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奮斗大學教授

㈠ 哈爾濱工程大學哪些教授的課是必須要去蹭的

雖然說作為哈爾濱工程大學的一名大二本科生，我才在這所學校生活學習不過兩年，但是願意接受新鮮事物的我，恨不得把所有選修課都上一遍，但是在有限的選擇中，我還是遇到了幾位非常厲害的老師，下面為大家介紹一位絕對絕對絕對不能錯過的老師，也是我最佩服的老師，胡泊老師。

㈡ 黃培雲的無悔人生

88歲的趙新那老人膝上攤開著幾本厚厚的硬皮畫冊，那是她為老伴黃培雲精心製作的生日卡片——其實說人生紀念簿也許更准確——這些用心挑選出來的照片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按順序貼在大16開的冊子內頁。每一張照片都記錄著一段時光，這些被凝固的畫面連綴起來，便構成了主人公的個人史。
《黃培雲院士口述傳記》作者鄭艷以此為訪談的切入點，追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粉末冶金學科奠基人黃培雲豐富而厚重的人生歷程，希冀發現一個人、一個學科、一個時代之間的關聯與邏輯。
趙新那老人嗓門高而且亮，指著一張照片能講上老半天。94歲的黃培雲先生坐在對面的沙發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從他飄向遠方的目光中，能明顯感覺到，他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
「我一生參與完成兩件大事，一件是艱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學科建設。」經歷過四處遷徙的少年時代、參加過由聞一多等教授率領的西南聯大步行團、通過清華庚款留學選拔考試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對於走過很遠的路、看過很多風景的黃培雲來說，應國家之需回國受聘擔任武漢大學礦冶系主任，參與中南礦冶學院（中南大學前身）創建，致力於開拓我國粉末冶金學科建設並為國家培養急需人才，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說我回來傻，我也聽慣了，不在乎。嘴長在別人身上，讓別人去說吧。我自己認為不傻。」在國困民窮的年代選擇回國，許多人不解，對於別人的議論，黃培雲的回答帶著他特有的執拗。趙新那記得，學校為黃培雲慶祝70歲生日時，「培雲說，我從來沒有後悔回來過」。
朝花夕拾，親切而溫暖。鄭艷從黃先生娓娓道來的人生故事中，感受著由豐厚學養、豐富閱歷帶來的雅達散淡。走進黃培雲院士九十餘載的悠長歲月，我們得以探尋一段令人難忘的風雲際會，得以從一個個被還原的歷史細節中，發現一個人、一個學科、一個時代之間的關聯與邏輯。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庄嚴，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華大學97華誕紀念日，一群白發蒼蒼的老人重聚校園，深情地唱起清華老校歌。他們是已畢業70年的十級校友，最年輕的也有91歲了。再見同窗，黃培雲的思緒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清華園，在那裡，他學到了太多太多。
黃培雲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是清華大學由留美預備學校改為大學後的第十班，所以稱為十級。
「教學方針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較重視基礎又各有側重。我記得很清楚，入清華第一節上的是數學課，老師是鄭桐蓀。」物理吳有訓、化學張子高、國文俞平伯、英文吳可讀……對於這些教基礎課的名教授，黃培雲如數家珍，「老師們都以能夠在清華教基礎課為很大的榮譽」。後來黃培雲才知道鄭桐蓀在數學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陳省身的老師兼岳父。「鄭老師是個文理兼通的學者，業余時間研究清史，還寫了很多詩。因此，他也要求學生基礎要寬。」黃培雲至今記得他的話：「窄的基礎很難變成高高的尖尖的東西，不穩定就容易倒下來。把基礎弄得很寬，很扎實，你的學問才能夠做下去。」
第一堂數學課給了黃培雲很大的影響。
黃培雲學生時代的記憶印證著清華「清新、活潑、民主、向上」的校風。
惡作劇、運動、出汗，每個時代的青春都是這樣充滿活力和趣味吧。黃培雲躲過了新生入學時必須通過的一項叫做「拖屍」（Toss）的清華傳統儀式，但對「鬥牛」印象頗深。「鬥牛」是清華學生自創的打籃球方式，就是打球時願意參加哪邊就參加哪邊，打著打著覺得這邊不好，可以轉而加入對方反擊原來的一方，對人數沒有限制。這種自由的游戲成為清華的黃昏一景，當一天的課程結束，學生們跑到體育館盡情地揮灑汗水，場面好不熱鬧。
清華重視體育是出了名的，黃培雲讀書時體育部主任是馬約翰先生，他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那時，清華有一套「體力測驗及格標准」，如爬繩、100米跑步、跳遠、游泳等，一項不及格便不能畢業。「我們那時候被要求『橫渡』泳池，25米，不愛運動的我幾乎是連扒帶抓游過去的。」說起當年「糗事」，黃培雲自己也忍俊不禁。
親歷了「一二·九」和其後的「一二·一六」運動，黃培雲深深感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只是個夢想，「七七事變」的槍炮聲打破了校園的寧靜。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華、南開聯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0月，黃培雲跟隨1600多名來自三校的師生到達長沙。
在國共合作剛剛開始、全民抗戰熱情高漲的背景下，張治中、陳獨秀、徐特立等社會名流來校進行的講演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那一階段的課堂既有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課，也有不時傳來的日軍轟炸機警報聲。
武漢失守後，長沙的局勢愈發緊張。1938年2月，教育部決定將學校從長沙搬到昆明。當時國內交通極不發達，只好分三路赴昆。身體條件較好的學生由教授任領隊組成「湘滇黔旅行團」，沿湘黔公路步行進入雲南。黃培雲跟著同在清華讀書的二哥黃培熙參加了步行團，被選為小分隊隊長。
「早上軍號一吹，我們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飯便往前走。我們穿著黃色的制服，罩著黑色的棉大衣。因為經常下雨，每天都得帶一把雨傘。還得帶一個飯盒裝午飯，背一個軍用水壺以防口渴。」黃培雲和許多同學都有寫日記的習慣，每天睡前把當天的見聞記下來。這樣的記錄使這段經歷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記憶里，但這本珍貴的日記在「文革」期間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長沙出發，沿公路經常德、沅陵、芷江、晃縣進貴州省，經玉屏、鎮遠、貴陽、安順、鎮寧、普安進雲南省，經沾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長而艱苦的旅途中，黃培雲和同伴們以張騫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鄭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難，使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礪。
長沙臨時大學遷昆明後正式定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每當哼唱起西南聯大校歌中的這一句，於風雨之途求學的感懷便湧上黃培雲心頭。在他心裡，西南聯大最值得懷念的是其自由寬容的學風，讓老師和學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師生共同的愛國情懷。憶及那段難忘的步行經歷，他說：「它不但鍛煉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窮鄉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間實際情況和大眾生活的疾苦。」
當時，同學間關於應該念書還是該去打仗的爭論同樣引起了黃培雲的思考：作為一個有血性的男兒，我們是否也應該跟同齡人一樣去當兵，保家衛國？教授們開導學生說，戰爭總會過去，我們這個民族在戰後還要建設，要復興。只有國家強大，我們才不會挨打。所以我們不能中斷讀書，不能中斷人才的培養。這種觀點使學生信服，為救國而讀書成為西南聯大人的信念，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西南聯大涌現出一大批傑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學畢業後，黃培雲留在清華大學金屬研究所擔任助教。1941年通過第五屆清華庚款留美考試，赴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非鐵冶金。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揭開了1952年院系調整的序幕，會議決定對湖南大學、武漢大學、廣西大學、南昌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工業學院6所高校有關地質、采礦、冶金的學科進行調整合並，成立獨立的中南礦冶學院。該學院定位為以培養有色金屬工業需要的人才為主，並要求1952年招生。時任武漢大學礦冶系主任的黃培雲參與了籌建工作。
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後，校址最終選定在湖南長沙。「建校時最困難的是沒有人，我們就在長沙即將畢業的學生中找幾個能乾的。」黃培雲印象深刻的是武大學冶金的佘思明。他負責木工，完全是是從頭開始學，邊學邊干。他們是從學行話開始的。哪些木頭耐用，哪些木頭會長蟲，他們很快就掌握了這些知識。先對學校的桌椅板凳、實驗台需要多少木頭進行估算，然後再去買，他們總能買到最好的木頭。「那木頭真是好啊，我家裡現在還有幾把那樣的黑漆木頭椅子，結實極了。」黃培雲感嘆地說。趙新那在一旁補充道：「比什麼摩登傢具都好。」
佘思明他們又買了馬達和鋸片，自己裝了鋸木頭的機器，很快，木工廠建起來了。說是木工廠，實際上除了那台鋸以外，什麼都沒有。但學生們就是用它製作了一大批小板凳。
然而，建校不是把桌子板凳做好就行了。幾所學校的師生加起來有好幾百人，加上當時交通不便，從四面八方到長沙來這個過程就不簡單。
最開始的時候連學生宿舍、職工宿舍都沒有。從清華大學秘書長職位抽調來籌建學校的陳新民提出「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艱苦奮斗，團結建校」。
黃培雲記得，在修整校舍的過程中，實在買不到瓦，他們就自己做瓦。建房子需要大量的磚，他們就自己建窯、自己壓胚、自己燒磚。
還有水的問題，學校所在的左家壠一帶缺水嚴重，居民人口多，自然條件差，逼得學校只能自己解決用水問題。學校師生自己設計、自己裝管子……靠自己的力量辦了一個小型自來水廠。
交通運輸也是一個問題。建校時，左家壠一帶只有一條勉強可以通過單車的羊腸小道，其中還有一兩處連單車都很難通過。學校師生就用鋤頭一點一點把路鏟平、開通，使大批建校物資運往新校區成為可能。
要在1952年11月如期開學，教材問題迫在眉睫。6所學校所用教材的內容、范圍差別很大，急需在開學前把各個學科的內涵，范圍等規定好。
黃培雲回憶道：「我們把6個學校的教材擺在一塊兒，強中選優，最後確定以武大、湖大、北京工業學院的教材為主。當時沒有復印機和掃描儀，就用蠟紙和油印機。」但這套綜合幾所大學教材臨時編寫的教材沒用多久，就依據教育部的規定，統一用蘇聯教材了。
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師生團結一致，以必勝的信念迎來了中南礦冶學院的如期開學。1952年11月，在隆重的開學典禮上，陳新民被任命為中南礦冶學院首任院長，黃培雲和顧凌申任副院長。
嚴肅對待教學工作、嚴密組織教學過程、嚴格要求學生，黃培雲倡導的「三嚴」作風在建校以後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方面不斷改善教學的物質條件，一方面大力培養師資。學院成立時基建只有兩萬多平方米，實驗室、教室、宿舍等都非常缺乏。」大概用了3年時間，教學樓、實驗樓相繼建立，實驗室設備不斷補充，教學質量也有了提高。
從1954年開始，學院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改組了院務會議，調整教研組，修訂教學計劃及教學大綱，對教學法展開研究。
包括黃培雲在內的學院領導特別強調科學研究的重要性，認為科研是促進教師成長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教師學術水平、保證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由於積極利用行政管理優勢促進教師開展科學研究，中南礦冶學院的教師和學生參加國家科技攻關時捷報頻傳，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56年中南礦冶學院培養出第一批畢業生，較強的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使這些畢業生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 談及粉末治金學科，黃培雲感到無比親切：「這個學科，我參與了奠基、培養人，更直接見證了它的發展。」
粉末冶金是一門製取金屬、非金屬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學技術，它能滿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電子、電氣等高新技術領域各種特殊環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發達國家早在20世紀初就開始了該領域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空白。
冶金部把培養生產硬質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務下達給了剛剛成立兩年的中南礦冶學院，要求設立粉末冶金專業。
任務下達，誰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麼。中南礦冶學院當時的黨委書記、院長唐楠屏問誰知道粉末冶金是怎麼一回事，黃培雲說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學過一門30學時的粉末冶金選修課，有點概念，但當時並不太重視這門課程。
唐院長說：「好極了，你就負責粉末冶金人才培養這個任務。」從那以後，黃培雲在學術和專業方面由一般有色金屬冶金研究，轉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與粉末材料，「我開始一心一意進行粉末冶金教學與科研工作，我的後半生都用於這一事業了」。
「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什麼都沒有，真是從零開始。學生、講課教師、教材、實驗室都還沒有。我們首先在冶金系裡成立了粉末冶金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成員有冶金系主任何福煦、助教曹明德。」黃培雲說。
在第一班中有個學生叫呂海波，他畢業後由一名助教成長為教授、博士生導師，與黃培雲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學術會議。「我們合作的時間超過半個世紀了。」
60年代初黃培雲培養了第一批粉末冶金專業的研究生。「文革」中，研究生培養工作中斷。1978年，黃培雲又開始招收研究生。上世紀80年代，他培養了這個專業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養專業人才的過程中，他先後給學生上過硬質合金、粉末冶金原理等課程。
幾十年來，這個專業為我國粉末冶金行業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一些成為了我國粉末冶金領域的骨幹力量，發揮著學術帶頭人的作用。
培養人才之外，黃培雲領導的粉末冶金專業還接受完成國防部門下達的任務。即使在「文革」中新材料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也沒停過。
從新材料研究室到後來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年來，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數百項，為我國原子彈、導彈、衛星、雷達等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文革」之後，黃培雲和學生們合作擴大了研究領域。與呂海波合作開展了粉末壓制和粉末動壓成形的應變行為研究，與曾德麟合作開展了水靜壓制研究，還與楊守植等人合作開展了粉末振動熱壓研究。
黃培雲創立的粉末壓型理論和燒結理論，進入了當代國際材料科學和高技術發展的前沿領域，獲得了國際粉末冶金界的關注和高度評價。
黃培雲評價自己「不是一個活躍的人，比較內向」，這種個性使他在學生眼裡常常是不苟言笑的形象。但談完了正題，他又變得談笑風生，和藹可親。曾德麟教授是黃老上世紀60年代的研究生。他記得那時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們都會例行來到黃培雲的辦公室。指導、答疑之後，話題也就說開了，國內、國際科技信息、動態、前景、意義，時而分析，時而歸納，學生們可以插話、可以質疑、可以反駁。「遇到不易說清的問題，黃先生就側身在房門後掛著的小黑板上寫寫畫畫，總想讓人信服。偶爾，有人還是不服，他就滿臉微笑，和緩地說，大家回去再仔細思考研究，下次再談。」
黃培雲牢記著自己當學生時老師的教誨，他當教授後總是鼓勵學生多關心所學專業之外的東西，要把基礎打得又牢又寬。面對越來越多的博士只關心本專業的現象，他總忍不住呼籲，千萬別把博士給培養成「窄士」。
黃培雲無疑是幸運的，在戰時的中國，他在擁有中國最著名師資的學府讀書，在精神與學術上受到多重熏陶。知識淵博、興趣廣泛的名教授講普通基本課程的風氣使黃培雲受益並深深影響了他後來的教學科研之路。
黃培雲的學生、教師節被評為全國教書育人楷模的中南大學教授金展鵬上個世紀70年代曾與黃培雲共事。黃培雲十分支持金展鵬開展的相圖計算工作，但金出國兩年之後回來，因遇到一些困難，當時情緒不高，「黃院長每次見到我都提相圖計算的事，要我抓緊。有一次，他對我說，你要抓緊時間。他引用了一首唐詩：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他的意思是說學科發展也是這樣，真正的春天並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當柳樹還是嫩芽的時候，真正勇於探索、有眼光的人會發現春天已經來臨了，而等到繁花似錦的時候，到處都是看花人，要趕都趕不上了，對科研目而言，就是把創新的時機放過去了。」
當時的科研條件差，黃培雲就拿鄭板橋那首《竹石》詩勉勵年輕人，進行科學研究要有艱苦奮斗的精神，要學黃山的松樹，要學石頭縫中生長的竹子……
「黃院長指導研究生相當具體，有些程序都是他自己寫的。要求學生看的參考文獻，他自己也看過。」金展鵬說。
事實上，即使在年事已高的今天，黃培雲身上仍保持著這種求真務實、向善向美的品性。《黃培雲院士口述傳記》的作者鄭艷每次去黃老家裡訪談，「都見到他堅持學習，見到他拒絕空泛議論，見到他談起古典音樂時輕彈節奏的手指……正是這些，形成了一種精神的穿透力，穿透各種困擾，保護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從事真正的科學、真正的學術」。 「我們這批留美的研究生出國以前，清華當時理學院的院長吳有訓先生跟我們反復講，這批考生是各個學校里成績最優秀的學生，所選的學科是經過反復研究的，都是國家很需要的專業，希望你們能夠趕快回來發揮作用。因此我從沒有想過不回來，我們那一批學生後來都回來了。1973年趙新那的父母回國探親，在北京，吳有訓先生對老朋友趙元任夫婦說：『你們的二女兒、二女婿回國來，是對的。』」
黃培雲從不懷疑自己作出的歸國決定的正確性，在他的意識里，這幾乎無需討論。回國前夕，他的導師Hayward教授問他：「你考慮過留在美國繼續工作嗎？」他回答：「回不去沒辦法，回得去我下決心回去。」
1946年12月2日，黃培雲、趙新那夫婦登上了從洛杉磯開往上海的輪船。
深受蔡元培先生影響的武大校長周鯁生認定辦好一所大學首先要有優秀的師資，所以他求賢若渴，廣攬人才，不管是英美派，還是德日派，對於有真才實學的人，他都聘用。他在美國講學期間就十分注意在留學生中選拔人才，黃培雲就是在美國接到武漢大學聘書的。
黃培雲夫婦1947年3月到了武大，當時學校很困難，經費極少。但珞珈山的風景使他們感受到了家園的美好。
黃培雲說：「學校為了減少一點職工的困難，有一部分工資用實物替代。什麼實物呢？現在聽起來都令人驚異：鹽、幾塊錢的鎳幣……為了不貶值，大家拿了工資就拚命買東西。有一次，因為新那懷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進城去買東西，好東西別人都買走了，我只好買了個木櫃子回來。新那說，行，咱們這個月就吃木頭吧。」
「工資的數目越來越大，先是幾百塊，後來又是幾千塊，幾萬塊，上百萬塊錢，最多的時候是幾億幾億的工資。後來連金元券也貶值了。買東西經常得騎著自行車，後面是一大捆鈔票，加在一起是幾個億去買點東西。」講起那時候日子的拮據，黃培雲像在說別人的故事那般輕松。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步建起了礦冶系的實驗室。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常有別的學校的人來參觀，慢慢的，武漢大學礦冶系在國內有了點名氣。
「培雲今年87歲了，用英文說：『pushing 90！』咱們在一起也將近60年了。」2004年，趙新那在給黃培雲的生日贈言中寫下了這段話。
談起他們的相識、相知、相愛，快言快語的趙新那說：「我還記得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別把碗砸啦』。」
趙新那是中國語言學家趙元任的二女兒。趙元任僑居美國後，他的家幾乎成了留美學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許多早期赴美留學的學者，都曾是趙府的座上客。
在趙家開清華同學會，通常很熱鬧。幾十個人在那兒吃飯，飯後這個表演唱歌那個表演跳舞，常常是吃完飯後盤子和碗一大堆等人清理，黃培雲就自告奮勇到廚房去洗碗。「新那到廚房來幫忙，我說用不著了，已經差不多了。我們就這樣認識的。」
那時候時興男同學請女同學到餐廳吃飯、跳舞，「但我們的情緒不一樣，我們國家正在受侵略，對於他們時興的這些我們不感興趣。培雲不會跳舞，我也不會」。同樣的心情，同樣的志趣，使趙新那與黃培雲走到了一起。而趙元任也早就把黃培雲看成家裡人了，「培雲博士論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親打的」。
1945年7月21日趙元任在日記中寫道：發出新那的結婚通知約300份。跟新那、培雲、陳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廳，City Clark Buck 主持婚禮……
黃培雲說：「這是趙家第一次嫁女兒，岳父親手辦理婚事，用中文書寫結婚通知書，送到雕版印刷公司製版印刷。通知書上註明『為省物資以促勝利千祈勿贈禮物為幸』。」
想當年，趙元任與楊步偉女士結婚時婉拒一切禮物，只在家中請好友和證婚人吃了頓飯，被報紙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為題進行了報道。他們簡單而浪漫的婚禮在知識界一時傳為美談，引得不少好友效仿。「後來新那和我結婚，我們的兩個兒子結婚，也都沒有請客。」黃培雲說。
黃培雲和趙新那在結婚50周年的時候去美國探親，還專門去了他們當年登記結婚的地方。黃培雲感慨地說：「這么多年，我們的感情概括起來就是，志同道合、相依為命、相扶到老。」而趙新那回憶起黃培雲70歲生日的情景，只記住了他說的「我從來沒有後悔回來過」這句話，「我當時一聽，就覺得我們真是志同道合」。

㈢ 張築生的生平事跡

張築生是了不起的教授，他的精神值得大力弘揚。
2003年2月17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以《張築生，了不起的教授》為題報道了張築生同志的先進事跡。報道迅速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張築生被譽為「校園里的焦裕祿」、「知識界的一面鏡子」。3月初，北京大學黨委和校行政決定在全校教職工特別是教師中開展學習張築生同志先進事跡的活動，學習他那種情傾學生、忘記自我、誨人不倦的教書育人精神，學習他那種淡泊名利、不求索取、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學習他那種信念堅定、堅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奮斗精神，學習他那種耐得住寂寞、踏踏實實的治學精神,為實現學校的發展目標而努力奮斗。
張築生教授一生清貧，默默付出，一輩子沒有被評為博士生導師，但是他的教學和編寫的教材在北大師生中豎起來一座豐碑。 張築生1940年出生於貴陽市，本科畢業於四川大學數學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研究生。1983年成為北京大學的第一位博士。北大百年校慶時，他的編號為001的博士證書被當作珍貴文物展出。
據當年的研究生同學、現任北大數學學院教授趙春來回憶，張築生本應是新中國的第一位博士：「1982年他就在碩士畢業論文里，把著名數學家Smale 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個給幹掉了。答辯委員會一致同意授予張築生博士學位，只是由於校長張龍翔過於謹慎，『新中國第一位博士』的榮譽才被其他學校的人獲得。第二年，張龍翔急了，專門請了一百多位專家給張築生一個人搞博士論文答辯，場面極其壯觀。」
采訪張築生生前的同事、學生，大家都用「才華橫溢」來形容這位面容清瘦、衣著簡朴、左手殘疾的教授。文蘭院士是張築生的同門師弟，他提醒記者不要刻意提張築生有什麼殘疾，其實他的學問、口才、活力，讓人根本想像不到他身體上的缺陷。因為罹患鼻咽癌，他整整化療12年。文蘭說：「在78級53名研究生中，張築生是學問家。他是我們微分動力系統討論班上的主講，一講就是三個小時，都是學科前沿的東西，黑板寫滿了擦，擦了又寫滿，總是一肩膀粉筆末子。他有很好的文學造詣，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闡述深奧的數學內涵。後來他寫出了《微分動力系統原理》，成為該學科國內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還用這本教材給研究生上課。我們的導師廖山濤院士對該書的評價是：『有了這本書，一大批年輕人就可以順利地進入學科前沿。』廖先生從不表揚誰，唯獨對他例外，說『張築生的知識面廣博得驚人』。」 留美歸來，他接受了編寫教材的硬任務。明知這不算成果，他照樣嘔心瀝血
張築生並非著作等身的大學者。目前北大數學學院共有62名教授，其中有5名院士、45名博導，張築生至死都沒評上博導。他一生只寫了三本書：《微分動力系統原理》、《數學分析新講》（共三冊）、《微分拓撲講義》。
采訪中，幾乎每個人都向記者提到張築生編寫的教材《數學分析新講》。「數學分析」是數學系的基礎課，相當於其他系的「高等數學」。1986年初，張築生剛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歸來，領導就給他一個教材改革的硬任務：編寫《數學分析新講》。有朋友勸他：「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編寫教材則不算科研成果。」張築生沒有猶豫，放下手頭的學術課題，馬上進入角色。此後的五年間，張築生白天教學，晚上根據教學講義整理書稿。圓珠筆芯寫幹了一大把，《數學分析新講》一、二、三冊相繼面世。
陳天權曾是北大數學系「十大才子」之首，現任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十多年來他一直把張築生的《數學分析新講》作為首選教材。記者請65歲的陳天權評價一下這套教材，陳先生顯得非常謹慎：「數學分析的書多如牛毛，我沒有全部見到，不敢妄加評論；不過與我所見到的書比較，張築生的這套《數學分析新講》，是有特色的。我跟張築生不是很熟悉，但知道他為了編這套教材花了大量心血。數學分析是數學系最基礎的課，講好了不容易，但講得再好也不算學術成果。張築生能這么投入地搞一本基礎教材，是非常難得的。」
張築生本人對這套教材也是鍾愛有加，他在書的後記里寫道：「從編寫教學改革實驗講義到整理成書，前後花費了五年時間。明知是『吃力不討好』，卻硬著頭皮做了……《紅樓夢》里有兩句詩：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夫人劉玲玲回憶，就在這套《數學分析新講》面世不久，張築生被查出了鼻咽癌，從此開始了12年漫長的放療過程，直到去世。
張築生去世時，正有一個「北大教授抄襲案」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一些外系的學生聽說《數學分析新講》的作者去世了，就在北大校園網上作文悼念：「幸虧北大還有張築生這樣的教授……」
他帶領數學奧賽國家隊連拿五屆總分第一，連命都搭進去了，但無法記入教學工作量
1995年，張築生受命擔任中國數學奧林匹克國家隊主教練，一干就是五年。
這又是一份無法「出學術成果」的苦差，甚至無法記入「教學工作量」。趙春來教授告訴記者，院里每年核算教學工作量，張築生都要差一點；雖然每次都由領導「特別照顧」，順利過關，但對張築生來說還是有點委屈。「為了搞這個奧賽，他連命都搭進去了。我做過一次教練，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外人根本不了解這份差事的艱苦程度。」
好在那些參加過奧賽的學生是了解的。記者找到當年的數學奧賽世界冠軍、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士的姚健鋼，提起張築生，他唏噓不已：「數學奧賽搞了幾十年，出題是最難的。因為參賽選手都是中學生，所以每道題都要把高等數學初等化，這種倒推的過程非常艱苦，要搞出一個既有新意，又有難度，還能分出學生優劣的題目，至少需要一周時間。而張老師每年都能拿出幾十道新題，非常令人佩服。要知道，從1990年查出鼻咽癌起，他又患了嚴重的結腸炎，癌變也轉移到了肝部。2001年夏天，在天津南開大學，他一個人為200名預賽選手辦培訓班，從出題、判題、講課到討論，他唱了七天『獨角戲』。你知道這七天是怎麼過來的嗎？他口腔潰瘍、唾腺損壞、嚴重的結腸炎、全身骨頭疼，還有晚期肝癌引起的腰以下嚴重浮腫，每天只能吃一點牛奶、葡萄糖、豆腐等流食。」
帶著半身癌細胞，領著一幫數學尖子，五年間張築生從加拿大轉戰到阿根廷，在70多個參賽國中，中國隊連拿五屆總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參賽選手都獲得了金牌。這一成績，在世界范圍內尚無先例。
連續拿了五個世界第一的同時，張築生在北京協和醫院也拿了一個「第一」：他是該院有史以來接受最大量放療的癌症患者。有一次在課堂上，張築生對著下面幾十張青春的臉說：也許你們所有人經歷的痛苦之和，也沒有我一個人經歷的痛苦多。當時學生們還有些不服氣。現在張教授去世了，同學們服氣了，深悔沒能分擔老師的痛苦。
病情加重，為講課只好禁食禁水。他拒絕全休，要用工作忘掉痛苦，直至最後一息
學校教學、奧賽培訓之外，張築生還為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開辦的「數學教師研討班」授課，一講就是8年。頭幾年他分文不取，後來才拿點授課費，但無論有無報酬，他都風雨無阻，單手騎著車穿行在車流人海之中。
在外人看來有些奇怪的是，張築生在教師進修學校開了8年課，一些年輕教師就跟著他上了8年學。如人大附中的彭建平、20中學的劉運河、101中學的白雪等。進修學校副校長趙大悌說：「大家在教學中遇到的問題，通過這個研討班都能得到解決，而張先生則是研討班的出題人和解決方法的歸納者。」白雪說：「國際數學大賽的題，一般答案都有兩三頁之長，而張老師只用四、五行算式就解決了，簡直神了。更主要的是他教會了我用中學生能夠接受的方法解決問題。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們都很佩服他。」
2001年下半年，張築生的病情更重了，嚴重的結腸炎鬧得他一天要上幾十次廁所。為了上好一堂課，他要提前一天節食，上課當天則禁食禁水。院領導勸他全休養病，他不同意。劉玲玲代他向領導解釋：「他要以這樣的方式來度過生命的最後日子。與其讓他在痛苦中煎熬，不如讓他在工作中忘掉痛苦，在思考中享受快樂。」
就這么痛並快樂著，張築生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2002年1月11日下午2點30分，已經失去方向感的張築生被幾位研究生抬進北大第一教學樓 208室，這是他的微分拓樸學考場，他要親自為38名學生監考。很快學生的成績和評語都出來了。緊接著張築生就住進了醫院。 2月6日，張築生與世長辭。
張築生和劉玲玲沒有孩子，他們把一茬接一茬的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奧賽金牌得主、北大研究生安金鵬回憶說：「2002年2月1日，張老師病危，我去醫院探望。張老師蘇醒過來了，拉住我的手，堅持讓我坐在他跟前，不準我起來。我就坐在那裡，看著瘦得脫了相的張老師，心緒煩亂。過了好一會兒，張老師又慢慢睜開眼睛，看到我還坐在那裡，慢慢地露出了安靜的微笑。我被震撼了，從這個笑容裡面，我看到了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
張築生去世後，北大校園網的BBS上貼滿了悼念文章：
「張老師也許是我一生中再難遇到的頂尖級的老師……當他講到幾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沒有學過真正的幾何；當他講到代數，我就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學過真正的代數。張老師的數學思想深刻但極其清晰，使我這樣智力平常的人都能懂。」
「我曾經數次拜訪了張老師以前在蔚秀園的家，真的是非常清貧，看過後我一度放棄了要從事科學研究的打算。2000年的夏天，最後一次拜訪，張老師高興地拿出藍旗營的結構圖，說：用我和劉老師的積蓄，也可以住進去了。我難過得哭了。」
「張老師，是您讓我明白了，思考的樂趣比物質的享受更加高貴。張老師，您走好。」
張築生沒能留下什麼豪言壯語。他一生鍾愛教育事業，心裡只有工作、學生。他似乎不
懂得爭成果，爭頭銜。然而，熟悉他的人們授予了他最高、最響亮的頭銜——真正的教授。

㈣ 華南師范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1.郭台輝老師

答主來自華師政行學院，在這里介紹一位我們學院非常重量級的教授。

郭台輝老師，現為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政治學教授，政治學理論一級學科碩士生導師，世界史一級學科博士生導師。

這是迎新晚會的現場。

女神劉湘師姐真的太棒了！

㈤ 大連理工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大四老學長來說一下對自己影響頗深的幾位大工校友

1. 孫效里教授

去年差不多這時候孫老師帶給了我一份激勵與感動。電子技術最後一節課上來聽課的專家竟然是孫效里教授。這個在大一高數課上經常被高數老師謝琳提及，將其稱為他最佩服的人；她曾作為主講者參加長春書院砥礪人生講座，講述她的人生故事，可惜那次我好像有事沒有去下課時孫教授箭步沖上講台，和我們說她已經和一千二百多名學生談過心，我們無論有哪方面問題都可以去找她。她已經退休了現在作為學校的返聘老師，主要負責學校教學督查任務還自願承擔負責學生的思想方面工作。不得不感嘆，這樣一位無私奉獻的老師，真的將生命寫進立德樹人。

教授贈言：現在正是你們正當奮斗的年代，年輕時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時不拖累你生的人。最後啊，看著自己拍的這張照片又有感而發，年輕有為的章老師有愛地看著功成名就的孫老師，互相欣賞著，共同立德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