情，下令騎兵團讓同學們練習騎馬，一個個騎得高興極了，盡情體味騎手們躍馬殺敵、馳騁祖國大地的豪邁心情。後來又參加了四師政治部舉行的聯歡晚會，由拂曉劇團演出的精彩節目，使來自大城市的師生贊嘆不已。同學們住在師部附近，三五成群地到彭師長住處作客，師長總是在百忙之中熱情歡迎大家，平易近人。這時天氣已寒冷，彭師長了解到不少同學是從家裡跑出來的，衣服帶得少，就發給每人一件棉大衣。有的同學生病了，他就請軍醫來診治，並開病號伙食。對於不善長途跋涉的教師，他就派驢馬來代步，還給韋校長派了警衛員，送了專用馬匹。中秋佳節，彭師長還送來了月餅和梨子。這次慶祝大會後，大家深切感到敵後堅持戰斗的新四軍軍容威武，紀律嚴明，裝備整齊，是一支可愛可敬的人民軍隊，更加確信一定能打敗日固本侵略者。為了准備反「掃盪」，領導上通知江大師生乘船回湖酒東，經洪澤湖時，盡管敵機在上空掃射，但條條船上都很鎮靜沉著，終於平安地抵達仁和集。幾天後的一個傍晚緊急集合，由淮南來到淮北的韓述之同志傳達領導上決定全體師生立即向淮南轉移的命令。同學們於天黑後出發，午夜渡淮河，漆黑的夜晚要在農村的小路上行軍，有人還穿著皮鞋，戴著近視眼鏡，經受了艱苦行程的考驗。經過幾天行軍，終於在第三天晚上全部到達張洪營。兩處師生在淮南軍部附近集中後，學習的條件更為有利了。陳毅代軍長十分關心江大的建設和師生的思想生活情況，他除親題校名外，還專門為歡迎江大師生舉行會餐。1943年陰歷大年夜，陳毅同志同江大師生一起度過難忘的一個夜晚，他和師生們暢談國內外形勢，分析敵我力量的變化，談笑風生，鼓舞了同學們的鬥志和加強了認真學習的決心。還有張雲逸、譚震林、羅炳輝、鄭位三、方毅、汪道涵、潘漢年、錢俊瑞、范長江等同志，也都從百忙中抽空來校作報告。羅師長講長征，錢俊瑞講皖南事變，潘漢年講國際形勢和敵占區的文化斗爭，葉欽和講上饒集中營，方毅、汪道涵講黨的政策、減租減息、三三制政權組織等。這些報告使師生們懂得了黨的政策，開闊了眼界，懂得了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為民為國的，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江大同學會師以後，抓緊時間組織起來自學整風文件。1942年冬，日寇準備對淮南根據地「掃盪」，根據地軍民積極作反「掃盪」准備，進行破路和全面堅壁清野。因江大目標大，決定暫時疏散，分幾路去邊區農村「打埋伏」，韋校長及教授們隨領導機關轉移。在「打埋伏」期間，不少同學參加了當地的冬學工作；有的分成若干組，作農村調查，與農民生活上打成一片，挑水、下地樣樣都干，如奚綠綺(金敏)同學等還受到區里表揚。
由於根據地軍民有了充分的反「掃盪」准備，日寇未敢輕舉妄動。不久我們重又集合，勝利地經愛了一次臨戰前的鍛煉。這時，江大成立了學生黨支部，由沈乃恭任支書，沈曾華任副支書，支委有侯忠澍、華之毅、邱庄鑫同志。
這一期的黨支部工作，開始是由華中局領導，以後由淮南路東地委領導。工作重點主要是組織政治學習，座談討論聽報告後的感想，樹立革命人生觀；在農村搞調查研究時，要大家克服怕臟怕苦思想，改變大城市小姐、少爺作風。廣大師生通過聽時事形勢、黨的政策、根據地當前斗爭的報告，實際上是接受了生動的政治教育課程和黨的傳統教育。還先後參加了邊區參政會、路樂八縣總農抗代表大會，和與會同志一起學習討論，並且目睹群眾進行民主選舉，體驗了「三三制」政權的民主精神；後來還參加了邊區婦代大會和冬學運動，很多同學擔任了冬學教師。
．這次日寇「掃盪」陰謀雖未得逞，可是野心不死，還在醞釀更大規模的「掃盪」。領導上為了保障江大師生的安全，於1943年初春動員大家暫時返滬隱蔽，由淮南行署汪道涵副主任親自來校動員，要求同學們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的道理，等到情況好轉環境穩定時再來入學。由於師生們與根據地軍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都要求留在這里參加反「掃盪」斗爭，因而黨支部在做動員工作時相當困難。經過耐心說服，大家才以大局為重，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同學們一面唱著《新四軍軍歌》、《黃水謠》，一面流著眼淚。最後除五個同學不宜回滬留在根據地工作外，其餘均依依不捨地分批回滬。
這是前期的江大，歷時雖僅半年有餘，卻是多麼不平凡的日子啊!在同學們的歷史上，確是深深銘刻於心的珍貴經歷。
三
江大同學陸續回上海「打埋伏」，根據江大校黨支部和上海地下黨的囑咐，一是要隱蔽好，不出問題；二是布置一些黨員和擔任交通的同學，定期與大家保持聯系，做好思想工作。要求回滬同學盡可能學習一技之長，以便返回根據地後更好地為學習和工作創造條件。因此，有的同學去學習速記，復習外語，學習中英文打字，參加無線電技術學校，學習駕駛技術。有的同學自願承擔風險，發揚了江大團結互助的好作風。把不便回家的同學接到自己家裡，象親姐妹、親兄弟一樣相處，就這樣度過了半年。
1943年春，陳毅同志因病住醫院，把韋校長請去面談，傳達了黨中央對「抗戰必勝」的信心，並指出目前江大雖不開學，但一定要堅持辦下去，要求他抓緊做好開學的准備工作。6、7月間，江大開學的通知到了上海，除少數同學已由上海地下黨分配了工作、一些同學因分散隱蔽未及時接到通知外，大部分都迅速返校。「打埋伏」在上海的同學和新來校的同學共八十八人，又一次在仁和集集中。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學在淮北根據地仁和集隆重舉行開學典禮。陳毅、張雲逸、彭雪楓、劉瑞龍、范長江、季方等領導同志都親自參加，地區負責同志和抗大四分校、淮寶中學都派來了代表。會場設在女生宿舍前面的操場上，布置得樸素庄嚴，同學們還以牆報形式辦了展覽會，匯報了學習、生活和到江大以後的思想變化。大會由韋校長主持，他致詞後由陳軍長、彭師長、季方等同志講話，使全體師生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和教育。下午，首長和來賓參觀了男女生宿舍和教室，傍晚會餐後由同學們自編自演了《霧重慶》片斷、小歌劇等文藝節目。
新的學期開始了，課堂設在一所祠堂里。韋校長教英文，在校的老師也分別開課，李仲融老師的哲學課甚受歡迎。相繼開課的有普通科和教育、土木兩個系，有的系因為沒有老師，開不了課。由於同學們來自不同的學校，有大學各年級的，也有部分高中學生，水平不一，班次也分得較細，如英文課就分做ABC三個班，但大家學得十分努力，程度高的自動幫程度低的，C班的同學總是抓緊一切時機往前趕。自習時間也抓得很緊，互幫互學的空氣十分活躍，這主要是學習的目的性明確了，知道了為誰而學，所以每個同學都能自覺、主動、認真地聽課和復習。
這時江大建立了後期的黨支部，淮北區黨委副書記劉子久同志召集會議宣布支部委員會由沈曾華、侯忠澍、徐秉淵(左政)、褚啟元、王慎行(李耀)等五位同志組成，明確華中局委託抗大四分校領導江大支部，具體工作由該校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同志領導。這一期支書由沈曾華同志擔任，侯忠澍除負責學生會工作外並做統戰工作，徐秉淵負責組織工作，褚啟元負責宣傳工作，王慎行負責保衛工作。邱一涵同志對江大支部工作十分關心，常找文委匯報情況，思想工作抓得緊。她十分強調江大支部工作一定要實事求是，不搞神秘化，要適合青年人心理進行工作，工作方式生動活潑，要做得細，要善於團結群眾。黨的思想教育工作基本上抓了兩頭，一頭是抓原是上海地下黨培養的積極分子，對他們繼續考查培養，要求他們在學習、工作、勞動中起骨幹作用，為今後發展他們入黨作好准備；還有一頭是抓少數進入根據地後思想不夠穩定的同學，對他們則按照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辦法，分配黨員或黨的積極分子，有針對性地做聯系群眾的工作。由於當時江大支部不公開，黨的工作主要是通過學生會來進行。學生會是由同學民主選舉產生的，主席是侯忠澍，委員有褚啟元、吳天閑、陳南華(陳峰)、朱起葵等同學，分工管秘書、總務、學習、生活、文娛等工作。這一段時間，黨支部領導下的學生會工作做得十分活躍、出色。江大黨支部既有組織紀律性較強、群眾工作做得十分活躍等特點，又有實事求是的作風。每逢節日或紀念日，都要組織同學進行學習座談，如「九·一八」紀念日，以各房間為小組，討論「誰是真正抗日的愛國者?」小組會開得既嚴肅又活躍。1942年年底，還舉行迎新營火晚會。1943年9月中秋節，晚上坐船賞月聯歡，自編自演節日助興。同學之間盡情歡樂，親密無間。為了培養學生的革命人生觀，轉變從城市來的同學輕視勞動的現象，組織學生用自己的雙手，把綠色的竹桿編成一張張竹排床鋪，還鋪起一條從女生宿舍到食堂的磚石路，解決了雨天路滑的困難。為了培養學生為工農服務的感情，組織有醫學常識的同學和護士一起為農民接生、治病。為使學生樹立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觀念，把同學組織起來種植自己帶來的蔬菜種，基本達到自給，既節約了菜金，又改善了生活。冬天，還抽出同學協助村上辦冬學，既上文化課，又上時事教育課，很受農民歡迎。由於同學們在根據地里身受革命熏陶，希望教學內容能與實際斗爭相結合，提出了改革現有課程和教學方法的要求。在討論辦學方針之際，學生會曾請江大黨代表梅益同志講國際形勢。他的講演深入淺出，甚受同學們歡迎。同時請杭大四分校孫叔平老師來校講授《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並自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黨支部根據青年人的特點，還展開談心和互幫互學活動。以房間劃分互助小組組織談心。全校還舉行作文比賽，王種蘭、姚守懿、陸均(陸慶嫻)的文章被評為最佳作品。學校有歌詠隊，還以房間為單位，成立了歌詠小組，經常展開室與室的比賽，搞得熱火朝天。當時江大歌詠隊中有位傑出的指揮人才——鄭宜琨同學。他十六歲就考上之江大學，不僅功課好，還具有音樂天才；他吹得一口好口琴，還會拉小提琴、吉他、胡琴，會彈鋼琴，可以說樣樣都會。他教歌十分認真，有時大家唱得不夠好，個別人走了調，他一遍遍地教練下去。(自衛戰爭開始不久，鄭宜琨同志隨拂曉劇團開赴前線，身負重傷，在撤離前線時遭到國民黨飛機轟炸，犧牲於運河船上，年僅二十一歲。)
當時，抗大四分校和江大住得很近，抗大學員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樣負責保護江大的安全，江大和抗大常舉行聯歡活動。抗大的學習展覽室、繳自敵人的武器、宿舍、簡朴的集會場所，都是同學們學習參觀的對象。抗大同志還請加入反戰同盟的日本友人表演日本傳統舞蹈，同學們都體會到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的無比威力和黨的俘虜政策的正確。江大和抗大每次聯歡活動，都要舉行籃球、排球等球類比賽，當時江大的九人排球隊可與抗大一博，每當進行這樣的比賽時，更是歡聲震天，達到聯歡高潮。
學生會還經常組織民主生活會，按寢室分組活動。有的同學提出，生活在敵後戰爭環境里，應該有必要的軍事知識。彭師長任開學典禮講話中明確表示，可以請抗大教員講軍事課，學習必要的軍事知識，組織站崗放哨、偵察、緊急集合、夜行軍等，隨時作好反「掃盪」的思想和組織准備。學生會就及時請抗大四分；校陳秉德教員來校講軍事課，組織大家進行力所能及的軍事訓練。1943年年底，傳達上級通知，有了敵情，要迅速轉移，由身體較為強壯的同學如陸司(陸熙耀)、張克宇、黃淳(黃春)等同學組成警衛班，每人發給了手榴彈，並立即開始急行軍，個個意氣風發地投入戰斗訓練。從此，白天進行軍事訓練，夜間站崗放哨，以加強敵情觀念。為了使同學們廣泛接觸社會，在實踐中豐富知識，1944年3月還派出了土木系的張敬岳(張汶)、朱銘勛、沈鏵(洪犁)、汪敬業(金堅)、鄭宜琨、趙開琪等六位同學，參加了淮北區黨委領導的治淮工程。同學們還分組進行農村調查，了解農村階級狀況和貧雇農生活變化狀況，向勞動人民學習，並參加減租減息工作。在工作告一段落時進行總結，積累經驗，提高認識，以便更好的學習與理解黨的政策。
1944年春，敵我形勢有了根本變化，日寇在太平洋戰線逐漸失利。希特勒在蘇聯紅軍和英美盟軍嚴重打擊下搖搖欲墜，自身難保。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作戰連連告捷，敵後根據地迅速發展，四師在淮北也先後拔除了敵偽四十四個據點，根據地擴大了。由於工作的開展，急需補充大量幹部，江大本身也由於師資缺乏原因，不好再辦下去；同學們也要求走出校門，去參加邊區的建設工作。經領導研究，接受了同學們的要求，於是江大結束，全部同學(包括新發展的八名黨員)由軍部及地方黨委統一安排工作。在分配工作前，淮北區黨委還請組織部副部長謝邦治、教育處長潘琪、建設處長劉寵光、青救會主任曾謀同志向同要學們作報告，介紹情況。同學們也根據各自志願、特長和工作需要，於1944年6月，懷著對母校難忘的感情和踴躍投身革命的抱負，辭別了韋校長，分頭走向新的戰斗崗位，在根據地的宣傳、組織、新聞、教育、衛生、民運等各條戰線上，發揮自己的作用。在這之前幾個月，即1944年4月，先期分配去淮南新四軍軍部衛生部學習醫務工作的有：徐歡、王嘉順(賈順)、史思嘉(施稼)，謝寧、邢浩林(林錚)等五位女同學。最後一部分同學因參加淮北區黨委的夏收工作隊，在邊沿區搞了三個月減租減息運動之後，才正式分配了工作崗位。
江淮大學先後辦了兩期，學生共計一百二十餘人，吸收了一批愛國教授進入根據地，在敵後堅持了兩年左右，這在黨的統戰史上，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輝一頁。江大師生由於黨的培養，從韋校長到絕大多數同學，後來均成長為光榮的共產黨員。解放後，韋愨同志擔任了上海市副市長、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後因積勞成疾病逝。鄭宜琨、蔣文華同學在戰爭中光榮犧牲；俞華良同學作為參加萬隆會議工作人員因飛機失事遇難；田超(樓廷芳)、顧芸(田嘉禾)、蔣家驊(姜華)、黃友華、戴善同學，先後病逝。韋校長和這幾位同學，為中國革命而獻出了生命，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江淮大學的創建過程，說明了新四軍和華中局及江蘇省委領導同志的高瞻遠矚，體現了更廣泛地爭取知識分子的政策和進一步擴大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性。從辦學的兩年多時間里，還證明了這所出現在新四軍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第一所新型的綜合性大學，是一所抗日的革命大學。在兩年多時間里，同學們在這個大熔爐中得到鍛煉和提高，使從大城市來的這批知識分子，在學校停辦時，都毅然投身到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去，為以後的斗爭和上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四十年前的江大，曾是哺育年輕人的革命搖籃。正如杜淑貞同學詩中所說的：「江淮風雪育新兵，百煉千錘四十春。夢回躍馬半城鎮，心繫高歌大柳營。喜淚縱橫花怒放，歡顏煥發草初青。今朝共慶神洲好，老驥長存赤子心。」這首詩代表了江大全體同學和老師的心情，願以此作為校史的結束語。(江淮大學校史編寫組)
㈦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發展簡史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創始於1936年。
1939年7月中山醫院部分醫護人員隨同上海醫學院遷至昆明。
1942年2月接辦重慶歌樂山的中央醫院，改稱國立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
1946年5月在重慶的中山醫院人員分批回滬，籌備恢復上海中山醫院。
1946年11月正式恢復上海中山醫院。
(7)交通大學教授回滬擴展閱讀：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位於上海市楓林路180號/斜土路1609號/松江區佘山鎮劉家山村456號/醫學院路111號，佔地面積95892.1平方米，總建築面積338732平方米，始建於1937年，是一所三級綜合醫院，是上海市醫保定點單位。
2018年12月4日，被國家衛健委公布為首批腫瘤多學科診療試點醫院。
醫院設有感除兒科以外的所有科室。其中，國家臨床重點專科18個（消化科、檢驗科、麻醉科、心血管內科、內分泌科、胸外科、心臟大血管外科、臨床護理、中醫腦病科、呼吸內科、腎病科、普通外科、重症醫學科、腫瘤科、醫學影像科、器官移植科、急診醫學科和神經內科）。
另外，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上海市影像醫學研究所、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上海市中西醫結合康復研究所、上海市肝病研究所、上海市腎病與透析研究所、上海市臨床生物信息學研究所、復旦大學呼吸病研究所、復旦大學血管外科研究所、
復旦大學普通外科研究所、復旦大學內鏡診療研究所、復旦大學核醫學研究所、復旦大學超聲醫學與工程研究所、復旦大學慢性代謝性疾病研究所設在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