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北京大學英文教授

Ⅰ 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是什麼級別

高級級別。根據查詢北京大學官網得知，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是北京大學的一種榮譽性教職，是北京大學面向全球招聘的優秀學者。博雅特聘教授的級別和待遇與北京大學別的教授相同，但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是在其研究領域內具有卓越成就和國際影響力的學者。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的選拔標准非常高，需要經過多輪嚴格的評審和篩選，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的研究成果需要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影響力，並且需要在教學和培養學生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現。

Ⅱ 北京大學教授屬於什麼級別

北京大學的教授身份屬於教師范疇，並不直接對應行政級別。教授是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教師的最高學術職稱，代表了學術領域的高水平和權威。然而，如果教授同時擔任學校的領導職務，那麼他們可能會擁有相應的行政級別。北京大學作為一所享有盛譽的高等學府，其管理層通常具有較高的行政級別，如北大校長就被認為是副部級。因此，如果要按照行政級別來對應北京大學教授的薪酬和地位，那麼他們的待遇可能相當於廳級或副廳級。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教授在學術上具有極高的地位，但他們在大學內部的職稱劃分並不等同於行政級別。教授的職稱反映了他們在學術領域的貢獻和成就，而不是管理職能。因此，即使教授擔任了重要的行政職務，他們的主要身份仍然是學術工作者。

北京大學作為一個副部級的學校，其管理層的行政級別自然會較高，但這並不代表所有教授都具備相同的行政級別。教授的級別主要取決於他們在學術研究和教學方面的貢獻，而不是行政職位。

此外，北京大學教授的薪酬待遇和福利也體現了他們在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雖然他們的具體行政級別可能沒有明確的官方定義，但從工資待遇來看，北京大學教授的待遇相當於廳級或副廳級。

綜上所述，北京大學教授的身份主要體現在學術層面，而不是行政級別。盡管他們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承擔行政職責，但這並不改變他們在學術領域的最高地位。

Ⅲ 張歆海的人物生平

張歆海回國後，任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1923年任清華大學西洋文學教授。1925年任北京政府關稅特別會議顧問。1926年任國立東南大學外文系主任。1927年任上海光華大學副校長兼文學院院長，代理校長。1928年6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參事，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著有《美國與中國》、《四海之內》。
張歆海與中美關系--對一個中國知識份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
一
與發現「西洋立國兩千年」的郭嵩燾及主張「中國不能閉門而不納、束手而不問」的曾紀澤相比，張歆海則處於一個完全不同於他們的時代，他是在「五四」的啟蒙和救亡思想中成長起來的。
1900年，張歆海出生於上海，1916年考入北京清華學堂，兩年後以優異成績畢業，並赴美留學，1923年獲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回國後，他先後執教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後改名為中央大學）和光華大學，曾任東南大學英國文學系系主任、光華大學副校長兼文學院院長，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等職。
1928年夏，張歆海開始從事外交工作。1928年6月－1933年9月他任中國外交部歐洲和美洲司參事。1933年5月，張歆海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中國駐葡萄牙公使，同年12月赴任就職。1934年6月又改任駐波蘭公使，同時兼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公使。1936年年底去職。1941年攜全家到美國定居，先後在美國長島大學和費爾利迪金遜大學任教。
40年代初期，張歆海在美國曾協助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為中國抗戰做過不少工作。
二
50、60年代是中美關系的「黑暗時期」。
在美國國內，反共反華的氣氛十分濃厚。正如保爾·伊文斯指出的那樣，「50年代對於在中國訓練出來的美國遠東專家或在美國訓練出來的中國自由知識份子都 不是什麼好年份。」像費正清這樣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幾乎沉默了十年，以研究歷史來迴避現實，「在艾森豪執政的年代裡，費正清對中國當時的發展和美國的遠東政策幾乎沒有什麼貢獻，1952－1960年，他關於中國政策所寫的東西總共不到75頁。」
張歆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積極參與了推進中美關系發展、扞衛中國主權的活動的。他通過著書，向美國和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促進中美之間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從而推進中美關系的和解。1956年，他出版了以賽金花為主人公的小說《傳奇性的姨太太》，他在書的最後寫道，他希望美國人「在欣賞小說的同時，能夠對中國及中國目前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有更好的理解」。兩年後，他出版了《四海之內》一書，在書中他批評了美國的政策，指出美國人「並沒有想到它（指中國革命）是一個主要的社會、政治事件，它規模宏大而且十分重要，在它的背後有充分的理由來讓他們理解。」
50、60年代，張歆海與居住在美國的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過從甚密。張歆海對李宗仁的一些思想和活動起過一定的影響。他們密切合作，為改善中美關系積極發揮作用。
1960年肯尼迪當選為美國總統。當時李宗仁認為「麥卡錫已經死了，國會援蔣集團頭目諾蘭也不在了；在60年代進入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大多數是溫和得多的維新派，如果甘乃迪要重新檢查對華政策，是時候了。」張歆海也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建議「李宗仁應當乘甘乃迪下車伊始，給他寫一封信，一方面賀他就任總統，一方面促他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以期奠定東亞和平。李宗仁真的這樣辦了」，信是由張歆海起草的，「但得到的復信卻不著邊際，說是事關對外關系，容後縝密考慮。」
1961年1月，李宗仁向美國政府領導人遞交了一份由張歆海執筆的《解決中國問題備忘錄》。他們在備忘錄中闡述了兩個中國政策缺乏基本的成功要素，只會遭到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堅決反對。維持現政策只會加深中美敵對。備忘錄還提出中美雙方應該保持理智，建議美國首先採取和緩關系的行動。
後來，周恩來總理得知了李宗仁給甘乃迪寫信一事，曾讓程思遠轉告李宗仁，由於甘乃迪政府困難重重，不能期待其對華政策有任何轉變。
中美建交的道路是艱難而又漫長的，張歆海與李宗仁並不因此放棄努力。1964年3月12日，他們在紐約的《先驅論壇報》上聯合署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在信中「以中法已經建交為例，主張美國應效法戴高樂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封長達千言的公開信，就像閃爍在晨曦前的啟明星，盡管亮度有限，卻在旅美華僑中引起強烈反應。」
60年代初期，中印邊界發生沖突，李宗仁立即發表聲明，堅定地站在祖國一邊，維護國家的利益，同時也表達了對新中國的嚮往。張歆海對李宗仁的行動給予了積極的支持。1963年7月14日，義大利米蘭《歐洲周報》發表了女記者奧古斯特·瑪賽麗采寫的《李宗仁先生訪問記》。這次會見是由張歆海擔任翻譯的。李宗仁明確指出：「西藏一向是受中國保護的，它是中國邊界以內的一個地區。」
60年代前半期，張歆海一直在撰寫中美關系專著《美國與中國》，當時「雖然麥卡錫時期的恐怖已經過去，雖然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開始，但彼此的敵對與戒備心理仍十分嚴重。」張歆海的好友，《西行漫記》的作者愛德格·斯諾對此十分關心，他說，「寫這個題目現在正是艱難時刻，但多年來不一直都是這樣嗎？」他多次在信中鼓勵張歆海堅定地寫下去。
1965年，張歆海的《美國與中國》終於出版了。在該書再版時，斯諾為它作了序言，序言中寫道：張歆海「以誠實和堅決的態度來糾正關於對中國人特點、文明特徵和當前分歧的背景事實的所有錯誤資訊，來打動一些自滿的美國人，他認為我們在上述方面的無知是造成誤解的基本原因。」
1971年，當釣魚島問題出現時，年逾古稀的張歆海又積極地參加了保釣運動。
1971年5、6月間，張歆海與保釣運動組織的領導人一起，多方努力，聲明立場，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他先後給美國參議員富布賴特、愛德華·甘乃迪、雅各·K·賈維茨和喬治·麥戈文寫了信。他在信中指出：「關於台灣，新的問題不幸出現了。……自古以來它們（釣魚島）是台灣的一部分，但是它們現在要被分開，與琉球一起歸還給日本……這樣做是會犯嚴重錯誤的。……中國人感到，美國將要解決的問題是一個極易引起爭論的問題，在解決時不能不認真考慮中美之間後代的友好關系。」
最終，美國政府不顧輿論的反對，還是批准了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歸還沖繩條約，使釣魚島成為中日之間至今懸而未決的領土問題。
1972年夏天，張氏夫婦在考察東南亞的歸途中到了香港。周恩來總理授意有關人員轉告准備在北京接見他們。張歆海得知消息後十分興奮。但是，在香港他就病倒了，到廣州治療三個星期後又轉到上海。1972年12月6日，張歆海帶著未能北上的遺憾，在他的出生地上海病逝。
漂泊海外30年的張歆海與親密朋友李宗仁、斯諾及愛國華僑一起，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改善中美關系以及扞衛中國主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被海外友人譽為「人民外交家」是受之無愧的。他的努力是執著的，也是艱難的。在他積極參與的背後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
三
張歆海對中國與西方社會有著長期、深入的觀察、了解與體會。他對於國際關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從文化和歷史的層面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的思想十分豐富，主要集中在《四海之內》、《美國與中國》這兩部著作中。它們大致可分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介紹、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及對中美關系的分析等幾個方面。這幾個方面既相對獨立又有內在聯系，它們最後在認識人類文明發展這一宏觀歷史背景下得到了統一。